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华尔街日报》2013年 01月 31日
在中国领导人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寻找新增长来源的过程中，城镇化成为他们新的热门话题。
他们的选择对各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如中国需求消费比重的提高，又如能源消费未来道路的决定等。
很少有人比唐米乐(Tom Miller)更能理解这些挑战。他刚刚写了一本新书，题为“10亿中国城市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迁徙背后的故事”(China's Urban Billion: The Story Behind the Biggest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
唐米乐在中国呆了11年。在为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和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K Dragonomics)工作期间，他去过85个内地城市。
“中国实时报”跟他说，如果不回答我们的八个问题，就要拆了他的房子。
中国实时报：我们从中国新领导人那里听到了很多有关城镇化的话。他们的城镇化方针有什么新的内容？
唐米乐：以即将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为首，现在这拨领导人对于城镇化的热情比前一代要高很多。他们相信，发展大规模的繁荣城市将促进国内需求提高，特别是家庭消费的提高。李克强曾许诺加快城镇化、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这套制度在法律上将农民工同他们的农村老家捆绑在一起，城镇福利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与他们无缘。他认为，要释放城镇化的全部经济潜能，中国就必须将农民工转变为真正的市民。
中国实时报：户籍制度的改革有多重要？
唐米乐：改革户籍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超过2.5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里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很少能够享受到政府补贴的教育或医疗。到2030年，中国城镇的下层可能会扩大到5亿，相当于全部城镇居民的一半。这种状况可能会对社会和政治造成危险。
改革户籍制度还有一个强大的经济理由。大部分农民工都集中居住在员工宿舍和城中村里面，依旧局限于低工资的工作，尽可能多地存钱，很少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方面来讲，大迁徙带来的很多经济果实中国都没有收获。如果中国领导人真的要减轻经济对投资、制造的依赖，向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倾斜，那么他们就需要帮助城镇农民工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户籍改革将是新领导层改革决心的试金石。
中国实时报：户籍改革的成本将有多大？
唐米乐：计算中国不断膨胀的城镇人口的供养成本，需要做复杂的估计。政府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计，按2010年物价计算，为每一位新市民提供一辈子的社保，将耗资人民币10万元左右（1.6万美元）。发展研究中心估计，假定中国在未来20年让城镇福利惠及农民工，那么每年总成本就将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2010年GDP的3.8%。如果人均成本减掉2万元（发展研究中心假定这部分由个人和单位缴款承担），地方政府一年的负担就会降至1.2万亿元，相当于GDP的3%。
中国实时报：土地改革也是必需的。我们能期待什么？
唐米乐：我们可以预期越来越多的农民会将土地出租给其他农民和农业企业，同时农民有可能获准用土地作抵押申请银行贷款。我们还可以预期地方政府会提高发给农民的征地补偿。
但是中国不太可能放弃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原则，这条原则用于防止个别农民出售其耕种的土地。对于保守派来说，土地私人所有这一步迈的太大。他们担心放开土地权属制度可能让农民重回黑暗的中国封建旧社会。按照中共官方宣传的说法，在封建社会农民是被束缚在贪婪地主身边的奴隶。保守派担心，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如果有权转让自己的土地，这可能会滋生一群由失去土地的农民构成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只能拥挤地居住在城市贫民窟里。
中国实时报：北京雾霾让污染问题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为了让中国的城市具有环境可持续性，需要做什么工作？
唐米乐：想要打造更加宜居且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最实用的方法是限制汽车的使用，遏制城市扩张，投资大众捷运系统。相比城郊不断扩张、居民依靠汽车通勤的大型城市，那种公共交通发发、人口居住密度高的紧凑型城市，其能源利用效率要高得多。
好消息是，中国各大城市正在大力投资于新的地铁网络。坏消息是，城市正在迅速扩张且呈现郊区化的态势，而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更大居住空间的需求以及汽车保有量的爆炸式增长。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今天打造的城市形态将在未来很多年里决定能源需求并影响消费者行为。
中国实时报：如何确保交通顺畅？
唐米乐：改进城市规划，加大对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系统）的投资是至关重要的。但更好的驾驶技术和驾驶礼仪也会有所帮助。令中国城市道路拥堵问题雪上加霜的因素有：战战兢兢、首次上路的新手（通常是女性），一些急脾气的人造成了本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总是男性），以及那些总是随意停车的自私傻瓜（男女都有）。
中国实时报：你考察过很多中国城市，有什么被我们忽略的有趣细节吗？
唐米乐：大多数中国城市丑陋、灰暗、充满功利主义气息。这些城市试图带给人震撼感，而不是鼓舞人心。不过只要有冰啤酒可以享用，我倒是很乐于身处那些看上去很糟糕的地方，走访那些地方的经历有助于我写这本书。我喜欢长江流域的所有大城市，南京，武汉，尤其是重庆。云南很多城市的那种轻松氛围也令我着迷。云南省会昆明可能是中国最美的大城市。
中国实时报：你的书中包含一些粗俗的细节，包括一名被截肢的乞丐上厕所的习惯。还有什么你没在书中透露且愿意和大家分享的趣闻吗？
唐米乐：重庆市中心曾有一片贫民窟，它直到去年才被彻底拆除。来自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在那里兜售海洛因，价格约为人民币50元（约合8美元）一包。那些外来妹妓女（其中一些是吸毒者）会向急于求欢的嫖客收取半包毒品的钱。她们工作的场所是被分成很多隔间的漆黑房间。
Tom Orlik
來源：《美國之音》2013年02月23日星期六
三月初，中国就将迎来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预计，“两会”代表中的富豪人数将再度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那么，中国共产党如何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演变成目前所谓的“富人党”？中国又是如何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共党章为中国共产党的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距离“两会”代表们“参政、议政”的人民大会堂不远，就是毛泽东纪念堂。躺在水晶棺材中的毛泽东如果醒来，一定会惊诧莫名，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绝非他生前所致力打造的那个社会， 而中国共产党也绝非他九十多年前所参与缔造的那个政党。
*马克思主义阶段*
1921年，毛泽东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具有党章性质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这个纲领性文件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逐步达到共产主义。
*毛泽东思想出现*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将其写进了党章。这个改变被中共官方党史学者，甚至被后来的中共党章，称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灿荣说：“很多年前, 斯大林就批评毛泽东搞的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毛泽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只是他的一个工具，用来达到民族主义的目标。我相信，如果马克思和毛泽东同时代生活，并成为毛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障碍时，他会毫不犹豫把马克思清除掉的。”
*邓小平理论的提出*
“邓小平理论”的提出是中共党章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郑重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1997年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并把它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这就像很多人所说的，‘说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 你就是极左派;说资本主义，干资本主义， 你就是自由化派。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你就是‘邓小平派’。从邓小平以来的中共当局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邓小平派’。他们实际上干的是越来越多资本主义，但是口头上说的还保留了若干社会主义的东西，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胡平还说：“事实上，自从四人帮垮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推行改革以来，中共已经放弃了很多共产革命的目标，因为改革开放说到底是改什么呢？就是改共产党过去搞的一套，也就是改他过去共产革命的那一套。这个在实际上已经走的很远，但是在理论上和文字上，在党章上你看到的还比较少。”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正式融入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
*三个代表*
2002年，中共召开“十六大”，并再次修改党章。这次修改最重要的是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纳入党章。党章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做了新的表述，把过去的“一个先锋队”、“一个代表”、“一个核心”的表述，升华为“一个核心”、“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的新表述。 这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中共党性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革命时期“是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建设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2002年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狄忠浦教授说：“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为共产党已经在做的一切，将私营企业主纳入体系，吸收同化资本家，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并将其合法化。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与时俱进。”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忠浦教授说，当时的中国，私营企业几乎是所有新就业机会、所有经济增长、以及财政收入的来源。而地方官员为了职位的升迁，已经在与私营企业家合作。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纳被认为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富人入党。从“一大”纲领要推翻资产阶级，到“十六大”党章暗示可以接纳私企老板入党，中国共产党几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胡平说：“你这共产党的变化，你变得和过去都已经面目全非了。 照理说，你就不应该坚持原来的名字了。照理，你应该放弃你的专制和独裁， 而共产党同时又要坚持过去的名称， 以便他继续这种专制的权力。 我觉得这种变化更多的是一种负面作用。一个政党如果前前后后能够做出这么多互相矛盾，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却依然坚持原来的名称，坚守原来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这个党失去了最起码的道德标准。”
*科学发展观*
中共“十七大”和去年结束的中共“十八大”再次对党章进行修改，确立了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地位。至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至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上，也在理论上一步步远离了主张废除市场化和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也背离了建党的初衷。
*中国不应该被称为共产党国家？*
甚至中国官员也认为，中国不应该被称作共产党国家。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去年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不应该被称为共产党国家。尽管如此，在国际社会上，中共还是与古巴和朝鲜为列，被称为共产党国家。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忠浦教授说：“中国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也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是仍然保留了列宁主义的政治体系， 一党占据统治地位， 而且取得该党的成员资格就是通往获得这个社会最有有影响力，最有权力的地位的大门。”
