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5日 星期三

正面我赢,反面你输

來源:经济学人 时间:2009-10-29

以廉价获得股权的时机已经错失。在这种情况下,暴利税比平常更容易行得通——可是目前华盛顿不太愿意征收这样的税,而且这些税可能无法估计地,起反作用地扭曲银行的行为。

政治上更倾向的选择——监管奖金并遏制华尔街的冒险行为——也可能会使情况更糟。上周,花旗银行被迫以荒唐的低价出售能源贸易部门Phibro,主要是因为该部门高管安德鲁·霍尔1亿美元的巨额分红引发政治风暴。这无论是对花旗的共有人还是对纳税人而言都不是个好结果。

但是,如若公众的愤怒持续高涨,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们有可能对金融公司实施更沉重的监管。如果高盛和其他金融公司明智的话,就应当有所作为尽量平复公众的愤怒情绪。

尽管这对纳税人没什么帮助,经常讨论的高盛和其他投行将一些利润捐给慈善机构的主意也许是个不错的开始。这么做也极其符合高盛一贯的乐善好施的传统。高盛最近资助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万千女性”活动,计划将发展中国家的女企业家送往商业学院进修。然而要想让大家认为投行真正努力将其收益回报慈善事业的话,应当投入大量资金:应是数十亿美元而不是区区几千万美元。

股东明智的话就应当在管理层提出捐赠计划时,表示支持。股东也可以通过更好地要求管理层,确保红利得到更好的分配,理想的分配形式是期限较短的限制股票,从而对转变大众的态度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作为建立新的“社会影响”的一部分(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认为这是急需去做的),华尔街公司也应当停止游说反对被提议的消费者保护机构,而应支持该保护机构的运行。正如萨默斯先生指出的,考虑到华尔街公司已经受到来自纳税人的帮助,他们近来的一些行为“有些过头了”。

为何华尔街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自从《滚石》杂志7月份将高盛形容为“包裹在人类面部上的吸血乌贼,无情地将其吸血管插向任何带有钱味的物体”以来,这家投行对于任何希望给华尔街有力一击的人而言已然成了深受喜爱的皮纳塔玩具。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也许是对的。他最近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称,确实存在于海底深处的吸血乌贼“小而无害”。然而他的公司以及整个行业都存在形象问题,它们需要提早应对,以免形象变得更令人憎恶。

投行业界面临的强烈指责之一就是导演迈克尔·摩尔在其新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称华尔街精心密谋使得7000亿美元的巨款落入接受财政部救助的银行手中(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摩尔先生的电影包括一个引人注目的噱头,他试图以这项“罪名”逮捕布兰克费恩先生。

高盛(在最近一季度实现利润32亿美元)及其他一些金融巨头公布了丰厚的收益。自从去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后,许多观察家纷纷恐慌,这个消息足以使他们欣喜。但讽刺的是,投资银行业的形象却因此进一步毁损了。这些收益非但没有被看作是金融体系复苏的迹象,反而激起了广泛的谴责。

由于雷曼的倒闭,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美林证券与美国银行各自合并,现在的市场竞争没那么激烈了(至少暂时是这样),这也不是高盛的错。高盛的部分利润反映了其更大的市场份额所获得的收益也更高。

同样,许多对于奖金的愤怒也是不公正的。创造财富的人有权因为他们的付出而收到回报。当然,奖金机制也应当重新规划以反省旧体制刺激了过多的短期冒险行为 ——这些显然是为了股东的利益。然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杰弗里·戈登指出,高盛留出其50%的利润作为奖金,这与其以往的做法并无二致。他说, “没有证据表明高盛管理层是越过股东做出这项决定的,而根据他们的契约或其他期望,债权人也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

但是,自纳税人去年救助了包括高盛(尽管其牵强地辩驳没有政府干涉也能生存下来)在内的金融体系之后,许多事情都变了。正如戈登先生说的,“从真正意义上讲,高盛的利润得益于政府的许多行动,也就是纳税人对于整个金融部门的投资尤其是对高盛的投资。”

即使高盛偿还了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获得的100亿美元(加上了薪酬及红利)——高盛称其从一开始就不愿接受这笔救助金——它也继续受益于其他一些政府举措,如政府持续不断的贷款(不管它接受与否)以及由于政府决定注资金融体系而复苏的资本市场。

那些在去年金融危机中生存下来的金融公司的股东及债券持有人成了政府救助计划最大的受益者——甚至比这些公司的员工收益还多。比如说,高盛的股价比去年11 月份高出3倍多。他们才应该是纳税人泄愤的首要对象(即使这样,由于有些机构拥有股票以为退休金筹措资金,这些纳税人和股东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同一帮人)。

对于政府而言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当去年救助金融体系时,在其帮助的每个金融公司都拥有一些股本或与股本相关的利益。与红利以及和问题资产救援计划相关的担保相比,这样就会使纳税人更清楚地了解到救助的情况,而现在也一定会缓解一些公愤。

财政部不愿被认为在任何银行拥有股权,除非是实在别无选择——花旗银行就是如此,财政部拥有其30%的股份。很显然这是因为当时的财政部长同时也是高盛前总裁汉克·保尔森不愿被看作是国有主义者。结果,这位纳税人停止国有化其救助的银行的最糟糕的部门,也没有国有化一些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同时也失去了从那些被救助的效益较好的公司的股权获得大量利润的机会。

沃伦·巴菲特会怎么做?

