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金融时报》2010年07月29日
作者：吴晓波
常有朋友问，中国上下两千年，主流的经济理论是什么？我常拿商鞅来举例。
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在偏远弱小的秦国主持变法，前后长达二十年，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
商鞅对商人阶层不但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他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这些人存在，敌人来到，一定打败仗，敌人不来，则一定很贫穷。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在商鞅看来，打仗是第一要义，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这是检验变法成功的唯一标准。在《靳令》一文中，他说，“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这种“备战备荒为打仗”、“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支配下，秦国成为战国列强中最可怕的国家。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为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秦国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后世将商鞅归为法家，他的名声似乎一直就不太好，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但是，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商鞅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他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也因此，苏轼又曾经很叹息地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消散而尽了？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强国”，以及怎样成为一个符合现代精神的“强国”？这些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可以回答？
來源：《金融时报》2010年07月20日
作者：吴晓波
今年上半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这样的：
年初，我去瑞士苏黎世旅游，那是全球公认的居住环境最好、也是物价最为昂贵的城市。在苏黎世的中心商业街上，我赫然被橱窗里的一只压力锅给吸引住了。它呈醒目的深蓝色，是德国双立人品牌，而让我停住的原因则是它的标价：290欧元。一只压力锅竟可售卖到如此高价，让我不由惊叹。谁料，与我同行的一位企业家朋友告诉我，这只锅在国内中心城市的售价是3200元人民币，他的太太日前刚好看中一只。为了求证，我用手机把这只锅拍了下来。
凑巧的是，回到国内的几天后，我在一次座谈会上碰到了一家民营压力锅企业的董事长，这家企业位于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县城，二十年前我曾经去那里采访过，当时还是一间很不起眼的街道小厂，替沈阳的双喜牌压力锅做贴牌生产。近十多年，这家企业自立品牌，扩张发展，赫然已成国内行业冠军，其产量在全球也排第四。座谈期间，我把手机中的照片给那位董事长看，提出的问题是，你的工厂能否生产出这样的高价产品？他回答说，质量和功能应该可以接近，可是价格却怎么也定不到那么高，最多不过千元。
接着，他突然告诉我，现在，他最大的兴趣已经从做压力锅转到资本经营了，前年，他已经把企业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给法国的一个家电集团，得二十多亿元。我问，那么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他说，在家乡投资了一个岛，准备开发房地产和码头，政府对他非常支持，其盈利前景大大的好过生产压力锅。
我听到这里，百感交集。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我对他说，看来中国人十年之内再也做不出一口好锅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被这只压力锅的故事所缠绕。脑海之中，二十年前那个简陋的街道小工厂与苏黎世大道上的橱窗交叠出现，让人莫名惆怅。二十年，一代人，好不容易做到全球第四，一朝出售，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回到那个位置？
更让人担忧的问题是：在2010年的中国企业界，不愿意“再埋头做压力锅”的企业家到底有多少？
近年以来，专心实业似乎已经是一件十分“落伍”的事情了。当年曾被视为偶像的松下幸之助、杰克·韦尔奇等实业家不再时髦，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巴菲特、索罗斯和李嘉诚。“用钱生钱”显然比实业来得轻松愉快。我近期时常碰到一些仍在实业界打拼的企业家，纷纷萌生退意，向往去做一个投资家，或VC，或PE，总之不愿意再干实业。
这些景象似乎在显示，当今是自1990年以来民营企业家士气最低迷的时期。
究其原因，简略而言大抵有三。
其一，资本市场（包括股权投资和经营房地产等等）的回报大大高于工业经营。
其二，传媒过分渲染投资神话，打开报纸网站，随处可见哪位投资家看中一家小公司，仅仅几年就得数十倍、成百倍回报的“神话”，实业之心，不禁荡漾。
其三，实业投资的宏观环境未得改善，特别是去年以来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极大地打击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这种低迷的景象却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需要产生了极大的落差。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被迫向内需化转型，而国内消费市场确乎也出现了旺盛之势，而这其实正是实业家可以大展雄心的时刻。同时，中国的产业经济面临升级转型的重大时刻，更需要实业家全力以赴，加大投入。而当其时，却出现了投机之风，这不得不让人生出无限的担忧。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要在全球竞争中有所作为，必须依赖实业经济的勃兴。当实业家都一一的被“逼”成了投资家，当“实业之心”一一冷却，那么，可持续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又将从何说起？
來源：【多维新闻】2010-07-23
美国奥巴马政府7月22日宣布恢复与印度尼西亚特种部队的军事联系，尽管印度尼西亚特种部队素来被指有暴虐和暗杀行径。美国宣布这一决定正值美中两国正就对台军售、黄海军演以及人权问题等开始针锋相对。分析认为，美国作出如此重大举动意在加强与东亚国家的联系，以此来制衡中国的亚洲崛起。
美国《华盛顿邮报》资深专栏作家John Pomfret7月23日刊文称，美军方决定恢复与印度尼西亚特种部队的军事联系引起了人权人士的强烈批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问题负责人理查德（Sophie Richardson）表示说：“在布什时期，政府曾为了反恐战争，在寻找盟友时不顾其是否有不良的人权记录；而奥巴马政府为了应对中国，在寻找军事同盟时，也不再顾及盟友糟糕的人权状况
还有分析师认为，随着印度尼西亚向民主政治的转型，美国完全有道理与之开展军事合作，其中之一目的就是为了平衡中国在亚洲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中国崛起也是奥巴马政府与中国周边国家如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老挝、越南和缅甸等加强联系的因素之一。也有专家认为，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值得信赖的成员，随着时间的转移，它也需要为与中国打交道建立牢固根基。
文章还认为，中国外交上的失策也促使美国与其周边国家提升关系。比如，中国在“天安”舰事件发生后，拒绝严厉谴责朝鲜的做法使得美国与韩国的关系回暖并得以加深，中国持续表态反对美韩在中国海域举行联合军演也只会加深美韩战略联系。
韩国“天安号”舰艇2010年3月在黄海海域被击沉，造成46名韩国海军士兵阵亡。多国专家组成的小组调查后说，是朝鲜的鱼雷击沉“天安舰”，但遭到朝鲜的坚决否认。安理会在7月份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了这起事件，但并没有指出朝鲜是肇事者。
2010年4月下旬，在日本冲绳岛附近海域，一架中国直升机飞行时太过接近一艘日本驱逐舰，日本对此提出抗议并支持全面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加上日本担忧 “天安”舰事件，中国直升机扰航事件使得日本自民党内部讨论重新定位日美关系、与中国发展更好关系的讨论得以搁置。
中断10年后，美国恢复了同印度尼西亚特种部队的合作。上个世纪90年代末，出于对印尼特种部队成员在寻求独立的东帝汶犯有侵犯人权行为的抗议，美国中断了同印尼特种部队的关系。
文章称，从此次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特种部队的军事合作可以看出，不只有美国传统盟友才得到美国的战略青睐。美国与马来西亚、缅甸、老挝以及前对手越南的合作足以展现出美国开始与中国周边的亚洲各国加强联系的意图。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进行此番努力的同时，也开始强硬对待中国的人权问题
也就是说，奥巴马执政伊始就已经采取新的不同方式解决中国人权问题。
2009年，奥巴马政府推迟了与达赖喇嘛的会面，以此为奥巴马在2009年11月第三次会晤胡锦涛定下良好基调。奥巴马表示，美国总体上将与中国政府秘密进行人权交流，因为，美国在其他一些问题需要中国的帮助，比如针对朝鲜和伊朗的核防扩散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气候变化等。
但是，从2010年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5次点名批评中国网络言论自由问题之后，奥巴马政府开始采取不同的策略。而中国在今年7月以“窃取国家机密罪”判处美籍华裔地质学家薛峰8年徒刑进一步推动了奥巴马政府的策略转变。
美国主管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波斯纳（Michael H. Posner）表示，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清晰表达了与中国及世界进行原则性接触的意愿，美国当前的任务就是继续充实我
们的人权努力
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资深亚洲问题研究院卜大年（Dan Blumenthal）7月21日在《外交政策》网站发表文章称，美国仍然比中国更具有实力，即便中国正日趋强大，但相比美国和其盟友在亚洲的影响力来说，中国还是略逊一筹，因为美国亚洲盟国不希望中国在亚洲称霸。确实，在亚洲，其中一条潜规则就是该地区的军事现代化步伐——几乎所有该地区的美国盟国都可购买高端精密武器应对崛起的中国。
趙本山帶著小瀋陽、毛毛等眾弟子到台灣演出，七月初在『國父紀念館』的公演，2520張門票，早在6月就全部賣完，3個小時的演出響起了300多次掌聲...《香港文匯報》2010年7月14日
當初也想看的，可惜一票難求。看不了表演，看看令人發噱卻又雋永的語錄也成，還真是爆笑...感謝 George 來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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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本山經典爆笑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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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多维新闻】2010-07-19
作者：方鸣
中国媒体《南方周末》借因南非世界杯风靡全球的德国章鱼保罗调侃中国时政，采用春秋笔法引用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话语，影射中国领导人选举、六四事件、新闻自由等敏感话题。