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更名为“中国社会党”才能名副其实。他说：“我在九十年代就曾提议，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改名为中国社会党。 我们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叫社会党呢？共产主义起码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现在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我们就叫社会党有什么不好？”
北京之春的胡平说：“对中共来说，他现在所作的一切与过去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但是他表面上还有强调他的一贯性。这次习近平讲话也强调不能用后三十年去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因为他们更大的目的是要保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保持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假如你共产党承认过去的一党专制搞错了，而共产党的专制就建立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如果你承认自己错了，就没有理由继续专制。也没有理由再叫共产党”。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会把中国带向何方？
胡平说：“习近平不久前在他就任总书记之后第一次和新科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谈话时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指出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者。习近平在整个讲话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一次也没有提到毛泽东，这就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实际上与马列思想，和毛的思想离得相当远。”
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说：“也许可以这样定义中国领导层的性质：集体领导，任期有限制。如果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经典的政治学名词来定义它，我们可以叫它“贵族共和”。 我认为这在中国可以行得通。目前，日本和新加坡所实行的也属于这样的性质。”
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认为，未来的中国应该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他说：“我们过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把它写进了宪法。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序言又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首先不符合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列宁的理论。 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来看，列宁所说的专政，指的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专政。”
习近平将为五年后的“十九大”的中共新党章带来什么内容，是去毛化? 是“贵族共和”? 还是宪政? 我们将拭目以待。
來源：《21世纪经济》2011-06-04
“温州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的传言正不胫而走。温州知名企业崩盘的消息也如重磅炸弹接二连三炸响。
清明节后，坐落在温州工业园区机场大道的江南皮革，老板黄鹤携妻儿一去不复返，扔下拖欠104家供应商的1.63亿欠款，以及涉及10多家银行的债务。
4月下旬，温州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因老板严某突然“失踪”而停业。严某在离开温州前给当地政府留下一封信，称自己遇上经济危机，希望政府出面协助。
5月下旬，乐清老牌的电缆业巨头三旗集团爆发财务危机，公司因欠银行1.23亿元贷款被起诉。
温州真的在发生“企业倒闭潮”吗？这场危机的波及面到底有多大？
连日来，本报记者就此问题赴温州实地调查。遍访当地多家政府部门和多位企业主、官员。所发现的情况是，目前温州尚未出现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潮，但广大温州企业生存状况正陷入多年来的最低谷。
温州官方的多项调查显示，2011年前三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主要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面占1/4多；全市企业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认为当前资金吃紧的企业占到42.9%。
“现在企业的困难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是当地多位企业家和官员的共同评价。“每个人都很紧张，苦苦撑着，咬紧牙顶住。” 温州龙湾区的皮革制造商刘秋同形容说。
消失的利润：从一块钱到一毛钱
刘秋同（化名）做皮革生意已有十年以上，他的工厂年产值达1.5亿多元，工人近300人，他自称在温州龙湾区“也算是纳税50强了”。
然而今年5月初月度盘点时，他发现2000多万的产值最终毛利计算下来仅有20多万，“我怀疑是不是算错了？10多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简直觉得无法跟股东们交待”。
这是今年上半年来原材料大幅上涨导致利润被压缩所致。刘秋同为本报记者列出其2008年与2011年的成本简要清单，这份清单显示出成本上涨的大致数据：
原材料：2008年约1500万/月，现在约1700万/月；
助剂：2008年约200万/月；现在约250万/月；
电费：2008年约50万/月；现在约65万/月；
煤费：2008年约75万/月；现在约90万/月。
“2008年时最普通的革基布每米4块，现在涨到5块5一米，树脂从2008年的1万元1吨，涨到现在每吨1万3到1万4，煤2008年时780元1吨，今年年初880元，现在涨到950元每吨。什么都在涨”，刘秋同解释说。
另一方面，今年以来的用工荒又导致人力成本急剧上升。
温州市经贸局今年一季度结束后曾对市内855家企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74.5%的企业表示用工紧缺，比上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
鞋类、服装和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缺工情况尤为严重，用工缺口达10%以上企业的比例均在八成以上，高出受调查企业平均5个百分点以上。
温州经贸局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四分之一的企业出现因缺工导致生产能力饱和而不敢接单的现象，在眼镜、打火机、制笔等出口导向型企业，这一比例更达到三分之一。
温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邹建强2010年末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企业内迁导致打工输出减少，国家农业补贴增加也使得原先出来打工者宁可在家种地，这些都是用工荒的来源。
“例如奥康、红蜻蜓在四川也有几千亩的工厂，那么四川工人在老家工资六七百元可能就满意了，到了东南沿海生活成本高工资1500元都嫌少”。邹建强说。
2008年金融危机至2010年上半年，刘秋同一直以每月54万元的支出来支付工人工资，“2008年时只要不裁员员工就很满足了”，而到了2010年下半年形势发生了变化。
2010年9月，刘秋同开始给员工上调工资，每次总额增加8万，加了两次，现在每月工资支出70万元。
刘秋同的情况具有代表性。本报记者在温州市工业园区和永嘉县东瓯工业园区了解到，半年以来各家企业的人力支出普遍上涨了25%至30%。
皮革市场供大于求，成本上升后，定价无法上升，“以前最普通的合成革1米能赚到1块钱，现在只能赚到1毛钱、2毛钱，高档一点的革以前能赚5块的现在也只能赚1块，现在干了2年利润不如2008，2009年的1年。” 刘秋同说。
温州市经贸局监测的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销售产值同比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30%左右。这些企业中亏损的占1/4多，仅三成企业利润保持增长。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1%，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
成本高涨使得企业主们不得不以停工来“止血”。
“现在企业的困难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2008年是没有订单，没有还可以去找，现在是有订单也不敢接，越大宗越不敢接，越接亏得越多。”周德文告诉本报记者。
在永嘉县工业园区里，大多数企业都选择停止扩张，或采取其它策略来节约成本，“只进设备不进人，将员工减少，以前用10个15个员工的企业将人削减到3到5人”，永嘉工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科科长徐伟介绍说。
干涸的钱袋：从送贷上门到求贷无门
温州制造业当前的困境，某种程度上也是货币政策周期性调整的产物。
“前两年银行信贷员都隔三差五跑过来问企业要不要贷款，今年都不来了”。温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邹建强感慨。
2008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家推出4万亿计划。那时在温州商人们眼里，简直遍地是钱，银行纷纷将贷款送上门，并且申贷条件优惠。
这一黄金时期如今转瞬已逝。
今年以来，准备金率5次调整共冻结上万亿元银行资金。温州经贸局数据显示，1-3月全市新增贷款投放为238.28亿元，仅相当于去年同期的66.5%。
刘秋同介绍，2008年时贷款只要一申请马上就给，现在银行说要上报、根据计划来安排，等待时间要两三个月甚至更长。还贷时间也收紧了，要求提前还款。
有土地产权、有厂房的企业授信额度缩小了，那些房子租来，地皮租来，靠担保协议贷款的小企业，很难再得到贷款。温州市经贸局调查的企业中，认为当前资金面偏紧的企业占了42.9%。
民间借贷由此格外火爆起来。
温州市金融办近期对35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三者的比例为56：28：16，银行贷款占比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个百分点，民间借贷占比则提高了6个百分点。
民间借贷利率也因此水涨船高。
温州银监分局监测数据显示，1~3月份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分别达到17.29%、18.09%、 18.46%。按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口径显示（监测对象增加融资性中介机构），1~3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 24.14%和24.81%，单季上涨11.91%，比上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
民间借贷利息很高，企业一般用于短期“过桥”周转，也就是借过来还银行贷款，待银行贷款到后再还高利贷。据了解，目前温州民间借贷月息已达三分、四分、五分息不等，企业微薄的利润也被民间高利贷分食。
一旦银行贷款没有及时到位，民间高利贷无法还上，资金链就会断裂。
“金融危机时货币政策扩张，政府要求企业扩大生产安排就业，两年多过去，现在不少企业刚刚完成产能扩张，资金还没回笼，货币政策又猛地收紧，一些企业就扛不住了。”温州泰昌铁塔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茂法说。
一位熟悉波特曼的人士介绍说，波特曼就是因为银行停贷，快速扩张时投入大量资金又一下收不回来，被迫借了大量高利贷，导致资金链断裂。
原来以电缆为主业的乐清三旗集团，在货币政策扩张期内投资了塑胶、房地产、酿酒等多个行业，还在外省购入多处土地，如今遇上货币政策收缩，导致企业濒临倒闭。
“温州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结构失调情况十分严重，”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发展规划指导处处长应云进认为，“短贷长投”加剧了中小企业资金压力，对银根紧缩的适应力尤为脆弱。
当然也有另类一点的情况，比如黄鹤的江南皮革。“其实江南皮革的主业做得还是不错的，主要是被黄鹤在澳门赌博几亿元的欠款拖垮了”，参与江南皮革后续清算的邹建强说，此事牵涉光大、广发、中行、深发行、龙湾农村合作社等10家银行。
停摆的流水线：从限电到没电
2010年温州曾为完成节能减排指标拉闸限电，而今年却是真的“电荒”。
温州市经贸局的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受省网供电能力不足和温州电网设备卡口等因素影响，温州的供电紧张。1-3月市最高用电负荷达504万千瓦，供电能力只有440万千瓦左右，缺口约60万千瓦。
自1月6日起温州市开始第一轮有序用电以来，目前已执行第4轮有序用电，从4月14日起已将有序用电方案由C级调升到D级。
温州各县（市、区）均已陆续出现阶段性的限电现象。刘秋同已经做好了“停三开二”“停二开三”的准备。当地企业又掀起新一轮柴油机抢购潮，柴油机几度卖断货。
但在油价高企之际，柴油机发电又给制造业成本百上加斤。
“汇率、限电、用工、工资、原材料价格，多项因素碰头，正使浙江经济遭受挑战，现在的日子比2008年更难过。”浙江省金融办主任丁敏哲表示。
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州也正在求解各方面的难题。
5月26日，温州市人大财经委组织市发改局、经贸委、财政局、工商局、金融办、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银监温州分局等讨论《关于发挥优势打造金融试验区的议案》。
这份议案提出，温州民间资金规模达6000万亿 8000万亿元，应调动和发挥庞大民间资本作用，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
该议案提出建议扩大现有村镇银行试点范围，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方面加大力度，在金融机构市场方面的准入、规模利率浮动的幅度等方面进一步放宽限制，充分吸收、影响、引导温州民间资本步入正规金融市场。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也认为，目前温州中小企业过多依赖银行、高利贷等间接融资方式，而在上市、股权、债权等投资商受限于目前的投融资体制，一旦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温州民间资本的自身力量会得到更好发挥。
