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一笑！體悟人生大道理

1.
兩只青蛙相愛了，結婚後生了一個蛤蟆，公青蛙見狀大怒。
「賤人，這怎麼回事！？」
母青蛙哭著說：「他爹，我本來是蛤蟆，認識你之前我整過容。」
→缺乏充分瞭解的愛情，就要承擔所帶來的苦果！
2.
小驢問老驢：「為啥咱們天天吃乾草，而奶牛頓頓精飼料？」
老驢嘆到：「咱爺們比不了，我們是靠跑腿吃飯，人家是靠胸脯吃飯！」
→各有前因莫羨人，生活需要忍耐，更要認命。
3.
鴨子和螃蟹賽跑，一起到達終點，難分勝負。
裁判說：「你們來個剪刀石頭布吧！」
鴨子大怒：「媽的，算計我！？我一出就是布，他總是剪刀。」
→競爭需要天賦，也需要機遇。
4.
狗對熊說：「嫁給我吧，嫁給我你會幸福。」
熊說：「才不嫁呢，嫁給你只會生狗熊，我要嫁給貓，生熊貓那才尊貴呢！」
→挑結婚對象一定要有理智和有理想。
5.
老鱉調戲河蚌，被咬，老鱉忍痛拖著河蚌來回爬。
青蛙見了敬佩的說：「乖乖，鱉哥混大了，出入都夾著公文包！」
→老大在出醜，做小的也要說點門面話賣乖。
6.
一壁虎誤入鱷魚池，即將喪命之時，壁虎急中生智，一把抱住鱷魚大叫：「媽媽！」
鱷魚一愣，立刻老淚縱橫...
「都瘦成這樣了，你就是不聽我的話，不讓你炒股吧，你偏要去，看看股市縮水都把你縮成啥了！」
→投資是一定要小心的！
7.
蜜蜂狂追蝴蝶，蝴蝶卻嫁給了蝸牛。
蜜蜂不解，問：「他哪比我好？」
蝴蝶回答：「人家好歹有自己的房子，哪像你住在集體宿舍。」
→這年頭，無房一族要找結婚對象是難上加難！
8.
母雞跟鄰居正在聊天，看到公雞無精打采的回來了。
母雞說：「咋地啦？」
公雞：「做個買賣給累的。」
母雞問：「做啥買賣累成這副德行？」
公雞臉紅低下頭說：「賣點雞精。」
→做老婆的要體諒老公在外頭賺錢養家有多辛苦！
9.
餐廳蒼蠅對廁所蒼蠅說：「你整天追腥逐臭，我整天吃香喝辣，過來吧！」
廁所蒼蠅：「道不同不相為謀！吃再好有啥用，光屁屁美女你見過幾個？」
→不要坐井觀天只顧眼下的利益，外面的世界可能更精彩！

美麗的森林

自小住家附近多丘陵，假日的活動往往是全家到山裡踏青。小丘陵的林相當然不及高山峻嶺的繁複、多變、與美麗，然而都一樣令我着迷，勾起我許多兒時的回憶！

感謝Bao大哥來信分享美美的森林圖片！

- by 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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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懂母親的心

Bao大哥來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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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週末，春日的黃昏有新榨橙汁的顏色與氣息。

老早說好了要和朋友們去逛夜市，母親卻在下班的時候打來了電話，聲音裡像小女孩一般的歡欣雀躍：「明天我們鄉公所去郊遊，你下班時幫我到 Mr. Dounut買一盒甜甜圈，我想請同事吃。」

「郊遊？」我大吃一驚，「啊，你們還郊遊？」想都不想，我一口回絕，「媽，我跟朋友約好了要出去，我沒時間。」跟母親討價還價了半天，她一直說：「只買一盒甜甜圈，快得很，不會耽誤你…」最後她都有點生氣了，我才老大不情願地答應下來。

一心想著速戰速決，剛下班我就飛奔前往。但是遠遠看到了那家店，我的心便一沉… 店裡竟是人山人海，排隊的長龍一直蜿蜒到了馬路，我忍不住暗自叫苦。

隨著長龍緩慢地移動，我頻頻看表，又不時踮起腳向前面張望，足足站了近一個鐘頭，才快輪到我。我站得頭重腳輕、餓得眼冒金星，想起朋友們肯定都在等我，更是急得直跺腳。

春天獨有的暖柔輕風繞滿我周身，而在新出爐的甜甜圈薰人欲醉的芳香裡，卻裹著我將一觸即發的火氣。

真不知道母親是怎麼想的，週日不在家休息，還要去郊遊，身體吃得消嗎？而且和鄉公所的人出去玩，一群半百的老太太們在一起，有什麼好玩的？郊遊，根本就是小孩子的事嘛，媽都什麼年紀了，還去郊遊？

