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重新解讀流亡政府與大藏區

來源：【多維新聞】 2010-05-23
撰稿：高山

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本月十八日在美國愛荷華州(Iowa)接受多維新聞的獨家訪問，詳細講述了他對西藏流亡運動的看法，并就“西藏流亡政府”這個普遍被使用的稱號給予了一個新的解讀，更就大藏區的概念和西藏流亡運動的訴求做了更為清晰的說明。

達賴喇嘛是在訪問北愛荷華州雪松瀑布市(Cedar Falls, Iowa)期間，專門安排這次訪問和對談的。就“西藏流亡政府”這個稱號，達賴喇嘛在對談中主動強調這并不是他們的正式官方稱謂，主要是媒體，包括印度和其他媒體在介紹他們的工作時所使用的名稱。他們的行政管理機構，就只是指針對在中國境外的十五万名藏人的行政管理機構。当多維新聞再次追問達賴喇嘛“是否認為他的政府正在流亡中”的時候，達賴喇嘛非常清晰的回答說“不是！”事實上，在不少的官方印刷刊物中，流亡政府的稱號都是普遍存在，包括在他們北美的辦事處中派发的中文刊物，就明確印有“流亡政府”的字樣。根据他的幕僚所說，這是達賴喇嘛第一次如此清晰明確的對“流亡政府”的說法做了一次澄清，將必然改變整個流亡運動的发展方向。但從多維這次訪問之后所理解的，這應該是達賴喇嘛對流亡在外的藏人就他的“中間路线”所做的更明確的一种引導，也是他自己對與中國关系发展的長期變化中的一個关鍵環節。

在訪問中，達賴喇嘛非常強調他的立場主要是針對如何保護藏傳佛教和藏族文化，他的任何訴求都是非政治的。但他抱怨說，全世界都知道他并非在爭取西藏的獨立，但中國政府卻仍然指責他在推動西藏的分離活動。他認為，“西藏物質生活落后，每個藏人都希望現代化。繼續作為像中國這樣富裕國家的一員，從物質发展的角度看，符合我們的利益。”然而，不少的共產党官員，他們“以狹隘的眼光來看待西藏獨特的民族意識，包括藏傳佛教的信仰，這是分離的根源。”他舉例十多年前在西藏任党委書記的陳奎元，就曾經在內部的會議中提出，“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最終威脅是藏傳佛教信仰。”自此以后，西藏的教科書中就減少了有关西藏文化和藏傳佛教的內容，藏學所教的就只是文法。達賴喇嘛重申，在印度存在著不同的文字和文化，但都没有出現分離主義，這不會是西藏從中國分離的動因。然而，就是這种“狹隘的眼光”讓他擔憂西藏的文化和信仰受到破壞，所以必须進行保護

在大藏區的問題上，達賴喇嘛并没有過多地強調這個概念的政治意義。他認為，這并非是一种對土地的要求，而是針對如何讓散居于各個地方的藏人“能夠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和權利”。他說，“讓所有的藏人，都被視為一個整體的西藏民族，這是憲法所認可的。”他特别強調，中共最近的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的成果和溫家寶總理在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說明，這都讓他們“非常高興”。当多維繼續追問在這個所謂的大藏區設立最高的行政管理機構，是否負責大藏區的政治決策時，達賴喇嘛認為只要“中央政府承認有問題需要解決，接著展開認真的討論”，就可以了。每当談到這种更為細致的問題時，他都強調关鍵的問題是民族、文化和宗教。他不斷強調西藏問題不是他個人的問題，他對中央政府没有任何要求。他更指責中央統戰部没有認真面對西藏的問題，往往將西藏問題說成為只是如何處置達賴喇嘛個人地位的問題。他在對談中多次重申，他非常認同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對處理西藏問題時的客觀和寬容態度。

