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伯斯帶走的和他留下的…

來源：聯合晚報╱社論　2011.10.06

美國蘋果公司才在外界一片失望聲中發表了iPhone 4S新款手機，接著就傳來了蘋果精神領袖、蘋果王國真正的打造者賈伯斯病逝的消息，讓人更強烈感覺到時代的消長變化。

賈伯斯去世，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他辭去蘋果公司執行長職位，已經透露了高度的健康危機。然而，當他真正離開了，世人反而更能看清楚，有甚麼是賈伯斯己身帶走了、無法取代的，又有甚麼是他創造留下來、不會隨他離去的。

不可能複製的，是賈伯斯的個人風格與個人魅力，他那種席捲全世界的新產品發表的方式，和有效創造潮流話題的才能。同樣不可能複製的，是賈伯斯獨特的美學敏感度，將他的品味帶入高科技產品的結合模式。還有賈伯斯對於創新的堅持要求，一次又一次密集設計出足以改變世人生活的新產品的驚人能量；還有他領導驅動蘋果團隊的效率，讓一個公司既能高度創新，又能準確落實執行，那樣近乎奇蹟的矛盾統合。

所有這些成就，為任何其他人難以複製，但賈伯斯雖離去，他的典範成為留在世間的遺產核心，甚至被塑造為傳奇，將成為各方衡量企業經營成績的一套高標準。就像蘋果新任執行長庫克致員工信中所說，大家會致力工作，延續賈伯斯所愛。電子產業裡未來任何一個有野心的創業者，都一定會要面對內在、外在的評量壓力：「和賈伯斯相比，你的位置在哪裡？」

不誇張地說，賈伯斯以一人之力，改寫了全球的經營管理學，比無數個管理學家和其他電子業領導人加起來的影響都大。蘋果產品無遠弗屆地散佈，連帶地也就使得全球企業界很少有地方能夠自外於這樣的經營理念革新，在賈伯斯去世後仍將持續發酵，形成一股重新檢視企業經營管理目的、邏輯、手段的風潮。

賈伯斯當然不是沒有缺點，他所創造的蘋果王國，在他走後還能維持多久的壓倒性優勢，也沒有人知道。然而，光是他引領出的管理風格變化，就確定會在未來很長時間中，繼續衝擊著這個沒有了賈伯斯的世界。

豐臣秀吉武力統一日本之路

來源：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9-05/31/content_11461992.htm

豐臣秀吉（1536-1598）

出生于尾張國愛知郡中村，貧農之子。日本戰國時代末期封建領主，是繼室町幕府之後，完成近代首次統一日本的日本戰國時代大名。為1590-1598年期間日本的實際統治者。《明史》裏稱作平秀吉。

父親木下彌又衛門曾是信長父親信秀的鐵炮足輕。因在一場戰鬥中受傷致殘，無法再上戰場而回家務農，但不久就因傷重去世。無法生活的母親帶著七歲的秀吉和姐姐阿友改嫁給同村的男人竹阿彌。生下了弟弟秀長與妹妹阿旭。繼父竹阿彌性情粗暴，又因為秀吉生來瘦小，常被人稱為猴崽子，因此對秀吉非常厭惡，叱罵之余還經常拳腳相加。

十五歲時，在又被竹阿彌打了一頓後，秀吉終于忍無可忍，拿了一貫錢後離家出走，過起了流浪的生活。為了生計，秀吉先是在尾張與鄰近倒賣些針線、布棉等小商品。當時正處于戰國最混亂的時期，各地大名、土豪有的互相徵戰掠奪，有的與寺社力量勾搭成姦，大發不義之財。秀吉在流浪中深刻感受到這種亂世帶來的災難，一種強烈的想結束這種混亂的社會志向在心中牢牢的樹立起來...

出身低微，其貌不揚

根據比較可靠的史料《太閣素生記》，以及其他傳記的記載，秀吉確實長得像猴子，因此他的綽號叫猴子。這並不只是謠傳，現存的織田信長的信中留有證據。此外，織田信長的信中還透露，秀吉還有個外號叫“禿鼠”。秀吉中年以後，毛發逐漸稀疏，晚年出徵的時候，為了使自己更有威嚴，經常要畫眉毛，裝假胡須。

不管是猴子還是禿鼠，總之豐臣秀吉的外貌極為不揚。秀吉在八歲時與父親死別，沒多久，一個名叫築阿彌的茶藝師當了他的繼父。在繼父的眼中，秀吉不管外表或個性方面，一點都不可愛，而且家裏又窮，因此就叫秀吉出去當幫傭。秀吉不管到哪裏幫傭，都不受歡迎，每個地方都待不久。最後，在十六歲那年，秀吉拿著生父留給他的永樂錢一貫文離家出走，獨自尋找幫傭的主人。

秀吉的出生地尾張(現愛知縣)，介于京都與偏辟的東國之間，是塊肥沃的平原，可說是僅次于京都的先進地帶。這個地方商人熙來攘往，因此可以接觸各地來的訊息。在這種環境下，秀吉當然也得到一些商業的資訊，而且他天生聰慧，在旅途中，他將永樂錢換成便于攜帶的商品“木綿縫針”，然後再將縫針賣掉，獲取利潤成為旅費。最後，秀吉終于如願以償，進入遠江國(今靜岡縣)的松下嘉兵衛家中幫傭。

秀吉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幫主人拿拖鞋。由于去武士家工作是他的最大願望，因此秀吉工作勤奮，沒多久即受到嘉兵衛的重視，將他提拔為出納管理員。然而好景不長，秀吉的能幹與勤奮受到同事的嫉妒，一大群人經常在嘉兵衛的面前中傷秀吉，盡管嘉兵衛再三保護他，但阻止不了眾人的誹謗，終于在嘉兵衛善意的說明原委之後遭到解雇。秀吉在松下嘉兵衛家裏工作四年，雖然遭受解雇，但是他仍然感謝嘉兵衛對他的提拔與呵護。後來，豐臣秀吉稱霸天下之後，他派人去尋找松下嘉兵衛，在遠江國久能地方賜給他三萬一千石的領地，並任他為大名(諸侯)。

伺候信長，逐漸發跡

秀吉回到尾張侍奉織田信長之後，想盡種種辦法接近信長。在織田家中，他的第一份工作仍是替信長拿拖鞋。雖然同樣是拿拖鞋的工作，但秀吉比從前更加用心。在寒冬的清晨，他將信長的拖鞋放進懷裏溫暖，信長對于這種用心當然會有所回報。

六年後，也就是永祿二年(1560)，織田信長在桶狹間發動奇襲，打倒今川義元，一躍而成為天下出名的武將。此時，秀吉擔任雜物採購官，發揮了開源節流的長才，他將支出減少了三分之二，當清洲城城墻破損而沒錢修理時，他又毛遂自擔任營繕官，將城墻修補完畢。就在桶狹間之戰的那一年，秀吉與織田家的淺野又左衛門長勝的養女(後來尊稱為北政所)結婚。

由于他是從步兵之子入贅于武士之家，所以改名為藤吉郎，另一名字為秀吉。此時秀吉二十五歲。約在秀吉三十八歲時，他又從織田家的大老丹羽長秀與柴田勝家兩人的姓中各取一字，改姓為羽柴。

永祿九年(1566)九月，當織田信長攻打美濃的齋藤氏時，織田軍最重要的戰術工作就是于墨俁(現岐阜縣安八郡)建築堡壘。織田信長派遣三分之二的軍隊去建築堡壘，剩下的三分之一用來防衛敵人的攻擊。這建築堡壘的工作就由秀吉來負責。秀吉先將建築堡壘的木材運往木曾川的上遊，然後用木筏沿著河流運送下來。建材運到之後，才二、三天，堡壘就建好了。秀吉又建議借用當地土豪的野武士力量，夜襲敵陣，結果獲得大勝。這次大捷，秀吉成為信長麾下的一名大將。

本能寺之變

1582年6月2日拂曉，明智光秀舉兵叛變，織田信長在本能寺自殺身亡。這一個事件改變了秀吉的命運。

根據《川角太閣記》的記載，明智光秀在事變之後，立刻派密使去向毛利氏報告。沒想到密使在暗夜中迷失方向，誤入羽柴秀吉的兵營中。此時正好是本能寺之變的第二天。秀吉知道此事後大吃一驚，同時他也預感到他的一生的命運將會有巨大的轉變。

羽柴秀吉不敢張揚此事，翌日(4日)立刻與毛利軍的高松城城主清水宗治達成和談協議。6月5日清晨，秀吉從高松城撤退，揮兵討伐明智光秀。秀吉的軍隊在滂陀大雨中，夜以繼日的強行軍，疾馳了約一百零八公裏的路途，終于在七日的傍晚抵達自己的居城──姬路城。秀吉一回到姬路城，立刻跳進澡池裏泡熱水澡。他在澡池裏面，發布出兵的順序，並命令將城中所有的資金與兵糧分發給將士，毫不保留。從這裏可以看出，羽柴秀吉為了這一戰，將他一生的命運孤注一擲。

山崎之戰

此時秀吉心中應早有勝算。因為明智光秀背負著反叛主君的罪名，事實上連光秀以為一定會來援助他的細川父子都剃掉頭發，與他絕交。

表面看來，明智光秀似乎太過盲動，其實本能寺之變時，織田信長的主將都在遠方與強敵作戰，而織田信長最忠實的盟友──德川家康也正在京都大阪觀光，幾乎不帶一兵一卒。因此明智光秀舉兵叛變的時機並沒有錯誤，只是他的運氣太差了，真可謂人算不如天算。

現代日語中，有“天王山”一詞，意為決定勝負的重要關鍵。這是指明智光秀聽到秀吉率快軍往京都來時，他立刻帶兵前往自古有要塞之稱的山崎(位于京都大山崎町)，並欲控制山崎後方的天王山。沒想到秀吉已經早他一步佔了天王山。此時，秀吉的軍隊約四萬人，光秀一萬六千人，勝負早已分曉。光秀在逃亡中被土民殺死，他的軍隊也四分五裂。

賤岳之戰

山崎之戰後，秀吉的聲望扶搖直上。6月24日織田軍的主要將領聚集在尾張的清洲，討論信長的後繼人選，以及領土分配。這就是所謂的清洲會議。在會議中，大老柴田勝家推出信長的三男信孝當後繼者，但秀吉卻決定由信長年僅三歲的孫子三法師來繼承。柴田勝家的不滿可想而知，織田軍的內戰已不可避免，翌年 (1583)終于發生賤岳(位于滋賀縣北部)之戰。

在賤岳之戰中，秀吉的陣營中傳來前線已經敗北而撤退的消息，但是秀吉卻對部下高喊：“我們打勝了！”秀吉判斷敵軍雖然戰勝，但一定已經精疲力竭，當天晚上將會在大岩山附近過夜。于是秀吉指揮軍隊，連趕十三裏路，來到退守的前線陣營。到了晚上，當柴田軍的佐久間部站在大岩山，看到山下一大群火把在移動時，嚇了一大跳，他作夢也沒想到秀吉那麼快就趕回來。賤岳之戰，就在秀吉迅速果敢的行動中獲得大勝。

在山崎之戰與賤岳之戰獲勝後，秀吉于1584年與德川家康、織田信雄的聯軍大戰于小牧、長手。

遇到驍勇善戰的德川家康軍，士氣如虹的秀吉首次碰到釘子，但是他非常聰明，立刻與家康和談，並收家康的次子于義丸為養子。其余的戰爭，如1585年攻打紀州與四國，1587年徵討九州，1590年出徵小田原，秀吉的軍隊都勢如破竹，邁向統一日本之大道。

大阪築城

1583年，秀吉在大阪著手建築一座超越安土城的城堡。其天守閣外觀五層，內部八至十層，于1585年完成。其動員的人數，據史料記載，“超過六萬人”，“如同螞蟻進入蟻穴般”。秀吉為了向大家炫耀大阪城的豪華壯麗，經常招待訪客去參觀，其中還包括外國的傳教士。秀吉向傳教士說：“現在你們看到的房間，到處都是金、生絲、綢緞、高級茶器，另一間房間則都是長短刀，以及其他的武器。”換言之，大阪城比安土城更像一座寶山。

此外更令參觀者驚訝的是，秀吉還制造了一間活動式的黃金茶室，墻壁、天花板、地板都是由黃金制造的，甚至連紙門的骨架也是黃金打造。他的寢室也是極為華麗，棉被是鮮紅色的高級布料，床頭以黃金雕刻裝飾。這大阪城在1615年被德川軍燒毀，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大阪城天守則是在1931年11月以鋼筋混凝土重建而成的。

就任關白

就在大阪城完成的1585年，也就是秀吉五十歲那一年，他改姓藤原，升任代表朝廷最高權勢的“關白”一職。

這“關白”一職，自古以來，都由藤原氏所獨佔，特別是藤原家的近衛、鷹司、九條、二條、一條，稱為“五攝家”。因此秀吉乃先認前關白近衛前久為幹爹(近衛亦為藤原一族)，然後才晉升關白。至于，為何秀吉不擔任“徵夷大將軍” 而去當朝廷的“關白”一職，雖然有種種說法，但其實當時的戰國武將，一聽到朝廷要賜給他們虛有其名的官位，都會感動得流淚。所以秀吉晉升“關白”，自然會感到無限的光榮。晉升關白後的翌年(1586)，就在後陽成天皇即位的那一天，秀吉晉升律令制度下的最高官位“太政大臣”。

“關白”一職雖然代表最高權勢，但從正統的律令制度來看，仍屬“令外之官”，秀吉擬依律令制度的官位重建天下秩序。另一方面，或許秀吉認為藤原這個姓太過老舊，無法顯現出他是歷史上最大的偉人，因此秀吉又獲得天皇的許可改姓豐臣，象徵日本統治者的豐臣秀吉于焉誕生。

檢地與刀狩

戰國時代，人民擁有大量的武器，動不動就以武力來抗爭，有時連戰國武將都感到害怕。1588年，秀吉下達一道命令，禁止百姓擁有長短刀、長槍、火槍等武器，這就是有名的“刀狩令”。

雖然在這之前，也有其他的武將實施刀狩令，但不像秀吉的刀狩令那麼徹底，而且是屬于全國性的。當時的農村究竟擁有多少武器，我們從加賀國江沼郡所沒收的武器即可一窺端倪：武士刀一千七百零三支、腰刀一千五百四十支、長槍一百六十支、耙刀五百支、小刀七百支。另外出羽國仙北郡則沒收武士刀二百五十支、腰刀二千七百三十支、長槍三百三十六支、火槍二十六支、弓七十六把、盔甲十二具、頭盔五頂。農民的暴動固然可以用“造反有理”來解釋，但反過來說，一個農村擁有這麼多的武器，不造反也很難。在秀吉的“刀狩令”實施之後，農民的武力可以說遭到沉重打擊。

在日本史上，有所謂的“太閣檢地”，這太閣當然是指豐臣秀吉，而所謂的 “檢地”就是重新測量土地的面積，並調查作物生產量的意思。秀吉在1591年12月辭去“關白”，由他的養子秀次繼承“關白”，自己則成為“太閣”。“太閣”是“關白”禪讓之後的稱呼。就在秀吉成為“太閣”這一年，開始作全國性的檢地，因此稱為“太閣檢地”。其實，秀吉從1583年起就開始檢地，在這之前，其他的戰國武將為了想要重建業已崩潰的土地制度，也曾做過檢地的工作。“太閣檢地”之所以具有特別的重要性，那是代表豐臣秀吉已經完成了日本的統一工作，同時，也表示他為了將來出兵朝鮮而預先作國力調查。此外，經過秀吉的嚴格檢地之後，每塊田地的收獲量都統計得很清楚，農民具有耕作權，同時必須擔負繳納年貢的義務，農民與政府之間的剝削階級(豪農)從此消失。

春蠶到死絲方盡

敬悼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

來源：《海峽評論》228期-2009年12月號
作者：江才健（資深媒體工作者）

不愛講話，喜獨處、愛思考

二十世紀科學的進展給國家發展帶來巨大影響的，原子彈和後來的核武，可說居其首功，而投射核武的導彈，以及發射衛星的相關科技，則是如虎添翼。中國大陸建政後，由一窮二白起步，在六○年代便趕上美、俄、歐和日強權，擁有「兩彈一星」，其中「一星」雖是七○年才「東方大白」，其實導彈技術是由六○年代逐步成熟的。毫無疑問的，甫去世的錢學森，對於中國火箭、導彈以及衛星的「航天科技」，是貢獻厥偉的關鍵人物。

錢學森的一生，可說是傳奇戲劇的。對於他的出生，中國大陸多數正式的資料，都說錢學森出生在上海，但是花了好幾年時間訪問並蒐集研究資料，寫了《錢學森傳》（The Thread of The Silkworm）的張純如，(張純如後以《南京大屠殺》一書享譽國際，但不幸在二○○四年自殺身亡)在錢傳中的描述，卻使人認為錢學森應該是出生在杭州。因為他出生的一九一一年，父親錢家治在杭州良知師範學校任校長，他的母親章蘭娟出身絲綢世家，雖自幼學習詩書繪畫，但因纏過小腳，不利遠行，以他父母之情形，一九一一年他的母親會到上海去生下錢學森，有悖常情。

一九一四年錢家治舉家遷往北京，開始錢學森在北京的一段成長和求學歷程。任職教育部的父親，對於錢學森的教育自是十分看重，他七歲進的北京第二實驗小學，就是特別為資優兒童設立的學校。錢學森由第二實小學到第一實小，以及一九二三年進的北京師大附中，都是當時北京最好的學校。

由《錢學森傳》對錢學森學習的描述，他無疑是一個有天分，十分努力，也力求表現的好學生。他的人格特質，是「沈默寡言」的思考型人物、在美術和音樂方面，也有相當天分和興趣。

一九二九年錢學森進大學，他考進有全國最好工學院的上海交通大學，是機械系的第三名，但入學後決定主修鐵道工程。後來許多同學回憶起來，那個「北京來老考第一名的小個子」錢學森，是一個不愛講話，喜獨處和思考的學生，這也是他一生給人的印象。

有了離開中國的打算

一九三○年錢學森感染了傷寒，休學一年在杭州老家養病，這期間他閱讀許多書籍，開始意識到政治的影響，有些大陸的資料說他閱讀了社會主義的書，受到啟發。事實上，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新知迸發，求知若渴的年代，各種思想風行，加上政治的混亂，也造成青年學生對政府的不滿，常有大規模示威遊行。錢學森不是積極參與行動的學生，但毫無疑問這些外在的動盪，政治暗殺鬥爭，對他有很大的影響。他一方面在西方音樂裏找到情緒慰藉，一方面對自己的未來有了籌劃。如果以他在交大的成績，畢業後很容易可在交通部找到一份好差事，足夠舒適過日，但是他卻有了離開中國的打算。