前面的人為了排隊次序爆出了激烈的爭吵，便有人熱心地站出來，統計每個人買的數量 和品種，給大家排順序。算下來我是第三爐的最後一個，不用再花時間等新的爐出來，我鬆口氣，換隻腳接著站。

就在這時，背後有人輕輕叫一聲：「小弟弟。」我轉過頭去，是個不認識的中年婦人，我沒好氣：「幹什麼？」

她的笑容幾乎是謙卑的：「小弟弟，我們打個商量好嗎？你看，我只在你後面一個人，就得再等一爐。我這是給兒子買，他明天學校郊遊，我待會還得趕回去做飯，晚上還得送他去補習班。如果你不急的話，我想，嗯 ……」

她的神情裡有說不出的請求，「請問你是給誰買？」我很自然地回答她：「給我媽買，她明天也郊遊。」真不明白，當我回答時， 整個店怎麼會在剎那間突然有了一種奇異的寂靜，所有的眼光同時投向我。

有人大聲地問我：「你說你買給誰？」我還來不及回答，售貨小姐已經笑了：「哇，今天賣了好幾百盒，你可是第一個買給媽媽的。」

我一驚，環顧四週才發現，排在隊伍裡的，幾乎都是女人，從白髮蒼蒼到綺年少婦，每個人帶的大包小包，都註解著她們主婦和母親的身分。

「那你們呢？」

「當然是給我們的兒子囉。」不知是誰接了口，大家都笑了。

我身後那位婦女連聲說：「對不起，我沒想到，我真沒想到。這家店人這麼多，你都肯等，真不簡單。我本來都不想來的，是兒子一定要。一年只有一次的事，我也願意讓他吃好玩好。我們小時候郊遊，還不就隨便吃？」

她臉 上忽然浮現出神往的表情，使她整個人都溫柔起來，我問：「你現在還記得小時候郊遊的事啊？」

她笑了：「怎麼不記得？現在也想去啊，每年都想，哪怕只在草坪上坐一坐曬曬太陽也好，到底是春天。可是總沒時間，」她輕輕嘆口氣，「大概，我也只有等到孩子長大到你這種年紀的時候，才有機會吧。」

原來是這樣，郊遊並不是母親一時心血來潮，而是內心深處一個已經埋藏了幾十年的心願。而我怎麼會一直不知道呢，我是母親的兒子啊。

她手裡的塑膠袋裡，全是飲料、餅乾、小果凍等小孩子愛吃的東西。沈甸甸地，墜得身體微微傾斜，她向我解釋：「都是不能碰、不能壓的。」她就這樣，背負著她那不能碰、不能壓的責任，吃力地、堅持地等待著。

她的笑容平靜裡有著喟嘆：「誰叫我是當媽的？熬吧，到孩子懂得給我買東西的時候就好了，」她的眼睛深深地看著我，聲音裡充滿了肯定，「反正，那一天也不遠了。」

只因為我的存在，便給了她這麼大的信心嗎？我卻在瞬間想起我對母親的推三搪四，我的心，開始狠狠地疼痛。

這時，新的一爐甜甜圈熱騰騰地端了出來，芳香像是原子彈一樣地炸開，我前面那位婦女轉過身來：「我們換一下位置，你先買吧。」

我一楞，連忙謙讓：「不用了，你等了那麼久。」

她已經走到了我的背後，已略顯蒼老的臉上明顯有著生活折磨的痕跡，聲調卻是只有母親才會有的溫煦和決斷：「但是你媽已經等了二十幾年了。」

她前面的一位老太太微笑著讓開了，更前面的一位回身 看了她一眼，也默默地退開去。她們就這樣，安靜地、從容地、一個接一個地，在我的面前，分開了一條小徑，一直通向櫃台。

