來源：【中國時報】2012年2月15日
作者：王道維 / 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這幾天的體育版新聞無不圍繞著華人之光林書豪，他在世界籃球殿堂ＮＢＡ的傑出表現。身為台灣人，能夠看到子弟在海外有這樣的成就當然會讓我們覺得與有榮焉。但是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這背後的意義並不是那樣簡單的。
在進入紐約尼克隊之前，林書豪曾被所有的ＮＢＡ球隊都拒絕簽約，連坐板凳球員都在去年連續被兩支球隊踢走。更別提當初因為沒有一個ＮＣＡＡ的學校願意提供他獎學金就讀，以至於他不得不選擇進入那個並非以運動著名的長春藤名校，哈佛大學。在得到當前的榮耀之前，他所曾經過的這些彎曲挫折，卻正是我們一般台灣學生或父母所避之惟恐不及的。這樣的林書豪，似乎才是我們在「與有榮焉」時所應深思的一面。
試想一下，如果我們是林書豪的父母，當時難道不會覺得讓這樣會念書的孩子去打球太可惜了嗎？那不是只有「不會讀書的孩子」才作的事嗎？不能進入籃球傳統名校不就表示一種挫敗嗎？後來能在哈佛大學經濟系畢業，不就表示他應該走進華爾街才對嗎？若早知道要去ＮＢＡ打球，那些高額的學費豈不就白白浪費了？又為何非要去挑戰那幾乎沒有亞洲人可以生存的地方，經歷這麼多失敗、冷落、與屈辱？如果走一般人的路，作爸媽可能還可以用關係拉你一把呢！
這些話聽起來都很熟悉？只是並非發生在林書豪身上，而是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孩子身上，反應出許多台灣中產階級父母對子女生涯規劃的一種「強迫性焦慮」。嘴巴上說是為了子女好，但更多時候是因為我們「自己害怕」未來的「不確定」：所以我們很少在乎孩子的興趣，只想培養他們才藝；我們不鼓勵他們尋求人生的夢想，只想讓他們走在一條我們放心的道路：與別人一樣拼明星學校、選熱門科系與作別人羨慕的職業。這樣的想法雖是出自於父母親的「善意」，但卻根深蒂固於我們社會，成為台灣教育改革始終無法成功的根本原因。事實上，這也是正是林書豪的家庭教育（而非學校教育）與我們最大的不同之處。
在去年十月份，林書豪與其母親吳信信接受台灣好消息電視台的專訪，讓我們有機會更了解是甚麼樣的家庭教育幫助了林書豪經歷這一段尋求夢想、忍受挫折、然後逐夢踏實的過程。因為信仰的關係，林書豪的父母在孩子打籃球的這件事上學會放手，讓他追尋上帝在自己身上的特殊計畫。他們明智地注重品格培養而非最後的成果，使得林書豪不會在輸贏的壓力下患得患失，反而更能謙遜感恩地享受籃球的樂趣，發揮出更大的潛能。
雖然我們大多數人並未有這樣的信仰思維，但我們還是可以從林書豪與其家庭的例子，學習到如何幫助孩子及早尋得自己生命的價值，引導合適的道路，接納他們的跌倒與失敗，並繼續鼓勵他們完成自己的夢想。這可能會是一條與他人不一樣的路，無法馬上有清楚的結果可以期待，但我們卻可以與孩子一起經歷生命中真實的歡笑與淚水。
來源：【台灣醒報特約撰述邱慕天美國特稿】 – 2012年2月12日
「哈佛小子」林書豪四戰成名，即將挑戰五連勝。正當全美媒體為之沸騰、紛喊「林書豪瘋」（Linsanity）之際，殊不知林書豪首立戰功的2月4日前，尼克隊一直都有將林書豪和七呎新人中鋒喬丹一併解雇，以節省團隊開銷的計畫。想不到這七天四戰，讓尼克隊與林書豪由黑翻紅、讓全紐約high翻。「黃色閃電」林書豪奮力打出了自己的困境，已經成為許多人跌破眼鏡、悔不當初的最佳寫照。
林書豪在哈佛升上大四時，對康州大學一戰勇奪30分的表現聲勢就已經水漲船高，然而在NBA選秀兩輪都落選後再度重挫。當小牛隊給了夏季聯盟／發展聯盟的試訓機會時，林書豪立刻奔赴。後來因為在小牛訓練表現良好，他才以非保障約加盟家鄉舊金山灣區的金州勇士隊。對於小牛教頭的賞識，林書豪至今仍感激地念念不忘。
原以為是「衣錦榮歸」地返鄉爭戰，沒想到簽了只是遞茶水溫板凳。在柯瑞 （Stephen Curry）和艾利斯（ Monte Ellis） 一對鐵人雙能衛掌控下的金州後場，根本沒有這個帕拉阿圖（Palo Alto）黃種人新秀的立足之地。每場都持票進場的父母親友們也根本盼不到他的上場表演。林書豪被球團下放在野好幾次、至終被揮棄。沒有鎂光燈、沒有喝采，林書豪就這樣帶著父母的安慰，黯淡走完第一個 NBA球季。
