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3日 星期三

日本“右翼历史学者”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2010-02-03

1月31日,由中国和日本各自10位历史学家组成的“共同历史研究会”公布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2006年10月,安倍晋三前首相对华进行“破冰之旅”,在中日首脑会谈上与中方领导人达成共识,决定年内建立本研究会。后来,每年一次,在北京和东京轮流举行学术交流会。《报告》是双方4次碰撞的结晶,共550页,包括“古代、中近世史”和“近现代史”,给双方成员提供了各自发表观点,相互交流的平台。双方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充满东方色彩,“两国学者对历史的认识依然有分歧,但通过交流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接近”。

历史认识问题至少牵涉到政治外交、学术研究以及国民感情。三者之间呈现出紧锣密鼓的关联,缺一不可,只能良性循环,否则一塌糊涂。只有在良好的政治氛围下,才能建立健康的学术交流平台,学术交流逐步深化,民众之间的感情才能慢慢拉近。召开“研究会”,发表《报告》绝不是简单的事情,正是两国“官民一体”的多层化互动所取得的成果。作为日方成员从头到尾参与了研究会的朋友给我发邮件说,“这是在政治上有着局限的研究”。可想而知,中日之间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民族心理、价值观念等众多领域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不是好或坏,高或低,优或劣,双方都需要对方,讨论哪一方更需要对方是没有意义的,就尽可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同舟共进。

以上为客套话,以下说点问题。

2006年12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中日历史认识能否超越国界?”的文章,说:“中日关系好像依然未长大成人,至少难说‘成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认识问题:历史认识究竟能否超越国界?”“共同研究之目的,并不仅仅是共享所谓‘对历史的客观认识',而是通过研究的深化,来谋求相互理解的增进,将历史争议局限在小范围内,既不回避历史观差异,也不夸大。”

2010年2月1日,《环球时报》刊登了一篇“中日发布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各自表述历史认识,驳斥日本右翼观点”的文章,引用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的观点说“日本学者的观点有很大进步,特别是与右翼学者有明显不同”;还引用“专家”的观点说,“这样的对话和研究应继续下去,用研究成果引导两国国内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驳斥日本右翼的历史观,让历史问题不再成为障碍”。

“研究”走过三年,是在政府主导、由官方来制定的框架下,让来自民间的学者各自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目前中日政治环境当中把交流的潜力和思想的共识发挥到极致,令人钦佩。那么,《南方都市报》3年前提出的问题——历史认识有没有超过国界——有没有得到什么回应?对此,《环球时报》非常客观而明确地给予了答案——颇为艰难,几乎不可能。

说白了,中日双方的学者所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存在着暂时无法改变的差距。中方成员兴高采烈地评论说,“日本学者的历史观有进步,有利于驳斥右翼的历史观”,这句话真实地反映着中国学者对历史认识坚定不移的核心立场。在他们眼里,参加“共同历史研究会”的日方成员是所谓“非右翼”,是能够交流的对象,并区别于所谓“右翼”分子。什么是“右翼”?就是其观点与中国体制所允许的话语范围不相容的人群。

中国学者至少在公开、正式的中文场合只能与“非右翼”分子打交道,“右翼”则是驳斥的对象,不去面对,只能在对方看不见的地方间接地痛骂一顿:“你们的历史观有问题,不准确,不道德”。我一直感到疑惑,中方学者为何不主动去跟日方右翼分子交流呢?只能跟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交流等于自言自语、自我满足、自我安慰,就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提高知识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天经地义,中国特殊的国情不允许一个学者具有独立的观点和立场,必须符合所谓“国家利益”和“政治正确”。这是内政,并不奇怪。

我只是想提出一点,中国学者在右翼面前能否做到不扮演“评论员(commentator)”,而扮演“交流者(communicator)”的角色。现状是,假如一个日本学者的观点是他们所认为的右翼,就立刻攻击,并评价为“退步”;另一个日本学者的观点是他们所认为的非右翼,就立刻表扬,并评价为“进步”。岂有此理,思想交流并非这么简单的二元结构。

考虑到两国政治体制、生存环境等深层不同,把交流的对象分成“友人”和“敌人”(比如,中国领导人老用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对外交往上听起来很亲切,却是最为政治化的叫法)也是可以理解,无可奈何的。真正问题并不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接近或分歧,而是中国部分(也许是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媒体人等所谓“知道分子”们把通常在对外交往上积极使用的“友敌区别对待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攻击或排除持有与自己不同观点或立场的人群——应用到国内的思想交流上。

(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

作家: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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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人,用中文为一个国际化的媒体写专栏,试图从“非中国人”的第三双眼的独特视角,解读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事件、现象和问题。 作者加藤嘉一,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在就读硕士研究生。自从2005月4月亲历“反日游行”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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