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商業周刊 第1127期》200906
專訪美國前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
撰文者：郭崇倫、陳泳翰
謝淑麗樂見中國對台釋出善意，不再是恫嚇威脅。兩岸關係的緩和，對雙方都有利，也能降低美國捲入亞太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謝淑麗與前外交部長錢復（右）對談，肯定民主是台灣擁有的最佳屏障。（攝影者．楊文財）
「中國過去老習慣透過華盛頓來解決台灣問題，我們總是告訴他們，這不是正確的處理方式，你應該自己去跟台灣談，現在他們這麼做了，很好。」接受《商業周刊》專訪時，美國前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肯定過去一年來兩岸的互動，「美國現在在兩岸之間已經沒有扮演任何角色，兩岸現在做得很好。」她舉起手來鼓掌。
在一九九五年台海危機後兩年進入柯林頓政府的謝淑麗，與民主黨關係深厚，未來再被延攬擔任亞太事務決策官員的機會極大。她也是美國總統歐巴馬執政以來，首位來訪的決策圈內人，意見反映出美國對台政策的未來走向。
「從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著眼，（兩岸對談）是一個好消息，因為這降低了美國捲入兩岸軍事對抗的風險，同時也對台灣人民的經濟福祉有助益。」但是會不會進入政治統合階段後，傷害到美國在此的利益？「我知道中國有些人是這麼想。」但謝淑麗表示，美國「全然可以接受雙方經由和平談判所達成的任何協議，美國從來沒有反對過統一。」不過她又加了一句，「也沒有贊成過。」
談中美關係：貿易高度依存，不會反美
謝淑麗並不擔心兩岸關係密切，台灣會被中國吸進去：「我對台灣的民主相當有信心。如果政策不符合民眾利益，百姓自然會選擇換人做做看。」
「我會擔心中國變得太強大嗎？（不），中國太弱才是風險。」在她看來，台灣真正該擔心的是中國內部發生動盪。這可能會促使鷹派抬頭，與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匯流，最後逼迫中國領導人採取極端行動，反而有損台灣利益。
一九七一年，謝淑麗取道香港，首次造訪中國。拜貿易之賜，香港那年頭開始大興土木，築起高樓。文革後的中國卻是一窮二白，上海最高的建築──還是那棟一九三四年就落成，二十二層樓的國際飯店。今天，上海環球金融中心，以近六倍於國際飯店的樓高睥睨浦東，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更已經百倍於當年。
中國一路崛起，謝淑麗都瞧在眼底，但她留意到，中國其實小心翼翼，唯恐被視為一個帶來威脅的強權。
謝淑麗很明白的評價金磚四國首度高峰會：「我認為中國絕不願意另外領導一個集團，來制衡美國。」除了因為中美之間貿易上已高度依存，現階段的中國，不願意反美最後反到自己共產黨身上，所以盡可以在形式上做做樣子，卻還是會避免和美國發生實質衝突。
談中國領導：高層即使不合，對外會團結
謝淑麗近作《脆弱的強權》就是在探討中國崛起背後的敏感國內因素，訪談間，謝淑麗一面回答，身子一面隨著飛揚的手勢前傾，幾乎讓人擔心她就要跌下沙發了。
此趟到訪正值六月，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剛過，談到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失勢，謝淑麗分析，趙紫陽在與前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見面時，「把高層內部決策過程，揭露給民眾看，不啻是把整套體制置於風險之中。」
謝淑麗認為，雖然地方抗爭很重要，但領導人之間的歧見同樣重要，「中國媒體現在在各方面都比以前透明多了，但你絕對不會看到關於層峰如何決策的討論。」這是共產黨不願放棄的黑盒子，高層內部激辯程度再高，對外也絕對要口徑一致，切忌曝露任何歧見，否則等於鼓舞民眾表達異議，這會真正威脅到共產黨的存續。
「天安門事件讓中共學到三點教訓：避免領導階層公開決裂、嚴防大規模社會動亂、確保軍隊和黨同心同德。」她補充道：「同理，你可以根據這三點瞭解現在伊朗出了什麼問題。」伊朗剛結束總統大選，抗議選舉舞弊的反對運動，加上高層教士分裂，讓流血衝突近乎一觸即發。
談箝制言論：看似鬆綁網媒，實為測風向
科技在伊朗的動蕩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於傳統媒體受政府箝制，示威群眾便透過微網誌Twitter串聯動員。這讓人聯想起，北京當局要求，自七月一日起，所有在中國出售的電腦都要安裝過濾軟體「綠壩」。雖然官方聲稱「綠壩」是用來防堵色情網站，但多數人可不那麼認為。
在謝淑麗看來，中國政府對網路上的集體行動，有點反應過度。一方面，中國需要鬆綁網路媒體，提供民眾釋放不滿情緒的管道，並讓網路媒體「擔任看門狗的角色，防範大規模抗議活動於未然。」但另一方面，卻又擔心因為鬆綁過多，「不知道網路上的宣洩什麼時候會失控，在現實生活中挑戰黨的統治。」
雖然中國政府表面上做了讓步，允許民眾購買電腦後自己決定是否卸載「綠壩」，但謝淑麗以為：「我不認為他們真的打了退堂鼓。綠壩惹惱了很多人，他們只是先放任媒體對這件事情做個幾天辯論，想搞清楚問題在哪裡。」
在八○年代，大家表面上看到社會自主力量在形成，但是國家與黨的力量仍始終處於主導地位，謝淑麗舉了國企為例，「這些公司一方面在經營方式上相當現代化，另一方面卻又和共產黨過從甚密。」因為人事的任命權「就是共產黨的權力基礎。他們得保有它，讓它可以用來施恩。」
離開台北，謝淑麗下一站將飛往廣州，她露出俏皮的微笑，「我非常開心，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搭乘兩岸直航的班機。」
謝淑麗小檔案
學歷：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博士
經歷：1997-2000年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
現職：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政治學系教授暨全球衝突暨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摘自 《<故宫>导演看台北故宫》 周兵/著 金城出版社 （本书作者周兵为2009年开年大型纪录片《台北故宫》的总导演）
南迁避战火
1931年，”九一八”爆发，离东北只有二百多公里的北平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文化古城北平沦陷，不仅人民受难，许多文物也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此制定了周密的文物抢运计划，决定转移故宫以及其它的北平文物至内地保存。