去年底火箭撿走林書豪，他在臉書上感恩地說：謝謝火箭讓他能當德州人（有趣的是林書豪的英語不知為何有德州南方人口音，被人打趣說根本一個不像出身北加州、又待過東北長春藤的人）。然而到了休士頓連上場試用的機會都沒有，不到一個星期火箭又將他當皮球般踢掉。幾天後，紐約尼克簽走他，他笑稱：「終於有機會再把冬天的雪衣拿出來了。」積極思考的林書豪，在臉書粉絲團上，不是跟大家聊趣事就是分享聖經的經文。
但情況並沒有這麼順利與浪漫。那時豪門紐約尼克隊頂著豪奢陣容卻打得七零八落，整個後場節奏雜亂無章。「小霸王」史陶德邁爾（Amare Stoudemire）嚴重撞牆、王牌前鋒「甜瓜」安東尼（Carmelo Anthony）進攻自幹效率不彰、防守恍神，糟糕表現甚至被業餘球評（一位美國高中教練）剪成Youtube影片當負面教材。然而主教練戴東尼（Mike D'Antoni） 還是不用林書豪，把他死摁在球隊第四號替補控球位置。還一度又把他踢出正職名單，予以下放。
在被下放發展聯盟（NBDL）的第一場比賽，林書豪便奮力以 29分11籃板12助攻的大三元佳績率隊贏球。同時間，戴東尼看好的主控球薛姆波特（Iman Shumpert ）和道格拉斯（Toney Douglas）根本只是胡來、畢比（Mike Bibby）老化嚴重，武功盡廢，明星王牌戴維斯（Baron Davis）還在傷兵名單中，不堪使用。
尼克隊從季初就已不盡理想的五成勝率一路淪落到最近的十戰九敗。大蘋果運動迷的精神寄託早就全倒向一路挺進 NFL超級盃的紐約巨人隊，不但尼克的主場比賽總是被紐約客噓爆，球迷都在討論主教練戴東尼何時會下台滾蛋。這一個月來Google 英文輸入D'Antoni，第一個跳出的連結單字就是：fired（炒魷魚）。
同時，美國時間2月7日下午6點是NBA本賽季交易截止日，外傳尼克隊事前已經計畫把林書豪和七呎新人中鋒喬丹兩位一起釋出，以節省團隊開銷。知名運動記者史坦（Marc Stein）在推特上爆料：「林書豪和喬丹都不在尼克高層的建隊計畫中。」
如今更有多項消息來源指出，2月4日對籃網的那場比賽已經幾乎確定就是高層預定給林書豪、以及戴東尼執教尼克隊的「散夥飯」。主要是NBA有項規定，若是非保障合約球員，如果交易截止日沒被球隊釋出，就會自動轉換成保障合約，當時林書豪的狀況非常危險，因為只要球隊一旦不要他，就不需支付剩餘薪資。
現在大家都知道那場比賽誰從板凳殺了出來建功，連番戲耍籃網全明星控衛威廉斯（ Deron Williams），還在最後關頭連續取分，止住尼克連敗勢頭，也是因為林書豪的神來一筆，球團發現戴東尼部署的棋局還有活路，暫時擱置了撤裁體系的人事指令。
現在林書豪紅了，他先前那段「溫板凳」時光的趣事，一定都會被媒體一件一件挖出來談：
一是他在1月4日的臉書日記上寫道：加入了紐約尼克已經這麼多天了，每次要進去麥迪遜花園廣場球館練球備戰，都被警衛擋下來確認身份，問他身份是防護員，還是其他周邊工作人員？意思就是警衛根本就不認得他。
這番話被林書豪的亞裔臉書朋友看到，頓覺無比辛酸，試想，假如是看板球星「甜瓜」安東尼要進入球館，警衛會攔下他的理由，只會是想要合影或幫女兒討一份簽名。其實，像林書豪這種美國少數族裔又是龍套球員的遭遇，要是發生在一些心理素質差的人身上，說不定早就炒作、製造輿論話題了。但林書豪幽默以對，沒有利用自己的種族劣勢來搏取同情。
第二件事，2月4日籃網隊一戰贏球後，他當晚用手機更新了臉書，稱感謝菲爾茲（ Landry Fields）前晚讓他睡公寓裡的沙發。後來在訪談中他還打趣跟大家稱這是「魔力沙發」。
然而，令人辛酸的事實真相是，紐約尼克和林書豪簽的是俗稱「試用期合約」的非保障約。從整個一月份的球隊事態看，林書豪心知肚明隨時可能得捲鋪蓋另覓東家，他不敢也不打算隨便租房子。林書豪的哥哥林書雅（Josh Lin）正巧在紐約大學醫學院念牙醫系，去年底來到紐約後就是投靠哥哥。
對戰籃網前，林書雅剛好在準備考試。體貼而不願製造家人麻煩的林書豪只好拜託其他熟人讓他留宿。這就是媒體追捧的「魔力沙發」由來。
「魔力沙發」的主人菲爾茲和林書豪在隊內是最好的朋友，不單是因為兩人同為新秀及後衛球員，還因為菲爾茲的史丹佛大學的名校出身。史丹佛大學就在林書豪母校帕拉阿圖高中的對街，是高中生林書豪天天經過、朝思暮想進入的名校。
現在台灣媒體給林書豪「哈佛小子」的外號，完全是因緣際會。林書豪在這一年的訪談中多次回憶，高中時他在當地已經是非常出名的球員，帶領帕拉阿圖高中掃蕩附近各區所有的對手。18歲高四的他，已經頂著「北加州乙組（Division II ）的最佳球員」和「全加州最佳五人陣容」的光環申請大學。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要跨過這條El Camino Real大街進入史丹佛，竟是如此艱難。自負人才濟濟的史丹佛沒有眼光賞識這顆「家門口的珍珠」，只讓他入學，但不給運動獎學金，也不保證日後有任何上場機會和栽培計畫。
