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DWNEWS.COM-2009年2月28日6:8:39-多维新闻网
作者：霄云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之后，我离开故土，如一叶漂泊的小舟浪迹天涯了20年。当终于漂到一处宁静的港湾，一个镜头却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我的梦中：我沿着一条蜿蜒崎岖的小径寻找父亲,通过了几道严密把守的大门，我走进了一处隐藏在世外桃源里的小洋楼。推开一扇白色的门，父亲就躺在白色的床上，全身插满了管子，喉头也插着人工气管。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急急地想说什么，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我几乎是喊着从梦中惊醒的:“爸爸没有死，为什么我们都说他死了？”我的泪水已浸湿了枕套。人醒了，思绪仍然在梦中迴荡。梦中的每一个场景居然都不是虚幻的，唯一不能成真的是我的爸爸真的永远地走了。
我不能回答是什么，让我的心底对父亲有那么一份沉重、甚至是隐隐作痛的思念，也许是父亲一生经历了太多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也许是我的经历与父亲有太多的关连，也许是我的内心有一份愧疚，也许是现在的我对他和他那代人有了更多的理解...
岁月流水般地逝去了,唯有沉淀在脑际中的陈年往事无法褪去,时不时在我心中泛起波澜。
一.严父
我是在解放上海的炮火声中,妈妈从山东南下到上海，途经蚌埠时生下的。那时父亲顾不上我们,在淮海和渡江战役后，他奉命准备上海的接管工作。为此,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成了上海警察局的接收大员,组建了上海军管会公安部。两个月以后又南下福建,领导了福州、厦门两市的接管工作,组建了福建省的公安和检察机构，并筹备打下台湾后的接收（然而这成了他未竟的事业）。
我生下后就被留在了上海,住在爸爸的老乡兼老战友,一位资深的地下工作者，毛伯伯家里。一年多以后才被接到福州。不久爸爸又调回上海, 54年底到北京工作。
在特务组织屡屡破坏水电,交通,治安,金融......治安工作难度极大的建国初期，是爸爸工作最繁重,但也是他最意气风发的年月。他组织培训了一批公安干部，广泛搜集情报，掌握国民党各种组织的情况，研究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他在福建时的镇反和剿匪工作还得到过中央和毛泽东的嘉奖。
而当时台湾方面在悬赏刺杀父亲。无论在福建、上海、还是北京，一直到文革前，父亲都收到过发信地址是我方已掌握的驻香港的台湾特务机关的信件。内容以密写的方式，信内称父亲为大哥，要他做好接应小弟的准备云云。好在父亲的警惕性高，从不亲手拆信，由秘书将此类借刀杀人的信上交组织。文革时，父亲这批公安干部被一网打尽，大概多年盘算着谋害父亲的台湾情治机构，都会对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目瞪口呆。
父亲一直从事政法，公安方面的工作，担任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公安部副部长。每当我们在欢庆佳节的时候，往往是父亲最操劳的时候。有一年的国庆晚上（1964年？），上海公安局打电话到我们北京的家，说是人民广场焰火结束后，散场的群众因为拥挤，发生人踩人事件。爸爸一夜工作在电话线上，了解事件的发生和应急措施。后来查明设置的广场出口太小，不能很快疏散人群，终其原因是组织者没有大型活动的经验。我不知道最后是如何处置的，但牢牢地记住了爸爸那几天的焦虑和怒形于色。
1965年父亲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副市长）陪周总理在市府礼堂看演出，好像也是国庆夜晚。散场时正赶上人潮涌动，汽车走走停停，在人流中蹒跚难行。突然有人大叫：“周总理在汽车里！”这一喊，本来东西走向的行人全涌向汽车，短短几分钟，人越积越多。大家都想亲眼看到平日只能在报纸，电视上才见到的总理。众人情不自禁地抬起了总理乘坐的那辆轿车，车轮离开了地面，车身晃动起来......情况万分紧急，当时已来不及调动警察，况且如果警察阻拦失当，难保不发生冲突。爸爸走出汽车，向周围的人群喊话：“上海工人阶级是有觉悟的，让我们一起帮助总理的车通过！”爸爸和几个保卫人员手拉着手，走在车队的前面，边走边喊话。在爸爸的指挥下，不断有沿途群众加入了这支“排头兵”的队列，拥挤的看热闹的群众松动了，让出了一条窄窄的通道，车队终于在他们身后缓缓行进...
而爸爸走了半个多小时以后，他那只因在战争年代得丹毒而长期浮肿的脚像发面似地胀得发亮。一到家，秘书就让赶紧准备热水，给爸爸烫脚。他说：“不得了了，你爸爸累坏了。要不是他的沉着和果断的亲自指挥，要出大事.....”爸爸自己却什么也没提起，因为对他来说，这非但不是什么成绩，而几乎是保卫工作的疏失。
说到爸爸那只得丹毒的脚，曾有一段电影般的故事。那是1938年，爸爸去茅山一带与被日军打散，要求新四军收编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青红帮首领谈判。长途跋涉，丹毒又发作了。在爸爸与国民党团长及两名代表回新四军二支队的路上，他们到一个日伪敌占区的集镇茶馆吃饭。忽然一位同行的老兄不小心将藏在长衫里的驳壳枪掉在了地上---啪的一声，本来悠闲的茶馆，一下子炸开了锅。茶客们不知这帮人的来历，翻桌踢凳，蜂踊出逃，并在街上叫着：“来了，来了”。街上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也都跟着乱跑，满城叫喊着“来了，来了”。那老兄索性把枪“啪”地放在桌上，说：“别怕，我们是新四军。”他们饭也没吃成，留下茶钱，赶紧趁乱想混出城。可枪声已响起来了，爸爸的脚却肿痛得无法行走。
正在这紧急时刻，突然看到几个人抬着花轿也在跑。这正是老天雪中送炭，那刚刚闯了祸的老兄一个箭步上前，拦住花轿，悄悄地亮出他的驳壳枪，喝道：“放下！”便掀起帘子，把爸爸扶进轿。他自己接过一个花篮挎在胳膊上，大摇大摆地为抬着花轿的轿夫领道。花轿就这样抬着爸爸出了城门，送出了十几里路，停在了一条小河边，河对岸便是游击区。爸爸下了轿子，才告诉他们是新四军，给了领头人的和轿夫一人一块光洋，感谢他们帮助虎口脱险。回到部队后与国民党团长的谈判成功，配给了他们新四军的番号。
我们从北京搬到上海不久，我的一位同班同学的父亲到我家里来。爸爸一见这位多年未遇的老朋友，一开口“你老兄.....”两个人便开怀大笑，你一句我一句地讲起了上述的故事。原来我同学的父亲正是那个掉了驳壳枪，又急中生智救了我父亲的“老兄”。听说我的这位当了电影演员的同学现正在参与筹拍一部有关新四军的故事片，她不会不想到我和她老爸的这段好像挺有电影元素的故事吧？
爸爸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见到他在战争中生死之交的战友。他们互相叫着绰号，手舞足蹈，当年那一段段惊心动魄的经历都成了他们举重若轻的笑谈。爸爸在那种场合的开怀大笑，就像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爸爸说，他们当年最大的享受是能抽到烟。有时交通员到敌占区会带回来香烟，他们就几个人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吸一支烟。有时一支烟的功夫，就碰上敌人轰炸了。仗打完了，一起抽烟的已经牺牲了。所以能在一起吸烟也是生死之交，他们有的是马伕，有的后来当了共和国副总理。
解放以后，爸爸有点津贴费都花到买烟上去了。当他大大地过了烟瘾以后，生了一场大病，肺炎伴哮喘差点要了他的命。在医生的指令下，他不得不戒了烟。当朋友每每抱怨烟戒不掉时，爸爸就有了发言权，说：“你们没钱了，挨老婆骂了就戒烟，有钱了又去抽，这算什么戒烟？我戒烟时，办公桌上是烟，床头是烟，口袋里也是烟，而且是好烟。我眼睁睁地看着烟，却不去碰它，这才是真戒烟。”
爸爸性格刚强，雷厉风行，讲原则，黑白分明，对己对人都严。妈妈说在战争时期，爸爸在驻扎的老乡家里开会，商量的都是机密的行动计划。按保密条例，妈妈不能听，就让妈妈抱着孩子出去。妈妈站在院子里等，甚至是大冬天的夜晚。爸爸大概和“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差不多吧。
在北京时，妈妈和爸爸在一个部里上班，爸爸乘小汽车，妈妈骑脚踏车上班。爸爸的汽车当然从不送我们上学。我的大哥和二哥在西郊的101中住校，礼拜六下午回家，有时为了省几毛车钱，能从起码50里外的学校走回家来。
我从小就很怕爸爸。我不是一个坏孩子，但我有生以来所作的屈指可数的坏事都没有逃过父亲那检察官的明察秋毫的眼睛。
刚到北京时，我不过五岁，爸爸带我们全家去公安部长罗瑞卿家做客。他的女儿点点拿出很多玩具跟我玩儿，我看上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陶制的小茶壶，不动声色地把它揣进兜里，带了回来。我不记得我当时是坦然的，还是惴惴不安的，反正一下车，爸爸就用他那鹰準的眼光盯着我，喝道：“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在我哆哆嗦嗦掏出了证物以后，他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大巴掌。我至今不知道我是怎么被发现的，但那记火辣辣的巴掌让我痛了一辈子,记了一辈子，也羞了一辈子。爸爸让司机把那个小茶壶送回去了。若干年以后我在一个小摊上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小茶壶，才六分钱，比买一根冰棍多一分钱。我不免为这六分钱所挨的巴掌而痛惜我自己。不过，在我的生命中再未出现过第二次的“偷盗行为”。
有一次我的二哥和三哥打架，三哥被打出了鼻血到爸爸面前哭诉。爸爸气得动了真格，打电话到检察院，非让人来把二哥哥抓进牢去，还让我和姐姐当证人。姐姐和我商量好作伪证，就说什么也没看到，我们不能没有二哥。后来检察院还真来了两个叔叔，但让他们非常为难，就是那个年月也不是爸爸一句话就可以把人送进监牢的，他们只能劝二哥认错，爸爸消气。
小时候，妈妈会在礼拜天发一块糖给我们。可我无法忍受一周才能吃到一块糖的家规。糖盒就在客厅的书柜上，想到那里面的糖，肚里的蛔虫就闹腾。有一天我轻盈地走进客厅，踩在椅子上，从糖盒里捞了两块，盖好放回原处。我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谁知跳下来一转身，看到爸爸就坐在办公桌前，竟然一声不吭地观察着我的整个行动。爸爸那天怎么没上班？我怎么会没看见他？我慌了神，语无伦次地说：“爸爸，你吃糖，我给你拿的.....”爸爸冷冷地说：“好啊，会说谎了，还想编什么？”
爸爸后来在家庭会议上揭露了我既偷糖，又撒谎的“罪行”。弄得我这个还是学龄前的儿童无地自容。后来当我有了女儿，我让她任意吃家里的零食，只要不吃坏牙齿，而永远用不着做贼似的心虚。我总在想爸爸在对敌斗争中形成的职业准则和严厉的态度用在孩子身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这种以批评为主的教育很小就打消了我的自尊和自信。
虽然家里的经济状况远高于普通老百姓，可父母在生活上一直要我们节俭。三年自然灾害时，爸爸很长一段时间在到湖南蹲点。有次回京汇报工作，吃饭时不知为什么突然对我们发火。说你们去看看农民吃的是什么，连地瓜叶都算是好的。爸爸还说起他到一个村子去时，村干部摆了一桌好菜招待，他气得扭头就走，随后就把村干部给撤了。爸爸要全家吃食堂。他吃小灶，我们吃中灶，炊事员到食堂帮忙。爸爸还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定量从三十斤减到二十二斤。
妈妈常常在下班以后挑灯夜战，把我们短了的裤腿接长，磨破的袖子打上补丁。我们一家穿的布鞋都是保姆做的，特别是爸爸左右脚不一般大的鞋子，和他总爱穿的那种几条布交叉的藏青色的红军鞋。我们从小就自己补袜子，哥哥还会纳鞋底。我是家里最小的，我总是穿姐姐的剩衣服。这件事让我很在意，很委屈，总觉得父母不喜欢我，我甚至相信院子里大人说的我是被捡来的玩笑话。我也早就听说我有一个养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从养父家捡来的。
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面慈目祥的伯伯，白色的礼帽，白色的西装，白色与咖啡色相拼的皮鞋，一副很洋的绅士派头。当妈妈告诉他“这是小云”时，他把我搂在怀里，摸着我的头，他叫我名字时和我爸爸的客家话口音一模一样：“哈，小云这么高啦！在我家的时候还抱在手上呢。”妈妈要我叫他“毛爸爸”，说我从生下就是在毛爸爸家抚养的。
毛爸爸常年被派驻香港，公开的身份是商人，这次是到北京与领导人谈工作。毛爸爸从香港给我买了一顶粉红色的绸布伞，像是一把降落伞，还带花边，非常别致。还送了我一盒英国的巧克力肽腓糖。糖盒上的男士和女士都是十六世纪的宫廷打扮。女士穿着束腰的蓬起如鼓的大裙子，戴着长到肘部的白手套，优雅地撑着红色的阳伞，就像毛爸爸送给我的那顶伞。我别提多开心了。
爸爸和毛爸爸很多年没见面了，亲热地用家乡话在客厅谈了很久，一直到文化革命时我才知道他们有怎样深厚的患难友情。吃饭时，爸爸到厨房亲自指导，让炊事员做几道福建菜。毛爸爸在餐桌上说了我小时候一些好玩的事。他道别时，我哭了，毛爸爸对我真好，我舍不得他离去。我希望我的爸爸也能这么和蔼可亲，而不只是让我敬畏。
毛爸爸一走，妈妈就要我把那盒英国糖交出来，有福应全家同享，不能作为我一个人的私有财产独吞。那把伞也不许我带到学校显摆，以免特殊化。于是我只能时常在屋里撑伞臭美一下，成了一把不见天日的伞。
爸爸很少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但很关注我们的思想和品德。在寒暑假哥哥们回来的时候，爸爸总要给他们开会谈时事。特别是九评中苏分歧发表以后。一直听爸爸的下属说他做报告很生动，很有鼓动性。他即兴发挥，很少念稿子，总是声情并茂加上刚劲有力的手势。哥哥们喜欢听他讲时事，但不喜欢爸爸批评为主的训话方式。谁坐不住了，眼光稍有飘移，爸爸就会用他那严厉的目光盯着你问：“你来讲一遍我刚才讲了什么？”所以一到爸爸训话，全家紧张，目不斜视。
爸爸批评我们的时候常常说：“你再这样就要变成修正主义，变成叛徒”。在我的概念里，叛徒是最坏的坏人。修正主义是什么我不懂，反正是革命的叛徒。
