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11年 10月 11日
作者：Brett Arends
想要解决经济危机吗？想让人们重新就业吗？想要刺激经济发展吗？
这儿有一个办法。见效快。相对简便易行。
但是，这个办法你不会喜欢。你肯定不会喜欢。
违约。全国的债务人都按照《破产法》第11章的规定申请破产保护。
解决这一混乱局面的最快的办法是让全国数千万贷款购房者停止支付抵押借款，停止偿还其他债务，然后再让另外数百万人申请破产保护。
我说过，这个办法你不会喜欢的。
我也很不喜欢这个办法。人们借了那么多钱却不用还，肯定不是个办法。
但是，你知道吗？避免这种结局的最好时机是在5年前或是10年前，也就是在钱借出去的时候。
如今，良机已逝。
用全国性破产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是目前为止最少让人反感的办法。
这是因为造成经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不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或太少，不是因为官僚主义、税率过高或过低、贫富差距日趋扩大、政府债务过多或过少，不是因为公司或穷人的缘故，也不是因为“贪婪”、“社会主义”、不是中国或是希腊的问题，也不是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简而言之，各路“砖家”的说法都不对。
原因在于债务，笨蛋。
我们已经债台高筑，而且还远不止这些。如果说债务就像是一个大湖的话，我们现在就在湖底，而且被拴在湖底的铁锚上。目前，美国所有家庭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13.3万亿美元。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了3倍。在过去的11年里，这个数字翻了一番。目前，我们的负债比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都高。虽然经常听到“资产负债表正在改善”的长篇大论，但事实并非如此。与4年前的峰值相比，人们的负债总额仅降低了4%。
其中很多债务是被减记的。
美国四分之一以上的抵押借款的贷款余额高于房子的市值。很多房子的市值大大低于贷款余额。在内华达和佛罗里达等州，此类贷款总额简直是天文数字。
关键要明白的是，这些钱正如我的一位基金经理人朋友所说已经“上天堂了”。换言之，这些债务的大部分永远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偿付了，不可能了。
想一想，如果企业遇到这种情况，它们会怎么做？
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如果银行和债券持有人将钱借给一家公司，比如说，借给了10亿美元，后来发现这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只能偿付3亿美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家公司还会信守承诺去偿还这永远无法还清的10亿美元债务吗？股东会把已经拿到手的红利支票送回公司吗？他们会卖掉自己的房子替公司还债吗？
绝无可能。这个公司将根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债权人老实承认自己的失误，接受损失，然后去搞定问题。他们会减记这些贷款，接受股权来代替。于是资产负债表面目一新，公司又开始正常运作。
购房者为什么不这样做？
大多数反对意见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说的不准确。
我问过一位基金经理人，他说这会导致所谓道德风险。他问：如果有人看到别人不偿还抵押借款也没有大不了，那他自己为什么要偿还呢？
我答：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虽然违约了，但通用电气(GE)和Verizon并没有随之违约，依然在支付债券的利息。这背后的理由是一样的。你想保住你的信誉，想保住你的股本。
如果公司违约，那么它的股东就要面临惨重损失。如果贷款买房的人违约，银行就会把房子收回。我想保住房子，也不想失去我的存款和信用评级。大多数人也都会这样想。
有人会说，这将对金融体系产生非常可怕的影响。可是，银行无论如何都必须面对现实。他们手里的这些抵押品的价格已经跌到了非常低的水平。
有人会问，“那些草率借款的人为什么不承担任何责任？”我的回答是：“那些草率放贷的银行为什么不承担任何责任？”
要求人们不要借钱没有任何意义。人们改不了借钱的习惯。我还没见过哪个华尔街的高管会拒绝一笔无息贷款。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公司会在首次公开发行(IPO)的时候说：“不要给我们这么多钱！”人们喜欢钱，给多少就敢要多少。