此時，遠在東岸的哈佛大學向這名台裔後衛大力地招手。他們以最大的誠意向林書豪提出了制度許可下的最佳方案，保證用絕對主力的方式栽培他。在爸爸的鼓勵下，19歲性格儒雅又奔放的林書豪，便以哈佛經濟系新生的新面孔在波士頓劍橋市（Cambridge）的書香校園中現身，披上了長春藤的戰袍。四年的哈佛時光，為林書豪的球齡、智性、生命品格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預備了他進入NBA職業聯盟的道路。
時間拉到戲劇化的今年初。林書豪下放發展聯盟的時間只有短短三天、一場比賽的時間。原因不外乎是尼克「控衛雙寶」薛姆波特和道格拉斯又搞砸了球賽，以及安東尼的持續低迷。發展聯盟中大三元的亮眼表現，讓教練D’Antoni 轉念：「何不將林書豪召回，死馬當活馬醫？」
1月份被召回的林書豪，頭幾場還是從垃圾時間「撿尾刀」或是「收拾殘局」打起，但已經展現非池中物之勢。在1月29日輸休士頓火箭和1月31日尼克大勝底特律活塞的比賽中，林書豪的高效能分別體現在「20分鐘攻下 9分、6助攻」以及 「6 分鐘內斬獲 4分、4助攻」的數據表現上。
這個蟄伏蛻變期是一個微妙的時光。
談尼克團隊氣氛的轉變和林書豪「救世主效應」的發酵，不會有比這波連勝中，以小組擋切戰術大量接受林書豪輸送灌籃的錢德勒（Tyson Chandler）更有力的見證了。這位因造型和球風被兩岸球迷暱稱為「花和尚魯智深」的尼克中鋒兩天前親口證實：「林書豪早在隊內練習時就能夠這樣打了！」只是大家都還無法信任他能把同樣水準的表現，帶到真正的比賽中。
再進一步說，這對宛如「花和尚魯智深」與「豹子頭林沖」的鋒衛搭檔，正是曾執教鳳凰城太陽隊的教練戴東尼的成名作「鋒衛擋切」和「跑轟戰術」的體現。「哈佛金頭腦」的林書豪即使不被教練重用、甚至不日就要被裁撤，還是一直很認真地學習戴東尼這套體系。他過去和現在隊友都透露，林書豪總是認真地研究球賽錄影，且時常抓著助理教練和隊上老鳥請教，要把控衛戰術素養磨練到家。
經歷了這幾場的爆發、到第四役麥迪遜花園廣場 38分、7助攻斬殺湖人，連賽前稱不識林書豪的湖人隊洛城驕子布萊恩（Kobe Bryant）都甘拜下風地說：「被他得了快40分，我還能給這年輕人什麼建議？」
布萊恩接著說：「他的經歷是一個偉大的故事，一個透過自己的努力實現奇蹟的例子，他可以成為全世界年輕人們的好榜樣。我肯定他每天都在不停地練習，而且始終對自己抱有希望和信任。現在就是他展示他所有曾經付出努力的時候。」
發生在林書豪身上的奇蹟，確實足以作為我們年輕人的榜樣。林書豪的身材、速度、爆發力等純外在條件，臺灣體壇絕對有比他還好的。更別說放眼全球14億的華人圈、甚或基數更大的黃種人圈了。若要說什麼使這位篤信上帝的臺灣囝仔打出這麼戲劇化且亮眼的表現，除了一連串的逆境考驗之外，最大的功勞就是他的家庭與信仰。
家庭與信仰塑造了他面對環境時的積極態度，成為我們今日看到的林書豪：球場上自信又不張狂、信任隊友指揮若定、樂於分享球權又勇於承擔、更重要的是關鍵時刻體力極限的抗壓表現。
成長時期至今，才華驚人的林書豪一直活在美國人對亞裔青年「書生」的刻板印象中，這一年多來縱使經歷了落選、轉隊流浪、有家歸不得、下放等等種種人生低谷，但他從不過份專注在「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見「正氣歌」）的短暫失意，也從來不會發出「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的悲觀嘆息。
培養林書豪愛上籃球的爸爸林繼明最近受訪時曾經驕傲地說，林書豪的成功代表亞裔也有打職業籃球的能力。是的，「黃種人宿命」沒有限縮這位年輕人的成就，「盡其在我，為上帝拼戰」一直是林書豪打球的座右銘。每次賽後訪問，總能聽到他謙卑地說：「感謝球隊、感謝球迷、感謝上帝。」
「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基督信仰體認造就林書豪不驕不餒、凡事「謝天」的態度。而今，堅信上帝與他同在的「哈佛小子」，還要繼續寫他的NBA傳奇。
感謝Jill 提供...