我那时还小，没资格听他讲时事。但爸爸会带我去看话剧“年轻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和歌舞剧“东方红”“长征组歌”。毛选四卷出版时，还不太好买，他走后门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套。学校放假时，他把我们送到武警部队去锻炼……爸爸说过，你们没有特权，如果有，就是应该比别人的觉悟更高，学习和工作更优秀，生活更朴素。
爸爸非但没有为家人或亲戚走过后门，而且在升学等关键的时候出面阻止了当时最热门的选择。我的大哥和二哥在高中毕业时都被选送到苏联留学，当时能到苏联读书是年轻人都向往的。爸爸却要他们放弃，爸爸看到的不是时髦，而是政治的风波。而且爸爸一直告诫我们要读科学技术，认为中国需要科技人才，不让我们做政治工作。后来，我的大哥上了中国科大，二哥上了哈军工，他们好在听了父亲的劝告。而和我哥哥那批一起选送留苏的学生还在北京外语学院强化俄语，第二年就接到通知，停止留苏计划。
我的三哥和姐姐分别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和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他们不但没有父亲的后门，而且是背着父亲读科学技术的指令，偷着考了艺术院校。父亲动过大怒，但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认可了他们的选择。
至于我自己，会在后面交代。我的人生道路并不想受父亲的影响，但在文革中，我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父亲受迫害的牵连。然而这让我因祸得福地懂得了人生的真谛。
二、烙印
我们家的客厅里常年挂着一位留胡子的伯伯的像，爸爸说那是他的哥哥。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是爸爸最亲密的战友，是在五次反围剿以后跟他一起死里逃生，寻找红军队伍，后来在抗战中牺牲了的一位烈士罗化成的遗照。
妈妈的案头也立着一张头戴国民党帽徽的面目清秀的女战士的照片，那是她在新四军时的班长，入党介绍人，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抓到上饶集中营，最后惨遭活埋的烈士施奇。我们从小就非常崇敬这两位烈士，把他们视为亲人。
但爸爸从不愿提起她的亲姐姐，也一直无来往。爸爸去世前我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姐夫曾经举报我奶奶是“共匪婆子”，奶奶为此被吊在树上打。直到父亲去世，开追悼会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这位姑姑。
我母亲出身很苦，十二岁时父母已双亡，她就和三个姐姐就相依为命，做工挣钱。大姐姐后来嫁给了一个小资本家，结婚后还把妈妈接去住过。妈妈在18岁时悄悄离开上海到安徽投奔了新四军，再未与姐姐联系过。
1949年上海解放时，妈妈在蚌埠分娩生我，爸爸先期到了上海，找到了住在新天地附近的（吉安路）当工人的三姨妈家。当一个打着绑腿，一身戎装的解放军突然出现在弄堂里打听姨妈的住处，别说我姨妈，弄堂里的人都为第一次见到解放军而惊讶不已。何况这位操着福建口音的军人还称自己是多年无音讯的妈妈的丈夫。
几个姨妈和表哥表姐常来串门。天津的大姨妈也来我们北京的家住过一阵子，爸爸很热情。可大姨夫怕爸爸不欢迎（这大概是事实），就没有来同住。我和妈妈一起去天津大姨妈家时，爸爸也不太乐意。我第一次去时还没上学，玩得很开心，姨夫长、姨夫短，叫得很亲。第二次去时，我16岁了，已经是共青团员，知道大姨夫的成分是资本家。听到他总是“好，好，好”“是，是，是”的，心里就想“真虚假，处处像资产阶级”，对他爱理不理。妈妈说我没礼貌，我心想妈妈还是共产党员的干部呢，怎么对自己的亲戚就没有阶级观念。“亲不亲，阶级分”是文革中听到的。但实际上，我很早就受到阶级感情的影响。
我15岁入了团。16岁高一时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我想我会像我的哥哥姐姐一样到了18岁就能入党。我以为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们当然地被打上了红色的烙印。在美军侵入越南时，我还写过血书，要求上战场，在火线上入党。我学着电影里的革命者咬破手指，挥写血书，可我硬是把手指头啃掉了一层厚皮，血都没出来。最后只好用刀片割了一个小口子，可还没写完一个字，血就不出来了，于是挤出一点写一点，费了好大劲，手指都快写烂了。起码两个多礼拜伤口才愈合。
那时的我们崇拜英雄，崇尚为人类献身的理想。有一回，我和父母去他们的一位在总政工作的老战友家玩儿。大雪天里，他们的儿子站在院子里，用雪搓着裸露的上身，还不准自己发抖。狂风大雨时他也总站在外边把自己淋个透，心里呼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他告诉我他要像萧继业（话剧“年轻的一代”中的主人公）一样放弃上大学，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练自己，做个有用的人。我对他钦佩至极。不久，他真的去了地质勘探队，整天在荒山野岭中寻矿。艰苦的环境没有让他退缩，可后来听说因为他摔坏了非常昂贵的仪器，被地质队劝退了，悲壮地终止了他激情满怀踏入的人生第一步。
如果说我们的老一代是因为饱受欺压而奋起革命，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洗礼。那么我们纯粹是陶醉于浪漫的革命情怀。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有着宏伟的志向、光荣的使命感，甚至抱怨生不逢时，向往着为共和国献身的英雄时代。谁知那满腔的热血和青春的热情到了文革升温到了狂热，如烈焰般吞噬了那曾经的美好和浪漫。
三、红与黑
1966年6月，聂远梓第一张大字报掀起了停课闹教育革命的运动。我们不用上课，不用考试了。写大字报，对校领导、老师评头品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日子让我们这些历经了寒窗之苦的学生大感自由释放的快乐，天空是那样的明朗，连呼吸都有了生气，校园里充满了沸腾的激情。
不久，北京红卫兵迈出校门、走上街头，破四旧，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代表了对红卫兵运动的首肯，和支持文化大革命超越文教领域。那上万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的中学红卫兵热泪盈眶，欢呼跳跃的场景激动了整整一代的年青人。人们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着毛泽东，用最炽烈的感情，最美丽的语言，尽情地抒发对伟大领袖的衷情。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十六、七岁娃娃的革命热情，理想，信念和崇拜，让红卫兵成了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排头兵。
我们为终于能够像五四青年，像老一代革命者一样冲入革命的激流，亲手打破旧世界而欢欣鼓舞。那时的我很想做一点算得上“革命”的事。
文革初的一天，我和小哥哥在书店门口排队买毛泽东选集。转眼看见一个擦皮鞋的小贩正在给一位翘着二郎腿，读着报纸的眼镜先生擦皮鞋。让人擦皮鞋难道不是剥削行为吗?红卫兵的责任感让我壮着胆子上前对眼镜先生说：“你不会自己动手擦皮鞋吗?为什么要占用别人的劳动?”眼镜先生楞了一下，什么也没说，放下他的二郎腿，就准备走路,却被那擦鞋的老头儿一把按住。那老头儿指着我的鼻子用苏北话骂娘，唾沫喷了我一脸：“你敢砸我的饭碗，我就砸死你!”说着抄起凳子就要砸我。不知是吓得还是气得，我大哭起来，在众人面前好丢脸。好心解放被剥削阶级，反而受到被剥削阶级怒斥，我彻底傻了……哥哥把我一把拉过来，众人也把那老头拉开了。我们书也不买了，悻悻地回家。我一肚子委屈，对哥哥说：“你也算红卫兵，你为什么不管？”已是大学生的哥哥用一种与我论理不清的目光看着我：“你呀，太天真了!”
八月底的一天几个同学约我同行去北京，说是当晚有首列对学生免费的直达火车。一贯恪守严格的家规的我悄悄地溜出家门，就背着一个书包上了火车，和满车厢的上北京朝圣的中学生站着挤着到了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出家门。在火车站我写了一封信给父母，说“想想您们当年离家参加革命的情景，不要责怪您们的女儿不辞而别。”我当时颇有一番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的情怀。
在北京，我们睡在接待站或大学的长凳上，吃着免费供应的馒头或窝头。到北大、清华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中穿梭，在红色风暴中度过了让人灵魂脱壳的一周。
我回到一年前在北京读初中的那所历史悠久的前身为“贝满女中”的校园，歌德式建筑风格的礼堂已被木板封住，宽大的操场成了草场和垃圾场。原来受人尊崇的、曾是北京市模范教师的教导主任，和许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教师同关在一个大大的教室，但被木板拦成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当我看到她胸前挂着大牌子，剃着阴阳头，用一副惊恐的眼神悄悄地瞄了我一眼时，我给吓坏了，我一个劲地问自己：“我过去为什么没看出她是一个坏人?”而丝毫不去怀疑她为什么会被看成坏人。
当我参观北京市男六中——红卫兵武斗的首创地，我亲眼目睹了红色风暴的惨烈。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一边就随意地用军用皮带抽向一个蹲在地上的老师的头部。那皮带上的铜扣“叭”地让头顶冒出了血。周围那一声声的惨叫和金属击到骨质的抽打声此起彼伏，让人头晕目眩，毛骨悚然。我不知道这所学校的红卫兵用这种残暴的手段害了多少无辜的老师。那一场景让我一合眼就出现在眼前，吓得我不敢入睡。
在团中央的大院里，我亲眼看到胡耀邦被逼着从窗子里爬出来，戴着黑帮的高帽子，弯着腰，对着麦克风说：“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党分子。”每三十分钟出来表演一回，满足一批批熙熙攘攘前来观摩“革命”的人民群众的义愤和好奇心。
北京城内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或是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被贴上标签。你虽是共产党员或劳动模范，可你也许是出身黑五类的狗崽子；你是工农出身，却有个远亲跑到了港台，有通敌嫌疑；你就是祖宗三代清白，但可能仍逃不脱“三名三高”、腐化堕落、或是现行的反革命……反正只要有人出来揭发你，有一个算一个。
在我童年度过最快乐时光的恭王府大院里也是一片草木皆兵。这家是叛徒，那家是黑帮，我连最好的朋友家也不能去。她的父亲已成了黑帮分子。我在一位叔叔家住了一晚，他让我不要接触任何人，因为阶级斗争复杂，阵线不分明。他告诉我回上海后要转告父亲认清形势，早些站出来自我革命。
第二天，我在北京的二哥赶来见我，塞给了我十元钱(我身无分文)，要我赶快离开北京。他说他会给爸爸妈妈打招呼，保证不会骂我。于是，我朝圣而来，却如惊弓之鸟般离开了同伴，只身一人又乘上了拥挤的免费火车。我用哥哥给我的钱买了一些毛主席的像章，作为朝圣归来的赐物分给同学，那是象一分钱币那么大的文革中第一批铸制的像章，据说留到现在能当古董卖。
在火车上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子坐在了我旁边，一见面就跟我套近乎，说自己的父亲是将军。这仿佛是“八旗子弟”的接头暗号，出身好就是免费的保险单，坐在她身边我内心踏实了不少。不一会儿，一批红卫兵把车厢里的老头、老太太全押出去了，说他们是从北京城遣返回乡的地富分子，也不知他们在乡下是否还有家。他们被押到车厢之间的过道上，从那里不时传来训斥和抽打的声音。当我去洗手间时，看到坐在地上东倒西歪的“地富分子”与屎尿汗臭混为一堆，没个人样儿。
一路上他们被一站站地押下火车，过道上的人越来越少了。待我找到空隙回到原座，我旁边那个女孩儿不见了。我的衣服、书包，连同我买的那些像章也都不见了。听人说红卫兵发现了那女子的父亲也是受押解的地富分子，而她到处招摇撞骗，还把我的毛主席像章送给红卫兵。不知怎么她就露了马脚，被红卫兵一起押下了车，我的东西都随她走了。这又一次使我看到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如此迟钝。但在若干年以后，那女孩儿的境遇成了我若干问号中的一个，不知她那天她是不是也挨了打，会不会幸运地活到今天。
在北京时，人民日报刊登了几个干部子弟给父母的信，他们情真意切地写道：您们在战争时和群众鱼水不分，如今在京城却不知群众疾苦。你们应该勇敢地接受群众运动的洗礼，老革命应在新革命中立新功。我打算回上海后和父母谈谈立新功的问题。为了向劳动人民看齐，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家里的沙发搬出去。
谁知还轮不上我开口，还没开始运作我在家里闹革命的计划，回家后迎接我的第一道禁令是：不许出门，等父亲回来训话。我擅自离家自有过错，但让父亲愤怒的是我的名字居然上了市里的内参，说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上海领导干部的子女在北京参加武斗(当时上海唯恐北京的红色风暴会蔓延到上海，市委请求周总理出面保上海这个国家经济重镇)。准确地说我是上海第一批看到武斗的一个中学生。爸爸很严厉地批评了我，说：红卫兵造反，造谁的反？武斗是犯法的，中央文革的十六条规定里有不准武斗，你不许把你在北京看到的说出去。尽管我为自己辩解：我只是看到了打人，但从没有打过人，但我仍被关在家里几天，学习中央文革的十六条规定。我认为父亲只看到红卫兵过激的行为，而否认了红卫兵的革命大方向。对此我颇为不满。