來源：【路透中文网】2011-07-27
分析：山寨苹果店曝光 凸显西方品牌在华风险
路透上海7月22日电(记者 Jason Subler)---一篇美国人的博客让昆明一家“山寨”苹果专卖店备受关注，博客中称，甚至店内员工都不知道这是一家山寨店，这或许是表明西方企业在华面临风险的有力证据。
很少有产品像苹果(AAPL.O: 行情)的iPhone和iPad如此让中国消费者痴迷。甚至在远离北京和上海苹果官方直营店的地方，人们也对苹果产品心向神往。这对苹果是个巨大商机，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苹果成为全球最易“受伤”的品牌，昆明这家山寨苹果店就是个例子。
这家店面与苹果授权店相似，有白色苹果标志、木制桌子和热情的店员，其仿真度就连行业观察人士也感到目瞪口呆。“我从未见过如此以假乱真的山寨店。”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溥乐伯(Robert Poole)称：“如果市面上销售某品牌的产品是假货，品牌声誉就会受损，人们的购买意愿会下降。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苹果在中国有近千家授权店，这些店铺的布置和客户服务均需遵循特定标准和规定，才能取得iPhone和iPad等苹果产品的经销权。市场研究机构明略行(Millward Brown)称，苹果是全球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约1,530亿美元，目前在中国仅四家官方直营店，北京和上海各两家。
虽然苹果在中国已有众多授权店，但还是有许多山寨店如雨後春笋般涌现，这些山寨店常常销售的也是苹果正品，但是通过非法渠道取得的苹果产品，例如走私或经由灰色市场。
让昆明山寨苹果店“一夜成名”的博主称，这家山寨店是个“美丽的骗局”，就连多数营业员都以为自己是在为苹果工作。这家山寨店人员已向路透承认其未经苹果授权经销。这样的店铺彰显国际品牌在华面临的风险。
假店真货
许多未经授权销售的也是正品，这加大了苹果等公司管理品牌的难度，并且可能损及其在中国的长期发展计划。“我认为，这日益成为棘手问题。”上海零售咨询机构中国市场研究高级分析师James Roy说：“许多外国品牌日益希望能在中国建立零售店面，而非仅仅依靠代理销售商或特许店。”
中国盗版猖獗并非新鲜事，跨国公司一直认为，在中国开展业务，就不得不面临知识产权被侵犯以及监管政策模糊的风险。
欧美一直敦促中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中国表示正大力打击盗版，而一些西方企业也宣称取得了一些胜利。
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BIDU.O: 行情)本周与几大唱片公司签署授权音乐发行协议，结束了其多年来被控鼓励盗版的局面。
但人们了解较少的现象是，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商家未经授权即销售正版商品。分析人士称，有些按合同代工生产品牌商品的工厂，额外多生产商品以谋利。
零售咨询公司通亚(Access Asia)中国首席分析师Paul French称，苹果要打击这些山寨店，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完善其运营管理，也或者是所有商品经由自营店铺销售，取消代理销售协议。”
分析师指出，中国对许多进口商品徵收高额关税，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类山寨店的出现。有的店主可以在海外以远低于中国市场的价格，购买电脑和化妆品等各种商品，然後走私到中国。乍一看，这似乎对制造商没什麽妨碍，毕竟这推动了销售，并且还减少了客户服务等麻烦。问题在于，当消费者对未经授权店家的服务感到不满时，就会影响到对该品牌的感受。
许多西方品牌选择逐步收回业务控制权，这或许会影响到业务扩张步伐，但有利于公司把握大局。譬如星巴克(SBUX.O: 行情)，上月就宣布收回华南区业务的控制权。
來源：【多维新闻】2010-10-18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为2012年在十八大上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迈出关键一步，显示出中共权力交接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作为接班人，习近平是否具有政治改革理念，备受各方瞩目。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新华社18日授权发布的会议公报说，全会决定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掌控中国军队，胡锦涛也在担任国家主席前进入中央军委。
作为中共开国元老习仲勋之子，现年57岁的习近平是“太子党”领军人物，早年先后在福建、浙江、上海等地担任党委和政府要职。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任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仅7个月零4天的习近平连升三级，由一名普通中央委员，越过政治局跻身常委，并分管书记处，排名位居“团派”李克强之前，成为中共第五代接班人。
习近平这次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可谓重返中央军委。1979年，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习仲勋好友、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的秘书，成为现役军人。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习近平有过从军经历，再加上习仲勋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这些因素让他在军界有相当大的优势。
出任军委副主席是接班人的必由之路。中共中央军委与国家中央军委虽然体系不同，却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主席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兼任，副主席通常有两至三人，除军方高级将领之外，其中一席由党内预定接班的文官兼任。赵紫阳与胡锦涛都曾任军委副主席，前者因六四事件下台，未能接班。江泽民直接接替邓小平任军委主席，则是六四特殊政治背景下的特殊安排。
去年十七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未如预期般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出乎外界意料，后来传出是习近平主动致函中共中央，谦称自己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尚不具备承担新工作的能力和条件。
外界对习近平的政治观点了解甚少。不过，习近平2009年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痛批西方国家有人“吃饱了没事干”，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这番谈话引起舆论关注。另外，习近平最近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提出坚决反对歪曲和丑化党史；在中央党校提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为胡锦涛的“权为民所用”增加一个前提“权为民所赋”，也引人瞩目。
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前，中国总理温家宝40多天内在国内外8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并以“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期许新一代领导人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共是否以及如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作为接班人，习近平是否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理念，备受各方瞩目。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受小说《刘志丹》案牵连，于1962年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1978年复出后在广东推行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回到中央任职后又全力支持胡耀邦、赵紫阳改革，与保守势力周旋。如果习近平能够体察其父所遭受苦难的根源，继承其父政治风骨与改革精神，应该支持甚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习近平在公众场合不苟言笑，“为人处事沉稳，从不感情用事”。其夫人彭丽媛是女高音歌唱家，中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年轻的文职将军，现任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互联网近日盛传，习近平独生女习明泽已成为美国哈佛大学新生，但哈佛大学基于保护个人隐私拒绝证实。
在此次官方授权新华社发布的习近平简历中，对其部队任职经历进行了详细说明。
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习近平简历
习近平，男，汉族，1953年6月生，陕西富平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 1969－1975年 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知青、党支部书记
- 1975－1979年 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
- 1979－1982年 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现役）
- 1982－1983年 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
- 1983－1985年 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兼任县武装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 1985－1988年 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
- 1988－1990年 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兼任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 1990－1993年 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 1993－1995年 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 1995－1996年 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 1996－1999年 福建省委副书记，兼任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
- 1999－2000年 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兼任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
- 2000－2002年 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兼任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1998－2002年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 2002－2002年 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兼任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
- 2002－2003年 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兼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
- 2003－2007年 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 2007－2007年 上海市委书记，兼任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 2008－2008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
- 2008－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主導八年抗戰的國民政府對日抗戰勝利，日本投降。（網絡圖片）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2010年9月14日
作者：陳破空
今年9月3日，爲中國抗戰勝利65週年紀念日。北京方面，從輿論宣傳、領導人講話、到主題展覽，一律突出共産黨，宣稱共産黨是領導抗日的「核心力量」。《人民日報》的相關社論，甚至對主導八年抗戰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隻字不提。
這一情形，與5年前、即抗戰勝利60週年之時的中共姿態，有所不同。當時，胡錦濤公開承認：抗戰中，國民黨主導「正面戰場」，共産黨活動於「敵後戰場」。
這表明，對抗戰史實的表述，中共立場，又從5年前退縮，回到從前。居住於中國大陸、受中共蒙蔽的中國民衆，只要細加體會毛澤東當年的名言，就不難明白史實與真相。抗戰一開始，毛就如此嚴重告誡共産黨及其所部（「新四軍」和「八路軍」），規定他們：「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
所謂「一分抗日」，也就是，90%的不抗日。事實上，共産黨不僅不抗日，還與日寇和汪僞政權暗相往來，互通情報，共同瓦解國民政府。所謂「二分應付」，就是共産黨敷衍應付要求它抗日的中國民衆、國民政府，以及美國、蘇聯等盟國。按照毛的謀劃，這「應付」的功夫，還要比「抗日」的功夫多一些，二比一。所謂「七分發展」，才是共産黨的要務，將70%的人力、物力、財力、時間，投入共産黨的自我發展、自我壯大，其手法便是，任憑國軍與日軍厮殺、血戰，共軍隔岸觀火，火中取栗；搶奪地盤，從中漁利；伺機下山摘桃子，搶奪江山。
主管輿論宣傳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就在今年9月3日的座談會上，公開說：「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力量對比，爲中國共産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意思就是，歷經八年抗戰，國軍浴血犧牲、傷亡慘重，共軍養精蓄銳、暗中壯大，最後，國共決戰，共産黨奪得江山。