我站在小徑的這端，目瞪口呆，徘徊不敢向前。「快點啊，」有人催我，「你媽還在家裡等你哪。」

我怔忡地對著她們每一個人看了過去，她們微笑的回看我，目光裡有歲月的重量，也有對未來的信心，更多的，是無限的溫柔。

剎那間，我明白地知道，在這一瞬間，她們看到的不是我，而是她們已經長大成人的兒女。

是不是所有母親都已經習慣了不提辛苦，也不說要求，也許她們唯一的、小小的夢想，只是盼望有一天，兒女們會在下班的路上為自己提回一袋麵包吧。

通往櫃台的路一下子變得很長很長，我慎重地走在每一 位母親的情懷裡，就好像走過了長長的一生，從不諳人事的小孩走到了人生的盡頭，終於讀懂了母親的心。

這一生誰願意無怨無悔為你付出呢？無論你有任何病痛苦難，都依然對你不離不棄 － 唯有你的父母

選擇終生伴侶的五個黃金守則

距離面臨婚姻抉擇已是多年前的事，然而這個嚴肅的人生課題，現今年輕人的率性與自我很容易等閒視之，感謝Bao大哥來信，轉刊分享！

- by 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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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關係學教師提出五個黃金守則以評估長期婚姻成功的遠景。

選擇一個終生伴侶時，絕對沒有人要作錯誤的選擇，然而當離婚率高達50%時，就知道有很多人在選擇伴侶時犯了嚴重的錯誤。當你問很多訂婚的情侶們為甚麼要結婚，他們一定會回答說：「我們相愛啊！」我相信這是人們在約會階段所犯的第一個錯誤。

選擇終生伴侶絕對不可以愛為基礎，這也許聽起來不太正確但其中有深奧的道理存在。

愛，不是結婚的基礎但它是一個好的婚姻的結果，當其他成份都對時，愛就會來臨。讓我再說一遍：「你不可以只用愛來營造一個終生的關係。」這裡有五個問題要問你自己，如果你有心要尋找並擁有一個終生的伴侶。

問題一： 我們有共同的生活目標嗎？

為何這個這麼重要？讓我這樣講：如果你已結婚 20或30年，那是一段和一個人生活了很長的時間。你們計劃如何過這段時間呢？一起吃飯，跑步？你必須和他(她)分享更深更有意義的事情，你們必須有共同的生活目標。

在一個婚姻裡有兩種情形會發生：你們可以一起成長，或者各自成長。50%的人是各自成長的，要使得婚姻成功你必須知道在生活底線上，你要的是甚麼，然後嫁(或娶)一個和你一樣的人。

問題二： 和這個人分享我的感覺與思想時，覺得安全嗎？

這個問題和你們關係的品質有關，“覺得安全”意思是說你能開誠佈公的和這個人溝通嗎？

良好的溝通基礎是信任，相信我不會因為表答我的感覺與思想而遭到處罰或傷害。

我的一個同事對一個”會淩虐人的人”下了一個定義，那就是---某個你害怕對他表達感覺與思想的人。對自己誠實點!確定你要結婚的對像是你在情感上覺得很安全的。

問題三：他(她)是個值得敬佩，很特別的人嗎？

這個問題意思是他(她)是個高貴敏感的人嗎？你怎麼測試他(她)呢？

這裡有些建議：他們是否以一般的基礎作為個人成長的方法？他們是否認真的改善自己？

我的一個老師對”好人”下了一個定義：那就是---某個常力爭上游並做正確的事的人。

所以問問你的另一半：他(她)如何用他(她)的時間？他(她)是個唯物主義者嗎？通常一個唯物主義者不會將改善品格列為第一優先的。

基本上這個世界有兩種人：一種是致力於個人成長的人，另一種則是尋求舒適生活的人。那種將舒適的生活列為目標的人，會把個人的享受擺在第一位。在與他(她)走上紅地毯以前，你必須要知道這點。

問題四： 他(她)如何對待其他人？

促進人際關係最重要的是給予的能力。所謂的給予，是使他人快樂的能力。

問問這個人是否很歡喜的給予或是自私自利的人？想想看他對那些他不需要對他們好的人是怎樣的情形？例如：侍者，公車小子，計程車司機等？他如何對待父母和兄弟姐妹? 他懂得感激嗎?

