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我赢，反面你输

來源：经济学人　时间：2009-10-29

以廉价获得股权的时机已经错失。在这种情况下，暴利税比平常更容易行得通——可是目前华盛顿不太愿意征收这样的税，而且这些税可能无法估计地，起反作用地扭曲银行的行为。

政治上更倾向的选择——监管奖金并遏制华尔街的冒险行为——也可能会使情况更糟。上周，花旗银行被迫以荒唐的低价出售能源贸易部门Phibro,主要是因为该部门高管安德鲁·霍尔1亿美元的巨额分红引发政治风暴。这无论是对花旗的共有人还是对纳税人而言都不是个好结果。

但是，如若公众的愤怒持续高涨，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们有可能对金融公司实施更沉重的监管。如果高盛和其他金融公司明智的话，就应当有所作为尽量平复公众的愤怒情绪。

尽管这对纳税人没什么帮助，经常讨论的高盛和其他投行将一些利润捐给慈善机构的主意也许是个不错的开始。这么做也极其符合高盛一贯的乐善好施的传统。高盛最近资助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万千女性”活动，计划将发展中国家的女企业家送往商业学院进修。然而要想让大家认为投行真正努力将其收益回报慈善事业的话，应当投入大量资金：应是数十亿美元而不是区区几千万美元。

股东明智的话就应当在管理层提出捐赠计划时，表示支持。股东也可以通过更好地要求管理层，确保红利得到更好的分配，理想的分配形式是期限较短的限制股票，从而对转变大众的态度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作为建立新的“社会影响”的一部分（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认为这是急需去做的），华尔街公司也应当停止游说反对被提议的消费者保护机构，而应支持该保护机构的运行。正如萨默斯先生指出的，考虑到华尔街公司已经受到来自纳税人的帮助，他们近来的一些行为“有些过头了”。

为何华尔街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自从《滚石》杂志7月份将高盛形容为“包裹在人类面部上的吸血乌贼，无情地将其吸血管插向任何带有钱味的物体”以来，这家投行对于任何希望给华尔街有力一击的人而言已然成了深受喜爱的皮纳塔玩具。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也许是对的。他最近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称，确实存在于海底深处的吸血乌贼“小而无害”。然而他的公司以及整个行业都存在形象问题，它们需要提早应对，以免形象变得更令人憎恶。

投行业界面临的强烈指责之一就是导演迈克尔·摩尔在其新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称华尔街精心密谋使得7000亿美元的巨款落入接受财政部救助的银行手中（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摩尔先生的电影包括一个引人注目的噱头，他试图以这项“罪名”逮捕布兰克费恩先生。

高盛（在最近一季度实现利润32亿美元）及其他一些金融巨头公布了丰厚的收益。自从去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后，许多观察家纷纷恐慌，这个消息足以使他们欣喜。但讽刺的是，投资银行业的形象却因此进一步毁损了。这些收益非但没有被看作是金融体系复苏的迹象，反而激起了广泛的谴责。

由于雷曼的倒闭，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美林证券与美国银行各自合并，现在的市场竞争没那么激烈了（至少暂时是这样），这也不是高盛的错。高盛的部分利润反映了其更大的市场份额所获得的收益也更高。

同样，许多对于奖金的愤怒也是不公正的。创造财富的人有权因为他们的付出而收到回报。当然，奖金机制也应当重新规划以反省旧体制刺激了过多的短期冒险行为 ——这些显然是为了股东的利益。然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杰弗里·戈登指出，高盛留出其50%的利润作为奖金，这与其以往的做法并无二致。他说， “没有证据表明高盛管理层是越过股东做出这项决定的，而根据他们的契约或其他期望，债权人也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

但是，自纳税人去年救助了包括高盛（尽管其牵强地辩驳没有政府干涉也能生存下来）在内的金融体系之后，许多事情都变了。正如戈登先生说的，“从真正意义上讲，高盛的利润得益于政府的许多行动，也就是纳税人对于整个金融部门的投资尤其是对高盛的投资。”

即使高盛偿还了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获得的100亿美元（加上了薪酬及红利）——高盛称其从一开始就不愿接受这笔救助金——它也继续受益于其他一些政府举措，如政府持续不断的贷款（不管它接受与否）以及由于政府决定注资金融体系而复苏的资本市场。

那些在去年金融危机中生存下来的金融公司的股东及债券持有人成了政府救助计划最大的受益者——甚至比这些公司的员工收益还多。比如说，高盛的股价比去年11 月份高出3倍多。他们才应该是纳税人泄愤的首要对象（即使这样，由于有些机构拥有股票以为退休金筹措资金，这些纳税人和股东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同一帮人）。

对于政府而言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当去年救助金融体系时，在其帮助的每个金融公司都拥有一些股本或与股本相关的利益。与红利以及和问题资产救援计划相关的担保相比，这样就会使纳税人更清楚地了解到救助的情况，而现在也一定会缓解一些公愤。

财政部不愿被认为在任何银行拥有股权，除非是实在别无选择——花旗银行就是如此，财政部拥有其30%的股份。很显然这是因为当时的财政部长同时也是高盛前总裁汉克·保尔森不愿被看作是国有主义者。结果，这位纳税人停止国有化其救助的银行的最糟糕的部门，也没有国有化一些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同时也失去了从那些被救助的效益较好的公司的股权获得大量利润的机会。

沃伦·巴菲特会怎么做?

沃伦· 巴菲特可不会犯这样的错，他在政府之后不久也投资高盛就表明了这点——协商其50亿美元的优先股享有10%的红利，还要保证他有权以现在看来是很廉价的每股115美元再次购买高盛50亿美元的股票。当然，保尔森先生要是谈判的话，可以获得比巴菲特先生更优惠的条件。难怪公众会觉得华尔街现在的命运如同丢硬币一样，正面我赢，反面你输。问题是，对此可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