針對他在八十年代開始提出的“中間路线”，達賴喇嘛明確說在過去對流亡在外的藏人進行過四次的民意調查，絕大多數藏人都認同他的觀點，因此他并不擔心這項政策將出現轉折。但他也明確表達包括藏青會成員和一些歐美的個人和小团體并不認同他的這种路线，而是要求西藏的徹底獨立。中國對其持續的指責，仍然將他定性為分離主義，讓不認同他“中間路线”的人有更多的借口來批評他的立場。但始終因為有足夠的人支持他的“中間路线”，所以達賴喇嘛不認為在他圓寂之后，這項政策將出現變化。特别是在2001年之后，流亡藏人的政治領袖已經是透過選舉產生，這也讓達賴喇嘛相信“中間路线”的延續將有所保證。

在訪問的過程中，達賴喇嘛多次表達對中國历代領導人的認同。他多次提到胡錦濤和溫家寶，對胡錦濤就新的形勢做出相應政策調整表示讚賞，就溫家寶最近发表有关對胡耀邦懷念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實事求是精神更為欣賞。他透過自己親身的感受，對五十年代中國共產党的多位領導人表達了“同志式”的認可。他認為，当時這些領導人對國家和人民的無私奉獻，以及他們的“革命精神，是我覺得真正需要的”。但對于今天中國共產党干部的腐敗，和一些官員對西藏情況的狹隘觀點，達賴喇嘛的批評并没有任何保留

從這次訪問以及近期的言論看來，達賴喇嘛以及他的隊伍就如何面對西藏的前途，明顯將焦點瞄准在漢藏人民之間的关系上。這可能是一方面因為他與中共的談判并没有取得太積極的進展，令他對目前情況感到無奈和沮喪。另一方面，也符合他從提升漢藏兩個民族對目前現實的認識的要求，也就是從精神層面化解很長一段時間的“誤解”和冲突。達賴喇嘛相信，由于西藏問題已經不是一個獨立與否的問題，更不是如何獨立的問題，因此中共不應該持續以猜疑的態度對待他。在他的言談中，區别對待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國一般官員的行事作風、以及祈求漢人，特别是其中的知識分子，能夠扮演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都明顯是他所追求的結果。從他對中國历任領導人的熟悉和評價，證明了他比較注意中國政治的发展和變化。

達賴喇嘛強調，中共必须接受西藏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只有在承認這种事實的前提下，一起努力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問題才可能化解。如果說他對獨立曾經有過任何奢望，今天，我們已經無從在與他的對話中找到一點蛛絲馬跡。相反，他極力強調保護藏族文化和藏傳佛教，而對任何有政治意涵的議題，他都采取回避的態度，反映了他的思考所在。

從過去一段時間的发展看來，達賴喇嘛已經從一名純粹為了“西藏解放”走訪全世界的政治人物，轉變成為一名推廣合理精神生活的智者，針對全球所面對的各种精神挑戰发表意見。在愛荷華州的一次集會中，不少于五千名聽眾熱烈歡迎他的演說。對于他的一言一行，“信眾”都報以熱烈的掌聲。對于西藏問題，這已經成為達賴喇嘛自己所界定的人生目標的第三順序。他說，只要藏人繼續要求他的服務，他將義不容辭的替他們說話。但他的第一人生目標卻是人類社會的良好发展以及人性的問題，而第二目標就是希望能夠讓各种宗教思想更為团結，避免各种以宗教名義而发生的暴力冲突

中國人口眾多，達賴喇嘛希望在他第一人生目標中有所作為，以及在中國社會的和諧发展中有所貢獻，應該是他的奮斗對象。就以目前中國頻頻发生的社會暴力事件來看，如果他的“楊枝甘露”能夠讓暴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無疑是一舉兩得，不僅減少了這個地球的“溫度”，還在漢人心目中樹立起了一個極好的榜樣。對于他的第二個目標，如果將中國對統一的堅持、和對任何分裂國家行為的無尽敵視，比喻為達賴喇嘛所描述的宗教信仰，如何防止它和達賴自己的各种政治信仰產生冲突，正是考驗這位尊者智慧的機會。当然，能夠化解這种已經存在多年的冲突，也就是他人生第二目標。無疑，這兩個目標的順利完成，他的第三個目標自然水到渠成，不在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