抢运计划不可谓不好，然而就算在这样的危机关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宝的迁移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抢运计划一经提出，便引起各方争议。国民党###张继主张迁往西安，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转至上海。而北平各阶层及普通市民则反对国宝南迁，他们认为文物固然重要，却比不上国土和人民，这时迁走文物，无疑是动摇人心之举，而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南迁会造成文物失散。当时不仅有以周肇祥为首的“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公开表示将以武力阻止南迁，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还经常接到恐吓电话：“你是不是要担任押运古物的工作？当心你的命！”
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件更为荒唐的事情。1932年8月，北平政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原本是为研究如何保护故宫国宝一事，没想到与会人员不仅不对如何更好地保护国宝提出建议，反而形成了拍卖文物以购买五百架飞机抗敌的荒谬决议。吓得易培基和其他博物院领导四处奔走呼吁，在张学良、蒋伯诚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阻止和反对下，拍卖文物的风波才得以平息。
文物抢运计划直至1933年初仍未能正式实施。期间，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进行整理、挑选、装箱的工作。为防止文物途中破损，装箱是个相当重要的技术活。古籍文献等好装，瓷器、玉器、青铜器等易碎易变形文物就需要特别小心了。故宫为此专门请来了琉璃厂的老古玩商传授包装技术，又仔细观察江西景德镇运送瓷器时的捆扎方法。每件国宝均以数层纸张包裹，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依次装箱后，在空隙间塞满棉花，然后钉箱盖，贴封条。为做到万无一失，故宫人特意买来许多普通瓷器反复作实验，确定无一损坏，才开始用这样的程序装箱。装了几箱之后，大家总结出了四字真言：“稳、准、隔、紧”。庄严先生解释前两个字：“所谓稳者，不外小心是也；所谓准者，换言之即为正确，没有错误。”而对于后两个字，那志良先生也有叙述：“一个是紧，一个是隔离，每捆瓷器捆扎紧紧的，捆与捆之间用稻草谷壳，塞得紧紧的，便少有破碎之虞。”后来，整个南迁历时10余年，数十万件国宝历经波折，但受损者几乎没有。
这些箱子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制作出来存放紫禁城里的文物，在大陆颠沛流离了十五年之后，又被运去了台湾。
第一次迁移：从北平到上海
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局势险恶，迁移文物势在必行。行政代理院长宋子文代表政府作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并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
决定一出，周肇祥等人便放出话来，说只要文物列车启运，就会有人在铁路沿线埋炸弹，炸毁列车，同时还阻挠司机和搬运工人前往故宫运送文物。无奈之下，易培基只得给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长李宗桐打电报陈述原委，李向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请示，宋又电告北平市长周大文，周大文派法警将周肇祥密捕，直到文物驶出北平10天之后才把他放出来。
1933年2月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秘书吴瀛接到文物准备起运的通知，前往故宫待命。临行前，妻子问他会去哪儿？他摇头不能作答。不仅他不知道，当时的故宫人谁也说不清楚自己和国宝的最终去向。
2月5日中午，大批板车拖进神武门，日落时分，从紫禁城到车站开始全面戒严，文物在天黑以后正式启运。沿途军警林立，街上空无一人，除了板车急驰的辘辘声，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从此关山万里，海天相隔，他们以及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文物至今就再也没有回到故地。
2月6日清晨，两列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开往浦口。18节车厢上装着长三尺，宽、高各一尺半，浮贴着封条的两千余口木箱。木箱里除故宫的珍贵文献、书画、档案珍本外，还包括无价之宝——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列车开启，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此外还有张学良的马队随车驰聚，警戒护卫。除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列车先行。重要关口，车内熄灯。
这是国宝在长达十六年的迁徙中待遇最好的一次。此后条件日劣，再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可用以保护迁移的文物。虽如此，所有文物仍无一损毁或丢失。
为防日军轰炸，列车绕开天津，由平汉线转陇海路再转津浦线，一路上只在添水加煤时才停车。车一停，押运人员赶快下车，把每列车厢上的封条检查一遍。列车最终到达浦口后发现，由于此行仓促，浦口根本没找到适合保存文物的地点，所有文物必须留在火车上，而火车上的条件不可能长期保存娇贵的古籍善本、书画文献。负责押运的故宫人吴瀛、那志良和同事们心急如焚地等了足足一个月之后，才收到将文物转运上海的指示。
国宝最终存放于上海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及四川路业广公司内，北京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随之成立。此后，又有包括瓷器、玉器、铜器、书画、文献、档案等精品在内的四批文物陆续运到上海，前后总共5批合计19557箱。文物在上海保存了四年，其间还挑选了八十箱精华之物，前往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轰动一时。
文物暂时脱离危险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又继续上演。数月前，国民党###张继与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为国宝去向而引发的矛盾，以易培基获胜告终。现在张继夫妇又串通最高法院指控易培基私占故宫宝物，同时以妨害秘密罪控告吴瀛。张继的后台是汪精卫，易培基的后台是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正宗。双方都搬出自己的后台，两人之争演变成两派之争，最终张继一方占了上风，易培基被迫引咎辞职，吴瀛携家眷黯然南下，新院长马衡正式开始主持上海方面工作。