by Eve
來源：《自由時報》
文／喬思琳
最近看到美國作家Michelle Burford寫的一篇文章，文章的標題是《每個女人必須要有的5種朋友》，看了又看，讓我的腦筋開始震盪了起來。
說實在的，人年紀愈大，知心的朋友反而會愈變愈少，這大概是和我們離開了校園之後，為了工作、為了婚姻，大家的生活圈子和擁有的時間嚴重被壓縮，朋友自然也跟著減少。
在這個疏離的社會當中，不論妳已婚或單身，真的不能沒有幾位知心好友。妳的愛人或事業上的夥伴可能會因為你們的關係破局或不再有利益關係，自然而然的從妳生命中消失，可是真正的朋友會在妳最低潮的時候不離不棄，在妳身旁為妳打氣加油。
有這樣的朋友，是種幸福。根據Michelle Burford的觀察，如果妳有下列這5種朋友，那麼妳真的是個幸運兒：
〈1〉為妳高興的朋友：這種朋友是不論妳告訴他什麼好消息，他都不會吃味，也不會嫉妒妳的成就，真心真意為妳生命中的每件好事開心。
〈2〉旅行好夥伴：這種朋友不見得和妳是手帕交，不過每次旅行他都能和妳很契合。
〈3〉不怕告訴妳真相的朋友：這種朋友很難找，不過他總是敢為妳好而提起勇氣告訴妳真相，讓妳看到自己看不到的盲點。
〈4〉愛玩的朋友：當妳無聊的時候，他會陪妳到處玩。
〈5〉最不可能成為妳朋友的朋友：這是妳平常生活圈中不會交到的朋友，可是因為他們意想不到的背景而豐富了妳的生活。
套句Michelle Burford的話，如果妳的手帕交有上面的5種特質，那麼妳真的是個超級幸運兒；如果妳身旁沒有任何一種這樣的朋友的話，就努力去開拓自己的生活圈吧！女人可以沒有男人，卻不能沒有好朋友。
今年入冬以來，一波接一波的寒流，夾帶或大或小的雨，陰沉的世界，我如往年一般，忙碌著。2011 --- 感覺特別累！
我常常忘記自己早已跨過山頂的尖峰，身邊的人事景物，隨著時間巨輪的悄悄滾動，走在我前頭的，正在慢慢消逝，無法停止...母親縱容我，為我的忙找藉口。她讚我能幹，說我忙著工作，還得照顧二個小孩。放心聽著母親的藉口，心想她瞭解我，很盲目繼續過著我隱居般的生活。
迎接2012新年度的到來，絲絲冷雨打不熄對來年的期待與希望，然而卻收到讓人驚訝與悲傷的故人訊息。中午鼓起用勇氣看了Ring姨的部落格，小小的哭了一下，往事如跑馬燈般在我腦海旋轉，一幕幕盡是親切的美麗笑靨...隨後想起媽咪告訴我的夢，我相信姑婆現在一定過得很好...