沃伦· 巴菲特可不会犯这样的错,他在政府之后不久也投资高盛就表明了这点——协商其50亿美元的优先股享有10%的红利,还要保证他有权以现在看来是很廉价的每股115美元再次购买高盛50亿美元的股票。当然,保尔森先生要是谈判的话,可以获得比巴菲特先生更优惠的条件。难怪公众会觉得华尔街现在的命运如同丢硬币一样,正面我赢,反面你输。问题是,对此可以做些什么?

2009年11月20日 星期五

《Out of Africa》

原來,愛情的回憶可以沉重如許,亦美麗如許......改編自丹麥女作家以撒‧丹森的同名自傳小說【遠離非洲 Out of Africa】。


導演:Sydney Pollack(薛尼波拉克)
演員:Meryl Streep(梅莉史翠普)、Robert Redford(勞勃瑞福)、Klaus Maria Brandauer(克勞斯瑪麗亞布蘭道)、Michael Kitchen、Joseph Thiaka

聽聲音 ─ 陶晶瑩『太委屈』



作詞/作曲:鄭華娟 主唱:陶晶瑩

@當她橫刀奪愛的時候 你忘了所有的誓言
 她揚起愛情勝利的旗幟 你要我選擇繼續愛你的方式

#你曾經說要保護我 只給我溫柔沒挫折
 可是現在你總是對我迴避 不再為我有心事而著急

☆人說戀愛就像放風箏 如果太計較就有悔恨
 只是你們都忘了告訴我 放縱的愛也會讓天空劃滿傷痕

★太委屈 連分手也是讓我最後得到消息
 不哭泣 因為我對情對愛全都不曾虧欠你
 太委屈 還愛著你你卻把別人擁在懷裡
 不能再這樣下去 穿過愛的暴風雨
 寧願清醒忍痛地放棄你 也不在愛的夢中委屈自己
(重複#、☆、★、★)

2009年11月19日 星期四

柏林墙倒塌廿年后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 伯特兰•贝努瓦 柏林报道 2009-11-05

德国统一是世界上最大胆、耗资巨大的经济实验之一。然而,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之后,问题依然存在:这项实验成功了吗?

1989年和平革命后,虽然东欧许多地区拥抱了市场,但是,把苏联集团管制最严的经济体之一嫁接到西方最大、最成功的开放市场之一,是一项无与伦比的艰巨任务。

这是一项宏大的努力。据估算,用在统一上的花费介于1.2万亿欧元(合1.78万亿美元)至1.6万亿欧元之间。这包括对企业的直接补贴,重建该国基础设施和建立一个新政治机构,以及向大量东德居民发放福利津贴。1989年,东德有1670万居民。

去年世界各国政府推出了庞大的财政刺激方案,以对抗全球衰退,在此之际,许多专家把眼光转向德国,探寻大规模政府干预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

但人们的兴趣远不止于此。在“统一课业”上最用心的学生是韩国官员,他们急于学习经验教训,以备该国万一需要接管共产党统治的朝鲜。

“当韩国朋友问我有关经济统一的事情时,我告诉他们,要研究德国的案例,确保他们不要像我们当初那样行事。”位于德国东部Halle的哈雷经济研究所(IWH economic institute)研究员乌多•路德维希(Udo Ludwig)表示。

乍看之下,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键统计数字似乎与路德维希教授的悲观说法矛盾。1991年,原东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西德的43%,如今这一比例是71%。同期内,东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西德之比从60%升至80%,尽管失业迅速增加。

虽然西德的生活标准仍高出许多,但东德六州的生活质量也已显著提高,平均寿命提高了6年。从宽带光缆到崭新的公路,东德的公共基础设施往往更好。昔日沿着两德边境的“死亡地带”如今是一个自然保护区,栖息着大量珍稀野生动植物。

平均而言,自2002年以来,东德企业的发展速度快于西德,效益也更好,部分原因是,东德的单位劳动成本比西德低了近20%。而且,在去年的经济衰退中,东德遭受的打击较轻。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德国的经济统一事业却远远称不上绝对成功。事实上,随着统一的德国跨入第三个十年,专家们担心,东、西差距可能会很快再次拉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差距已在扩大。自2005年以来,由于东德经济增长率回落到与西德一致的水平,按绝对值计算,东、西德在人均GDP上的差距持续增大。即使按相对值计算,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德的追赶进程就一直近乎陷于停滞。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从一开始,德国就犯下了三个重大错误。首先,作为两德统一的第一块基石,1990年7月的货币联盟确定了不切实际的汇率水平:一德国马克兑两东德马克(个人可以按一比一的汇率兑换部分存款)。相比之下,在1989年,黑市汇率高达一比10。

虽然这在开始时刺激了消费,但也使得东德的工业一夜之间失去竞争力。其次,西德的工会力图把东德地区的工资提高到与西德一样的水准,结果导致数百万人失业。最后,由政府指定的信托机构Treuhand一手运作的私有化,未能利用本地资金,而是吸引了西德的投资者,而他们最终往往将资产作剥离或清算处理。