在自由经济体系中，负有合理放贷的责任的是出借人。银行向外贷款时应本着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进行。如若不然，他们靠什么赚钱呢？靠揽储赚钱？要是那样的话，用最低工资就可以雇到那样的人。
有人会说，借款者违约是“不道德”的。啊呀，说这种话的人大多反复无常。当一家公司要关掉工厂，将就业岗位挪到中国的时候，或者给业绩不佳的首席执行长支付5,000万美元的薪水时，他们会第一个跳出来支持。这时候，他们会说，“这和道德没关系，伙计们，在商言商！”
但是，当普罗大众要做同样的事情时，他们就会高喊“不道德！不道德！”
我们的经济可不是建立在道德和公平的基础之上的。
T Mobile每月可不是按照 “公平”与否向我收费，而是按照契约。你的老板不会因为你需要高薪就付给你高薪，他只按照“经济价值”给你支付薪水。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主席迪克‧格拉索(Dick Grasso)将巨额奖金退回去了吗？鲍勃‧纳德利(Bob Nardelli)呢？迪克‧富尔德(Dick Fuld)呢？我们的经济是牢牢地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的。除了契约，没有其他。公司，还有富人，都是完全依照法律条文来行事的。
美国的抵押契约是允许违约的。美国半数州的银行贷款属于“无追索权”贷款。简单地说，如果你不还贷款，只需将房子钥匙交出即可，不用承担不良贷款的其他责任。另外一半的州是所谓“半追索权”的州。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可以要求你补足差额，但这个要求效果有限。简单地说，银行不能动你的退休金账户和基本个人财产。一般来说，你可以继续拥有自己的汽车、个人财物，人寿保险这些东西往往也没什么事。
大多数人，当贷款余额远远高于房子的市值时，已经没有什么财产了。
银行心知肚明。当他们将500,000美元借给活期账户里只有1,000美元的大巴司机时，他们心里很清楚，这笔贷款的担保只能靠这个房子。
如果他们不知道，好吧，他们本该知道的。他们的无能不是我们的错。
有人很可能要说，“借了钱，就得还。”一般来说，我同意这个说法。我借别人的钱都会还。但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道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现在，虽然我们有数千万人无法偿还债务，但是他们还是努力去偿还。这就将相当庞大的一部分资金从社会经济中抽离了出来。这意味着，这些人就不能正常地发挥作为消费者和工作者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光临你的餐馆，或者不去参加你开设的瑜伽班，或者没有雇你重新装修厨房的原因。
同时，数千万或数亿认真负责的企业主和雇员也受到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这就是需求短缺的原因。这就是没有人继续招工的原因。
更糟糕的是，如果贷款余额高于房子的市值，你也不想违约的话，那你也不能把家搬到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你已经被你贷款购买的他们的房子困住了。
如何才能打破这个僵局呢？答案就是《破产法》第11章，大规模违约。果断离场，一切一笔勾销。
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让压缩政府支出增加税收来平衡预算？在正常的经济形势下，这都是可行的。但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在私营部门也开始大幅削减支出的时候，这些措施就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大萧条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现在的负债水平比大萧条时期还要糟糕。
让政府举债？这是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消费者已经无法像疯子一样借债了，”信奉凯恩斯理论的人说，“因此山姆大叔这时候必须站出来替他们这么做。”这只是把私营部门的疯狂转换为公共部门的疯狂而已。
用刺激通货膨胀的办法？这可能是负作用最小的替代办法。但是，这也是违约，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目而已。这不再是从造成了这种后果的、草率放贷的银行那里拿钱，而是掠夺老奶奶的存款。
发达的经济体曾两次经历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大规模债务狂欢后的严重宿醉。
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