中共建政後，利用其壓倒一切的政權威力，大規模屠殺當年抗日國軍。曾浴血抗日的部分國軍，在隨後的國共內戰中，受共軍宣傳利誘而「投誠」於中共，但僅僅數年後，至五十年代初期，竟又被中共以「鎮反」運動，予以殘殺。所殺之人竟然數以百萬計。中共做到了日寇所沒有做到的事，等於幫日本人出了氣。
且不說，抗戰八年，上千次大型戰役，都是國軍展開；三百多萬陣亡將士，都是國軍官兵；接受日軍投降，都是國民政府；就連9月3日這個抗戰勝利日，也都是當年國民政府所確定。「墨寫的謊言，終究改變不了血寫的事實。」
「誰領導了抗戰？」這個原本不容置辯的命題，卻關係到戰後，中國統治者的合法性。共産黨以槍桿子推翻國民政府後，出於政權合法性的焦慮，不惜篡改史實，顛倒黑白，竟將「一分抗日」的共産黨，打扮成「領導抗日的核心力量」。彌天大謊，彌漫中國大陸，一盛行，就是61年！
按理，執政了逾一個甲子的共産黨，應該積累了足夠自信，可以客觀面對歷史，任人評說。但跌破世人眼鏡的，卻是，中共依然執著於自己編造的歷史謊言，毫無幡然悔過的形迹。這只能說明，61年之後，共産黨的統治危機，依然深重。再度篡改抗戰史實的情節，似乎證明，到了2010年，共産黨的統治危機，比5年前的2005年，更形加劇？
面對北京謊言，據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予以嚴正譴責和駁斥。共産黨大言不慚的胡編亂造，正好給再度執政的國民黨上了一課：中共不承認史實，又怎麽可能承認現實？以謊言掩蓋歷史，必然以謊言掩蓋現實。這恰恰是國共兩黨新一輪和談中，國民黨方面所要警惕的。中共所思所爲，完全出於政權需要，可以打則打，可以騙則騙，絕無善待台灣和國民黨的一絲半點誠心。
海峽兩岸，兩部抗戰史，明確劃分了兩個中國：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中華民國」。連歷史都不能還原爲統一，又如何讓現實達成統一？
國民黨尚自迷信「九二共識」，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殊不知，在共産黨那邊，只有「兩個中國，各自表述」。口稱「一中原則」的共産黨，不僅在歷史上以暴力手段，制造了「兩個中國」；而且在今天，利用篡改抗戰史實這類手段，繼續制造「兩個中國」。
來源：【多维新闻】2010-09-11
作者：阿修伯
九月三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抗日战争是由共产党领导和推动而取得胜利，对国民党只字不提。五年前胡锦涛主席还比较客观务实的说，国民党军在前方对日军正面作战，共产党军则从事游击战牵制日军，两党合力打败日寇。今天突然口气一变，共产党成了抗日主力，国民党变成不存在了。翻手覆手如此剧变令人惊诧。
朋友E 来一篇中共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谈抗战的文章，徐少将坦白承认中共之抗战是三分抗日七分扩张，毛主席感谢日军侵华是对的，因为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中共仍然只能躲在山沟里，无出头之日。徐少将又说，中共的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把国共做一比较：‘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共产党比国民党实在好的太多了。何况共产党有着崇高的理想，是为了阶级斗争解放人民，解放全人类，推动社会进步，才来抗战干革命的。共产党即使有错误，一切代价牺牲都是难免要付出的。
国民党重庆的贪污腐败以及抗战胜利后的‘五子登科’‘劫收大员’确实很‘墨吏’，共产党延安是否真的全‘黄金’尚有待考证。但中共建国后，前30年为了 ‘阶级斗争解放人民，解放全人类，推动社会进步’的崇高理想的实践，却使举世震惊骇异。原来是用土高炉炼钢、亩产万斤十万斤、大跃进，浮夸虚伪自欺欺人，饿死数千万。反右、文革、冤、错、假，胡搞乱整腥风血雨来做试验，固然达成了夺权掌权的目地，但崇高理想却并未达成。后30年回头是岸，改革开放修正，国家才悻免于崩溃。因此以‘崇高理想’为籍口，不择手段的扩张实力扩大地盘，感谢日本打击国民党，都不是正道。今日来看，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但历史要根据事实，不能离谱，不能故意扭曲篡改。国共既然要和解，就应像胡锦涛主席那样尊重事实，不可像徐焰少将那样歪理强辩。
又有军事家、战略家分析抗日战争，说蒋介石领导无方，国民党军才遭遇许多惨败，因此否定国民党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存在。不可否认蒋在抗日剿共战争中确有许多不可原谅的败笔失误，如黄河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等，河南、湖南老百姓牺牲百万。然而，胜败乃兵家常事，许多时候运气也占了相当重要的因素，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也。
无论如何，说抗日战争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就未免太昧良昧实了，只要问问为什么中国战区的日军向国府军投降而不向延安的毛主席投降，真象自然大白，人人知道，当时蒋仍是众望所归的领袖也。人民日报此一社论大大损伤了当前国共和解的气氛，马英九总统兼国民党党主席已予以驳斥。希望中共恢复胡锦涛主席五年前的说法，维护两岸和谐合作，这样才能追求终极统一，否则还是让我们维持良性台独的现状吧。
钓鱼台风云又起，两岸两党应连手再抗战，先赶走日本鬼子再说，不要让李登辉看笑话。
來源：【多维新闻】2010-06-30
日本对台湾海峡两岸统独之争一向采取低调立场，但在两岸6月29日缔结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和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第二天，日本多家媒体醋意大发，再次提出中国威胁论。
据BBC中文网6月30日报道，立场亲中的《朝日新闻》说，台海缔结自由贸易架构协定令台湾对大陆的贸易得到优先权，这使得与台湾一起争夺中国市场的日本和韩国都处于劣势。
报道说，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对华出口占出口总额24%，主要20种出口项目中，液晶电器、半导体制品和石化产品等14个项目与台湾对大陆出口的项目一样。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认为，台湾有了优先权，不利韩国企业竞争。
《朝日新闻》说，日本原来就警惕中韩贸易，在中日韩三国合作研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中，三国对开放农产品市场的立场分歧很大，中国与日韩也有知识产权问题的不同立场。
日本希望与韩国先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来迫使中国让步，但现在台海两岸缔结了自由贸易架构协定，韩国很可能会跟进，令日本陷于不利境地，因此必须修订中国市场战略。《朝日新闻》引述瑞穗总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伊藤信悟的分析说，其中一个途径是要加强与台湾企业合作开拓中国市场。
尽管《朝日新闻》似乎不太情愿提出台海接近将影响台海战略现状的忧虑，但同样亲中的共同社却明确表示，台海通过缔结自由贸易架构协定，不仅走向经济一体化，而且可能影响东亚安全保障局势。
对比之下，立场亲台湾的右派报纸《产经新闻》的分析更明确表态。《产经新闻》在报道中说，这次台海缔结自由贸易架构协定大陆单方面作出重大的政治性让步，有大陆记者指该协定影响福建等台湾周边省份农业和渔业的程度，“像鸦片战争中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产经新闻》说，如此重大的政治让步当然是大陆为了推进统一速度，报道引述台海关系消息来源称，2011年10月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大陆将在武汉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希望邀请马英九出席，实现与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谈。
《产经新闻》更在社论中呼吁日美两国尽快与台湾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以阻止台湾经济过分依赖大陆。社论说，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台海缔结自由贸易架构协定本身，决定了一个中国前提下的特殊关系，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通过经济，向文化，乃至政治统一的战略第一步，日美两国从安全保障的观点来看也需要作出积极的应对。
中国大陆和台湾6月29日在重庆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与《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中共中央台办主任王毅表示，这是两岸和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有利于两岸共同提升经济竞争力，共同增进广大民众福祉，共同促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共同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遇和挑战。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表示，过去两年，两岸透过制度化协商稳定两岸关系发展，台海间的和平与稳定局面是前所未有的，值得两岸共同珍惜，两岸会尽最大的力量来维护这得来不易的成果。
“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有相当市场，在内部讨论和文件中，“保持警惕”和“予以关注”话语屡屡出现，官方层面上正式谈及“中国威胁”始于2005年12月。当时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称：“邻国有10亿人口，拥有原子弹，军费开支连续1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而具体内容的透明度极低，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
中国官方新华社属下《国际先驱导报》曾援引旅日华人学者、已故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刘进庆说：“日本人在内心里是很苦的。过去他们轻视中国，看不起中国，100多年以来他们是亚洲的‘老大’，20世纪前半段他们做错了，后半段他们利用冷战又发展起来，走在了中国前面。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日益强大起来，在某些方面比他们更强，于是他们感到心理不平衡，很痛苦。”而旅日学者朱建荣认为，这种“心理不平衡和痛苦”是日本盛行“中国威胁论” 的社会基础
來源：【多維新聞】 2010-05-23
撰稿：高山
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本月十八日在美國愛荷華州(Iowa)接受多維新聞的獨家訪問，詳細講述了他對西藏流亡運動的看法，并就“西藏流亡政府”這個普遍被使用的稱號給予了一個新的解讀，更就大藏區的概念和西藏流亡運動的訴求做了更為清晰的說明。
達賴喇嘛是在訪問北愛荷華州雪松瀑布市(Cedar Falls, Iowa)期間，專門安排這次訪問和對談的。就“西藏流亡政府”這個稱號，達賴喇嘛在對談中主動強調這并不是他們的正式官方稱謂，主要是媒體，包括印度和其他媒體在介紹他們的工作時所使用的名稱。他們的行政管理機構，就只是指針對在中國境外的十五万名藏人的行政管理機構。当多維新聞再次追問達賴喇嘛“是否認為他的政府正在流亡中”的時候，達賴喇嘛非常清晰的回答說“不是！”事實上，在不少的官方印刷刊物中，流亡政府的稱號都是普遍存在，包括在他們北美的辦事處中派发的中文刊物，就明確印有“流亡政府”的字樣。根据他的幕僚所說，這是達賴喇嘛第一次如此清晰明確的對“流亡政府”的說法做了一次澄清，將必然改變整個流亡運動的发展方向。但從多維這次訪問之后所理解的，這應該是達賴喇嘛對流亡在外的藏人就他的“中間路线”所做的更明確的一种引導，也是他自己對與中國关系发展的長期變化中的一個关鍵環節。
在訪問中，達賴喇嘛非常強調他的立場主要是針對如何保護藏傳佛教和藏族文化，他的任何訴求都是非政治的。但他抱怨說，全世界都知道他并非在爭取西藏的獨立，但中國政府卻仍然指責他在推動西藏的分離活動。他認為，“西藏物質生活落后，每個藏人都希望現代化。繼續作為像中國這樣富裕國家的一員，從物質发展的角度看，符合我們的利益。”然而，不少的共產党官員，他們“以狹隘的眼光來看待西藏獨特的民族意識，包括藏傳佛教的信仰，這是分離的根源。”他舉例十多年前在西藏任党委書記的陳奎元，就曾經在內部的會議中提出，“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最終威脅是藏傳佛教信仰。”自此以后，西藏的教科書中就減少了有关西藏文化和藏傳佛教的內容，藏學所教的就只是文法。達賴喇嘛重申，在印度存在著不同的文字和文化，但都没有出現分離主義，這不會是西藏從中國分離的動因。然而，就是這种“狹隘的眼光”讓他擔憂西藏的文化和信仰受到破壞，所以必须進行保護
在大藏區的問題上，達賴喇嘛并没有過多地強調這個概念的政治意義。他認為，這并非是一种對土地的要求，而是針對如何讓散居于各個地方的藏人“能夠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和權利”。他說，“讓所有的藏人，都被視為一個整體的西藏民族，這是憲法所認可的。”他特别強調，中共最近的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的成果和溫家寶總理在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說明，這都讓他們“非常高興”。当多維繼續追問在這個所謂的大藏區設立最高的行政管理機構，是否負責大藏區的政治決策時，達賴喇嘛認為只要“中央政府承認有問題需要解決，接著展開認真的討論”，就可以了。每当談到這种更為細致的問題時，他都強調关鍵的問題是民族、文化和宗教。他不斷強調西藏問題不是他個人的問題，他對中央政府没有任何要求。他更指責中央統戰部没有認真面對西藏的問題，往往將西藏問題說成為只是如何處置達賴喇嘛個人地位的問題。他在對談中多次重申，他非常認同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對處理西藏問題時的客觀和寬容態度。
針對他在八十年代開始提出的“中間路线”，達賴喇嘛明確說在過去對流亡在外的藏人進行過四次的民意調查，絕大多數藏人都認同他的觀點，因此他并不擔心這項政策將出現轉折。但他也明確表達包括藏青會成員和一些歐美的個人和小团體并不認同他的這种路线，而是要求西藏的徹底獨立。中國對其持續的指責，仍然將他定性為分離主義，讓不認同他“中間路线”的人有更多的借口來批評他的立場。但始終因為有足夠的人支持他的“中間路线”，所以達賴喇嘛不認為在他圓寂之后，這項政策將出現變化。特别是在2001年之后，流亡藏人的政治領袖已經是透過選舉產生，這也讓達賴喇嘛相信“中間路线”的延續將有所保證。
在訪問的過程中，達賴喇嘛多次表達對中國历代領導人的認同。他多次提到胡錦濤和溫家寶，對胡錦濤就新的形勢做出相應政策調整表示讚賞，就溫家寶最近发表有关對胡耀邦懷念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實事求是精神更為欣賞。他透過自己親身的感受，對五十年代中國共產党的多位領導人表達了“同志式”的認可。他認為，当時這些領導人對國家和人民的無私奉獻，以及他們的“革命精神，是我覺得真正需要的”。但對于今天中國共產党干部的腐敗，和一些官員對西藏情況的狹隘觀點，達賴喇嘛的批評并没有任何保留