《南方周末》7月15日刊发题为“我并不担心有人会揭发我造假”的虚拟访谈。在专访中，章鱼保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个神，不是我自己想当的，是全世界球迷选我当的。我不能辜负全世界球迷的期望，对不对？至于压力也不会，毕竟我已到晚年，无所谓了。而且我从来没有骗过人，我并不担心会有人来揭发我造假。
一些网友发帖认为，这段话令人自然想起胡锦涛和赵紫阳的讲话。2008年胡锦涛访问日本，参观横滨山手中华学校，被问及“胡爷爷，您为什么想当主席？”时，胡锦涛回答：“我要告诉你，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让我当主席。我不应该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六四期间，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时曾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随后，《南方周末》又借保罗之口道出“最喜欢的颜色是大海的深蓝，那是自由的颜色”，言外之意昭然若揭。
保罗又说：你们国家的一个什么子说过嘛，“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我一不输出恐怖主义，二不输出意识形态，为什么总有些外国人想要煮了我呢？
在这里，保罗先引用庄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随后引用习近平的话语回击要把牠“煮了”的言论。2009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批评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他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紧接着，保罗又引用江泽民的原话批评《南方周末》要求预测2012年人类是否会毁灭“太简单！太天真！”，并替《南方周末》“着急”。2000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被香港记者问及是否支持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连任时，一反常态，怒骂香港记者知识水平不够，而且太过天真。江泽民说，“媒体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我为你们着急啊”。继称，“你们(香港记者)只有一个好处，就是全世界我到那里，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但问的问题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
随后，《南方周末》要求保罗谈谈感情生活，并说“大家都总是看到您一个人在镜头前”。一些网友认为这个提问影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认为温家宝自 2003年就任总理以来，从不携夫人张培莉一起出访，两人甚至从未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而保罗则借这个机会告诫媒体，“新闻自由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
当《南方周末》说：“有人托我问您，如果把您煮了，是清蒸好，还是红烧好？”时，保罗非常警惕：你是哪家媒体的？这让人想起李鸿忠抢笔事件，今年两会期间，湖北省长李鸿忠接受媒体采访，《人民日报》下属《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李鸿忠脸色顿时阴沉，离场。两分钟后，李鸿忠折返回，直问刘杰：“你是哪里的？”刘回答：“啊？”李又问：“你是哪里的，请问你是哪里的？”刘杰回答：“啊？人民日报的……”话音未落，李鸿忠接着说：“人民日报……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是不是，对不对？”李鸿忠一把拿下了刘杰的录音笔，随后径直走向电梯。
在《南方周末》称赞保罗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请保罗谈谈感想时。保罗说：先感谢我的祖国大不列颠，她的海水养育了我，我永远是祖国人民的章鱼。另外要感谢父母！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我的生命。这又是今年两会期间的热门话题“先感谢父母还是先感谢国家”。中国选手周洋在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比赛中夺得金牌。在夺冠感言中说：“拿了金牌会改变很多，更有信心、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些。”这番感言却引来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批评：“小孩儿有些心里话没有表述出来”，运动员得奖感言“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这个要把它提出来。”
在专访最后，保罗向《南方周末》记者提问：我就想问问你，你们中国人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股市就是楼市？你们还能想点儿别的吗？一向主张普世价值、力挺政治改革的《南方周末》却无言以对。
虚拟访谈：“我并不担心有人会揭发我造假”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郭力 2010-07-15
章鱼帝保罗很忙，几百家媒体要采访他，以至于它要专门雇用一家公关公司来应付。可是无论记者问什么，公关公司永远只有两句话，要么“保罗很累了，需要多休息”，要么“无可奉告”。
保罗最终还是跟本报记者手舞足蹈地聊了20分钟。他其实很淡定，手舞足蹈是因为他说话本报记者听不懂。当然他手舞足蹈本报记者也看不懂，所以它的回答都是本报记者猜的。
南方周末：见到活着的您真高兴。有人说，在预测下届世界杯冠军时，您面前出现了中国国旗，于是您自杀了。
保罗：谣言止于智者。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有目共睹。而且你们地大物博，又特别喜欢吃烤鱿鱼，我爱这个国家！
南方周末：说到世界杯，您能预测一下中国足球的前景吗？
保罗：下一个问题，谢谢。
南方周末：好吧，很多中国人都托我问问您，中国的股市半年内能翻回3000点吗？
保罗：下一个问题。
南方周末：那中国的房价……？
保罗：好吧，既然你坚持。或许我说涨是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吧！不过，据我所知，房价应当是遵循市场规律的，供不应求就涨价，供过于求就跌，为什么你会想我猜房价呢？
南方周末：作为神，保罗，您会有很大压力吗？
保罗：这个神，不是我自己想当的，是全世界球迷选我当的。我不能辜负全世界球迷的期望，对不对？至于压力也不会，毕竟我鱼到晚年，无所谓了。而且我从来没有骗过人，我并不担心会有人来揭发我造假。
南方周末：您最喜欢的颜色是？很多您的粉丝都想知道。
保罗：很多人都说我是喜欢红色才选择了西班牙，还说因为虾都是红色的，那岂不是说谁管饭我就跟谁走？你们以为全世界吃的虾都是红色的，其实你见过煮熟的红壳虾在海里游吗？我吃的虾都是青壳的。不过，要说我最喜欢的颜色，还是大海的深蓝，那是自由的颜色。
南方周末：听上去您经常做哲学的思考。
保罗：是啊，你们国家的一个什么子说过嘛，“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我一不输出恐怖主义，二不输出意识形态，为什么总有些外国人想要煮了我呢？
南方周末：请您给我们预测，2012年人类会毁灭吗？
保罗：前些日子似乎有一个什么总统也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反问他，如果会毁灭，他能不能也带我上那个诺亚方舟，他说“一定啊”，因为还要我帮他预测他能不能连任下届总统。我说，你的老百姓都死光啦，你还想着选总统？他就没话说了。我也是替你们着急啊，太简单！太天真！
南方周末：能跟我们讲讲您的感情生活吗？大家都总是看到您一个人在镜头前。
保罗：可是你们那么多狗仔，24小时直播我的一举一动，当明星容易吗？当神就没有隐私了吗？你们还不停地拍我的裸照…… 借这个机会我要告诫一些媒体，新闻自由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
南方周末：有人托我问您，如果把您煮了，是清蒸好，还是红烧好？
保罗：你是哪家媒体的？
南方周末：其实您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谈谈您的感想吧？
保罗：先感谢我的祖国大不列颠，她的海水养育了我，我永远是祖国人民的章鱼。另外要感谢父母！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我的生命。
南方周末：据说，还有新加坡的鹦鹉、非洲的猩猩等等动物，都在预测世界杯，但是只有您100%猜对了。对那些您昔日的竞争对手，您想说些什么？
保罗：我老了，但是他们还年轻，还有很多可以猜嘛：下一轮经济危机什么时候来，气温明年升几度，LadyGaGa什么时候结婚，博尔特能突破百米5 秒吗，还有很多问题困扰着你们人类，不是吗？我们什么时候能登上彩虹？什么时候能摒弃战火？为什么你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却被强拆？这个世界会好吗？那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南方周末：我太荣幸了！
保罗：我就想问问你，你们中国人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股市就是楼市？你们还能想点儿别的吗？
南方周末：……
（本文纯属虚构，切勿对号入座）
是否真如美、日、及南韓所堅稱，天安艦遭北韓擊沉，其實有待釐清。然而可能基於政治、經濟、軍事或其他種種相關國家、團體、或個人利益，居心叵測的人特意製造衝突以掩飾其野心及為達成其目的，這在歷史上不是屢見不鮮嗎？這種情形下，檯面上的『事實』只是骯髒的藉口，事件背後的故事如何還原？美伊沙漠風暴如何演進發生的...
-by Eve
來源：《海峽評論》235期-2010年7月號
作者：李明（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
一、天安艦沉沒事件震驚東亞
3月26日，南韓海軍天安艦在南北韓交界的白翎島海域疑遭攻擊而沉沒，造成46名官兵死亡，震驚整個東亞。事件原因，原先的揣測包括魚雷攻擊、碰觸水雷、甚至是艦上彈藥庫爆炸等。雖然各界揣測北韓最有可能發動攻擊，但北韓堅定予以否認。
南北韓的軍事衝突，因此有一觸即發之勢。南韓及國際媒體、南韓政界說法，幾乎確定係北韓所為。南韓媒體指出北韓需為此事負責，平壤隨即嚴厲抨擊，指控是南韓政府的「汙衊」，並揚言「報復」或「開戰」。
天安艦遭攻擊事件，對南北韓互信形成沉重打擊。事件發生後南北韓已無任何妥協餘地，雙方交往全部中斷。美、日在內的南韓盟邦對北韓的行徑強烈譴責，為朝鮮半島周邊情勢添加不穩定因素。
李明博政府在民意壓力下，必須做出回應並找出元兇。但李明博傾向謹慎，原本不希望做過早的猜測，但反對黨民主黨則抨擊執政黨過於軟弱。民主黨的算計，是藉此壓低李明博聲望，博得保守民意對民主黨的認同。6月2日「道知事」（省級）首長及議員選舉在即，執政的大國黨小心翼翼，且11月南韓又將主辦G-20高峰會，先是說會調查個水落石出，但排除以軍事行動對付北韓。這樣的政策，說明了南韓在因應北韓挑釁時，政策選擇明顯受限。
在雙方對抗的期間，北韓曾不尋常地大規模晉升多位將領，似乎是一種獎賞性酬庸，更添加了外界對天安艦沉沒原因的聯想，認係北韓的攻擊是為了報復過去幾次、特別是去年海戰失利所做的反擊，但北韓依舊不承認是其所為。
5月14日，美國參議院在全體會議上一致通過「天安艦決議案」，決議向天安艦事件犧牲者、遺屬以及南韓國民表示慰問，重申韓美同盟的重要性、並呼籲國際社會全力支持南韓調查真相等。
5月15日晚間北韓艦艇曾兩度越過北方限制界線（NLL），為此南韓海軍曾以槍彈射擊驅離，幸未發生交戰。
5月16日在南韓慶州結束的中日韓外長會議當中，南韓積極爭取中日兩國對於南韓立場的支持。南韓宣稱天安艦顯係北韓所擊沉，將堅決回應，並稱「不處理清楚就不恢復六方會談」。
5月19日，由跨國專家組成的天安艦沉沒事件調查團宣布，在事發海域蒐集到的碎片有北韓文字，據以認定北韓以魚雷襲擊天安艦。5月20 日，南韓政府正式發表調查結果，說明天安艦係北韓擊沉。北韓立即回應稱南韓的指控，是「南韓為了破壞兩韓關係、有計畫所實施的蓄意挑釁」。並稱如果有新的制裁，將「不惜開戰」云云。李明博選在5月24日發表「對國民談話」，正式譴責北韓。南韓也已將報告送給友邦國家及聯合國，並以藉助於安理會，希望獲得支持要求制裁北韓。日後兩韓的戰場，集中在安理會外交角逐將是合理的推測。
二、金正日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角色
李明博曾在4月30日，藉出席上海世博會之便，與胡錦濤會晤，討論了天安艦沉沒事件以後的朝鮮半島局勢。5月3日，金正日即訪問中國，時間的安排耐人尋味，顯現了中共在兩韓關係當中，站上了樞紐的有利地位。雖然這是金正日的「非正式訪問」，且距離上次訪中已有四年四個月的時間，但中共姿態甚高。
