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败笔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劳埃德 2009-11-17

上周一，作为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仪式的主要参与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跨过了柏林墙旧址的标示线，在他身边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默克尔赞颂戈尔巴乔夫是“让这成为可能”的那个人——“你勇敢地放手，让一切自然发生，那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期盼的。”

戈尔巴乔夫放手所造成的，不仅仅是一座墙的倒塌，还有一个国家的灭亡，而在那之前他被选定来领导这个国家，并重振其意识形态。当年乃至现在，西方为此对他赞许有加。但在俄罗斯人的眼里，苏联解体的意义一直大相径庭。

他放手让苏联解体。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以后也不会存在。他在苏联的防御系统中制造了一个缺口，而一旦出现缺口，这些防御系统便不堪一击。

此前这个凶残专横的政权一直实行严厉的威权统治。其经济实力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以及其他西方机构严重高估，而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日益显著。它的统治者怀疑一切，而它的国民性格阴郁。但尽管如此，这个国家究其根本是建立在信仰与理想之上的。

这些信仰和理想的内容是：只要苏共及其领导者坚定履行列宁主义的职责，推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同时守卫苏维埃祖国，那么终有一天，其社会制度能将这个国家转变为一个富足互助的社会。这是存在的理由：既光辉绚烂、又属于强制的希望，让糟糕的现实值得忍受。

戈尔巴乔夫抛弃了这一切。在1988年发表的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声明与讲话中，他摈弃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列宁(Lenin)以及斯大林(Stalin)的理论遗产。阶级斗争、为推翻资本主义而进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对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实行国家所有制——这一切都让位于他在1988年12月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精彩讲话中所提出的“共同创造与共同发展”。他表示，新的世界秩序将受到“自由选择原则这一无可辩驳的必要性”的推动。

正如他的亲密助手安德烈•格拉契夫(Andrei Grachev)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以其习惯性（和必要）的自信心理，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放手的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变革，能够从最高层加以控制。

从相对较年轻的时候开始，戈尔巴乔夫就被苏共高官享有的特权与仪式所包围，脱离现实：他39岁便在重要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出任党委第一书记。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未能认识到自己的话会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普通人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苏联集团国家。

令人惊讶的是，格拉契夫如此写道：“在11月9日事件（柏林墙倒塌）之后至少两个月的时间里，德国东、西两部分出人意料的家庭大团圆所造成的全新困境，一直未能引起戈尔巴乔夫的注意。”

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意识到，整个苏联对消费乐趣的巨大渴望。他认为，自己刚刚启动的经济改革，能够推动产出和生产率达到一个新高度，但这只是一种妄想。随着合作私营农场和企业有限自我管理机制的引入，一个困境中的经济体变成了一个混乱的经济体。

除了三个面积极小的波罗的海共和国，没有一个前苏联国家经历过市场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它们从农奴制演变至独裁统治，进而进入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期。而与此同时，西方在战后数十年经历了一连串的消费者革命。获取日用商品、奢侈品、以及服务的欲求触手可及、无处不在。前东柏林市民、缺乏浪漫细胞的默克尔上周透露，自己第一次越过柏林墙是为了去卡迪威百货大楼(KaDeWe)购物。

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成为俄罗斯总统前曾经访问美国，当他看到休斯敦的一家超级市场时，感觉眼花缭乱。他在回忆录《格格不入》(Against the Grain)中写道：“当我看到那些货架上摆满了成百上千的罐头、纸盒和各式各样的商品时，我生平第一次为苏联人民感到绝望，坦率地说我相当沮丧。像我们这样本来有可能成为超级富国的国家，竟陷入如此贫困的境地！”

在戈尔巴乔夫主政的最后几年里，这种贫困状况进一步加剧。工资和养老金遭到拖欠，家禽因缺乏饲料而死亡，乞丐在城市街道上出现——她们多为年迈的妇女，站在冰冷的地铁入口，面带羞怯，但乞讨起来十分急迫。

西方——尤其是起初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终于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所言当真——他确实希望建立实现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世界新秩序。但同时，仍然身处戈尔巴乔夫统治之下的人民，对他及苏共的信任与（更严重的）敬畏已经消失。