一九三四年八月錢學森參加了庚款留考，兩個月後他成為二十名考上的學生之一。錢學森原習交通，加上受到兩年前日本侵襲上海「一二八」事變，中國空軍受到重創的衝擊，因此選擇進修航空工程。當時庚款留學，考上後必須有一名指導顧問，並且以一年時間訪問中國各地，考察國家的需要。錢學森在麻省理工畢業的航空學教授王士倬指導下，看了中國方起步的航空工業，也見到同是麻省理工畢業，中國當時最重要的航空工程專才錢昌祚上校。一年後錢學森啟程赴美，也就進入了麻省理工學院。

麻省理工學院確是美國當時最好的工學院，不過教育方針著重的是培養一畢業就能投入工業生產的工程師，錢學森感興趣的是理論探究，加上航空工程不是麻省理工的發展主力，錢學森雖然學習成績很好，也做出很好的邊界流層理論工作，但工廠就業實習不順利，還受到種族歧視，使他感到失望。

馮卡門最得意的弟子

錢學森無法也不願意留在麻省理工學院，於是轉到美國西岸加州，一個雖然小但朝氣蓬勃的學校，那就是加州理工學院。這個學校在上世紀二○年代開始航空工程學程，並且在三○年代請來有猶太血統的匈牙利裔航空動力學專才馮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大力發展航空工程。錢學森知聞其事，一九三六年他往訪馮卡門，馮卡門對這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中國科學家的科學才分和思路，印象深刻，便建議錢學森到加州理工學院來讀博士。錢學森喜出望外，立即接受馮卡門的建議，也成為後來被認為是世界空氣動力學權威馮卡門最得意的弟子。

馮卡門處理航空工程難題，是用德國的方法，要求嚴謹的應用數學和物理基本法則，對錢學森來說，這是「深獲我心」，他的表現也令人驚訝不置。

馮卡門在他的回憶錄《御風而行》（The Wind and Beyond）中有一整章談論他的這位傑出門生，說一次他和物理系的猶裔物理教授艾普斯坦（Paul Epstein）談起錢學森，艾普斯坦半開玩笑地說，錢學森是不是有猶太血統，流露出猶太血裔人士對自己的自信，和對錢學森的激賞。

馮卡門對問題的深刻洞察力，在空氣動力學方面有新的構想，數學能力超凡的錢學森便能以數學方程建構理論的實際應用，而且他工作勤奮，常不眠不休，他和馮卡門的合作，解決了飛行器超越音障的一些重大問題，成為航空工程學領域有名的「馮卡門—錢學森公式」，錢學森以這方面四篇論文為內容的博士論著，也成為他的經典貢獻。

在加州理工學院期間，他和幾個美國火箭發展的先驅人物，組成一個火箭試驗小組，由於這種計劃危險性極高，因此後來被人稱之為「自殺小組」。這個小組的核心人物是馬里納（Frank Malina），不過理論要角就是錢學森。一九三九年錢學森得博士學位，也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得教職，一年後已和日本正式作戰三年的中國，要求錢學森履行義務，返國報效，錢學森頗感質疑，因為他正處高峰，火箭的發展也頗有眉目，回到戰時的中國，將不可能繼續這一切。

於是他請馮卡門替他寫信，希望讓他在美國多留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更加需要科學人才，於是把錢學森的居留身分由學生改為訪問學者，並在一九四二年由馮卡門出面安排他通過安全審核，參加了加州理工的軍事計劃。

麻省理工學院最年輕的終身正教授

錢學森獲得安全核可身分後，陸續接到戰爭部、空軍和兵工單位一連串合約，發展火箭推進技術，他也給一些軍方進修人員上課。許多資料說他參加了美國的「曼哈頓計劃」，其實那個計劃主要是為著造原子彈，錢學森參與的是發展能反擊德國的飛彈發展計劃，不是「曼哈頓計劃」。

錢學森參與的軍事計劃，不但讓美國火箭飛彈技術快速進展，也奠定了錢學森在世界噴射推進領域中的前衛專家地位，那時候有林家翹、郭永懷、錢偉長等一些中國科學家來加州理工學院，也加入過錢學森的計劃。錢學森一般不大與人來往，只和也來加州理工研究航空動力學的張捷遷比較熟悉，他雖然曾替袁家騮、吳健雄一九四二年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婚禮拍了一部八釐米電影，但也一直沒有什麼往來。

一九四五年錢學森應馮卡門要求，到華府加入美國科學顧問小組成員，後來並被派往歐洲，準備探查德國火箭的發展。錢學森那時持中華民國護照，害怕離境後不能再入境，於是要軍方要求移民局給予入境特許證明，回美國後可恢復原有身分，那時他不但是美國軍事專家顧問，也有美國空軍上校軍銜。

錢學森等人訪問了德國的火箭專家馮布朗（Wernher von Braun）和另外一位空氣動力學家赫曼（Rudolph Hermann），赫曼知道錢學森的空氣動力理論，也對他印象特別深刻。錢學森只在德國待了兩個月就回到美國，他重回加州理工學院研究教書，那年十一月升任副教授。他戰時的技術專著，後來刊在《推測推進》《迎向新視野》和《超空氣動力學》三本專著中，奠定他在世界航空動力學僅次於馮卡門的地位。

一九四六年麻省理工學院以終身職副教授禮聘錢學森回任母校，錢學森接受了，被認為也是馮卡門得意門生的林家翹以為，錢學森的決定有其遠見，因為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各有所專，錢學森可吸取雙方所長。那時錢學森研究識見成熟，迭有創意，第二年就升為正教授，年僅三十五歲，是麻省理工學院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正教授。

一九四七年錢學森得到一個中國教職工作邀聘，甚至提到要請他做交通大學校長，他準備回去看看有什麼機會，也考慮長居美國，於是提出永久居留申請，為了取得新簽證，他必須離境再入境，他飛去加拿大，由紐約州再入境，然後在七月啟程回中國。

找到人生的伴侶－－蔣英

那次的中國之行，錢學森不但見到久未謀面的父親，也在多地講學，引起轟動，那次回國他還與錢家世交的中國軍事戰略家蔣百里的女兒蔣英結婚。蔣英早年就認識錢學森，不過二戰時在歐洲習聲樂，兩人並未來往，有中日血統的蔣英，是姿容出色的美女，她一九四六年回到中國公開演唱，立使社會驚艷，錢學森回國後與蔣英再次見面，不諳求愛之道的錢學森很快單刀直入提出求婚，蔣英拒絕了一次，但錢學森鍥而不捨，蔣英在九月同意與錢學森結婚，同時只好放棄自己歐洲的演唱邀約，到美國與錢學森生活。

相對於中國當時國共戰爭的戰亂困頓，錢學森在美國的生活是優渥舒適的，尤其又有了美麗的人生伴侶，一年後生下大兒子錢永剛，研究也更上層樓。一九四八年錢學森再回到加州理工學院，擔任噴射動力中心主任，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失去大陸江山，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政權，錢學森意識到自己的未來在美國，因此在那年申請美國公民權。

錢學森重回加州理工學院，生活重心雖仍是研究教學，他提出的火箭飛機構想，也引起轟動，但因為有了美麗動人，個性外向可親的太太蔣英，不再如往昔的孤僻，他們的家成為許多好友聚會的場所，錢學森有些不適應，太太也調侃他過於古板，不過兩人都愛好音樂，鶼鰈情深，一切似皆美好。

遭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兩個聯邦調查局探員走進錢學森辦公室，調查他是否是共產黨員，因為當時美國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正興，錢學森三○年代在加州理工的好友魏恩邦（Sidney Weinbaum ）被認為是共產黨員，因此將錢學森牽連進去，雖然沒有被定罪，卻取消了他參加軍方機密計劃的權利。錢學森雖然曾遭受過其他的種族歧視，但沒有如此大的傷害，兩周後他公開聲明，將自加州理工學院辭職，回到中國去。

錢學森這個負氣的決定，影響了他的往後命運。雖然加州理工學院支持他，也一再挽留他繼續任教，但是感受到當時美國高漲反共氣氛中對他的敵意，他的好友羅沛霖已打算回國，加上生病的父親也一再來信催促他帶兩個孫子回鄉，都使他決心回中國去，而他打包的行李似乎代表他準備一去不回，因此後來雖在加州理工學院校長敦促下，到華府去見當時的海軍部副部長金貝爾（Paul Kimball），金貝爾勸錢學森用心面對聽證會，但錢學森似去意甚堅。後來有許多資料都說，金貝爾告訴人，他寧願槍斃錢學森，也不會讓他回到中國，因為他太有價值，抵得上五個師的軍力。

那次錢學森一回到加州，聯邦探員便交給他禁止離開美國的文件，錢學森只好取消他已訂好由溫哥華飛往香港的機票，同時他的行李文件也被查扣，九月七日錢學森遭到逮捕，關進洛杉磯海灣邊的一個小島，隔絕孤立了十五天，最後在加州理工學院奔走下，才獲得高釋金交保，但不到一個月，錢學森居然遭到美國移民局驅逐出境的裁定，理由是他曾經是共產黨員。

往後的五年，錢學森替自己的聽證會努力，他可以教書研究，但形同被限制住居行動，聯邦探員整天跟監他和家人，甚至精神騷擾，生活倍感壓力，他的一些同學和好友，則有更悲慘的下場。一九五五年錢學森想辦法擺脫跟監，偷偷寄出一封信給蔣英在比利時的妹妹，請她轉交一位中國世交陳叔通，這封信成功交到陳叔通手中，並轉給中國政府，於是中國政府在日內瓦的中美會談中，提出要求讓錢學森回到中國，一般認為是中國以釋放美國空軍戰俘作為交換，最後是艾森豪總統親自決定放回錢學森。

未再踏上美國的土地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錢學森一家人搭上「克里夫蘭總統號」航向香港，他明白表示無意再回美國，準備盡其所能協助中國人民建設國家。他一直沒有再回來，雖然後來加州理工學院邀請他回來，要頒授傑出校友獎給他，他也沒有接受。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錢學森船抵香港，開始往後半個多世紀為中國航天科技發展的努力。

當時中國不比美國的優渥經濟，歷經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百廢待舉，航天科技也非一人可以成就，但是錢學森的經驗和知識，給中國帶來發展的信心，他回國頭一年告訴軍事工程學院院長陳賡大將：「外國人能幹的，中國人為什麼不能幹。」這正是開啟中國航天科技發展的必要保證。

錢學森回到中國，先出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聚集多位科學家，譬如當年也在加州理工學院工作的郭永懷就是他的副手，第二年他出任發展導彈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在克難環境中，戮力以赴，訓練人才，發展技術，另外也買來蘇聯的飛彈，複製研究，情形仿如一九三○年代錢學森在加州理工開始的美國火箭計劃，但是士氣高昂，到一九六○年在甘肅酒泉發射場，就成功發射第一枚中國自製的飛彈。

但是飛彈發射並不都是成功的，這在美國也是如此。一九六二年在酒泉發射的東風二號，就在六十九秒後失去平衡墜地爆炸。錢學森領導團隊研究問題出在哪裏，加以改善，同時他們也進一步發展液態氧和煤油燃料，射程可達一萬公里的中程飛彈。

錢學森是一個嚴厲的老師和領導，在加州理工學院便以對學生嚴厲出名，在中國領導航天發展，同樣是恩威並濟，他運用工程管理計劃，減少官僚主義和混亂，逐步發展從東風二號到東風五號的中國自製火箭。

「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進行的「東風二A號」試射，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它不但是中國第一枚能自動導航的飛彈，還可以負載接近中國原子彈一千五百公斤的重量，一九六六年中國更大膽的將已成功製造的原子彈裝上「東風二A號」導彈，由酒泉射向八百公里外的新疆大戈壁，取得一次冒險的成功。這次成功引起西方媒體大幅報導，錢學森的角色以及他在美國的經歷，也再次成為議論的焦點。

導彈的發展，事實上也就是替人造衛星發展鋪路，一九五八年開始的「五八一」計劃，便是進行衛星技術的發展。這個計劃到一九七○年獲得成功，那年四月二十四日用二段液態燃料的推進火箭將「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升空，成功進入地球軌道，並傳回「東方紅」的歌聲，使得中國成為繼蘇聯、美國、法國、日本之後，第五個將人造衛星送入太空的國家。錢學森再次成為中國的英雄以及國際矚目的焦點。

在中國這些年的航空科研生涯中，錢學森一貫地保持隱密低調的生活，他幾乎不接受訪問，很少寫文章，但是錢學森還是不免捲入中國大陸的一些政治風暴，許多人提到他一九五八年在《科學大眾》上寫的文章，鼓吹一種農業可以利用科學，無限生產的想法，後來毛澤東的農業「大躍進」，造成大災害和飢荒，有人就將之歸咎於錢學森的為文幫襯。

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時已改名為七機部的五院，也曾經有一個要扳倒錢學森的革命行動，錢學森受到高層力保，保住了副部長位置，但還是衝擊到他的生活。兩個兒子永剛、永真為免於下放勞改，中斷學業加入解放軍，蔣英任教的中央音樂學院也關了門，她還差一點到鄉下勞改。

無論如何，錢學森對中國航天科技的巨大貢獻是無可置疑的。許多人談到他晚年鼓吹特異功能，其實他所倡議的人體科學，還是希望用科學方法，了解和開發人體潛能力。張純如寫的《錢學森傳》裏，引述一些來源說，錢學森晚期因政治立場影響，受到輕忽冷遇，不過錢學森卻一直受到禮遇，也有中將軍銜。他得到國家科學最高榮銜的國家傑出貢獻獎，以及中國航天事業五十年最高榮譽獎。

錢學森在十月三十一日的去世，不只是他自己人生九十八年歲月的終結，也代表一個時代的結束。錢學森生在一個中國動盪的年代，他本身資質出眾，也因幸運而得良好教育，但如同歷史大潮中的個人，終不免國際冷戰和國內政治帶來的傷害。他的貢獻已是歷史定論，張純如寫的傳記，書名本意「蠶絲」，原指的是他所發展的「蠶式飛彈」，而《春蠶到死絲方盡》也可以是他一生很恰當的寫照。

戈尔巴乔夫的败笔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劳埃德 2009-11-17

上周一，作为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仪式的主要参与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跨过了柏林墙旧址的标示线，在他身边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默克尔赞颂戈尔巴乔夫是“让这成为可能”的那个人——“你勇敢地放手，让一切自然发生，那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期盼的。”

戈尔巴乔夫放手所造成的，不仅仅是一座墙的倒塌，还有一个国家的灭亡，而在那之前他被选定来领导这个国家，并重振其意识形态。当年乃至现在，西方为此对他赞许有加。但在俄罗斯人的眼里，苏联解体的意义一直大相径庭。

他放手让苏联解体。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以后也不会存在。他在苏联的防御系统中制造了一个缺口，而一旦出现缺口，这些防御系统便不堪一击。

此前这个凶残专横的政权一直实行严厉的威权统治。其经济实力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以及其他西方机构严重高估，而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日益显著。它的统治者怀疑一切，而它的国民性格阴郁。但尽管如此，这个国家究其根本是建立在信仰与理想之上的。

这些信仰和理想的内容是：只要苏共及其领导者坚定履行列宁主义的职责，推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同时守卫苏维埃祖国，那么终有一天，其社会制度能将这个国家转变为一个富足互助的社会。这是存在的理由：既光辉绚烂、又属于强制的希望，让糟糕的现实值得忍受。

戈尔巴乔夫抛弃了这一切。在1988年发表的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声明与讲话中，他摈弃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列宁(Lenin)以及斯大林(Stalin)的理论遗产。阶级斗争、为推翻资本主义而进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对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实行国家所有制——这一切都让位于他在1988年12月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精彩讲话中所提出的“共同创造与共同发展”。他表示，新的世界秩序将受到“自由选择原则这一无可辩驳的必要性”的推动。

正如他的亲密助手安德烈•格拉契夫(Andrei Grachev)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以其习惯性（和必要）的自信心理，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放手的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变革，能够从最高层加以控制。

从相对较年轻的时候开始，戈尔巴乔夫就被苏共高官享有的特权与仪式所包围，脱离现实：他39岁便在重要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出任党委第一书记。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未能认识到自己的话会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普通人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苏联集团国家。

令人惊讶的是，格拉契夫如此写道：“在11月9日事件（柏林墙倒塌）之后至少两个月的时间里，德国东、西两部分出人意料的家庭大团圆所造成的全新困境，一直未能引起戈尔巴乔夫的注意。”

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意识到，整个苏联对消费乐趣的巨大渴望。他认为，自己刚刚启动的经济改革，能够推动产出和生产率达到一个新高度，但这只是一种妄想。随着合作私营农场和企业有限自我管理机制的引入，一个困境中的经济体变成了一个混乱的经济体。

除了三个面积极小的波罗的海共和国，没有一个前苏联国家经历过市场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它们从农奴制演变至独裁统治，进而进入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期。而与此同时，西方在战后数十年经历了一连串的消费者革命。获取日用商品、奢侈品、以及服务的欲求触手可及、无处不在。前东柏林市民、缺乏浪漫细胞的默克尔上周透露，自己第一次越过柏林墙是为了去卡迪威百货大楼(KaDeWe)购物。

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成为俄罗斯总统前曾经访问美国，当他看到休斯敦的一家超级市场时，感觉眼花缭乱。他在回忆录《格格不入》(Against the Grain)中写道：“当我看到那些货架上摆满了成百上千的罐头、纸盒和各式各样的商品时，我生平第一次为苏联人民感到绝望，坦率地说我相当沮丧。像我们这样本来有可能成为超级富国的国家，竟陷入如此贫困的境地！”

在戈尔巴乔夫主政的最后几年里，这种贫困状况进一步加剧。工资和养老金遭到拖欠，家禽因缺乏饲料而死亡，乞丐在城市街道上出现——她们多为年迈的妇女，站在冰冷的地铁入口，面带羞怯，但乞讨起来十分急迫。

西方——尤其是起初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终于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所言当真——他确实希望建立实现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世界新秩序。但同时，仍然身处戈尔巴乔夫统治之下的人民，对他及苏共的信任与（更严重的）敬畏已经消失。

在欢庆解放的同时，人们提出了有关疏于职守的指责。美国学者玛丽•埃莉斯•萨洛特(Mary Elise Sarotte)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努力争取获得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帮助实现向新经济制度的过渡。

她写道：“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没有理解他们面前出现的机遇，以及迅速行动抓住这个机遇的必要性。”

他的继任者以及俄罗斯人民对他更为严苛。在他的祖国，他仍非常不受欢迎。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将柏林墙倒塌两年之后的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苏联话题、电视节目与历史叙述都重新出现，与复兴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对俄罗斯特殊论的强调融为一体。