勇者在2011的努力，教導我，在2012，我更應該時時關懷週遭的事物。給父母親更多的問候與陪伴；給Alex和孩子更多支持；跟弟妹們多一點兒相聚的時間；與親朋好友們再多些聯繫，當然...還要愛自己多一點兒！
我要延續勇者的精神，陪我迎接無懼的2012！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2011年11月10日
歐元區是否會繼續存在？法國和德國領導人現在因為希臘的緣故提出了這個問題。如果政策制定者們20年前就明白他們今天明白的道理，那麽他們根本就不會推出歐元。眼下歐元區之所以還抱成一團，只是因為各方對解體帶來的後果感到恐懼。問題是，這一點是否足以維系歐元區的存在。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迄今為止，旨在控制住這場危機的各種努力均告失敗。沒錯，歐元區領導人挫敗了希臘總理喬治•帕潘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以民主方式確立合法性的破壞性想法。但金融壓力仍深深困擾著意大利和西班牙（見圖表）。由於實際利率為4.5%左右、經濟增速為1.5%（2000年至2007年這八年的平均增速），意大利基本財政盈餘（付息前）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必須長時間保持在接近4%的水平上。但該國的債務比率實在太高了。因此，它必須大幅擴大基本財政盈餘、大幅提高經濟增速，或者大幅降低利率。但在意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領導下，這些必要的調整舉措哪個都不可能出台。換一位領導人能夠改善這一局面嗎？我不知道。
自始至終，人們面對的一個根本性難題是沒能理解這場危機的本質。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斯特恩商學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的魯里埃爾•魯比尼( Nouriel Roubini)在最近一篇論文中提出了重要的觀點*。正如我在10月4日的專欄文章中所做的那樣，魯比尼對存量和流量作了區分。後者要比前者更加重要， 它對恢復對外競爭力和經濟增長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的托馬斯•邁爾(Thomas Mayer)指出的那樣：“在歐元區政府債務和銀行業危機的背後，隱藏著一場由內部實際匯率失調造成的國際收支危機。”如果且只有實力較弱的國家恢復競爭 力，這場危機才會結束。目前，這些國家的結構性外部赤字規模太過龐大，外界不可能自願為之融資。
魯比尼討論了同時解決這些存量和流量挑戰的四種選擇：第一，通過積極放鬆貨幣政策、歐元貶值以及核心國家出台刺激性政策來恢復增長和競爭力，同時外圍國家實行財政緊縮和改革；第二，單純在外圍國家進行通縮調整和結構性改革，以壓低名義工資；第三，由核心國家為某個不具競爭力的外圍國家提供永久性融資；第四，進行廣泛債務重組，歐元區部分解體。第一種選擇可實現調整，且不會引發大規模違約。第二種措施無法及時實現流量調整，因此很可能會演變成第四種選擇。第三種選擇會避免外圍國家的存量和流量調整，但有可能導致核心國家失去償債能力。第四種選擇顯然是歐元區的“末日”。
唉，這些選擇都面臨著巨大的障礙。第一種選擇最有可能見到經濟效果，但德國不可能接受它。第二種選擇是德國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盡管會對該國經濟造成不利影響），但外圍國家無論如何不可能接受。第三種選擇是德國在政治上無法接受的，甚至外圍國家也很可能接受不了。第四種選擇是所有人都無法接受的——如果只是就目前而言的話。
當前的局面是第二種和第三種選擇的糟糕結合：外圍國家單邊實行緊縮，核心國家不太情願地提供融資。邁爾認為，局面可能會向第一種選擇演變。他的觀點是，歐洲央行體系(ESCB)為幫助無法在市場上融資的銀行而充當最後貸款人的行為，正從資金方面支撐著國際收支赤字。其結果是，盈餘國家央行在歐洲央行(ECB)的資產負債表上積累起巨額貸方頭寸，赤字國家央行則積累起與之相當的負債（見圖表）。這是一個轉移聯盟。邁爾指出，從長期看，國際收支赤字的貨幣性融資將產生通脹效應，於是演變成魯比尼提出的第一種選擇。我並不能肯定通脹危險切實存在。但德國人無疑害怕這一危險會變成現實。
長期來看，第一種和最後一種選擇似乎最有可能：要麽整個歐元區做出調整，要麽歐元區解體。德國應該坦然面對前一條道路帶來的風險。我知道，德國害怕的是1923年的惡性通脹重演。但1930-32年間的嚴厲緊縮卻最終把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推上臺。
問題在於，解決方案是否可行，而不至於毀掉整個世界。首先要確定的是，對於嚴重缺乏競爭力的國家，比如希臘，解決方案應該是合作性的。希臘應推出一種貨幣——“新德拉克馬”。根據希臘法律簽訂的新合同以及希臘的稅收和支出應使用這種貨幣。現有合同仍使用歐元。銀行要保留遺留的歐元賬戶，同時開設新德拉克馬賬戶。新德拉克馬兌歐元匯率將由市場決定。它肯定會迅速貶值，但這是極為必要的。
希臘政府應恪守重新制定的外部方案的條款。它應該在很可能會出現的新貨幣大幅實際貶值的幫助下，繼續努力實現財政平衡。希臘央行應獨立管理新貨幣。以新貨幣計價的物價水平肯定會飆升，但由於產能處於過剩狀態，因此在一定的外部幫助下，惡性通脹是可以避免的。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歐元債務違約的規模將很可觀。但即使希臘不推出新貨幣，而是選擇以長期國內通縮的方式來重新獲得對外競爭力，上述歐元債務的實際價值也將飆升。推出新貨幣只是會加速整個過程。與此同時，希臘會失去在歐洲央行內的投票權。但重獲投票權的可能仍然存在。
這種重新推出新貨幣的合作性方案將是代價最小的方案。但它肯定會產生傳染效應。如果歐元區決心避免這種風險，那麽它就必須回到魯比尼提出的第一種選擇上。具備潛在償債能力的國家將獲得融資，歐元區將通過增長來逐步擺脫危機。
建立在單邊通縮調整之上的歐元區沒有前途。這似乎是確定無疑的。如果歐元區領導人堅持這一政策，他們就必須承擔由此造成的後果。
* 《解決歐元區國際收支存量和流量不平衡的四種選擇》(Four Options to Address the Eurozone’s Stock and Flow Imbalances)，未發表，網址：www.roubini.com/analysis/165338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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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
Will the eurozone survive? The leaders of France and Germany have now raised this question, for the case of Greece. If policymakers had understood two decades ago what they know now, they would never have launched the single currency. Only fear of the consequences of a break up is now keeping it together.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at will be enough. I suspect the answer is: no.