虽然企业补贴鼓励了西德大公司前来东德开拓业务,但地方官员表示,大部分重建援助款都没有达到目标,要么助长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房地产及建筑泡沫,要么就资助了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政界人士依然在没有实际询问企业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决定企业需要些什么,结果就是配置不当。”柏林州政府经济开发署副署长沃尔夫冈•胡梅尔(Wolfgang Hummel)表示。“我们有大量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道路、净水厂、运河、学校、游泳池、商业园、居住区和发电厂。”

在东德长大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上周发表讲话时,坦承20年前制定的全面经济融合目标似乎无法实现。“人们有一种感觉,失业率为西德两倍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她表示。

就连东德表面良好的统计数字也常常掩盖着严重的缺陷。譬如,相对较高的可支配收入,是受到了高额福利津贴的夸大。同样,在近期衰退中受到的影响较小,可以从东德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无足轻重这一事实来解释。

“东德经济的自立程度有多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Ifo研究所德累斯顿分所主任约阿希姆•拉格尼茨(Joachim Ragnitz)表示。“许多公司不光依赖于补贴,也依赖于内需,而内需受到福利津贴的人为夸大。”他表示:“令人担心的一个地方是,经济融合的根本引擎或许正在消失。”

专家担心,逐步撤消政府支持,可能暴露出东德经济迄今一直隐藏着的缺陷。对东德的第二个联邦援助计划于2004年启动,规模在1565亿欧元,将于2019年到期,届时地方政府将陷入财政严重紧缩的局面。与此同时,人口急剧萎缩意味着,需求和税收都将减少。自1990年以来,东德流失了近200万人口。

“我越是关注来申请破产的企业,就越是意识到,许多公司的业务模式都是围绕补贴构建起来的,”一位地方政府官员表示。“一旦取消补贴,这一模式就会崩溃。”

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还抱怨,德国的联邦制,以及联邦共和国的法律框架,将始终阻碍东德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包括较低的劳动成本。

过去20年使人们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全面经济融合不会发生。新政府面临的真正挑战,将是防止东、西德差距进一步扩大。

译者/岱嵩

戈尔巴乔夫的败笔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劳埃德 2009-11-17

上周一,作为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仪式的主要参与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跨过了柏林墙旧址的标示线,在他身边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默克尔赞颂戈尔巴乔夫是“让这成为可能”的那个人——“你勇敢地放手,让一切自然发生,那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期盼的。”

戈尔巴乔夫放手所造成的,不仅仅是一座墙的倒塌,还有一个国家的灭亡,而在那之前他被选定来领导这个国家,并重振其意识形态。当年乃至现在,西方为此对他赞许有加。但在俄罗斯人的眼里,苏联解体的意义一直大相径庭。

他放手让苏联解体。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以后也不会存在。他在苏联的防御系统中制造了一个缺口,而一旦出现缺口,这些防御系统便不堪一击。

此前这个凶残专横的政权一直实行严厉的威权统治。其经济实力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以及其他西方机构严重高估,而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日益显著。它的统治者怀疑一切,而它的国民性格阴郁。但尽管如此,这个国家究其根本是建立在信仰与理想之上的。

这些信仰和理想的内容是:只要苏共及其领导者坚定履行列宁主义的职责,推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同时守卫苏维埃祖国,那么终有一天,其社会制度能将这个国家转变为一个富足互助的社会。这是存在的理由:既光辉绚烂、又属于强制的希望,让糟糕的现实值得忍受。

戈尔巴乔夫抛弃了这一切。在1988年发表的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声明与讲话中,他摈弃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列宁(Lenin)以及斯大林(Stalin)的理论遗产。阶级斗争、为推翻资本主义而进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对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实行国家所有制——这一切都让位于他在1988年12月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精彩讲话中所提出的“共同创造与共同发展”。他表示,新的世界秩序将受到“自由选择原则这一无可辩驳的必要性”的推动。

正如他的亲密助手安德烈•格拉契夫(Andrei Grachev)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以其习惯性(和必要)的自信心理,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放手的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变革,能够从最高层加以控制。

从相对较年轻的时候开始,戈尔巴乔夫就被苏共高官享有的特权与仪式所包围,脱离现实:他39岁便在重要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出任党委第一书记。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未能认识到自己的话会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普通人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苏联集团国家。

令人惊讶的是,格拉契夫如此写道:“在11月9日事件(柏林墙倒塌)之后至少两个月的时间里,德国东、西两部分出人意料的家庭大团圆所造成的全新困境,一直未能引起戈尔巴乔夫的注意。”

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意识到,整个苏联对消费乐趣的巨大渴望。他认为,自己刚刚启动的经济改革,能够推动产出和生产率达到一个新高度,但这只是一种妄想。随着合作私营农场和企业有限自我管理机制的引入,一个困境中的经济体变成了一个混乱的经济体。

除了三个面积极小的波罗的海共和国,没有一个前苏联国家经历过市场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它们从农奴制演变至独裁统治,进而进入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期。而与此同时,西方在战后数十年经历了一连串的消费者革命。获取日用商品、奢侈品、以及服务的欲求触手可及、无处不在。前东柏林市民、缺乏浪漫细胞的默克尔上周透露,自己第一次越过柏林墙是为了去卡迪威百货大楼(KaDeWe)购物。

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成为俄罗斯总统前曾经访问美国,当他看到休斯敦的一家超级市场时,感觉眼花缭乱。他在回忆录《格格不入》(Against the Grain)中写道:“当我看到那些货架上摆满了成百上千的罐头、纸盒和各式各样的商品时,我生平第一次为苏联人民感到绝望,坦率地说我相当沮丧。像我们这样本来有可能成为超级富国的国家,竟陷入如此贫困的境地!”