1936年11月，政府在南京朝天宫建成库房，准备将存沪文物运至南京保存。12月，文物依然分作五批运抵南京，同时工作人员开始计划举办大型展览。没想到第二年7月芦沟桥事变，北平沦陷，8月，上海沦陷，南京危急。展览一事被搁置，抢运文物至安全地带的问题又被提到日程上来。
第二次迁移： 三路转运大后方
日军入侵，国军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下令转移文物。同时撤运所有文物来不及，就由工作人员分三队带着文物沿南中北三路运往大后方。1937年8月，故宫文物迁移中最艰巨的一段开始。
南路：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
押运人员：庄严、曾湛瑶、那志良、朱家济、李光第、郑世文
1937年8月14日，招商局“建国轮”装上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主要包括曾送往伦敦展览的精品)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然后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计划在附近的山上开一个山洞来贮放文物。计划还未实施，日军开始对湖北、湖南轮番轰炸，长沙危险，行政院赶紧下令将文物迁至贵阳。这次的迁移非常及时，迁走不到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就被敌机炸平了。幸而文物已及早转移，没有任何损失。
南路迁运路线非常曲折。因当年的湘西一带时有土匪抢劫，为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先派出十辆汽车绕道广西桂林、柳州，车至广西边境，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到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1938年1月车到贵阳，11月文物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储存，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五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也移藏华严洞。
在安顺一呆，就是6年。庄严的儿子庄灵便出生于贵阳，第二年跟文物一起迁到安顺。那时的贵州条件非常差，有俗语称其为“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两银”。据庄灵后来回忆，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的薪水时常发不下来。他母亲，即庄严的妻子需要外出兼职以贴补家用。兼职处在离家四、五里远的钱江中学，庄严的妻子走路去那里教书，换回一担谷子，再找人碾成米。每天吃的糙米饭里面还掺有石头、谷壳、麦子、虫子，被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戏称为“八宝饭”，菜就是辣椒粉拌酱油，衣服洗了补，补了洗,破破烂烂。有趣的是，等他们离开安顺回南京时，居然还摆摊想要卖掉这些衣服。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些破旧的衣服，最后居然都卖出去了。条件这样艰苦，工作人员也没有怨言，抗战胜利后安顺的文物运往重庆集中，经清点，无一毁损。
中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古镇
押运人员：马衡、杭立武、吴玉璋、牛德明、李光第、徐森玉、朱学侃、刘官鄂、梁廷炜
中路这第三批文物启运之时，正是南京最恐慌的时候，杭立武就是在这个危机关头，正式加入迁运文物的行列中来的。
此前，杭立武与故宫博物院并无任何关系，他那时担任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一职，正在形势紧张的南京办难民区，收容老幼妇孺以免于战火。南京市长找到他，希望把朝天宫的文物库房也划进难民区范围内以保护文物。杭立武觉得此法不妥，便向当时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张岳军秘书长建议向后方疏散文物。张岳军急电蒋介石，第二日得到回电，同意文物转运后方，并嘱杭立武负责。杭立武把难民区的事交给德国副主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故宫博物院文物迁运的计划中。这一做，余生就与故宫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的文物迁台，也由他负责主持。
南京此时一片混乱，敌机频频轰炸，筹措车船困难重重。有时就算在车上贴了国防委的标签，也会半路给人抢了去。杭立武几经周折，租到了英国的商船黄埔轮。
一听说有船可以去汉口，故宫工作人员立即先抢运了两千多箱文物上船。押船的人也是临时派的，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回去携眷属整行李。单身人士还好点儿，有家的不免手忙脚乱。有人回家一看，什么都不舍得丢下，又拿不走，最后只带了桌上放着的一把摺扇。还有的不知到底该带什么，情急之下，竟然与太太一起背了家里的一张方桌出来。等同事们问他带这个干什么？他又仓皇地想要背回去。最后把桌子扔在了码头上。这些还算好，毕竟是一家人还在一起，而有的人就没那么幸运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了。比如梁廷炜，自己负责中路文物的押运，儿子梁匡忠却是跟着最危险的北路一起出发的。
这时日军已到南京城边，成千上万的人想要离开。难民们纷纷涌向黄埔轮，英商看到这种情形，害怕被日军轰炸，一度拒绝开船，称除非杭立武与船一起走，否则没人敢负这个责任。杭立武毅然决定随同文物一起前往汉口，甚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因难民太多，杭立武上不了船，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
文物到达汉口不久，南京沦陷，汉口也随时有被轰炸的危险。此时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为确保安全，存汉口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后又分批运抵重庆。由于文物数量大，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运抵重庆。之后院长马衡及办事人员先后到达，成立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