Efforts to bring the crisis under control have failed, so far. True, the eurozone’s leadership has disposed of George Papandreou’s disruptive desire for democratic legitimacy. But financial stress is entrenched in Italy and Spain (see chart). With a real interest rate of around 4.5 per cent and economic growth of 1.5 per cent (its average from 2000 to 2007, inclusive), Italy’s primary fiscal surplus (before interest rates) needs to be close to 4 per 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definitely. But the debt ratio is too high. So the primary surplus has to be far bigger, the growth rate far higher, or the interest rate lower. Under Silvio Berlusconi, none of the necessary changes are going to happen. Would another leader fix things? I wonder.
The fundamental difficulty throughout has been the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crisis. Nouriel Roubini of New York University’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makes the relevant points in a recent paper.* He distinguishes, as I did in a column on October 4, between the stocks and the flows. The latter matter more. It is essential to restore external competitive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As Thomas Mayer of Deutsche Bank, notes, “below the surface of the euro area’s public debt and banking crisis lies a balance-of-payments crisis caused by a misalignment of internal real exchange rates.” The crisis will be over if and only if weaker countries regain competitiveness. At present, their structural external deficits are too large to be financed voluntarily.
Mr Roubini discusses four options for addressing these stock and flow challenges simultaneously: first, restoration of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aggressive monetary easing, a weaker euro and stimulatory policies in the core, while the periphery undertakes austerity and reform; second, a deflationary adjustment in the periphery alone, together with structural reforms, to force down nominal wages; third, permanent financing by the core of an uncompetitive periphery; and, fourth, widespread debt restructuring and partial break-up of the eurozone. The first could achieve adjustment, without much default. The second would fail to achieve flow adjustment in time and so is likely to morph into the fourth. The third would avoid both stock and flow adjustment in the periphery, but threaten insolvency in the core. The fourth would simply be the end.
Alas, huge obstacles exist to all of these options. The first is the most likely to work economically, but is unacceptable to Germany. The second is politically acceptable to Germany (despite the bad effects on its economy), but would ultimately be unacceptable in the periphery. The third is politically unacceptable to Germany and is even likely to prove unacceptable in the periphery, too. The fourth is unacceptable to everybody, if only for now.
What is now happening is an unhappy mixture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options: one-sided austerity with grudging finance. Mr Mayer argues that it could morph into the first. His argument is that the lender-of-last-resort activity of the 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in favour of banks unable to fund themselves in the market, is financing payments deficits. Central banks of the surplus countries are, as a result, accumulating large credit positions vis a vis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while those of the deficit countries are accumulating counterpart liabilities (see chart). This is a transfer union. In the long run, suggests Mr Mayer, monetary financing of balance of payments deficits is going to prove inflationary and so turn into the first of Mr Roubini’s options. I am not sure that the danger of inflation is real. But Germans certainly fear it is.
In the long run, the first and last of Mr Roubini’s options seem most likely: either the entire eurozone adjusts, or it breaks up. Germany should accept the risks of the former path. I know that its nightmare is the hyperinflation of 1923. Yet the brutal austerity of 1930-32 finally brought Adolf Hitler to power.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exit would be feasible without blowing up the world. Start with a decision that, for a severely uncompetitive country, such as Greece, exit would be co-operative. Greece would introduce a currency – the “new drachma”. New contracts executed under Greek law and taxes and spending in Greece would be in this currency. Existing contracts would stay in euros. Banks would have legacy euro accounts and new drachma accounts. The exchange rate of the new currency against the euro would be set in the market. It would depreciate rapidly. But that is desperately needed.
The Greek government would abide by the terms of a reformulated external programme. It would continue to strive for fiscal balance, helped by what is likely to be a massive real depreciation. Its central bank would manage the new currency independently. The price level would jump in the new currency, but, given the excess capacity, hyperinflation could be avoided with some external support. Public and private default on euro liabilities would be sizeable. But if Greece were to experience prolonged domestic deflation, in order to regain external competitiveness, without the new currency, the real value of euro debt would also explode upwards. This would merely accelerate the process. Meanwhile, Greece would lose its vote in the ECB. But the possibility of a return would remain.
Such a co-operative approach to reintroduction of a new currency would be the least costly. But it would surely generate contagion. If the eurozone has decided that it must avoid that threat, then it must go back to the first on the menu of options laid out by Mr Roubini. Potentially solvent countries would be financed and the eurozone would grow its way out of the crisis.
A eurozone built on on one-sided deflationary adjustment will fail. That seems certain. If the leaders of the eurozone insist on that policy, they will have to accept the result.
* Four Options to Address the Eurozone’s stock and flow imbalances, unpublished, www.roubini.com/analysis/165338.
