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寡民“改革”紙上談兵

來源：【多維新聞】 2010-04-22
作者：銘浙

國家追求強大理所当然，亦是民眾之所盼，但國之強大需與國民尊嚴并論，正如胡適先生所言，“強大的國家，豈是一群奴才所能建成的？”然而，今日中國，貧富強弱已涇渭分明。少數既得利益者和強勢群體話語權不斷得以強化，與之相伴生的是弱勢群體利益被不斷剝奪和侵蝕。

如今打開各大新聞網站，充斥大眾視野的是權錢当道、地方政府違法亂紀戕害民眾、不法商販和機構投機暴利的各類報道。人禍加天災，社會亂象層出不窮。在各大論坛上，談論最多的也是各种社會積弊。但官方宣傳的主調卻仍是和樂聲聲。因水利維護不利旱情深重，遂表彰抗旱精神；因為反腐不力腐敗猖獗，遂有了反腐精神；因政令不暢礦難屢发，遂倡導維權精神；因為官商勾結房價飆升，遂歌功民生意識……

但歌功頌德的輿論并不是一塊能夠掩丑的“遮羞布”。日前，大陸某部委一位參與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官員，就是否要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或提高起征點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個人所得稅并不一定要讓。現在規范個稅征收，清查各种補貼，有很多抱怨，這是不應該的。現在的問題是，真正的窮人是没法发出自己的聲音，而中產階層聲音太大了”。当記者指出，“現在似乎認同自己是中產階層的人很少”。該高官聲稱，“這是他們聲音太大的表現，是中國特有的一种表現，就是裝窮”。

暫且拋開個人所得稅問題不論，此番話語揭示出一些耐人尋味的細節：既然“人民当家作主”，窮人没法发出自己的聲音，是何道理？是没有自己的話語權，還是没有发聲的渠道？試問，數量龐大的人大代表又代表了誰？而每年財政稅收主要來源的中產階級表達的話語則被認為是“聲音太大，是在裝窮”。那么在這個國度里，誰才真正擁有話語權？特權階層？壟斷勢力？

在中國，GDP和民生关系很獨特，GDP與百姓消費能力一直是反向增長，即承擔的勞動量與收入成反比，為社會生產的財富數量與最終收回的財富成反比，生利階層與分利階層的分化日益顯著。1978年至2008年GDP年均增長9.8%，居民收入增長7%，居民消費支出年均增長8.8%。居民收入增速不僅低于GDP，還低于消費支出，而且這一趨勢正逐年擴大，故長年存在“低工資，高物價，多勞多窮，越勞越窮”的抱怨之聲。

經濟學家也早已指出，中國中產階級收入水平相当低，稅負卻太高。中國目前征收國際最高標准的稅率，其中邊際所得稅為45%，而17%的增值稅使中國躋身世界稅率最高的國家之列。中國傾向于把稅收用于投資，重稅則抑制消費。而商品和服務價格對中產階級而言仍然很高，汽車行業很明顯，即使是國產車，中國的價格也是世界最高；進口車價要高出100%，位居全球最高價之列。而中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僅為經合組織國家的20%-30%，他們主要依賴自己的技術和技能获得薪酬，面對通過公平競爭获得的薪酬被稅收擠占，他們发出合理的呼聲，卻被官方稱之為“裝窮”。

“利者，歌且頌，不利者，三緘民口”。一個認為“窮人没法发出聲音”、“中產階級裝窮”的政策參與者，會給予社會怎樣的公平？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既得利益者扭曲改革的力量是否早已滲入政策制定層面？例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這一关乎民生的問題，年复一年地談論，卻是年复一年地紙上談兵。早在2004 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調研工作即已啟動，六年來已是數易其稿，終未見定論。2010年兩會以來，“收入分配”被空前关注，但仍未見明確動向。官方改革方案遲遲未出台的背后是“改革牽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

在中國提及積弊重重的改革問題，不論是政治體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國企改制、醫療體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乃至經濟結構調整等等，只要牽涉到改革，始終蜻蜓點水難以徹底實施，包括基本的改革方案研究，數載甚至是數十載難以推出。理由皆因一個——改革牽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似乎只要這一理由搬出，就可以緘民口，就可以將改革束之高閣，淪為紙上談兵。

市場體制的本質應是分權于民，是民為先導，但由于市場競爭性資源缺少效率機制，社會公共性稀缺資源缺少公平機制，廣大納稅人和企業創造的財富被日益龐大的巨額行政開支大量侵吞，公共資源被少數人占有把持、揮霍浪費，結果既丟掉了效率，也失去了公平。

眾所周知，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力量，但民間力量雖然是經濟发展的主力，卻并非发展紅利的主要分享者，紅利歸于國企尤其是壟斷型國企，民間力量也就是充当苦力的角色。這种大國寡民的格局，折射出中國市場體制的尷尬。

改革就是要破舊立新，就是要改變不合理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分配制度，從而達到在政治上更加民主法治，經濟上更繁榮強盛，社會更加富裕安康，實現社會的公平公正。但当前的改革，始終在舊制度與新制度之間尋求既得利益集团的平衡，這樣的改革又怎能稱之為改革？

國富民窮絕非真正的國之強大，民富才是一國生生不息的根本。如果改革始終是紙上談兵，民眾無法真正成為社會經濟发展的主導力量和获益者，民生羸弱，秩序不彰，又何談真正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