戈尔巴乔夫个人生活的悲剧，是挚爱的妻子赖莎先于他离开人世。而他政治生活的悲剧，在于他的重叠视野：他明白上周庆祝活动的缘由，同时他也明白，自己以仍未实现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名义，对俄罗斯人的灵魂造成了严重伤害。

本文作者作为英国《金融时报》驻中东欧记者见证了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
译者/管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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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特约记者 杨政 2006年05月31日

编者按：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2006年第五期刊登了《戈尔巴乔夫后悔了》一文。戈尔巴乔夫向本文作者披露了他对苏联改革往事的反思，指出“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向中国记者披露自己的肺腑之言。全文如下：

3月2日的75岁生日, 使戈尔巴乔夫再一次成为近期的国际热点人物。2月28日晚, 为祝贺他生日而举行的音乐会在莫斯科国际音乐大厦开场。在鲜花、掌声和祝福中,戈尔巴乔夫精神焕发, 格外高兴。然而记者知道, 也许晚会一结束, 他又会陷入深深的忧伤之中。

为接受《环球人物》的采访, 戈尔巴乔夫特意中断休假

作为苏联第一位同时也是最后一位总统, 戈尔巴乔夫的晚年生活可谓丰富多彩: 著书立传, 上电视拍广告, 接受媒体采访, 评论内外时政, 热心公益与慈善事业。可以说, 自从离职后, 他始终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过。

戈尔巴乔夫的日子真的如表面上那么风光? 不久前, 记者通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得到了专访他的机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位于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大街39号。采访约在下午2点, 记者驱车准时赶到。基金会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戈尔巴乔夫正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休假,为接受记者的采访, 他特意中断休假, 赶回了莫斯科。当一名工作人员把记者请进戈尔巴乔夫办公室旁的接待室的时候, 他已经端坐在那里, 身着西装,没有扎领带。寒暄之后, 他紧握着记者的手说:“我们好像见过面, 是吗?”记者告诉他:“我先后在莫斯科工作了10年。 其间, 我多次见过您, 但面对面地和您交谈, 这还是第一次。”他回应说, 很愿意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

搞“民主化”是惨痛失误

戈尔巴乔夫虽然年事已高, 但精神矍铄, 谈锋甚健。采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戈尔巴乔夫对记者强调, 他所谈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 是多年来对往事的严肃思考。

戈尔巴乔夫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 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 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 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 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 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 就会出现混乱, 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 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 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在这个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决策完全正确。”

高度评价邓小平

在采访中,戈尔巴乔夫畅快淋漓地回忆起了当年他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1989年5月, 邓小平与到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会晤, 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在其所著的《外交十记》中写道:“作为历史人物, 戈尔巴乔夫的功过, 自有后人去评价, 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 在中苏关系史上, 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谈起那次他与邓小平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会晤, 戈尔巴乔夫兴奋不已, 每一个细节都记忆犹新:“苏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见是一次罕见的事件! 在我们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 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我们一起使两国回到友谊和伙伴关系的轨道上。我和邓小平同志互相伸出友谊之手。会见时,我被他吸引住了, 喜欢上了他, 他是一位极富魅力的人。记得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时, 邓小平同志拉着我和赖莎的手,我们感到非常温暖。我想, 他已经85岁了, 还那么富有激情、思路清晰、反应敏捷, 能自由流畅地就许多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至今难忘的是邓小平所说的:‘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戈尔巴乔夫对记者说, 对中国、对世界来说, 邓小平都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是20世纪的一位伟人, 一位世界级的政治——“中国文革后, 邓小平把中国带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让人们创造性地工作, 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改革者将名垂青史, 他所创造的经济改革经验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学习和借鉴意义。”戈尔巴乔夫还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他说:“这主要包括: 反对任何国家称霸, 反对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知道,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也强调这些观点, 这说明邓小平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连续性。”

人未走, 茶已凉

采访在不知不觉中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告别时, 记者将一盒茉莉花茶赠给了戈尔巴乔夫。他表示感谢后, 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赖莎· 马克西玛芙娜( 戈尔巴乔夫已故的妻子) 喜欢喝茉莉花茶。”记者注意到, 此时, 戈尔巴乔夫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掠过了一丝忧伤。那种表情令人难以忘却。记者知道,这忧伤, 不完全是丧妻之痛。

可以说, 戈尔巴乔夫的忧伤自1991年就开始了。那年12月, 叶利钦在权力斗争中获胜, 戈氏下台已成定局。一天,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三人坐在戈氏的办公室里讨论苏联总统下台的条件。他们最后商定:1992年1月7日至8日，戈尔巴乔夫腾出办公室、公用住宅和别墅。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叶利钦答应给戈尔巴乔夫发放退休金, 并提供一辆吉尔牌轿车等。戈尔巴乔夫请求叶利钦保证免除他对所发生一切的法律责任。叶利钦不解地问:“您什么坏事也没做, 为什么要求免除法律责任呢?”后来,戈尔巴乔夫就在辞职书上签了字。

人未走, 茶已凉。几天后, 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整理资料, 清理保险柜。这时, 他接到了夫人赖莎从别墅打来的电话,说叶利钦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带领一帮人, 要求立即打开房门, 清点物品, 并在24小时内搬出公用别墅。1991年12月26日, 即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第二天, 按原计划, 他作为总统, 还有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早晨8点50分,戈尔巴乔夫乘车去克里姆林宫。途中,他在车里接到助手打来的电话, 说叶利钦等三人正坐在总统办公室里喝酒, 建议他最好不要到克里姆林宫来。戈尔巴乔夫请助手再给他找一个房间, 以便如约同日本客人会见。最后, 戈尔巴乔夫在三楼工作人员的房间里会见了日本客人, 然后永远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至今得不到多数国民的谅解

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立即着手筹建“戈尔巴乔夫国际社会经济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不知是出于对老领导的“怜悯”, 还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 叶利钦把原莫斯科财政学院的一幢楼房划给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使用。其实, 基金会是按市场价格租用此房的, 并没有受到照顾。当年国家给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是4000 卢布, 后来卢布大幅贬值, 最后4000卢布已不足1美元。

1998年, 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戈尔巴乔夫存款的银行倒闭, 他彻底破了产。为了解决基金会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连续接拍了包括“必胜客”比萨饼连锁店、美国苹果电脑在内的一系列电视广告片。此外, 他还不得不经常到世界各地演讲, 每次酬劳都在数万美元以上。著书立传是戈尔巴乔夫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从下台至今, 他已经出版了十余本书籍, 其中包括反思苏联解体的《八月事变的原因与后果》、《不幸的改革者》等。如今, 他的基金会有了一些积蓄, 从旧址搬到了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大街39号, 这是一幢5层楼房, 设计现代, 十分惹眼。

但是, 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的处境仍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尽管他在西方受到赞扬和欢迎, 却至今得不到多数俄罗斯国民的谅解, 俄罗斯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不绝于耳。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把他视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罪魁祸首。1996年,他参选俄罗斯总统,只获得不足1% 的选票。在一次竞选活动中, 他被一名愤怒的选民重重地扇了一记耳光。

2005年10月的一天, 他在莫斯科参加一个圆桌会议时, 被一名与会者泼了一脸水。今年2月底, 俄罗斯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50% 的俄民众认为,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过大于功”; 持相反观点的受访者不过11%; 仅有14% 的人对他表示好感,反感者则为28%。

“赖莎的死是我的过错”

戈尔巴乔夫的伤感还与他已故的妻子有关。1999 年9 月20 日, 他的夫人赖莎因患血癌在德国曼斯特的医院逝世, 享年67 岁。赖莎曾是一个时代苏联妇女的偶像。她仪态高贵、谈吐典雅、性格温柔、学识渊博, 曾令许多人为之倾倒。

上世纪50 年代初, 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赖莎是一位非常引人注目的美女。她那楚楚动人的大眼睛、宛如柳枝般轻盈的体态和温柔晶莹的面颊吸引着无数男生爱慕的目光。然而, 小伙子们在惊叹这位来自阿尔泰边疆区少女罕见魅力的同时, 更敬畏她那高傲深邃的眼神。众多的追求者退缩了。对他们来说, 赖莎是高不可攀的公主。

第一次见到赖莎, 戈尔巴乔夫便“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迷上了她。多年之后, 他回忆说:“痛苦和幸福的日子开始了。当时我认为, 第一次见面并没有唤起赖莎任何感觉, 她对我平静而又冷漠。我在寻找新的见面机会，我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坦率地说, 在那几周时间里, 我连学业都放弃了, 尽管我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和测验, 我越来越频繁地光顾赖莎的宿舍。”他的坚韧和赤诚最终感动了骄傲的公主。1953年9月, 大学四年级的戈尔巴乔夫和赖莎喜结良缘。在此后46年的婚姻生活中, 赖莎始终如一地呵护和关爱着她的丈夫。无论戈尔巴乔夫走到哪里, 赖莎的爱就相伴到哪里。

赖莎因病住进德国曼斯特综合治疗中心后, 戈尔巴乔夫仿佛变了一个人。他那悲伤而绝望的神情、低沉而嘶哑的嗓音、焦灼而急促的步履无一不在诉说着他对赖莎无尽的依恋和挚爱。他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说:“ 我无法想象, 赖莎不在了, 我将如何生活。”在赖莎住院期间, 戈尔巴乔夫一直奔波在病房和旅馆之间, 他尽最大可能守护在妻子的病榻旁, 为她读报纸, 鼓励她与病魔抗争。他们共同幻想着, 等赖莎出院后, 一定在海边买所房子, 在海鸥的歌舞与海浪的轻抚中重温初恋的时光。但最终, 赖莎还是离他而去了。

戈尔巴乔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赖莎过世之后, 我的生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她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妻子去世后, 戈尔巴乔夫尽量安排许多会见、出访和工作, 但仍无法排解对妻子的思念。他说:“这种痛苦是永远摆脱不掉的。赖莎很幸运, 先于我走了。她活着的时候, 我们经常争论, 我们俩到底谁更幸运。我说, 她嫁给了我才幸运, 而她总是坚持说, 我娶了她才幸运。我和她还会重逢, 到那时, 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谈话。”戈尔巴乔夫透露, 直到现在, 他只要一进他和赖莎的卧室, 悲伤就会立即涌上心头。“赖莎走后, 卧室的陈设一点也没变, 我也不想改变, 不忍心改变。赖莎的梳妆小桌原来放在哪里,现在还放在哪里。”谈到这里, 戈尔巴乔夫显得痛心疾首——“那天, 她睡着了,我出去了一会儿。午饭后, 我回到病房时, 她己经不行了。赖莎的死是我的过错, 是我害死了她。我对政治太投入了, 而她对一切又太在意。”

采访中, 记者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种假设:“您能想象另外一个女人替代赖莎· 马克西玛芙娜在您生活中的位置吗?”戈尔巴乔夫立即答道:“不能!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绝不可能! 我和赖莎将这样生活下去, 我和赖莎的对话还将继续下去。今年1 月, 我因病住院时, 把赖莎的日记也带了过去。她生前特别想自己写一本书, 现在我决定替她把这本书写完。实际上, 我十分不愿意写关于我和赖莎生活的书, 但我还是决定写, 我己经开始口述了。”

如今, 戈尔巴乔夫唯一的女儿伊丽娜成了他的依靠。伊丽娜卖掉了位于莫斯科闹市区的房子, 在郊外又买一座,就是为了离父亲近一些。但是, 伊丽娜经常发现, 父亲只要一回到母亲生前住的那个房间, 就会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 那双老眼里满是哀伤。

馬英九的性格缺陷，失落的黃金七十二小時

來源：中國時報社論　2009/08/18

被輿論連番痛批後，馬英九總統終于調整態度，日前弔唁救災罹難的三名飛官時，為政府的表現向國人道歉，並以擁抱、落淚表達感性的一面。雖然慢了好幾拍，至少有在改，但馬總統的領導危機並未解除，今後必須深切記取教訓，補強自己的領導缺失。

比較前後，馬總統的態度確有明顯差異。從一開始面對災民哭訴要見他一面好難時回說︰「你不是見到我了？」「你要我做什麼？」乃至接受國外媒體訪問時表示，災民沒有作好淮備而未撤離。這些話都激發了強烈的民怨，不只災民完全感受不到同情與關懷，許多民眾也听不下去，網友更是譙到沒力。

恰成鮮明對比的，是總統夫人周美青到災區探訪時，緊緊擁抱著哭泣的災民，讓人感覺到毫無保留的真心。低調寡言、無意作秀的她，從拜票時永遠的九十度鞠躬開始，始終以真情來對待他人，而這種「真」，老百姓看得懂的。

馬總統總算也知過能改，放低姿態向國人道歉，並嘗試以更感性的方式撫慰災民。雖然對他自己聲望的傷害已經造成，現在只能略作止血，但比起之前行政院長劉兆玄認為這次救災速度沒問題，馬英九起碼對民意趨向與政府的職責認識多一些。但這恐怕只是技術上的修正，不是根本性的改變，更坦白講，這次風災應變再次凸顯了馬英九作為國家領導人，有些性格上的基本缺陷。

第一是同理心不夠。馬英九好像始終和其他人在感情上隔了一層，潔身自愛做得很好，對別人的感受卻似乎無法感應。他人的悲歡痛苦，他似乎處于無感狀態，由于無法感同身受，與人交流溝通時常給人突兀不搭之感。而一開始對災民不得體的發言，也因為他對民眾的感受不夠敏銳體諒。

草根出身的政治人物通常很懂得如何「搏感情」，對人情世故也比較圓融熟練，但官僚出身的馬英九在這方面顯得疏離傲慢，不但安慰不了人還更讓人生氣。殊不知在災難時刻，領導人必須能觸動人的心，尤其在與民眾面對面接觸時，彼此心與心的互動更是無從偽裝，而這是馬英九的弱項。

第二個缺陷，則是決斷力不足。這次救災拖拖拉拉被罵到臭頭，當民眾對既有行政體系已失去信心，要求總統頒布緊急命令時，馬總統卻不覺得有此必要，認為現行體制即已足夠。等拖到政治危機愈滾愈大後才召開國安會議，但作成的幾點決策又多為枝節，完全看不出一個領導人面對突然災變時的決斷魄力。

天災是無法預期、也不照計畫走的，依循法規一板一眼照章行事容易，但那是一般公務員的層級。總統是國家元首，不是小吏，不能只拘泥在規章被動應付。尤其在災難的當下，總統就像惡海上的船長，必須迅速而主動地進行判斷與決定，這是領導人最困難的工作。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在凌晨，當天李登輝總統就飛到了南投，接著召開國安會議，頒布緊急命令，軍隊也在第一時間動員投入救災。七十多歲的李登輝天天搭直升機來去災區，既辛苦又危險，同行的參謀總長湯曜明則隨時把災民的需要轉達為指示。這樣的因應速度，在當時都還被罵到不行，今天馬政府遲緩至此，怎麼可能不激發民怨？

馬英九謹小慎微，不該做的事不會做；但這種個性當行政幕僚可以，做國家領導人卻不夠，因為領袖是必須及時作決定。當斷不斷，遲疑不決，瞻前顧後，結果會讓問題惡化乃至一發不可收拾。

救災有所謂的「黃金七十二小時」，領導人能夠正確決策的時機，大概也只有黃金七十二小時，而且如果做錯了，每個人都看得到，沒有重來的機會，顯然馬英九已經錯過了他的黃金七十二小時。

性格特質很難改變，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但可以努力補強。馬英九在過去的歲月享盡美，如今必須正視自己作為國家領導人，有些個性上的缺陷必須克服，否則無法善盡職責。如果憑自己的力量做不到，就必須設法在幕僚群或決策過程中加強。馬英九擔任一國元首，未來還有很多很多的考驗，不能一再坐視黃金七十二小時流失了。

聽莫札特

2009-07-10 中國時報 【周志文】

和煦如日的莫札特有點接近儒家的仁者，這話也許過甚，但說莫札特是一個自由的人，這點不容懷疑。莫札特的自由，淵源於他獨特的自信，他的自信又因為他洞悉周圍的一切。他的這項本事，不是別人教的，而是他的本能，所以莫札特算個天才。

聽莫札特音樂的時候，人總在平和與喜悅之中。像是把所有東西都放在房間的適當位置，妥貼安穩，沒有一點是礙眼的。透明乾燥的空氣中帶著一點薄薄的水氣，有些許涼意，你須要穿著寬鬆而合適的衣著，當音樂響起，不要穿著厚衣，更不能赤膊，聽莫札特不要拘謹，但也不能過於隨便，它給人一種合乎中道的安適。

所以莫札特等於和諧。與莫札特比，巴哈當然也是和諧的，巴哈的和諧帶著數理的冷的秩序，有時太嚴肅了；貝多芬也很和諧，但貝多芬的和諧是超越過衝突與打擊過後的和諧，他人生的道路有太多的障礙，通過後他說讓我們遺忘並原諒吧，後面的那些傷痕，令人想忘卻不見得全能忘得掉。不像莫札特，他的風和日麗是天生的，他的氣度不是靠磨鍊或奮鬥得來，薩爾斯堡的雪與陽光，維也納的微風，多瑙河的波光，宮廷舞廳仕女的衣香鬢影，都令人沉醉。而聽莫札特從不讓人昏昏欲睡，它讓人清醒，但清醒不是為了防備。

雲淡風清 如陶淵明

既沒有外在的敵人，也沒有內心的敵人，所以可以放鬆心情，無須作任何防備，對中國人而言，這是多麼難得的經驗啊。孟子說內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中庸》說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未聞。中國人習慣過內外交迫、戒慎恐懼的生活。莫札特告訴我們無須如此緊張，他悠閒得有點像歸隱田園的陶淵明，但陶淵明在辭官歸里的時候，還是不免有點火氣，「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不是有點火氣？不像莫札特，他的音樂雲淡風輕，快樂中充滿個人的自信與自由。

我這兒不要細舉他的曲目吧，大致說說，他有四十一首交響曲，數量極多而用交響樂團演奏的「小夜曲」（Serenade）、「嬉遊曲」（Divertimento）等作品，鋼琴奏鳴曲、協奏曲，還有各項室內樂譬如弦樂四重奏、五重奏，只有專家才清楚數目。他還幾乎為所有數得出的樂器都作過曲，不單單是在樂隊中用到這種樂器罷了，而是為它寫協奏曲，讓它成為音樂的主角。他的才幹實在太大了，懂得各種樂器的特性，曉得它所有的長處與短處，他為它們安排最好的出場位置，好像一見人就摸得著人的「笑穴」與「痛點」，有這樣的敵人真可怕，一出手就讓人淪陷。但他只是玩玩罷了，他無辜地朝我們笑，他讓最美麗的聲音走出樂器的孔竅，一點也沒有傷人的意思。