在欢庆解放的同时，人们提出了有关疏于职守的指责。美国学者玛丽•埃莉斯•萨洛特(Mary Elise Sarotte)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努力争取获得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帮助实现向新经济制度的过渡。

她写道：“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没有理解他们面前出现的机遇，以及迅速行动抓住这个机遇的必要性。”

他的继任者以及俄罗斯人民对他更为严苛。在他的祖国，他仍非常不受欢迎。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将柏林墙倒塌两年之后的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苏联话题、电视节目与历史叙述都重新出现，与复兴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对俄罗斯特殊论的强调融为一体。

戈尔巴乔夫个人生活的悲剧，是挚爱的妻子赖莎先于他离开人世。而他政治生活的悲剧，在于他的重叠视野：他明白上周庆祝活动的缘由，同时他也明白，自己以仍未实现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名义，对俄罗斯人的灵魂造成了严重伤害。

本文作者作为英国《金融时报》驻中东欧记者见证了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
译者/管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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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特约记者 杨政 2006年05月31日

编者按：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2006年第五期刊登了《戈尔巴乔夫后悔了》一文。戈尔巴乔夫向本文作者披露了他对苏联改革往事的反思，指出“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向中国记者披露自己的肺腑之言。全文如下：

3月2日的75岁生日, 使戈尔巴乔夫再一次成为近期的国际热点人物。2月28日晚, 为祝贺他生日而举行的音乐会在莫斯科国际音乐大厦开场。在鲜花、掌声和祝福中,戈尔巴乔夫精神焕发, 格外高兴。然而记者知道, 也许晚会一结束, 他又会陷入深深的忧伤之中。

为接受《环球人物》的采访, 戈尔巴乔夫特意中断休假

作为苏联第一位同时也是最后一位总统, 戈尔巴乔夫的晚年生活可谓丰富多彩: 著书立传, 上电视拍广告, 接受媒体采访, 评论内外时政, 热心公益与慈善事业。可以说, 自从离职后, 他始终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过。

戈尔巴乔夫的日子真的如表面上那么风光? 不久前, 记者通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得到了专访他的机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位于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大街39号。采访约在下午2点, 记者驱车准时赶到。基金会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戈尔巴乔夫正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休假,为接受记者的采访, 他特意中断休假, 赶回了莫斯科。当一名工作人员把记者请进戈尔巴乔夫办公室旁的接待室的时候, 他已经端坐在那里, 身着西装,没有扎领带。寒暄之后, 他紧握着记者的手说:“我们好像见过面, 是吗?”记者告诉他:“我先后在莫斯科工作了10年。 其间, 我多次见过您, 但面对面地和您交谈, 这还是第一次。”他回应说, 很愿意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

搞“民主化”是惨痛失误

戈尔巴乔夫虽然年事已高, 但精神矍铄, 谈锋甚健。采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戈尔巴乔夫对记者强调, 他所谈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 是多年来对往事的严肃思考。

戈尔巴乔夫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 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 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 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 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 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 就会出现混乱, 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 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 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在这个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决策完全正确。”

高度评价邓小平

在采访中,戈尔巴乔夫畅快淋漓地回忆起了当年他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1989年5月, 邓小平与到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会晤, 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在其所著的《外交十记》中写道:“作为历史人物, 戈尔巴乔夫的功过, 自有后人去评价, 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 在中苏关系史上, 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谈起那次他与邓小平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会晤, 戈尔巴乔夫兴奋不已, 每一个细节都记忆犹新:“苏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见是一次罕见的事件! 在我们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 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我们一起使两国回到友谊和伙伴关系的轨道上。我和邓小平同志互相伸出友谊之手。会见时,我被他吸引住了, 喜欢上了他, 他是一位极富魅力的人。记得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时, 邓小平同志拉着我和赖莎的手,我们感到非常温暖。我想, 他已经85岁了, 还那么富有激情、思路清晰、反应敏捷, 能自由流畅地就许多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至今难忘的是邓小平所说的:‘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戈尔巴乔夫对记者说, 对中国、对世界来说, 邓小平都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是20世纪的一位伟人, 一位世界级的政治——“中国文革后, 邓小平把中国带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让人们创造性地工作, 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改革者将名垂青史, 他所创造的经济改革经验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学习和借鉴意义。”戈尔巴乔夫还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他说:“这主要包括: 反对任何国家称霸, 反对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知道,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也强调这些观点, 这说明邓小平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连续性。”