如果他對那個給他所有東西人都不懂得感激，不要期望他會感激你。

他會八卦並且說別人的壞話嗎? 會八卦的人不會是懂得愛人的。你可以很確定如果他對別人不好，對你也不會好的。

問題五： 婚後我是否希望改變這個人？

有太多人犯了個錯誤就是希望在婚後”改善”他的配偶，我的一個同事作如是的解釋：你可能希望某人在婚後改變……變得更差，如果你無法完全接受他(她)現在的樣子，你就還沒有準備好要結婚。

總結來說，約會階段不應該是困難危險的，癥結是你要多用點頭腦少用點心。當你約會時盡可能的客觀，要問一些對整個事情有幫助的問題。

墜入情網是種很美的感覺，但當你醒來時發現手指的戒指，你一定不希望因為你沒有作好準備而讓自己身陷麻煩。

美麗新世界！

Bao大哥來信分享！-by 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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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安迪：你最近好嗎？你媽媽和我都很好，我們很想念你，請你把電腦關了，下樓來吃點東西吧！ 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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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的小孩發育得很不錯，妳要發一封電子郵件給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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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讓我老公多放一點心思在我身上，妳們有聞起來像電腦的香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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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氣味不怎麼好聞，只是我把所有的密碼都刺青在腳趾頭裡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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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電腦說：我的腦袋必須升級，才能和新的軟體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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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叫我多陪陪小孩，所以我就把他們的照片作成圖檔，拉到桌面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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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公死了8個月啦，不過我們還有保持連絡，他的電子信箱是華特@天堂.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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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來的名字叫做大衛，但是我覺得它太老氣了，所以我把它縮短為DVD！」

幫「誰」剪指甲？

婆準備年三十燉湯用的雞，喊了二個小ㄚ頭進廚房，三個人咭哩咕嚕一陣子，傳來一陣笑聲，我在房裡隱約聽見什麼剪指甲...

不一會兒，見二個ㄚ頭蹦蹦跳跳回客廳。
「幫誰剪指甲呀？」我問。
「幫一隻已經死掉了的雞。」蓉兒利索的回答。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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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二得趕場，中午請姥爺飲茶，接下來回我娘家。跟姥爺吃飯有二個姐姐陪寧兒、蓉兒，下午回娘家還有年齡相近的表姐、弟陪著玩，因此車上陽明山接姥爺路上，叮囑二個ㄚ頭補眠養精神。

姐妹倆睡不一會兒就醒了，又唱又聊好不開心。婆說這樣睡過了多好，能一直玩耍到晚都精神飽滿了。
「睡？我那兒需要睡呀！我精神好的很。」寧兒和婆抬槓。
「沒睡？剛剛車上躺的東倒西歪的人是誰呀？」
「只是閉眼休息，沒『蓋』您，對吧！Ronnie？」姐姐拉妹妹加入抬槓陣容。
「有，妳有『蓋』！」
「妹妹，『蓋』是什麼意思呀？」婆聽了蓉兒的回答，順口問了句。
「我不知道！」婆一聽笑岔了氣。呵！傻ㄚ頭一個~~~

愚蠢的“左右”之争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2010-02-10

快过中国新年了，这是我牛年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所以就写我最想表达的东西。

在上一篇拙文中，我批评了中国的历史学者只跟与日本的“非右翼”打交道，“右翼”则彻底变成驳斥的对象，不去面对，只能在对方看不见的地方间接地痛骂一顿：“你们的历史观有问题，不准确，不道德”。我也表示理解，因为，在特殊的国情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保持独立的立场和风格几乎不可能，其言行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否则就政治不正确了。

我在结论中提出：“真正问题并不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接近或分歧，而是中国部分（也许是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媒体人等所谓‘知道分子'们把通常在对外交往上积极使用的‘友敌区别对待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攻击或排除持有与自己不同观点或立场的人群——应用到国内的思想交流上”。

以下解释我提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和背景。

这种现象简直可称为“外交内政化”。过去，我只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一本着历史经验的普遍规则，原来也有“内政是外交的延伸”这一倒过来的逻辑推理。大多数日本右翼分子认为，“与中国学者讨论历史没有用，别说中日之间发生的历史，先应该好好学习本国的历史，去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故事，中共对西藏干了什么”。大多数中国学者则认为，“右翼就是不了解历史，以篡改历史当作饭碗的修正主义分子。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之类的，简直无耻，连基本事实都不承认，还为那些数字、细节等较劲儿”。