為莫札特著迷的人不會忘記他還是歌劇作家，他的歌劇與後來歌劇作家如白遼士、華格納、普契尼等的不同，他們都熱衷寫讓人盪氣迴腸的悲劇，越悲慘越絕望的越好。而莫札特喜歡寫有幽默意味的喜劇，不論「費加洛婚禮」（Le nozze di Figaro）、「唐喬凡尼」（Don Giovanni）或「魔笛」（Die Zauberflote），都是以小人物為故事的核心，在插科打諢笑謔不斷的後面，也有點無可奈何的感嘆意味，但僅止於此，莫札特從不把它擴大到要令人憤慨抗議的地步。人生皆如是，正經的生活中總有些荒謬，聰明的後頭也會有些糊塗，笑中帶淚，苦後回甘，本是世道之常情，這一點，莫札特比任何人都達觀。

達觀自若 仁者性格

只有達觀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因為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仁者無憂緣於智者無惑，所以仁者必定也是智者。智者不惑於世相，人不管如何憂愁都解決不了問題，當智者徹底明白了這一點，便快快樂樂的成為一個仁者了。這樣說來，和煦如日的莫札特有點接近儒家的仁者，這話也許過甚，但說莫札特是一個自由的人，這點不容懷疑。莫札特的自由，淵源於他獨特的自信，他的自信又因為他洞悉周圍的一切。他的這項本事，不是別人教的，而是他的本能，所以莫札特算個天才。

他的藝術是把一切最好的可能表現出來，沒有不及，更沒有任何誇張，好像那是所有樂器的本來面目，圓號（Horn）本來就該那麼亮麗，長笛（Flute）就是那麼婉轉，巴松管（Bassoon）就該那麼低沉，豎琴（Harp）就該那麼多情，雙簧管（Oboe）就該那麼多辯，單簧管（Clarinet）像個害羞的演說家，遇到機會也會滔滔不絕起來，讓人知道它也能長篇大論……，原來那是它們的當行本色，以前被作曲家埋沒了，現在有人讓它好好展現，終於讓人驚訝於它的天顏。莫札特的世界陽光溫暖，惠風和暢，天空覆蓋著大地，大地承載著萬物，自古以來就是這樣，不仔細聽，好像沒有任何聲音，而所有聲音其實都在裡面，沒有壓抑，沒有抗拒，聲音像蘇東坡所謂的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因為不擇地皆可出，所以十分自由。

原來，莫札特的迷人，正在他擁所有的自由，而他的自由，從來不吝於與人共享。

一个痴狂于行走世界的中国公民

圖：黑箭08年9月在非洲的开普敦葡萄园

DWNEWS.COM-- 2009年6月10日8:13:36(京港台时间)

多维社记者万毅忠报导

黑箭，广州电视台编导，属于普通的中国工薪阶层，不谙外文却独自行走了全球各大洲的51个国家和港澳台3个地区，成为国门打开后渴望行走世界的国人先驱，他在新浪以《行走四十国》为名的博客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吸引了800多万点击，09年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他的博客文字，《南方都市报》深圳版为他开设了《旅行小人书》专栏，更有甚者，由他的粉丝们自发组成的首个赴台旅行团今年5月跟他去了台湾，25日，爱好军事及摄影的旅行团成员马中飞在台北闹出了共谍疑云，成为国际瞩目的新闻。

现在，《行走四十国》在中国旅游发烧友中声名大噪，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么痴狂于行走，只是为了履行病中誓言。作为媒体打工族，他告诉多维自己的行走原则是“用最少的钱，走最多的地方”。而对于多维记者最关心的持中国因私护照的中国公民获得他国旅游签证的难度等问题，他与多维有了如下的对话。

多维：你被称为行走世界最为疯狂的中国人，你何时开始有行走的打算？

行走：97年，因昼夜工作我在台湾病倒了，回到广州一检查身体，说是得了急性肾炎，医生说问题严重，必须换肾，如情况恶化我只能活三个月，这样我只得在97年底结束了我在台湾的拍片计划。
那段时间我心事重重，如果自己只能活3个月，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呢？记得读书时，我特喜欢三毛，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浪迹天涯。在病中我立下誓言，如果老天爷让我活下来，我一定会珍惜生命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周游世界。98年我养了一年的病，99年好了之后我就开始攒钱，两年之后我就开始出游了。

多维：你何时第一次签证出国？

行走：我第一次签证是在1995年，那时我持公务护照，随广东团省委去朝鲜交换夏令营，我和另外两名电视记者因为带了摄像器材被朝鲜拒绝入境。这次未遂的朝鲜之行使我耿耿于怀，后来在08年持因私护照去了朝鲜，了却了心愿。

1996年我持公务护照申请去台湾，拍摄国家民委的系列节目《中华民族风情录-高山族》，97年我在台湾呆了将近一年。2000年10月黄金周，我去了越南，那次办的是边境证，严格说来不是签证。

2001年春节，我跟旅游团去了新马泰，这次是我因私护照上的第一次签证。01年4月我申请去欧洲，位于东方宾馆的携程网帮我找到邀请函，用商务游的方式申请了法国签证，记得签证时我特别紧张，准备了我买车、单位分房的证明和押金存折，再加上我在电视台已连续工作了8年，工作稳定，我还把去新马泰的照片和文章带去了，结果成功了。那一次我在16天里一口气去了九个国家，早出晚归走得慌慌张张。记得初次到巴黎时，住在塞纳河旁边的一个小酒店里，我曾有过一个很恐怖的念头，想一头跳进塞纳河里，我瞬间的想法是，既然我不能长久地待在一个特别喜欢的地方，干脆就不让自己回来了，那时觉得中国人出国太难了。

多维：作为中国公民，你已经走了50多个国家，哪个国家的签证最难申请？

行走：当然是美国。2002年11月我去美国驻广州总领馆申请，那时距离911恐怖袭击刚一年，很多人被拒签。之前我已经走了19个国家，美国在我的旅游规划中很重要，我把重要国家都放在一个整数上。

那时去美国旅游只能用商务之名，我当时联络了一位祖籍台山的旧金山华侨，他原在广州公安局工作，后来辞职出国，帮去美国的人订廉价机票和酒店，并带人出入关。签证前，我咨询过一个往英国做劳务输出的人，他让我明确自己旅游发烧友的身份，如果美国人相信我痴狂于行走，签证就好办。

早在去欧洲时，我就开始准备美国的签证问题，02年10月从埃及回来后，我赶紧在画报上发表了埃及游记，有意配上了我在埃及的半身照片。但那次去埃及也使我的外形发生了变化，我开始蓄中东人的胡子，嘴唇和下巴形成T字型，鬓角也留了一圈。签证前，有人建议我把胡子剃掉，否则会被视为穆斯林，但我很喜欢自己的新形象，硬把胡子留下了。

11月的一天早上7点多，我拎着一大堆的资料，去广州沙面的美领馆门口排队，等候签证的人排着长队，在晨风中瑟瑟发抖，其中多数是想去美国留学的学生。有两位老太太排在我前面，一位的女儿在美国得了重病，想去探望，另一位是美院画家，准备去美国参加画展，带上了自己的画作和出版物。

结果进去签证的人几乎都是垂头丧气地出来，连想去看女儿的老太太也被拒了，出门就大哭，老画家也被拒了。轮到我进去，签证官漫不经心地用中文问我问题，说想去旅游不成其为理由，说着把我的护照扔在一边，眼看就要被拒签了，我急忙把画报递上去，游说他只要用半分钟的时间浏览画报，就会发现我是一个对美国有用的人。

签证官没赶我走，拿起了画报，这是个好兆头。我趁机说想替美国的旅游做宣传，我可以像写埃及一样宣传美国。我的话明显令他感兴趣，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又仔仔细细看了我的文章，最后说把护照留下来，明天下午过来取。结果我成为当天首个没有被拒签的幸运者。

中国公民签外国签证，美国就像是个山头，翻过去，后面的路就平坦了。有了美国的签证后，每次去签其他国家的签证，我都把有美国签证的护照附上去。在大国里，澳大利亚签证也难签，签证官打电话问我话，也很顺利地通过了，至今我还没有被拒签的经历。

多维：你也去过斯里兰卡、阿联酋、叙利亚和约旦等小国，你如何申请小国签证？

行走：我人在广州，在广州只要有生意做，就一定有人做。很多时候，我找出售机票的公司，花钱请他们代办签证，当然我会根据要求备齐材料。

多维：你接下来要去的国家是哪些？

行走：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还想去阿富汗，但有难度。孟加拉的签证不成问题，我已经订了6月21日从广州至吉隆坡的机票，人民币500元，23日从吉隆坡去孟加拉首都达卡的机票，380元人民币。

近来巴基斯坦政局不稳，他们不欢迎我这样的独行者。有两个解决方法，一是参加旅行团，这我不愿意，另一个办法就是找个巴基斯坦人出具邀请函和担保信，才有签证的可能。我旅游通常采用交换方式，为了省费用吃住都在别人家，这人来中国时，就吃住在我家。在马来西亚我认识一位华人，他介绍了一位卡拉奇的巴基斯坦人，这人愿意提供食宿，但能否签到证，没有把握。

我也想去阿富汗，但估计等到签证，我去孟加拉的机票也过期了。

多维：申请外国签证对你的行走是否造成麻烦？

行走：目前对中国公民免签的国家很少，我自己去申请签证，一个月只能签两个国家，因为要把护照寄到北京去，七个工作日之内签完，再寄回广州。我再寄到北京的第二个国家的大使馆，这么一折腾，一个月就只能签两个国家。以后我还是要委托旅游公司办，他们在北京有人，速度会更快。

签到证后，有些国家规定必须在多少日内要入境，但如果我想在一个国家呆的时间长一些，就可能误了下一个行程。

多维：你当时用博客名行走四十国，现在去过的国家数目已经超过了50，你的行动引起了中国网民的极大兴趣，你如何看待普通中国人行走世界的前景？

行走：我自己就并非老板，也并非二世主，一个中国人完全可能靠自己的工资行走天下。在旅游中，只要你想省钱，就一定能想出省钱的办法。

哈佛推出英文蔣介石傳

來源：2009-02-27 中國時報 【傅建中】

蔣介石先生無論生前或死後，都是毀多於譽的，尤其民進黨執政後，幾乎要把他打入第十九層地獄；可是蔣的功過，不是民進黨說了算的。畢竟他是世界級的人物，再說如果不是蔣介石當年決定遷台，恐怕民進黨諸公早已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順民了。當然這不是說蔣帶給台灣人民的一些苦難可以一筆勾銷。

蔣介石的霉運似乎已經到了谷底，終於否極泰來。君不見立法院已決議中正紀念堂恢復原來的名稱，總統府已指示在七月以前中正紀念堂重新掛牌。就在此時，哈佛大學推出由美國外交官和中國專家陶涵（John Taylor）執筆的蔣介石英文傳記。書尚未上市，已在美國學界博得一片好評。

著名哈佛大學史學教授柯偉林（William Kirby）對蔣傳的評價是：「蔣介石的故事是如此巨大、複雜，和近代中國的歷史如此密不可分，以致一直沒能有一本好的傳記問世。現在陶涵終於寫出一本這位二十世紀主要領袖人物極為生動、可讀的傳記，捕捉了蔣的一生和他所處的時代，這是比從前任何英文著作都好的一本。」

其他美國知名中國學者如沙特（Robert Sutter）、藍普頓（David Lampton）、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都對這本蔣傳給予高度評價，他們也都對蔣在近代中國的重要地位深深肯定。沙特說蔣是二十世紀全球政治中「頂天立地的人物」（towering figure）；黎安友說陶涵的蔣傳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會是「權威之作」（the authoritative work）；藍普頓指蔣為台灣那個「受困的島奠定了民主統治」的基石。

陶涵上世紀六十年代派駐台灣，在美國大使館擔任二等秘書，之前在台中的美國務院華語學校唸了二年中文，故不僅熟悉台灣事務，中文也有相當程度，在他長達三十餘年的外交生涯，也曾任職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和美駐北京大使館政治參事。二十一年前蔣經國過世後，美國在台協會的創始人丁大衛（David Dean）一直想為蔣經國立傳，並大力推薦他的同僚好友陶涵承乏此事，後商得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贊助，陶涵費時五年，終於寫出一本對蔣經國頗為正面、而又深受西方學界重視的傳記，於二○○○年由哈佛大學出版。

由於在寫蔣經國傳過程中，陶涵蒐集了大量有關蔣的資料和文獻，認為足可寫一本老蔣的傳，而坊間已有的英文蔣傳多不夠全面、尤乏學術價值。因為《蔣經國傳》頗為成功，哈大出版社決預付一筆版稅支持陶涵寫蔣介石傳。

陶涵承認寫蔣氏父子的傳，父傳比子傳挑戰性大多了，最後完成的《蔣委員長》一書（英文書名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厚達七百六十頁，單是註解就超過二千個，堪稱皇皇巨著。為了蔣傳的撰寫，陶涵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能找到的有關蔣生平的資料或檔案，他都不放過。存放在胡佛研究所前二年才開放的蔣介石日記、宋子文文件以及秦孝儀編的十二冊《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是主要參考文獻。中共已開放的檔案、存放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一九二○到四○年代的檔案，都是極有價值的史料，並有新的發現。

例如陶涵說，周恩來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揭露，抗戰初期中共八路軍的傷亡，僅佔中國軍隊傷亡數的百分之三而已，即使到了四○年代，也不過百分之十，這和中共宣傳國軍不抗日，只對付共軍的說法大相逕庭，也戳穿了史迪威和杜克曼 （Barbara Tuchman）等美國人誣衊蔣不抗日的謊言。至於台獨份子把蔣列為「二二八事件」的元凶，陶涵認為是過甚其詞。他比對有關「二二八事件」始末的檔案文件，所得結論是：陳儀是始作俑者，要負主要責任。但不容諱言的，蔣對整個事變所造成的殺戮悲劇，確實有重責大任。

陶涵毫不遲疑的表示，蔣介石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是無法抹煞的。他深信茍無日本侵略和蘇聯陰謀助中共叛亂，蔣介石肯定會成為「現代中國之父」。說到蘇聯暗助中共，陶涵透露他在共產國際的檔案中，看到中共開始「長征」前後，史達林曾資助中共四百萬墨西哥銀元，在當時這是一筆巨款，對中共能在「長征」中存活和後來在延安重生，發揮了關鍵作用。

陶涵頗為自豪的說，他所寫的蔣傳，雖不敢自詡是權威之作，但確實是蔣畢生事功及其所處時代最完整的傳記，也是一本忠實客觀的傳，可算得上英文說的critical biography，具有高度的說服力與可信性。

在哈佛出版陶涵的蔣傳之前，英文的蔣介石傳有范畢（Jonathan Fenby）的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柯如齊（Brian Crozier）與前香港大公報記者周榆瑞合寫的The Man Who Lost China, 以及美籍英國作家斐恩（Robert Payne）的Chiang Kai-shek。

上述的英文蔣傳當普通讀物尚可，但非嚴謹之作，不可能傳世。至於中國人董顯光、熊式一用英文寫的蔣傳，在西方人看來是歌功頌德的使徒聖傳（hagiography）。

比較說來，陶涵的蔣傳，確是蔣介石逝世三十四年後，第一本探討他生平的認真之作，應該經得起史家和時間的考驗。

回顧布希政績：真是一無是處嗎？

來源：【2009-01-17 聯合新聞網】徐麗玲 2009/01/17

美國總統布希即將卸任，一般認為他是美國史上最差的總統之一。對照各方對歐巴馬的熱切期待，布希下台的身影尤其顯得落寞。仔細回顧布希八年來的所做所為，似乎也不全然是一無是處，布希的歷史地位或許會有從谷底翻升的一天。

美國總統布希即將卸任，一般認為他是美國史上最差的總統之一。對照各方對歐巴馬的熱切期待，布希下台的身影尤其顯得落寞。不過，就在布希離開白宮的日子進入倒數計時之際，對於其功過的評價也轉趨溫和。仔細回顧布希八年來的所做所為，似乎也不全然是一無是處，布希的歷史地位或許會有從谷底翻升的一天。

在離職前夕的最後一次白宮記者會上，布希雖然選擇性地承認曾犯下一些錯誤，對於自己的施政績效仍強力辯護，甚至一度動氣，堅稱對任內的堅實成就感到自豪。他並強調，政策的對錯必須經過長時間的驗證，而非短期即可論斷，顯示他對這些年來外界的抨擊貶抑耿耿於懷，並寄望歷史能還給他公道。

布希的說法，令人想起在位時同樣不孚民望的杜魯門總統。1952年時杜魯門總統的支持率僅有22%，為歷來最低記錄，但近年來歷史學家對他的評價卻大幅逆轉。杜魯門時期備受爭議的政策，如今則被視為大智大勇，使他搖身一變成為美國史上最受歡迎的總統之一。根據美國國內的多項民調，布希的支持率也早已跌破30%，只比杜魯門略高一些。

布希任內引發最大爭議的施政，不外乎是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對卡翠娜颶風的救災行動遲緩，以及美國次級房貸導致全球金融風暴。其中對伊戰爭及反恐行動打擊了美國的國際形象，卡翠娜颶風則是致使布希在國內的支持率一路探底的關鍵，而次級房貸危機不僅拖累美國及全球經濟步上衰退，更是嚴重削弱美國的國力。

然而，除了卡翠娜風災造成的無能印象根植人心、不易扭轉之外，布希政府的反恐行動和經濟施政，如今都被視為還需時間檢驗才能蓋棺論定。在對伊戰爭方面，世人多認為這項決策與布希的意識型態有關，但是加拿大Dalhousie大學國際關係教授Frank Harvey的研究報告提出，如果八年前的美國總統大選是由高爾獲勝，同樣面臨911恐怖攻擊，伊拉克戰爭是否就不會發生呢？結論是未必。

Harvey教授認為，以當時911之後美國國內憤怒與恐懼交織的壓力，以及國際間的嚴重關切，軍事行動必然成為主要選項。而且高爾的外交立場是鮮明的鷹派，較布希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擔任柯林頓政府的副總統期間，就主張與伊拉克的海珊打交道應採最強硬路線，並支持對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軍事行動。更早之前，高爾也支持1991年波斯灣戰爭，以及80年代美國對利比亞和格瑞納達的出兵。因此，伊拉克戰爭並非由布希個人的意識型態所主導，也不能僅視之為布希的戰爭。