人未走, 茶已凉

采访在不知不觉中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告别时, 记者将一盒茉莉花茶赠给了戈尔巴乔夫。他表示感谢后, 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赖莎· 马克西玛芙娜( 戈尔巴乔夫已故的妻子) 喜欢喝茉莉花茶。”记者注意到, 此时, 戈尔巴乔夫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掠过了一丝忧伤。那种表情令人难以忘却。记者知道,这忧伤, 不完全是丧妻之痛。

可以说, 戈尔巴乔夫的忧伤自1991年就开始了。那年12月, 叶利钦在权力斗争中获胜, 戈氏下台已成定局。一天,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三人坐在戈氏的办公室里讨论苏联总统下台的条件。他们最后商定:1992年1月7日至8日，戈尔巴乔夫腾出办公室、公用住宅和别墅。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叶利钦答应给戈尔巴乔夫发放退休金, 并提供一辆吉尔牌轿车等。戈尔巴乔夫请求叶利钦保证免除他对所发生一切的法律责任。叶利钦不解地问:“您什么坏事也没做, 为什么要求免除法律责任呢?”后来,戈尔巴乔夫就在辞职书上签了字。

人未走, 茶已凉。几天后, 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整理资料, 清理保险柜。这时, 他接到了夫人赖莎从别墅打来的电话,说叶利钦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带领一帮人, 要求立即打开房门, 清点物品, 并在24小时内搬出公用别墅。1991年12月26日, 即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第二天, 按原计划, 他作为总统, 还有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早晨8点50分,戈尔巴乔夫乘车去克里姆林宫。途中,他在车里接到助手打来的电话, 说叶利钦等三人正坐在总统办公室里喝酒, 建议他最好不要到克里姆林宫来。戈尔巴乔夫请助手再给他找一个房间, 以便如约同日本客人会见。最后, 戈尔巴乔夫在三楼工作人员的房间里会见了日本客人, 然后永远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至今得不到多数国民的谅解

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立即着手筹建“戈尔巴乔夫国际社会经济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不知是出于对老领导的“怜悯”, 还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 叶利钦把原莫斯科财政学院的一幢楼房划给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使用。其实, 基金会是按市场价格租用此房的, 并没有受到照顾。当年国家给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是4000 卢布, 后来卢布大幅贬值, 最后4000卢布已不足1美元。

1998年, 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戈尔巴乔夫存款的银行倒闭, 他彻底破了产。为了解决基金会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连续接拍了包括“必胜客”比萨饼连锁店、美国苹果电脑在内的一系列电视广告片。此外, 他还不得不经常到世界各地演讲, 每次酬劳都在数万美元以上。著书立传是戈尔巴乔夫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从下台至今, 他已经出版了十余本书籍, 其中包括反思苏联解体的《八月事变的原因与后果》、《不幸的改革者》等。如今, 他的基金会有了一些积蓄, 从旧址搬到了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大街39号, 这是一幢5层楼房, 设计现代, 十分惹眼。

但是, 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的处境仍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尽管他在西方受到赞扬和欢迎, 却至今得不到多数俄罗斯国民的谅解, 俄罗斯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不绝于耳。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把他视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罪魁祸首。1996年,他参选俄罗斯总统,只获得不足1% 的选票。在一次竞选活动中, 他被一名愤怒的选民重重地扇了一记耳光。

2005年10月的一天, 他在莫斯科参加一个圆桌会议时, 被一名与会者泼了一脸水。今年2月底, 俄罗斯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50% 的俄民众认为,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过大于功”; 持相反观点的受访者不过11%; 仅有14% 的人对他表示好感,反感者则为28%。

“赖莎的死是我的过错”

