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針麻花編織圖 2 (from vogueknitting)

感謝Bonnie & Crafts再一次精彩的分享...

-by 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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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分享過獅子的麻花圖: 棒針麻花編織圖(from Lion Brand Yarn)

最近在vogue knitting又看到更多令人興奮的麻花圖
雖然沒有要織，不過還是在這裡分享給需要的人 :)

art deco	bubbles
celtic variations	chain links
crossroads	dew drop
dropped stitch cable	flirtation
gull tracks	jubilee diamond
jungle jim	long and winding
long cable	op art
peacock tails	peek-a-boo
pippi	pumpkin cable rib
sand cables	snakes in the sand
snow angels	twisted rib diamond
wide mock rib	woven

美国农民走出困境的“恐怖之路”

來源：《华尔街日报 中文网》2011年04月01日

为提高收入，美国的农民们将农业旅游经营方式进行了扩展，在传统的采摘南瓜、夜间出游等基础上增加了鬼宅、玉米迷宫和其它极具吸引力的节目。

在过去四年中，博耶特(Glenn Boyette) 在他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克莱顿(Clayton)的面积150英亩的农场上建了三座鬼屋和四个其它万圣节景点，只留下了40英亩的土地用来种植干草、甜玉米、西瓜和西红柿等作物，而这块地原来是全部用来种植西红柿的。


博耶特说，每年九月至一月间，约有3.5万名游客来这儿体验鬼屋、三维冒险、涡流旋风、闹鬼小径、玉米迷宫和圣诞灯光秀。图为游客们搭乘拖拉机去南瓜地和“西摩的梦之家”。


门票价格在7美元至2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6元至166元）之间。博耶特说，农场转型后收入增长了一倍。左图中，客人们走在南瓜地里，他们可以自己摘南瓜。


五岁的泰勒口潘宁顿(Tyler Pennington)和父亲克里斯口潘宁顿(Chris Pennington) 在博耶特的克莱顿恐怖农场的玉米迷宫里寻找着出路。


游客进入“西摩的梦之家”。该房子原是博耶特圈养牲畜的地方。根据美国农业部2007年调查报告（是此类调查中最新的报告），全美220万家农场中，只有45%是通过纯农业收入挣钱的。


博耶特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饲养牲畜、生产农产品，但这越来越难。博耶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叔叔手中继承了这座农场，逐渐地利润萎缩了。如图左，凯 特 鲍威尔(Kate Powell)抱着15个月大的卡罗琳 鲍威尔(Caroline Powell)走进“西摩的梦之家”。


人们戴着3-D眼镜以更真切地感受“西摩的梦之家”中的画面效果。“西摩的梦之家”是一个3-D效果的冒险鬼屋。


据成立两年的全国性贸易组织“鬼屋协会”(Haunted House Association)估计，如今美国有500多家农场设置了万圣节景点。如图，来自克莱顿的13岁的纳恩(Devohn Nunn)在“西摩的梦之家” 中的一处狭窄角落。


13岁的马什(Rex Marsh)发现自己被埋在一个装满了玉米的沙箱中。


在乘坐拖拉机返回农场入口前，伍迪(Landon Woody)向我们展示他在南瓜地里的战利品。


博耶特说，比起吃来，人们更喜欢玩乐。

日本灾情vs印尼海啸：富人灾后更窘迫

來源：《华尔街日报 中文网》2011年03月30日

就算身处西方国家任何一个舒适惬意的城市郊区，耀西龟(Yoshi Kameya)都不会显得格格不入。站在他的冷冻食品公司的瓦砾堆旁边，他从亮蓝色的North Face夹克衫里掏出一部iPhone，开始浏览自己所拍的海啸灾后照片。