胡錦濤在與金正日會談當中，向金提出五點建議，包括「保持高層交往、加強戰略溝通、深化經貿合作、擴大人文交流、雙方在國際和地區事務的加強協調」等等，金正日雖然表示「贊成」胡錦濤的五點建議，但北京與平壤間最近的關係也已出現了轉折。基於政權安定的考量，北韓實無法做到大幅的經濟改革，北韓亦志不在此，中共深知北韓未來將會是北京的重大負擔。
據傳金正日此次曾向溫家寶請求提供更多援助，溫家寶當面回應「中國無法向朝鮮提供超出聯合國安理會1874號決議對朝鮮之外的援助」，致使金正日意興闌珊，縮短在中國的行程返回北韓。
北韓在3月攻擊天安艦事件，也使中共在接待金正日的規格上必須有相當的限制。換言之，中國不得不考慮國際觀瞻，以及南韓、美國等國的質疑。北韓攻擊天安艦，因此也為中共帶來了困難，使金正日的獲益大受影響，這是金正日始料未及之處。
近月以來，南北韓的敵意有增無已。南韓固然稱將以非軍事手段制裁北韓，但揚言將開啟停用六年的邊境擴音器進行對北韓的心戰。事實上，平壤所不喜者，蓋為空飄自南韓的傳單等文宣品，認係破壞北韓軍民團結，所以必須反制。北韓揚言南韓設若開啟擴音器，北韓將以砲火將它們擊毀，南韓表示倘若北韓進行攻擊，南韓將施行自衛權。因此，未來南韓擴音器如完工，北韓的反映，以及雙方的進一步互動，亟待各方觀察。
三、大國外交鑿痕明顯
五月底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訪問首爾，以及緊接著溫家寶的訪問南韓，都可見到「大國外交」在朝鮮半島的作用，在於穿梭兩方，制止南北韓作不必要的加溫升級，以避免朝鮮半島及其附近再次生事。溫家寶的訪問尤其重要。中共已經對北韓的可能回應成竹在胸，溫家寶風塵僕僕奔赴首爾，則是更加強對南韓的影響，讓南韓接受中共「調解」。
原本南韓寄望甚高，不無指望溫家寶支持南韓的調查報告，並譴責北韓，可是溫家寶都沒有做到。究其原因，仍然是中共希望為北韓保留顏面，寄望整個事件可以和平落幕。南韓則至少還是獲得溫家寶關於「天安艦沉船事件是一個不幸事件」的善意說法。
期間南韓曾邀請中共與俄國專家赴韓訪視調查報告所指證據，俄國代表成行，但中共始終拒絕參加，也可看出中共的諸種考量。俄國還是表示報告書疑點仍多，中共的行動，也有安撫北韓的作用。
六月二日南韓地方選舉的結果，執政的大國黨敗選，給人以一種在天安艦事件之後操弄過當之批評，對李明博政府未來施政尤為一大考驗，李明博已為敗選調整了部分人事，說明了李明博面臨的內憂外患。南韓雖然已經向聯合國提出制裁案草案，但是否能成功，中共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中共可以行使否決權讓這件制裁案無法通過。
中共對北韓的援助雖將持續，但規模將無法如北韓所願，北韓的困難問題始終存在，中共所給的支持卻相對減少，對北韓發揮了制約的作用。
中共並未對北韓施加譴責，已引起美國與南韓的關切。希拉蕊在北京戰略經濟對話時，更要求北京做出積極回應壓制北韓。中共在考慮國際社會的觀感與自身的責任之下，望遵照國際體制與決議面對北韓議題，對東北亞而言，是比較正面的發展。未來安理會在接受南韓所提制裁北韓議案時，北京如果選擇棄權、或投下贊成票，而讓制裁北韓案獲得通過，中共固然可獲國際掌聲，卻一定得罪北韓，北韓未來對外行為可能失控。設若中共運用否決權制止制裁案，也會傷害北京與美日韓等國關係。
針對各方在安理會的折衝，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北韓道歉，並重新回到六方會談來。這是讓中共回到棄置一年餘的舞台重新發揮影響力；再者，即是給北韓一個下台階，回到有一搭沒一搭的談判。但這必須看美國能否勸服中共、以及中共有無能力勸北韓歸隊而定。因此，大國外交的形勢主導不言可喻。
四、東北亞安全未來的發展
東北亞安全情勢，在天安艦沉沒事件後，短期內是相當受到震撼的。南韓先前已經表明此時已對六方會談興趣缺缺，但這終究正中北韓下懷，蓋北韓正不欲受六方會談拘束，攻擊天安艦的戰略亦可作如是觀。南北韓終結各種和平互動，兩韓間的所有交往中斷，特別是南韓軍方對於北韓的痛恨，今後黃海區域軍事對峙將更加緊繃多事。
美國與南韓之間原本存在多年的糾葛，包括南韓的反美情緒，在事件後沉寂，南韓與美國的關係轉好，南韓部分軍方人士，還甚至要求重新設定韓美聯合作戰指揮權交還給南韓的時程，不見得非要在2012年不可，這是韓美關係走向緊密的徵兆。加以李明博本來就是親美政府，南韓在未來三年左右的政局，李明博親美政策，原本是比較固定的主線，但經過地方選舉敗選之後，南韓的政策可能更加小心謹慎，對北韓也無力過度施壓。
日韓關係也因天安艦事件而傾向趨近，從日本立即發表對南韓立場的支持可見一斑。如此則日本與北韓間之摩擦更難化解，東京與平壤的建交對話，時程必將延後，這對日本與北韓關係都不是好兆頭。
南韓總統在5月24日宣示決絕的講話，宣稱將不會允許北韓的任何挑釁，並堅持積極遏阻的原則。但至多仍是斷絕對北韓的援助及經濟往來、側重聯合國外交、聯繫友邦支持，但不會歡迎朝鮮半島及周邊發生新的戰鬥。
《紐約時報》6月8日的分析文章 “Five Possible Paths to a War in Korea” 提及，以下的幾個因素將可能導致朝鮮半島區域的再度爆發戰事。如黃海（西海）的北方限制線區域再度爆發戰鬥、沿著停戰線爆發兩韓間的砲擊、北韓爆發權力鬥爭或政變、北韓發生經濟困難引發政權瓦解、或北韓執意進行核武擴散引起美國干涉等。筆者願再加一項因素，即「大國外交調解失利」的情況，也必須納入考量。其中黃海（西海）附近衝突以及北韓發生經濟困難而形成「內爆」（implosion）則較為可能，「大國外交」目前中共美國正在全力施行，以期朝鮮半島終究可以「鬥而不破」，亦即兩韓「可以揮舞拳頭叫罵，但決不可以打架」，將摩擦管控於可以接受的範圍內，以免情勢失控或將大國拖下水。
天安艦事件之後出現的部分國際會商有助於降溫。5月29日召開的中日韓高峰會議，並未公開譴責北韓，可見各方節制自身的態度。6月5日李明博在新加坡參加亞洲安全會議時，也強調「朝鮮半島不會發生戰爭」。5月25日閉幕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美兩國也彼此呼籲冷靜和平處理此事。今後特別是黃海地區，兩韓小型衝突可能不斷，但由於大國勢力頻頻介入，爆發大型戰爭的可能性依然不大。
之前轉刊過一篇『年輪印證歷史』持類似的論調...
- by Eve
來源：【中國時報】2010-07-15
由中國科學院率領的中、歐科學團隊，比對近兩千年來數據後，得出大膽研究結論，中國歷史上王朝傾頹、內戰或遭外力入侵，大多是由於寒冷的氣候條件所導致的，其次原因才是封建制度、階級鬥爭或治理不善。這是全球首次針對氣候對中國古社會的影響，作出系統性的研究。
儘管與天氣相關的氣候條件如乾旱洪水或瘟疫等會加速中國朝代更迭的理論並非新發現，但在中科院專研氣候對人文影響的專家張志斌率領下，中國大陸與歐洲科學家，將兩組逾一九○○年的數據拿來比較。他們研究戰爭頻率、米價變動、蝗災、乾旱以及洪水，並將內戰和外力入侵作出畫分。同時也透過研究，重建當時的氣候狀況。
張志斌研究團隊最大不同處，在於還沒有人系統審視過中國長期的動亂歷史中，仔細研究氣候與中國社會具體是如何相互作用。這種系統研究還屬首次。
研究發現，嚴重糧食短缺引爆內戰，或是讓飢餓的遊牧民族從蒙古大草原傾巢而出，其實一直都和長期的氣候寒冷化脫不了關係。相反地，中原的安定繁榮，原因則是持續的溫暖氣候。
該篇發表於英國皇家學會學報Ｂ輯的論文，得出結論為：「農業王朝的崩解，諸如東漢、唐朝、北宋、南宋，以及明朝，都與低溫或溫度驟降有關。」
文章指出，氣溫一年若平均下降二℃，就會讓草原的生長最多短缺四十天，而草原對畜牧業來說相當重要。食物短缺可能讓這些朝代國力衰退，北方遊牧民族受到溫度變動的影響更劇烈，因此南侵。
當氣候惡化超越當時科技與經濟體系的承載力時，庶民不是被迫大規模遷徙，就是爆發大規模暴動。研究發現，氣候變冷時也會有更多乾旱及洪水，但直接引發戰爭與朝代變動的，則是米價變動以及蝗災。
他們發現羅馬帝國和馬雅文化，也是在氣候變冷時衰亡。張志斌研究團隊還推測，每一六○年或三二○年氣溫的周期性地變動，與自然氣候的變化，亦即太陽活動和地球自轉、公轉的波動有關。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2010 年06月10日
“爸爸，危机结束了吗？”
“哦，博比，还没真正结束呢。看看那些有关市场动荡的新闻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还没结束呢，爸爸？”
“这次危机是从2007年8月开始的，2008年秋季发展到了最糟糕的地步。以历史标准衡量，对于规模这么大的危机来说，这个时间不算太长。”
“爸爸，还不算太长？ 你不是说那些担保和注资，央行的印钞——你称之为‘非常规政策'——以及政府的借贷，已经化解了危机吗？”
“博比，你没注意听我说话，”父亲有点儿不耐烦地答道：“我当时说的是，这些行动将阻止危机演变成一场萧条。我说的总是对的。”
博比深情地笑了。
“别傻笑了，”他父亲说道：“就拿富裕的西方国家来说吧：去年它们的产出萎缩了3.3%——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糟糕的。你听说过二战，对不对？”
“噢，是的。我们在学校至少学到过三次。”
“那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我知道，这个名字够长的——本周表示，今年这些富裕国家的产出可能会增长2.7%。全球经济在2009年下降了0.9%之后，预计今年将增长4.6%。即使与半年年前相比，这也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
“如果这是真的，”孩子答道：“那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谈论‘不稳定性'呢？这说的是什么啊？”
“你知道地震之后会有一些余震。这么说吧，财政危机可能是金融危机之后的余震。然后它们可能又会引发金融余震。”
博比开始觉得这个话题有点意思了，这让他觉得惊讶。“爸爸，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
“唔，想想2007-09年的金融地震之前都发生过什么：地产价格大幅上涨，建筑业一片兴旺；私人债务出现爆炸式增长；金融复杂性明显上升。于是，当地产价格下跌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恐慌。但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情：政府获得了超出预期的收入，并花掉了其中的大部分；同时，它们还能很轻松地借到钱。”
“在新出现的欧元区，所有成员国政府都发现自己能够借到钱，就好像它们是德国。家庭和企业也能够按照‘德国'条件借钱。所以，它们大把花钱。在光景好的时候，工资也大幅飙升。”
博比打了个哈欠。他爸爸接着说了下去。
“那么，危机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在一些受泡沫影响的国家——美国、英国、爱尔兰和西班牙——财政赤字上升到了和平时期未曾见过的水平。于是出现了财政危机的威胁。”
“引发这场余震的，是有人爆出希腊在自身财政状况问题上撒谎的消息，而那之后，欧元区又未能做出回应：对于自己应该援救那些不负责任的挥霍者的观点，德国人愤愤不平；而其他人则认为德国人冥顽不化、欺凌弱小。如此这般，在回应金融问题方面，欧洲人就犯下了与美国人同样的错误：他们坐视危机在眼前发展。”
“但它们出手拯救了希腊啊，”博比说道：“那怎么会还有那么多动荡呢？”
“关键问题在于投资者并不全是傻子：他们知道这些只是暂时的救急措施；他们知道希腊债务问题将会恶化；他们知道其它欧洲外围国家将发现自己难以摆脱自身困境；他们也知道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团结正摇摇欲坠；他们知道德国人很生气；他们还知道资金不足的银行容易遭受主权风险的冲击。所有这一切，让欧元看起来像是个糟糕的赌注。所以欧元贬值了。”
“这我懂，”博比回答，“但这些对欧元区有帮助吗？”
“是的，”他爸爸答道。“但这会影响其他地区的前景——比如美国和英国。然后人们又会担心这些国家也存在巨大的财政问题。目前市场似乎并不在意。但他们的观点有可能改变。更糟糕的是，他们不知道该担心什么：最终的结果会是通缩、违约、通胀、金融危机，还是统统都有？市场和小孩子一样，是无法预测的。”
博比决定不对这种取笑做出回应。“那么，”他若有所思地问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知道的话，就不会只是一个财经记者了，”他爸爸答道。
博比笑了——这话听起来耳熟。
他爸爸没有注意到。“没准儿，美国经济获得的动能，以及大型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将引领世界走出危机。经合组织说了，认为经济前景‘适度乐观'”。
“或者，你可能会说，庞大的财政赤字是不可持续的，而在欧元区和英国，旨在控制赤字的努力，将引发新的衰退和政治纷争。同时，我们才刚刚开始削减私人债务，这需要许多年的时间。那些银行规模太大了，而且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上有着太多的可疑资产。此外，新兴国家规模太小，实力也比较弱，不足以担当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还有些人担心中国目前经济过热，或正面临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不过我不这么认为。还有，目前在朝鲜和伊朗问题上，存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简单地说，市场之所以动荡，就是因为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
博比开始觉得这些话又有些耳熟了：爸爸喜欢看悲观的一面。但就像妈妈总说的那样，他有可能是错的。