运抵重庆的文物有9369箱，多为字画。仓库要找隐蔽性好的、结实的。最终文物存放点有三处。第一处是川康洋行二楼仓库，即今天的渝中区打铜街邮局大楼，这在当时是很好的建筑。第二处是吉时洋行仓库，位于南岸王家沱。第三处在南岸狮子山的安达森洋行仓库，安达森是瑞典人，他的仓库高大结实。当时故宫在那里共租用了4个仓库，存放了近4000箱文物。
不久，日军开始空袭重庆。据安达森洋行当年的工人回忆，每当日机来轰炸时，安达森就叫工人把瑞典国旗在门口的旗杆上升起来，以求安全。其实日军未必看得见这面小小的国旗。但幸运的是，藏于安达森洋行的这批文物毫发无损。尽管如此，重庆已不安全，文物又向乐山转移。途中，故宫博物院职员朱学侃察看舱位大小时，失足跌入未盖的舱口内，重伤身亡，是为保存文物献身的第一人。1939年9月，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成立。
故宫人在乐山的日子，与其他同事在安顺、在峨眉的日子一样，艰苦但充实。梁匡忠也赶来和父亲会合了。从南京到宝鸡再到乐山，十多岁的梁匡忠一直在路上，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长，没有办法好好读书。好不容易在四川与父亲团聚，但梁廷炜一个人的收入不但不能负担三个儿子的学费，连生活费都有些捉襟见肘。无奈之下，17岁的梁匡忠决定不读书了，经乐山办事处主任介绍，于1941年7月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担任看管库房 的工作。其实早在一两年前，因为乐山办事处人手不够，找外人又怕影响文物安全，个子很高，外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的梁匡忠就开始帮着身边的大人们做事了。当时他做的工作叫“对签子”。一根竹签代表一箱文物，当文物从此地运到彼地时，交付了签子，就代表一箱文物安全送达。让梁匡忠欣慰的是，他从未丢失一个签子。在乐山的库房干了不到一年，由于峨眉办事处的库房缺人，梁匡忠又被调到那里，峨眉办事处的主任正是那志良先生。
多年后梁匡忠对自己的儿子梁金生回忆这一段经历，说：“1937年春节是在北平过的；1938年春节在宝鸡过，1939年春节在陕西褒城县（现汉中市勉县）过，1940年春节在乐山过”。 因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故土，在别人的介绍下，梁匡忠与当地的姑娘结婚成了家。也许是为了纪念跟随国宝奔波的岁月，子女们的名字与故宫文物的迁徙地息息相关：长子在峨嵋出生，叫梁峨生；二女在乐山出生，叫梁嘉生（乐山古称嘉定）；后面两个孩子，是抗战胜利后，文物返运南京后出生的，所以分别叫梁金生和梁宁生；1953年开始，故宫文物陆续北返，梁匡忠调回北京工作，又有了一个小儿子，取名梁燕生。
年轻的梁匡忠在峨眉已经独立看管文物，当乐山有需要时他还要回去帮忙。当时一个库房除一个职员和一个工友看管外，还有士兵进行把守。国民党政府也非常重视文物的安全。在陕西的时候，除了步兵保护，库房的所在地还有宪兵把守。到四川后，由蒋介石的特务团来看守库房。
北路：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
押运人员：马彦祥、王志鸿、吴玉璋、蒋鼎文、那志良、黄贵生、梁匡忠
北路是三路中最为艰辛的路线。
北路的启运开始于1937年11月，那时南京一片混乱，调度车船极其困难，抢运装箱也异常艰苦。工作人员只能以车站为家，有车来了，就跳起来装箱，遇到警报，只能就地躲在车下，最后总算运出了7281箱文物。
文物经徐州、郑州到达宝鸡后，潼关形势突然紧张，文物又马上转移汉中。宝鸡到汉中没有火车，须用汽车运载。当时负责押运的那志良一算，七千多箱文物，需要至少三百辆车次，战火之中，实属不可能的任务。经多方联系，西安行营伸出援助之手，答应把文物的运输列在军运之内，车辆问题才算解决。
正式启运了，那志良他们发现，车辆问题其实还是个小问题，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宝鸡到汉中，要翻越三千公尺秦岭，其时正值冬季，山上时常下雪，路陡山滑，有些危险，而且公路正在翻修，随处堆有石子，行车不便。初运的几批，倒也顺利，到第四批车时便发生了问题。
第四批车队出发后，天开始下大雪，山路塌方。据说普通车辆仍可前行，但因车上载有文物，这第四批车队不敢冒险，于是停在途中一个小村庄里，想等雪住之后再向前进。岂料雪越下越大，车队被困在村子里，动弹不得。因为平时从宝鸡到汉中只有一天的路程，所以车队没带多少食物。小村子倒是有一家饭铺，但太小，哪能供给这么多人，车队面临断炊之虞。
消息由过路的商车带回来，那志良赶紧去买了大批食物，准备自己亲自送上山去。吴玉璋阻止他，说：“你去不得，这是一件危险的事，而你是这里的主持人，你不能出事，我去。”西安行营的杨崇耀副官也说：“吴先生去，我陪。”
食物有了，人也有了，却因山路太过危险，找不到司机。重赏之下，终于有司机愿往。此时山中积雪甚厚，无法辨认道路，山上山下，只见一片茫茫白色，好几次车子开到山岩边才紧急刹车。这一路，不但司机全神贯注，注视前方，吴、杨两位先生也时刻提醒司机，哪里有深坑，哪里有块大石。总算是托天之福，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司机所穿厚厚的衣服，一半已被汗水湿透了。以后的雪，仍是时时在落，车子总是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
最终粮食运到，第四批车队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38年4月，文物全部运抵汉中，大家一口气还没喘过来，就听到敌机轰炸汉中机场的消息，文物被迫再次离开。刚离开汉中，汉中便遭敌机轰炸，原储存文物的库房，也中弹炸毁。此时看来看去，只有西南还算相对安全，行政院一个命令下来，文物转运成都。
据那志良后来回忆说，“汉中到成都有五百多公里，全靠汽车运输。途中有五个渡口，没有桥梁，必须用木船载汽车过河。汽车上船后，用人力把木船向上游拉一段路程，再放了绳索，任其顺流而下，借水势拢到对岸。”
那志良原本估计，这样的行程，每一车次需要两天时间。没想到所有的文物花了十个月才全部到达成都。一路上真是艰险重重：找不到车，找到车却没有汽油，进入四川之后蜀道难于上青天，乃至途中频频翻车……至于沿途吃、住之苦更不在话下：黑米饭，馊馒头拉得出“丝”，旅馆满是臭虫，洗手间设在猪圈里……好不容易抵达成都之后，重庆被炸，成都也不安全，文物再次往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峨嵋运送，最后终于在峨嵋安定下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峨嵋办事处。