布希政府未經聯合國同意即逕自出兵，以及以反恐為名的種種違反人權舉措，多年來受到猛烈抨擊。不過，美國在911之後未再遭恐怖攻擊，或許即是反恐行動發揮了嚇阻作用，日後歷史學家對於布希政策的成敗可能會有不同的詮釋。還有分析家認為，儘管伊拉克戰爭讓布希飽受批判，但未來他的歷史地位能否提升也正是繫於伊拉克的前途。如果伊拉克能夠走上穩定的自由民主道路，與美國維持良好的關係，未來將成為美國在中東的重要盟邦。若干年後再來回顧布希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將會發現這是美國在中東利益的轉捩點，歷史對布希自會有一番不同的評價。

在經濟方面，次級房貸危機演變為全球金融風暴讓布希政府灰頭土臉，也成為布希離職前最不光彩的記錄。但事實上，布希是延續前幾任政府的政策，真正對放寬金融規範不遺餘力的是柯林頓政府時代，金融風暴似不應完全歸咎於布希一人。布希也在記者會中提醒大家，八年前他上任時美國正處於經濟衰退，他不但終結了衰退，還創造連續52個月就業成長的記錄，對於美國經濟並非有過無功。

諸多評論都指布希帶給美國災難，但若從全球角度觀察就顯現不同的意義。美國國力衰頹固然令人遺憾，但卻提供全球更多機會，促成多方勢力崛起。反恐行動促使美國減少對中東油源的依賴，加拿大躍升為美國最主要的原油供應國，成為加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動力。布希政府堅持自由貿易原則，與中國維持良好經貿關係，使得中國經濟在過去八年間突飛猛進，外匯存底快速累積，走上真正大國之路。另外如印度、俄羅斯及拉丁美洲國家，也都是在布希任內崛起為全球矚目的新興市場，並串連組成數個新的多國組織，牽制美國主導世局的能力。

布希還有一些令人感念卻被忽視的政績，像是推動「No Child Left Behind」以拉近學生的教育鴻溝；以60億美元經費在全球進行愛滋病防治工作，照顧了數百萬名非洲病患；並且改進美國的健保措施，讓千萬名低收入老人得以免費或廉價取藥，減輕他們的負擔等等。只不過這些成績都被反恐戰爭、金融風暴所淹沒，此刻的布希難以擺脫失敗無能的形象，唯有寄望未來歷史學家能以不同的觀點來審視這個年代。

GPS霸主 ─ 高民環以技術為本 挑最難的下手

第1103期 商周特刊 台霸特刊 撰文者：林宏達、編輯部


高民環總是研究別人不要的計畫，這些研究沒有亮眼的舞台。但他因此累積了全盤知識能量，也培養出靈敏的嗅覺。（攝影．翁挺耀）

台灣航電董事長高民環，以一個南投竹山公務員之子，變成全球富豪，身價1008億元，他的秘訣就來自於「根本」二字……

二○○四年耶誕節後一天，大海嘯把印尼亞齊省的房屋、地標，瞬間夷平。全球最大衛星定位系統（ＧＰＳ，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公司——Garmin（台灣國際航電），在第一時間進駐災區，架設起衛星定位通訊系統，救難員人手一台ＧＰＳ，展開救援、房屋重建、地圖重繪。

往前推一年，遍地沙漠的戰後伊拉克，美軍四處搜尋伊拉克前總統海珊。最後，美國特殊反應部隊（special reaction team），也靠這家公司的衛星定位配備，生擒藏在洞裡的海珊。

即使在你閱讀雜誌的這一刻，全世界四十萬架的私人飛機、汽車、船隻，甚至跑步健身的運動員身上，ＧＰＳ上也寫著「Garmin」；包括全球首富比爾‧蓋茲的私人飛機，都要靠它在地圖上找出自己的位置。

台灣航電，是一家美國公司，在台灣的第一個生產研發基地，隱身在汐止的小巷弄裡。在這四處是鐵皮屋、砂石場的環境，藏著全世界最大的ＧＰＳ公司，從小如菸盒的手持式產品，大到航空導航用的ＧＰＳ，每年三百五十萬台都從這裡出貨到全球。為掌握產業動態，高盛、美林等投資銀行分析師常往這裡跑。

這家公司的創辦人，高民環，一個台灣人陌生的名字。他戴著黑框眼鏡、沒有司機，也沒有秘書，英文還帶著濃厚的台灣腔。出生於南投竹山小鎮的他，如今是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產業霸主。全美每十個手持式ＧＰＳ中，就有五個出自他手裡。《富比世》（Forbes）雜誌形容他是「一手掌握全世界天空的人」。

隨著全球ＧＰＳ市場商機不斷擴張，公司股價也從二○○○年十二月八日掛牌時的十四美元，一路攀升至二○○六年的六十五美元以上。二○○八年，高民環以三十一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一千零八億元）身價登上《富比世》全球富豪排行第三百五十八名，比兩年前提升一百四十九名；他的身價，比同時入榜的徐旭東和林百里，各高出十四億、十八億美元。

從竹山鎮公所秘書之子，到全球富豪，高民環的成功，很「慢熟」。

成功第一步：累積知識能量　 深耕技術，種下成為富豪的幸運草

一九七一年，與高民環一起走出台大電機系校門口的有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神通電腦創辦人侯清雄、華宇董事長李森田。當三位同學已經創業當領導人時，高民環還在美國公司擔任工程師、蹲技術。對比同學們，高民環四十歲才創業，五十一歲公司掛牌，經過整整十一年。他的打底期，比別人長，後來的爆發力也比別人強，可謂「大器晚成」。

他的美國田納西大學研究所老師洪箴回憶：「他是個相當聰明的學生。」聰明加上專注，高民環三年就拿到博士，並以第一名畢業。

求學時，有件事令高民環印象深刻。他曾對著桌前雜亂文件不斷苦思，很多所學都無法應用，他沮喪的敲了洪箴的門。「要當好的工程師，要從最困難的學起，真實世界中的東西，就會相對容易。」這席話點醒了他。「挑最難的下手」，就成為他一輩子的指南針。

畢業後，高民環到了美國導航公司工作，導航相關技術艱澀難懂。心慌時，洪箴的話浮上心頭：「求難、不求易。」因此，從最基本的分析、太空微波、導電技術等專業領域，他「專撿」別人不要的計畫來研究。這些基礎研究對別人而言太繁複，且只有軍用資料，教科書文獻少，更沒有亮眼舞台。

曾經，他花了半年，只研究慣性導航系統，只突破了一個方程式。那段日子，他在導航領域先求深、再求廣的耕耘，一點一滴累積了全盤的知識能量，也培養出靈敏的嗅覺，種下日後成為富豪的幸運草。「我大概每三個月到半年，就換一次研究領域，三年下來，等於學會了一生事業六成以上的技術。」他笑著說。

成功第二步：提前卡位　 嗅到革命契機，四十歲走上創業路

雖然笑著回憶，但那也是他人生最艱澀的歲月。一個台灣人長期在公司最不起眼的小角落裡研究，常想家，想著父母親為了籌措他一張單程飛機票到處借錢，出國登機前，他看見母親廖玉蘭泛紅眼眶向他揮手——只要遇到不順利的事情，他心中就閃過母親最後一眼的畫面，那感覺透進骨子裡，給他再起的力量。

就在一九七九年，他碰見ＧＰＳ！

那時，美國國防部將整個衛星定位分成三階段計畫，當時是第一階段，僅有概念，高民環任職的公司承接了部分專案，他成為全球第一位有機會看到這個高度機密計畫的華人。

「我第一次看見時，就是幾個板子在桌上，拼拼湊湊的，很多系統的東西旁邊是一堆計算方程式的冊子。」他回憶。其機密性，甚至讓美國國防部特別派人專程飛到台灣竹山做身家調查，見到高民環的大哥從田埂走出來，劈頭就問他：「你家族是做什麼的？」

當時，ＧＰＳ只不過是該公司眾多待開發新技術中的一項，美國也才剛發射了第一顆衛星，市場能見度幾乎是零。沒人料得到，四年後，美國政府會將衛星定位開放民用；更沒人知道，後來美國政府會花費一百五十億美元，發射二十七顆衛星，布建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並於二○○○年後解除干擾碼，讓這項技術可以應用於一般消費者！

「我做很多慣性導航的東西，一看到ＧＰＳ，哇，這真的是一項revolution（革命）！」同儕中，只有高民環的鼻子聞出這個時代革命。

高民環舉例，當時，要從美國東岸運送飛彈到西岸，為了避免被中途被攔截，需要追蹤，追蹤的工程必須整合八個定位系統，中間連結的方程式計算至少也要一天，但有了ＧＰＳ，不用一秒鐘，立刻可以鎖定飛彈位置。

一天與一秒的差別，在當初老東家營運計畫書裡明白寫著：「要普及民用，少說得等二十年。」二十年，對許多工程師來說是一座橫在眼前的巨山。但在這條路上，高民環因為瞭解得比別人深，自然形成遠見，決心也自然下得比別人深。

當時，他數度勸說公司發展ＧＰＳ，老闆卻一點都不看好。一種技術，兩種看法，種下他日後創業的因子，當時，他的同事、日後的創業夥伴Gary Burrell，甚至因此位子不保，打算退休當牧師。

就這樣，一九八九年，高民環把美國房子賣了，與Gary、台灣的親朋好友籌集了四百萬美元，帶了十名工程師，創立了台灣航電。當時，他四十歲，Gary五十二歲。兩人就這樣開起公司來。沒想到，如今，不只高民環成了全球富豪，原本動念當牧師的Gary都成了全球富豪。

成功第三步：決心下得深　 為畫出天空地圖，半夜解碼一整年

創業初期，ＧＰＳ技術尚未完備，裡頭最難的就是，要解讀衛星傳送的微波，算出經緯度，再運算出導航參數，並建立經緯度資料庫。「一切從零開始。」高民環說。

利用微波建立經緯度資料庫，等於要把整個地球天空畫好數億個點，再從點去判斷所在位置，這個龐大的天空密碼，高民環憑著過去積累下來的技術，花了一年才能解碼，開發出民間第一個ＧＰＳ導航器。這個天空地圖當時只有軍方擁有。這一年，他連睡覺都在想答案。

那時，美國衛星不過七顆，每天衛星劃過美國天空的時間僅七小時，且多半在凌晨一、兩點。為了追逐衛星收集微波，他經常半夜和他的員工開車到公司，在星空寂靜的夜晚，坐在實驗室或車上，亮著小燈、戴起眼鏡，貼著微波接收器，與距他兩萬公里遠的衛星們對話。

每天收集一點點微波，透過訊號處理後，還要回家解讀。往往快天亮了，高民環躺在床上，腦中還在想如何解碼，一想到，立刻拿起旁邊的筆記本，一筆一筆記下。

最後透過數字運算，才能正確的標出經緯度。而高民環比別人早解碼，源自其懂得傳統導航技術、又有訊號處理能力，再加上ＧＰＳ的數學運算，這些技術加總一起：「全都在我的腦子裡。」他比著自己的腦袋。

成功第四步：挑最難的產品　 技術耕耘陸續開花，登上龍頭地位

早年重視技術底層的耕耘，蓄積的能量終在這刻爆發出來。創業後，一如他的求學階段，也挑最難的產品進入。台灣航電在產品上有四個歷史性產品，都是「求難」而來的。

公司成立兩年後，推出第一個多用途衛星導航產品，就聲名大譟，甚至在波斯灣戰爭時也接到美歐軍方訂單。原因在於他克服了初期ＧＰＳ大如冰箱的缺點，把上百種零件，統統縮小成一人用手就可操作的產品。

而第二個產品，花了近八年才推出，但也讓他一舉搶進航空市場當老大。一九九○年，通用飛機導航市場的霸主是King Radio，市占率八○％。高民環認為可以把機艙內多達十幾種的儀器，整合成一個，將會是突破性的產品。

但當時所有人認為，怕干擾的ＧＰＳ，放在機艙內就夠困難，遑論把所有儀器整合成一個ＧＰＳ，恐怕需要至少二十種技術。但高民環求難的個性，讓他下決心挑戰不可能。

一九九八年，他們終於開發出整合通訊、自動降落儀和ＧＰＳ功能的全新產品。這款產品比別人更便宜，維修和安裝手續也大幅簡化。一九九九年，台灣航電一舉超越King Radio，成為飛機改裝市場裡的龍頭。

二○○三年，他們更進一步進攻新飛機市場，推出只有兩個螢幕的ＧＰＳ。他們從高頻通訊技術、導航系統、雷達系統、到自動降落系統，一樣一樣從根本學，「ＧＰＳ技術，只占我們技術能量的一小部分。」高民環表示。

這個革命性的產品一推出，挑剔的飛機廠商排隊搶買他們的產品，連全球第三大的巴西飛機製造廠，都得靠插單才能拿到貨。那一年，他們成為飛機導航市場的霸主。

而之間推出的手持式產品，別人都是羽量級，他卻直接挑戰超重量級。當對手早一年推出低價產品，高民環卻寧願練功，晚一年半但推出功能更強結合定位、視訊等產品，一舉打敗對手。

高民環的營運模式也難。從公司設立第一天開始，就決定採取垂直整合，從上游研發、中游製造到下游組裝與品牌行銷，全球運籌。高民環回憶：「當時競爭對手都認為直接外包，比較省錢也容易，但我卻不這樣想。」

「求難」哲學，奠定日後台灣航電的根基，公司成立後每年都賺錢，營收、獲利每年都以三○％速度成長，二○○五年營收逾新台幣三百三十億元，獲利九十億元，市值二千二百億元。二○○三年《富比世》雜誌曾談到：「美國納稅人花了一百五十億美元，發射二十七顆ＧＰＳ衛星，這個公共建設最大的財務受益者就是兩位工程師：高民環與Gary。」

為了專心經營，他們曾堅持不上市，「這是我最享受的事，公司就像潛水艇一樣，大家不知道你。我常常說，最好的市場地位就是，你有七成的市場占有率，但大家以為你只有三成，那個日子最好過。如果連你的員工都以為只有三成，更好。兢兢業業嘛！」他說。

他一生的探險，都是從最難的挑戰下手，挑戰全球成功的背後，就是要把事情做到最好。至於財富、名利，「這些其實都是illusion（虛幻）罷了，」他重複說著。

對高民環而言，財富來了，但幸福感卻不一定比當年高。「沒有的，才覺得享受。」他回憶，當他還是一個窮留學生時，拿著宿舍信箱裡的漢堡王折價券，衝去買漢堡來吃的經驗，到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滋味。

成功第五步：根本哲學　 追求財富不要太快，基礎做好最重要

「現在的人都太重名利了，」高民環感嘆。回顧他的一生，他說：「有一種人天生就會爬梯，當他成功時，大家以為自己也是這樣的人。但非常不幸，多數人沒有自知之明。結果幾百人都急著去爬樓梯，最後都跌了下來。」

他舉例：「在美國，我有一個同事很想往上爬，當時他二十八歲就當上最年輕的工程師總 ，最早當上這個位子的人。可是因為基礎做不夠，年輕不懂領導，後來就摔了下來，」「我知道自己不是屬於這種人，所以也不勉強。」

問高民環，希望自己的故事代表什麼意義？他說：「每個人都要瞭解，你要什麼東西？有人追求財富、權力，有人追求生活。但不管你希望什麼，都要快樂，喜歡你的工作。」

「如果你快樂，就會有熱心、努力去做，這就會建立你的能力，機會自然會來，跑也跑不掉。」相對於現代人追求快速致富的價值觀，高民環說，「追求財富不要太早、也不要太積極。」因為，根本做好了，其他的東西，自然會跟著來。

就像春秋時代的楚莊王，登基三年，卻無任何政令頒布，有人問他為什麼？只見楚莊王靜靜的說：「南方有一隻大鳥停在土丘上，已經三年不展翅也不叫，你知道為何？三年不飛，是因為尚在豐滿羽翼；不鳴，是因為還在觀察治民的法則。雖然不飛，但一飛就沖天；雖不鳴，但一叫就震撼。」半年後，他大興變革，成為春秋之霸。

從楚莊王到高民環，他們「大器晚成」的背後，其實都在求「根本」。（選錄自《商業周刊》九五三期）

不給數字目標的老闆

高民環從小數學就很好，但管理公司時，卻不拘泥於數字。

雖然沒學過商管，但創業時，「為了要做一個營運計畫，我跟我的夥伴租了一台電腦，搞了幾天，以我們學工程的人，這個什麼財務報表的，一看就懂了。」創業後，「常常員工拿報表要報告，人還遠遠在門口，我就看得到數字哪裡錯了。」他笑著說。

但就因為太瞭解數字，所以，他比一般人更瞭然數字。

「每個數字背後都有它的故事。」他說，經營公司時，如果只看表面的數字，很容易失去客觀判斷。例如，如果銷售部門的兩個團隊，一個成長九○％，另一個成長三○％，前者績效比較好嗎？可能是因為他銷售的產品處於成長階段，後者則是成熟產品。

所以，他不給幹部年度營收目標或預算目標。對於他，數字是末端結果，把根本的事情做好，才重要。根本之於公司，就是「人」，找對的人，就會有對的數字。因此對於任何一個主管，他都要親自面試，嚴格把關。他採取精兵政策，寧缺勿濫。不迷信數字管理，台灣航電卻能連續十八年創造營收獲利成長，實屬不易。

小檔案 _高民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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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民國38年
學歷：美國田納西大學電機博士
經歷：Teledyne Systems、King Radio系統工程師、1989年與合夥人Gary創立台灣航電
成就：2004年、05年蟬聯全球富豪，公司營收330億元

“私欲”为杨致远下课埋下伏笔

轉載自：http://bhopinion.hexun.com/2008-11-20/111439432.html
【作者：资深财经评论员马光远 来源：东方早报】

北京时间11月18日早9时,雅虎CEO杨致远“终于”同意在董事会找到继任者后辞职。说他“终于”辞职,是因为,在雅虎面临微软收购失败、股价暴跌、业务萎缩、与谷歌合作流产、高管出走等困境时,杨致远的辞职似乎是众望所归。早在7月22日,美国《财富》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就直接预言杨致远“熬不过今年年底”,不幸这预言成了现实。

从2007年6月18日接替塞梅尔出任CEO,到11月18日宣布辞职,在短短的一年半的并不美好的时光内,杨致远最终没有成为雅虎的拯救者。雅虎不仅没有改变与谷歌竞争中疲软的表现,反而因公司战略摇摆、核心人员出走、业务大幅滑坡而陷入了更深的泥坑。特别是以杨致远为代表的公司董事会在拒绝了微软提出的天价要约收购之后,股东利益与公司董事会之间的矛盾彻底暴露在公众的面前,成为雅虎所有不幸的一个导火索。

2008年1月31日,微软向雅虎提出了以31美元每股,总价高达446亿美元的天价收购计划。这个出价比当时雅虎的市值溢价60%,但是雅虎董事会以微软的出价“严重低估”了雅虎的价值而正式拒绝了微软,杨致远在其中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现在,雅虎的股价一度跌穿10美元,累计下跌60%多, 已经不到当初微软提出要约时候的三分之一。