戈尔巴乔夫的伤感还与他已故的妻子有关。1999 年9 月20 日, 他的夫人赖莎因患血癌在德国曼斯特的医院逝世, 享年67 岁。赖莎曾是一个时代苏联妇女的偶像。她仪态高贵、谈吐典雅、性格温柔、学识渊博, 曾令许多人为之倾倒。

上世纪50 年代初, 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赖莎是一位非常引人注目的美女。她那楚楚动人的大眼睛、宛如柳枝般轻盈的体态和温柔晶莹的面颊吸引着无数男生爱慕的目光。然而, 小伙子们在惊叹这位来自阿尔泰边疆区少女罕见魅力的同时, 更敬畏她那高傲深邃的眼神。众多的追求者退缩了。对他们来说, 赖莎是高不可攀的公主。

第一次见到赖莎, 戈尔巴乔夫便“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迷上了她。多年之后, 他回忆说:“痛苦和幸福的日子开始了。当时我认为, 第一次见面并没有唤起赖莎任何感觉, 她对我平静而又冷漠。我在寻找新的见面机会，我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坦率地说, 在那几周时间里, 我连学业都放弃了, 尽管我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和测验, 我越来越频繁地光顾赖莎的宿舍。”他的坚韧和赤诚最终感动了骄傲的公主。1953年9月, 大学四年级的戈尔巴乔夫和赖莎喜结良缘。在此后46年的婚姻生活中, 赖莎始终如一地呵护和关爱着她的丈夫。无论戈尔巴乔夫走到哪里, 赖莎的爱就相伴到哪里。

赖莎因病住进德国曼斯特综合治疗中心后, 戈尔巴乔夫仿佛变了一个人。他那悲伤而绝望的神情、低沉而嘶哑的嗓音、焦灼而急促的步履无一不在诉说着他对赖莎无尽的依恋和挚爱。他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说:“ 我无法想象, 赖莎不在了, 我将如何生活。”在赖莎住院期间, 戈尔巴乔夫一直奔波在病房和旅馆之间, 他尽最大可能守护在妻子的病榻旁, 为她读报纸, 鼓励她与病魔抗争。他们共同幻想着, 等赖莎出院后, 一定在海边买所房子, 在海鸥的歌舞与海浪的轻抚中重温初恋的时光。但最终, 赖莎还是离他而去了。

戈尔巴乔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赖莎过世之后, 我的生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她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妻子去世后, 戈尔巴乔夫尽量安排许多会见、出访和工作, 但仍无法排解对妻子的思念。他说:“这种痛苦是永远摆脱不掉的。赖莎很幸运, 先于我走了。她活着的时候, 我们经常争论, 我们俩到底谁更幸运。我说, 她嫁给了我才幸运, 而她总是坚持说, 我娶了她才幸运。我和她还会重逢, 到那时, 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谈话。”戈尔巴乔夫透露, 直到现在, 他只要一进他和赖莎的卧室, 悲伤就会立即涌上心头。“赖莎走后, 卧室的陈设一点也没变, 我也不想改变, 不忍心改变。赖莎的梳妆小桌原来放在哪里,现在还放在哪里。”谈到这里, 戈尔巴乔夫显得痛心疾首——“那天, 她睡着了,我出去了一会儿。午饭后, 我回到病房时, 她己经不行了。赖莎的死是我的过错, 是我害死了她。我对政治太投入了, 而她对一切又太在意。”

采访中, 记者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种假设:“您能想象另外一个女人替代赖莎· 马克西玛芙娜在您生活中的位置吗?”戈尔巴乔夫立即答道:“不能!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绝不可能! 我和赖莎将这样生活下去, 我和赖莎的对话还将继续下去。今年1 月, 我因病住院时, 把赖莎的日记也带了过去。她生前特别想自己写一本书, 现在我决定替她把这本书写完。实际上, 我十分不愿意写关于我和赖莎生活的书, 但我还是决定写, 我己经开始口述了。”

如今, 戈尔巴乔夫唯一的女儿伊丽娜成了他的依靠。伊丽娜卖掉了位于莫斯科闹市区的房子, 在郊外又买一座,就是为了离父亲近一些。但是, 伊丽娜经常发现, 父亲只要一回到母亲生前住的那个房间, 就会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 那双老眼里满是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