耀西龟今年43岁，本是一个见多识广、充满自信的人。他说自己有足够的食物。但当有人递给他一个紫菜卷饭团时，他还没来得及说“谢谢”，就一把将饭团拿了过来。

日本这场灾难引发了很多令人不安的问题，耀西龟饥饿的手上动作反映出了其中一个侧面。日本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这场灾难打乱了日本的正常秩序，让曾经生活富裕的日本人成了陷入绝望的灾民，同时也凸显出，甚至准备最充分的国家在灾难面前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充斥居民家中和衣袋的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2004年的海啸情况与现在不一样，当时本文记者为《华尔街日报》进行了报道。就死亡人数来看，那年的海啸在破坏力上要远远大于日本这次。印尼、斯里兰卡和其它国家共计有20万人死亡，而日本目前确认死亡的有1.1万人，1.65万余人失踪。

但就其它方面而言，2004年海啸造成的破坏程度更容易让人了解。很多地区其实有形损失的规模较小，当地居民对于手机、汽车和复杂供应链等科技的依赖相对较小，而事后证明，这些对于生还者来说有时是件好事。

斯里兰卡很多海边度假胜地和渔村都在海啸中被夷为平地。然而，正因为那些社区规模较小，也比较贫困，所以受到的破坏常常仅限于靠近海边的简陋住所被毁，而这些住所的重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然而在日本，化为瓦砾的既包括汽车，也包括内陆绵延数英里的房屋。斯里兰卡受到的破坏程度较小，部分原因在于海啸袭击斯里兰卡之前，已经行进了数百英里，不过另一方面也因为那里的大多数灾民并没有汽车、电视、两层高的别墅、厨房餐桌或挂满衣服的衣橱。

经济学家估计，日本海啸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3,000亿美元。印度洋海啸造成的损失约100亿美元。

在斯里兰卡的肯克拉(Koggala)，海啸退去后，时年24岁的Rosmand Wickramanayake不得不在沙地里埋葬自己的父亲、母亲以及妹妹和弟弟。他只剩下另一个弟弟、一位叔叔和其他一些亲人，一年后，他们的生活基本恢复正常。

他们从政府领到的几千美元足够再建一座车库大小的棚屋，还可以再开一个小商店。虽然无法判断这家人感情上是否得到平复，但从经济角度来看，他们简单的生活修复起来相对容易。

此外，在最初的紧急时期过去之后，像Wickramanayake这样的灾难幸存者不必过于担心食品问题。一般来说，日用必需品从供应商到他手里只会经过一两道中间商。如果一个鱼贩在海啸中丧生，或一个杂货市场被冲毁，他就换一家买东西。离海啸灾区不远的地方就有养鸡或种椰子的农民。

跟其它发达国家一样，日本在受灾后，其灾民与供给粮食和衣物的农户及工厂之间隔绝开来。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常常并不理会从商店购买的苹果、牛奶、鞋子、大米、扫把、鱼和肥皂等产品是怎么来的。现在，由于日本灾区没有电力供应，高速公路封闭，火车停运，源源不断的产品配送已被切断。

举例来说，日本每家7-11超市一般情况下每天会有超过三次的商品配送。因货架空间有限，这种“适时”的销售模式可帮助超市销售更多的苏打水、香烟和三明治。

地震后才两天，福岛7-11便利店的货架上除了冰激凌和烈酒外所剩无几。到了第三天，绝大多数便利店（甚至离海岸约32公里远的店铺）都关闭了，少数几家还在营业的便利店外排起了长队。眼下灾区大部分商店仍然关闭。

由于非常依赖移动通讯工具，日本面临的另一大问题便是失去联系的痛苦。在斯里兰卡，大部分幸存者能够迅速重新汇合。除了少数外来务工人员，亲戚朋友间住的也很近，大家很少出远门。

而日本天灾发生两个多星期后，许多人仍不能确定哪些朋友和家人幸免于难。海啸袭来之际，家庭成员往往离家很远，所在之地要开车或坐公共交通工具才能较轻松地到达。

由于汽车、公交车和火车在灾害中损坏或丢失，许多日本人无法穿过废墟回家。移动基站不能工作，大家无法联系任何人。地震发生后的头几天，无数人站在街头盯着手机，祈祷哪怕出现一格的信号好让他们打通电话确认亲人的状况。