在戈尔巴乔夫主政的最后几年里,这种贫困状况进一步加剧。工资和养老金遭到拖欠,家禽因缺乏饲料而死亡,乞丐在城市街道上出现——她们多为年迈的妇女,站在冰冷的地铁入口,面带羞怯,但乞讨起来十分急迫。

西方——尤其是起初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终于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所言当真——他确实希望建立实现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世界新秩序。但同时,仍然身处戈尔巴乔夫统治之下的人民,对他及苏共的信任与(更严重的)敬畏已经消失。

在欢庆解放的同时,人们提出了有关疏于职守的指责。美国学者玛丽•埃莉斯•萨洛特(Mary Elise Sarotte)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努力争取获得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帮助实现向新经济制度的过渡。

她写道:“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没有理解他们面前出现的机遇,以及迅速行动抓住这个机遇的必要性。”

他的继任者以及俄罗斯人民对他更为严苛。在他的祖国,他仍非常不受欢迎。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将柏林墙倒塌两年之后的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苏联话题、电视节目与历史叙述都重新出现,与复兴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对俄罗斯特殊论的强调融为一体。

戈尔巴乔夫个人生活的悲剧,是挚爱的妻子赖莎先于他离开人世。而他政治生活的悲剧,在于他的重叠视野:他明白上周庆祝活动的缘由,同时他也明白,自己以仍未实现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名义,对俄罗斯人的灵魂造成了严重伤害。

本文作者作为英国《金融时报》驻中东欧记者见证了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
译者/管婧

《环球人物》特约记者 杨政 2006年05月31日

编者按: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2006年第五期刊登了《戈尔巴乔夫后悔了》一文。戈尔巴乔夫向本文作者披露了他对苏联改革往事的反思,指出“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向中国记者披露自己的肺腑之言。全文如下:

3月2日的75岁生日, 使戈尔巴乔夫再一次成为近期的国际热点人物。2月28日晚, 为祝贺他生日而举行的音乐会在莫斯科国际音乐大厦开场。在鲜花、掌声和祝福中,戈尔巴乔夫精神焕发, 格外高兴。然而记者知道, 也许晚会一结束, 他又会陷入深深的忧伤之中。

为接受《环球人物》的采访, 戈尔巴乔夫特意中断休假

作为苏联第一位同时也是最后一位总统, 戈尔巴乔夫的晚年生活可谓丰富多彩: 著书立传, 上电视拍广告, 接受媒体采访, 评论内外时政, 热心公益与慈善事业。可以说, 自从离职后, 他始终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过。

戈尔巴乔夫的日子真的如表面上那么风光? 不久前, 记者通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得到了专访他的机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位于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大街39号。采访约在下午2点, 记者驱车准时赶到。基金会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戈尔巴乔夫正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休假,为接受记者的采访, 他特意中断休假, 赶回了莫斯科。当一名工作人员把记者请进戈尔巴乔夫办公室旁的接待室的时候, 他已经端坐在那里, 身着西装,没有扎领带。寒暄之后, 他紧握着记者的手说:“我们好像见过面, 是吗?”记者告诉他:“我先后在莫斯科工作了10年。 其间, 我多次见过您, 但面对面地和您交谈, 这还是第一次。”他回应说, 很愿意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

搞“民主化”是惨痛失误

戈尔巴乔夫虽然年事已高, 但精神矍铄, 谈锋甚健。采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戈尔巴乔夫对记者强调, 他所谈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 是多年来对往事的严肃思考。

戈尔巴乔夫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 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 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 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 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 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 就会出现混乱, 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 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 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在这个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决策完全正确。”

高度评价邓小平

在采访中,戈尔巴乔夫畅快淋漓地回忆起了当年他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1989年5月, 邓小平与到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会晤, 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在其所著的《外交十记》中写道:“作为历史人物, 戈尔巴乔夫的功过, 自有后人去评价, 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 在中苏关系史上, 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谈起那次他与邓小平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会晤, 戈尔巴乔夫兴奋不已, 每一个细节都记忆犹新:“苏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见是一次罕见的事件! 在我们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 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我们一起使两国回到友谊和伙伴关系的轨道上。我和邓小平同志互相伸出友谊之手。会见时,我被他吸引住了, 喜欢上了他, 他是一位极富魅力的人。记得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时, 邓小平同志拉着我和赖莎的手,我们感到非常温暖。我想, 他已经85岁了, 还那么富有激情、思路清晰、反应敏捷, 能自由流畅地就许多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至今难忘的是邓小平所说的:‘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戈尔巴乔夫对记者说, 对中国、对世界来说, 邓小平都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是20世纪的一位伟人, 一位世界级的政治——“中国文革后, 邓小平把中国带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让人们创造性地工作, 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改革者将名垂青史, 他所创造的经济改革经验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学习和借鉴意义。”戈尔巴乔夫还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他说:“这主要包括: 反对任何国家称霸, 反对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知道,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也强调这些观点, 这说明邓小平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连续性。”