“不管怎么说，”爸爸总结道，“这些余震可能将持续多年，财政方面的担忧会影响金融行业的信心，并产生反作用力。它也会影响到你：未来几十年，西方国家政府将会缺钱。日子将会很悲惨。不过你可以学习中文，然后去东方发展。”
博比呻吟着。这听起来可是个苦差事。但他静静地上床睡去。是什么噩梦把他惊醒？
译者/怀川
AN ABC OF FINANCIAL SHOCKS AND FISCAL AFTERSHOCKS
“Is the crisis over, Daddy?”
“Not really, Bobby. Just look at the news of market turmoil.”
“Why isn't it over, Daddy?”
“The crisis began in August 2007 and reached its worst in autumn of 2008. By historical standards, that is not so long for such a big crisis.”
“Not so long, Daddy? Did you not say that the guarantees and capital injections, the money-printing by central banks – ‘unconventional policy', you called it – and the borrowing by governments had fixed the crisis?”
“Bobby, you don't pay enough attention,” replied his father, a bit impatiently. “What I said is that these actions would stop the crisis from becoming a depression. I was right, as usual.”
Bobby smiled, affectionately.
“Stop smirking,” said his father. “Take the rich western countries: their output shrank by 3.3 per cent last year – the worst performance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You do know about the war, don't you?”
“Oh yes. We have studied it at least three times at school.”
“Well,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I know, that's a mouthful – said this week that the output of the rich countries might grow by 2.7 per cent this year. The world economy is forecast to grow 4.6 per cent after a 0.9 per cent decline in 2009. This is better than almost anybody expected even half a year ago.”
“If that's true,” replied the boy, “why do all these people talk about ‘instability'? What's that about?”
“You know about aftershocks following earthquakes. Well, fiscal crises can be the aftershocks of financial crises. And then they can cause financial aftershocks, in their turn.”
Bobby was beginning to find this lecture interesting, to his surprise. “So how does that work, Daddy?”
“Well, think about what happened before the financial earthquake of 2007-09: there were huge rises in property prices and booms in construction; there was an explosion of private debt; and there was a big increase in financial complexity. So, when property prices fell, we had the big panic. But two other things happened: governments received more revenue than they had expected, most of which they spent; and they borrowed easily, too.
“In the new eurozone, all governments found they could borrow as if they were Germany's.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could also borrow on German terms. So they bought and built. In the good times, wages also soared.”
Bobby yawned. His father drove on.
“So what happened after the crisis? Fiscal deficits exploded to levels never before seen in peacetime, particularly in countries affected by the bubbles – the US, UK, Ireland and Spain. So the threat of a fiscal crisis emerged.
“What triggered this aftershock was the revelation that Greece had lied about its fiscal position, followed by the inability of the eurozone to respond: Germans were outraged at the idea that they should rescue irresponsible profligates; others thought the Germans inflexible bullies. So the Europeans made the same mistake as the Americans had made when responding to financial worries: they let the crisis get ahead of them.”
“But they bailed out Greece,” said the boy. “So why all the turbulence?”
“The big point is that investors are not altogether stupid: they know these are temporary patches; they know Greek indebtedness is going to worsen; they know that other countries in peripheral Europe will find it hard to grow out of their plight; they know that solidarity among eurozone member countries is fraying; they know Germans are very angry; and they know that inadequately capitalised banks are vulnerable to sovereign risks. All this makes the euro seem a worse bet. So it has fallen in value.”
“I understand that,” replied Bobby. “But won't that help the eurozone?”
“Yes,” agreed his father. “But it will worsen prospects elsewhere – in the UK and US, for example. And then there's the worry that these countries have huge fiscal difficulties, too. The markets don't seem to mind now. But they might change their view. Worse, they don't know what to fear: will it end up in deflation, default, inflation, financial shocks, or all of these? Markets are unpredictable, like children.”
Bobby decided not to respond to this teasing. “So,” he asked thoughtfully,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If I knew that, I wouldn't be a mere economic journalist,” his father said.
Bobby smiled: a familiar remark.
His father did not notice. “Maybe, the momentum gained by the US and the big emerging markets, especially China, will let the world ride through the shocks. The OECD calls the outlook ‘moderately encouraging'.
“Alternatively, you could argue that the massive fiscal deficits are unsustainable and that attempts to rein them in, in the eurozone and UK, are going to cause renewed recession and political strife. We have also barely begun reducing private debts, which will take years. The banks are far too big and have too many doubtful assets on their books. Meanwhile, emerging countries are too small and weak to be locomotives for the world. Some people worry that China is overheating or suffering from huge asset price bubbles, too, though I disagree. And then there is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over North Korea and Iran. In short, markets are volatile because of all the uncertainty out there.”
Bobby was beginning to find this familiar: his father tended to see the gloomy side. But he could be wrong, as his mother enjoyed pointing out.
“Anyway,” concluded his father, “these aftershocks are likely to go on for years, with fiscal worries undermining confidence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back again. It will affect you, too: western governments are going to be short of money for decades. It's going to be miserable. But you can learn Chinese and go east.”
Bobby groaned. It sounded like hard work. But he went off quietly to bed. What nightmares disturbed him?