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文物精华，就这样穿越遍地烽火，各自找到隐蔽处喘息稍歇。途中翻车翻船，惊险无数，却又总是死里逃生，人、物无恙。那志良后来曾回忆说：“我这才开始相信古物有灵，否则大家为什么总能在敌机轰炸，千钧一发时安然离去，翻车、翻船也都平安无事？” 甚至在文物东归的路上，也是如此。1946年1月,文物开始运回南京。这其中有10个石鼓，可能是西周的,年代最晚也应该是秦代,其价值不可估量。在黔江到龙潭的一段下坡山路上,装有石鼓的汽车司机为了省油,将油门关掉,任由车子按惯性往下冲。谁知在一个弯路处突然对面有一辆汽车开来,司机赶紧把方向盘一转,碰上了山头,于是他又再往反方向转动方向盘,车到崖边,翻进了山涧。幸运的是,一是人在车掉崖之前跳了出来，没有受伤，二是由于石鼓本身很沉,所以仅放在车上，没有用绳索捆扎。第一次翻车,车底朝天时,石鼓已经落到地上,第二次车子再翻，落入山涧时，石鼓仍在地上。如果当时将石鼓和车子捆在一起,这件稀世文物就一定被毁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分散在安顺、峨嵋、乐山的文物又集中到了重庆，等待长江水涨，能行大船，“即从巴峡穿巫峡”，越长江三峡运回南京。
在重庆等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里工作人员谁也没闲着，新任务是——捉白蚁！每天早上八点开始，每人拿着棉垫、手电筒进入库房，跪在垫子上，打着手电筒寻找地上的白蚁隧道。一旦发现，马上卸下箱子，在地上挖个坑，倒入防蚁药水，再把箱子搬回原处。一天两次，实在是烦人。但是因为战事终于结束，回乡在望，文物也完好无损，大家心里都非常高兴，捉起白蚁来也劲头十足。
1947年12月9日，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之魂的国之瑰宝终于回到了南京朝天宫。第二年春天，胜利后的第一次文物展揭幕，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这批历经战火，却毫发无损的国宝。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批文物注定是要远离故土的，仅仅一年之后，它们又一次踏上远去的旅程，并且再也没有回来。
从大陆到台湾
1947年12月，文物回到南京，存放在朝天宫库房。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办公处也设置在那里。朝天宫旁边有一座治山，山下平坦处修建了工作人员的宿舍。宿舍都是铁皮的活动房子，底下打桩，铁皮屋就立在木桩上，既可通风，人也可以弯腰钻进去，颇得孩子们的喜欢。铁皮屋冬冷夏热，并不适宜长期居住。条件虽艰苦，但在南京的这一年，倒是文物和人都相对比较安稳的一年。
这年的春天，中央博物院第一期工程在南京中山门内半山园竣工。中央博物院是1933年由蔡元培先生倡议成立的，刚在南京鸡鸣寺设立了筹备处，还未正式开始运行，抗战爆发，中博的文物与故宫文物一道四处漂泊，又一道东归南京，并于5月29日至6月8日，联合故宫博物院一起在中博新馆内举办了两院联合展览。故宫展出历代名画和名窑瓷器，中博展出殷周铜器、汉代文物、历代帝王像、边疆民族标本和印度名画等。此次展览吸引了十万多名观众，包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著名书法家于佑任。开展的第二天，蒋介石也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陪同下来到展场，并在司母戊大方鼎前停留了许久。
原本的计划将文物运回北京，但战争的爆发使北运计划搁浅下来。徐蚌会战，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危险的局势使杭立武心急如焚。这时的他已经担任了国民政府###政务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等职务。作为抗战时期文物战略性大转移的负责人之一，杭立武忧心的并不是个人安危，而是那一批他为之尝艰辛、历磨难，九死一生而从不生悔的故宫国宝。杭立武对共产党没有更深的认识，缺乏了解，他只是单纯认为战争可能会对这些国宝会带来危害。
翁文灏，1889年出生于浙江瑾县，近代中国地质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比利时鲁凡大学），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编成第一张全国地质图，主导发现及开采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
翁文灏此时正处于他人生中最焦头烂额的时候。这位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均享有极高声望的标准的学者，不知怎么回事，在1948年5月，居然被蒋介石拉进了国民政府行政院，成为“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当然按惯例，也就同时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理事长。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翁文灏在任上仅6个月，“八、一九”币制改革便遭到失败，金贺券大幅贬值，他的内阁因此而解体。
翁文灏一开始不同意杭立武提出的迁台计划。内阁是11月3日提出总辞的，杭立武找他商议转移文物时，他还是内阁的行政长官。作为行政长官，翁文灏必然要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当时徐蚌前线战事激烈，如果这时将大批国宝转移至台湾，消息传出去，民心军心势必动摇。
这个观点，与当初九一八之后北平市民反对文物南迁相似，但时局日坏，古物不能不搬，否则悔之莫及。几经考虑，翁文灏也觉得文物迁台是个可行的计划，因此当杭立武提出由他出面主持召集故宫理事会商议此事时，翁文灏同意了。
为慎重起见，正式开会之前，翁文灏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当时中国文化学术界中最具权威的几位人物请到了自己家中，请他们与自己一起来决定文物的最终命运。
1948年11月10日，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李济、蒋复璁和杭立武在翁文灏位于南京的官邸中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并形成了三条决议：1、故宫文物迅速迁台；2、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和文物一并迁台；3、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的图书与文物也一起迁台。
20多天后，故宫和中央博物院正式举行了关于文物迁台的两院理事联席会议，决定由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外交部五家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五机关联合办事处”，全权负责抢运两院文物赴台事宜，同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的明清绘本和军用地图18箱，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同故宫和中博的文物一起运台。这五人是：杭立武、傅斯年、朱家骅、李济、王世杰，其中杭立武担任主任，负责筹款、接洽商船和协调运输等。