我人还没回到学校，北京红卫兵的样板早已迅速传到全国，还用我传达吗？第一批戴红袖章的中学生都出身于“红五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我们的红卫兵军歌，一个个耀武扬威。学校的礼堂成了大辩论的论坛，会场内外挤满了来自各校串联的学生。台上一句：“我们父辈创下的江山，能让资产阶级改变颜色吗?”台下齐鸣：“不能!不能!不能!”校园里掀起了狂热的革命风潮，一些原本调皮的学生开始打校长和教导主任，往老师头上泼墨。而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个抬不起头来，也在私下谋划另立红卫兵组织。
于是，我们一个50人的班级分属了三个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仅仅一个月以前还在一起谈天说地的好朋友，如同1927年四、一二以后的国、共两党，从此分道扬镳，一直斗到被通通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10月，第一个联合的中学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成立，即后来被称为保皇派的红卫兵。总部设在人民广场内的市政府大楼内。各区也成立了区总部。后来大学红卫兵也想加入我们总部，但受不了我们那些中学“高级将领”们的趾高气扬，而我们也看不上大学生的默守成规。知识越多，革命性越差嘛。于是，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大专学校红卫兵总部。
总部的司令、政委和市委谈判，批到了钱，也得到了警备区的支持，还派了军人给我们当教导员。后来红卫兵政委（我们学校高三的）笑嘻嘻地告诉我，是你爸爸跟我们谈判的，我才知道爸爸当时代表市委负责与红卫兵的联络。总部的政体俨然象一个样样齐全的官僚机构：从司令、政委到各部长、处长。而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公而带来的内部矛盾没几天就开始了。这种内部矛盾也出现在其他群众组织中。
每天天不亮，军号一响我们就出操训练。红卫兵纠察队在人民广场内巡逻，维持治安，好不威风，开始还受到民众的赞扬。一天有人抓到了一个据说在公开场合污辱妇女的流氓，交给我们总部的“警卫处”。听说一楼大厅里有坏人被“触及皮肉”，我赶去看热闹。只见一个最多20岁的很结实、英俊的大个子被十几个男生团团围住，他们有的轮流练“扫荡腿”，扫倒了，站起来，再扫。还有的用练刺杀的木枪直捅他的胸部，直到他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男生打够了，就冲我们女生喊：“上!胆小鬼干不了革命!”几个女生有的上去踢一脚，有的用皮带去抽，我捡起一根草绳也在他背上抽了一下就赶紧溜出了人群，遭到一阵嘲笑。尽管被评为 “对敌人恨之不深”，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那场莫名其妙的仇恨阶级敌人的试验。第二天听说这场试验一直进行到天亮前，“小流氓”给活活打死了。派出所接到报告后前来收尸，那年头警察也不敢得罪红卫兵。至于那小伙子是不是流氓却无从查起，那是一个有天无法的年代。
我当时在总部的红卫兵报编辑部当差，把稿子送到解放日报的印刷厂排版、校对、印刷。我最得意的是派给了我一辆自行车，原来爸爸妈妈不让我学骑车，这下我可以不在他们的眼皮下受管束。几天下来，我把附近的街道全骑遍了，我的骑车技术就是在那段时间里练成的。
记得我们的首份红卫兵报上有一篇文章是一位烈士子弟写的，题目是：革命的保皇派万岁。文章写得激情洋溢，观点鲜明，文中写道：“我们的父辈流血牺牲打下了今天的大好江山，这个江山我们不保谁保？”登，还是不登？经过一番争论，总部最后决定还是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保皇立场。
爸爸看到这份报纸质问过我：“你们搞什么名堂？什么革命的保皇派？”我说我没有任何决定权。但凡我有决定权，我想我也会登的。第二份红卫兵报报道了全市统一大抄家的战况，不外乎什么“阶级敌人闻风丧胆，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之类。还没等第三份出笼，我已离开了总部。
当时张春桥的大女儿是我们总部宣传处的处长，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在宿舍地上的睡铺紧挨着。后来她父亲从北京托我父亲转告她离开红卫兵总部，我也跟着她辞去了那份差事回家。可见，张春桥很清楚老保红卫兵要被打下去的下场。
不久，数个与我们对立的造反组织冲击我们的总部，市委为撇清和保皇派的关系，要我们搬出市政府办公大楼，听说搬到了徐汇区教堂。我们的司令，一位革命烈士的儿子，伤心地抱着总部的牌子睡了十来天，也算是牌子还在，阵地在。可树倒猢狲散，一个月前还在争权夺利的大小官员们都放弃阵地去外地串联了。
66年的深秋，被毛泽东捧上了天的第一批红卫兵如秋风扫落叶般地残败落荒，成了比黑五类还要黑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效子贤孙，被批判，被送进走资派子女学习班，有的还坐了牢。
与保皇派对立的造反派又成了毛泽东新战役的排头兵。他们的眼界比我们第一批红卫兵大多了，他们的目标是直接夺党政军大权。“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林彪这句绕口令是他们的斗争方向。而我们这些保革过命的人的保皇红卫兵在社会上狂刮了一阵红色风暴之后，一个旋风吹过来，把我们自己卷进了一个黑色的深渊。红与黑，革命与反革命，台上与台下，整人的和被整的……这种向对立面转化的矛盾双方在十年中都尝试了人生的轮回，做过人也做过鬼，倒也算公平。
文化革命初期，上海市委是受到周总理保护的。因为上海的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六分之一，因为文化革命的策源地是上海，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上海的渊源，各派势力都不想贸然对上海开刀。尽管北京红卫兵三司发起了对市委的冲击和对市领导人的斗争会，但依然动摇不了上海市委的领导地位。
我的父亲那时代表市委与红卫兵联络。红卫兵成立他都要签字，拨银子，不论哪一派，一律打“支持”牌。所有的斗争会他也都代表市委上台挨斗。因为他的工人出身，往往第一个问题：“什么出身?”“工人!”就无法让红卫兵同仇敌忾。爸爸每每回来都有几分胜利的自豪，说“他们不过是娃娃，开完斗争会就叫我叔叔，搬凳子给我坐。”有一回，红卫兵要他揭发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爸爸说：“党内有规定，第一书记是不能反的，红卫兵说：“那我们要把你打翻在地。”爸爸笑着说：“还要再踩上一只脚?那我也不能反啊。”他反反复复向红卫兵宣传：“我们工作中有错误，但我们是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受到中央肯定的。”
但是爸爸的努力仍然保卫不了他的堡垒，因为这个堡垒最终是从内部攻破的。事发于上海一批工人造反派在安亭卧轨拦火车，企图进京。市委开紧急会，包括当时仍是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在内，做出了决议：坚决阻拦工人的行动，不能给北京造成压力，不能开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停工闹革命的口子。这其实是遵照了周总理的指示。可是代表市委到安亭劝说工人的张春桥却把决议丢在了一边，擅自命令撤除军警，放工人上北京，大叫支持工人兄弟的革命行动。
接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先斩后奏好”传达到全国。于是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成了各省市工人停工闹革命的样板。爸爸一讲起这件事就咬牙切齿。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就是这样抢到突破资产阶级白色恐怖的头功的。后来张春桥一伙人又支持他们信任的造反派头子发动了“一月革命”，成立了上海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被毛泽东承认的“新生的政府机构”。接着，全国山河一片红，即自四九年成立的政权机构全面颠覆。
共产党艰苦奋斗四十五年夺取了政权，只有毛泽东是唯一正确的真理的缔造者。而毛泽东的革命战友和千千万万的追随者一夜之间就成了这一轮革命的新对象。他们被抛入了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让“大民主大自由”的群众运动去决定他们的生死存亡。毛泽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风度，“搅得周天寒彻”。这种不惜翻江倒海的治国、治人的深谋大略和魄力堪称史无前例。
“一月革命”时，我和一批同学步行串联到了桂林，正打算到贵州沿红军长征的路线走到延安。我们的一贯稳健的领队打了个电话回家，听说他的父母都不见了，一下子变得六神无主。他们兄弟姐妹四人都和我们一起串联，小弟（还是小学生）又得了急性肝炎，本来也要送回上海。我们一商量先打道回府，看看上海情况再说吧。
当我回到上海，家也找不到了。才离家一个月，家已搬到了马路对面的市委大院里。虽然大门口有警卫，工人赤卫队和工总司仍然闯进了院子，先后进驻到我家，日夜翻箱倒柜地折腾，父母都不知哪里去了。警卫处安排我住在他们的宿舍里，后来造反派总算撤了，我才回到家。
“一月革命”后，我的父亲被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地批斗。我几乎见不到他的面，他每天要被拉到几个批斗会场。听说为了要得到他们，造反组织之间干起仗来，他们成了造反派显示自己势力的棋子。有一天一位叔叔到家里来告诉我们，他看到爸爸披着军大衣晚上就坐在一大堆看守他的工人中间在吞云吐雾的弥漫中发出鸡鸣般的哮喘。妈妈一听爸爸发哮喘了，急得不得了，赶紧找出哮喘喷雾剂等一大堆药，求那位叔叔设法送去。
后来，公安局警卫处也成立了造反派，平时这些忠诚的保卫战士成了造反派就变得凶神恶煞起来。有一天他们闯进家里，大喊大叫要爸爸滚出来，楼下没找到就往楼上冲。爸爸吓得直发抖，他从卧室躲进了浴室。那间浴室有两个门，一个门通卧室，另一个门正对楼梯。趁那些造反派冲进爸爸的卧室，我看着爸爸从浴室的另一个门出来轻轻地下了楼。这也许是爸爸在战争时期环境中反敌特工作的本能反应，而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爸爸能往哪儿逃呢？果真，爸爸还没走到底层，就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上去扭着爸爸的胳膊，一巴掌打在爸爸头上，骂他是“老狐狸”“居然想逃脱革命群众的斗争”。看着爸爸被抓走，我心里又乱，又恨，同时又为爸爸企图逃跑羞愧难当。爸爸在我眼里的高大形象轰然倒下。
爸爸被抓走后几天，公安局的造反派把我和姐姐接到公安局的斗争会场，要我们亲眼看着爸爸挨斗。直到今天，当想起爸爸被造反派反架胳膊出场，头发被揪起，又被狠狠地按在地上，会场上震耳欲聋的吼声：“打倒XXX!”的场景，我的脑袋仍是一片轰鸣，心仍在颤抖。但是那天我们却违心地在人们呼口号的时候，举起了手臂。
记得那天揭发的问题之一是爸爸曾赞成检察院、法院要独立于公安(这正是现在国内已经实行的)；其二是爸爸曾在一次报告中说到：地、富、反、坏分子七老八十，没有反抗能力的，要给他们摘帽子。其三是他与已经划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当权派、黑帮分子的刘少奇的关系。这一切都成了爸爸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叛党的罪证。
会后造反派向我们训话，要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与父亲划清界限。在此之后“爸爸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困扰了我十年! 我不相信爸爸是坏人，但如果党说爸爸是坏人，我应该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爸爸的一边?如果党需要我大义灭亲，我灭不灭?这些问题日日夜夜地困扰着我，我反反复复地读着毛泽东的书：“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写下了无数的日记，批判自己的懦弱和舍不去的亲情。
爸爸回到家，我没有对他表示同情，我要站在革命的的立场，不为亲情所动。我曾经与姐姐在我们的卧房门上贴上了毛泽东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了表示我们与爸爸保持距离的决心，吃饭时不给爸爸盛饭，让他自己动手，气得保姆直骂我们“没良心”。
爸爸已经在社会上遭受打击，回到家里又遭到子女反目，他的心情当然是加倍的沮丧。而我强迫自己认同内心不认同的情感，也是很痛苦的，不能不说这不是一种反人性的精神迫害。文革中，中国人十分看重的亲情和友情在很多家庭被撕裂，以至于很多人至今怕揭这个疮疤，而选择把这段记忆封存起来。
市革会后来成立了专门审查爸爸的专案组，每天要爸爸回答专案组的审问，晚上就按照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写检查。从红军三次反围剿，写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所有的历史和解放后担任的所有工作的表现，以及与黑帮分子的关系。他身体不好，以前依赖秘书惯了，我不得不帮他。实事求是地写，写着写着就变成了“自我吹捧”，或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总是通不过。爸爸要我帮他上纲上线，于是我从报上搜到了好些“帽子”，帮他一一戴上，想让他早点通过，我也可早点结束这倒霉的差事。可帽子大了，他又受不了，冲我发脾气。我的心情也很烦恼。
专案组的几个人总是轮流来，如果什么人几天不见，一定是去搞外调了。外调回来又拿出新的问题来审，爸爸说的每一件事，他们都会走遍全国去调查。爸爸在红军五次反围剿以后，为掩护突围的长征部队，留在闽西和国民党打仗时被俘，后来在押解途中逃跑。地下交通安排他到香港，最后他又找到了南方游击队。这本是他革命堅定性的体现，这段历史，组织上早就调查过，做过结论。可在长征胜利後的三十年，又翻出来没完没了地审查，以至于爸爸在写检查的那些日月里，常常仰天长叹：“我当年要是象洪常青(“红色娘子军”里的党代表)那样跳了崖，哪里还会象今天这样没完没了的批斗、检查？”