martin.wolf@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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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2010 年06月04日
寓言寻求阐释现实。我在上周讲述了有关“蚱蜢和蚂蚁”的寓言，目的是简要说明全球经济。今天我希望谈两个问题：谁受益于进口盈余的蚱蜢和出口盈余的蚂蚁之间的贸易流动？两者能够互惠共存吗？
首先，谁会受益？为了回应我给蚂蚁的这个建议“如果你希望积累长久的财富，就不要借钱给蚱蜢”，我的同事罗宾•哈丁(Robin Harding)提出了这个问题：“蚱蜢的收益会是什么？”
传统的答案是，双方都应受益于自愿交换。这包括那些“跨期交换”——蚂蚁现在向蚱蜢提供商品，以换取未来的还款。
然而这种说法假定：这些决定是明智的，市场富有弹性，合同能够执行。所有这些假定似乎都不那么可信。读者可能会争辩说，人们可能不会做出明智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蝗虫”之称的金融资本家愚弄了蚱蜢和蚂蚁双方。在最好的情况下，金融市场中的机构和信息问题让蚂蚁或蚱蜢难以理解发生的一切。在最坏的情况下，蝗虫利用它们的财富和知识操纵游戏，为自己谋利。
金融市场肯定会经历狂热和恐慌的周期。房地产市场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市场繁荣时期，不断上涨的土地价格为举债提供了担保，还刺激了人们的冒险行为。在市场低迷时期，土地价格的暴跌可能导致大量破产，并可能压垮债务过多的金融机构。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商品和服务贸易带来的益处，是否根本不适用于金融交易。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的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就这些问题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他在文中对其所称的“华尔街-财政部联合体”进行了谴责。*
总之，我们不能假定，跨境融资会让蚂蚁和蚱蜢就借贷和支出时机做出明智决定。蚂蚁可能会发现，它们的资金已经被消费或投资在住房等不可贸易资产的生产上。它们还可能发现，实在难以从蚱蜢窝那里获得还款。诚然，在欧元区内部，实力强大的蚂蚁国家或许能够将陷入困境的国家置于集中控制之下，尽管只是对较小的国家才有这种可能。但在面对美国这个最大的净债务国时，同样的情况将不可能发生。
这似乎意味着，蚱蜢至少应该受益于往往“无偿”的资源的流入。但如果流入的结果是不可持续的消费水平，而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产能投资不足，这种假设就站不住脚。当资本流入停滞的时候，经济崩溃可能是非常痛苦的——如果固定汇率（或货币联盟）要求名义工资和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下降，情况就更加糟糕。这种做法进而往往会提高债务的实际价值，加重负债累累的蚱蜢的苦难。
总的来说，从蚂蚁向蚱蜢的大规模债务融资净流入，似乎不太可能为任何一方带来太多好处。没错，蚂蚁的确提高了生产力，但它们也积累了低质量的资产，并变得依赖于很可能不可持续的蚱蜢需求。蚱蜢窝的经济则变得依赖于不可持续的资本流入和过度消费。当盛宴结束时，双方都会头疼无比。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有办法确保蚂蚁和蚱蜢和谐共处吗？
答案肯定包括降低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这是监管辩论（我探讨过的话题）的焦点。这里我会加上两点：第一，对土地的出租价值征税，以求降低房地产周期的极端性；第二，在税法中消除除对举债的激励。
然而在我看来，全球体系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蚂蚁企图向蚱蜢提供如此多的“卖家融资”。最终，蚂蚁和蚱蜢都会失望。利用年长蚁巢盈余储蓄和生产力的更有成效的方法，是借钱给更年轻的蚁巢。因此一般来说，资金应该流向新兴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新投资的最佳机会应该存在于后者，也正是后者最有可能产生能力，以偿还自己得到的贷款的利息与本金。
这个看似合理的建议遭遇了两个巨大的困难：第一，过去30年间，推动巨额资本净流入新兴国家的几乎所有努力，最终都导致危机；第二，结果是，新兴国家决定运行经常账户盈余，并把那些盈余投入规模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例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0年，新兴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将达到 42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累积达到6300亿美元。
因此，整体上新兴国家正把经常账户盈余和私人资本净流入投向外汇储备。这些盈余几乎全部来自新兴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尽管这些国家拥有最好的投资机会。
只要仍然保持上述情形，发达世界的蚱蜢窝就可能仍然是资本的净接收方，而它们肯定会继续浪费这些资本。然而，由于危机本身的压力，许多昔日的蚱蜢窝正被迫变得“更像蚂蚁”。如果今天的富裕蚁巢不改变自己的行为，就可能积累起巨额盈余。要么新兴国家整体开始将这些盈余吸收进具有生产力增长空间的年轻蚁巢，要么全球将陷入需求陷阱——大家都在寻求出口盈余。
出口推动型的蚁巢向发达的蚱蜢窝的资金流动以失败告终，从年长蚁巢向年轻蚁巢的资金流动也没有成功。如果找不到办法解决这些失败，开放的全球经济本身可能会消失。
*1998年《外交事务》5/6月刊，《资本神话》(The Capital Myth)
www.foreignaffairs.com
译者/君悦
The grasshoppers and the ants – elucidating the fable
Fables seek to illuminate reality. The goal of the one I told last week – concerning “the grasshoppers and the ants” – was to provide a simplified account of the world economy. Today I wish to address two questions: who benefits from the trade flows between import-surplus grasshoppers and export-surplus ants? Can the two co-exist fruitfully?
First, who benefits? My colleague, Robin Harding, raised this question in response to my advice to ants: “If you want to accumulate enduring wealth, do not lend to grasshoppers.” He asked: what about the gains for the grasshoppers?
The traditional answer is that both sides should gain from any voluntary exchange. That includes these “inter-temporal exchanges” – in which ants offer goods to grasshoppers now in return for future repayment.
Yet this assumes that the decisions are well informed, markets are flexible and contracts are enforced. None of these assumptions seems all that plausible. A reason people may not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is, readers argue, that what some call “locusts” (financial capitalists) fool both grasshoppers and ants. At best, agency and information problems in financial markets make it hard for ants or grasshoppers to understand what is going on. At worst, locusts use their wealth and knowledge to rig the game to their advantage.
Financial markets are certainly subject to cycles of euphoria and panic. A big role is played by the property market. In good times, rising land prices provide collateral for leverage and an incentive for risk-taking. In bad times, a collapse in land prices may lead to mass bankruptcy and threaten to destroy leverag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ome economists question whether the benefits of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pply to trade in finance at all. Jagdish Bhagwati of Columbia University wrote a famous article on these lines in the wake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98. In this he decried what he called the “Wall Street-Treasury complex”.*
In sum, we cannot assume that cross-border finance allows ants and grasshoppers to make wise decisions about the timing of lending and spending. Ants are likely to find that their funds have been consumed or invested in production of non-tradeable assets, such as housing. They are also likely to find it hard indeed to extract repayment from grasshopper colonies. True, inside the eurozone, powerful ant nations may be able to put the countries in trouble under central control, though even that would only be possible with smaller countries. But the equivalent will be impossible vis-a-vis the US – the biggest net debtor.
The implication seems to be that grasshoppers should at least benefit from an inflow of often unrequited resources. But that assumption is unwarranted if the outcome is unsustainable levels of consumption and underinvestment in capacity to produce tradeable goods and services. The economic collapse, when inflows of capital halt, can be very painful – even more so if a fixed exchange rate (or currency union) demands a period of falling nominal wages and prices. That, in turn, tends to raise the real value of debt, worsening the plight of the grossly overindebted grasshoppers.
In all, large-scale net flows of debt finance from ants to grasshoppers seem unlikely to do either side much good. Ants, it is true, do build up their productive capacity. But they also accumulate poor-quality assets and become dependent on what may well be unsustainable grasshopper demand. The economies of grasshopper colonies, in turn, come to depend on unsustainable capital inflows and excessive consumption. When the glorious party ends, both sides end up with big headaches.
This leads to the next question: is there a way to ensure ants and grasshoppers coexist harmoniously?
A part of the answer must be to reduce the instability of financial markets. This is the focus of the debate on regulation – a topic I have discussed previously. I would add two points here: first, seek to reduce the extremes of the property cycle by taxing the rental value of land; second, remove incentives for leverage from the tax code.
Yet the biggest single problem of the global system, in my view, is the attempt by ants to provide so much “vendor finance” to grasshoppers. In the end, both ants and grasshoppers have ended up disappointed. A more productive use of the surplus savings and productive capacity of ageing ant nests would be to lend to younger ones. So finance should flow to emerging countries, in general, and fixed investment in emerg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It is in the latter that the best opportunities for new investment should exist. It is the latter that are also most likely to generate the ability to service and repay the loans they have received.
This seemingly sensible proposition runs up against two huge difficulties: the first is that almost every attempt to generate large net flows of capital to emerging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s ended up in a crisis; the second is that, as a result, the emerging world has decided to run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and recycle those surpluses into ever larger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in 2010,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of emerging countries will be $420bn, with an accumulation of reserves of $630bn.
Thus, in aggregate, emerging countries are recycling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plus the net private capital inflow, into reserves. Nearly all of these surpluses are generated by emerging Asia, in general,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though these countries have the best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So long as this remains true, the grasshopper colonies of the developed world are likely to remain net recipients of capital, which they will surely continue to waste. Yet,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crisis itself, many erstwhile grasshopper colonies are being forced to become more “ant-like”. If today's rich ant nests do not change their behaviour, potential surpluses will be huge. Either the emerging world as a whole starts to absorb these surpluses into potentially productive younger nests, or the world will be stuck in a demand trap, with everybody seeking export surpluses.
Flows of finance from export-driven ant nests to advanced grasshopper colonies end in tears. Flows of finance from old ant nests to young ones have not worked out either. If a way is not found to fix these failures, the open global economy itself may disappear.