雅虎拒绝微软被认为是美国科技界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杨致远领导的董事会被认为为了个人“私欲”而罔顾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本诉求。以伊坎为代表的股东公开提出了代理权争夺,将自己提名以替代现有整个雅虎董事会,驱逐公司首席执行官杨致远,并打算与微软重启收购谈判。后经双方妥协,雅虎现任董事会与伊坎就代理权争斗达成和解,但这显然已经为杨致远下课埋下了伏笔。

为了安抚愤怒的股东,杨致远转而寻求与竞争对手谷歌在搜索广告市场开展合作,但双方的合作触发了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程序。面对业界的强烈反对和反垄断诉讼的压力,谷歌主动宣布放弃与雅虎之间的搜索广告交易。这一切的流年不利,导致业绩跳水60%多。加之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投资者担心网络广告开支下滑,用脚投票导致雅虎股价大幅下挫,累计跌去了60%以上,创下了五年来的新低。至此,杨致远下台与其说是外界的压力所致,毋宁说是自己的一个解脱。

对于一个卓越的互联网领域的创始人而言,将这一切战略失误归咎于时运不佳显然没有任何说服力。可以说,雅虎所有的战略错误加起来,也没有拒绝微软收购的错误致命。对于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特别是一个具有中国血统的人而言,将其一手创办的企业卖掉,绝没有朱新礼所说的“像卖猪一样”那么潇洒。面对微软收购以后,雅虎品牌消失的恐惧让杨致远犯下了其一生最大的错误。杨致远拒绝了微软,而要证明自己,只有让雅虎的业绩和股价超过微软的收购价31美元, 这是市场无情的规则,而这对杨致远而言,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其后犯的一系列错误和时运不济,让杨致远本身都成了雅虎的“负资产”,“剥离”杨致远对于雅虎的未来而言,显然是一个多赢的选择。

杨致远的错误,不是输在战略,而是输在了对公司治理基本原理的背离。我们不能忘记,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委托代理理论”,首倡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理论之后,所有者和经营者分开已经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伯利和米恩斯正是看到了企业所有者兼具经营者的极大弊端, 才提出了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的卓见,才有了以后的职业经理人阶层。显然,杨致远的失败,不过是给违背这个逻辑起点的多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典型案例而已。

杨致远1994年创立了雅虎,并让雅虎一度成为硅谷的奇迹,想想10年前,雅虎一统互联网天下的气势,雅虎风生水起的时候,谷歌还没有出生。而当面临品牌与公司未来的取舍时,对“孩子”的难以割舍使得杨致远做出了违背股东利益的“逆向选择”,贻误了公司的大局。是的,杨致远挡住了微软和伊坎的进攻,保住了雅虎的品牌,但也把雅虎彻底送入了困境。所以,当我们一致指责朱新礼卖掉汇源,支持牛根生保护“民族品牌”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杨致远为了保护雅虎的品牌而陷入绝境的结局。

杨致远辞职了,这个消息让雅虎股价上涨了8.65%。杨致远辞职也给微软重启收购谈判扫除了障碍。虽然微软公开表示已经对雅虎“没有兴趣”,但考虑到双方业务的互补和谷歌咄咄逼人的态势,这不过是微软杀价的手段而已。杨致远虽然仍然以有点像“荣誉主席”的身份留在董事会中,但已经不再成为雅虎发展中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他可以告别焦虑,回到家里,好好体会伯利和米恩斯的“委托代理理论”的精妙了。

杨致远与雅虎的没落

雅虎宣布杨致远将离职 寻找CEO接任者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18日 09:26 新浪科技 (李明)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1月18日早9时，据国外媒体报道，雅虎今天宣布，CEO杨致远同意在董事会找到继任者后辞职。

雅虎董事长罗伊·博斯托克(Roy Bostock)在声明中称：“杰瑞(注：杨致远英文名)和董事会就权利交接的时间进行了沟通，一致同意目前已到将CEO职位交接给新领导人的时机，他将带领公司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对杰瑞在出任CEO的18个月里所作出的诸多贡献表示感谢，我们也欣慰地得知，他计划继续担任公司核心高管和董事，并将积极参与公司事务。”雅虎表示，杨致远将恢复“雅虎酋长”一职。

杨致远在声明中称：“从创建雅虎，到把雅虎发展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全球品牌，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当董事会让我重新出任CEO时，我接受了。因为对于企业而言，在不同的时代需要有不同的视角，这样才能推动公司发展。但为了打造一个全新、开放的雅虎，现在是我辞去CEO职位的最佳时机。将来，我会继续关注雅虎的全球战略，继续为雅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雅虎表示，已聘请猎头公司海德思哲国际咨询(Heidrick & Struggles)负责寻找CEO人选。

自杨致远担任CEO以来，雅虎股价已下跌了逾60%，周一报收于10.63美元，远低于微软今年2月份提出的每股31美元的收购报价。据知情人士称，雅虎董事会和杨致远于几周前开始讨论接班人选问题，而早在几个月前，雅虎大股东就开始游说董事会，建议罢免杨致远。但杨致远此前一直表示，他是带领雅虎走出困境的最佳人选。近期，由于与谷歌的搜索广告合作胎死腹中，以及与AOL谈判毫无进展，雅虎继续保持为独立公司的战略遭遇打击。

目前，杨致远的接班人尚未浮出水面，而新任CEO是否将重启与微软的谈判之门也是未知数。但雅虎新董事、激进投资人卡尔·伊坎(Carl Icahn)一直希望雅虎能与微软达成某种合作协议。

杨致远简介：　　

杨致远1968年出生于台湾，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长大，是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学理学士和理学硕士，目前是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学博士学位候选人。

1994年4月他与大卫·费罗(David Filo)一起共同创造了雅虎互联网浏览导引，并于1995年4月建立了雅虎。2007年6月，杨致远接替塞梅尔出任雅虎CEO。除了担任雅虎董事，杨致远还为思科、雅虎日本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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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致远何去何从？
2008年11月14日 15:49:05 　来源：新浪科技 (杨琳）

导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天发表分析文章称，自担任雅虎CEO以来，杨致远并没有帮助这家状况不佳的公司走出困境，而是陷入更深泥潭。这位网络时代的开拓者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主动“下课”。

忽视谷歌 自食其果

面对谷歌咄咄逼人的气势，杨致远虽采取措施应对，但最终为时过晚。更为重要的是，在微软提出收购之后，杨致远不顾股东反对，断然拒绝。这种不给微软“面子”的做法引发代理权大战，最终让他身陷重围。实际上，让杨致远出任CEO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为了不让形势变得越来越糟，这位网络时代的开拓者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主动“下课”。

如果杨致远此时辞去雅虎CEO一职，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意外。11月5日，美国科技产业“Web 2.0峰会”在旧金山举行。就在杨致远出席会议前几小时，雅虎的一项重要战略遭受重创。但杨致远还是勇敢地在峰会上露面，并用他绅士而优雅的方式解释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令人惊异的一年”。

杨致远不愿承认2007年6月出任雅虎CEO是一个错误。但这个错误已经眼睁睁地摆在面前，这是杨致远和雅虎股东必须要面对和承认的事实。雅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络公司之一，由杨致远与好友大卫·费罗(David Filo)于1994年共同创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半开玩笑的头衔——“雅虎酋长”。

当时的杨致远一度认为，凭借自己的创造力和满腔激情，他有能力让雅虎这家境况不佳的公司走出困境，并最终踏上复兴之路。在网络经济萎靡不振之际，他向好莱坞巨头特里·塞梅尔(Terry Semel)伸出橄榄枝，请他掌舵雅虎并使其成为一家媒体公司。然而，无论是赛梅尔还是杨致远，都忽视了一位新对手——谷歌——的重要性。可能都是斯坦福大学校友的缘故，赛梅尔和杨致远曾帮助谷歌的两位创始人“上路”，虽然还只是几年前的事情，但这对“新人”和“旧人”的关系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雅虎将自己定位为一家发布媒体内容的“门户网站”，相比之下，谷歌则将为网上冲浪者打造一个简单的搜索框作为自己的起点；雅虎仍旧认为，广告是网页上闪烁的霓虹灯，谷歌则在搜索结果之间插入简短的文字介绍，并准确锁定搜索的关键词，只有用户点击时才会向广告客户收费。雅虎及时地发现谷歌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未来发展方向，并开始奋力追赶——最初曾雇用谷歌提供搜索，而后炒谷歌鱿鱼，并通过收购方式壮大自己的品牌实力——但此时“下手”已经为时过晚。

双方都有错

杨致远骨子里是一个不愿与人发生冲突的人，对于赛梅尔的一系列措施，他都予以最大支持直至最后一刻。2007年5月，杨致远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他和其他董事会成员一直与公司领导者“步伐一致”。但仅仅过了一个月，赛梅尔便辞职走人。令一些人感到意外的是，杨致远接替了这位好莱坞巨头的职位。但他的上台却让雅虎的境遇变得越来越糟。高官们纷纷离去，工程师意志消沉、士气受挫，一些革新项目也被迫搁浅。

2008年2月，微软提议以每股33美元的价格收购雅虎。这项交易可以让杨致远走出困境。微软拥有一家与雅虎类似的门户网站，但搜索实力却弱于谷歌，他们希望与雅虎“团结”起来，共同与谷歌对抗。但杨致远最终选择了拒绝。虽然几个大股东站起来反抗，但杨致远以收购价太低为由，拒绝就范。微软只好无奈地放弃收购计划。杨致远在“Web 2.0峰会”上说：“很多人回想起这件事情，只有我是个例外。”雅虎当前的股价已跌至12美元，他迫不及待地想证明谈判的诚意，“如果价格合理，我们便卖掉公司，但他们却选择了放弃。我并不是因为自负而使雅虎保持独立，在这件事情上，双方都有错。”

但杨致远从没对微软的建议提出明确的替代方案。他去找谷歌的朋友，后者答应进行广告合作，这可能会让雅虎拥有额外的现金流，避免重组。然而这项合作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如果这样合作，雅虎在美国的搜索结果旁边将出现谷歌提供的广告，而谷歌已经在搜索广告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尽管谷歌愿意做出让步，但负责打击企业垄断的官员仍对两家的合作持怀疑态度。这也是谷歌在11月5日放弃这项合作的原因。杨致远承认，合作失败令他“非常失望”。

时过多年，雅虎现在的境况究竟如何？有人认为，雅虎应该与AOL合并，AOL是媒体巨头时代华纳旗下门户网站，雅虎和AOL的业务大同小异，但很难想象两个老迈的门户合并后会成为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谷歌杀手”。雅虎和AOL都严重依赖其品牌的显示广告。与谷歌的支柱，也就是更加精确的搜索广告相比，显示广告目前遭受的冲击更加沉重。

多灾多难的一年

当然，雅虎今年遭遇的所有不幸不应全都归咎于杨致远，毕竟好人也会遭遇不幸。但对有关在一个理想世界里，雅虎应该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他从没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杨致远喜欢说，对500万网民来说，这是一个“新起点”。但是这个新事物与早已失效的老门户思维有什么不同，或者与谷歌有效控制的搜索业务有什么区别？

杨致远对大会听众说，他希望雅虎成为一个“平台公司”。他指出，海外开发者应该开发出可使雅虎的服务更加有效的应用软件。但是微软、谷歌、Facebook、亚马逊、Salesforce.com和其他所有高科技公司现在都想成为平台公司，而成功者凭什么就一定是雅虎这样一个失去了创新精神的公司呢？

这样的辩论最让杨致远痛苦。他承认，有一种感觉是“我们落后了”。但是“我们坚信我们正在创新”。参加这次会议的网络企业家有很多都曾从杨致远身上受到启发，这次，他们很少谈到雅虎面临的这个问题，谈论这位老一代网络英雄的没落是件令人伤心的事。何去何从必须由他自己抉择。

走下神壇的葛林斯潘

來源：2008-11-02 中國時報 【吳芳銘】

前美國聯準會（Fed）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日前在美國眾議院的聽證會上坦承，他所相信的自由放任市場意識形態有缺陷，對於衍生性金融商品不加管制而造成嚴重問題，這些錯誤加劇了目前經濟的蕭條。

這與經濟繁榮年代葛林斯潘在國會受到的推崇大相徑庭。事實上，葛老利用低利率調節經濟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以致亞洲金融風暴、網路泡沫、和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經濟都能安然過關，甚至出現長達十年低通膨、高經濟成長的「新經濟」奇景，不但打破了傳統經濟理論中的「菲力普斯曲線」（Philips curve，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存在交替關係，通貨膨脹率高時，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低時，失業率高），此這一作為也奠定了葛老的崇高地位。

不過次貸的發生和金融危機的惡化，卻讓美國眾議員們細數葛老擔任Fed主席時的錯誤的政策，並質疑葛老在房市泡沫和次貸危機爆發前有權防止不負責任放貸行為的發生，但卻不聽信任何建議而沒有去做，導致現在美國經濟必須為錯誤的政策付出慘痛的代價。

化約的說，成就葛老和毀掉葛老的，可稱為「葛林斯潘主義」（Greendpanism）或是「葛林斯潘經濟學」（Greenomics）：主張Fed應該鬆綁對資產市場的管制，首要是努力控制通貨膨脹，之後再實現充分就業和促進消費力的最大化。這是因為葛老認為Fed無法準確判斷資產市場是否存在著泡沫；而採取此一政策在資產市場發生泡沫破裂並出現嚴重危機時，事後收拾殘局的成本也會比較低。相比之下，為了防止泡沫，事先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會提高失業率、減少投資，導致較高的成本。

但是從事後看，葛老寬鬆的貨幣供給，雖一度創造了經濟榮景，不過卻是助長了華爾街對於高風險追逐的風潮，預埋了次貸危機和華爾街金融風暴，最後把風險轉由美國政府獨自承擔。於是，「葛林斯潘經濟學」成了「不負責任經濟學」：造就了一個新自由主義冒險者追求高風險的天堂，在出事後相信Fed會扮演國家經濟或金融消防隊，或者是全球資本市場最終貸款人的角色，出面解圍或收拾殘局。因為泡沫的發生在於投資者預設了一個「葛林斯潘看漲期權」─葛老給了投資者一份有效的契約式權利，讓投資者可以在未來的某一天以一個事先約定好的價格賣出自己的股份，從而可以規避風險以預防潛在的價格損失。從這個角度看，不難發現出現了「盈利私有化，虧損國家化」的現象，也就不難想像後輩晚生的美國眾議員會對一位經濟智叟嚴詞發難了。

但不是沒人看到危機，前國際貨幣基金首席經濟學家麥克．穆薩（Michael Mussa）就主張Fed在追求就業率、購買力和成長率最大化之前，必須先確保利率維持在一個夠高的水準，透過遏制通貨膨脹高漲，以防止資產市場出現泡演變成經濟或金融危機而導致經濟的衰退。此看法或可稱為「穆薩主義」。

「穆薩主義」還批判葛老長期所維持的低利率政策，並認為由於貨幣長期的寬鬆讓資產市場成為滋生泡沫的溫床，一旦被吹大泡沫破裂，後果難以收拾。果然葛老去職主席一年餘，房地產市場泡沫就爆發，之後緊接著發生了次貸危機，並引發了信貸動性問題，如今擴大為全球性金融風暴。

不過，面對批評者的質疑，葛老的信徒認為，收緊銀根會導致失業率提高和工廠倒閉，不利於經濟成長。他們始終相信，Fed對泡沫破滅後的嚴重危機具有駕馭和解救的能力。只是不幸的是，如今美國甚至全世界都為此付出了難以計數的代價。而葛老不情願地說出了「我錯了」，更讓人見識到過於自信導致低估風險和疏於監管的可怕後果。

一場金融風暴衝垮了葛林斯潘十八年所建立起來的「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聯準會主席」美譽，換來的是「泡沫先生」（Bubble Man）稱號。而過去泡沫微醺繁榮時代，竟是像巴特拉（Ravi Batra）所稱「葛林斯潘的騙局」。

葛老走下神壇，再次證明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以及「錯誤的政策比貪汙更可怕」的古諺。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人生態度》

《經營之神》王永慶

商業周刊 第1092期 2008-10-27 撰文者：成章瑜、呂國禎、溫建勳
王永慶從一根扁擔挑米，挑出2兆王國。他一生92歲，「勤勞樸實」講了一輩子，他說：這不是小氣，是一種精神、一種儆覺……。

最後一片紅葉落下，在最美的秋天，同時也宣告一個蓽路藍縷的時代結束。十月，是紐澤西最美的季節，樹葉開始轉紅。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每年都選在此時來這裡視察美國台塑。誰也沒有想到，今年之行竟是他人生最後一趟旅程。

究竟有什麼重要的事，一定非去美國不可？

「以台塑集團完整的接班計畫，以他九十二歲的高齡，他大可不必親自出征，」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心有所感的表示：「我想這就是真正的英雄，勇士都是戰死在沙場上！」

「勤勞樸實，念小學都懂」　道理簡單，難在行其一生不變其志

二十三歲就開始跟王永慶一起做華紙的永豐餘集團總裁何壽川，週日，趕到林口靈堂探望他叫了多年的「歐吉桑」，眼眶紅了。王家與何家三代相交，逾半世紀，王永慶當年取得台塑的執照，台灣第一張聚氯乙烯（PVC）廠許可，就是由何家轉手取得。想起過往，何壽川娓娓道來。

沒有人不知道王永慶，卻很少能理解王永慶。

勤勞樸實，念小學都懂這四個字，一般人也覺得這沒什麼大道理。但何壽川說，王永慶不同的是，在不同時間人都會移其志，但他不會，行其一生，不變其志。「道理當然簡單，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在一生九十幾歲當中，都堅定不移，」何壽川說。

從創業開米店的第一天，挑起扁擔，他就如此。

形容人的一生像蠟燭燒到最後一滴，王永慶的一生是連燭台上的蠟油都要再集合起來，起碼可以再燒二十分鐘。王永慶的最後十年霸業就是這樣「燒」出來的。

「其實勤勞樸實四個字裡，最難的就是樸，」何壽川說。樸，比勤更難。樸，指的是心思單一，沒有雜念。因為人的欲望像是魔獸，會昏聵你的心。

很多人認識的王永慶，是毛巾破了也不換，衣服破了還在穿，甚至沙發破了也沒關係，其實這些欲望跟面子問題，在王永慶身上根本不是問題。他辦公室的沙發皮破了，友人問他為什麼不換？他說，「你如果看我不起，你就不會到我辦公廳來，這個根本沒有面子問題。」