观点和立场截然相反，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完全一致的身份——“交流无用论者”，即彻底否定、并排除对方观点和立场存在的理由和背景，并美化自我，陶醉于道德优越感。他们都认为，跟对方交流是没用的，不如不交流，浪费时间。这是中日知识界之间交流上的常态，也是病状。这一常态和病状正在中国知识界像甲流一样蔓延，形成一种“阶级斗争”的态势。

每年的春节前，我有幸应各媒体的邀请参加年末聚会。几年前，聚会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网络崛起。各大门户网站的聚会涵盖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博主”们，范围广泛，思想交锋，交流深刻。唯一感到可惜的是网络媒体的“同质化”现象。对于在新闻报道面前实际上只有编辑权，而没有记者权的网络媒体来说，博客、论坛等互动产品是唯一能够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的产品。但最近这些互动产品遭到来自监管部门前所未有的压力，博客和论坛等影响力和渗透力似乎没有几年前有力度和份量了，其影子日益淡化。

从去年到今年，让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纸面媒体之间的“交流无用”现象。据我观察，稍微不客气地说，“右派”媒体（改良派：抱着新闻理想，追随西方，间接、模糊地提倡自由、民主、人权的部分媒体）和“左派”媒体（保守派：严厉批评西方对中国的无礼和蔑视，相信“中国模式”生命力和可行性的部分媒体），两者基本认为，与对方交流没有用，互相排斥，攻击，讽刺，却充满道德优越感，把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视为生存、发展上的信仰基础。

我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只能扮演“第三者”的角色，所以，我在平时的交流或撰稿上不排除“右派”，也不排除“左派”，都是了解中国国情的重要渠道。令人欣慰的是，两者都很热情地邀请我为他们写稿，参加他们主办的讨论会。

我参加“右派”媒体的聚会，只能遇见“右派”人士，没有“左派”，甚至连“中间”一点的人士都见不到。他们对现有体制抱着非常“反对”的态度，在他们眼里，极权体制不符合国内外社会的利益需求，使得中国陷入国际社会中的“孤儿”，必须改变“警察国家”的形象。在那个环境里，说共产党的好话几乎不可能。比如，围绕着在去年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15）上中国的表现，这批人都痛骂祖国表现，“他妈的土共根本不遵守国际规则，拿权力说话，搞的永远是双重标准，一边假装负责任的大国，一边假装欠发达国家，又不知道被绝大多数国家厌烦的事实，真丢中国人的脸”。

我参加“左派”媒体的聚会，只能遇见“左派”人士，没有“右派”，甚至连“中间”一点的人士都见不到。他们对现有体制抱着充满“自信”的态度，在他们眼里，坏人就是不懂得中国国情的，不承认中国对世界发展做出的贡献的西方，主张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屈从西方，走自己的路，让西方去说吧。在那个环境里，说共产党的坏话几乎不可能。比如，围绕着在COP15上中国的表现，“中国是会议达成哥本哈根协议的最大贡献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中国是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西方发达国家多得多是理所当然的，到底谁一直破坏地球环境，不是产业革命以来采取殖民政策，为自己的繁荣盲目牟利的西方吗？西方国家先表示承诺，主动减排是应该的，中国没必要听他们的话！”

我没有干涉内政的权利，在各种聚会上，只好也保持沉默，没什么可说的。在我看来，右派和左派的观点都是有道理的，也反映现实政治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的一部分。只是觉得，我们毕竟都是东方人，尽量避免绝对化或极端化的观点才是表达上的技巧，更是沟通上的艺术。然而，我在那些场合说稍微一点中立或平衡的观点，就只好被嘲笑说，“你被那帮人洗脑了吧？”

两派人已经把自己的理论和逻辑武装地相当固定化了，我就没有办法，也没有渠道说服他们，就只好顺从他们自言自语、自我安慰、自我满足的宴会氛围里，实际上就是拍马屁。在右派聚会上拍右派的马屁，随便说说左派的缺陷，在左派聚会上拍左派的马屁，随便说说右派的漏洞。他们当然很高兴，一个外国友人能够认同自己流派的观点，并加入其圈子，显得很得意。其实，我不是认同你们的观点，是“被”你们逼着认同的，更不是加入你们的圈子，是“被”你们逼着加入的。