那段时间，妈妈一直被关在上海市公安局里批斗。不久前我回上海时浏览了妈妈自留的历史档案。一页上海市公安局在1978年关于我母亲的复查报告，以及她本人写的情况说明，跃入了我的眼帘。我吃惊的是妈妈在文革中被批斗，隔离，审查，下放劳动直至文革结束，她的罪名“散布污蔑性言论”和“严重丧失阶级立场” 竟然是因为毛泽东的牙齿。
文革初，妈妈从中央公安部调到上海公安局刚一年。在与几位同事闲聊中，有人要妈妈讲讲她所了解的毛泽东。妈妈于是说起了她从汪东兴那儿听到的一些有关毛的日常生活的片断。诸如：毛如何严格教育子女，为防止女儿有优越感，让女儿到大食堂吃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带头少吃肉；毛巾破了缝缝再用……妈妈也无心地说到医生要毛定期检查牙齿，毛推说工作太忙，不愿检查,说牙清洁术会将珐琅质刮掉，使牙坏得更快。毛坚持以漱口代替刷牙，洗澡也不用肥皂等。
当时她的同事都很感动，说主席的简朴生活让她们深受教育。可到了文革，当时被感动的话却变成了对毛主席的污蔑。妈妈因此被批斗，关押，要她交待谈论的内容，思想动机。妈妈还在一次批斗大会上被剃了阴阳头。看到镜子中的模样，妈妈掩面痛哭。当年她不愿受日本人在外白渡桥鞠躬的耻辱，投奔了新四军。而在文革中竟因说了一句真话受此般污辱。
有人还揭发妈妈在运动初期看到红卫兵散发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说“这是红卫兵造谣，不要相信。毛主席怎么会写这样的大字报？” 这是妈妈的又一大罪状。善良的妈妈跟着毛泽东出生入死地革命，她当然不会相信共产党的最高司令要炮打司令部。谁知她错了。当时没人懂得为何毛泽东要“炮打司令部”，又是冲着谁来的，直到红卫兵铺天盖地直捣刘邓司令部。
我当时并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被关，父母都没有说。可能估计到那时人们把毛泽东看得像上帝一样神圣，我们又那么左，不会谅解和理解她的。我两个星期去看一次妈妈，带些换洗的衣服。每次回来爸爸都问得很详细，有一回爸爸说到妈妈实际上是代他受过，难过地流泪了。
不久，妈妈被拉去批斗，身上挂着一个大牌子“XXX的臭老婆”。在一片混杂的叫骂声中，妈妈忽然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哮喘，转头一看，只见爸爸也挂着大牌子被按着跪在地上。两个人几月不见，竟在同一个批斗会上相见。妈妈担心爸爸的身体，爸爸为妈妈代他受过忿忿不平。爸爸对造反派说：“我的事由我负责，和她没有关系，你们不要嫁祸于她。”
爸爸整天挨斗，自身难保，可他更受不了家里人受难。1967年初，我三哥，浙江美院一年级学生，因他那派红卫兵保浙江省委，被造反派追到宿舍毒打。同学发现了昏迷的三哥，把他送上火车，一直护送到上海的家。爸爸看到脸被打得像个紫茄子，一只血糊糊的眼睛几乎爆出眼眶的三哥时，禁不住流泪了，难过地说：“他们怎么那么狠，哪来这么大的仇恨？”
爸爸每次从批斗会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看在家养伤的哥哥。他坐在哥哥的床边，仔仔细细地了解事件的过程，好像会去整理一个有关文革中群众运动的案卷。他自己虽整天挨斗，但并不了解全国到底有多乱，法治破坏得有多彻底，这种乱象也不知会持续多久。爸爸在我们面前总是很无奈地说：“你们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正在说服自己要相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正确性。
哥哥伤好一些就想回学校，爸爸劝他再等一等，也一直要哥哥千万不要报复打他的人，卷进派性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是爸爸重复最多的中央指示。可中央指示有用吗？制造武斗的造反派直接受到四人帮把持的中央文革的肯定。
三哥回杭州后，一直没有音讯，爸爸非常担心，要北京的二哥带着我去杭州看看。记得当我们到了美院大门口，二哥没敢进去，要我先去找三哥的同学打探虚实，因为一个女孩子不会被注意。我见到了在宿舍里埋头创作毛主席画卷的三哥，告诉他到我们住的小旅馆去会面。在那儿我们兄妹三人才畅快地说笑起来。回来向父亲如实汇报，他这才放了心。
一九六七年的夏天，上海市革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全市揭批大会，电视现场转播。那场大会将决定谁被结合到领导班子，谁被打倒。爸爸相当努力地检讨自己，希望自己能站到正确路线一边，可是他又实在拿不出有份量的揭发上级的材料，他的发言始终踩不到点儿上。会后，有两位原来的市委书记处书记被结合到市革会的领导班子，而爸爸再没有这个盼头。实际上，这是早就安排好了的，亮相不过是走过场。
记得在那天的大会上，一位华东局书记的炊事员上台批判。他情绪激愤地指着这位书记说：“这个x老狗爱吃狗肉，我只好到郊区去买狗。老狗生了小狗还没断奶，就抓来给这个老狗吃.....”“打倒x老狗！”他的发言中一口一个老狗，不知是指被骂作狗的人呢，还是真的老狗。会后我跟这位华东局书记（我们的邻居）的女儿开玩笑：我还以为老狗的小狗指的是你呢。
就在这不久，我们居然毫无例外的都成了黑帮的“狗崽子"。我家和住在康平路的市委大院里的大多数的当政者被通知搬出大院。搬家那天，爸爸流泪了，他知道无论他如何表现，如何深刻地检讨，他都被踢出了无产阶级的阵营。可更坏的还在后面。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的早晨六点，几个军人敲开了我们的家门，出示了空四军的证件，说是要接爸爸出去谈话。爸爸镇静地穿上衣服，把手表交给妈妈，对妈妈说：“我可能一时回不来了，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清：第一，我不是反革命，不会反党反毛主席。第二，我不会自杀，如果有人说我自杀了，你不要相信。第三，无论家里有多困难也要给老母亲寄钱。”
爸爸早对我说过：干保卫工作的人自己最没有安全，苏联的贝利亚就是被自己人枪决的。可见爸爸已经预感到他面临的正是掌握了核心机密的人必定会有的下场。在文革开始时，我看到过爸爸对那些不明事理的造反群众的恐惧。但这一次，他却镇静自若，如同已经视死如归。
早晨八点，专案组按常规来接爸爸，听说人已被军队带走，顿时大惊失色，我们才真的慌了。第二天专案组告诉我们，他们了解到爸爸有了新的案情，他们从此不再负责爸爸的专案，妈妈让转交的眼镜已无法交给本人。妈妈的政治嗅觉使她马上明白了：爸爸一定被押到北京去了。但谁也没想到这一走竟是七年。妈妈虽从没在我们面前流露出半点怨怒，可她晚上却偷偷地躲在被子里流泪，头发在两年内全变白了...
四、冤案
文革前，中国是一个相当和谐的社会。尽管反右、四清打击了一批人，但毕竟还是少数。绝大多数人由衷地拥护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中央内部自庐山会议后出现的不协调不仅老百姓不了解，基层干部也是不了解的。不知为什么毛泽东没有遵循他一贯倡导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协调党内不同的意见，而选择了向全民公开党内的矛盾，并以敌我斗争的方式毫不留情地把与他意见不一致的其他中央领导送上了人民革命的断头台。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除了四人帮结合的极少数的干部，人人都被戴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帽子被斗、被关。当然像我父亲那样被秘密逮捕关押的还是极特殊的。
爸爸一走音讯全无。我不知道爸爸究竟有什么大问题。外面有人传说他是特务，叛徒。爸爸平时最严厉的批评就是“你这个样子要变叛徒”，他怎么可能是叛徒呢？可那个年头很多人都被揭出石破天惊的历史问题，爸爸会不会在我们出生前就做过什么坏事？妈妈在我面前从没讲过对爸爸该怎么认识，她非常谨慎，既不想影响我，也怕我出去乱讲话。
一些好朋友参军了，我知道自己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参军。就报名去东北军垦农场，他们居然不敢收我。那些农场的前身其实都是劳改农场，我竟然连劳改犯都不如！
我当时心灰意冷，决心去寻找一个没有铁路，想逃也逃不回上海的地方去强制自己接受磨炼，看谁还贴大字报，说我是“修正主义的苗子”。1968年8月我和志愿与我一起当农民的几个同学把自己放逐到了自古以来的流放之地---青海。
出发前一周，我送别了去军垦农场的同学。他们穿着新发的军服，胸佩大红花，在震天的锣鼓声中登上了列车。然而火车快启动时，车上的男孩女孩和车下送别的家人哭成一片，有的哭得死去活来，如上刑场前的诀别。我想，被选拔出来的吃军粮的优秀青年，就这付心态？我们既是自愿走的，就要笑着离开上海！我们商量各自做家长的工作，不让他们上火车站送行，免得破坏我们的斗志。
我们笑着离开了上海，笑着翻过了当年文成公主翻过的日月山，到了海拔三千米以上的藏、汉、回、土多民族的半农半牧区。那是毛泽东发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的前一年。
当年我们的父辈跟着毛泽东，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城市。如今，我们跟随毛泽东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却被从城市赶到农村，最后扎根在农村。难怪有很多人想不通。我当时是下定决心脱胎换骨，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那时的我有很强的使命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把当一个小农民当成是当革命接班人的必经之路。我始终看不上那些把自己的子女都留在城里或送到部队，让别人家的孩子“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最最革命的左派们。
远离了小人当道、势利和媚俗的上海，的确让我感到精神上的爽快，青海老乡坦诚厚道的真情让我几乎忘记了家庭遭受重创的痛苦。高原气候恶劣，劳动艰苦，生活和卫生条件与城市天壤地别，但这一切都没让我胆祛。我在别人面前从不提爸爸，在家信中也从不问爸爸。惟有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一个个入了党，而我却被关在门外时，我想到了我有这样一个父亲。我整天乐呵呵的，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不去计较加在我头上的不公正。我以为我已经坚强到无论父亲的境遇如何，我都能从容地把握自己。
1971年春节前，我背着我的年货----一张羊皮和一堆羊毛，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我风尘仆仆地从乡下被老乡用毛驴车拉到县城，乘长途汽车到西宁，再挤进超载的火车，坐在车厢的地上和着隆隆的车轮迷迷糊糊地晃了四天三夜到了上海。
谁知进了家门，保姆说我爸爸得了癌症，妈妈和姐姐都赶到北京看爸爸去了。我愣住了，爸爸被抓三年了没任何信息，获得的第一个消息竟然是......我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在等妈妈回来的几天中，我没有一天不在为父亲的病情焦急和伤心,不知道他遭受了怎样的痛苦。我这才意识到我和父亲的亲情是无法割断的。
妈妈接到北京的通知，立即带着姐姐以及在北京工作的二哥哥到北京军区医院看望被监视住院的爸爸。在探视爸爸之前，专案组向妈妈交待：爸爸得了肺癌，顶多只能活半年。爸爸的问题是敌我矛盾。
妈妈和哥哥姐姐在军队的看守下,见到了骨瘦如柴的爸爸。爸爸问了我们几个孩子的情况，最后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公安工作，我懂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严禁逼供信，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我相信党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无论给我做什么样的结论，你们都要跟党走。”专案组始终没有透露爸爸为什么被关押审查。妈妈和爸爸生活了这么多年，她实在想不出爸爸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连得了癌都不能保释，比看押战犯还严。
1971年9.13事件以后，冰封的政治气候开始解冻，许多被审查的干部的亲友给周总理，叶剑英等在位的老领导写信，而获“解放”。1972年2月，妈妈在一些叔叔阿姨鼓动下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先寄到北京二哥哥处。二哥哥换了个信封，直接投到了中南海信访办外的邮箱。40多年过去了，哥哥居然找到了他当年抄下来的信的全文。
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汪东兴同志
你好，自调至上海后一直没有通信来往，文化大革命斗争很激烈，很尖锐，对我震动很大，教育很深。经过革命的锻炼和考验，我已解放并恢复组织生活，现在下放工厂劳动，一切还好。
这次写信是想谈谈我丈夫×××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在1968年2月10日解放军同志将他送到北京隔离审查，上海每月发给他的工资60元，隔一段时期来人取他的粮票和生活费，其它均无联系。但是在1969年12月18日上海市军管会×××同志通知我带女儿去北京京西宾馆找中央办公厅第二专案组×××同志联系。我们在北京住了十天，看到×××，说他得了扩散性移动癌，经反帝、肿瘤、解放军总院等四大医院检查，认为是癌的晚期，当时医生认为不能维持太久。
从京回来后，有人来沪取过钱、粮，但从去年5月以后一直没有人来取钱、粮。我在今年六月问有关单位钱、粮送何处？一直没给明确答复。根据上述情况，我又吃不准他现在是哪个单位管理，不便查问，想通过您了解一下×××是否还在人世？我现在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了，如果他尚在人世，我和孩子们想能去看看×××。他隔离审查已较长时间，至今尚无结论，我们一点消息也不知道。