「他的無私，我長大才懂」　時時記得六輕、海滄，卻忘了兒女

《世說新語‧傷逝》有一句話：「太上忘情」，然而「太上忘情」，並非無情，是無偏無私的大情。王永慶隨時都在「忘」，忘了吃飯的時間、忘了子女的生日、忘了換掉那輛一開就十八年的凱迪拉克，犒賞一下自己。但是有一些事，他永遠不會忘，六輕這件事從「想」到「做」，放在心上一放就三十年，占掉他一生三分之一的時間；海滄計畫、大煉鋼廠，這種大事他一刻都不會忘。

「我從小就是很不諒解，為什麼父親總是給我很少時間……，他每天都是在做事，每天都是在努力，每天都是在工作，就是為了造福社會，為了替別人做事。」王永慶的么兒、台塑美國關係企業JM塑膠公司總裁王文祥談他的父親：「他的無私，我長大後才懂。」

如果對於自己子女的照料，在他的重要排序上是排在六輕、海滄計畫、大煉鋼廠投資之後，就可以理解到，他連兒子傳遞需要親情的訊息都擱在一邊了，怎麼可能會拿一張沙發、一條毛巾當回事。

有一次，中央銀行發行新的紙鈔，王永在看到記者在手上玩弄，就說「你那個拿來我看一下，這是什麼錢？」旁邊幕僚跟他說是「新的新台幣」，王永在喃喃自語：「很久沒看過錢了。」他接著補充，「阿兄（王永慶）也都沒有在用錢。」

很久以來不知道新台幣長什麼樣子，賺錢，對王永慶來說，就像是一杯清水一樣，淡而無味。

王永慶一生的財富，根據《富比世》（Forbes）估計，高達六十八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二千二百億元），即使坐擁金山銀山，「在他生命中，他並沒有享受到什麼，」王文祥說。

「勤勞樸實，不是小氣，是一種精神、是一種儆覺、一種良好的習慣，」王永慶曾經如此說。人越功成名就，通常越希望犒賞自己。但是王永慶對於享受的思考跟人很不一樣，他認為，欲望降低才可以拒絕誘惑，「有了成就就放鬆，一放鬆什麼都會忘了。」

民國九十三年前，王永慶生日那週，他最愛的「活動」是到高雄巡視當年發跡的第一個辦公室，重溫當年打拚的回憶。在王永慶的生命裡，一直很眷戀舊的東西。因為舊代表的是永恆，包括「會做人就會做事」這種老掉牙的口語，在他一生是比鑽石還有價值。

巡視舊高雄廠的另一項行程就是參加台塑高雄廠員工的尾牙。這時候王永慶最愛聽的是員工為他唱的台語老歌「白牡丹」，王永慶一邊點頭打拍與微笑。不難看出，王永慶的沉醉與享受，質樸與簡單。

「他很不喜歡人家吹」　一句到美國闖一闖，不是亂講的

樸的另一個意思是「真」，做不到就不要「吹」。

談起王永慶，何壽川最常提到的就是王永慶很不喜歡人家「吹」，做得到就去做，話不能說過頭。「你一直吹，他就一直聽，你以為是開玩笑，他不是啊！你告訴他的，他就一直聽、一直聽，你（以為）說是長輩請你去吃飯，聽一聽他都忘了。他（王永慶）不是，你跟他講你要做什麼，下一回他就會問你說，你這件事情有沒有做完。」

王永慶自己說過的話，都是禁得起考驗，因為他傾畢生之力做一個「真人」。他在高雄前鎮廠的第一個辦公室座位前，正對著一張世界地圖，當年王永慶經常跟員工開玩笑：「這個地圖應是美國人畫的，因為地圖的中心是美國，讓我每天都要看美國。」以後有機會，應該到美國闖一闖。員工都當成是玩笑一場，也不在意。其實，他是放在心上的。民國六十九年，王永慶展開美國布局、國際布局，今天美國已經成為台塑三大生產基地之一。

有一次，記者和台塑集團總管理處總經理楊兆麟吃飯閒聊，話題是王永在的賓士座車因為經常往返台北、麥寮，而不堪使用。當時台灣企業家流行買一輛三千萬元的麥巴赫（Maybach），建議請王永慶買一輛給王永在。

楊兆麟直接就說，王永慶當然會簽「可」，但麥巴赫可能變成Toyota，話一出，讓大家哄堂一笑。雖然只是一句玩笑話，但王永慶就是這樣的人，他只有一輛座車，超過十年沒換過。

一貫的簡單，可以快速建立事業的王國，但如果用在親情和政治上，卻常常適得其反。

當年他把長子王文洋逐出家門，自己就曾說自己是無情的人。他對於長子是否能夠接班掌大局，有他自己的定見，老臣幾番勸說都無用。甚至，到送終的最後一刻，台塑的接班布局也是傳女未傳子，由女兒王瑞華與王瑞瑜進入「七人決策小組」。事業的巨人，也讓王永慶變成情感上孤獨的巨人。

走到最複雜的政治中，王永慶常常也會超過他的理解。

民國八十九年的總統大選，國民黨推出的候選人是連戰。外界對此看法，並不壓倒性的認同，王永慶覺得連戰才是上選，因此毫不忌諱的就一早起來寫文章：「台北在十字路口的抉擇」。最後，想想，還拉著何壽川等開了一個挺連大會，連戰根本沒到，他也自己開。

政治表態，是商界忌諱，但王永慶還是「天真」的做了。

在事業上，王永慶屬於深思考型的人，你看到一點，他馬上分析成十點，你走的一步，他卻看到後面十步。「那種內化的程度，好像王永慶就在旁邊看著你做，」管理科學學會常務理事長許士軍說。

「寧願賺柴米油鹽的錢」　只做實業，認為銀行不實在沒做

因為要看十步，就不能做虛的，王永慶做事業，一定要是「實」業，他認為這樣才不會踩空。

民國八十年七月三日，財政部一舉核准十五家新銀行設立，那一年叫做「新銀行元年」，賣飼料的想要開銀行，挖水泥的也要開銀行，一時之間，台灣只要稱得上「集團」的，都想要有自己的大金庫。

營業額僅他十分之一的集團都申請新銀行，台塑為何不要有一家自己的銀行？

台塑八萬名員工，集團往來資金上千億元，光是做自家生意就可以成立一家大銀行，內部有這個想法，卻馬上被王永慶斥責，「公司需要借錢，就開銀行，那員工要旅遊，不是要開一家旅行社？」王永慶要幹部想一想，企業的核心價值在哪裡？他認為銀行那是買空賣空、不實在的行業，對人類沒有貢獻。

民國八十六年亞洲金融風暴，幾家蓋房子的企業投入的銀行出問題。這一波全球金融海嘯，銀行裁員風暴預估來勢不小；加上金融海嘯風暴、二次金改與金控合併疑案，許多金控負責人紛紛遭約談。

再回過頭去看王永慶當初對銀行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他並不是「先知」，他只是寧願賺柴米油鹽的錢，一塊錢一塊錢的賺，也不賺虛幻的機會財。他的經營目標是永遠不會消失的民生需求，他認為量大壓低價格，就永遠能打敗景氣衰退。後者是他經營企業的專心務本價值：樸實。

前摩根大通副總裁何佩玲從這次連動債事件領悟到，「其實，人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別人身上，希望讓別人過好的時候，自然自己的欲望就可以降低。」

「捨不得為自己多花一毛錢」　八十七歲那年，才第一次放假

一輩子「勤勞樸實」的王永慶，外界可能很難想像，他一直至出生第八十七年，才第一次放自己的假。王永慶的第一個假期，是九十三年，陪著王家二、三代小孩前往峇里島度假。創業以來，年年是從頭到尾做滿三百六十五天。

王永慶人生第一次舉辦大型慶生活動是在去年，他竟然到了人生的最後一年才有人替他過了一次熱鬧的生日宴會。「他從把不錢留給自己，也捨不得為自己多花一毛錢，」他的女兒王瑞瑜說。

「享受工作是台灣人DNA」　最愛衝到第一線，五月還去廈門

即使是過世前，王永慶依然馬不停蹄。九十二歲的王永慶，對事業依然一馬當先，「他喜歡聽外面的聲音，到第一線去聞嗅覺，」聯發紡織總經理葉清澤說，「而且他會考你，這個地方人口多少，物產多少，他整個頭腦都是生意經。」王永慶很少笑，但如果他看到他的問題你答得出來，你就會看到他少見的笑容。

第一線一直都有他的身影，王永慶一直認為他的母親王詹樣活到一百零八歲，以他的身體狀況，應該還可以活很久，但畢竟人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今年五月六日，廈門長庚醫院開幕，身體不好的王永慶堅持要去。但是當他拿起剪刀為廈門長庚剪綵，手中的紅色綵帶，怎麼也剪不斷。六月，台塑越南河靜鋼廠開幕，這是王永慶為下一個台塑布局的重要計畫，王永慶又要衝到第一線，最後，台塑董事長李志村以當地交通不便，還有禽流感、霍亂等疾病為由，才勸退成功。

沒人能阻擋得了他終身拚事業的心，因為對他來說，工作才是享受。那是一種勤勞樸實，所謂台灣生意人最基本的精神，「這個是台灣人的DNA，永遠不變的價值，」何壽川說。

王永慶傳記作者、北京清華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教授黃德海，在台灣訪問期間，常常在台塑總管理處一個小小角落，觀看王永慶下班時緩緩走過，「我始終覺得王永慶九十二歲的背影具有某種穿透力，」他說。

一個背影，怎有如此震撼的穿透力？因為他可以一眼看穿你，你的心思，你的能耐。

「王永慶就像楚霸王，」與王永慶相交五十五年的好友前監察院長王作榮說，王永慶是天才，天才如果要出頭，就一定就是霸王性格。他跟王永慶說，「如果你生在古代，你一定是個會造反的皇帝。」

「這種個性後面，一輩子有個無窮的力量鞭策他，什麼東西都要追求第一，什麼東西都要出人頭地，我都要超過你們，你們有什麼了不起啊，我才是第一，」王作榮說。

「不是王永慶，不會有台塑」　一根扁擔起家，創造一個經濟年代

但霸氣之餘，他對人又有難得的尊重。

「你知道他（王永慶）國語講得不好，只要在座裡頭有一個人不講台語，他絕對不會用台語說話，」何壽川說，老一輩的，我父親這一輩都是這樣，他們沒有受過真正的國語教育，但是他們的國語都說得不錯，就是只要有一個人不講，那個語文他絕對不會用，「雖然（講國語）聽起來，還會有一點辛苦，但他告訴我，這是對人的尊重。」

何壽川說了另一段小故事：「我父親有個機要秘書姓朱，他是廈門人，是一個老師，文學底子好。後來，朱先生一直待在王董事長的身邊。他比王永慶早好幾年過世，他喪禮的時候，王永慶在喪禮上，從頭坐到尾。」

何家與王家的淵源很深。早年，辦特許事業都要執照。民國五十年代，經濟部要發展台灣的塑化產業，發出台灣第一張PVC廠的執照。原本國家屬意的永豐餘何家，幾番評估後放棄了這張執照，轉給王永慶。這才會有後來的台塑，世界級的巨人。回想當年，何家會後悔嗎？

四十四年後的今天，何壽川認為，執照只是一張紙，重要是做事業的人，「今天不是每個人拿到執照就可以做，沒這麼簡單啊。現在執照有什麼難？每個人都可以申請啊，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父親講了，如果換我們做，絕對不是今天（台塑）的規模。」雖然多年前何家把執照轉給了王永慶，但是何壽川接受《商業周刊》專訪時談到：「今天如果不是王永慶，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台塑！」

時勢與英雄間，誰造就了誰？與其說，台塑成就了王永慶？不如說是，王永慶成就了台塑，創造了一個產業，一個經濟年代。從一根扁擔起家，也始終如一的貫徹「一根扁擔」的精神。

Steve Jobs Stanford Commencement Speech 2005

史提夫•保羅•賈伯斯（Steve Paul Jobs，1955年2月24日）是蘋果公司的現任首席執行長（首席執行官）兼創辦人之一，同時也是前Pixar動畫公司的董事長及首席執行長 （Pixar已在2006年被迪士尼收購）。賈伯斯還是迪士尼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和最大個人股東。賈伯斯被認為是電腦業界與娛樂業界的標志性人物，同時人們 也把他視作麥金塔電腦、iPod、iTunes 商店、iPhone等知名數碼產品的締造者。2007年，史提夫•賈伯斯被《財富》雜志評為了年度最偉大商人。

賈伯斯的生涯極大地影響了硅谷風險創業的傳奇，他將美學至上的設計理念在全世界推廣開來。他對簡約及便利設計的推崇為他贏得了許多忠實追隨者。賈伯斯與沃 茲尼亞克共同使個人電腦在70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流行開來，他也是第一個看到滑鼠的商業潛力的人。賈伯斯在1985年蘋果高層權力斗爭中離開蘋果並成立了 NeXT公司，瞄準專業市場。1997年，蘋果收購NeXT，賈伯斯回到蘋果接任首席執行官。

=== 以上文字節錄自《維基百科》===

這段影片，是Steve在2005年向史丹福大學畢業生發表的演講辭。是Steve罕有地談及自己生平的演講。Steve的成功故事，最好作為青年人學習的榜樣。亦可以作為美國這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能夠造就個人神話的明證。

This is the text of the Commencement address by Steve Jobs, CEO of Apple Computer and of Pixar Animation Studios, delivered on June 12, 2005.

I am honored to be with you today at your commencement from one of the finest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I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Truth be told, this is the closest I've ever gotten to a college graduation.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three stories from my life. That's it. No big deal. Just three stories.

The first story is about connecting the dots.

I dropped out of Reed College after the first 6 months, but then stayed around as a drop-in for another 18 months or so before I really quit. So why did I drop out?

It started before I was born. My biological mother was a young, unwed college graduate student, and she decided to put me up for adoption. She felt very strongly that I should be adopted by college graduates, so everything was all set for me to be adopted at birth by a lawyer and his wife. Except that when I popped out they decided at the last minute that they really wanted a girl. So my parents, who were on a waiting list, got a c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sking: "We have an unexpected baby boy; do you want him?" They said: "Of course." My biological mother later found out that my mo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nd that my fa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She refused to sign the final adoption papers. She only relented a few months later when my parents promised that I would someday go to college.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But I naively chose a college that was almost as expensive as Stanford, and all of my working-class parents' savings were being spent on my college tuition. After six months, I couldn't see the value in it. I had no idea what I wanted to do with my life and no idea how college was going to help me figure it out. And here I was spending all of the money my parents had saved their entire life. So I decided to drop out and trust that it would all work out OK. It was pretty scary at the time, but looking back it was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I ever made. The minute I dropped out I could stop taking the required classes that didn't interest me, and begin dropping in on the ones that looked interesting.

It wasn't all romantic. I didn't have a dorm room, so I slept on the floor in friends' rooms, I returned coke bottles for the 5¢ deposits to buy food with, and I would walk the 7 miles across town every Sunday night to get one good meal a week at the Hare Krishna temple. I loved it. And much of what I stumbled into by following my curiosity and intuition turned out to be priceless later on. Let me give you one example:

Reed College at that time offered perhaps the best calligraphy instruction in the country. Throughout the campus every poster, every label on every drawer, was beautifully hand calligraphed. Because I had dropped out and didn't have to take the normal classes, I decided to take a calligraphy class to learn how to do this. I learned about serif and san serif typefaces, about varying the amount of space between different letter combinations, about what makes great typography great. It was beautiful, historical, artistically subtle in a way that science can't capture, and I found it fascinating.

None of this had even a hope of any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my life. But ten years later, when we were designing the first Macintosh computer, it all came back to me. And we designed it all into the Mac. It was the first computer with beautiful typography. If I had never dropped in on that single course in college, the Mac would have never had multiple typefaces or proportionally spaced fonts. And since Windows just copied the Mac, its likely that no personal computer would have them. If I had never dropped out, I would have never dropped in on this calligraphy class, and personal computers might not have the wonderful typography that they do. Of course it was impossi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when I was in college. But it was very, very clear looking backwards ten years later.

Again, 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So you have to trust tha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 You have to trust in something — your gut, destiny, life, karma, whatever. This approach has never let me down, and i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in my life.

My second story is about love and loss.

I was lucky — I found what I loved to do early in life. Woz and I started Apple in my parents garage when I was 20. We worked hard, and in 10 years Apple had grown from just the two of us in a garage into a $2 billion company with over 4000 employees. We had just released our finest creation — the Macintosh — a year earlier, and I had just turned 30. And then I got fired. How can you get fired from a company you started? Well, as Apple grew we hired someone who I thought was very talented to run the company with me, and for the first year or so things went well. But then our visions of the future began to diverge and eventually we had a falling out. When we did, our Board of Directors sided with him. So at 30 I was out. And very publicly out. What had been the focus of my entire adult life was gone, and it was devastating.

I really didn't know what to do for a few months. I felt that I had let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down - that I had dropped the baton as it was being passed to me. I met with David Packard and Bob Noyce and tried to apologize for screwing up so badly. I was a very public failure, and I even thought about running away from the valley. But something slowly began to dawn on me — I still loved what I did. The turn of events at Apple had not changed that one bit. I had been rejected, but I was still in love. And so I decided to start over.

I didn't see it then, but it turned out that getting fired from Apple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 to me. The heaviness of being successful was replaced by the lightness of being a beginner again, less sure about everything. It freed me to enter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periods of my life.

During the next five years, I started a company named NeXT, another company named Pixar, and fell in love with an amazing woman who would become my wife. Pixar went on to create the worlds first computer animated feature film, Toy Story, and is now the most successful animation studio in the world. In a remarkable turn of events, Apple bought NeXT, I returned to Apple, and the technology we developed at NeXT is at the heart of Apple's current renaissance. And Laurene and I have a wonderful family together.

I'm pretty sure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if I hadn't been fired from Apple. It was awful tasting medicine, but I guess the patient needed it. Sometimes life hits you in the head with a brick. Don't lose faith. I'm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kept me going was that I loved what I did.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And that is as true for your work as it is for your lovers. Your work is going to fill a large part of your life, 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 And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 keep looking. Don't settle. As with all matters of the heart, you'll know when you find it. And, like any great relationship, it just gets better and better as the years roll on. So keep looking until you find it. Don't settle.

My third story is about death.

When I was 17, I read a quote that went something like: "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as your last, someday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 It made an impression on me, and since then, for the past 33 years, I have looked in the mirror every morning and asked myself: "If today were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would I want to do what I am about to do today?" And whenever the answer has been "No" for too many days in a row, I know I need to change something.

Remembering that I'll be dead so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I've ever encountered to help me make the big choices in life. Because almost everything — all external expectations, all pride, all fear of embarrassment or failure - these things just fall away in the face of death, leaving only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Remembering that you are going to die is the best way I know to avoid the trap of thinking you have something to lose. You are already naked. There is no reason not to follow your heart.