* The Capital Myth,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8, www.foreignaffairs.com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2010 年05月28日
西方人都知道蚱蜢和蚂蚁的寓言故事。蚱蜢很懒，在整个夏天唱歌玩乐，而蚂蚁则忙着储藏粮食，为冬天做准备。当寒冷的冬季来临时，蚱蜢向蚂蚁乞要食物，蚂蚁拒绝，最后蚱蜢饿死了。这则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好吃懒做只能喝西北风。
然而生活比伊索寓言更复杂。如今，蚂蚁是德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而蚱蜢是美国人、英国人、希腊人、爱尔兰人和西班牙人。蚂蚁生产出蚱蜢想要购买的有吸引力的商品。当后者询问前者是否想要什么东西作为交换时，蚂蚁回答道：“不，你们没有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许除了海边的度假胜地。我们会借给你们钱，这样你们获得了商品，而我们增加了积累。”
蚂蚁和蚱蜢是快乐的。蚂蚁节俭而谨慎，它们把盈余收入存进据信安全的银行里，而这些银行再把钱借给蚱蜢。相应地，后者不再需要生产商品，因为蚂蚁供应了非常廉价的商品。但蚂蚁不向它们出售房屋、购物中心或办公室，因此蚱蜢专注于建造这些建筑物。它们甚至请蚂蚁前来从事这些建造工作。蚱蜢发现，随着资金不断流入，土地价格上涨。因此它们更多地借贷、更多地建造房屋，并更多地支出。
蚂蚁看着蚱蜢窝的繁荣景象，告诉自己的银行家：“更多地借钱给蚱蜢，因为我们蚂蚁不想借钱。”蚂蚁在制造实体产品方面的能力远甚于评估金融产品的能力，因此蚱蜢找到了巧妙的办法，将蚱蜢的贷款打包成面向蚂蚁银行的有吸引力的资产。
目前，德国蚁巢与一些小型的蚱蜢窝非常接近。德国蚂蚁表示：“我们希望成为朋友。那么我们为何不全都使用同一种货币呢？但是，你们首先必须承诺永远像蚂蚁一样行事。”因此蚱蜢们不得不通过一项测试：几年内像蚂蚁一样行事。蚱蜢们通过了测试，随后获准采用欧洲单一货币。
一段时期内，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着。德国蚂蚁看着向蚱蜢提供的贷款，感觉很富有。与此同时，在蚱蜢窝，政府看着自己稳健的账户说：“瞧，在遵守财政规则方面，我们比蚂蚁做得还要好。”蚂蚁发现这令人尴尬。因此它们对蚱蜢窝内的下列事实缄口不言：工资和物价快速上涨，这使得商品更加昂贵，同时降低了利息的实际负担，从而鼓励了更多的借贷和建造。
聪明的德国蚂蚁虽然沮丧，但坚称，“树不会长到天上去”。蚱蜢窝的土地价格最终见顶。蚂蚁银行随即变得不安起来，要求蚱蜢偿还资金。因此蚱蜢债务人被迫出售资产，这导致了一连串的破产。它还导致蚱蜢窝停止了建筑活动，并使得蚱蜢不再掏钱购买蚂蚁商品。蚱蜢窝和蚁巢两边的工作岗位消失，财政赤字飙升，尤其是在蚱蜢窝。
德国蚂蚁意识到，它们积累的财富不再很值钱了，因为除了阳光下的廉价住宅，蚱蜢不能提供它们想要的任何东西。蚂蚁银行要么不得不注销不良贷款，要么必须说服蚂蚁政府向蚱蜢窝提供更多的蚂蚁资金。蚂蚁政府害怕承认自己让银行损失了蚂蚁资金。因此它们选择了称为“纾困”的第二种做法。与此同时，它们要求蚱蜢窝政府增税和削减支出。现在，它们称，你们必须真正像蚂蚁那样行事。因此蚱蜢窝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但蚱蜢仍然不能生产蚂蚁想要购买的任何东西，因为它们不知道怎么做。既然蚱蜢不再可以借钱购买蚂蚁的商品，它们饿死了。德国蚂蚁最终注销了借给蚱蜢的贷款。但它们从这种经历中几乎没有汲取教训，而是仍然向其它地区销售商品，以换取更多的债权。
碰巧，从全球范围看，还有其它蚁巢。尤其是亚洲，布满了这种蚁巢。与德国非常类似的富裕蚁巢是日本。还有一个巨大但较为贫穷的蚁巢是中国。这些蚁巢也希望通过向蚱蜢低价出售商品和积累蚱蜢窝的债权，而变得富裕起来。中国蚁巢甚至实行人民币汇率盯住制度，从而保证本国商品极其廉价。幸运的是，对亚洲人而言（或者看似如此），碰巧有一个非常巨大而且特别勤奋的蚱蜢窝 ——美国。的确，你知道美国是蚱蜢窝的唯一方式是它的格言：“我们信赖购物”。亚洲蚁巢与美国的关系类似于德国与其邻国的关系。亚洲蚂蚁积累了大量的蚱蜢窝债权，感觉很富有。
然而还是有一些差异。当美国爆发危机，家庭停止借贷和支出，财政赤字大幅飙升的时候，美国政府没有对自己说：“这是危险的；我们必须削减支出。”而是表示：“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我们必须更多地支出。”因此美国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
这让亚洲人感到不安。因此中国蚁巢的领导人告诉美国：“我们——你们的债权人——要求你们停止借钱，就像欧洲蚱蜢窝目前所做的那样。”美国蚱蜢窝的领导人大笑道：“我们从来没有让你们借给我们钱。实际上，我们曾告诉你们这是愚蠢的做法。我们将确保美国蚱蜢就业，如果你们不想借给我们钱，那就让你们的货币升值。这样我们将自行制造以前购买的商品，而你们不必再借给我们钱。”就这样，美国用一位已逝智者的名言给债权人上了一堂课：“如果你欠银行100美元，你会有麻烦；但如果你欠银行1亿美元，有麻烦的是银行。”
中国领导人不愿承认，自己蚁巢积累的巨额美国债权将低于成本价值。中国人还想继续为外国人制造廉价商品，因此中国最终决定购买更多的美国债权。但几十年后，中国人最终对美国人说：“现在我们愿意让你们用商品偿还债务。”于是，美国蚱蜢大笑着迅速削减债务价值。蚂蚁们的储蓄缩水，随后一些蚂蚁饿死了。
这则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如果你希望积累长久的财富，就不要借钱给蚱蜢。
译者/君悦
THE GRASSHOPPERS AND THE ANTS – A CONTEMPORARY FABLE
Everybody in the west knows the fable of the grasshopper and the ant. The grasshopper is lazy and sings away the summer, while the ant piles up stores for the winter. When the cold weather comes, the grasshopper begs the ant for food. The ant refuses and the grasshopper starves. The moral of this story? Idleness brings want.
Yet life is more complex than in Aesop's fable. Today, the ants are Germans, Chinese and Japanese, while the grasshoppers are American, British, Greek, Irish and Spanish. Ants produce enticing goods grasshoppers want to buy. The latter ask whether the former want something in return. “No,” reply the ants. “You do not have anything we want, except, maybe, a spot by the sea. We will lend you the money. That way, you enjoy our goods and we accumulate stores.”
Ants and grasshoppers are happy. Being frugal and cautious, the ants deposit their surplus earnings in supposedly safe banks, which relend to grasshoppers. The latter, in turn, no longer need to make goods, since ants supply them so cheaply. But ants do not sell them houses, shopping malls or offices. So grasshoppers make these, instead. They even ask ants to come and do the work. Grasshoppers find that with all the money flowing in, the price of land rises. So they borrow more, build more and spend more.
The ants look at the prosperity of grasshopper colonies and tell their bankers: “Lend even more to grasshoppers, since we ants do not want to borrow.” Ants are far better at making real products than at assessing financial ones. So grasshoppers discover clever ways of packaging their grasshopper loans into enticing assets for ant banks.
Now, the German ant nest is very close to some small colonies of grasshoppers. German ants say: “We want to be friends. So why do we not all use the same money? But, first, you must promise to behave like ants forever.” So grasshoppers have to pass a test: behave like ants for a few years. The grasshoppers do so and are then allowed to adopt the European money.
Everyone lives happily, for a while. The German ants look at their loans to grasshoppers and feel rich. Meanwhile, in grasshopper colonies, their governments look at their healthy accounts and say: “Look, we are better at sticking to the fiscal rules than ants.” Ants find this embarrassing. So they say nothing about the fact that wages and prices are rising fast in grasshopper colonies, making their goods more expensive, while lowering the real burden of interest, so encouraging yet more borrowing and building.
Wise German ants insist, gloomily, that “trees do not grow to the sky”. Land prices finally peak in the grasshopper colonies. Ant banks duly become nervous and ask for their money back. So grasshopper debtors are forced to sell. This creates a chain of bankruptcy. It also halts construction in the grasshopper colonies and grasshopper spending on ant goods. Jobs disappear in both grasshopper colonies and ant nests and fiscal deficits soar, especially in grasshopper colonies.
German ants realise that their stores of wealth are not worth much since grasshoppers cannot provide them with anything they want, except for cheap houses in the sun. Ant banks either have to write off bad loans or they must persuade ant governments to give even more ant money to the grasshopper colonies. Ant governments are afraid to admit that they have allowed their banks to lose the ants' money. So they prefer the latter course, called a “bail-out”. Meanwhile, they order the governments of the grasshoppers to raise taxes and slash spending. Now, they say, you must really behave like ants. So the grasshopper colonies go into a deep recession. But grasshoppers still cannot make anything ants want to buy,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do so. Since grasshoppers can no longer borrow, to buy goods from ants, they starve. The German ants finally write off their loans to grasshoppers. But, having learnt little from this experience, they sell their goods, in return for yet more debt, elsewhere.
As it happens, in the wider world, there are other ant nests. Asia, in particular, is full of them. There is a rich nest, rather like Germany, called Japan. There is also a huge, but poorer, nest called China. These also want to become rich by selling goods to grasshoppers at low prices and building up claims on grasshopper colonies. The Chinese nest even fixes the foreign price of its currency at a level that guarantees the extreme cheapness of its goods. Fortunately, for the Asians, or so it seems, there happens to be a very big and exceptionally industrious grasshopper colony, called America. Indeed, the only way you would know it is a grasshopper colony is that its motto is: “In shopping we trust”. Asian nests develop a relationship with America similar to Germany's with its neighbours. Asian ants build up piles of grasshopper debt and feel rich.
Yet there is a difference. When the crash comes to America and households stop borrowing and spending and the fiscal deficit explodes,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say to itself: “This is dangerous; we must cut back spending.” Instead, it says: “We must spend even more, to keep the economy humming.” So the fiscal deficit becomes enormous.
This makes the Asians nervous. So the leader of China's nest tells America: “We, your creditors, insist you stop borrowing, just as European grasshoppers are now doing.” The leader of the American colony laughs: “We did not ask you to lend us this money. In fact, we told you it was a folly. 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American grasshoppers have jobs. If you do not want to lend us money, raise the price of your currency. Then we will make what we used to buy and you will no longer have to lend to us.” So America teaches creditors a lesson from a dead sage: “If you owe your bank $100, you have a problem; but if you owe $100m, it does.”
The Chinese leader does not want to admit that his nest's huge pile of American debt is not going to be worth what it cost. Chinese people also want to go on making cheap goods for foreigners. So China decides to buy yet more American debt, after all. But, decades later, the Chinese finally say to the Americans: “Now we would like you to provide us with goods in return for your debt to us. Thereupon, the American grasshoppers laugh and promptly reduce the debt's value. The ants lose the value off their savings and some of them then starve to death.