此信由我一个儿子路过北京时顺便带京发的。我现在的住址是××××××。希望能很快接到您的回信。
此致
敬礼！
×××
七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在光阴如梭的时光里，这封信变得异常有历史感，重现了妈妈当年写这封信时的沉重。
半年后（1972年夏），我们获知囚禁中的父亲又患了膀胱癌。周总理，叶剑英元帅亲自批示，要我们全家进京探望。接到总理的批示，我又是激动，又是害怕。四年半没见爸爸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盼着这一天。可是又不敢想象爸爸到底病成什麽样了，会不会是临终前的最后一面？
那天，我们以极其紧张的心情等在北京军区总院的接待室。专案组的一个团级军官向我们宣布爸爸是作为敌我矛盾审查的，要我们与他划清界限，劝他交待问题，但不准询问案情，不准讲外面的事，也不准哭哭啼啼。
在百般焦急的等待中，门被推开了。两个军人架着一个满头白发，抖抖索索，摇摇晃晃，干巴瘦小的“犯人”进门，他不停地颤抖着，不知所措，神经兮兮。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我一贯腰杆挺直，干练利落的爸爸？那当官儿的喝令他“坐下”，把他重重地按在了椅子上。爸爸这才抬起头环视我们，尽管我们的内心百感交集，却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当爸爸的眼光停留在了我脸上，我怯生生地、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爸爸惊奇地盯着我看，结结巴巴地问：“你是桂枝啊？”（我二嫂的名字，他从未见过面）这时，我强忍着的泪水夺眶而出，哽咽地一句话也说不出。哥哥说：“爸爸，那是小云啊！”爸爸也呜咽了：“什么？我的小女儿怎么是这个样子？”那军官不耐烦了：“这么哭哭啼啼的干什么？讲讲你们各自的情况嘛！”我们向爸爸只报喜不报忧地讲了各自的境况，却不敢涉及外面的时局。
林彪坠机已近一年，爸爸却什么也不知道。其实审查他的中央专案三办（吴法宪负责）已群龙无首，硬撑不了几天了。我们早准备向爸爸透露这一重大消息。两个哥哥的三岁和两岁的儿子按我们事先“教唆”的在屋内边跑边说：“飞机飞飞”，另一个接下去说：“林彪的飞机掉下来喽！”可惜爸爸已经太麻木了，完全没注意，他也不可能预测到政治斗争的离奇与突变。那当官的却急得在一边干瞪眼。
我们特别告诉爸爸是周总理亲自派医生为他动手术，叶帅还打电话催问手术动了没有，家属来了没有。要爸爸一定要有信心。爸爸一方面非常感动，但另一方面始终怀疑他会活着下手术台。他对我们，也对专案组说：“所有的都以我最后的书面材料为准，否则带到棺材里我也不会承认。”我们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那军官说爸爸违反了探视纪律，不准我们再继续谈话。爸爸就给带走了。
就在我们走后，爸爸又经历了强化的审讯。他们也担心爸爸会死在手术中，希望能最后诈出点儿可以向上表功的材料。他们威胁爸爸说：“我们不是要你这个人，而是要你的交待。如果你不明不白地走了，你全家都会蒙上说不清的罪名，影响他们一生......”手术当天，我们赶到医院。爸爸没顾上跟我们说什么，却急急忙忙向专案人员重复着“我最后的申明留在了枕头下，我可以放心地走了。”我们还是弄不懂他们要爸爸交待什么。
我爸爸到底犯了什么重罪？文革结束后，我们才了解到父亲是被作为“整江青黑材料的罪魁祸首”，“侦控、窃听林彪”被秘密囚禁、审讯的。这是一个大冤案！
我的父亲长期在政法战线工作，他忠于职守，但没想到他在职权范围内所作的一切却使他成了江青，林彪的眼中钉。事情回溯到1954年，中央某高层领导的夫人写匿名信给毛泽东，揭发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所作所为。经毛泽东批示，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转发此件，要当时负责华东公安部工作的父亲，予以查办。爸爸立即布置了侦破任务。年底中央调父亲入京工作，他再未过问此事。正是为了毛泽东的权威和江青的名声，调查的材料一直被封存在上海公安局的特密保险柜中,没有上报。
还有，江青的哥哥李某经常带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出入中南海中央首长驻地，让中南海保卫局头痛，要求公安部查清那女人的身份。爸爸明知此事之棘手，可能得罪江青，但为了保卫国家机密，为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的安全，爸爸布置了山东公安厅负责调查曾在山东当过伪警察的江青的哥哥和那女人的情况。这本是公安机关应尽的责任和正常的工作，何况有毛泽东的首肯。
可这批材料在文革中被公安局的造反派抄出，向江青献忠心。江青竟命令销毁了这批档案材料（这是违法的！），还在无数次讲话中提到：“上海公安系统是一个反动黑司令部，他们陷害我，迫害我，整我的黑材料，就是陷害毛主席，他们是埋在党内的特务，比国民党还坏，要彻底砸烂......”我当时是个中学红卫兵，听过江青的这个著名的讲话，但并不知道我父亲正是被江青大骂“反动黑司令部”的为首者之一，恐怕连他本人也没想到。然而，没有毛泽东的指示，有谁敢调查江青？我的父亲不过是执行者。江青没胆量向毛泽东试问，而将执行毛的指示的我父亲以及参与负责办案的同志，动用军队秘密囚禁审讯。
所谓“侦控、窃听林彪”更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他们把爸爸布置国庆保卫工作的会议编造成布置侦控、窃听林彪的黑会，又把一卷上海公安局侦控的录音偷梁换柱地改造成林彪和林立果的录音。硬说那是我爸爸等人对林彪安置了窃听器的“铁证如山的罪证”。
于是江青和林彪联手成立了由吴法宪主管的军方专案办公室。1980年10月，在审判四人帮大会上吴法宪出面作证：江青指定要他抓我父亲，黄赤波、王鉴和王济普（（上海公安局长、副局长和警卫处长）。吴法宪到上海给张春桥看了授权书，张春桥交代要狠抓这个案子，说：“侦控问题解决了，文化革命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1968年2月10日，空四军驱车到我家，带走了父亲，当天乘军用飞机押送到北京军区看守所。
爸爸在看守所里，睡的是在水泥地上铺的草垫，吃的是窝窝头，腌白菜。仅仅一年时间因为恶劣的生存条件患了肺结核，发烧，咳血。因为爸爸始终不肯招供陷害过江青，林彪，他们怕他在结案前死去，只好将他转押到北京军区医院边治病边审案。但医院根本没进行会诊，就当作肺癌用放射治疗。放射线对肺脏的直接杀伤使原来浸润型的结核发展成了空洞型的结核，和肺的纤维化。当医生想到去查痰中的结核菌时，爸爸已患了三期肺结核，并继发胸椎结核，体重下降到了40公斤。结核病经久未愈，他又开始尿血，被发现患了膀胱癌。
林彪事件后，吴法宪等同案犯也被监禁。吴法宪手下的军队这批办案人员不敢不向周总理汇报爸爸的病情。周总理指示他的保健医生吴阶平和吴未然尽快为父亲动手术，并特别嘱咐要通知全体家属来北京。专家精湛的医术为爸爸除去了膀胱的恶性肿瘤，爸爸得救了。
然而，1976年1月9日周总理正是因延误了膀胱癌治疗而病逝。爸爸为此悲痛极了，反反复复地说着：“总理救了我，要我活下去。总理却不顾自己，走在了我的前面……”
五、特殊病人
爸爸手术后，我们就离开了北京，只有妈妈可以一周探望爸爸一次。经过批准，妈妈可以带鸡汤到医院。那时鸡还不好买，妈妈和在北京东高地工作的二哥到农民集市去买活鸡。总共吃了十来只鸡，爸爸的身体逐步恢复起来时，妈妈收到通知，爸爸已被押解回上海，继续在医院监禁。我们高兴极了，爸爸虽然仍没有自由，但对他的审查看来已经降级了，起码不再是阴谋反党集团之类性质的问题。
1972年深秋的一个午夜，上海第二结核病院的一座小洋楼里住进了一位化名为“陈发宝”的特殊病人(爸爸在做地下工作时曾用的化名之一)。当晚，一队军人在排长的带领下也住进了这座小楼，还有一位医生和数位护士被指派到小楼工作。他们被告知：病人是“林彪集团的成员”（明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怎么转眼戴上了一顶“林彪集团的成员”的帽子？），他们不能和病人交谈医疗以外的话题。
我们每个礼拜可以探视爸爸一次，由市革会审查组的三个人陪着。把守爸爸病房的军人，透过一个小窗子监视爸爸的一举一动。他们两小时换一班岗，还时不时围着小楼巡逻，防止有坏人劫狱。因为是结核病院，军人和审查组的人都戴着大口罩，三伏天时，气都喘不上来，真够难为他们的。
1972年12月的一天，爸爸听到医院的大喇叭传出哀乐，便问护士是谁逝世了，护士说是邓子恢（国务院副总理）。爸爸一听便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谁都劝不了。谁知一位看守爸爸的小战士偏巧是邓子恢的孙子（长子邓毅生之子），在他为爷爷的去世而悲痛之时，看到他的犯人居然也为爷爷的去世肝肠寸断般地伤心。趁人不备，小战士单独溜进了病房，问爸爸和邓子恢是什么关系？爸爸说，他是我在红军、新四军的直接领导和同乡，有生死之交，和你讲不清楚。
这位小战士不久后回北京看奶奶陈兰时，说起此事。他说，我看管的一个犯人好像和爷爷很熟，爷爷去世时他哭得好伤心，他的名字是“陈发宝”。陈兰阿姨想了很久，就是想不出她的熟人中有叫陈发宝的，就问此人是干什么工作的？小邓说像是干公安的。陈岚阿姨又问长什么样，小邓描绘了一番：中等个儿，清瘦的脸庞…… 陈岚阿姨问，他是不是七二年十一、二月从北京押送上海的？小邓说，对啊，您认识？陈兰阿姨说，“这就对了，他不叫陈发宝，他是xxx，没想到就在你们手里。”邓子恢病逝的第二天，二哥就陪妈妈去看了住院的陈兰阿姨。那时爸爸已被押送上海，妈妈并不知道，妈妈参加完追悼会后才赶回上海。所以陈兰阿姨一下子就对上号了，世上竟有如此之巧事。
小战士回结核病院后，又单独溜进爸爸的病房。他在爸爸身后趁其不备突然叫了一声爸爸的真名。爸爸一边答应，一边回头，一看是他，慌了。这一招，常常用于测试钻入自己阵营的特务，再机警的特务都难逃过这一招。爸爸过去没少测试过别人，现在却被一个小战士揭穿，吃惊不小，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虽然爸爸并不在乎那个被迫使用的化名是否暴露。小邓立即告诉爸爸，邓子恢是他爷爷，他已观察爸爸很久，很想弄清楚爸爸的身份。爸爸喜出望外，他们不仅化敌为友，而且私下里成了忘年交。然而因为爸爸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没过多久，一队人马统统被撤换。
新调来的军人开始都有很高的对敌斗争意识，但时间一久，他们到病房出出进进，知道爸爸也是当过兵的，还打过仗，共同语言就多了。排长是高个儿、英俊的安徽人，他的家乡是新四军当年的根据地。爸爸对他家乡的地名一报一大串儿，还有当年在那里打仗的故事吸引了他和他的战士。他们对爸爸不仅变得温和了，还帮爸爸洗脚，理发。当他们从监视窗看到爸爸剧烈咳嗽，就进去扶爸爸坐起来，为爸爸捶背，成了日夜都看护爸爸的业余护理员。排长对爸爸的近乎，有“丧失立场”之嫌，又被撤换了，且没多久就复员了。这位排长在爸爸解放后还来上海看了爸爸，带来家乡的土产，让爸爸非常感动。
第三位上岗的排长是山东人，虎头虎脑，“阶级立场”很鲜明，底下的战士又被重新收拾得规规矩矩，不再理睬爸爸。可过了些日子，铁面又被打破了。不知是不是山东排长又被爸爸在山东解放区的故事吸引了，脸上有了笑容，说话也不那么生硬了。看来爸爸这个“犯人”有软化看守的手段。或者，日久见人心，阶级立场比不上心里的那杆秤更公正。
爸爸的案子久拖不决，既找不出罪证，又不肯放过爸爸。王秀珍等四人帮在上海的成员去过医院逼供，爸爸一概否认。上海专案组的几个人开始一星期“陪”我们探望爸爸一次，其他时间他们去审爸爸，或是要爸爸提供其他被审查的人的材料。后来，探望的政策松动了，他们不来“陪”我们了，探望的时间也机动了，妈妈、姐姐和我可以轮流去医院。
爸爸一直被关押到1975年底。在宣布他被“解放”，解除监禁，转入干部病房的那天，和他朝夕相处的战士和护士们依依不舍地向他送别。护士们一有空就去干部病房看他。就是后来爸爸去了华东医院，他们还去看过爸爸几次。爸爸每次见到他们，也问长问短，把每个人的近况都问到。
爸爸还在医生和哥哥的陪同下，专程到武警部队看望过当年看守过他的官兵。三年的铁窗生活居然结下了惺惺不惜之情。
有位护士对爸爸的关心一直传承到我母亲。去年我回家时陪母亲到华东医院看病，有一位在病案室工作的老护士帮妈妈早早把号挂上，把她的病例送到各科医生的案头，全程陪着妈妈抽血、检查、取药。她见了我就说：“我是小孙，你爸爸叫我小老虎。”
她告诉我，自打爸爸下了飞机到结核病院的第一天她就在爸爸的病房工作。开始除了打针送药，她不敢接触爸爸。很久以后的一个晚上，爸爸看她忙着跑上跑下，就说：“你坐坐吧，不要太辛苦了。”后来，她和爸爸接触多了，值班时就跟爸爸唠几句话。她说：“你爸爸看到我眉头就舒展了。你爸爸是个和善，随和的好人。” 三年后医院派她带队下乡巡回医疗，谁知五天后护士长打电话告她爸爸被解除隔离了。当她从乡下回来，高兴地去干部病房看爸爸时，爸爸拍着她的肩头，眼泪汪汪，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她还说，爸爸在80年初得知她要结婚的消息，让妈妈买了一对枕头送她。可当她和新婚的夫婿带着喜糖去华东医院看爸爸时，爸爸正在抢救，医院不许他们进去。他们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是在几天以后的追悼会上......我一边听，一边泪如涌泉，那个乱世中竟有如此之深的人间真情，世上还是好人多！
六．信念
文革开始后我们切断了与父母有过任何工作关系的老同志的接触。在林彪倒台以后，被打倒的或是下放的干部逐步回到原单位接受改造教育。父母的老朋友也开始偷偷串联或传话。父亲原来的一位老秘书从黑龙江下放回到了上海。第一次到我家看妈妈时，还让他儿子走在前面侦查，看看有没有埋伏。然后向他丢石头，他才敢露头。我们笑他拿出了当年打小鬼子岗楼的本事。
上海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叔叔和爸爸是同案犯。他的夫人谷阿姨听说我们到北京探视爸爸，便急着见妈妈，了解上面的风声。可她俩开始也不敢见面，只能靠子女偷偷传话。后来终有一天，她和孩子也被通知到北京，但他们没有见到他们日思夜想的王叔叔，却领回了王叔叔的骨灰。王叔叔在狱中因食道静脉出血，未经抢救而身亡。漂亮、年轻的谷阿姨一下子变得憔悴、郁郁寡欢。文革结束后，当谷阿姨知道王叔叔是被江青迫害的，非常气愤地说：“江青每次来上海，都要你王叔叔亲自安排接待，说有王叔叔在左右最放心。谁知她对身边最放心的人都这么心狠手辣......”
