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的“左右”之争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2010-02-10

快过中国新年了，这是我牛年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所以就写我最想表达的东西。

在上一篇拙文中，我批评了中国的历史学者只跟与日本的“非右翼”打交道，“右翼”则彻底变成驳斥的对象，不去面对，只能在对方看不见的地方间接地痛骂一顿：“你们的历史观有问题，不准确，不道德”。我也表示理解，因为，在特殊的国情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保持独立的立场和风格几乎不可能，其言行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否则就政治不正确了。

我在结论中提出：“真正问题并不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接近或分歧，而是中国部分（也许是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媒体人等所谓‘知道分子'们把通常在对外交往上积极使用的‘友敌区别对待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攻击或排除持有与自己不同观点或立场的人群——应用到国内的思想交流上”。

以下解释我提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和背景。

这种现象简直可称为“外交内政化”。过去，我只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一本着历史经验的普遍规则，原来也有“内政是外交的延伸”这一倒过来的逻辑推理。大多数日本右翼分子认为，“与中国学者讨论历史没有用，别说中日之间发生的历史，先应该好好学习本国的历史，去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故事，中共对西藏干了什么”。大多数中国学者则认为，“右翼就是不了解历史，以篡改历史当作饭碗的修正主义分子。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之类的，简直无耻，连基本事实都不承认，还为那些数字、细节等较劲儿”。

观点和立场截然相反，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完全一致的身份——“交流无用论者”，即彻底否定、并排除对方观点和立场存在的理由和背景，并美化自我，陶醉于道德优越感。他们都认为，跟对方交流是没用的，不如不交流，浪费时间。这是中日知识界之间交流上的常态，也是病状。这一常态和病状正在中国知识界像甲流一样蔓延，形成一种“阶级斗争”的态势。

每年的春节前，我有幸应各媒体的邀请参加年末聚会。几年前，聚会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网络崛起。各大门户网站的聚会涵盖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博主”们，范围广泛，思想交锋，交流深刻。唯一感到可惜的是网络媒体的“同质化”现象。对于在新闻报道面前实际上只有编辑权，而没有记者权的网络媒体来说，博客、论坛等互动产品是唯一能够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的产品。但最近这些互动产品遭到来自监管部门前所未有的压力，博客和论坛等影响力和渗透力似乎没有几年前有力度和份量了，其影子日益淡化。

从去年到今年，让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纸面媒体之间的“交流无用”现象。据我观察，稍微不客气地说，“右派”媒体（改良派：抱着新闻理想，追随西方，间接、模糊地提倡自由、民主、人权的部分媒体）和“左派”媒体（保守派：严厉批评西方对中国的无礼和蔑视，相信“中国模式”生命力和可行性的部分媒体），两者基本认为，与对方交流没有用，互相排斥，攻击，讽刺，却充满道德优越感，把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视为生存、发展上的信仰基础。

我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只能扮演“第三者”的角色，所以，我在平时的交流或撰稿上不排除“右派”，也不排除“左派”，都是了解中国国情的重要渠道。令人欣慰的是，两者都很热情地邀请我为他们写稿，参加他们主办的讨论会。

我参加“右派”媒体的聚会，只能遇见“右派”人士，没有“左派”，甚至连“中间”一点的人士都见不到。他们对现有体制抱着非常“反对”的态度，在他们眼里，极权体制不符合国内外社会的利益需求，使得中国陷入国际社会中的“孤儿”，必须改变“警察国家”的形象。在那个环境里，说共产党的好话几乎不可能。比如，围绕着在去年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15）上中国的表现，这批人都痛骂祖国表现，“他妈的土共根本不遵守国际规则，拿权力说话，搞的永远是双重标准，一边假装负责任的大国，一边假装欠发达国家，又不知道被绝大多数国家厌烦的事实，真丢中国人的脸”。

我参加“左派”媒体的聚会，只能遇见“左派”人士，没有“右派”，甚至连“中间”一点的人士都见不到。他们对现有体制抱着充满“自信”的态度，在他们眼里，坏人就是不懂得中国国情的，不承认中国对世界发展做出的贡献的西方，主张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屈从西方，走自己的路，让西方去说吧。在那个环境里，说共产党的坏话几乎不可能。比如，围绕着在COP15上中国的表现，“中国是会议达成哥本哈根协议的最大贡献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中国是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西方发达国家多得多是理所当然的，到底谁一直破坏地球环境，不是产业革命以来采取殖民政策，为自己的繁荣盲目牟利的西方吗？西方国家先表示承诺，主动减排是应该的，中国没必要听他们的话！”

我没有干涉内政的权利，在各种聚会上，只好也保持沉默，没什么可说的。在我看来，右派和左派的观点都是有道理的，也反映现实政治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的一部分。只是觉得，我们毕竟都是东方人，尽量避免绝对化或极端化的观点才是表达上的技巧，更是沟通上的艺术。然而，我在那些场合说稍微一点中立或平衡的观点，就只好被嘲笑说，“你被那帮人洗脑了吧？”

两派人已经把自己的理论和逻辑武装地相当固定化了，我就没有办法，也没有渠道说服他们，就只好顺从他们自言自语、自我安慰、自我满足的宴会氛围里，实际上就是拍马屁。在右派聚会上拍右派的马屁，随便说说左派的缺陷，在左派聚会上拍左派的马屁，随便说说右派的漏洞。他们当然很高兴，一个外国友人能够认同自己流派的观点，并加入其圈子，显得很得意。其实，我不是认同你们的观点，是“被”你们逼着认同的，更不是加入你们的圈子，是“被”你们逼着加入的。

不是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就哥本哈根而言，我很不赞同中国狡猾地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甚至认为，哥本哈根正是成为中国采取双重标准上的终结，以后再也很难被各国接受。同时，我也很赞同西方国家先对减排目标表示相应的承诺，并以行动来支撑自己的承诺。中国政府一贯强调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极为正确的。

令人感到寂寞，悲哀的是，两大流派之间几乎没有人力、观点、思想上的交流。前者聚会上没有后者的影子，后者聚会上没有前者的影子……

在中国舆论环境客观上没有取得开放和自由，其言论环境仍未成熟，颇有发展空间的阶段之下，知识分子的观点已经明显形成“左”和“右”两大流派，两者之间却严重缺乏交流，甚至相互排斥，我认为，后果不堪设想。

祝愿全球华人虎虎生威，春节快乐。

2010年2月9日于广东东莞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