What is the moral of this fable? If you want to accumulate enduring wealth, do not lend to grasshoppers.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0年07月07日
作者：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朝鲜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蓬勃发展，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我们相信，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必将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指明更加辉煌的前景，必将激励朝鲜人民在新的征途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1980年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华国锋主席在给朝鲜劳动党“六大”的贺电中这样说到。在这封贺电发出的时候，朝鲜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国最相似的国家，并刚刚在一场尴尬的战争中成为中国唯一的声援者。
朝鲜劳动党也是中共名副其实的“兄弟党”，《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金日成主席”日常活动的报道，而且“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永远只说好事。当然，分歧也是存在的，中共正在走上“非主流”的道路——改革开放，而朝鲜则在这次大会上选举了主席的儿子金正日为五名常委之一，确立了家族继承制。不过，双方还是抱着“绝不像他们那样干”的警惕，“互不干涉内政”地走过了三十年。
三十年后，我站在图们江最窄处的北岸向南望去。与中国这边相比，朝鲜那边明显落后得多，随处都能看到拿着枪的军人，偶尔听到孩子的声音，看到母女在江边上洗衣服的情景。到了晚上，对岸上很少看到灯光，曾有图们的朝鲜族朋友向我抱怨说，“以前，天黑了之后，那边的军人经常偷渡过来偷东西，然后回去，我很害怕，天天睡不着”。
据朝鲜朋友介绍，他们那里电厂运行得很不好，很多时候电压和频率都不稳定，工厂里的机器不能正常运转，这时候干脆就把电送到居民区点亮电灯。但朝鲜最大的水力发电厂——鸭绿江上中朝合营的水丰水电站，其电力却几乎完全输入中国电网，极度缺电的朝鲜宁可选择电费收入，“电”成了出口中国的商品之一。同时出口的还有铁矿石、无烟煤、有色金属等资源，买主不用说全是中国企业。这些出口每年为朝鲜带来宝贵的外汇，从中国换取粮食和化肥，维持社会的运转。
说到煤，世界杯期间曾有“朝鲜球员输球后会被送去挖煤”的传言，直到新华社记者在平壤采访了回国的球员后才被否定。但对于熟悉朝鲜经济的人来说，这个传言没有可信度。“朝鲜的煤矿绝不是惩罚人的地方，矿工是非常热门的职业，其收入和福利是一般人的3到5倍”。
据日本“朝总联”出版的《朝鲜新报》报道，在朝鲜实施了货币改革后，拿着新发的朝元到商店抢购电视机等电器的人主要是矿工，其他人则以购买一般生活用品为主。这样的情景，也许会让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感到熟悉，但是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不住问题：依赖于中国需求而就业的矿工成为了精英，搞制造业的工人不行了。在边贸市场上看的话，从随处可见的“中国制造”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三十年来，朝鲜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成为了中国的资源库和市场。再考虑到朝鲜接受援助的80%来自中国，可以说朝鲜已经“上了中国的船”。
今天，经济上依附于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从蒙古到澳大利亚，从欧洲到我们日本，都有许多人一直都在吃“中国饭”。然而，朝鲜是既要依赖中国，又要在中国边境附近进行核试验的唯一国家。华国锋贺电发出后整整26年后的2006年10月9日，朝鲜在距中国137公里的咸镜北道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这一次，中国发给朝鲜的不是贺电，而是“坚决反对”的声明。据说，自从那次试验之后，边境附近中国军队加强了戒备，朝鲜军队则开始认真研究如何对付来自北方，而非南方的攻击，中朝关系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并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这恐怕是华国锋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这两三年来，我多次到中朝边境考察，靠双腿亲自走过了几百公里。经过与当地朋友多方面沟通发现，所谓中朝关系越恶劣，最典型的是朝鲜单方面强行核试验，“两岸”之间人力、物力上的正常往来越减少。在此情况下，“脱北者”就很难逃跑到中国这边来，但已经成功跑到中国领土的人就可以稍微放心了，因为，朝鲜那边不听话，中国这边就没有理由为给朝方面子而把脱北者强制性地遣送回去。据我视察，这几年以来朝鲜那边的粮食危机一年比一年，一天比一天严重，绝大多数逃跑过来的人，其动机就是“没东西吃，饿死了，再也不能忍受了”。听他们说，失败了的货币改革也似乎加剧了朝鲜内部的体制危机。
不过，有一件事倒是符合1980年的预言。那就是劳动党“六大”上走进常委会的金正日迄今为止仍然牢牢地抓住劳动党的最高权力，把握着朝鲜这个国家前进或者倒退的方向。事实上，目前朝鲜与众不同的政治体制、特立独行的对外政策、乃至于经济的滑坡和崩溃，并不能说是金正日总书记的选择，而是“六大”改变劳动党合法性来源时命中注定了的。
除了君主国之外，没有“因为合法执政所以执政合法”的国家。一个共和国的政府要上台，就必须履行一套完整的法律程序来体现民意，保障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多党制国家和共产党执政国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西方国家的法律程序一般是定期普选，而共产党国家采取列宁的方式，分成两步走，首先通过议会选举（比如苏联的苏维埃，中国的人大，朝鲜的最高人民会议）来不断确认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然后由执政党内召开代表大会，确定政治方向，选举中央委员会。党代会承担着实现党内民主、体现人民意志、选举和监督执政机关的任务，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大会”，必须定期召开。
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就是如此。经过过去多年的“折腾”，中共在六七十年代最终确立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虽然几十年来的路线方针一直有变化，但通过定期召开的全国党代会和逐级选举，中共逐步实现了党内民主，并最终推动国家成为具有完全合法性的共和国。
劳动党的体制本来也是如此。根据其《党章》规定，劳动党每5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每次代开会时选举中央委员会，然后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常委会和总书记。1980年“六大”之后，应该还有85年的“七大”，90年的“八大”，而当金日成主席于1994年去世之后，95年的“九大”将选出后金日成时代的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将选出新的总书记，继承金主席的遗志，继续领导朝鲜的党和国家向前走。
但68岁的金主席却对列宁的体制感到恐慌。他无法预测自己的寿命是多少，但毕竟知道自己总有离开人世的一天。这位从三十多岁起就成为劳动党“一把手”的资深政治家，曾经历过无数的政治风波，他“清洗”过威望很高的南朝鲜劳动党元老、亲中国的延安派干部、亲苏联的莫斯科派，以及无数独立或有组织的异议者。
劳动党前三次代表大会的71名中央委员，到1961年的“四大”上，仅剩下28名了。被打倒的人中有一部分人遭到了“肉体消灭”，但由于朝鲜毕竟是“老大哥”指导下的小国，不能乱搞“大肃反”，所以许多被打倒者在1980年仍然活着。金主席不得不考虑的是：如果自己有一天不在了，由全体党员投票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会选举谁为新的总书记？会如何评价自己？会如何对待金正日和他的兄弟？在朝鲜充满了阴谋和风险的残酷政治环境中，金主席面临着党性和“人性”的抉择。
金日成主席在“六大”上果断做出了决断。“六大”修改了党章，在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中率先删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规定，以他自己创造的“主体思想”作为劳动党的“唯一思想体系”。主席的儿子金正日一步登天，直接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并成为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明确了自己作为“太子”的身份。为了确保以上两点有保障，“六大”选举了空前庞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145名中央委员和103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这些幸运的入选者看到了自己“辉煌的前途”：“七大”不会开了，只要你们“六大”委员保证选出姓金的总书记，你们就可以把中央委员当到底，永远不退休。最后，给每个中央委员配了一辆德国“奔驰”牌汽车作为“纪念品”。
这个计谋获得了“完美”的成功。身体相当不错的金主席在“六大”后又领导着朝鲜，平静地走过了十四年，到1994年才逝世。金正日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马上掌握住了局面，作为模范孝子，他“守孝”隐居三年后才出任总书记，还把“主席”这个职务永远地留给了父亲。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也一直没有增补过，以至于形成了“五人政治局，一人常委会”的局面。至于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始终支持着金正日的领导，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在职的有中央委员68名，候补委员67名。必须指出的是，对于这些注定要享一辈子福的人来说，三十年的时间一点都不长——中国国民党1948年在南京选出的“国大代表”，在蒋经国的支持下一直任职到1991年，他们八次选出“中华民国总统”，本身则一次都没有被改选过。
这就是为什么朝鲜在经济命脉完全被中国掌握的情况下，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搞核武器，进行讹诈，也不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原因。一旦真的选择改革开放，统管全局的总书记倒不会受什么影响，可中央委员们却担任着部长、道委书记、国企经理等事务性官职。如果搞了改革开放，无数新的理念和制度将一下子从外国涌进来，这些已经身居高位三十年的老人们是不可能适应的，一定会丢掉现有的职务。到那时，即使权力强大如金正日，也难以获取他们的忠诚。
今年，金正日也迎来了他的68岁生日，与他的父亲 “永远的主席”一样，金总书记也面临着身后事的安排。6月26日，劳动党宣布将在9月份召开“代表会议”——这是金主席在“六大”上专门发明出的一种制度，只用来改选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央委员会本身不动——以此解决接班人问题。若不出意外的话，1980年产生的劳动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将再一次履行它的神圣职责，为朝鲜的党和国家“选”出一个“流淌着领袖血液”的接班人，“选”出一个“更加辉煌的前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作者刚刚出版的著作是《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
來源：2010-07-07 中國時報 【何榮幸】
南非世界盃還未落幕，最出鋒頭的兩個人（嚴格來說是一個人與一隻動物）已經出爐；馬拉度納以及他恨透了的德國章魚。在我看來，神奇章魚其實是一種隱喻，它以誇張方式揭露，世界盃的巨大壓力足以讓任何優秀球隊與明星球員嚴重失常，使得專家、賭盤預測結果往往比不上丟個銅板猜勝負來得高明。
本屆世界盃連連爆冷絕非偶然，只要看看ＮＢＡ、ＭＬＢ決賽都是七戰四勝制，網球重要比賽也以五盤分出勝負，就可知道世界盃進入十六強後的一戰定生死有多麼殘酷（這方面恐怕只有ＮＣＡＡ甜蜜六十四強決賽差可比擬）。