從這次訪問以及近期的言論看來，達賴喇嘛以及他的隊伍就如何面對西藏的前途，明顯將焦點瞄准在漢藏人民之間的关系上。這可能是一方面因為他與中共的談判并没有取得太積極的進展，令他對目前情況感到無奈和沮喪。另一方面，也符合他從提升漢藏兩個民族對目前現實的認識的要求，也就是從精神層面化解很長一段時間的“誤解”和冲突。達賴喇嘛相信，由于西藏問題已經不是一個獨立與否的問題，更不是如何獨立的問題，因此中共不應該持續以猜疑的態度對待他。在他的言談中，區别對待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國一般官員的行事作風、以及祈求漢人，特别是其中的知識分子，能夠扮演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都明顯是他所追求的結果。從他對中國历任領導人的熟悉和評價，證明了他比較注意中國政治的发展和變化。
達賴喇嘛強調，中共必须接受西藏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只有在承認這种事實的前提下，一起努力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問題才可能化解。如果說他對獨立曾經有過任何奢望，今天，我們已經無從在與他的對話中找到一點蛛絲馬跡。相反，他極力強調保護藏族文化和藏傳佛教，而對任何有政治意涵的議題，他都采取回避的態度，反映了他的思考所在。
從過去一段時間的发展看來，達賴喇嘛已經從一名純粹為了“西藏解放”走訪全世界的政治人物，轉變成為一名推廣合理精神生活的智者，針對全球所面對的各种精神挑戰发表意見。在愛荷華州的一次集會中，不少于五千名聽眾熱烈歡迎他的演說。對于他的一言一行，“信眾”都報以熱烈的掌聲。對于西藏問題，這已經成為達賴喇嘛自己所界定的人生目標的第三順序。他說，只要藏人繼續要求他的服務，他將義不容辭的替他們說話。但他的第一人生目標卻是人類社會的良好发展以及人性的問題，而第二目標就是希望能夠讓各种宗教思想更為团結，避免各种以宗教名義而发生的暴力冲突
中國人口眾多，達賴喇嘛希望在他第一人生目標中有所作為，以及在中國社會的和諧发展中有所貢獻，應該是他的奮斗對象。就以目前中國頻頻发生的社會暴力事件來看，如果他的“楊枝甘露”能夠讓暴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無疑是一舉兩得，不僅減少了這個地球的“溫度”，還在漢人心目中樹立起了一個極好的榜樣。對于他的第二個目標，如果將中國對統一的堅持、和對任何分裂國家行為的無尽敵視，比喻為達賴喇嘛所描述的宗教信仰，如何防止它和達賴自己的各种政治信仰產生冲突，正是考驗這位尊者智慧的機會。当然，能夠化解這种已經存在多年的冲突，也就是他人生第二目標。無疑，這兩個目標的順利完成，他的第三個目標自然水到渠成，不在話下。
來源：【多維新聞】2010-04-25
“史上第一次”的“雙英”辯論25日在台北登場，總統馬英九與民進党主席蔡英文就ECFA展開激辯，蔡質疑ECFA是“糖衣毒藥”，馬則要民進党勿為政治目的“恐嚇民眾”。辯后記者會，馬肯定蔡表現，蔡怨馬不回答問題。
綜合媒體4月25日報道，馬英九總統與民進党主席蔡英文25日下午針對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議題進行公開辯論，雙方先進行各自申論，在交互詰問中，蔡英文指ECFA不透明，并質疑馬英九政府為何急著签署ECFA，稱馬政府很多人與中國有利益。馬英九則表示，民進党勿要為政治目的恐嚇民眾，签署ECFA已不能再等待。
馬英九表示，民進党執政八年來，已經拖垮經濟，雖然參與世貿組織談判，但是獨缺中國大陸一個貿易伙伴不去談，使台灣閉关自守。不签署ECFA會使台灣在國際貿易上被邊緣化，厂商失去競爭力，签署ECFA有必要性急迫性，台灣經濟发展不能再拖，但一定會循序漸進，不會一步到位，一定會步步為營，確切保障台灣的權益。而且，政府會花費950億新台幣輔助扶助受影響產業。
馬英九還質疑，民進党說签了ECFA，會有321万白領階級受到冲擊，短短五天，就“膨風”到590万。這是不是民進党要為了選舉、為了政治目的，利用人民的不安全感？
蔡英文則回應，人民不安全存在，絕對不是政党制造出來，替他們发聲，不叫恐嚇，如果人民心里沒有恐懼，政党是制造不出來。她指出，馬英九在主權的問題上，從來沒有堅持，對于台灣和大陸，總是稱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人民沒有感受到馬英九可以依賴的的總統。
對于馬英九指出經濟學者肯定ECFA，認定签ECFA對台灣利大于弊。蔡英文認為，馬英九作為台灣的總統，必须考慮到開放以后，對社會的冲擊，跟它的政治成本和社會成本。蔡英文更是質疑馬英九没看到中國签ECFA背后的政治企圖心？而且，ECFA將引发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財富重新分配，最不利弱勢，讓社會陷入對立，在兩岸关系中喪失主控權。蔡英文說，我們事實上有很多選項，透過WTO、APEC以累積性跟中國大陸其他國強化关系，我們跟中國大陸還有很多事情可以談。只要經濟有實力，不會有邊緣化問題，為何急著6月要签ECFA、要生效？
對此，馬英九表示，他当然知道中共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但是難道因為有企圖，就不理他？”馬英九稱，民進党不希望签ECFA，說勞工會受到極大冲擊，民進党強調人民的不安全感，這樣是不道德的，不是政治領袖應該做的。韓國跟東協、新加坡都签了FTA，并要求尽快跟大陸談判FTA，人家都跑了 4、5圈，我們還在綁鞋帶，台灣還想不想贏啊！這是台灣最大挑戰，我們不能忽視！
對于馬英九用ECFA救台灣的說法，蔡英文引述WTO秘書長的演講稱，開放貿易不是万靈丹，不是國家經濟繁榮的保證，開放貿易繁榮帶來的效益，只有在整體政策的配合之下，才能真正實現，例如公共的基礎建設跟健全的市場。而且在签署ECFA后，中小企業將會失去競爭力，当專家在評估的時候，有沒有想到，当台商或大陸產品，大量進入台灣的時候，會給台灣多大的冲擊？
馬英九回應稱，他当然知道貿易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所以签ECFA不是只有貿易，更有投資保障，有智慧財產權的保護。這次早收清單里面，有貨品貿易，也有服務業貿易，這跟WTO規范是一致的。如果要說冲擊，加入WTO冲擊不是更大嗎？可是農業產值從3,500億增加到4,100億，冲擊当然是有，但台灣人知道怎么化危機為轉機，台灣人不是被嚇大的。而且，中小企業與大企業不是對立的，很多中小企業是大企業的衛星工厂，签ECFA是對許多中小企業生存有关。
在這次政策辯論會中，蔡英文強烈批評馬英九，在與對岸談判ECFA的過程中，没有對外公開內容，是黑箱作業，程序不当。蔡英文還指，馬政府中很多人都與中國有利益。對于蔡英文的指控，馬英九反駁說，按照國際慣例，在談判過程中，具體內容都不能公開。他反指民進党立委多次不出席有关ECFA的立法院報告，是不負責任。他還稱，签ECFA不是為某些個人來做，如果他的談判团隊有利益問題，非常歡迎各界檢舉，依法辦理、絕不寬待。
蔡英文還以自己在陳水扁政府期間，出任陸委會主委，以及代表台灣參與世貿談判的經驗，批評馬英九政府没有保護好農民等台灣弱勢產業，質疑如果台灣 600多項農產品最終要向對岸開放，將會為農民帶來巨大打擊。
馬英九指出，民進党長期抹黑，說馬政府會開放大陸農產品，但數据顯示，過去扁政府開放了936項農產品，而馬上任至今，一項都沒開放。之前发生毒奶粉事件，也是民進党任內開放的，第二次江陳會也協議，將來大家共同保障食品安全。“不能說你開放是愛台灣，我沒開放卻是賣台？”而且馬英九強調，如果台灣不能受益，“我不能接受，我們寧可破局，也在所不惜”。馬英九呼吁，中國大陸不要阻撓跟洽签自由貿易協定的努力，台灣也不要再逃避8年了！世界貿易不會等我們8年，我們要險中求勝。
辯后記者會上，馬英九簡短表達期望以后國民兩党間應該要有機制，能讓兩党領導人在適当時機交換意見。而他對蔡主席個人表現的專業誠懇表示肯定。蔡英文會后記者會中則稱，馬英九完全否定民進党執政八年對兩岸交流的努力，可是又同意民進党對兩岸間的觀光與經貿確實有相当貢獻，是矛盾陳述，并稱很遺憾，今天問了很多實質的問題，馬都没有回答
來源：2010-03-29《多维新闻网》
与以往只有台湾华侨纪念孙中山不同，大陆侨胞首度举办纪念活动，两岸官方也争相找访华侨团体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据美国之音3月29日报道，每年孙中山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只有台湾政府与洛杉矶侨界纪念孙中山，侨界也跟随台湾习惯在3月29日举办青年节大会纪念黄花岗72烈士。但2010年首次出现来自中国大陆的“竞争者”，亲中的侨团人士不但在28日先行举办了黄花岗周年纪念座谈会，以后还要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并邀请台湾侨团参加。
据悉，主持黄花岗纪念座谈会的是来自中国的全美中华青年联合会会长任向东，他在会上表示：“现在的年轻一代怎样能够摆脱精神上一种麻木和一种没有理想的状态？我们纪念黄花岗烈士就是想要唤起大家这样一种精神。”
不过，出席座谈会的年轻人很少，会上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两岸统一，许多与会人士指出崇敬孙中山是两岸的“最大公约数”，南加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执委会主席邓澍宏直言：“纪念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意义是，寻求两岸的最大共识，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和最终的和平统一。”但也有人指因为孙中山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所以要推动美国废除台湾关系法。
由于两岸对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认知有分歧，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仍有困难。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张素久指出，大陆庆祝的是辛亥革命 100周年，因为中华民国到1949年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了。来自台湾的洛侨中心主任简许邦认为，“在我的认知，不管你用甚么名称在甚么时候庆祝，你一谈到辛亥革命，就是没有办法跟中华民国切割的。”
此外，前台湾新党主席营志宏和美国台湾乡亲联谊会总顾问苏顺国都指出，孙中山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含蓄地暗指中华民国。他们也引用孙中山的话说革命尚未成功，希望共同努力达到全中国人的民主自由均富。
来自台湾，在大学任教的廖茂俊则直言，中国政府应该像芦沟桥纪念馆挂出中华民国国旗一样正视历史，不要用改朝换代的观念去推翻中华民国。他表示： “重视历史是个开始，因为历史是不能抹杀，不能改变，不能扭曲的。我希望大家统一在民主共和的旗帜之下。”
民运人士伍凡则认为，他们才是追随孙中山建立民主自由中国道路的继承者，现在中国突然在海外大肆纪念辛亥革命无非是统战，主要对象是台湾人。伍凡还认为现在许多中国年轻人缺乏理想是共产党造成的，他说，凡是哪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不是关杀押，就是驱逐到国外，所以就培养出一批吃喝嫖赌的人出来。
2010年是辛亥革命成功百年，洛杉矶也已有许多侨团在策划举办系列活动庆祝，国台办主任王毅近日也曾表示，2010年将要隆重纪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并要两岸侨胞以民族大义为重，做出“这一代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來源：2010-03-18《多維新聞網》
多維記者柯宇倩／被中國政府視為恐怖組織的西藏青年大會（Tibetan Youth Congress，簡稱藏青會），為西藏流亡社區中規模最大的青年組織，強調西藏獨立，將恐怖活動視為可行。藏青會不認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而達賴喇嘛也一再批評藏青會的獨立等立場。
暴力性質日益凸顯
1970年10月在達賴喇嘛直接授意下，藏青會成立於印度達蘭薩拉，至今在全球已擁有85個分支，超過25,000名會員。由某些西方組織資助和 “西藏流亡政府”財政支持的藏青會，一度被視為達賴集團的“急先鋒”和“馬前卒”。但伴隨該組織的不斷壯大，以“西藏獨立”為宗旨，不斷製造暴力和恐怖活動成為它給外界的主要印象。與達賴喇嘛在各種問題上的意見也漸行漸遠。
藏青會“暴力宣言”中甚至鼓吹“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根據資料顯示，早在1974年不丹事件中，藏青會已經充分暴露了其組織熱衷於暴力恐怖的本質。為貫徹其一貫的暴力恐怖意圖，藏青會始終將西藏作為其鬨事的“主戰場”，從1987年、1988年，1989年的拉薩騷亂事件，到2008年3月的拉薩及其他藏區發生的打砸搶燒嚴重暴力事件，再到衝擊中國18個駐外使館事件……處處都有藏青會參與組織和策劃的身影。
有消息稱，為了實現“藏獨”目的，藏青會不僅向一些藏人灌輸“藏獨”理念，還建立了武裝訓練基地，積極培訓其武裝和後備力量。他們也在達蘭薩拉設立了武裝訓練基地，並派人與喀什米爾有關組織、斯裡蘭卡泰米爾、阿富汗的基地組織，以及新疆的“東突”等國際恐怖組織聯係密切。可見，藏青會被中共視為一個明確的政治激進組織，是一個將恐怖活動視為可行並針對中國（政府和人民） 的非法組織。
不過，藏青會達蘭薩拉總部聯合秘書天津諾桑對《多維時報》強調，藏青會與任何恐怖組織都冇關係，所有的活動都是非暴力，藏青會也未籌畫314騷動。“中共的目的是削弱藏青會的影響力，因此宣傳藏青會是恐怖組織。”
與達賴喇嘛意見相左
達賴喇嘛曾在多個場合回應與藏青會關係時講到，最初，藏青會作為一個青年組織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其他任何社區的青年組織那樣，青年人是未來的基礎。可是在大約1974年，我們已經肯定，遲早我們會回歸中央政府，所以“獨立”根本就不是我們所考慮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尋找一種“中間道路”。“可是漸漸地，藏青會變得越來越批判我們不尋求獨立和分離的立場，所以我從最開始就一直清楚地向他們表示，你們的立場和我們的立場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也經常批評他們，認為他們的立場是不現實的。”
追求獨立的藏青會與尋求自治的達賴喇嘛意見不一，藏青會成員對達賴喇嘛的失望情緒也表露無遺。藏青會紐約與新澤西分會主席次仁巴登便對《多維時報》指出，他們不認同達賴喇嘛的觀點，唯有獨立，西藏的醫療、人權等問題才會獲得解決，“達賴喇嘛不真正代表所有藏民，他重視的是和平，他是和平領袖，但這就是問題所在。”
包括藏青會副主席頓珠多傑在內的藏青會高層明確表示，不同意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政策。他們認為既然與北京的多輪談判都冇有結果，就應該嘗試其它方法。藏青會主席次旺仁增甚至直指藏人對達賴喇嘛感到失望。
次仁巴登認為，達賴喇嘛對藏青會的影響力衰退。“在過去，藏人很忠誠，對領袖給予最高的尊重，但現在一切都改變了，許多事物都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因此當談到政治，我不認為我們需按照宗教規範來行事。”
雖然不認同達賴喇嘛的觀點，但藏青會成員仍尊崇達賴喇嘛。天津諾桑表示，達賴喇嘛仍是尊者，他給藏青會完全的民主空間，天津諾桑也相信達賴喇嘛在提倡“中間道路”的背後冇有其他企圖。
抗爭如何持續？
藏青會的財政來源包括會員繳交的會費、組織成立的商店的營收，以及藏人捐款。藏青會成員多半受過較高等的教育，不少人在海外出生，能說流利英語。天津諾桑強調，藏青會自成立以來，在西方國家獲得很大的支持力量，未來藏青會仍將在世界各地持續出版雜誌、傳單，召開新聞發布會，向西方國家介紹“真實的西藏情況”。
然而，中國在世界舞台的影響力與日遽增，與中國事務比起來，西藏事務對西方國家來說，重要性或許更低，不過天津諾桑不覺得藏青會越來越難以爭取西方國家的支持，“我們也希望與中國政府溝通，在協議桌上讓他們了解藏青會追求獨立的理由，我們最強的說服力就是曆史上西藏是獨立國家的證據，以及語言、文化上的差異。” 天津諾桑指出，2008年的騷亂中，所有的口號都是要求西藏獨立，因此他相信在西藏境內有很大一部份的人希望獨立，在海外，藏青會也有相當大的民意支持。