我的养父---我称他毛爸爸，听说我爸爸到了上海，激动得不得了。他把我叫到他家里，仔仔细细地打听爸爸的身体状况，以及我们和爸爸见面的情景，一直希望有机会亲自去探望。
毛爸爸是一位老革命，参加过北伐战争。红军在闽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后，毛爸爸家族的的印刷厂接受了毛泽东的指示,为红军印刷文件和印制苏区发行的纸币。《中共六大决议案》、《十大政纲》、《红四军司令部布告》等重要文件、布告都来自于毛氏印刷厂。毛爸爸同时也从事中央政治保卫局白区工作部的工作。红军长征，根据地失守后，他奉命一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搜集情报，联络和保护共产党员。抗战时，他转入上海做地下工作。建国后，又被派往香港、新加坡等地，继续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当着“无名英雄”。 (chinesenewsnet.com)
这位老党员的儿女一直以为自己出身资本家。一直到儿子上大学时想报考哈军工，毛爸爸才要求中调部出面，证明他的身份。当他的儿子如愿以偿收到了哈军工的录取通知，子女们才惊喜地发现他们的爸爸的真实身份：一个从地下冒出来的老革命。这个秘密让全家人都糊涂了：过去看父亲，怎么看怎么像个儒雅的商人。现在看父亲，怎么看怎么像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坚持原则的共产党员。
毛爸爸的特殊身份让他在文革中受到了保护，在文革中只有极少数干部像他一样没有受过冲击。但他却接待了许许多多的审查人员对他的老战友的调查。他为我父亲的一段历史做了最重要的证明。毛爸爸一直在寻找机会，要亲口告诉我他见证了我的爸爸是如何在艰难困苦中找到革命队伍的。下面就是我从毛爸爸那里听到的一段故事：
主力红军长征后，爸爸奉命留在闽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8月，他们在宁化、清流的战斗中遭国民党军合围，爸爸与罗化成等人被俘，后押解到瑞金。因为敌人以为他俩只是一般的游击队员，都是福建长汀人，所以被押解回长汀处理。他俩很清楚以他们的名气，到了汀城身份一定会暴露，必遭杀害，便暗下决心寻机逃脱。
从瑞金到长汀80里山路，敌人本计划一天赶到。但他俩故意走不动，磨蹭到天黑还有30里，于是不得不把他们关在路旁的一个柴房里过夜。夜里，他俩趁押解他们的国民党兵睡熟，磨断了捆绑的绳子，逃进山里。国民党军队一连搜山几天，都被他们机警地躲过了。但风餐露宿，饥肠如鼓，只能採野菜、野果，生擒青蛙野鸡充饥。
一天，罗化成的脚不慎被蛇咬伤了，爸爸为他挤出毒汁，但仍无法阻止伤势的蔓延。几天后便肿到大腿根部，高烧得昏昏沉沉，生命危在旦夕。爸爸不得不闯关，深夜下山摸到地下党员老李家，才得知老李已经被敌人杀害了。李妻帮爸爸找到我的奶奶和叔叔，我叔叔又通知了长汀区委书记，就是毛爸爸。他们很快弄到了蛇药，粮食，食盐等，并换下爸爸那身霉烂的衣服。爸爸天亮前又赶回山里，找到罗化成，给他喂了药，总算保全了生命。
爸爸他们在深山老林里已经度过了50多天的野人的生活，国民党始终没放松搜捕共产党的行动。于是，党组织决定派一位同志和我叔叔护送他们俩经南昌到上海，乘船去香港。毛爸爸千方百计为他俩筹钱，并搞到了"良民证"和"路条"。他们带着毛爸爸的亲笔信，到香港找到了邓发（中央苏区保卫局长）的哥哥邓芳。
爸爸和罗化成在香港的铜锣湾一方面靠养猪、种菜过活，一方面找寻组织。后来经邓芳介绍，他们找到了几十个失散的党员，组成了九龙工作委员会，还创办了刊物《铁流》。期间，因被人告发，他们四处躲藏。后来，好心的邓芳为他们找到了薪酬不错的小学教员和开电车的工作。但他们却拒绝了，决心回大陆找队伍，他们不相信国民党散布的红军全军覆没的宣传。
有一天当他们看到香港的报纸上看到“‘毛匪’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两人喜出望外，抱头痛哭。红军还在！整整一年的大逃亡，飘洋过海，等的就是这一天！可他们无论如何没想到，当年主力红军撤出长汀，几经迂回，居然战略转移到了大陕北。而当年为了留守阵地，迎接红军打回来的苏区千千万万的红军被杀、被抓，侥幸活着的都成了后来几十年就是躲过了国民党审查，也躲不过共产党审查的“脱党分子”。我的叔叔就是其中之一。
爸爸和罗化成虽历经千辛万苦，但终如孤雁归队。他们于1936年夏幸运地与中共南方局取得了联系，安排到闽西南张鼎承、邓子恢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工作。那年，历经艰险回到部队的爸爸虽是老党员了，但不过是26岁的小伙子。
毛爸爸讲的这一段历史，我在给爸爸写检查时都写过，那是一份份有时间、地名、人名，但形同嚼蜡的交待。而毛爸爸的描述让我看到了一出有人物活动和表达内心世界的活生生的舞台剧。让我重新认识了剧中的主人公和一种被称为“信念”的东西。
毛爸爸说：“有这样的爸爸，你应该很骄傲。我对专案组的人说过，你们怎么能够怀疑一个在逃出虎口后，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寻找组织的人？有这样的叛徒吗？”他还说：“那些人很幼稚，有一次跑来问我：‘香港的铜锣湾根本不是农村’，好像我帮你爸爸骗他们，铜锣湾30年还不变吗？”“他们也不相信你爸爸在香港有人介绍了工作，还非要回大陆闹革命。因为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是啊，有多少人能够在几乎没有希望时，靠着信念绝处逢生？长征的红军纵然历经艰难险阻，但至少有领袖和大部队。而爸爸和罗化成孤身单影，无论在白色恐怖，还是在海外他乡，如果不是为了他们无法丢弃的理想，何苦重新投入尚看不到光明前景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战争年代，正是这样一批抱着必胜的信念和理想，不畏牺牲的血肉之躯创造了几乎不可能的历史的奇迹。
七．血泪情
爸爸在12岁时父亲就病死了，是奶奶含辛茹苦带着他们三个孩子。爸爸只读到初小，就做了工。1927年，在一批批共产党被逮捕、枪杀的白色恐怖中，17岁的爸爸在老家长汀参加了革命。1938年爸爸随新四军二支队奔赴皖南前回家跟奶奶一别，直到1951年才见到奶奶。爸爸说，他忘不了他离家时奶奶站在墙头向他挥手的情景。他走得很远很远了，奶奶的身影仍在风中一动不动...
解放后，奶奶和我们在上海同住过。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只有我在走读的托儿所。每天回家我总是先上奶奶的房间，因为奶奶疼我，总给我好吃的东西。奶奶还是我们的保护伞，虽然奶奶不管家，但她能管爸爸。有一回三哥在要挨爸爸打的危难之际，跑到奶奶面前，举起菜刀就往脖子上抹，急得奶奶直骂爸爸，硬是把爸爸挡住。可奶奶老眼昏花，不知哥哥的小伎俩，其实对着脖子的是菜刀的背面。
我们和奶奶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仅仅两年。奶奶最终过不惯城里不能种菜、养猪，孙儿们一星期才回来一次的生活，执意返回了福建老家。
到了文革时，家乡的造反派搜家，拆墙，撬地板，找“秘密材料”，奶奶瘫痪在床上，还被拖出去在阳光下曝晒。虽然爸爸被抓走后，我们每次给奶奶写信都说爸爸很好，可她不相信，一定要来上海亲眼看看爸爸。然而，直到她离世，也没等到爸爸的音讯。
爸爸还在北京关押时奶奶去世了，怕爸爸伤心，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他。因为他在陈毅逝世后很久得知此讯，仍整夜流泪，寝食难安。
有一年中秋，我带了月饼去上海结核病院看爸爸。没料到爸爸问：“有没有给奶奶寄月饼？”我敷衍地说：“寄了，寄了。”爸爸盯着我的眼睛：“恐怕她永远收不到了吧？她去了没有地址的地方吧？”我慌了：“没有的事，上个月妈妈还给奶奶寄过钱。”爸爸根本不容我再编下去，单刀直入地说：“说，奶奶什么时候走的？怎么走的？”我挺不住了，哭了起来，爸爸也哭起来。
爸爸想到自己这辈子没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他参加革命，母亲曾遭游街，被吊在树上打。年迈时不仅没享清福，又碰上文革未能幸免于难。爸爸伤心地连夜伏案给天堂里的奶奶写了一封长信，向母亲哭述内心的想念、痛苦和忏悔。整整一星期，不管谁劝爸爸，都无法让他从悲伤中走出来。
文革后的一天，爸爸的秘书把专案组搞去的一堆材料送回家里。我不记得是什么萌发了我去翻看那堆材料的念头，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看到了爸爸在一九五六年写给前妻的一封信。我实在太惊奇了：“什么？原来妈妈不是他的第一个！”但当我再读下去的时候，我那颗好奇心却被震撼了。当我到医院探视爸爸的时候，我大概用了一种诚恳得使他不能不把这段故事讲给我听的语调，结果，他不仅没有骂我，还把我带进了他的年轻时代的回忆中。
一九三四年，五次围剿开始的时候，爸爸刚刚结婚一年。他的年轻妻子吴春秀是一个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身材小巧玲珑，活泼可爱的红军小干部。她爱打篮球，枪法很准。爸爸与她是自由恋爱，部队里的同志都认为他们是天赐的一对。爸爸在回忆时对吴女士的赞美之词，使我可以想见这对新婚小俩口的甜蜜。他俩在一个部门工作，红军长征时，他们也都被留下来驻守。他们曾经打退过国民党军队的数次进攻。终于，在一次反击战中，吴春秀带着一支队伍突围，再也没能回来。有人说亲眼看见她倒下……可爸爸和战友们多次返回阵地都没找到她。以后驻地的红军失守，爸爸经历了上前面叙述过的一年多的逃亡生活。
直到一九三七年以后，爸爸有了短暂的稳定，又开始托人打听、寻找他的爱妻，夜里更是无数次地梦到她的出现。妈妈告诉我，就是后来与妈妈结婚以后，爸爸每年十月的某一天，都会很难过地回忆他与前妻被打散那天的情景，妈妈很理解他的心情，总会默默地陪着他，和他一起悼念这位牺牲的女英雄。
二十年以后，过去的都过去了。爸爸妈妈和我们五个孩子在北京有了一个热闹而温馨的家。谁知道爸爸的一位在福建省工作的战友一九五六年在山区访贫时发现了吴春秀。当她听说爸爸还活着，而且还当了京官时，泣不成声……原来她在那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后来又被人贩子卖到广东，成了一个山地农民的妻子，与这个农民生了一个儿子。但好景不长，农民得病早死。她，一个寡妇带着儿子含辛茹苦以种田为生。解放后，她才回到福建老家。
这位伤残的妇女顽强地生活着，期盼着奇迹发生。我可以想见，当她得知自己失散的前夫在北京当官，那种悲与喜，那种对不同命运的感叹。当我父亲得到这个消息时，也是激动不已，多少年的盼望、等待、失望，直至绝望，可她又突然出现了——一个不是梦的梦！
她的故事，她的命运，使爸爸无法平静，他彻夜未眠写下了那封感情至深的信，也就是我在退回的档案材料里看到的通过福建省政府转去的信。爸爸也寄去了我们全家的照片和一笔钱，而且定期地寄钱过去。新的婚姻法使父亲不可能在与妈妈结婚后与这个虽然没有离过婚的前妻复婚。爸爸做了一些工作，说明这是战争造成的遗憾，是千千万万人都受到的战争创伤。妈妈对吴女士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她陪爸爸到福建老家看望奶奶时，请吴女士也去相见。
爸爸回忆当时他们见面的情景：他远远地看到一个农村妇女，一瘸一拐，缓缓地走来，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怎么也止不住。两个人泪眼模糊地长久地注视着对方，而无言以对……爸爸说他怎么也不会相信那是他无数个夜晚梦到的美丽、热情的吴春秀。她变得迟钝，有着四十多岁的妇女所不该有的苍老，她的伤残的腿上留下一个时常淌脓的创口……他和她的这次经历了日思夜想二十四年煎熬的相见，是两颗不同命运的心的相遇：一个是经过战争洗礼的高级干部，一个是带着战伤流落乡间的农妇——历史就是这么无奈，命运就是这么不公！他们惟一的这次长征以后的相见，也成了爸爸在有生之年与吴春秀的最后一次相见。从此以后，爸爸想到她就痛心，就怜惜，但那个漂亮的女红军再也没有在他的梦中出现过...