杭立武向行政院申请了运输费金圆券28000元，分配如下：故宫1万元、中博筹备处6千元、中央图书馆3千元，中研院史语所6千元、外交部3千元。
若在平时，这钱也就够了。但这是战时，本身物价就极不稳定，兼之币制改革失败，金圆券随时都在贬值。金圆券由由1948年8月开始发行，两个月后的1948年10月11日，北平《益世报》上便有一条消息称：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北大教师为饥寒所迫，不得已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到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就要4亿多金圆券，等到1949年7月金圆券停止流通时，贬值已超过二万倍。幸好此时杭立武已将文物顺利运往台湾，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尽量地安排好这每天都在贬值的运输费，杭立武真是绞尽了脑汁。
抢运开始了。
第三次迁移： 风雨中鼎轮
1948年12月21日，又是一个萧瑟的冬日，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悄然驶进南京下关码头。11年前，为躲避日寇的烧杀抢掠，南迁文物也是从下关码头出发的。同样的码头，同样的冬日，甚至连人都一样——杭立武。不同的是，当年的目的地是西南大后方，这次的目的地是台湾北部的基隆港码头，一个对很多人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
由于当时战事吃紧，国军全线溃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实在派不出更多的军舰来。唯一的中鼎轮，还是由登陆艇改装的平底船，经不起太大的风浪，海上航行有一定风险。虽如此，中鼎轮将去台湾的消息一传到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海军总部的官兵和家属们还是立即赶到下关码头，一涌而上，人和行李马上将这艘运输舰占满了。任凭中鼎轮的官兵和故宫方面负责押运文物的庄严、刘奉璋等人如何劝阻，没有人愿意下船放弃这难得的逃离机会。
文物搬运不到船上，杭立武焦急万分，他打电话给海军总部。不一会，桂永清赶到，登上军舰亲自劝说大家以文物为重，并保证官兵和家属都能安全撤离台湾。海军总司令的劝说起了效果，人们终于下了船，把先走的机会让给了文物。
12月22日清晨，中鼎轮起航。船上装着712箱精心挑选，价值连城的精品文物，分别来自故宫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中央图书馆60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120箱，另有外交部重要档案60箱。文物都放在中间的大舱，一个一个的木箱摞起来，用绳子固定住，上面包着油布。在海上航行的那几天里，一部分工作人员晚上就用梯子爬上去，睡在文物箱子上面。押运总负责人由李济之担任，其他专家分别是：故宫的庄尚严、刘奉璋、早若侠、黄坚，中博筹备处的谭旦冏、麦志诚，中图的王省吾，中研院史语所的李光宇。此外，专家们的家属也随同一起前往台湾。为使家属们的随船更名正言顺，文物小组给他们安上了工作人员的名号。比如庄尚严的几个儿子，小的不过十来岁，也都是文物押运员。
12月的台湾海峡，风浪很大，还时有大雨。中鼎轮是平底船，在江河中行驶还算平稳，到了海上颠簸得厉害，很多人都晕船，严重的到后来已经吐无可吐，吐出来的全是胃酸。最有趣的是，桂永清没上船，但托工作人员将自己的一条大狗带去台湾。没想到这狗晕船晕得比人还厉害，一晕就叫，叫完就吐，还得劳烦一个水兵专门去伺候它。到了晚上，海风的呼啸声、海浪的轰鸣声、大狗的狂吠声、木箱相互之间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不知船上本来就自觉是逃难的人们是否倍感凄惶？
在海上漂泊了四天，中鼎轮到达基隆港。据庄严的儿子庄灵回忆，那天刚好是大晴天，风平浪静，船停泊在港湾里，大太阳底下，山峰翠绿，海水碧蓝。从风雨飘摇的海上到达这么一块宝地，大家都很高兴，纷纷向周围划着小舢板的渔民买香蕉吃。庄严的同事，画家刘士贤喜欢吃香蕉，看到基隆这么多便宜又新鲜的香蕉，很高兴，连吃好几天。结果吃到最后，把自己都给吃伤了，不想再吃。
文物迁台的计划决定之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杨师庚和中央历史评议研究所的芮逸夫便先行赴台选址，定下了通运公司在一个名叫杨梅的小镇上的仓库作为文物到台后的落脚点。中鼎轮到达基隆的第二天，所有文物卸船，上火车，傍晚时分即到杨梅。
文物进了仓库，人也跟着住进仓库。仓库里除去放文物的地方，其余部分分成井字格，把捆行李的绳子拉起来，搭上油布做分隔墙，一家人住一间，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每天早上，各家女主人都在一块生炉子做早餐，用的是那种煤球，然后拿竹编的扇子来煽火，到处烟雾弥漫。条件可谓十分艰苦。
文物在杨梅呆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因为这个仓库很小，放不下后面陆续将要运到的文物，杨师庚、芮逸夫和中博筹备处的谭旦冏便前往气候干燥的台中地区考察，打算另选他址。
去台中考察是杭立武的主意。文物运台前，杭立武花了很多精力去查询，以便决定文物最终的存放地。对古物而言，气候的干燥非常重要。那时广州有很多台湾人，杭立武一一找他们了解台湾各地的气候状况——新洲是有名的风都，基隆是雨都，高雄、台南太炎热，气候最温和又干燥的是台中。最后，考察人员相中了台中糖厂的仓库。当时台中市的市长陈宗熙正好是杭立武在金陵大学的同学，台中糖厂的厂长于升峰又是谭旦冏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台中糖厂不仅出借两栋仓库作为文物库房，还将旁边的一块地皮用于修建跟随文物来台的专家们的宿舍。第一批来台文物终于暂时安顿了下来。
第四次迁移：仓皇海沪轮
1948年底，第二批文物很快挑选了出来。这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共3502箱，包括故宫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中研院史语所856箱，北平图书馆18箱。其中故宫运出的文物尤为重要，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共七部，故宫文渊阁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缮写得最为完整的一部，共3459种，36609册。《四库全书荟要》系四库全书重要部分的摘录，供皇帝随时取阅之用。全书仍分经、史、子、集4部，473种，11178册。《四库全书荟要》共缮写了两部，一部存于紫禁城御花园的离藻堂，另一部存于圆明园味腴书室，后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也就是说，运去台湾的这一部《四库全书荟要》，已是世上所存之唯一了。