About a year ago I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I had a scan at 7:30 in the morning, and it clearly showed a tumor on my pancreas. I didn't even know what a pancreas was. The doctors told me this was almost certainly a type of cancer that is incurable, and that I should expect to live no longer than three to six months. My doctor advised me to go home and get my affairs in order, which is doctor's code for prepare to die. It means to try to tell your kids everything you thought you'd have the next 10 years to tell them in just a few months. It means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buttoned up so that it will be as easy as possible for your family. It means to say your goodbyes.

I lived with that diagnosis all day. Later that evening I had a biopsy, where they stuck an endoscope down my throat, through my stomach and into my intestines, put a needle into my pancreas and got a few cells from the tumor. I was sedated, but my wife, who was there, told me that when they viewed the cells under a microscope the doctors started crying because it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rare form of pancreatic cancer that is curable with surgery. I had the surgery and I'm fine now.

This was the closest I've been to facing death, and I hope its the closest I get for a few more decades. Having lived through it, I can now say this to you with a bit more certainty than when death was a useful but purely intellectual concept:

No one wants to die. Even people who want to go to heaven don't want to die to get there. And yet death is the destination we all share. No one has ever escaped it. And that is as it should be, because Death is very likely the single best invention of Life. It is Life's change agent. It clears out the old to make way for the new. Right now the new is you, but someday not too long from now, you will gradually become the old and be cleared away. Sorry to be so dramatic, but it is quite true.

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They somehow already know what you truly want to become. Everything else is secondary.

When I was young, there was an amazing publication called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which was one of the bibles of my generation. It was created by a fellow named Stewart Brand not far from here in Menlo Park, and he brought it to life with his poetic touch. This was in the late 1960's, before personal computers and desktop publishing, so it was all made with typewriters, scissors, and polaroid cameras. It was sort of like Google in paperback form, 35 years before Google came along: it was idealistic, and overflowing with neat tools and great notions.

Stewart and his team put out several issues of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and then when it had run its course, they put out a final issue. It was the mid-1970s, and I was your age. On the back cover of their final issue was a photograph of an early morning country road, the kind you might find yourself hitchhiking on if you were so adventurous. Beneath it were the words: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It was their farewell message as they signed off.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And I have always wished that for myself. And now, as you graduate to begin anew, I wish that for you.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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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榮幸來到各位從世界上最好的學校之一畢業的畢業典禮上。我從來沒從大學畢業過，說實話，這是我離大學畢業最近的一刻。今天，我只說三個故事，不談大道理，三個故事就好。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人生中的點點滴滴如何串連在一起。

我在里德學院（Reed College）待了六個月就辦休學了。到我退學前，一共休學了十八個月。那麼，我為什麼休學？（聽眾笑）

這得從我出生前講起。

我 的親生母親當時是個研究生，年輕未婚媽媽，她決定讓別人收養我。她強烈覺得應該讓有大學畢業的人收養我，所以我出生時，她就準備讓我被一對律師夫婦收養。 但是這對夫妻到了最後一刻反悔了，他們想收養女孩。所以在等待收養名單上的一對夫妻，我的養父母，在一天半夜裡接到一通電話，問他們「有一名意外出生的男 孩，你們要認養他嗎？」而他們的回答是「當然要」。後來，我的生母發現，我現在的媽媽從來沒有大學畢業，我現在的爸爸則連高中畢業也沒有。她拒絕在認養文 件上做最後簽字。直到幾個月後，我的養父母保證將來一定會讓我上大學，她的態度才軟化。

十七年後，我上大學了。但是當時我無知地選了一所 學費幾乎跟史丹佛一樣貴的大學（聽眾笑），我那工人階級的父母將所有積蓄都花在我的學費上。六個月後，我看不出唸這個書的價值何在。那時候，我不知道這輩 子要幹什麼，也不知道唸大學能對我有什麼幫助，只知道我為了唸這個書，花光了我父母這輩子的所有積蓄，所以我決定休學，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當時這個決定 看來相當可怕，可是現在看來，那是我這輩子做過最好的決定之一。（聽眾笑）

當我休學之後，我再也不用上我沒興趣的必修課，把時間拿去聽那 些我有興趣的課。這一點也不浪漫。我沒有宿舍，所以我睡在友人家裡的地板上，靠著回收可樂空罐的退費五分錢買吃的，每個星期天晚上得走七哩的路繞過大半個 鎮去印度教的Hare Krishna神廟吃頓好料，我喜歡Hare Krishna神廟的好料。就這樣追隨我的好奇與直覺，大部分我所投入過的事務，後來看來都成了無比珍貴的經歷（And much of what I stumbled into by following my curiosity and intuition turned out to be priceless later on）。舉個例來說。當時里德學院有著大概是全國最好的書寫教育。校園內的每一張海報上，每個抽屜的標籤上，都是美麗的手寫字。因為我休學了，可以不照正 常選課程序來，所以我跑去上書寫課。我學了serif與sanserif字體，學到在不同字母組合間變更字間距，學到活字印刷偉大的地方。書寫的美好、歷 史感與藝術感是科學所無法掌握的，我覺得這很迷人。

我沒預期過學這些東西能在我生活中起些什麼實際作用，不過十年後，當我在設計第一台麥金塔時，我想起了當時所學的東西，所以把這些東西都設計進了麥金塔裡，這是第一台能印刷出漂亮東西的電腦。

如 果我沒沉溺於那樣一門課裡，麥金塔可能就不會有多重字體跟等比例間距字體了。又因為Windows抄襲了麥金塔的使用方式（聽眾鼓掌大笑），因此，如果當 年我沒有休學，沒有去上那門書寫課，大概所有的個人電腦都不會有這些東西，印不出現在我們看到的漂亮的字來了。當然，當我還在大學裡時，不可能把這些點點 滴滴預先串連在一起，但在十年後的今天回顧，一切就顯得非常清楚。

我再說一次，你無法預先把點點滴滴串連起來；只有在未來回顧時，你才會 明白那些點點滴滴是如何串在一起的（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所以你得相信，眼前你經歷的種種，將來多少會連結在一起。你得信任某個東西，直覺也好，命運也好，生命也好，或者業力。這種作法從 來沒讓我失望，我的人生因此變得完全不同。（Jobs停下來喝水）

我的第二個故事，是有關愛與失去。

我很幸運－年輕時就 發現自己愛做什麼事。我二十歲時，跟Steve Wozniak在我爸媽的車庫裡開始了蘋果電腦的事業。我們拼命工作，蘋果電腦在十年間從一間車庫裡的兩個小夥子擴展成了一家員工超過四千人、市價二十億 美金的公司，在那事件之前一年推出了我們最棒的作品－麥金塔電腦（Macintosh），那時我才剛邁入三十歲，然後我被解僱了。
我怎麼會被自己創辦的公司給解僱了？（聽眾笑）

嗯，當蘋果電腦成長後，我請了一個我以為在經營公司上很有才幹的傢伙來，他在頭幾年也確實幹得不錯。可是我們對未來的願景不同，最後只好分道揚鑣，董事會站在他那邊，就這樣在我30歲的時候，公開把我給解僱了。我失去了整個生活的重心，我的人生就這樣被摧毀。

有 幾個月，我不知道要做些什麼。我覺得我令企業界的前輩們失望－我把他們交給我的接力棒弄丟了。我見了創辦HP的David Packard跟創辦Intel的Bob Noyce，跟他們說很抱歉我把事情給搞砸了。我成了公眾眼中失敗的示範，我甚至想要離開矽谷。但是漸漸的，我發現，我還是喜愛那些我做過的事情，在蘋果 電腦中經歷的那些事絲毫沒有改變我愛做的事。雖然我被否定了，可是我還是愛做那些事情，所以我決定從頭來過。

當時我沒發現，但現在看來，被蘋果電腦開除，是我所經歷過最好的事情。成功的沉重被從頭來過的輕鬆所取代，每件事情都不那麼確定，讓我自由進入這輩子最有創意的年代。

接 下來五年，我開了一家叫做 NeXT的公司，又開一家叫做Pixar的公司，也跟後來的老婆（Laurene）談起了戀愛。Pixar接著製作了世界上第一部全電腦動畫電影，玩具總 動員（Toy Story），現在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動畫製作公司（聽眾鼓掌大笑）。然後，蘋果電腦買下了NeXT，我回到了蘋果，我們在NeXT發展的技術成了蘋果電腦 後來復興的核心部份。我也有了個美妙的家庭。

我很確定，如果當年蘋果電腦沒開除我，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情。這帖藥很苦口，可是我想蘋果電腦 這個病人需要這帖藥。有時候，人生會用磚頭打你的頭。不要喪失信心。我確信我愛我所做的事情，這就是這些年來支持我繼續走下去的唯一理由（I'm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kept me going was that I loved what I did）。

你得找出你的最愛，工作上是如此，人生伴侶也是如此。

你的工作將佔掉你人生的一大部分，唯一真正獲得滿足的方法就是做你相信是偉大的工作，而唯一做偉大工作的方法是愛你所做的事（And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如果你還沒找到這些事，繼續找，別停頓。盡你全心全力，你知道你一定會找到。而且，如同任何偉大的事業，事情只會隨著時間愈來愈好。所以，在你找到之前，繼續找，別停頓。（聽眾鼓掌，Jobs喝水）

我的第三個故事，是關於死亡。

當 我十七歲時，我讀到一則格言，好像是「把每一天都當成生命中的最後一天，你就會輕鬆自在。（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as your last, someday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聽眾笑）這對我影響深遠，在過去33年裡，我每天早上都會照鏡子，自問：「如果今天是此生最後一日，我今天要做些什麼？」每當我連續太多 天都得到一個「沒事做」的答案時，我就知道我必須有所改變了。提醒自己快死了，是我在人生中面臨重大決定時，所用過最重要的方法。因為幾乎每件事－所有外 界期望、所有的名聲、所有對困窘或失敗的恐懼－在面對死亡時，都消失了，只有最真實重要的東西才會留下（Remembering that I'll be dead so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I've ever encountered to help me make the big choices in life. Because almost everything - all external expectations, all pride, all fear of embarrassment or failure - these things just fall away in the face of death, leaving only what is truly important）。提醒自己快死了，是我所知避免掉入畏懼失去的陷阱裡最好的方法。人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沒理由不能順心而為。

一 年前，我被診斷出癌症。我在早上七點半作斷層掃描，在胰臟清楚出現一個腫瘤，我連胰臟是什麼都不知道。醫生告訴我，那幾乎可以確定是一種不治之症，預計我 大概活不到三到六個月了。醫生建議我回家，好好跟親人們聚一聚，這是醫生對臨終病人的標準建議。那代表你得試著在幾個月內把你將來十年想跟小孩講的話講 完。那代表你得把每件事情搞定，家人才會盡量輕鬆。那代表你得跟人說再見了。我整天想著那個診斷結果，那天晚上做了一次切片，從喉嚨伸入一個內視鏡，穿過 胃進到腸子，將探針伸進胰臟，取了一些腫瘤細胞出來。我打了鎮靜劑，不醒人事，但是我老婆在場。她後來跟我說，當醫生們用顯微鏡看過那些細胞後，他們都哭 了，因為那是非常少見的一種胰臟癌，可以用手術治好。所以我接受了手術，康復了。（聽眾鼓掌）

這是我最接近死亡的時候，我希望那會繼續是未來幾十年內最接近的一次。經歷此事後，我可以比先前死亡只是純粹想像時，要能更肯定地告訴你們下面這些：沒有人想死。即使那些想上天堂的人，也想活著上天堂。（聽眾笑）

但是死亡是我們共同的終點，沒有人逃得過。這是註定的，因為死亡很可能就是生命中最棒的發明，是生命交替的媒介，送走老人們，給新生代開出道路。現在你們是新生代，但是不久的將來，你們也會逐漸變老，被送出人生的舞台。抱歉講得這麼戲劇化，但是這是真的。

你 們的時間有限，所以不要浪費時間活在別人的生活裡。不要被教條所侷限--盲從教條就是活在別人思考結果裡。不要讓別人的意見淹沒了你內在的心聲。最重要 的，擁有追隨自己內心與直覺的勇氣，你的內心與直覺多少已經知道你真正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They somehow already know what you truly want to become），任何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聽眾鼓掌）

在我年輕時，有本神奇的雜誌叫做《Whole Earth Catalog》，當年這可是我們的經典讀物。那是一位住在離這不遠的Menlo Park的Stewart Brand發行的，他把雜誌辦得很有詩意。那是1960年代末期，個人電腦跟桌上出版還沒出現，所有內容都是打字機、剪刀跟拍立得相機做出來的。雜誌內容 有點像印在紙上的平面Google，在Google出現之前35年就有了：這本雜誌很理想主義，充滿新奇工具與偉大的見解。

Stewart跟他的團隊出版了好幾期的《Whole Earth Catalog》，然後很自然的，最後出了停刊號。當時是1970年代中期，我正是你們現在這個年齡的時候。在停刊號的封底，有張清晨鄉間小路的照片，那種你四處搭便車冒險旅行時會經過的鄉間小路。

在照片下印了行小字：

求知若飢，虛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那是他們親筆寫下的告別訊息，我總是以此自許。當你們畢業，展開新生活，我也以此祝福你們。

求知若飢，虛心若愚。

非常謝謝大家。 （聽眾起立鼓掌二分鐘）

史玉柱商人本能与马云一念之仁

朋友D君提供，摘自：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2月15日 04:11

巨 人网络与阿里巴巴分别在2007年11月1日和11月6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与香港联交所上市，先后刷新了中国互联网公司上市的融资规模。恰逢 全球股市阴雨连绵的季节，美国次级债危机阴云密布，投资人信心大受折损，两家公司上市后均遭遇了股市大跌，许多人被套牢。但是两者的境遇则全然不同。



◎王育琨
管理专家， 《经理人》商学院院长　

2007年10月31日，巨人网络首次公开招股。董事局主席史玉柱﹝圖右﹞以每股15.50美元的发行价格卖出5720万股，当天即从股民那里换回 8.87亿美元。第二天价格就蹿升到20.48美元，投资者一起叫好。可是没过几天股价就直线回落，直到2007年12月20日探底至9.50美元。迫于 投资者的压力，2007年12月24日，史玉柱决定从8.87亿美元中拿出2亿美元回购巨人股票，此时，巨人股价是10.5美元。回购股票救市，依然招来 质疑：2个月前，史玉柱用1290万股，换回2亿美元，现在扔回2亿美元，却换回近2000万股，凭什么好处全是你的？但是回购没有挽回巨人股价的颓势。 2008年2月8日收盘价为10.39美元。巨人高价发行，一下子套牢了精于股票投资的美国人。个别美国投资者压抑不住被套牢的沮丧,干脆起诉巨人网络披 露信息不完整，让史玉柱备受压力。

IT精英刘韧11月1日没睡觉，在高位抢先吃进了大量巨人股份，也后悔不已。或许史玉柱曾经说过的一 句话很值得美国股民和中国IT精英谨记：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不在于能不能发现机遇和把握机遇，最大的挑战是他能不能抵挡诱惑”？遗憾的是，恐怕连史玉柱自己也没有守住以血的教训换来的经验，在巨 大的利益面前，商人的本能让他提高了发行价。

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则显得淡定自如。在香港、美国等地路演成功后，投行建议把阿里巴巴 发行价定在20港元以上，马云依然把发行价圈定在 13.5港元。首日开盘价即为30港元，收盘39港元，暴涨192.59%。上市两月来最高价达41.80港元，成为港股“新股王”。可是，受美国股市持 续低迷拖累，阿里巴巴(1688.HK)也未能独善其身，最低价至16.34港元。2008年2月8日，阿里巴巴收市报19.58港元。但是阿里巴巴的下 滑被各大机构认为是暂时的，花旗、高盛、德信等国际大投行依然维持其目标价锁定在30港元以上。马云当初的一念之仁收获了平和。马云的逻辑是,可以把价格 定高，公司可以多筹集10亿美元，但是这样做有点竭泽而渔。一如阿里巴巴崇尚与客户和员工的分享，与投资者分享红利是其一贯价值取向的延续而已。

看上去，是马云的一念之仁，克制住了商人逐利的本性，避免了跌破发行价的尴尬。实际上一念之差的背后却有着不寻常的故事。

史玉柱从来不准备做公众的玩偶，他执意要做他自己。商人只要有利便可起早。多募集资金，多兑现一些创业的盈余，无可厚非。巨人垮过一回，没有得 到过什么怜悯。面对那些投机者，史玉柱不须承担责任。股市定价是市场对创业者价值的认同。这不是创业者的主观意向起作用，而是市场的综合判断。作为创业 者，当市场机会给了你可以赚取更多的钱，可以一次性兑现更多价值，可以融到更多以后发展的资金，何乐而不为呢？

史玉柱坦言，“商业是什 么？商业的本质就是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获取最大利益，我是一个商人，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为企业赚取更多 利润。要一个商人又要赚钱又要宣扬道德，那不是商人，而是慈善家”。在史玉柱眼里，商人过多地讲道德和慈悲，只能导致人格分裂。史玉柱不干违法的事，承诺 的东西，也从来不躲避。2004年，史玉柱借助脑白金赚取的利润，主动偿还了巨人大厦的欠债2.5亿元，换回了巨大的商誉。

马云的商业观与史玉柱有着明显的区别。他立志要改变全球几十亿人的生活。阿里巴巴的企业愿景是“让天底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马云善于说朴实的白话：“真想赚钱需把钱看轻”，“财富的本意是帮助他人赚钱”，“如果不让别人富起来，阿里巴巴会是一个虚幻的东西”，“研究 对手就是往后看，只有研究明天、研究自己才是往前看”，“管理一家公司不需要股权而需要智慧”，等等。这些体现马云商业价值观的大白话，都已经在阿里巴巴 的公司运作中体现出来。

历史教训告诉史玉柱股权不能分散，所以巨人网络公司上市，史玉柱持有了68.43%的股权。为了满足上市股权分 散的需要，上市前他把女儿持有的 1000万股，作价10美元一股卖给了六大投行。马云却只持有阿里巴巴7%的股权，而阿里巴巴65%的员工持有股权，阿里巴巴B2B上市以后，1000多 名员工一下子成了白万富翁。马云认为，中国太多企业因为强调控股权与控制权，而最终陷入利益争斗，影响了公司发展。管理和控制一家公司更需要智慧。

两相比较，马云的商业观和成就得到了世界商界的认可。史、马均为2007年风云人物，但是马云入选美国《商业周刊》20名2007年最佳领袖和 2008年24位对世界未来商业、财政和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力的风云人物榜单。而史玉柱则毫无斩获。可以说，正是马云的一念之仁与史玉柱的商人本性，造成了 两大公司股票走势曲线大致相同，但实际却冰火两重天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