不是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就哥本哈根而言，我很不赞同中国狡猾地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甚至认为，哥本哈根正是成为中国采取双重标准上的终结，以后再也很难被各国接受。同时，我也很赞同西方国家先对减排目标表示相应的承诺，并以行动来支撑自己的承诺。中国政府一贯强调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极为正确的。

令人感到寂寞，悲哀的是，两大流派之间几乎没有人力、观点、思想上的交流。前者聚会上没有后者的影子，后者聚会上没有前者的影子……

在中国舆论环境客观上没有取得开放和自由，其言论环境仍未成熟，颇有发展空间的阶段之下，知识分子的观点已经明显形成“左”和“右”两大流派，两者之间却严重缺乏交流，甚至相互排斥，我认为，后果不堪设想。

祝愿全球华人虎虎生威，春节快乐。

2010年2月9日于广东东莞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

日本“右翼历史学者”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2010-02-03

1月31日，由中国和日本各自10位历史学家组成的“共同历史研究会”公布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2006年10月，安倍晋三前首相对华进行“破冰之旅”，在中日首脑会谈上与中方领导人达成共识，决定年内建立本研究会。后来，每年一次，在北京和东京轮流举行学术交流会。《报告》是双方4次碰撞的结晶，共550页，包括“古代、中近世史”和“近现代史”，给双方成员提供了各自发表观点，相互交流的平台。双方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充满东方色彩，“两国学者对历史的认识依然有分歧，但通过交流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接近”。

历史认识问题至少牵涉到政治外交、学术研究以及国民感情。三者之间呈现出紧锣密鼓的关联，缺一不可，只能良性循环，否则一塌糊涂。只有在良好的政治氛围下，才能建立健康的学术交流平台，学术交流逐步深化，民众之间的感情才能慢慢拉近。召开“研究会”，发表《报告》绝不是简单的事情，正是两国“官民一体”的多层化互动所取得的成果。作为日方成员从头到尾参与了研究会的朋友给我发邮件说，“这是在政治上有着局限的研究”。可想而知，中日之间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民族心理、价值观念等众多领域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不是好或坏，高或低，优或劣，双方都需要对方，讨论哪一方更需要对方是没有意义的，就尽可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同舟共进。

以上为客套话，以下说点问题。

2006年12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中日历史认识能否超越国界？”的文章，说：“中日关系好像依然未长大成人，至少难说‘成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认识问题：历史认识究竟能否超越国界？”“共同研究之目的，并不仅仅是共享所谓‘对历史的客观认识'，而是通过研究的深化，来谋求相互理解的增进，将历史争议局限在小范围内，既不回避历史观差异，也不夸大。”

2010年2月1日，《环球时报》刊登了一篇“中日发布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各自表述历史认识，驳斥日本右翼观点”的文章，引用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的观点说“日本学者的观点有很大进步，特别是与右翼学者有明显不同”；还引用“专家”的观点说，“这样的对话和研究应继续下去，用研究成果引导两国国内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驳斥日本右翼的历史观，让历史问题不再成为障碍”。

“研究”走过三年，是在政府主导、由官方来制定的框架下，让来自民间的学者各自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目前中日政治环境当中把交流的潜力和思想的共识发挥到极致，令人钦佩。那么，《南方都市报》3年前提出的问题——历史认识有没有超过国界——有没有得到什么回应？对此，《环球时报》非常客观而明确地给予了答案——颇为艰难，几乎不可能。

说白了，中日双方的学者所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存在着暂时无法改变的差距。中方成员兴高采烈地评论说，“日本学者的历史观有进步，有利于驳斥右翼的历史观”，这句话真实地反映着中国学者对历史认识坚定不移的核心立场。在他们眼里，参加“共同历史研究会”的日方成员是所谓“非右翼”，是能够交流的对象，并区别于所谓“右翼”分子。什么是“右翼”？就是其观点与中国体制所允许的话语范围不相容的人群。

中国学者至少在公开、正式的中文场合只能与“非右翼”分子打交道，“右翼”则是驳斥的对象，不去面对，只能在对方看不见的地方间接地痛骂一顿：“你们的历史观有问题，不准确，不道德”。我一直感到疑惑，中方学者为何不主动去跟日方右翼分子交流呢？只能跟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交流等于自言自语、自我满足、自我安慰，就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提高知识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天经地义，中国特殊的国情不允许一个学者具有独立的观点和立场，必须符合所谓“国家利益”和“政治正确”。这是内政，并不奇怪。