负责押运这批文物的人是：故宫博物院的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黄居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李霖灿、周凤森、高仁骏；中央图书馆的苏莹辉、昌彼得、任简；中研院史语所的董同和、周法高、王叔岷。
第二批国宝运到了下关码头，等待装船，但这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已经再也派不出一艘军舰了。杭立武只得与招商局联系，包租了招商局的轮船海沪号。
五天后，中共方面对外公布了首批４３名战犯的名单，除蒋介石名列榜首之外，翁文灏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名单公布的第二天，海沪号驶离下关码头。
这一次的文物运输很顺利，码头没有海军眷属抢占船舱，航行中没有风浪和狗吠扰人心绪，海沪轮本身又宽敞又平稳。1949年1月9日，第二批文物到达基隆。12日，除中研院史语所的文物留在杨梅外，其余全部运往台中糖厂仓库。
第五次迁移：飘摇昆仑舰
第三批文物的搬运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1949年1月10日，徐蚌会战结束，解放军全面胜利，进入南京指日可待。1月14日下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紧急召开理事会，出席的理事有朱家骅、张道藩、徐鸿宝、萨本栋、傅斯年、胡适、翁文灏和杭立武。会议最后决定尽量将尚留在南京的4000箱文物全部运到台湾，并聘请代理主任杭立武为中博筹备处的正式主任。
1月28日，农历新年的除夕，南京城内细雨连绵。2000箱国宝露天堆放在下关码头已经好几天了，木箱上面盖着挡雨的油布，静静地等待着运送它们去台湾的船只。
没有船。这时的南京，交通非常紧张，连火车顶上都站满了人。此前杭立武已经找遍了全城，也没有租到一艘商船。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再向桂永清求助。
28日下午，桂永清派出的昆仑号军舰终于抵达下关码头。但这艘船并不是专为文物而来，它另有任务，只能在下头码头停留24小时，文物必须马上装船，否则过时不候。而此时正值除夕，码头工人都想回家过年，不愿意干活。
工人方面还没谈妥，得知昆仑舰将去台湾的海军总部官兵和家属们又来了。跟上次中鼎轮一样，人们再次蜂拥而上，昆仑号两个船舱很快被他们占了一个，剩下的一个，只能放下500箱文物。
杭立武再次请出桂永清。然而这一次，桂永清也不起作用了。以当时时局的紧张程度，人人想要逃难，既上了船，就不肯再下。桂永清一上船，还没开口，整个船舱里的男女老少便放声大哭。对着自己的老部下和他们的眷属，海军总司令“希望大家以国宝为重”的话实在是说不出来。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打开舰上全部的官兵卧舱，尽量容纳下所有的人，文物则分别送到甲板、餐厅和医务室。
安顿好官兵和眷属，再答应给工人发放新年特别奖金，2000箱文物终于开始装船。由于临时容纳了太多的人，导致故宫文物中有728箱，中图文物中有28箱没能上船，重新运回了原仓库。已经上船的文物1248箱，包括故宫972箱，中博筹备处154箱，中央图书馆122箱。这批文物的运输原计划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姚从吾先生总负责，由于姚从吾先行赴台布置工作，后改由各机关共同负责了。参与此次押运的人员分别是：故宫博物院的张德恒、吴凤培，中博筹备处的索予明和中央图书馆的储连甲。
临起航时，又有四口箱子赶到了下关码头。四口箱子里，装的是日本战败后归还我国的第一批被劫文物。
说起这批归还文物，就要追溯到日本侵华的五十余年。在日本军队的大肆掠夺和毁损下，中国文物损失严重。这些文物包括典籍、字画、珍宝、古玩、碑帖，以及价值连城的文化古物，如北京人化石等。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侵略我国敌军往往有擅长金石书画掌故目录之专家随行军中，凡敌蹄所及之处，彼等立即殚搜穷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专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主持战时文物的清理和保护工作，据“清损会”不完全统计，战时全国被日军掠夺、损毁的书籍、字画、碑贴、古物等共计3607074件又1870箱。损毁古迹741处。
后来经过清损会成员的艰辛努力，1950年3月到1951年7月之间日本陆续归还文物6批文物105箱，从日本横滨运往台湾高雄港，这其中包括辽阳汉墓出土的陶器、玉器、钱币；山东曲阜汉灵光殿出土的砖瓦残片以及南京大鼎。后来这前后7批109箱日本文物分别藏于今天的台北故宫和台湾的历史博物馆。归还文物中的翡翠屏风就藏于台北故宫，南京大鼎从靖国神社中追还后，如今就立于台北故宫的正门口，而多年追查的周口店“北京人”化石却始终没能发现。
此刻即将上船的这四箱文物，包括沈阳张三畬堂的缂丝和古画，汪精卫访日时献赠日本天皇和皇后的翡翠屏风、青玉瓷瓶和白玉瓷瓶。这批文物于1948年6月由日本运往上海后又转运南京，张三畬堂的缂丝和古画由故宫南京分院接收，汪精卫盗献的三件国宝则由中博筹备处接收。由杭立武派来的押运人告诉中博筹备处负责押运文物的索予明，杭先生吩咐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四箱文物带去台湾。但这时昆仑舰上已经没有空地可以容纳这四口木箱了。经索予明耐心地向昆仑舰舰长诸廉方解释了这四箱文物不同寻常的价值和历史意义后，禇廉方二话没说，下令将一间官长室中的办公桌椅拆除，硬是把这四只箱子装了进去。
终于开船了，这天是1月29号。就在头天的凌晨三点，一艘名为太平号的客货办，从上海开往基隆的途中，与一艘名为建元号的货办相撞，近千人丧生。太平号可谓东方的泰坦尼克号，它的船东就是当今台湾著名的电视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事后分析事故的原因，重要的一条就是超载。
昆仑舰超载也很严重。不仅超载，在途中还多次遇到解放军的炮火，不仅多次遇到解放军的炮火，船上还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大事。
昆仑舰开出没多久，刚过长江口，船上的人突然发现船在往北开。到台湾应该往南，朝北那是去解放区的方向。副舰长觉得事情不对，找到舰长禇廉方。禇廉方一口承认他想要起义，带着文物投奔共产党。后来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没人清楚了。总之禇廉方起义失败，昆仑舰最终仍然到了台湾，但到达基隆港时，已经是2月22日，昆仑舰在海上一共航行了二十多天！至于褚廉方，据说船到岸后即被杀掉。