一周后，不见人拿手机了，因为大家的电池都没电了。

在日本，随着人们找到了回家的路或打通了电话，每天仍会上演家人团聚的故事。分离所以痛苦并不是因为海啸将人们冲散到四面八方，而是因为相比穷国，日本人因生活而造成的距离更加遥远。

日本发达经济的复杂性并不总是对日本人不利。虽然此次地震是日本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但几乎所有未受海啸侵袭的建筑物仍然完好，日本建筑物的坚固性是日本建筑业和严格建筑标准的最好证明。

此外，同2004年印度洋海啸不同的是，大多数日本人从小就接受地震来袭时该如何应对的教育。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已经反复演练了许多次。一旦遭遇海啸威胁，他们就会跑到政府指示的海拔较高的地方避难。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育，还会死掉更多的人。

不过，想要让日本经济重回正轨，严格的建筑标准和完善的教育体系是不够的。和斯里兰卡不同的是，日本需要修复或重建道路、电网、港口以及重建并生产数以万计的住房和汽车。而斯里兰卡的主要工作只是重建桥梁、船只和房屋。日本人还要使用手机，收看有线电视，要能上网。无论是生产麒麟啤酒的工厂，还是制造索尼录像带的厂房，大批工厂需要修复，然后那张错综复杂的供应网络才能慢慢地被重新编织整合到一起。这张网络无所不包，供应了从轮胎到饭团的一切商品。

日本消费者出其不意的需求在上周日的仙台得到了彰显。附近的星巴克和麦当劳仍然停业，惟一一家国际食品连锁店Mr. Donuts的门前排起了长龙，人们在等待店铺的重新开业。排队的人们最怀念的并非甜甜圈，而是驻足一家店铺小憩一下的熟悉感觉。

斯里兰卡人和日本人应对海啸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宗教的作用。

在斯里兰卡，海啸来袭时人们纷纷逃到寺庙、清真寺和教堂。宗教领袖每天都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解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在日本，很少出现人们蜂拥至寺庙或神社的现象。

在仙台一座有着400年历史的佛寺里，僧侣三浦正人（音，Masato Miura）说，从实际需求角度出发，人们不是向佛祖祈求帮助，而是冲到商店抢购商品。

ERIC BELLMAN发自日本仙台

印度“快照”

來源：《华尔街日报 中文网》2010.11.25

11月中旬，几位印度当代知名摄影师的作品在香港展出。那些凝固的瞬间记录了高速发展的印度的另一番景象。

阿齐兹·桑亚尔(Asis Sanyal)的“欢乐城”系列之1(City of Joy 1)：桑亚尔是西孟加拉邦一位自学成才的摄影师。这幅数码作品描述了寻常一天中，加尔各答街头混乱的景象。法国作家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Dominique Lapierre)将加尔各答称作“欢乐城”。


迪内希·康纳(Dinesh Khanna)的“大吉岭森林里的经幡”(Forest Prayers, Darjeeling)：照片拍摄的是在大吉岭附近森林里的藏族经幡。这张照片是摄影师的“生存信念”系列作品之一。


普拉桑特·潘加尔(Prashant Panjiar)的“卡纳塔克邦的高卡纳”(Gokarn, Karnataka)：这位摄影师的作品总是成对出现。这张照片拍摄的是高卡纳未开发的土地，与之搭配的是另一张拍摄因城市发展而消失的土地的照片。


拉吉卜·德(Rajib De)的“我的加尔各答”系列之2(My Calcutta 2)：这位艺术家曾是一名板球运动员，去了叔叔的暗室之后迷上了摄影。这个系列展现了加尔各答的城市变化。