來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11年 10月 11日
作者：Brett Arends
想要解决经济危机吗？想让人们重新就业吗？想要刺激经济发展吗？
这儿有一个办法。见效快。相对简便易行。
但是，这个办法你不会喜欢。你肯定不会喜欢。
违约。全国的债务人都按照《破产法》第11章的规定申请破产保护。
解决这一混乱局面的最快的办法是让全国数千万贷款购房者停止支付抵押借款，停止偿还其他债务，然后再让另外数百万人申请破产保护。
我说过，这个办法你不会喜欢的。
我也很不喜欢这个办法。人们借了那么多钱却不用还，肯定不是个办法。
但是，你知道吗？避免这种结局的最好时机是在5年前或是10年前，也就是在钱借出去的时候。
如今，良机已逝。
用全国性破产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是目前为止最少让人反感的办法。
这是因为造成经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不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或太少，不是因为官僚主义、税率过高或过低、贫富差距日趋扩大、政府债务过多或过少，不是因为公司或穷人的缘故，也不是因为“贪婪”、“社会主义”、不是中国或是希腊的问题，也不是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简而言之，各路“砖家”的说法都不对。
原因在于债务，笨蛋。
我们已经债台高筑，而且还远不止这些。如果说债务就像是一个大湖的话，我们现在就在湖底，而且被拴在湖底的铁锚上。目前，美国所有家庭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13.3万亿美元。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了3倍。在过去的11年里，这个数字翻了一番。目前，我们的负债比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都高。虽然经常听到“资产负债表正在改善”的长篇大论，但事实并非如此。与4年前的峰值相比，人们的负债总额仅降低了4%。
其中很多债务是被减记的。
美国四分之一以上的抵押借款的贷款余额高于房子的市值。很多房子的市值大大低于贷款余额。在内华达和佛罗里达等州，此类贷款总额简直是天文数字。
关键要明白的是，这些钱正如我的一位基金经理人朋友所说已经“上天堂了”。换言之，这些债务的大部分永远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偿付了，不可能了。
想一想，如果企业遇到这种情况，它们会怎么做？
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如果银行和债券持有人将钱借给一家公司，比如说，借给了10亿美元，后来发现这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只能偿付3亿美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家公司还会信守承诺去偿还这永远无法还清的10亿美元债务吗？股东会把已经拿到手的红利支票送回公司吗？他们会卖掉自己的房子替公司还债吗？
绝无可能。这个公司将根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债权人老实承认自己的失误，接受损失，然后去搞定问题。他们会减记这些贷款，接受股权来代替。于是资产负债表面目一新，公司又开始正常运作。
购房者为什么不这样做？
大多数反对意见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说的不准确。
我问过一位基金经理人，他说这会导致所谓道德风险。他问：如果有人看到别人不偿还抵押借款也没有大不了，那他自己为什么要偿还呢？
我答：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虽然违约了，但通用电气(GE)和Verizon并没有随之违约，依然在支付债券的利息。这背后的理由是一样的。你想保住你的信誉，想保住你的股本。
如果公司违约，那么它的股东就要面临惨重损失。如果贷款买房的人违约，银行就会把房子收回。我想保住房子，也不想失去我的存款和信用评级。大多数人也都会这样想。
有人会说，这将对金融体系产生非常可怕的影响。可是，银行无论如何都必须面对现实。他们手里的这些抵押品的价格已经跌到了非常低的水平。
有人会问，“那些草率借款的人为什么不承担任何责任？”我的回答是：“那些草率放贷的银行为什么不承担任何责任？”
要求人们不要借钱没有任何意义。人们改不了借钱的习惯。我还没见过哪个华尔街的高管会拒绝一笔无息贷款。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公司会在首次公开发行(IPO)的时候说：“不要给我们这么多钱！”人们喜欢钱，给多少就敢要多少。
在自由经济体系中，负有合理放贷的责任的是出借人。银行向外贷款时应本着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进行。如若不然，他们靠什么赚钱呢？靠揽储赚钱？要是那样的话，用最低工资就可以雇到那样的人。
有人会说，借款者违约是“不道德”的。啊呀，说这种话的人大多反复无常。当一家公司要关掉工厂，将就业岗位挪到中国的时候，或者给业绩不佳的首席执行长支付5,000万美元的薪水时，他们会第一个跳出来支持。这时候，他们会说，“这和道德没关系，伙计们，在商言商！”
但是，当普罗大众要做同样的事情时，他们就会高喊“不道德！不道德！”
我们的经济可不是建立在道德和公平的基础之上的。
T Mobile每月可不是按照 “公平”与否向我收费，而是按照契约。你的老板不会因为你需要高薪就付给你高薪，他只按照“经济价值”给你支付薪水。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主席迪克‧格拉索(Dick Grasso)将巨额奖金退回去了吗？鲍勃‧纳德利(Bob Nardelli)呢？迪克‧富尔德(Dick Fuld)呢？我们的经济是牢牢地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的。除了契约，没有其他。公司，还有富人，都是完全依照法律条文来行事的。