直到20世纪40年代大规模实施货币贬值，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美国才摆脱了危机的困扰。
而日本直至目前还没有从那场危机中走出来。他们正在经历通货紧缩，而政府债务已经迅速上扬。
防范道德风险的正确做法是惩罚那些轻率放款的银行，让他们承担损失。
我已经告诉过你，你不会喜欢这个办法的。我也不喜欢。但是别的办法更糟糕。
布雷特•阿伦兹（Brett Arends）是MarketWatch的资深专栏作家、《华尔街日报》的个人理财专栏作家。
本文译自MarketWatch
http://www.marketwatch.com/Journalists/Brett_Arends
來源：聯合晚報╱社論 2011.10.06
美國蘋果公司才在外界一片失望聲中發表了iPhone 4S新款手機，接著就傳來了蘋果精神領袖、蘋果王國真正的打造者賈伯斯病逝的消息，讓人更強烈感覺到時代的消長變化。
賈伯斯去世，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他辭去蘋果公司執行長職位，已經透露了高度的健康危機。然而，當他真正離開了，世人反而更能看清楚，有甚麼是賈伯斯己身帶走了、無法取代的，又有甚麼是他創造留下來、不會隨他離去的。
不可能複製的，是賈伯斯的個人風格與個人魅力，他那種席捲全世界的新產品發表的方式，和有效創造潮流話題的才能。同樣不可能複製的，是賈伯斯獨特的美學敏感度，將他的品味帶入高科技產品的結合模式。還有賈伯斯對於創新的堅持要求，一次又一次密集設計出足以改變世人生活的新產品的驚人能量；還有他領導驅動蘋果團隊的效率，讓一個公司既能高度創新，又能準確落實執行，那樣近乎奇蹟的矛盾統合。
所有這些成就，為任何其他人難以複製，但賈伯斯雖離去，他的典範成為留在世間的遺產核心，甚至被塑造為傳奇，將成為各方衡量企業經營成績的一套高標準。就像蘋果新任執行長庫克致員工信中所說，大家會致力工作，延續賈伯斯所愛。電子產業裡未來任何一個有野心的創業者，都一定會要面對內在、外在的評量壓力：「和賈伯斯相比，你的位置在哪裡？」
不誇張地說，賈伯斯以一人之力，改寫了全球的經營管理學，比無數個管理學家和其他電子業領導人加起來的影響都大。蘋果產品無遠弗屆地散佈，連帶地也就使得全球企業界很少有地方能夠自外於這樣的經營理念革新，在賈伯斯去世後仍將持續發酵，形成一股重新檢視企業經營管理目的、邏輯、手段的風潮。
賈伯斯當然不是沒有缺點，他所創造的蘋果王國，在他走後還能維持多久的壓倒性優勢，也沒有人知道。然而，光是他引領出的管理風格變化，就確定會在未來很長時間中，繼續衝擊著這個沒有了賈伯斯的世界。
來源：《21世纪经济》2011-06-04
“温州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的传言正不胫而走。温州知名企业崩盘的消息也如重磅炸弹接二连三炸响。
清明节后，坐落在温州工业园区机场大道的江南皮革，老板黄鹤携妻儿一去不复返，扔下拖欠104家供应商的1.63亿欠款，以及涉及10多家银行的债务。
4月下旬，温州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因老板严某突然“失踪”而停业。严某在离开温州前给当地政府留下一封信，称自己遇上经济危机，希望政府出面协助。
5月下旬，乐清老牌的电缆业巨头三旗集团爆发财务危机，公司因欠银行1.23亿元贷款被起诉。
温州真的在发生“企业倒闭潮”吗？这场危机的波及面到底有多大？
连日来，本报记者就此问题赴温州实地调查。遍访当地多家政府部门和多位企业主、官员。所发现的情况是，目前温州尚未出现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潮，但广大温州企业生存状况正陷入多年来的最低谷。
温州官方的多项调查显示，2011年前三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主要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面占1/4多；全市企业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认为当前资金吃紧的企业占到42.9%。
“现在企业的困难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是当地多位企业家和官员的共同评价。“每个人都很紧张，苦苦撑着，咬紧牙顶住。” 温州龙湾区的皮革制造商刘秋同形容说。
消失的利润：从一块钱到一毛钱
刘秋同（化名）做皮革生意已有十年以上，他的工厂年产值达1.5亿多元，工人近300人，他自称在温州龙湾区“也算是纳税50强了”。
然而今年5月初月度盘点时，他发现2000多万的产值最终毛利计算下来仅有20多万，“我怀疑是不是算错了？10多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简直觉得无法跟股东们交待”。
这是今年上半年来原材料大幅上涨导致利润被压缩所致。刘秋同为本报记者列出其2008年与2011年的成本简要清单，这份清单显示出成本上涨的大致数据：