我只是想提出一点，中国学者在右翼面前能否做到不扮演“评论员（commentator）”，而扮演“交流者（communicator）”的角色。现状是，假如一个日本学者的观点是他们所认为的右翼，就立刻攻击，并评价为“退步”；另一个日本学者的观点是他们所认为的非右翼，就立刻表扬，并评价为“进步”。岂有此理，思想交流并非这么简单的二元结构。

考虑到两国政治体制、生存环境等深层不同，把交流的对象分成“友人”和“敌人”（比如，中国领导人老用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对外交往上听起来很亲切，却是最为政治化的叫法）也是可以理解，无可奈何的。真正问题并不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接近或分歧，而是中国部分（也许是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媒体人等所谓“知道分子”们把通常在对外交往上积极使用的“友敌区别对待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攻击或排除持有与自己不同观点或立场的人群——应用到国内的思想交流上。

（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

作家：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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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人，用中文为一个国际化的媒体写专栏，试图从“非中国人”的第三双眼的独特视角，解读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事件、现象和问题。 作者加藤嘉一，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在就读硕士研究生。自从2005月4月亲历“反日游行”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

“被民意”的日本政治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2010-01-27

这几天回国，正在现场观察动荡中、迷茫中的日本政局。

坦率地说，有些惊讶。从早到晚，从电视到报纸，一条新闻的重播与同质化，充满冲击力，到处都是在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的秘书因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而被捕的情况下要求小泽本人解释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甚至要求辞职的声音。

2004年10月，小泽的秘书用4亿日元购买了东京的一块土地，由“陆山会”出资。监察部门、媒体、在野党等密切关注的是：这笔钱从何而来？金钱的来源和途径不透明，并忽略了及时、该有的申报和登记。根据日本法律，政治家有责任和义务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里主动进行“规正”。小泽主张把以家族的名义存储的私人资金借给“陆山会”，对于当时秘书们是怎么处理的却不清楚：“我依赖，也信任秘书，没有一个政治家对所有资金管理进行监督。”

1月26日的《读卖新闻》的头条新闻为“小泽言及监督责任——陆山会事件，‘倘若我秘书犯的错误'”。不仅在封面，在政治板块、评论板块、调查报道板块等也展开了相关报道，介绍小泽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言语漏洞、已被捕的秘书之论述、事件的背景、首相及在野党的反应等等。自从去年3月小泽第一秘书因同样的政治资金问题被捕后，“小泽丑闻（Ozawa's scandal）”始终是媒体的聚焦点。此刻，东京检察部门“特搜部”已经开始行动，让小泽本人作为“被告人”接受他们的“采访”，事态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特搜”根本上是司法部门，就是所谓“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中的一角，它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却绝不一般。它与一般的检查部门截然不同。何谓“特搜”？主要是以彻底独立、中立、客观的立场专门针对政治家、高官等贪污腐败行为进行保密性的调查活动，一切过程都是“内幕”，也是国家机密。他们依靠的是物质上的证据，而不是舆论上的氛围。在强有力的搜查之下，连行政上的最高领导首相或内阁总理大臣也不能说不，必须服从，可能被起诉或被捕，这是“司法独立”的象征。假如政治家用言行向特搜部门施加压力，将立刻遭到媒体的攻击。对于现代化的政治来说，司法是任何人都不能侵犯的圣地。

“政治与金钱”这一话题自从70年代小泽一郎的恩师——田中角荣因“洛克西德事件”被起诉、逮捕以来始终是政界、政治家的代名词。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政治背后总是钱权交易。在小泽案件当中，特搜部门也从小泽购买土地的4亿日元里有没有包括相关企业对他的“献金”的角度展开调查。小泽是东北地区的岩手县出身，那是个建筑公司等和政客“政商勾结”最为根深蒂固的地区。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地方企业试图靠近有实力的政治家拉活儿，作为交换条件，向这位政客奉献资金，再正常不过了。

事态走向何方？按日本政界以往的“潜规则”，小泽应该早就向国民表示歉意，并辞职。各大报已经在社论中要求小泽好好说明自己的错误在哪里，如果做不了，就辞职，也作了舆论调查。根据17至18日各大报纸的舆论调查，认为“小泽干事长该辞职”的民众的有67%（《朝日新闻》）；70%（《读卖新闻》）；70.7%（《产经新闻》）。各大报社利用社论和舆论调查向政治家施压在日本是普遍的做法，也是逼迫首相辞职的“必胜法”。