人未走, 茶已凉

采访在不知不觉中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告别时, 记者将一盒茉莉花茶赠给了戈尔巴乔夫。他表示感谢后, 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赖莎· 马克西玛芙娜( 戈尔巴乔夫已故的妻子) 喜欢喝茉莉花茶。”记者注意到, 此时, 戈尔巴乔夫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掠过了一丝忧伤。那种表情令人难以忘却。记者知道,这忧伤, 不完全是丧妻之痛。

可以说, 戈尔巴乔夫的忧伤自1991年就开始了。那年12月, 叶利钦在权力斗争中获胜, 戈氏下台已成定局。一天,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三人坐在戈氏的办公室里讨论苏联总统下台的条件。他们最后商定:1992年1月7日至8日,戈尔巴乔夫腾出办公室、公用住宅和别墅。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叶利钦答应给戈尔巴乔夫发放退休金, 并提供一辆吉尔牌轿车等。戈尔巴乔夫请求叶利钦保证免除他对所发生一切的法律责任。叶利钦不解地问:“您什么坏事也没做, 为什么要求免除法律责任呢?”后来,戈尔巴乔夫就在辞职书上签了字。

人未走, 茶已凉。几天后, 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整理资料, 清理保险柜。这时, 他接到了夫人赖莎从别墅打来的电话,说叶利钦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带领一帮人, 要求立即打开房门, 清点物品, 并在24小时内搬出公用别墅。1991年12月26日, 即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第二天, 按原计划, 他作为总统, 还有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早晨8点50分,戈尔巴乔夫乘车去克里姆林宫。途中,他在车里接到助手打来的电话, 说叶利钦等三人正坐在总统办公室里喝酒, 建议他最好不要到克里姆林宫来。戈尔巴乔夫请助手再给他找一个房间, 以便如约同日本客人会见。最后, 戈尔巴乔夫在三楼工作人员的房间里会见了日本客人, 然后永远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至今得不到多数国民的谅解

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立即着手筹建“戈尔巴乔夫国际社会经济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不知是出于对老领导的“怜悯”, 还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 叶利钦把原莫斯科财政学院的一幢楼房划给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使用。其实, 基金会是按市场价格租用此房的, 并没有受到照顾。当年国家给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是4000 卢布, 后来卢布大幅贬值, 最后4000卢布已不足1美元。

1998年, 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戈尔巴乔夫存款的银行倒闭, 他彻底破了产。为了解决基金会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连续接拍了包括“必胜客”比萨饼连锁店、美国苹果电脑在内的一系列电视广告片。此外, 他还不得不经常到世界各地演讲, 每次酬劳都在数万美元以上。著书立传是戈尔巴乔夫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从下台至今, 他已经出版了十余本书籍, 其中包括反思苏联解体的《八月事变的原因与后果》、《不幸的改革者》等。如今, 他的基金会有了一些积蓄, 从旧址搬到了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大街39号, 这是一幢5层楼房, 设计现代, 十分惹眼。

但是, 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的处境仍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尽管他在西方受到赞扬和欢迎, 却至今得不到多数俄罗斯国民的谅解, 俄罗斯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不绝于耳。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把他视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罪魁祸首。1996年,他参选俄罗斯总统,只获得不足1% 的选票。在一次竞选活动中, 他被一名愤怒的选民重重地扇了一记耳光。

2005年10月的一天, 他在莫斯科参加一个圆桌会议时, 被一名与会者泼了一脸水。今年2月底, 俄罗斯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50% 的俄民众认为,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过大于功”; 持相反观点的受访者不过11%; 仅有14% 的人对他表示好感,反感者则为28%。

“赖莎的死是我的过错”

戈尔巴乔夫的伤感还与他已故的妻子有关。1999 年9 月20 日, 他的夫人赖莎因患血癌在德国曼斯特的医院逝世, 享年67 岁。赖莎曾是一个时代苏联妇女的偶像。她仪态高贵、谈吐典雅、性格温柔、学识渊博, 曾令许多人为之倾倒。

上世纪50 年代初, 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赖莎是一位非常引人注目的美女。她那楚楚动人的大眼睛、宛如柳枝般轻盈的体态和温柔晶莹的面颊吸引着无数男生爱慕的目光。然而, 小伙子们在惊叹这位来自阿尔泰边疆区少女罕见魅力的同时, 更敬畏她那高傲深邃的眼神。众多的追求者退缩了。对他们来说, 赖莎是高不可攀的公主。

第一次见到赖莎, 戈尔巴乔夫便“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迷上了她。多年之后, 他回忆说:“痛苦和幸福的日子开始了。当时我认为, 第一次见面并没有唤起赖莎任何感觉, 她对我平静而又冷漠。我在寻找新的见面机会,我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坦率地说, 在那几周时间里, 我连学业都放弃了, 尽管我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和测验, 我越来越频繁地光顾赖莎的宿舍。”他的坚韧和赤诚最终感动了骄傲的公主。1953年9月, 大学四年级的戈尔巴乔夫和赖莎喜结良缘。在此后46年的婚姻生活中, 赖莎始终如一地呵护和关爱着她的丈夫。无论戈尔巴乔夫走到哪里, 赖莎的爱就相伴到哪里。