我的心被震撼了，陷入了深沉的思考。那种在书里，在电影上看到的高大的英雄形象，都没有这个真实的故事让我更感慨。我好像第一次认识了我的爸爸，理解了那个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献出了青春，爱情，甚至生命的上一代人。他们有着与常人无异的血肉之躯，然而残酷的战争把他们这代人打成了钢铁。他们的故事可歌，但更多的是可泣！这就是爸爸为什么总说自己是幸存者。想想那些在革命征途上因种种不幸半途落伍的人的悲惨境遇，上哪儿去伸冤和讨回公道？
八.宽容
爸爸解放后，补发了冻结的工资，有一至两万元，爸爸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又感受到了党的阳光的温暖。当年妈妈一个人工资管我们兄弟姐妹和奶奶，爸爸在牢里没有阳光的日子，他全忘了，他非要全数交党费。妈妈跟爸爸商量，拿出一部分钱资助死去的朋友的遗孀和有困难的老同志，剩下的交党费。秘书也劝爸爸身边留点钱，有困难不给组织找麻烦，爸爸才同意交了四千元，但坚持每月再多交50元党费。这多交的部分比我大学毕业后每月的工资都多。
我们当然没人敢说，否则就是有恻隐之心。哥哥为爸爸这么多年莫名其妙地被关，出来了还要把扣了多年的工资贡献给四人帮把持下的党，感到太冤，就设法消耗掉一些本该属于爸爸的钱。哥哥说爸爸需要一块表，就和妈妈一起去挑了一块劳力士表，上千元吧。
当妈妈把这块表小心翼翼地送到爸爸的病床前，说他将来出来工作总是要戴表的。爸爸一点也不领情：“什么？这么好的进口表，你们要害我挨批啊?”他又当面批评哥哥，说或许是他自己想要这块表，哥哥委屈地直掉泪，心里想的又不能说。这块表就一直被妈妈锁在了抽屉里，爸爸碰都没碰过。在那个年代，处处谨慎小心都会被带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西方的名表象是一颗炸弹似地让人避之不及。爸爸去世后，妈妈把这块表给了哥哥做纪念。后来这个哥哥也几十年一以贯之地每月交超额的党费。他告诉我，爸爸说过：你们以后生活宽裕了，不要忘了多交党费。
爸爸虽在75年解放，可他的问题一直审查到四人帮倒台后。一天，爸爸的一位老秘书，李叔叔陪同新市委的有关人员到华东医院向爸爸宣布彻底予以平反，并恢复爸爸党籍的文件。他们走后，爸爸突然抑止不住地嚎啕大哭，心中的冤屈和压抑如泄洪般冲出了胸膛。一个坚强的保卫战士，在经过了党的长期严酷的审核，他视为生命的忠诚终获认可时，他只剩下了喜极而泣的悲情。当时在场的姐夫从没见过男人可以这样哭，吓得手足无措，只好跑出去找李叔叔求援，李说：“我们都不要进去，让他哭一会儿。”
父亲总算等到了洗清冤案的一天，但他的身体却再也没恢复过来，他在医院里度过了最后的几年。不仅是身体，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总觉得到处都是窃听器，每当我们问到他在监禁时的遭遇，他马上神经质地指着天花板，咬着牙关使劲摇头，让我们不要多问。
79年夏天爸爸回家住了一段。我陪他到院子里散步时，想着他不必担心窃听器了，就赶紧打听他坐牢的经历。我才刚开始问监狱里是不是睡硬板床，他已不耐烦了，只说了一句:“哪里有床？睡地上，每餐给很小的窝头。”接着就说：“问那么多干什么？”
那年，两位老同志来家看爸爸，其中一个是他的领导。他们谈着谈着争执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在院子里散步时，爸爸主动地告诉我：在北京关押期间，专案组一直逼他承认给林彪安窃听器，他一次次坚持自己的清白。可有一次在他发高烧，神情恍惚时，办案人员拿出一份有几个人签了名的检讨书，说：“别人都承认了，就你这个老顽固还不到棺材不掉泪，你是唯一一个要抗拒到底的反党分子！你的子女都会恨你一辈子！”
爸爸居然相信别人都动摇了，他也顶不住了，签了字。过后，爸爸神情恢复了又去翻供。可他哪里知道，那些家伙用爸爸的签字又去威逼其他人，给他们造成更大的打击。这件事使爸爸非常内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他在手术前再三申明，他从没有做过任何被指控的事，要他们撤还那份签过字的由专案组写的假口供。
爸爸很难过地告诉我当时专案组就是用这位领导的假签名骗到了他的签名，又去逼那位领导的。爸爸知道辩解是没有用的，他们最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已经不可能恢复如初。他叹着气说：“共产党的监狱不好坐啊。他没有坐过这个牢，他怎麽会懂？天下哪有一贯正确的人？”
许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监狱里坚贞不屈，但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会强求自己“低头认罪”。面对着他们必信无疑的党的不信任和冤枉，他们会掏心掏肺地和党沟通，等待组织的正确结论。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依赖着这样一批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的党员。而文革中全体党员无缘无故地被拷问一番，自我否定，自毁长城，他们却仍然顾全大局，原谅和理解党的领导人犯的错误。我不能不为这种不可理喻的“舍己的忠诚”而震撼！我不知这是共产党独特的党性，还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印记，也许两者皆有。
经过了文革，立场坚定、嫉恶如仇、敌我分明的爸爸变得十分宽容。当那批审讯他的军人遭到隔离审查时，爸爸被多次要求揭发他们是如何粗暴地对他逼供的。爸爸居然为他们说话：“他们不过是按照上级的旨意做了他们必须得做的事，我不记得有什么特别。”连我都不理解爸爸，我说那个团长对你那么凶，你为什么不揭发？他却说：“这样整来整去，还有完没完？他们也是没办法的......”
爸爸还对我说过，他被囚禁的第一天，看守向他宣布犯人应遵守的九条纪律。他说：“每一条我都能背出来，因为那是我亲手参与制定的监狱管理条例。现在我却成了被这个条例管制的犯人，真是天大的讽刺。”
爸爸用一切机会去看望或问候在历次运动中挨整的老同志。记得杨帆（上海公安局长，1955年为“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冤案被捕）在1979年出狱时，爸爸从医院里跑出来和妈妈一起去见杨帆。本应是一场幸会，谁知杨帆被关了24年获自由了，精神却已经错乱了，让他们不胜唏嘘。爸爸为此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我曾在叶永烈写的一本书上读到杨帆被捕那天，是我父亲打电话把他叫到公安局开会，然后当场宣布把他拷起来，抓走的。这本书出版时爸爸已不在世了。我问了李叔叔，他是爸爸当年的秘书，他说：“胡说八道，杨帆被抓时，你爸爸已经调到北京了。”我在此顺便甄别一下，並非与作家过不去，和谐社会，不想打官司。爸爸虽没有亲手抓杨帆，但一样为过去受政治冤案迫害的老战友深感不平。
北大党委书记周林夫妇来上海治病，父母热心地帮助他们。他们在战争时期就是非常要好的战友和邻居。妈妈在山东根据地给老大娘，小媳妇办夜校时，总带着我四岁的二哥。后来他常常赖在周林家不肯去识字班。周林看到他写的字都是“妇女解放“一类的，才明白他逃学事出有因。于是，就亲自教他写字，还有蛋炒饭和美国罐头给他吃。他们夫妇没有孩子，就把我的两个哥哥当成自己的孩子，疼爱有加。
可是这种情同手足的关系，一度被打破，那是周林当贵州省委书记时。爸爸曾随中央监委四清工作团到贵州，不顾他们在战争中结下的深厚友谊，铁面无私地处理了周林大盖楼堂馆所等问题，撤了他的职。爸爸留在贵州当了一年的省委书记。其实爸爸心里一直为此事感到内疚，觉得处理过重，可这不是他能左右的，朋友再好，也不能心存私情。这不愉快的往事一直到文革后，他们坦诚相见后才一笔勾销了。经过了文革最残酷的斗争，他们都对党内斗争都有了切肤之痛，朋友之间本没有恩怨，何需结怨？
我大学毕业回青海时，尊妈妈之嘱到西宁看望一位阿姨。她曾和妈妈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因为提了意见就被戴上右派帽子发配青海了。妈妈说虽然自己没有揭发过她，但在批评会上也发了言。文革后自己遭了难才会想到有多少好人在历次运动中被冤枉。我带去了妈妈的一点礼物和问候，那位阿姨非常感动。
两年前我回国时看到妈妈在文革中被她的同事揭发，说她污蔑毛主席而被关、被斗的材料，妈妈怕我把此事写在文章里，再三嘱咐我。我实在不解，“文革过去三十年了，为什么不能谈？”妈妈说：“我不想让揭发我的人难堪。”自己被诬陷，还怕整了她的人晚年过得不安宁，这就是她的为人。
在过去动荡的数次政治斗争中，今天在台上的，明天成了阶下囚；今天站在正确路线的，明天站在了错误路线；今天审讯别人的，明天站在了被告席上...... 人人都被阶级斗争的风浪冲刷了一遍或几遍。浪头可以把你推上浪尖，也可以毫不留情地把你抛到海底。那些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干部们无论有多么谨慎，无论如何苛求自己，却永远无法把握政治风云的变幻。这就是老一代的悲剧，那最最正确的伟人们恰恰是造成错误悲剧的始作俑者。
然而，我始终不能想明白的是，我的父母几乎没有抱怨过这位伟人。在他们的眼里一家之主打错了孩子也还是一家之主，没必要多抱怨。他们对斗争已经厌倦了。一方面，也许我可以说他们被组织纪律约束得失去了思想的自由，这是一种人格的悲哀。但另一方面，我不得不说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理解出生入死的那一代人嵌入灵魂的信念和忠诚。更难得的是，我的父母把他们曾有过的怨恨化做了和解和宽容。没有这样的胸怀，这个饱经沧桑的社会就无法达到和谐。
这些年，我十分关注在文革期间位居高位者对他们当年所作所为的反思。让我失望的是，他们对被迫害的人很少有歉疚。就拿吴法宪，李作鹏来说，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错误和制度性的问题看得很清楚，对本人没有被公正对待有很深刻的感受。然而，他们对自己当年一朝得势便仗势欺人，对上谄媚，陷害无辜的作为几乎没有内疚和反省。他们的认识至今仍然停留在“对上负责”，和处处为自己辩白，结果每个人都是受害者。难怪人们感叹反思文革有多难。四十年过去了，只见受害者，不见害人者。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不知反省的民族的悲哀。只要对上负责，不用对人民负责，对良知负责，难道不正是造就了皇权的的根基吗？
九、离家和回家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青海。从我们上大学起就有“工农兵学员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政策。可我们全校上海下乡的知识青年毕业时都留在上海了，我是唯一一个回选送地的上海知青。因为爸爸的问题，学校对我格外“照顾”。
大学里我曾是我们班的团支书，团员选的，但却是全校所有团支书中惟一的党外人士。我的身份让系领导不舒服，第二年让我下来，指定了一个党员当书记，我只能当支部委员。
爸爸刚解放班党支部就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可学校到市革会组织部调查时得到的回答是：我爸爸还有问题在中央挂着，没做结论。所以党的大门无法向我打开。
毕业前夕，不知是哪个大学发起了去西藏的动员。系党总支书记忽然对我感兴趣起来，找我谈毕业的打算，问我有没有想过去西藏。我说反正我早做好了回青海的准备，如果西藏需要，我也愿去。我们班50个人几乎百分之百都表示了相同的态度。可她只选中我到系里的动员大会上去发言，要我从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角度谈，表表自己到边疆，到最贫困的地区的决心。我没有辜负她的指示，在大会上表了态。
事后，我到医院看爸爸谈起这件事。爸爸很不以为然地说：“你有什么资产阶级法权？要你去哪里，你就去，不要乱扯什么搭不上界的资产阶级法权。”我看得出爸爸对我再次去青海是不满意的，这是对他的整肃。但他把愤怒都憋在了心里。我什么也没说，我已经习惯了自我批判，也总想做得最好，让党相信我的觉悟。
临行前我去医院跟爸爸告别。爸爸说，“我当年参加革命是冒着生命危险离开家的，你不要指望别人敲锣打鼓欢迎你。你既然决心去，就要吃得起苦，我不想看到你逃回来。”
我在藏族自治州医院工作了三年。除了在医院当内、儿科医生，也去农村和水电站工地巡回医疗。我还在青海结了婚，生了孩子。孩子在半岁时得重症肺炎，引起肺水肿，因为高原缺氧，病情迟迟未缓解，不得已送回上海交给奶奶带。不久，老公到北京上大学了。我的青春的热情不敌儿女温情，终于在1979年回到了上海。
我是经妈妈单位讨论，批准我用回城指标回来的，可爸爸并不知道。我正好在那年春节全家大团聚时回到上海，爸爸只知道我是回家探亲。妈妈怕爸爸会生气，就让二哥跟爸爸透点口风。二哥告诉爸爸我是正常渠道调回来的，家里五个子女，四个在外地，我又在边疆多年,是妈妈单位主动提出要调我回来的。
爸爸动了大怒，要把我退回去。当时知青回城之风正是他们面对的问题，我显然是给他抹黑了。我对二哥说：“我回上海来也是为了照顾他。回青海就回青海，有什么了不得？”哥哥说：“你回都回来了，让爸爸骂几句都不行吗？你无论如何要去见爸爸，顶着头皮听他骂，不要还嘴。”
到了医院，爸爸好好地数落了我一番：“你不是很革命吗？不是要在边疆干一辈子吗？为什么逃回来？这么多知青在闹，我的女儿回来了。我连自己的女儿都劝不住，怎么劝其他人？你给我回去！”我只是委屈地哭，没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求情。这么多年，我的命运都和受审查的父亲连在一起，我怪过吗？现在又批评我沾了光……
以后的几天，妈妈，爸爸的秘书，妈妈单位的领导都去跟爸爸做工作，要他不要想得太多，说各单位都有一定的名额，我是符合回城条件的，合情合理。半年以后，全国知青陆续都回了城，在青海的内地人也都按政策分配回原地工作了。爸爸才息了火。
从青海回来我仍是非党人士，爸爸在我面前说过好几次：“我们家除了你，都是共产党员，要努力啊。”我何尝不曾努力？我吃的苦，对自己心灵的洗涤大概不比许多共产党员差，但为了党的纯洁，人家不敢要我这个父亲被关押的人，我打破头也钻不进去啊。我不想在爸爸面前强词夺理，以后再争取吧。
但实际上，经过了风风雨雨，我已不单纯，我对很多事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宁愿保留一份思想的自由。在我读了研究生，到国外当了访问学者又回国以后，正碰上另一场政治风波。在政治学习时，人人要表态，如何与中央保持一致。我忍不住说：“共产党的总书记一贯是因路线错误下台的，连他们都与党中央不保持一致，让我们怎么才知道谁是代表党中央的？和谁去保持一致？”这话一出全场肃静，会上再没人说话，既无人支持，也无人辩驳，包括党员。记录的也停了下来，想想还是不记得好。好在到了那个年月，想整人的没有太多的市场。但我这样的人要入党，是肯定要给党找麻烦的，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好。