不過，藏青會獨立的願望隻是一廂情願而已，而願意跟隨他們通過暴力手段去“鬨”獨立的的藏人也日趨減少。“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認為，希望自治的藏人仍占多數。桑東仁波切說，表麵上支持西藏獨立的聲音強一點，但實際上，08年藏人大會對此的投票結果，82%的人支持中間道路，支持獨立的隻有18%。
藏青會的目標一直是西藏獨立，一旦達賴喇嘛圓寂，有分析認為，藏青會的勢力或將坐大，進而帶領藏人尋求獨立。也有分析指，不論達賴喇嘛是否圓寂，藏青會走向分裂的可能性很大，中國政府把其作為一個暴力恐怖組織，注定不會坐下來與其談判；達賴喇嘛為首的“流亡政府”又反對藏青會的立場，而流亡海外的藏人回歸願望日趨迫切……藏青會麵臨的尷尬可想而知。
天津諾桑認為，若達賴喇嘛圓寂、轉世製度不再繼續，藏青會將承擔更大的領導責任，但藏青會也是一個代表民意的組織，因此未來是持續尋求獨立，亦或改變策略，還將由藏人來決定。
感謝D君來信補充文中關於《富春山居图》半幅畫作於「杭州博物館」一事。
温总的这段话起源于浙江书法家何水法先生的一个提案，何先生一直为两画合璧而奔忙。“杭州博物馆”说法欠妥，应该是“浙江博物馆”，或者是“杭州的博物馆”。
另提供吴均所做，同樣描写富春江美景的《与朱元思说》。寫景寫意，讓人彷若身臨其境，分享之！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 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 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水皆缥碧，千丈见底。 游鱼细石，直视无碍。
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
负势竞上，互相轩邈； 争高直指，千百成峰。
泉水激石，泠泠作响； 好鸟相鸣，嘤嘤成韵。
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
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 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 by Eve, 2010/03/16
新聞來源：東森新聞記者楊釗、陳俊穎 2010/03/14
大陸新聞中心／北京報導─大陸人大會議今天(14日)閉幕，大陸總理溫家寶舉行記者會大談兩岸關係，溫家寶說，兩岸簽署ECFA會顧及台灣民眾，特別是台灣農民，但是對於大陸對台讓利內容，溫家寶並沒有明說，溫家寶並舉元朝畫家黃公望一幅名畫《富春山居圖》分藏兩岸展開溫情攻勢，還呼籲不要因為50年政治丟掉5000年文化，暗批台獨。
「謝謝你，向台灣同胞問好！」大陸總理溫家寶14日在北京人大會議閉幕記者會上大談台灣問題，一開始就針對簽署ECFA，溫家寶說會顧及台灣民眾，特別是台灣農民，溫家寶指出，「兩岸正在商簽的經濟合作協定是一個綜合性的、具有兩岸特色的協議。商簽這個協議應該把握好三個原則：第一，平等協商；第二，互利雙贏；第三，彼此照顧對方的關切。」
溫家寶表示，「我確實講過，在商簽協議時要充分考慮兩岸經濟規模和市場條件的不同，關心台灣中小企業和廣大基層民眾的利益，特別要照顧台灣農民的利益。
我也確實講過，要讓利給台灣。這種讓利，比如通過減免關稅，通過早期收穫實現。另外，也要做出讓台灣農民放心的事情。但是，我看到台灣的報紙，很大的篇幅報導溫總理關於讓利的論述。可是我在線上訪談時講了兩句話，後面還有一句話『因為我們是兄弟』，這句話就鮮有報導。」
記者問溫家寶去年在這裡有一段溫馨的談話，說想到台灣去看一看，如果兩岸簽了ECFA後，對於到台灣走走看看是否創造更好的條件？溫家寶表示，「我知道商簽協議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但是正因為我們是兄弟，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問題總會可以解決的。我去台灣的願望依舊是那麼強烈，因為我認為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強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不要因為50年的政治而丟掉5000年的文化。」
此外，溫家寶不忘再度用他特有的溫情攻勢向台灣喊話表示，「在元朝有一位畫家叫黃公望，他畫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圖，現在我知道，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館，一半放在台灣故宮博物院，我希望兩幅畫什麼時候能合成一幅畫，畫是如此，人何以堪？」
溫家寶強調兩岸是兄弟，因此他去台灣的願望依舊強烈，並以他善用的溫情攻勢問候台灣民眾，但是對於ECFA讓利部分，他並沒有明說，看得出大陸方面對於讓利內容還有爭議和討論空間。
據維基百科介紹，黃公望（1269年－1354年），字子久，號大痴、大痴道人、一峰道人，原籍江蘇常熟，出生於永嘉（今浙江溫州）。黃公望和吳鎮、倪瓚、王蒙並稱為「元四家」，是元代的著名畫家，倪瓚和王蒙都曾向他請教過，他的畫風對宋代以來的畫法有創新，對明清的山水畫發展有很大影響。
黃公望曾任小吏，因事入獄，開釋後入了全真教出家。他學識淵博，工書法，通音律，能詩文，50歲才開始學繪畫，曾得到趙孟頫的指教，自稱為「松雪齋中小學生」，重視寫生，常在風景名勝地隨筆摹寫，其水墨山水尤為出色，代表作為《富春山居圖》，其著作有《山水訣》是中國山水畫的重要理論著作。
來源：2010-02-26【旺報】
作者：顧爾德 / 專欄作家
《人民日報》在網路上調查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民眾關切的議題，名列前茅的議題很多屬於社會安全領域，包括排名第一的養老保險，以及貧富差距、醫療改革、教育公平、戶籍改革等等。調查說明了，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進入另一個階段，社會制度改革是新階段的一大挑戰，這也是中共宣稱的「建設和諧社會」的重大工程。
30年改革開放的榮景是建立在不公平的社會政策上；如今，中國整體社會必須承擔過去經濟發展形成的不公平。整個不公平制度的根源就是戶口制度，而為數2億3000萬的農民工就是受害者。
農民工淪次等公民
去年底，中國農民工入選《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之一。若把時間放長，要選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第一風雲人物，恐怕最有資格的不是「總設計師」鄧小平，而是中國農民工。沒有農民工，造就不出中國鉅額出口，也不會建設出上海、深圳等等現代化的都市。
歐洲資本主義靠釋放莊園農奴到工業部門而起動，美國南北戰讓南方黑奴投入北方工業化，台灣經濟發展也是把農村資源、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中國改革開放亦然，大量來自內地的農民工成了沿海省分取之不盡的廉價產業預備軍。
對這些農民工而言，走向都市也是掙脫農村貧困生活的最好機會。但他們在都市與城鎮中忍受低工資、惡劣居住條件，子女教育品質低落。更重要的是，無法享受到城鎮都市居民的社會保障與福利，成為次等公民。
農民工在20歲左右投入都市城鎮生產，20多年後面臨了退休問題。他們很難在都市買個像樣住房，更難取得城市戶籍，很多農民工都想在50歲左右回到家鄉養老。家鄉一份微薄田地收入，可能是他們養老唯一憑藉。他們的子女，所謂「二代農民工」，出生成長在都市，在農村沒有根，他們的未來就在都市。不過相較於都市第二代，他們教育品質較差，競爭條件不如都市新生代。也許，他們還要像父母一樣，在都市中從事低階的生產活動。
社福制度改革關鍵
中共意識到農民工衍生的嚴重社會問題，過去幾年來也在強化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包括今年1月公布施行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暫行辦法》。這有點像台灣可攜帶式勞退帳戶，當農民工跨省轉換工作，可以把過去累積的退休金帶到下個工作地點。但這還是不能解決問題，因為中國農村的年金制度還在試點。農民工在城鎮工作若不滿15年而想回農村，職工養老保險在農村無法接軌。更何況有很多企業為規避成本，不為農民工投保，還有許多勞工是以派遣人力方式存在，享受不到社保。
諸多問題根源都在中國區分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戶口制度，這項毛時代留下的制度限制農民流入城市。毛沒料到，這個制度竟然為中國走向資本主義創造了一批廉價產業預備軍。這種戶口制度也讓農民工成為次等公民。
包括北京等城市近來逐步放寬農民入城就業定居條件，但是要在大城市取得戶籍還是很難。中國計畫在2020年前取消現行歧視性的戶口制度，這是個艱鉅工程，城市居民的抗拒很大。中央希望發展內地更多中小型城市吸納農民，今年中央第一號文件就是放寬農民落戶中小城市的條件。
戶口制改革是一切社會福利制度的關鍵。取消歧視性的戶口制度，才能讓10億農民享有完全的公民權益。不論10年後現行戶口制會不會走進歷史，都無法彌補30年來在這個制度下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最大貢獻，卻遭受最大剝削的農民工。
來源：中央社記者唐佩君 20091027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張五岳今天表示，2012年兩岸領導人各將卸任或求連任，政治性議題談判將無法迴避，建議應優先在消除敵意及預防危機上尋求政治對話。
台灣綜合研究院今天舉行「近期中國大陸政經情勢變化及對台灣影響」論壇，張五岳表示，中國大陸對台灣最終目標是「和平統一」，但過去覺得時機未到，所以重點擺在「和平發展；但88水災後，中國似乎轉變，覺得可以討論政治問題，例如中國智庫近期紛紛呼籲，兩岸應該進行結束敵對狀態，顯示有意強化對台政治性議題論述。
張五岳說，中國有意加強對台政治性議題的討論，但台灣現階段民意卻不這麼想，雖然兩岸都對「和平發展」有共識，但對「和平統一」無交集，兩岸協商以「九二共識」為基礎有共識，但對「一個中國」無交集。
張五岳舉例，兩岸如何結束敵對狀態？中國現有數千枚飛彈對準台灣，幾乎台灣每個鄉鎮面臨平均 4枚飛彈威脅，台灣希望中國先撤飛彈，但中國卻認為在有共識下才能撤，雙方要達到共識，顯然還有一大段距離要努力。
雖然台灣主力放在先經濟後政治，但張五岳認為，2012年中國領導人胡錦濤有卸任壓力，台灣馬總統有尋求連任壓力，雙方將無法迴避政治性議題談判，但兩岸對「統一」、「一個中國」皆未有交集情況下，建議未來要展開政治對話，應優先在「經貿交流深化」、「消除敵意」及「預防危機」等議題上尋求政治對話，也是能獲得台灣朝野共識的最基本公約數。
來源：《BBC中文網》台灣來鴻
作者：吳燕玲 / 台灣自由撰稿人
十月十七日，馬英九將正式接任國民黨的黨主席。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將是他就任黨主席後，所要面對的第一個考驗。然而馬英九如今聲望落地，對地方的影響力與過去相比，已如天差地別。
開除八人黨籍
最明顯的是，國民黨擺不平各地方上想要參選的實力派人物，竟然一口氣開除了八個未被國民黨提名，卻執意參選縣市長選舉者的黨籍。
這些人之中，有現任的國民黨縣市長在連任屆滿之際，大力支持自己的接班人，像花蓮縣長謝深山就毫不避諱地推薦他一手提拔的副縣長張志明，並不支持國民黨提名的杜麗華；而新竹縣長鄭永金，基於過去派繫上的恩怨，也不支持國民黨提名的邱鏡淳，而支持新竹縣議長張碧琴。
這種國民黨在地方上的大家長，公然把黨提名的候選人晾在一邊，可以說是讓黨中央權威掃地。
一舉開除八個人黨籍，是國民黨近年來罕見的狀況。
上一次國民黨大規模開除違紀黨員，大概要算2000年宋楚瑜選總統。國民黨一堆人甘冒違反黨紀，也要主動跳出來替宋楚瑜輔選，使得國民黨陷入嚴重的分裂危機，也讓國民黨失去了執政江山。
這一次的情況，雖然還不能稱之為分裂，但卻發生在國民黨重新拿回政權的第一次大規模選舉。很明顯，原本應該是集黨、政大權於一身的馬英九，在台灣各縣市的影響力已大幅下降，根本控制不了地方上的實力派人物。
不肯分配資源
地方上的實力人物要如何約束控制？過去國民黨慣用的那一套，是運用派系制衡、是釋出資源勸退。這些馬英九並非完全不做，但是他做起來比起前人，卻顯得有更多的扭捏顧慮，這也就難怪他對地方的掌握力日益下降。
過去馬英九在還沒選上總統時，也當過黨主席。當時他手中的資源，遠不如今天，但那時，他極度風光。國民黨當時還有同屬泛藍陣營的親民黨為之競爭，但當時馬英九是人氣王，舉凡他所到之處，必引起群眾熱烈喝採。所以只要能沾上馬英九光環的人，幾乎就篤定當選了！
因此馬英九成為輔選的最佳利器，所有候選人都爭相拜托他來站台，社會上「大藍吃小藍」的氣氛濃厚，親民黨被他殺得毫無生存空間，所以他才能一舉打敗民進黨，躍上總統寶座。
不再是輔選利器
但沒想到，八八水災之後，他低靡的民調與人氣，套一句總統府在搞出限制博愛特區樓層高度爭議時，台北市長郝龍斌的話，郝龍斌說：「民調高的時候，還可以cover他（指馬英九）一下，如今我們民調也只剩一點點，民意和上意，只能選擇「順應民意」。」
當馬英九已無法再成為凝聚人氣的輔選利器，這些地方山頭，只能靠自己殺出一條血路，來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可能還聽黨中央的？
當然，選舉未到開票的一天，誰都無法確知最後的結果。也許這些被國民黨開除黨籍者，最後未必都會選上縣市長，但在選舉過程中，卻絕對會瓜分國民黨原來的票源，對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產生不小的威脅。
所以年底縣市長選戰，已成為馬英九執政的期中考，也將象徵著，他在剩餘的任期內，政策能否推展得下去？
從現在開始，到年底縣市長選舉結束，馬英九勢必得好好面對這一個複雜又難以捉摸的地方課題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黄小伟 2009-09-01
环境污染事件正日益困扰中国公众的生活，并由此带来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也考验着中国地方官员的神经。最近最典型的莫过相继发生于陕西凤翔和湖南武冈的“血铅事件”。这两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相对陌生的地方，均有千人左右被检出“血铅”超标，绝大部分是孩子，其中一部分人因为血铅含量大大超过标准，被认定为重度铅中毒。
血铅超标对孩子的发育将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目前两个地方具体有多少人血铅超标，官方尚未有确切数字。因为接受身体检测的仅仅是14岁以下的孩子，14岁以上以及成人尚未被纳入检测范围。
湖南武冈“血铅事件”初步调查的原因是当地一家锰加工厂未经环保评估，违法生产所致。而凤翔的原因与之类似，陕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东岭集团在当地的金属铅锌冶炼和焦化项目是灾难制造者。
这仅仅是中国众多环境污染事件中的两例，从早些时候的松花江水污染、太湖蓝藻大爆发，到盐城断水事件、吉林市化工污染事件等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当前中国已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
“血铅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的产业发展方向之争。事实证明，环境污染与中国各地重化工业的迅猛发展不无关系。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继续选择未来经济增长以重化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特征，那么环境污染事件必将日益加剧。而选择产业结构转型，对于那些财政刚刚有所转机的的地方政府来说，又将是一个无比艰难的抉择。
一