赖莎因病住进德国曼斯特综合治疗中心后, 戈尔巴乔夫仿佛变了一个人。他那悲伤而绝望的神情、低沉而嘶哑的嗓音、焦灼而急促的步履无一不在诉说着他对赖莎无尽的依恋和挚爱。他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说:“ 我无法想象, 赖莎不在了, 我将如何生活。”在赖莎住院期间, 戈尔巴乔夫一直奔波在病房和旅馆之间, 他尽最大可能守护在妻子的病榻旁, 为她读报纸, 鼓励她与病魔抗争。他们共同幻想着, 等赖莎出院后, 一定在海边买所房子, 在海鸥的歌舞与海浪的轻抚中重温初恋的时光。但最终, 赖莎还是离他而去了。

戈尔巴乔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赖莎过世之后, 我的生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她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妻子去世后, 戈尔巴乔夫尽量安排许多会见、出访和工作, 但仍无法排解对妻子的思念。他说:“这种痛苦是永远摆脱不掉的。赖莎很幸运, 先于我走了。她活着的时候, 我们经常争论, 我们俩到底谁更幸运。我说, 她嫁给了我才幸运, 而她总是坚持说, 我娶了她才幸运。我和她还会重逢, 到那时, 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谈话。”戈尔巴乔夫透露, 直到现在, 他只要一进他和赖莎的卧室, 悲伤就会立即涌上心头。“赖莎走后, 卧室的陈设一点也没变, 我也不想改变, 不忍心改变。赖莎的梳妆小桌原来放在哪里,现在还放在哪里。”谈到这里, 戈尔巴乔夫显得痛心疾首——“那天, 她睡着了,我出去了一会儿。午饭后, 我回到病房时, 她己经不行了。赖莎的死是我的过错, 是我害死了她。我对政治太投入了, 而她对一切又太在意。”

采访中, 记者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种假设:“您能想象另外一个女人替代赖莎· 马克西玛芙娜在您生活中的位置吗?”戈尔巴乔夫立即答道:“不能!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绝不可能! 我和赖莎将这样生活下去, 我和赖莎的对话还将继续下去。今年1 月, 我因病住院时, 把赖莎的日记也带了过去。她生前特别想自己写一本书, 现在我决定替她把这本书写完。实际上, 我十分不愿意写关于我和赖莎生活的书, 但我还是决定写, 我己经开始口述了。”

如今, 戈尔巴乔夫唯一的女儿伊丽娜成了他的依靠。伊丽娜卖掉了位于莫斯科闹市区的房子, 在郊外又买一座,就是为了离父亲近一些。但是, 伊丽娜经常发现, 父亲只要一回到母亲生前住的那个房间, 就会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 那双老眼里满是哀伤。

2009年11月7日 星期六

四十以後需明白

George來信分享!

- by Eve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好朋友是應該相互欣賞,而不是相互利用。好朋友只能在同一階層中產生,而窮人和富人,百姓與達官,草根與明星,白丁與學者則永遠也成不了真正意義上的朋友。因為不在同一階層,便永遠也不會有對方對本階層的深刻體會與感悟。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飯應該一口一口的吃,事要一點一點的做。沒有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就不應該疲於奔命。中年,應該活得從容自在。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任何事物都是有雙重性質的,有時候甚至沒有對錯,你以為錯的,在別人看來或許是對的。而你竭盡全力為之奮鬥的目標,卻很有可能正是別人想擺脫和拋棄的贅物。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生活品質的優劣,完全取決於自己的慾望。修饈美味,觥籌交錯間如果掩飾的是爾虞我詐,則遠不如“三五知己坐,淡茶話家常”來得可心。如果高官厚褥卻窮于心智,惶于任途,就遠不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活的逍遙。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我們的伴侶看似平淡無奇,有些時候甚至難以忍受,其實歲月的年輪早已將彼此交融在一起了,即使惡習劣性,也已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撕毀這不堪的婚姻,就會發現每撕一片都會連著自己的皮肉和筋骨。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我們對孩子溺愛就像高脂高糖一樣危害著他們的健康,我們害怕他們走歪路。我們擔心他們吃苦受罪,我們憂慮他們經風雨。我們全家人為他們搭起了大廈,然後癡傻呆呆地望著他們柔弱的發育。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對待父母再不可做薄養厚葬的傻事了,他們那一輩子受的磨礪太多了,善待他們就是善待我們的良心。說起善待,父母都很心疼錢的,但要動動腦筋事情就會圓滿的完成;比如,可以去酒店訂一份極品燕窩湯,端回家告訴父母說是在小攤上買的2元一碗的銀耳湯,然後看著他們幸福的享用,其實大多的時間他們根本就不需要你的榮華,每週問他們一個年輕時候的故事,然後聽著他們講完就很知足了。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職位只不過是一個杯子,而你的修養和品性才是杯中的尤物,夜光杯中盛的未必就是葡萄美酒,也可能是一杯濁水,粗瓷盞裏不見得就是白開水,很可能是泡的一盞極品龍井。個中的品質全在自己的心境造化!!!