到目前为止，小泽一郎却始终主张“我没有收任何不正规的金钱”，不让步，表示坚持干事长的任务。自身也面临政治献金问题（母亲提供的政治资金违反了相关法律和程序）的鸠山由纪夫以及其他民主党员也团结地站在小泽一方，坚决不屈服于来自自民党这样那样的“攻势”。可见，此次案件靠舆论压力或政治斗争得到解决的可能性不大，小泽是否被起诉、逮捕取决于站在中立、客观立场的（舆论和在野党是十分主观和偏激的）特搜部门能否找到充分而合理的证据。我预测，小泽被捕的可能性为50%，未来一、两周小泽一郎与特搜部门之间的斗争，值得密切跟踪和关注。

日本民主党正面临着“3K”问题——献金（kenkin）、基地（kichi）、景气（keiki）。3个K是日语的读音，内涵就是“政治献金”、“美军基地”、“经济景气”，这三个要素正为难民主党阵营，尤其以鸠山由纪夫首相为主的阁僚们。其中，政治家应该面对、解决的是后两个。25日，冲绳县名护市的市长选举已落幕，反对驻日美军飞机场“普天间”迁移到名护边野古的候选人当选。这一迁移是日美政府在2006年时达成的协议，本来是要去年年底之前决定迁移内容和可行性。而无法协调美方、社民党、冲绳县政府的鸠山由纪夫只好把它拖延到今年5月。名护边野古是协议中被迁移的地点，却遭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反对，这一局面对执政党来说相当尴尬，毕竟，对民主政治来说，“民意”是不能忽视的。但作为一个代价，如果5月之前无法在国内完成协调，美日同盟将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围绕“景气”问题，相关的讨论被“政治与金钱”话题掩盖着。刚刚开始的“通常国会”，本来是要谈预算的，探讨鸠山政府提出的环保、社保等贴近家庭的成长战略的可行性如何。但在国会上，政客们根本不讨论这些真正决定日本未来的核心问题，而始终沉浸于“小泽丑闻”。我曾经用两个概念形容过日本的政治，一个是“丑闻政治”，另一个是“无政治状态”。日本战后花了50多年的时间才实现了政权交替，为健康的政党政治迈出了第一步。但其实质似乎没有丝毫的改变，对于那些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客们来说，政治还是相互挖掘丑闻而牟利，顺便掩盖对政策的无能的工具。

民主党意识到“3K”是好事，但老百姓真正希望自己选择的统治者们解决的问题只好被拖延，甚至放弃。这是今天日本政治的真实情况。我亲弟弟的唉声和叹气似乎代表着广大民众对祖国政治的忧思和无奈：“小泽怎么拿了多少政治资金有那么重要吗？政治与金钱离不开是个事实，不用再讨论了。政客也好，媒体也好，只是关注那些丑闻，根本不把社会福利、社保财政、经济复苏等与国民生活真正相关的事情告诉我们。”

政治家骂竞争对手也好，媒体骂政府也好，往往爱用一个固定的词句，即“对于你的说明，有权者是不承认的”。“有权者”就是具有投票权的国民，政治家是替有权者经营国家的，媒体则是有权者的代言人，因为后者往往是游戏规则当中的弱势群体。不过，此次日本行让我发现，政客和媒体随便说出的“有权者”一词原来不过是“政媒勾结”的沉淀物而已。本来以为，媒体的那些煽动性、刺激性报道是迎合读者观众的需求和口味，原来不是这样的。连“迎合主义（populism）”这一“低俗政治”都谈不上，它归根结底就是政客和媒体这些高收入群体站在身份和道德的优势地位上以公权谋私利，实际上是自言自语的骗局，是典型的“愚民政治”。

被忽略或忘记的，则是民意。令人担忧的是，假如这一骗局持续下去，今后日本国民的“民度”（民众的素养水准）不断降低，降低到无法挽回的地步。那一刻，将是日本衰落的终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

作家：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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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人，用中文为一个国际化的媒体写专栏，试图从“非中国人”的第三双眼的独特视角，解读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事件、现象和问题。 作者加藤嘉一，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在就读硕士研究生。自从2005月4月亲历“反日游行”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