中国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2004年末学界有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反双方的代表是吴敬琏和厉以宁。吴认为，“重型化”的快跑将使中国遭遇能源危机，中国应该通过技术创新等科学手段，走高附加值产业的道路。而厉认为，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绕开重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新技术阶段，动机虽好，但不切合中国国情。
这场大争论后来又有樊纲、林毅夫等数位学者加入，但是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值得注意的是，在赞同选择重化工业的阵营中，有很大部分是中国的地方官员。如时任内蒙古自主区主席的杨晶就明确表示，“重化工业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对地方经济发展带动力非常强。做强做大重化工业，是内蒙古在全国产业分工中争取有利位置的机会”。甚至以轻工业立身温州，也在在2005年年初通过了《温州市石油化工产业发展及总体布局规划》，提出建设“石化基地”的方案，试图使石化产业成为温州“重型化”的支柱产业。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重化工业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地方官员的口中，而且实实在在的出现各地的经济发展规划中。各省市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型的愿望和趋势，甚至像经营IT产业最成功的深圳，以及中小企业非常发达的浙江这样的省市也准备转向重型工业发展。中国社科院2005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显示，从1998年以来，重化工相关产业以年均18.5%的速度增长。与2005年相比，2008年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由47.7%上升到48.6%。从工业内部结构看，高耗能工业的增速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高技术产业的比重还下降了2.1个百分点。
就连中国新近批准的国家级经济区，也宣布将重化工业作为重中之重。在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里，石化、林浆纸等重化工业是主导产业之一。2008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由武钢和柳钢合力推进的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这个“西部大开发最大钢铁项目”三期项目完成后，累计投资将达到2049亿元。而在被孙中山誉为“南方第一大港”的钦州港，中石油打造的千万吨炼油项目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建设。此外，还有1000万亩速生林支撑的芬兰斯道拉恩索、印尼金光集团两大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等“一千万”项目和“一千亿”项目在建。
而辽宁沿海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江苏沿海经济区等，这些经济区的发展规划中，重化工业是耳熟能详的关键词。即使是广东这样的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大省，也试图借助“腾笼换鸟”政策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入重化工业的这只“大鸟”。
二
重化工业的拥趸者都会提到霍夫曼定理。霍夫曼在1931年通过对20个国家的工业内部结构演变规律进行经验研究，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在工业化进程中，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是不断下降的，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后期，资本品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显著上升，这个预言又被后人演绎为重化工业阶段。而中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5000美元的快速工业化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这个阶段重工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重型化程度加强，并以此推断重化工业是绕不过去的“坎”。
而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在其任内GDP高增速无疑是其最好的政绩体现，重化工业显然是有效的实现途径。这种诉求表现在招商引资方面，对外来资金不仅不严格把关，反而一概以优惠政策吸引投资。目前在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化工沿江布局、甚至在环境敏感区分布的现象。
重化工业又天然要求其项目布局靠近沿海和沿江地带，因为便利的运输条件和水资源是重化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种布局使得重化工业的“恶”得以大面积的释放——那些建在大江大河附近的企业一个出事就有可能是一条河流的灾难。太湖蓝藻大爆发、松花江水污染、广东北江镉污染事件等等，都是因为重化工企业的无限制排放或者发生突发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
而且中国目前的项目审批体制很不利于对重化工业布局的控制。在此之前，中国缺少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具体法律条文，尽管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对规划环评做了规定，但其法律条文均未细化，极易造成规划环评成了走过场的一种形式。另外GDP的考核体制下，地方官员是支持上重化工项目的，很多类似的项目都是“先上车再买票”甚至“上车后也不买票”，这样“生态灾难”的隐患就由此埋下。
如“血铅事件”发生前的7月29日，宝鸡市市长戴征社在长青工业园区视察时，则“代表市政府感谢东岭公司对全市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而在武冈，当地的环保部门根本就没有检测铅超标的仪器。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引起公众担忧。比如有人担心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会成为 “一个重化工业北部湾的兴起和一个环境北部湾的迷失”。此前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污染相对较轻，北部湾近岸大部分海域保持了一类水质，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洁海”。污染带来的汹涌民意也让中央政府的政策有所改变。
相对于地方政府争抢重化工项目的招商举措，中央政府开始约束重化工业带来的污染和高能耗。中共“十六大”就对新型工业化的解释是：“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刚刚出台并于10月1实施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是中国首次出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全局性的考虑环保问题和解决的途径。这意味着以后地方政府的规划必须经过环境风险评价才能得以审批，而且还要召开公众听证会。
三
正如中国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所言：规划环评所注重的长期利益、全局利益，与“重审批轻规划”的部门利益和“短平快出业绩”的地方利益相冲突。对于地方政府而言，GDP的增长和财政的富足是其当下追求的目标，只要目标不变，重化工业就是最好的实现工具，尤其在当下经济不景气，外贸出口疲软的背景下。
相对于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西部不发达地区更需要重化工业的支撑。“血铅事件”的发生地之一的陕西凤翔县，本来是一个农业大县，以泥塑而出名，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是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当地的一位官员说，凤翔经济的快速与凤翔快速工业化、抓大企业是招商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东岭集团在当地的金属铅锌冶炼和焦化项目就是这样的大企业，据新华社报道，2008年，这家冶炼企业共上交税收1.23亿元，其中为地方财政收入贡献2400万元，约占凤翔县地方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1995年之前，“血铅事件“的发生地长青镇是县上最穷的镇。当宝鸡市第二电厂和东岭集团冶炼公司两家企业进驻后，这几年长青镇成了全县最富的镇。
在湖南武冈，和凤翔没什么区别，当地的重化工业每个镇都能找到好几家，虽然当初遭受到当地村民的极力反对，但工厂高高的烟囱还是在政府的支持下，被强行地竖了起来。
据笔者对近十年各地发生“血铅事件”的不完全统计，“血铅”的走向是从东部沿海逐步蔓延到西部地区，比如早些时候的浙江、广东贵屿等地因为重金属冶炼造地当地人血铅超标，而现在，“血铅事件”多发于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想要又好又快地发展，简直是不可能的。”凤翔的一位官员说，先进的、无污染的企业是不会到西部来的。西部要吃饭、要发展，但是又没有办法吸引高科技，只好冒着风险发展从东部转移过来的重化工和重污染企业，这是西部发展中的一个矛盾。
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无疑今后将会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困扰中国的民众。即使在凤翔，虽然造成“血铅事件”的企业已经被关闭，但当地的经济发展规划是，2009年，凤翔将全力突破五大项目：总投资64亿元的甲醇、总投资46亿元的国电宝二电二期扩建、总投资30亿元的东岭30万吨焦炭、总投资22.6亿元的西凤酒扩建技改、总投资15亿元的冀东水泥。
在另一个地方武冈，当地官员对于“血铅事件”的教训总结是，中国正处于发展时期，多少都会出现点问题，这是阶段性产物，任何地方都会存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黄小伟 2009-09-18
似乎是5年前情景的再现——工厂门口打着招工条幅，贴着“大量招聘普工”海报的车在街上来回溜达，工厂求工若渴却应者寥寥。始于2004年的那场波及全中国的“民工荒”也不过如此。与当时处于黄金期的中国经济不同，此时正值经济危机一周年，经济是否回暖仍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当下工厂招工潮被乐观的分析者视为经济回暖的信号。他们认为从打不到工的“民工慌”到招不到工的“民工荒”，短短半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着悄然变化。这种变化又是工厂订单数量的快速上升导致的，而订单的增长则意味着出口发生逆转，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回暖。
事实也许未必如此。
经济回暖风向标？
温州和东莞是中国经济中两个重要的风向标，这两个城市的经济运行情况被看做是判断中国经济是否回暖的重要参数，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又是判断两城市经济快与慢的重要指标。
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数据显示，8月份该中心用工缺口36368人，缺口占比73%多，相比6月52%上升了11个百分点。就整个浙江来说，7月份该省用工缺口高达25万人。
而东莞从5月份开始，用工需求出现恢复性上升。一二季度分别为12.99万人、18.7万人，分别较前一季度上升19%和44%，特别二季度已恢复到去年同期95%的水平。不远的深圳，农民工的供需矛盾更为突出。
这难道不能反映两地经济乃至中国经济正在回暖吗？
不可否认，订单回升的确拉动了用工增加。据统计，最近几个月来，广东省外贸有明显回暖迹象，出口额降幅逐渐收窄，五六七月出口降幅分别为21.2%、18%和15.1%。之前跌幅很大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都在迅速反弹，7月出口降幅分别比上半年收窄5.4%和13.1%。西方圣诞节、感恩节和万圣节的市场因素，也使珠三角不少闲了一段时间的工厂变得忙碌起来。
但企业人士经过分析发现，订单的增加更多的是海外客户在补库存而非新增需求，当补充库存的订单完成后，可能又陷入“订单恐慌”中。对此观点的佐证是，按照往年惯例，圣诞用品出口高峰期一般从每年7月开始，但今年7月，世界最大圣诞用品出口基地广东省仅出口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即使在目前旺季的情况下，浙江温州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实际产量仍不足产能四成，大部分订单依然集中在大型企业。
中国海关副署长李克农不久前也表示，8月出口数据将环比回升，同比下降幅度会减小，但外贸何时重回正增长依然很难预测。因此，在外贸数据本身负增长的情况下，切不可由于季节性旺季对订单的需求而轻言外贸回暖，考虑到欧美等国依然不确定的复苏前景，对于因圣诞节等明显周期性需求导致的订单回升必须有个正确的研判。
除去订单增加的因素。这轮企业用工紧张的原因还在于劳动力临时供需失调。去年经济危机时，长三角和珠三角企业大都采取裁员或放假的方式降低成本以求自保，导致很多农民工回归故里。比如当时东莞劳动力市场至少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近百万人被迫离开东莞。百万人劳动力留下的空洞，劳动力需求增加时，很难短时间内得到填补，劳工势必短缺。
劳动力供给增长率逆转
2004年是一个分水岭。自那年中国首次出现“民工荒”后，政府与学界才开始关注中国的劳动力供给问题。之前，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注主要是解决每年春节前后的运输难题。
民工潮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1989年几百万农民的自发性南下流动，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波民工潮。那一年的初春，中国的南方到处可见三三两两的乡下人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习惯了计划的人们把大批农民的这种“计划外”自发外出，称为“盲流”。不少人为之担忧甚至恐慌，当年3月8日，新华社发表文章规劝农民朋友“城里找活难，农村天地广”。