美国的抵押契约是允许违约的。美国半数州的银行贷款属于“无追索权”贷款。简单地说，如果你不还贷款，只需将房子钥匙交出即可，不用承担不良贷款的其他责任。另外一半的州是所谓“半追索权”的州。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可以要求你补足差额，但这个要求效果有限。简单地说，银行不能动你的退休金账户和基本个人财产。一般来说，你可以继续拥有自己的汽车、个人财物，人寿保险这些东西往往也没什么事。
大多数人，当贷款余额远远高于房子的市值时，已经没有什么财产了。
银行心知肚明。当他们将500,000美元借给活期账户里只有1,000美元的大巴司机时，他们心里很清楚，这笔贷款的担保只能靠这个房子。
如果他们不知道，好吧，他们本该知道的。他们的无能不是我们的错。
有人很可能要说，“借了钱，就得还。”一般来说，我同意这个说法。我借别人的钱都会还。但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道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现在，虽然我们有数千万人无法偿还债务，但是他们还是努力去偿还。这就将相当庞大的一部分资金从社会经济中抽离了出来。这意味着，这些人就不能正常地发挥作为消费者和工作者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光临你的餐馆，或者不去参加你开设的瑜伽班，或者没有雇你重新装修厨房的原因。
同时，数千万或数亿认真负责的企业主和雇员也受到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这就是需求短缺的原因。这就是没有人继续招工的原因。
更糟糕的是，如果贷款余额高于房子的市值，你也不想违约的话，那你也不能把家搬到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你已经被你贷款购买的他们的房子困住了。
如何才能打破这个僵局呢？答案就是《破产法》第11章，大规模违约。果断离场，一切一笔勾销。
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让压缩政府支出增加税收来平衡预算？在正常的经济形势下，这都是可行的。但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在私营部门也开始大幅削减支出的时候，这些措施就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大萧条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现在的负债水平比大萧条时期还要糟糕。
让政府举债？这是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消费者已经无法像疯子一样借债了，”信奉凯恩斯理论的人说，“因此山姆大叔这时候必须站出来替他们这么做。”这只是把私营部门的疯狂转换为公共部门的疯狂而已。
用刺激通货膨胀的办法？这可能是负作用最小的替代办法。但是，这也是违约，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目而已。这不再是从造成了这种后果的、草率放贷的银行那里拿钱，而是掠夺老奶奶的存款。
发达的经济体曾两次经历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大规模债务狂欢后的严重宿醉。
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
直到20世纪40年代大规模实施货币贬值，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美国才摆脱了危机的困扰。
而日本直至目前还没有从那场危机中走出来。他们正在经历通货紧缩，而政府债务已经迅速上扬。
防范道德风险的正确做法是惩罚那些轻率放款的银行，让他们承担损失。
我已经告诉过你，你不会喜欢这个办法的。我也不喜欢。但是别的办法更糟糕。
布雷特•阿伦兹（Brett Arends）是MarketWatch的资深专栏作家、《华尔街日报》的个人理财专栏作家。
本文译自MarketWatch
http://www.marketwatch.com/Journalists/Brett_Arends
來源：聯合晚報╱社論 2011.10.06
美國蘋果公司才在外界一片失望聲中發表了iPhone 4S新款手機，接著就傳來了蘋果精神領袖、蘋果王國真正的打造者賈伯斯病逝的消息，讓人更強烈感覺到時代的消長變化。
賈伯斯去世，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他辭去蘋果公司執行長職位，已經透露了高度的健康危機。然而，當他真正離開了，世人反而更能看清楚，有甚麼是賈伯斯己身帶走了、無法取代的，又有甚麼是他創造留下來、不會隨他離去的。
不可能複製的，是賈伯斯的個人風格與個人魅力，他那種席捲全世界的新產品發表的方式，和有效創造潮流話題的才能。同樣不可能複製的，是賈伯斯獨特的美學敏感度，將他的品味帶入高科技產品的結合模式。還有賈伯斯對於創新的堅持要求，一次又一次密集設計出足以改變世人生活的新產品的驚人能量；還有他領導驅動蘋果團隊的效率，讓一個公司既能高度創新，又能準確落實執行，那樣近乎奇蹟的矛盾統合。
所有這些成就，為任何其他人難以複製，但賈伯斯雖離去，他的典範成為留在世間的遺產核心，甚至被塑造為傳奇，將成為各方衡量企業經營成績的一套高標準。就像蘋果新任執行長庫克致員工信中所說，大家會致力工作，延續賈伯斯所愛。電子產業裡未來任何一個有野心的創業者，都一定會要面對內在、外在的評量壓力：「和賈伯斯相比，你的位置在哪裡？」
不誇張地說，賈伯斯以一人之力，改寫了全球的經營管理學，比無數個管理學家和其他電子業領導人加起來的影響都大。蘋果產品無遠弗屆地散佈，連帶地也就使得全球企業界很少有地方能夠自外於這樣的經營理念革新，在賈伯斯去世後仍將持續發酵，形成一股重新檢視企業經營管理目的、邏輯、手段的風潮。
賈伯斯當然不是沒有缺點，他所創造的蘋果王國，在他走後還能維持多久的壓倒性優勢，也沒有人知道。然而，光是他引領出的管理風格變化，就確定會在未來很長時間中，繼續衝擊著這個沒有了賈伯斯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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