塞巴尔·达斯(Saibal Das)的“三轮车”(The Tricycles)：塞巴尔·达斯曾是好几家报社的摄影师，他对社会问题、草根组织和童年时居住的加尔各答城非常着迷。


萨米特·巴苏(Sumit Basu)的“戈什府”(Ghosh House)：这位摄影师的作品反映出城市日常生活中忧伤的一面。


维基·罗伊(Vicky Roy)的“街头梦想”系列之3(Street Dreams 3)：摄影师小时候在德里街头流浪，后来被一个致力于帮助流浪儿童的慈善机构收留并受其资助完成了学业。现在他把印度的街头生活捕捉到胶片里。这张照片拍 摄于新德里的一个火车站，这儿曾是他小时候居住多年的“家”。


卡拉姆·普瑞(Karam Puri)的“老城”(Old City)：七年前，卡拉姆放弃了投行的工作转行做了一名摄影师。他说他的作品灵感大多来源于早期特艺集团(Technicolor)的电影。


考斯达夫·雷(Kaustabh Ray)的“孤独”(Solitary)：照片中的大使牌汽车曾是印度七八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家用车，如今在城市的街道上已很少看到。


玛德哈维·斯瓦鲁普(Madhavi Swarup)的“向上的约束”(Upward Bound)：斯瓦鲁普善于用黑白照片捕捉印度建筑。


阿齐兹口桑亚尔的“又甜美又有用”系列之1(Dulce et Utlie 1)：阿齐兹的这幅照片拍摄的是一个在泰姬陵旁的土地上干活的小男孩。这幅作品被认为体现了保守与进步的共存。


维基·罗伊的“街头梦想”系列之2(Street Dreams 2)：这幅照片拍摄的是几个在新德里火车站旁的自来水龙头下洗澡的小孩。


迪内希·康纳的“帕坦，行走的耆那教僧人”(Jain Monks Walking, Patan)：这是摄影师“生存信念”系列的又一张照片，捕捉了身着传统装束的耆那教僧人行走在一条冷清的道路上的情景。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大国

來源：《华尔街日报 中文网》2011年 03月 31日

印度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仅次于中国。

然而最近几个月来，印度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的社会情绪却严重变糟了，甚至连印度最富有的一些人都开始抱怨形势很不对头。

毋庸置疑，经济繁荣给印度的商界精英创造了巨额财富，也大大改善了亿万民众的生活。但印度的12亿国民并没有普遍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一系列腐败丑闻更是暴露了印度缺乏有效治理的尴尬现实。

软件服务业巨头Wipro Ltd.的董事长普雷姆吉（Azim Premji）不久前在电视上露面时将当前形势形容为“国家灾难”。

普雷姆吉和其它13位各界精英今年1月在致“国家领袖人”的一封公开信中列出了他们的抱怨。这些人在信中写道，由于经济发展面临的障碍，大家普遍认为，穷人和边缘化社会群体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这13位精英包括商界领袖、最高法院的退休法官以及印度央行的前行长。

20年前，印度放弃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转而拥抱资本主义并实现了经济的跳跃式增长。印度当前的情况本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始于1991年的具历史意义的改革曾被寄予厚望，大家希望印度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而每个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都将得以提高。包括中国和韩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已经成功走过了这条道路。

尽管存在一些东亚国家没有的问题，比如严重的种姓冲突，但印度依然实现了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可如今，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印度社会的转型。

印度的公共教育体系是一个烂摊子，近年来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而承诺实施的金融体系现代化改革不过是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进行着。刺激工业化所需要的土地改革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国民营养不良的现象仍然普遍。

印度工商联合会（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主席库马尔（Rajiv Kumar）说，由于很多改革没有坚持到底，印度有失去前行动力的危险。

甚至连政府的高层官员也承认他们有必要重启改革。

曾在1991年的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印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Palaniappan Chidambaram）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必须迅速找回当年的勇气，做出大胆的决策，我相信我们会做到的。他还说，最近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帮助穷人，推出了在学校提供午餐的项目，并拟定了一项让实现温饱成为国民一种基本权利的法律。