然而，不知为什么，出国这么多年了，没入党这件事至今仍是我心头之痛！起码这是我曾经孜孜追求的理想，更重要的是我没有让爸爸满意，这是他对我最后的期望！
十．团聚
1979年的春节，爸爸要我们五个子女，加上配偶和孩子们都回来。这是自1965年家搬到上海以来的第一次团聚，一个七口之家扩大到了三代十九口。爸爸从医院请假出来，在丁香花园的小礼堂拍了一张全家福。
拍照前爸爸郑重其事地发表了“演说”。爸爸说：“1940年我和你们的妈妈在新四军结婚。在战争的环境中，我们是没有家的，吃大锅饭，过军队的集体生活。经过39年的革命路程，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大家庭。”爸爸又说：“我是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幸存者，能活到今天很不容易。我更加怀念和感激周总理和叶帅，如果不是他们指派医生抢救了我的生命，今天这张全家照就没有我，这总是一个缺憾，就不那么圆满了。”
爸爸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掌握科学技术，多做贡献。“到了2000年，国家会更富强，人民的生活会更美好。到那一天，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再拍一张全家照。那时当你们拿出今天这张全家照，一定会回忆起你们走过的新长征的路程，想起22年前的团聚，想起我今天的讲话。回忆会使现实更美好，因为这是难忘的回忆。”
这次团聚后，爸爸要我把他的讲话写下来。他逐字逐句地看了我的记录，又要我滕抄给哥哥姐姐们。同时他还把他在监禁期间画的画分送给我们。现在姐姐保留的一幅铅笔画画得是站在腊梅树上对唱的两只小鸟，红铅笔画的梅花，黑铅笔画的小鸟。画的右侧是爸爸书写的毛泽东的诗词：“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落款是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日，那是爸爸在结核病院监视住院时画的。这张纸的背面印着绿色的大字“上海蚊香”。想到那时爸爸每天把包蚊香的纸收集起来，练字，画画，我一阵心酸。而“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正象征着他当时身陷政治的寒冬，盼望四人帮垮台，春天来临的心境。
现在想想，这次团聚是爸爸深思熟虑的。爸爸肯定已想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想在生前给我们留下有意义的纪念。他没有什么钱，多一点钱都送给他为之终身奋斗的党当党费了，那个年代谈钱是耻辱的。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他最珍贵的人格。
十一、陪伴爸爸的日子
父亲在给我们留下了一张完整的全家照的一年后离我们而去。
那一年我刚从青海回上海，在一家大医院工作。我整天白班，夜班地忙，晚上还总是上课、考试。作为住院医生必须住在医院宿舍里，我连自己的女儿都只能托到别人家里带，但我总是抽时间去华东医院看爸爸。
有时爸爸没料到我会去，显然很高兴。虽然嘴上说：“怎么今天有空来？可不要耽误了你的工作。”可他总希望我多待一点时间。我们在医院的长廊里散步时，他逢人就说：“这是我的小女儿，当医生的。”因为爸爸常年生病，所以对医生天然地好感。但他不准我以医生的腔调去问他的病情，不想给医生添麻烦。多年独立的生活，他养成了自己整理内务的习惯，把看过的，没看过的或保留的文件、报纸分得清清楚楚。所以我没有很多事要帮爸爸做，主要是听他说话。
爸爸有讲不完的故事，大多是战争时期的经历。这都是爸爸心里想说的，和我在文革初为他写历史交待可不一样。只是我在那个年龄没意识到历史回忆的价值，有时心里有事，也没全听进去。现在留在我脑海中的只有零零星星的记忆。记住的大多是生活故事。
爸爸常常愉快地忆起年轻时的妈妈。他说妈妈年轻时两条细长的腿打着绑带像只蚊子，说起话来细得像蚊子叫。爸爸第一次见到妈妈是在安徽半塔集，妈妈向他敬了一个礼，叫了一声“首长好”（妈妈后来跟我说，其实她不认识爸爸，是给和爸爸同行的政治部主任敬礼），爸爸对这位端庄、娴静的上海姑娘立即有了好感。不久把妈妈调到他负责的军法处，趁机跟妈妈谈工作，套近乎。有一回开会时，妈妈就坐在爸爸旁边，看到他的笔记上写满了妈妈的名字，才明白他的心意。妈妈一开始不大情愿，说年轻战士怎么能结婚？后来就推说听组织安排吧。他们没有缠绵的恋爱过程，很快邓子恢就批准了他们的结婚报告。
新四军的政委项英本不准干部谈恋爱的，1939年周总理到新四军时提到“285团”政策，即28岁以上，有5年革命经历或团级以上可以结婚。爸爸妈妈赶了个早班车，所以他们没声张，妈妈就搬到爸爸暂住的本是鬼子的一个炮楼上，就像一只蚊子无声无息地飞到了爸爸的身旁。
第二天天一亮，一位审讯科长像往常一样跑到炮楼上向爸爸汇报工作，惊讶地看到妈妈坐在床边。他以为爸爸犯了纪律，一边尴尬地问妈妈：“协理员，你这么早就来汇报啊？”一边转身仓皇逃下楼，结果一脚踏空，滚到了楼下。当他正犯愁要不要向组织汇报此事时，爸爸笑嘻嘻地告诉他自己结婚了。于是消息不径自走，不办喜酒就过不了关。爸爸没钱，还是妈妈拿出四块钱办了两桌，那是她参军时从家里带出来的钱。部队里的战友们热闹了一番，才算交了账。结婚后几天爸爸就又上前线了。
我们小时候很少得到爸爸的爱。大哥出生在皖南事变后两个月。妈妈在产后第三天就跟部队出发了，把大哥留给了当地老乡（解放后才回到家里）。妈妈看到小羊吃奶，看到老母鸡身旁围着一群快乐的小鸡，就伤心落泪。爸爸却说：“女人生孩子就像老母鸡下蛋，还会有的。”果真，第二年二哥哥出世了，可又碰上鬼子扫荡，爸爸又要把他送掉。妈妈不肯，她不想再当丢了小鸡的伤心的母鸡，无论如何要和她的孩子生死在一起。爸爸说服不了她，就说“你自己想办法隐蔽吧”，他就匆匆地跟大部队走了。妈妈和二哥留在了一个对他们很好的开明绅士的家里，后来在妈妈的影响下那家的子女都参加了革命，妈妈也算是做到了“革命、生产两不误”。我生在解放上海时，爸爸还是顾不上我们母女，而且又把我留在了人家家里。那时的爸爸真的是无法顾及人之常情。
因为爸爸不喜欢听婆婆妈妈的事情，所以我从不在他面前谈家庭琐事和自己的困难。可我去医院看爸爸时，他会时不时地问起我的孩子，让我在周末带去给他来看。女儿那时才不到两岁，我突击教女儿说“外公好”。到了医院，因幼童不准进病房，爸爸就到楼下大厅里看她，还准备了糖果给她吃。听到她叫“外公”，别提多高兴了。说她长得好看，说我该孩子织的毛衣漂亮，还一定要抱她。
我在青海的时候，爸爸就从医院到过孩子的奶奶家。他没想到孩子和奶奶、姑姑都挤在一间九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吃饭，马桶都在里边。秘书和司机很担心爸爸有严重的肺气肿，受不了灶间散发出的刺鼻的煤烟味，一直催促爸爸坐了一会儿就该走了。爸爸不肯，和我婆婆聊家常，逗孩子玩儿，和邻居打招呼，待了好一阵。爸爸在回程的路上说，看到老工人生活的条件这么差，心里很沉重。以后他又让妈妈、哥哥、姐姐都要去看一看。我回到上海以后，他常常问起我婆婆的情况，要我懂得做好媳妇，尊重老人的感情。
后来，我要送女儿进全托的托儿所。爸爸想帮我，又不想以自己的名义走后门，就跟一个老公在福利会工作的护士打听需要什么条件。像我这样当医生又常常上夜班，孩子的父亲不在上海的情况，孩子应该是符合上全托的条件的。但我这样的情况在上海不会少，没人帮几乎不可能进。那位护士给我领了报名表，在他们的帮助下福利会托儿所收了我女儿。以前我不能想象爸爸会来费心管我这种繁琐的小事。也许人老了，变得心平，心细了，他在我眼里再也不是那个让我畏惧的爸爸了。
79年的夏天，爸爸出院回家住了一段。白天他去开会，听报告，像个正常人。晚上却睡不了两、三个小时，就坐起来咳嗽，气喘，痰咳不出来难受得难以安寝。妈妈总是爬起来帮他倒水，拿药，打开氧气……接着就是我起床，替他捶背，按摩，虽然眼睛睁不开，手还在动。每晚都睡不了整觉不说，爸爸稍微有点精神，就开始忆旧，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月。我真不知道爸爸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哪年哪月，过哪座山，渡哪条江，哪个师，哪个团……夜半三更正是入梦时分，再好听的故事也没法听进去了，更不可能为他做记录。我们轮流陪他，都受不了了。真不知他在医院里是如何舒解失眠症的。
好在老公回来过暑假，我出了个主意，由他执笔给爸爸写回忆录，也权当是他文学专业的练笔。爸爸很高兴，买了一台当时刚刚进口的录音机，于是他们俩很认真地工作起来，我也可以好好睡觉了。一个暑假过去了，回忆录完成了爸爸从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寻找组织，在闽赣游击队的斗争到奔赴皖南抗日前线的三个章节。打算在下一个假期继续写。
当文章在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发表后，爸爸饶有兴味地读着还带着油墨味儿的线装的文史资料上的自己的故事。然而，爸爸的回忆录永远定格在了那三个章节，他的生命没能按他的意愿继续下去。
2007年，“回顾新四军军部”出版了，我的大哥哥是副主编。这是他退休后自愿投入，耗时三年负责完成的富有历史价值的成果。爸爸如地下有知，一定会为此深感欣慰。
十二、生命的极限
1980年春节前，爸爸的身体比往年的冬天还好，他时常出席市里的会议，每天仍有精力看文件。但在他有一天探望了得重感冒的病友后，自己也发烧了，而且很快陷入呼吸衰竭。
那晚我陪在爸爸病床前，他说感觉很不好，能不能请主任来一下。我跟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值班医生说了，她说：“已经用了庆大霉素，没必要叫主任了吧？”爸爸和我都是怕麻烦别人的人，就没坚持。这件事让我内疚了几十年。
夜里，平日呼吸艰难的爸爸睡得很死，安静得让我生疑，我起身拍拍爸爸。他说他要上厕所，可挣扎了半天也坐不起来，我扶着他感觉他身体很沉，走路歪歪扭扭，像喝醉了酒。第二天一早，爸爸的司机来接我的班。我跟他交代爸爸神志迷糊，要请主任来看一下。我急急忙忙上班去了，我自己也有十几张床位的病人在等着查房，我不敢请假。我那天如果工作责任心不那么重，把爸爸这个病人当成自己的第一责任，也许事情会不一样。
到了中午，我的第六感觉让我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就打了个电话去问爸爸的病情。医院说正在抢救，我心急火燎，骑上车就奔华东医院。
爸爸的病房大开，里面有来自几个医院的七、八个专家会诊，爸爸已经昏迷了，正准备做气管切开。我忍不住“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我这辈子都没有这样丢脸地大声痛哭过，医生们都吃惊地回过头来。院长扶着我的肩头，一边安慰我，一边把我拉到远处。
爸爸在人工呼吸等紧急措施的抢救下苏醒了，但肺部的感染使用了一个个抗菌素仍无法控制。上海最权威的抗菌素专家们会诊后认为有霉菌感染的可能，就用了“两性霉素”。这是一种毒性很高的药物，用药后爸爸即发生血尿、尿毒症、腹水，病情急剧恶化。爸爸的全身插满了导管：颈部和上下肢的静脉输液管，人工气管，鼻饲管，导尿管，腹部透析管……每一个手指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针眼，全身肿胀的发亮，打过针的针眼里不断地有液体溢出来。
他痛得紧皱眉头，咬着牙齿，浑身颤抖，却不拒绝任何治疗。我当医生这么多年，没有见过一个病人受这么大的罪，也从没见过求生欲望如此强烈的病人。因为气管切开，爸爸不能说话，惟一一次他要求用笔写是在春节那天。当医生祝贺他新年好时，他看着在节日里为他辛劳的医护人员，写下了“感谢你们！”又对我们写了“ 为人民服务”。我想他是要我们向医护人员学习，为人民服务。
1980年3月5日清晨5时，爸爸在生死迷离了一个月以后，终于心力交瘁，选择到宁静的天国里安度后生。在一阵频发的心律失常后，他的心电波突然变缓，变钝，随着我“呀”的一声，电波成了一条平坦的直线。尽管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但那一刻，我像突然掉进了冰窟窿，心脏冷却了，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随爸爸一起飞到了天国。
爸爸生前自愿捐献遗体。我的一位朋友听参加解剖的病理专家说，爸爸的气管完全糜烂了，气管直通食管，只剩下了鱼刺般的骨架。而且细菌培养证明是绿脓杆菌，而不是霉菌。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医生每捏一次皮球往气管里打气时，爸爸都会痛得直发抖，气管软骨周围的肉都糜烂了呀，我真不敢想下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动不动就在琢磨爸爸的病情有没有救活的希望。我知道医生已尽了他们最大的责任，我们也写了非常诚挚的感谢信给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但医生诊疗疾病，一半是在猜谜，猜错了就步步错下去。这也是无法避免的。
爸爸被授予了烈士称号，因为他是四人帮的直接受害者。同年十月，四人帮遭到公审。吴法宪亲口交代：是江青要他把爸爸等人抓到北京的。审判会上也读了爸爸对四人帮迫害导演郑钧里的旁证材料。我的爸爸却没有等到他自己被抓的真相大白的这一天，他始终在推敲整个案子的不合理性，但直到生命的终结他都不知道是谁，为何非要置他于死地。
爸爸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换来了一片宁静。而我一想到爸爸的一生就不得安宁。在爸爸去世时我的被紧张和压抑流不出的泪，却让我在几十年后一提起父亲就止不住地外溢。
爸爸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我不知道人的灵魂在生命消亡以后是否还存在，但我知道爸爸的灵魂长在了我的心里，这也许就是爸爸留下的遗产。28年过去了，直至今天我才写出对父亲的无法忘却的回忆，也算疏解了沉淀在我心中的那份沉重。
爸爸这代人的逝去，代表了一个暴风骤雨般激荡的时代的终结。他们的一生不是在为自己活着，他们那种孜孜的，忘我的，舍身的追求，他们那种坚如磐石般的风骨，他们那种廉洁、正直的品格和宽容的胸怀，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无论他们的理想、事业有多少合理的成分，我无权责备求全，更不会用嘲讽的口气去议论他们那一代的失误。因为我们没有在一个生死存亡的残酷的战乱时代挣扎过，我们也没有把自己的血肉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的体验。尽管我庆幸那样一个沉重的时代过去了，但我相信没有那个时代，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不同的时代。
我们是否在走过了动荡的岁月以后悟出了那个不理性的时代蕴涵着的理性，从此对人类的疯狂病有了免疫力？
2/14/09完稿于美国
如果還能看見彩虹
4 年前
發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