原材料：2008年约1500万/月，现在约1700万/月；
助剂：2008年约200万/月；现在约250万/月；
电费：2008年约50万/月；现在约65万/月；
煤费：2008年约75万/月；现在约90万/月。
“2008年时最普通的革基布每米4块，现在涨到5块5一米，树脂从2008年的1万元1吨，涨到现在每吨1万3到1万4，煤2008年时780元1吨，今年年初880元，现在涨到950元每吨。什么都在涨”，刘秋同解释说。
另一方面，今年以来的用工荒又导致人力成本急剧上升。
温州市经贸局今年一季度结束后曾对市内855家企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74.5%的企业表示用工紧缺，比上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
鞋类、服装和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缺工情况尤为严重，用工缺口达10%以上企业的比例均在八成以上，高出受调查企业平均5个百分点以上。
温州经贸局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四分之一的企业出现因缺工导致生产能力饱和而不敢接单的现象，在眼镜、打火机、制笔等出口导向型企业，这一比例更达到三分之一。
温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邹建强2010年末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企业内迁导致打工输出减少，国家农业补贴增加也使得原先出来打工者宁可在家种地，这些都是用工荒的来源。
“例如奥康、红蜻蜓在四川也有几千亩的工厂，那么四川工人在老家工资六七百元可能就满意了，到了东南沿海生活成本高工资1500元都嫌少”。邹建强说。
2008年金融危机至2010年上半年，刘秋同一直以每月54万元的支出来支付工人工资，“2008年时只要不裁员员工就很满足了”，而到了2010年下半年形势发生了变化。
2010年9月，刘秋同开始给员工上调工资，每次总额增加8万，加了两次，现在每月工资支出70万元。
刘秋同的情况具有代表性。本报记者在温州市工业园区和永嘉县东瓯工业园区了解到，半年以来各家企业的人力支出普遍上涨了25%至30%。
皮革市场供大于求，成本上升后，定价无法上升，“以前最普通的合成革1米能赚到1块钱，现在只能赚到1毛钱、2毛钱，高档一点的革以前能赚5块的现在也只能赚1块，现在干了2年利润不如2008，2009年的1年。” 刘秋同说。
温州市经贸局监测的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销售产值同比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30%左右。这些企业中亏损的占1/4多，仅三成企业利润保持增长。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1%，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
成本高涨使得企业主们不得不以停工来“止血”。
“现在企业的困难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2008年是没有订单，没有还可以去找，现在是有订单也不敢接，越大宗越不敢接，越接亏得越多。”周德文告诉本报记者。
在永嘉县工业园区里，大多数企业都选择停止扩张，或采取其它策略来节约成本，“只进设备不进人，将员工减少，以前用10个15个员工的企业将人削减到3到5人”，永嘉工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科科长徐伟介绍说。
干涸的钱袋：从送贷上门到求贷无门
温州制造业当前的困境，某种程度上也是货币政策周期性调整的产物。
“前两年银行信贷员都隔三差五跑过来问企业要不要贷款，今年都不来了”。温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邹建强感慨。
2008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家推出4万亿计划。那时在温州商人们眼里，简直遍地是钱，银行纷纷将贷款送上门，并且申贷条件优惠。
这一黄金时期如今转瞬已逝。
今年以来，准备金率5次调整共冻结上万亿元银行资金。温州经贸局数据显示，1-3月全市新增贷款投放为238.28亿元，仅相当于去年同期的66.5%。
刘秋同介绍，2008年时贷款只要一申请马上就给，现在银行说要上报、根据计划来安排，等待时间要两三个月甚至更长。还贷时间也收紧了，要求提前还款。
有土地产权、有厂房的企业授信额度缩小了，那些房子租来，地皮租来，靠担保协议贷款的小企业，很难再得到贷款。温州市经贸局调查的企业中，认为当前资金面偏紧的企业占了42.9%。
民间借贷由此格外火爆起来。