本周刚刚卸任微软印度区董事长的维文卡特桑（Ravi Venkatesan）说，印度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说，最后我们可能变成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社会：人们的期望值在不断增加，那些被甩在后头的人不再满足于过当前的生活。你已经看到了愤怒以及民众对愤怒的表达。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既有难得的机会，又有涌动的黑暗势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印度各界精英和整个国家的所作所为至关重要。

印度的命运对于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在这些国家的眼中，印度是一个正在成长的重要出口市场，是一个危险地区的维稳力量，能对崛起中的中国起到制衡作用。

1991 年的一场金融危机触发了印度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当时印度正濒临债务违约的边缘。现任印度总理的辛格(Manmohan Singh)时任印度财政部长，他采取的措施成功延缓了金融危机的发生。抛弃陈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印度释放了企业家的力量，贸易被刺激起来，外国投资也被吸引了来。

曾在1991年跌到大约1%的经济增长率从此迅速回升。

1992年2月，辛格对印度议会郑重声明：印度又动起来了，我们会实现美好未来。

在很多重要方面，这些改变使印度成为一个成功的典范。2008年，印度人的平均寿命达到64岁，而1991年只有58岁。文盲率下降。数亿人的收入提高。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2009年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至3,270美元，而1991年只有925美元。

在航空和电信等曾经由政府主导的行业，私营公司如今成为领头羊。印度外包业的专长和低成本获得了全球的赞誉。南部城市钦奈(Chennai)则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汽车制造中心。

如今，印度常常被当作一个典范，证明亚洲的一个民主制国家如何能够与一党专政的中国的飞速发展不相上下。在截至3月31日的一年，预计印度经济将增长约8.5%。

其他衡量国家富足的重要指标则描画出一幅令人更加不安的画面。微软印度前董事长维文卡特桑问道，全球化和工业化给印度带来了什么好处？有约四亿人受益，而有八亿人没有受益。

据印度财政部进行的2009-2010年经济调查显示，自1987年以来，印度靠底层的半数人口热量摄入一直在下滑，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却在为肥胖症的不断增多而苦恼。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说，这主要是因为营养不良，印度三岁以下儿童约有46%发育不良。

城乡基础设施依然严重不足：近年来，中国每年增加的发电量是印度的平均10倍以上。

麦肯锡(McKinsey & Co.)的数据显示，年收入在34万美元以上（最高一档）的家庭从2005年的100万户增加到250万户，年收入不足3,000美元（最低一档）的家庭也有所增加，从2005年的1.01亿户增加到1.11亿户。

1991年，辛格在议会就推出重大改革发表演讲时说，他希望避免奢侈浪费带来的恶疾。他说，我的目的不是要刺激我们从西方富足社会学来的大手大脚花钱的消费主义。

不过，印度现代化最为明显的迹象之一是，根深蒂固的消费主义信条。奢侈品销售大幅增加。中产阶级社区中豪华别墅开始取代平房。高档购物中心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与此相反，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很多城市贫民的生活开始倒退。物价上涨是与印度高速增长相伴而生的一个持久不断而有破坏性的产物。涨价的主要是基本食品。一些经济学家说，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政府不愿放开农业综合企业的发展，不愿打破限制跨省贸易的壁垒。打破贸易壁垒将提高农村生产率。

目前食品价格涨幅约为10%，总体通货膨胀超过8%。

德里44岁的人力车夫辛格(Manohar Singh)说，我们是受物价上涨影响最大的人，而物价上涨对富人没什么影响。我被诊断患结核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我没钱治病。我们没法养活孩子，更不用说治病和供孩子上学了。