回过头看去，出现在1989年的民工潮并非农民们的一时兴起所为。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潜能到了1988年已几乎释放殆尽，那一年的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出现了停滞，与此同时，“卖粮难”则屡现报端。再进一步加大对农田的劳动力投入已无任何意义，在种田之外寻找就业门路早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而一度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在1980年代后期也迎来了一轮自我调整，这令此前人们津津乐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化模式难以为继。1989年，全国外出务工人员已达3000多万人，很多地方开始有组织、成规模地向外输送劳动力。
此后的十五年间，外出打工的农民数量持续增加，给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低廉的劳动力。
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初现民工荒之时，更多人相信，这仅仅是局部和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但是后来发现，这是全国性的短缺，甚至在劳工力供应大省的江西、安徽，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用工紧张。
对于民工荒，政府、学界、媒体都在寻找答案，试图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竟然意想不到的出现用工紧张？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认为，中国的劳动供应发生了变化。在一份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报告中，他用数据证明了2004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当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为5年来最低，增长率较上年减少74%。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也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是人口供给增长率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但这样的“红利”已不太可能在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继续出现。1990－2002年，乡村人口绝对减少了2658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之中，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出现了萎缩。
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民工荒的分析，学者还提到了一个经济学名词——刘易斯转折点。从劳动力充分供给变化到短缺，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刘易斯转折点，这个点就是一个阶段变化。在转折点之前，有一系列的经济特征，比如说，经济增长无论吸纳多少劳动力，都可以在不增长工资的情况下获得。在2004年前的10年内，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增长。但是2004年以后，民工工资一年的增长速度，比过去十年增长的速度都要快。与此同时，劳动者与雇佣者的相对谈判地位提高。一个极端的数据是，2004年之前的10年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是负增长。
即使在2004年之后，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增幅并不低，但是因为基数太低，农民工工资也未见大幅度提高。以东莞为例，目前最低工资标准为770元，低于长三角的一些城市。东莞的很多工厂以此作为薪资底线，工人高出底薪的收入完全靠加班来赚取，工人福利待遇增长水平远低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享受不到城市人应有的子女入托、入学、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首先受到伤害的依旧是农民工。伴随着企业的倒闭，一些工厂主拖欠员工工资后隐匿、逃逸，欠薪逃匿事件明显增加。据调查，去年广东省因工厂主欠薪逃匿引发30人以上员工上访的事件达333宗，同比增加80.98%，经多年整治才得以改变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又呈回升态势。
一些学者在2004年就根据已公布的统计数据，推算民工供给量的变化，结果是在2003年底，农村待转移劳动力应该还有7000多万。但是为什么会依旧出现全国性的民工荒，原因就是农民工的工资实在不能支持其在打工地以后的生活，他们攒足回家创业的钱后，在40岁来临前，选择离开。一位在广东的台商抱怨说，他给工人提高了工资，为夫妻提供60平方米左右的夫妻房，替民工的孩子交纳在当地上学的学费，甚至允许民工的父母前来同住，以照顾孩子。但他还是惊诧地发现，几年后，这些民工仍然选择了离开、回家。
而作为新生代的劳动力（我们称之“第二代”农民工）因为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除工资薪酬外，更加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且把就业地区环境、就业企业工作场所环境及周边生活环境列为就业选择考虑的条件。低工资、不佳的生活环境，显然不是吸引他们进入工厂。浙江温岭劳动就业处的一位官员在安徽一家技术学校为本地企业招聘了19位年轻的工人，但是一个月后，19人全部离开了，没有一个留下，原因是自己的工资不足以支撑在当地的生活（比如上网、娱乐消费的）。
随着劳动力绝对供给的减少，“第二代”农民工对工资收入、福利水平要求的提高，中国劳动力缺失将会在未来变得越来越严重。金融危机下的“民工荒”再次凸显了依靠低廉劳动力发展外贸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而反过来，“民工荒”将倒逼中国的经济模式转型，尽管这种转型是痛苦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來源：2009-09-15 工商時報 社論
今年元月通過的遺產及贈與稅法修正案將過去遺贈稅最高累進稅率50％降為單一稅率10％，且同時提高免稅額為1,200萬元。支持我國遺贈稅調降者，強調過去的高稅率使得大量資金因為避稅而外移，因此降低稅率可以使海外資金回流。新法實施迄今近8個月，實際成效如何，已可加以檢視。
究竟遺贈稅的調降能吸引多少資金回流? 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原因就在於影響國際資金流動的因素實在太多，包含國內外的投資環境、企業經營情況、各項經濟政策等等，而租稅只是因素之一。但是前些日子，若干媒體以「降遺贈稅率磁吸3,000億元回流」、「遺贈稅調降使1.1兆避稅資金回台」為標題，大力吹捧調降遺贈稅的效果。這樣的論述，其實缺乏正確統計數據作為佐證。
若要觀察我國對外資金的流動情況，就需要利用中央銀行所公佈的國際收支金融帳進行推敲。金融帳根據投資的種類分為直接投資、證券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與其他投資四大類，各類投資均區分為資產（居民對非居民之債權）及負債（居民對非居民之債務）兩欄。一般而言，受遺贈稅影響比較大的部分應該是「金融帳」的「資產」項目，也就是我國居民對外的金融交易活動。舉例來說，若本國某甲購買外國的證券100萬美元，則會在「證券投資-資產」項目中流出100萬美元，以負號表示。若某乙將先前放在國外的存款200萬美元匯回台灣，則會在「其他投資-資產（其他部門）」項目中流入200萬美元，以正號表示。
分析我國央行最新公布的國際收支帳，可以發現在遺贈稅調降之後的2009年前兩季，分別呈現淨流出7.68億美元，以及淨流入46.52億美元，數字正負相間，看不出多少名堂。再觀察金融帳分類中的證券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與其他投資之資產項目的變化，顯示在證券投資-資產的項目中，2009年前兩季分別呈現15.49億與97.85億美元的淨流出，相較於2008年第四季127.15億美元的淨流入出現巨幅的改變；衍生性商品-資產的項目中，2009年前兩季雖然呈現資金的淨流入，但卻比2008年第四季低許多；其他投資-資產的項目中，2009年前兩季分別呈現60.86億與70.29億美元流入，但相較於先前幾季的數據呈現資金流入巨幅增加的情況，實在不算突出。整體而言，遺贈稅實施後的第一季金融帳資產項目雖有61.19億美元的淨流入，但相較於遺贈稅修正前2008年第四季220.88億美元的淨流入卻減少很多，更何況在第二季反而出現10.3億美元的淨流出，呈現遺贈稅調降卻使得我國居民將資金外流更多的反效果。
那麼媒體上所謂吸引資金回流的數據到底怎麼來的？一則報導提出，受遺贈稅率調降影響，今年上半年淨匯入84.3億美元，其所計算的是「其他投資」資產與負債項的合計，把外國居民對國內投資的資金流入也放在一起，在概念上夾雜不清，顯有誤導。另外一則報導提到，遺贈稅調降合計至少帶動逾1.1兆元資金回流，指的是「其他投資-資產（其他部門）」，將2008年第四季至2009年前兩季合計的淨流入349.02億美元換算成台幣。但上述的計算方式會有以下問題：第一，2008年第四季遺贈稅尚未通過，時間效果不對；第二，全數資金流入皆視為遺贈稅的「效果」，完全無視於國外投資環境的不穩定等其它因素；第三，無法解釋遺贈稅調降實施後，「民間部門」資金流入呈現不升反降的情況；第四，2009年上半年資金流入主要的力量來自於銀行部門資金流出的減少，亦無法支持遺贈稅使海外避稅資金回流的論點；第五，比較稅改效果的合理基準點，應該是觀察稅改前後的差異，而非以零為基準，將所有的變動都假設來自遺贈稅。
此外，受到去年第三季所發生的全球金融海嘯影響，讓許多國人對於將資金放在海外感到不安，因此才會出現2008年第三、四季的金融帳呈現大幅的資金淨流入，顯然是遺贈稅實施前影響資金流動的重要因素。因此，以扭曲數字解讀說國人資金流入是受到遺贈稅調降的影響，明顯是欠缺事實根據的講法。
總結而言，由國際收支帳的表現觀察，不但沒有證據顯示降遺贈稅真能吸引資金回台，數據甚至顯示其成效不彰。因此，以訛傳訛、胡亂吹捧的論述，可以休矣。
信源：明报 2009-09-29 http://www.popyard.org
作者：程翔
今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盘点60年来的是非功过，要放在近代史的层面看，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首先，我们得承认中共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个成就包括三个方面：
一，精神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1949年毛泽东这句话，振奋了整个中华民族，因为它结束了1840年以来长达一个世纪的外国侵略史，从而整体地提升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中国人民恢复了尊严和自信。这是民族振兴一个必要的前提。这个成就，为中共带来极之雄厚的执政资本，是中共在前30年犯了严重错误的情形下仍然能够保持执政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物质上，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前30年奠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后30年则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使中国进入一个数百年来罕见的荣景。落实到最基本的指标，是人民平均寿命达70岁，从此人生七十不再稀。经济成就，为中共补充了因「六四镇压」而丧失殆尽的合法性，增添新的执政本钱，是它能安然渡过「苏东波」冲击的重要原因。
三，社会上，由于共产党的组织与动员力量无与伦比，使中国社会出现从所未有的组织力，初步改变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这是一种难得的潜藏的资源，也是一种政治优势。但是它是一面双刃剑。政策对头时，造福无穷，政策错误时，也贻害无穷。利用得当时，这个资源有利于应付重大事变（如天灾、战争、外来压力），也最适合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下求生存谋发展的需要。利用失当时，则造成庞大的伤害，一如前30年连绵不绝的人权灾难。
这三方面的成就解释了为什麽中共在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后却仍然不倒。
中共以民主起家却背叛了民主
可是，中华民族从1908年（以清末立宪运动为标志）开始孕育的百年民主梦，不但圆梦的日子遥遥无期，甚至可以说是严重的倒退。把20年前的「六四」和90 年前的「五四」相比，就可以看到倒退的幅度（「五四」没有一个学生被屠杀，但「六四」最少杀了百多人；「五四」时政府顺应人民要求，拒绝接受日本21条，「六四」时政府不但没有顺应人民反贪的诉求，反而以坦克车为贪腐开路）。历史证明：中共以民主起家（注1），却背叛了民主。
由于民主梦未圆，人民无法对执政党实施有效的监督，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首先是生命的损失。前30年中共的错误导致全国范围出现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根据中共自己的资料，因共产党的错误而被送入枉死城的人口最少是5000万（这里仅仅计算「大跃进」的饿死3600万人（注2）以及文革时的2000万人（注3），而尚未包括自1949年开始的各类政治清算运动的受害者。如果把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计算在内，则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当在6000万人左右。天啊！60年，6000万条人命！）。这个规模的杀戮是人类历史上所仅见的，它比两次大战的死亡总人数还要大得多。
其次是领土的损失。中共建国以后，由于中苏两党有某种「血缘关係」，加上中共在建国后採取「一面倒」的亲苏政策，以致无视中国政府早在1924年与苏联达成的关于苏联归还在沙俄时代掠夺的中国领土（即1924年5月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桉大纲协定》），在1990年代以边界现状为基础与俄罗斯签署了新的边界条约，使中华民族永远丧失了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今天国家领土的六分之一。
中共应向60年间枉死者道歉
这些严重的损失，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人民也早就提出劝谏。可是一场「反右」，全国鸦雀无声，一场「庐山会议」，全党鸦雀无声。于是寡头独夫的个人错误，便造成全民族无可挽回的损失，其所以如是，归根究柢就是「一党专政、不受制约」这个根本制度。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在60周年的时刻，中共固然有理由庆祝，人民更有理由反思。中共在庆祝之馀，是否也应该对这60年间的枉死者道个歉，向其家属作出赔偿，以示痛改前非、与民更始的决心？人民在反思之后，是否也应该总结出我们这个民族有什麽毛病，使我们当中相当一部分的人，热中于纵容、奉承、盲从独裁专制的一党，而听任其错误涂炭生灵。
抚今追昔，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崛起，端视乎执政党和人民能否过好这个民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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