温州市金融办近期对35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三者的比例为56：28：16，银行贷款占比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个百分点，民间借贷占比则提高了6个百分点。
民间借贷利率也因此水涨船高。
温州银监分局监测数据显示，1~3月份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分别达到17.29%、18.09%、 18.46%。按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口径显示（监测对象增加融资性中介机构），1~3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 24.14%和24.81%，单季上涨11.91%，比上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
民间借贷利息很高，企业一般用于短期“过桥”周转，也就是借过来还银行贷款，待银行贷款到后再还高利贷。据了解，目前温州民间借贷月息已达三分、四分、五分息不等，企业微薄的利润也被民间高利贷分食。
一旦银行贷款没有及时到位，民间高利贷无法还上，资金链就会断裂。
“金融危机时货币政策扩张，政府要求企业扩大生产安排就业，两年多过去，现在不少企业刚刚完成产能扩张，资金还没回笼，货币政策又猛地收紧，一些企业就扛不住了。”温州泰昌铁塔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茂法说。
一位熟悉波特曼的人士介绍说，波特曼就是因为银行停贷，快速扩张时投入大量资金又一下收不回来，被迫借了大量高利贷，导致资金链断裂。
原来以电缆为主业的乐清三旗集团，在货币政策扩张期内投资了塑胶、房地产、酿酒等多个行业，还在外省购入多处土地，如今遇上货币政策收缩，导致企业濒临倒闭。
“温州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结构失调情况十分严重，”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发展规划指导处处长应云进认为，“短贷长投”加剧了中小企业资金压力，对银根紧缩的适应力尤为脆弱。
当然也有另类一点的情况，比如黄鹤的江南皮革。“其实江南皮革的主业做得还是不错的，主要是被黄鹤在澳门赌博几亿元的欠款拖垮了”，参与江南皮革后续清算的邹建强说，此事牵涉光大、广发、中行、深发行、龙湾农村合作社等10家银行。
停摆的流水线：从限电到没电
2010年温州曾为完成节能减排指标拉闸限电，而今年却是真的“电荒”。
温州市经贸局的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受省网供电能力不足和温州电网设备卡口等因素影响，温州的供电紧张。1-3月市最高用电负荷达504万千瓦，供电能力只有440万千瓦左右，缺口约60万千瓦。
自1月6日起温州市开始第一轮有序用电以来，目前已执行第4轮有序用电，从4月14日起已将有序用电方案由C级调升到D级。
温州各县（市、区）均已陆续出现阶段性的限电现象。刘秋同已经做好了“停三开二”“停二开三”的准备。当地企业又掀起新一轮柴油机抢购潮，柴油机几度卖断货。
但在油价高企之际，柴油机发电又给制造业成本百上加斤。
“汇率、限电、用工、工资、原材料价格，多项因素碰头，正使浙江经济遭受挑战，现在的日子比2008年更难过。”浙江省金融办主任丁敏哲表示。
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州也正在求解各方面的难题。
5月26日，温州市人大财经委组织市发改局、经贸委、财政局、工商局、金融办、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银监温州分局等讨论《关于发挥优势打造金融试验区的议案》。
这份议案提出，温州民间资金规模达6000万亿 8000万亿元，应调动和发挥庞大民间资本作用，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
该议案提出建议扩大现有村镇银行试点范围，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方面加大力度，在金融机构市场方面的准入、规模利率浮动的幅度等方面进一步放宽限制，充分吸收、影响、引导温州民间资本步入正规金融市场。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也认为，目前温州中小企业过多依赖银行、高利贷等间接融资方式，而在上市、股权、债权等投资商受限于目前的投融资体制，一旦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温州民间资本的自身力量会得到更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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