他说，他的人力车是租的，车主提高了租金，但乘客却拒绝多付钱。

政治形势是阻碍自由化进程的原因之一。印度国大党(Congress)依靠较小的地区性党派来保持在议会的执政联盟。这就使政策的制定规避风险，因为小盟友拥有打破平衡，颠覆执政联盟的力量。自64年前印度脱离英国的统治独立以来，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国大党统治的。

印度总理辛格今年78岁，推行新政策并不完全由他说了算。尽管他是总理，印度势力最强大的政治家却是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即遇刺身亡的前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的遗孀。索尼娅•甘地现任国大党主席，国大党领导着执政联盟团结进步联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她实际上对政策决策拥有否决权。

现届政府一直受累于腐败问题的曝光。改革本来是要终结“执照统治”，从而减少行贿受贿。执照统治（License Raj）化用“英国殖民统治”（Raj）一词，指的是一个由决定经济活动的政府执照和许可形成的全面腐败体系。除此以外，政府为鼓励进一步遵守税法，还降低了个人和企业的税赋负担。

但目前的腐败被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普遍，原因是经济的扩张创造了更多的行贿受贿机会，比如在批准基建项目并为其拨款的时候。

2008年秋季，印度一次手机频段分配被曝存在漏洞，据称还存在腐败，使政府失去了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入。此事的曝光使得议会整个冬季会议中断，那些希望议会通过自由化新法的商界领导人更添沮丧。

新德里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and Planning）主席库玛尔（Arun Kumar）说，规避直接税收的商业活动已经大幅增加。库玛尔是研究这种“黑色经济”的专家。

他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次里程碑式研究估计，黑色经济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到5%。库玛尔说，黑色经济并没有衰落，反而已经系统化。他估计，到1996年，黑色经济占GDP比重达到了40%，2006年达到了50%。

他说，增加的原因在于违法行为在社会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宽容。

辛格在2月份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决心根除腐败。他说，我希望向大家保证，也希望向全国保证，我们的政府对于惩罚一切违法者是极其认真的，不管他们可能担任着什么样的职务。

印度的现代化本应使劳动者大规模弃农从工。这是中国、韩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转型的关键构成部分。但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2009年印度经济中的制造业比重只有16%，和1991年一样。

据世行数据，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经大幅增加，1991年是45%，2009年是55%。它已成为印度经济强劲势头的主要发动机。但金融、科技等许多增长最快的领域只雇用相对少量的人员，并且严重依赖技术型员工。包括呼叫中心和外包在内，整个软件与科技服务业直接雇员人数只有250万，在全国劳动力大军当中只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印度经济中农业所占比重已从1991年的30%下降到2009年的17%左右。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印度政治经济学的教授潘纳加里亚(Arvind Panagariya)说，农业从业人数并没有相应地下降。他说，如果把印度的高增长阶段和其他国家相比，它对农业的依赖仍然是离奇的严重；印度的增长潜力是11%到12%，但实际增长率只有8%到9%。

由于经济奇迹很少惠及普通民众，引起他们不满，全国各地都在掀起政治运动。多数政治运动所提诉求的一部分依据，在于他们认为穷人在印度转型过程中遭到了忽视。

一股存在数十年的毛派叛乱势力希望推翻印度政权。辛格曾将叛乱分子的极左特征称为印度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

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首席部长马亚瓦蒂（Kumari Mayawati）已把自己定位成中央政府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以及被压迫阶层的捍卫者。在西孟加拉邦，现任中央政府铁道部长的班纳吉（Mamata Banerjee）因鼓吹农民地权、反对塔塔集团（Tata Group）在邦政府所在地加尔各答附近修建汽车工厂的计划而一举成名。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有争议、由印度管理的喜马拉雅克什米尔地区，一场长期酝酿的暴动在去年爆发，一部分原因在于该地区年轻人缺少经济上的机会。

辛格上周末对一群商界人士讲话，承诺政府将采取行动。他说，我申明我们对新一轮改革的决心；我知道还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变得更有竞争力。

Paul Becke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