2009年11月1日 星期日

History wars 历史之争


來源:《经济学人》中文版 Oct 15th 2009

A truce is unlikely to herald lasting peace between Japan and its neighbours
一时休战不太可能预示着日本与其邻国之间将出现持久的安宁。

JAPAN’S nearest neighbours have long been less ready than has the rest of Asia to forgive and forget the country’s aggressive past: a brutal colonisation of Korea in 1905-45 and a creeping occupation of China from 1931 leading to total war. Both projects were pursued ruthlessly and entailed civilian massacres, torture and slavery in factories, mines and military brothels.
长久以来,较之亚洲其他国家,日本最近的邻国们在宽恕并忘却该国侵略历史这一问题上,始终显得更不情愿:这段侵略史包括日本在1905至1945年间、对韩国的野蛮殖民化,以及自1931年起、并最终引发全面战争的对华蚕食行为。日本残忍地推行这两项计划,致使平民遭受屠戮,人们被施以酷刑并在厂矿和慰安所受人奴役。

So Yukio Hatoyama, Japan’s new prime minister, has pleased the neighbours by promising that rule by his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would transform Japan’s relations with them. He made the pledge in both Seoul, where he met South Korea’s president, Lee Myung-bak, on October 8th, and then in Beijing at a three-way summit with China’s leaders. Unlike the weasel-worded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which long ran the country, Mr Hatoyama’s new government, he says, “has the courage to face up to history.”
因此,新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通过承诺在其所率日本民主党的统治下,日本与邻国的关系将出现变革这一点,赢得了邻国的欢心。他既于10月8日在首尔与韩国总统李明博会晤时作出了这一承诺,也于之后在北京的中日韩三方峰会上对中国领导人重申了这一诺言。与长期统治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含糊其辞的自民党不同,鸠山称其新政府“有直面历史的勇气”。

Both Mr Lee and China’s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were delighted. Dealing honestly with historical matters, they affirmed, would make it much easier to tackle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ogether—notably, getting North Korea to give up its nukes, and deepen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Mr Lee said Mr Hatoyama had opened the way for “future-oriented relations”. The talk now is of reviving old plans for an undersea tunnel linking South Korea and Japan. Emperor Akihito may visit South Korea, a first. Both South Korea and China have applauded Japan’s proposal for a jointly compiled history textbook.
李明博和中国总理温家宝都对此感到高兴,两位领导人肯定地表示:坦诚地解决历史问题,将使各国携手处理今日所遇之挑战变得容易得多,尤其是令朝鲜弃核以及深化经济合作等问题。李明博称鸠山已经开创了“面向未来的关系”之路。如今的谈判议题便事关重启一项旧日的计划,该计划打算建设一条连接韩、日两国的海底隧道;而明仁天皇也可能访问韩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问韩国的天皇。对于日本所提之共同编纂历史教科书一事,韩、中两国也已表示欢迎。

If only it were so simple. For all the bonhomie now, past hopes for “future-oriented” relations have often been frustrated. One problem is disputed territory (see map). Japan contests Dokdo, a rocky outcrop controlled by South Korea, while China claims the Senkaku, held by Japan. In addition, Japan contests Russia’s control of four northern islands seized in August 1945. Over the years Chinese, Japanese, South Korean and Russian diplomats have all berated The Economist over our maps.
如果问题真要那么简单就好了。尽管眼下各国和和气气,但以往那些“面向未来的关系”之愿景大多以失望收场。其中一个问题便是存有争议的领土(见地图)。日本对独岛这座处于韩国控制下的露头岩礁的归属提出了异议;而中国则声称由日本所控制的尖阁列岛之主权应为中方所有;此外,俄国对北方四岛的控制(这些岛屿在1945年8月被俄方夺取),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争议。多年以来,中、日、韩、俄的外交官员都曾就地图问题,向《经济学家》杂志发出过严厉的谴责。

Japan insists Dokdo should be called “Takeshima”. The South Koreans insist on the “East Sea” in place of the Sea of Japan. Over Dokdo/Takeshima, the websites of Japan’s and South Korea’s foreign ministries wage a virtual war, with pop-up cyber “history halls” and the like (in South Korea’s case, in nine languages). Yet both sides look merely ridiculous. Japan’s justification glides over the fact that its 1905 claim marked a first step in imperial annexation. South Korea argues that Dokdo has been “Korean” since 512, but uses the name for a country that did not exist until 1948. Competing for legitimacy with North Korea, the South also insists on the “East” rather than the “Chosun” Sea, since “Chosun”, a much more common reference in old Korean documents, is these days associated with the North. Empty specks of rock do duty as stand-ins for wider and even touchier historical issues.
日本坚持认为独岛应当被称为“竹岛”,而韩国则坚称日本海应改名为“东海”。在独岛/竹岛问题上,日韩两国的外交部网站还使用以弹出窗口形式出现的网络“历史馆”或与之类似的程序(在韩国外交部的网站上,这一程序以九种语言显示)发起了一场虚拟战争,。然而双方看起来都很荒唐,日方所提理由略过了这样一个事实:1905年的主权宣示恰恰标志着其帝国式吞并征途的第一步;而韩国提出自512年以来,独岛便属于“韩国”,然而这个国名直到1948年方才出现。与朝鲜的正统性之争,也使得韩国坚持使用“东”海,而非“朝鲜”海,因为“朝鲜”这个在古代韩国文件中普遍程度高得多的提法,在如今却与北部的朝鲜联系在一起。荒凉的几片岩石,正在作为范围更加广泛、内容也更敏感的历史问题之替身。