再加上世界盃承載的國族主義（乃至於洲際競爭）榮光，任何專家、賭盤看好的球隊，以及任何擔任球隊中心支柱的明星球員，其身上背負的龐大壓力實非外界所能想像。這種壓力大到足以讓所有正常的事情變得反常與無常，更讓所有合理的預測淪為紙上談兵。
回頭來看馬拉度納與神奇章魚。在阿根廷雄師出戰德國青年軍之前，擁有天王巨星梅西的阿根廷看好度遠超過少掉中場核心巴拉克的德國，馬拉度納唱作俱佳的精神感召更讓人懷疑上帝將在本屆世界盃成為阿根廷人，但梅西與其他焦點球星卡卡、魯尼同樣落得一球未進，老馬的神蹟更在○比四大敗後灰飛煙滅。
與其說神奇章魚的「五連中」比老馬加上梅西「老少球王」還要厲害，不如說德國從頭到尾都在沒那麼龐大的壓力下（三十二強戰奪冠賠率只排第六，進入八強後賠率也只排到第四，即使痛宰阿根廷後賠率還是不如西班牙）愈戰愈勇，阿根廷則被絕對輸不得的壓力打敗，巴西更是徹底輸給了自己。
就此而言，卡卡在巴西輸給荷蘭後的肺胕之言：「大家對我們的期待像天一樣高，每個人都預期我們一定拿冠軍，一旦沒實現大家的希望，失望便隨之而來」，絕對是巴西、西班牙、阿根廷這類一路被看好球隊的最真實心情寫照。只能說過去比利、老馬克服了巨大壓力而榮登球王寶座，卡卡、梅西等人則還過不了這一關。
當老馬的戰神傳奇被神奇章魚輕易打敗之際，或許，荷蘭明星球員范佩西強調的：「世界盃各隊不能再只依靠一兩名球員來贏球，這已經是過去式；各隊以陣中大將打造作戰方針，已不再符合現實」，已是優秀球隊與明星球員頂不住巨大壓力後的必要轉變。
神奇章魚這項隱喻帶來的實際影響，不知道會不會讓「進攻足球」與「實用足球」之爭暫時劃下句點，牽引足球強權朝如何平均發揮戰力、而非靠一兩位明星球員定生死的方向整軍備戰。至於今晚西班牙與德國誰會勝出？很高興章魚這回決定「移籍」，跟我站在同一邊預測西班牙出線（德國球迷歹勢啦），但德國章魚的隱喻還是讓我感到不安呀。
來源：【聯合報】2010/06/25
作者：張鐵志 / 作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候選人
周末去了花蓮，看到兩間令人驚艷的二手書店，「舊書鋪子」和「時光」。書店本身是老房子，其存在的姿態就飽含詩意。
同行的香港友人說，台灣真有文化氣息。
我說，未必。
香港朋友常常表示對台灣的文化氛圍的景仰，台灣人也常以為香港似乎是個文化沙漠。但是，姑且不論如何去比較所謂有無文化，起碼以文化媒體來說，台灣並不見得比香港好。
這幾年，香港出現許多優質的文學和文化刊物：《字花》、《文化現場》、《ＭＥＴＡ》。《字花》以文學為主，但有文化論述，也關注社會議題。另外兩雜誌則是文化評論為主。台灣雖然有《印刻》、《聯合文學》等在華人文學界執牛耳的文學雜誌，但是卻幾乎沒有文化評論性質的刊物。
何其諷刺。曾經文化評論是台灣的重要文類，並在社會以及文化改革中成為批判的火藥庫，但是過去十年，這種文類幾乎死亡，或者更精確的說，在主流媒體上宣告死亡。文化評論消逝的原因，當然一方面是網路的興起，讓許多人轉向部落格；但為何這些評論全面從報紙上撤退，卻是一個我們必須深思的問題。香港的信報、明報都有精彩的文化副刊版面，明報的「星期日生活」更是一份十幾頁的周末文化增刊，且具有尖銳的批判性；但台灣報紙的周末增刊幾乎都是生活娛樂型，而不是思考性。
同樣消逝於媒體的是書評。在美國，主流報紙上書評版面的萎縮也是文化界的重大議題，然而，香港幾份主要報紙至今幾乎都還維持書評版，台灣卻只剩下一家報紙有。（更遑論中國幾個主要報紙的周末書評週報都是厚度與深度兼具。）此外，香港有一本免費的書評刊物「讀書好」，每月發行數萬冊（雖然是由地產公司所支持），台灣卻早已沒有書評刊物。
香港文化界朋友常常表示無法理解，台灣是如此有文化氣質，有人潮川流不息的大型書店，和許多精彩特色的獨立書店，怎麼會缺乏書評文化呢？
台灣當然不比香港文化貧乏，但是我們也不能自我膨脹認為比其他華人地區更有文化。重要的是去自我觀照這個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問題根源之一顯然是媒體的嚴重文化貧血症。在台灣的不同角落，從大城到小鎮，從北到南，從西岸到東岸，都有許多人在創造、推動各種文化與藝術實踐，但是他們很少出現在主流媒體的視野中。如果一個外星人來到台灣，首先看到的是媒體（尤其是可悲的電視媒體），他將會發現這是一個何其庸俗化、瑣碎化、反智的社會。
我們的這個時代確實日益輕盈媚俗。我們更喜歡輕薄短小的文化產品，而不是能深刻刺激思考的作品。我們的媒體更專長於意義的消解，而不是價值的建立；更關注於政客的廢話、明星的八卦、教人賺錢的計畫，而不是豐富的思辨。沒有好的文化評論與書評機制，那些弱勢的、欠缺資本可以在商業市場中搏鬥的書寫、電影、音樂、藝術就很難有被更多人看到和認識的可能，而這個社會也會缺乏反思與批判的力量。
不是台灣沒有豐富的文化創造，而是媒體領域的貧血使得一個只看到台灣主流媒體的外星人可能會深深疑惑：這個島嶼真的有文化靈魂嗎？
來源：今日新聞 2010/07/01
全台灣人民正為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賽瘋狂，此時台灣網球好手盧彥勳在溫布頓網球賽中打敗美國名將羅迪克（Andy Roddick），晉級8強，盧彥勳的奮戰精神，感動國人，「台灣之光」又多一人，然而「台灣之光」這4個字對盧彥勳而言何其沈重，這麼多年來，台灣政府為盧彥勳，甚至是整個體育界做過什麼呢？
其實，盧彥勳在國際賽事上征戰多年，羅迪克並非他打敗的第1位世界名將，2008年北京奧運，盧彥勳就曾在第一輪的比賽中爆冷擊敗目前世界排名第4的英國好手穆瑞（Andy Murray），只因盧彥勳未能再接再厲，在北京奧運拿到獎牌，因此他打敗穆瑞的英勇事蹟，恐怕沒幾個人記得。
盧彥勳一戰成名，政治人物趕風潮，紛紛發言表揚他，甚至給了他「台灣之光」的封號，平心而論，「台灣之光」出自政治人物之口，讓人聽來是多麼的諷剌啊！
政府何時真正關心過體育？回想8年前的日韓世界杯足球賽，在台灣引起轟動，當時的民進黨政府由總統陳水扁先生宣布隔年是台灣的足球年，提撥經費揚言要大力提倡足球，但8年過去了，是否收到任何的成效？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正在南非正踢得火熱，台灣人仍只能乾過癮，看著32支外國球隊在球場上廝殺，頂多是關心一下鄰國日本、韓國的戰況，政府可曾再關心台灣的足球運動發展。
去年中華棒球隊在經典賽（WBC）表現不佳，國人躂伐，政府相關部門雖一度表示要振興棒運，但是否走對方向？去年底中華職棒再次爆發「職棒賭博醜聞」，總統馬英九宣布今年是振興棒運元年，諷剌的是，中職上半季票房滑落近3成，已陷入搖搖欲墜的困境，政府可有任何對策挽救職棒？若振興棒運元年是中華職棒的最後一年，不知政府官員的面子要往哪裡擺。
政府漠視 台灣好手自求多福台灣並非沒有運動人才，除了盧彥勳，王建民、郭泓志在美國大聯盟發光發亮，曾雅妮現在已是世界女子高球的頂尖好手，還有更多更多的人在各個角落奮鬥，希望能代表台灣在各項國際賽事中拚出好成績，為台灣發聲，只是政府總是給得太少。
台灣政府不管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執政，長期以來漠視體育，只會在選手在國際賽事拚出好成績之後，才隨口稱讚2句，給予「台灣之光」的封號，卻不知選手成長、奮鬥過程中，經歷了多少的辛苦；只會追著明星跑，只炒短線，不懂得長期培養運動人才，這已是台灣政府的通病。
挑選重點項目 積極培養更多台灣之光台灣或許沒辦法像美國、中國，有大批的運動人才可在亞運、奧運贏得大量獎牌，但至少可以學習韓國，挑選適合國人發展的項目予以強化，重點發展，從選才、訓練到比賽徹底改造，重視各項運動基層發展；我們必須要有一整套的規畫與作法，才能有更多的「台灣之光」。
政府必須要重視體育發展，才能吸引更多的民間企業投入，如果只是一味地趕風潮，只肯定部分有成就的選手，而不懂得從基層徹底改造台灣的體育環境，那麼就請收回「台灣之光」這4個字，因為太沈重了。
來源：【多维新闻】2010-06-30
日本对台湾海峡两岸统独之争一向采取低调立场，但在两岸6月29日缔结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和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第二天，日本多家媒体醋意大发，再次提出中国威胁论。
据BBC中文网6月30日报道，立场亲中的《朝日新闻》说，台海缔结自由贸易架构协定令台湾对大陆的贸易得到优先权，这使得与台湾一起争夺中国市场的日本和韩国都处于劣势。
报道说，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对华出口占出口总额24%，主要20种出口项目中，液晶电器、半导体制品和石化产品等14个项目与台湾对大陆出口的项目一样。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认为，台湾有了优先权，不利韩国企业竞争。
《朝日新闻》说，日本原来就警惕中韩贸易，在中日韩三国合作研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中，三国对开放农产品市场的立场分歧很大，中国与日韩也有知识产权问题的不同立场。
日本希望与韩国先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来迫使中国让步，但现在台海两岸缔结了自由贸易架构协定，韩国很可能会跟进，令日本陷于不利境地，因此必须修订中国市场战略。《朝日新闻》引述瑞穗总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伊藤信悟的分析说，其中一个途径是要加强与台湾企业合作开拓中国市场。
尽管《朝日新闻》似乎不太情愿提出台海接近将影响台海战略现状的忧虑，但同样亲中的共同社却明确表示，台海通过缔结自由贸易架构协定，不仅走向经济一体化，而且可能影响东亚安全保障局势。
对比之下，立场亲台湾的右派报纸《产经新闻》的分析更明确表态。《产经新闻》在报道中说，这次台海缔结自由贸易架构协定大陆单方面作出重大的政治性让步，有大陆记者指该协定影响福建等台湾周边省份农业和渔业的程度，“像鸦片战争中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产经新闻》说，如此重大的政治让步当然是大陆为了推进统一速度，报道引述台海关系消息来源称，2011年10月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大陆将在武汉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希望邀请马英九出席，实现与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谈。
《产经新闻》更在社论中呼吁日美两国尽快与台湾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以阻止台湾经济过分依赖大陆。社论说，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台海缔结自由贸易架构协定本身，决定了一个中国前提下的特殊关系，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通过经济，向文化，乃至政治统一的战略第一步，日美两国从安全保障的观点来看也需要作出积极的应对。
中国大陆和台湾6月29日在重庆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与《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中共中央台办主任王毅表示，这是两岸和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有利于两岸共同提升经济竞争力，共同增进广大民众福祉，共同促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共同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遇和挑战。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表示，过去两年，两岸透过制度化协商稳定两岸关系发展，台海间的和平与稳定局面是前所未有的，值得两岸共同珍惜，两岸会尽最大的力量来维护这得来不易的成果。
“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有相当市场，在内部讨论和文件中，“保持警惕”和“予以关注”话语屡屡出现，官方层面上正式谈及“中国威胁”始于2005年12月。当时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称：“邻国有10亿人口，拥有原子弹，军费开支连续1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而具体内容的透明度极低，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
中国官方新华社属下《国际先驱导报》曾援引旅日华人学者、已故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刘进庆说：“日本人在内心里是很苦的。过去他们轻视中国，看不起中国，100多年以来他们是亚洲的‘老大’，20世纪前半段他们做错了，后半段他们利用冷战又发展起来，走在了中国前面。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日益强大起来，在某些方面比他们更强，于是他们感到心理不平衡，很痛苦。”而旅日学者朱建荣认为，这种“心理不平衡和痛苦”是日本盛行“中国威胁论” 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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