Things would be better if Japan were now readier to call a slave’s spade a spade. It has apologised many times for its brutal past, but only in vague terms, expressing “remorse” for ill-defined damage. Most apologies, including the one that has since become a template, by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Tomiichi Murayama, at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war’s end, appear to say sorry to the Japanese people first. Mr Hatoyama does not call for the imperial family to break the so-called chrysanthemum taboo by admitting guilt on behalf of the wartime emperor, Hirohito. Nor does he suggest that the Diet (parliament) pass a law expressing national contrition instead of merely making statements. So, on this, he does not look like a mould-breaker. But then the leaders of South Korea and China may not want him to be. Being able occasionally to beat Japan for its lack of remorse is not all bad.
如果日本如今更愿意以开诚布公的态度谈论奴役他国的历史,那么情况将有所好转。该国已为其往日的野蛮行径进行过许多次道歉,但这些歉意表述含糊,只对界定不清的伤害表示了痛感。包括日后成为标准表述、由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在终战五十周年纪念时所发表之言论在内的大部分致歉言论,看起来都在首先向本国民众道歉。鸠山并未呼吁日本皇室通过代表战时天皇裕仁承认战争罪行,以此打破所谓的皇室禁忌;他也没有提议国会通过一份表达国家悔过之心的法案,以替代仅仅发表声明的做法。因此在这一点上,鸠山看上去并不像一位打破传统之人。不过或许韩、中两国的领导人也不希望鸠山开时代之先河,因为能不时以缺乏悔悟为由、敲打一下日本也不错。

But Alexis Dudden of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points out* that as vague apologies proliferate, the human victims of imperialism, though winnowed by old age, are ever less ready to accept them. The many wartime “comfort women”, or sex-slaves for the army, of whom South Koreans made up the biggest number, for example, want individual apologies and redress from the state. Despite abundant and harrowing testimony, Japan admits only general responsibility. The foreign ministry refers not to the women, but to “the issue known as ‘wartime comfort women’”.
不过康涅狄格大学的艾历克西斯•杜登指出:当含糊的道歉不断增多时,那些尽管由于年事已高、而数量不断减少的帝国主义受害人,正变得愈加不愿接受道歉。例如,许多军队的性奴——战时“慰安妇”(其中韩国人所占比例最高)便希望得到个别的道歉,并获得来自国家的赔偿。虽然证据的数量充足、内容触目惊心,但日本方面只对普遍责任给予了承认。日本外交部不去提及这些女性,而只是谈论“名为‘战时慰安妇’的问题”。

When America’s Congress called on Japan in 2007 to apologise for the comfort-women system, Ichiro Ozawa of the DPJ, now the party’s secretary-general, threatened a Diet resolution damning the 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His demeaning of the comfort women was grotesque but symptomatic: even today, many Japanese believe the atomic horror washed away any guilt for devastation in other parts of Asia.
当美国国会于2007年呼吁日本就慰安妇制度进行道歉时,现已成为民主党干事长的该党成员小泽一郎,威胁要通过一份谴责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会决议。他对慰安妇的贬低既令人匪夷所思,又体现出了该国思维中的症状:纵使时至今日,许多日本人仍然相信核弹的烈焰已经洗尽了该国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劫难中所负有的罪责。

Small comfort

慰藉寥寥

But then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gets more worked up about Japanese claims on a guano-flecked rock more than it does about the comfort women. After all, many of the men sending women to the front were, well, Koreans, working for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Later, from 1948, the instruments and executors of Japanese repression were hitched to the new South Korean state—under American military tutelage to boot. That is all too inconvenient to highlight today.
不过在那之后,较之慰安妇问题,韩国政府在处理日本对一块遍布鸟粪的岩石的主权宣示问题时更为投入。毕竟,许多将女性送上前线的男子正是为殖民统治效力的韩国人。之后自1948年起,日本镇压体制的机构和执行人员便被吸纳进新的韩国国家体制之中,而且这一切是在美军的监护之下发生的。这些在今日都是非常不便于被强调的。

So official versions of history tend to veer away from the truth, not towards it. You only have to look at the Chinese history on display at the extravaganzas for last year’s Beijing Olympics or this month’s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The first (traumatic) 30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60-year rule were airbrushed out. History, as Simon Schama, a master of the craft, says, should be the instrument of self-criticism, not self-congratulation. Not just in dictatorial China, but also in democratic South Korea and Japan, history still has far to go if it is to serve that aim.
因此官方版本的历史往往倾向于回避真相,而非直面历史。对此,你只需看一看为去年北京奥运或本月的国庆节庆祝活动所举办的华丽展示中、所陈列出的中国历史便可明白。在其中,共产党六十年统治的前三十年(伤痛岁月)被加以掩盖。正如历史学大师西蒙•沙玛所言,历史应该是自我批判的利器,而非自我讴歌的工具。然而历史若想实现前一种目的,则它不单在专政的中国,也在奉行民主制度的韩国和日本,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