第三批文物运出后，杭立武积极准备抢运第四批。然而当时国共又开始了新一轮和谈，为避免影响和谈气氛，李宗仁阻止了杭立武的行动。
马衡的坚守
在抢运南京文物的同时，杭立武和行政院没有忘记留在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精品。
从1948年11月起，东北、华北野战军就已经将傅作义的军队围困在了北平、天津、新保安和张家口一带，到12月14日，北平已经完全被解放军包围。行政院和杭立武惦记着北平的文物，心急如焚，电报飞向紫禁城，催促北平故宫博物院赶紧遴选精品文物，通过空运送到南京，再随同南京的文物一起赴台。
然而，此时的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已经做出了与杭立武等人相反的选择——不去台湾，留在大陆。
马衡，1881年生于浙江鄞县，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著名金石学家、篆刻家。马衡与故宫的缘分始于1924年11月，他与那志良等一起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担任清点清宫物品的工作。1933年日军入侵，马衡选择离开北平，带上文物南迁，并于1934年4月被推选为故宫博物院院长。16年过去了，文物再次迁移，而此次，马衡选择了留下。
马衡的留下与他的儿子、著名戏剧家马彦详有关。通过马彦详，马衡很早便与北平的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在杭立武等催促马衡迁运文物的同时，马彦详也从解放区捎来了中共方面的诚意，希望马衡不要迁运故宫文物，并许诺北平解放后仍由其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
为敷衍行政院和杭立武，马衡召开了一次院务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古物馆的朱家溍，代表身在上海的馆长徐鸿宝；文献馆的单士魁和张德泽，代表已经赴台的馆长姚从吾；还有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和秘书赵席慈。
院务会看起来开得很认真，马衡与参会人员仔细讨论了选择哪些文物装箱，以及如何装箱等，并告诫大家一定要细致谨慎，“要稳重妥当，要保证不损坏。不要求快，记住！不要求快。先准备箱板、木丝、棉花和纸，用多少要做个计划交总务处购置。”
其实，故宫里的包装材料像板箱、棉花、木丝等都是现成的，一面挑选，一面造册，一面装箱很快便可完成。但在马衡“安全第一，不要求快”的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工作人员们都没有了抗战时抢救文物的雷厉风行，这个包装工作慢条斯理、拖泥带水地进行着，一直磨蹭到1948年的12月14日，这一天，北平城彻底陷入了解放军的合围当中，对外陆路交通断绝。在中共地下党发起组织的“故宫博物院职工警联谊会”的促使下，马衡关闭了午门、神武门和东西华门四门，选装好的精品文物再也无法运出。
一个月后，1949年的1月14日，马衡致函杭立武，信中写道：“嗣贱恙渐痊而北平战起，承中央派机来接，而医生嘱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对于文物迁台事件，他更作了明确的表态：“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之程度。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续运。”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对庄严，马衡也写了一封信。庄严与马衡本是师生，在北大的时候，马衡是庄严最欣赏的学生之一，后来又一起在清室善后委员、故宫博物院工作，关系非常深厚。马衡决定留下后，给庄严去信劝他也留下来，被庄严拒绝，两人的师生关系就此缘尽。
在马衡的周旋下，北平的文物没有运出一箱，全部留下了。
第六次迁移：白市驿机场
1949年月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这时，在偏远的西南地区，国民党运送文物的行动还在继续。
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重庆。某日，“河南省政府主席”赵子立带着一班逃亡重庆的河南官员找到杭立武，说河南博物馆有69箱文物，抗战时期从西安转移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河南方面没有急于将这69箱文物运回，一直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里。
河南博物馆，1927年6月在冯玉祥将军的倡议下正式成立，地置位于开封市三圣庙。抗战爆发后，博物馆精心挑选了珍贵文物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册，分装69箱运往汉口法国租界，后又循陇海铁路西行宝鸡，再由汽车运抵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这69箱文物计有陶器23箱、铜器34箱、玉器1箱、瓷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6箱、档案卷宗1箱。
赵子立的话引起了杭立武极大的关注。他知道河南博物馆的藏品多来自于安阳、新郑、洛阳、辉县，都是殷商时期的繁华胜地，其出土的文物价值之高，丝毫不让于故宫和中博。当时有学者对河南博物馆有这样的评价：“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按说河南这部分文物不在杭立武的职责范围之内，但只要是古物，杭立武就觉得自己有责任，现在形势这么危急，不能让这批价值连城的文物毁于战火或落入###手里，最好最快的解决方法是立即面见蒋介石，因为运送文物所必需的配备以及交通等都得有蒋的允许。正好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15天前乘“美龄号”从台北飞来重庆督战，还留在重庆没走。
听完杭立武的汇报，蒋介石当即决定运走该批文物。此时海路早已不通，只能走空运的路子。蒋介石的指示下到空军司令周至柔处，命其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抢运这批文物去台湾，同时又命令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直接负责此事。朱家骅接到任务，转头便交给了杭立武。的确，再没有比杭立武更合适的人了。
杭立武接下任务，立即四处联系运输事宜。69箱文物要从柏溪运到白市驿机场，需要足够的人力、船只、车辆，但那时重庆局势相当混乱，交通工具紧张，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小算盘。杭立武一边在这些人之间周旋，签字、办手续，一边派“###”总务司司长班镇中、社教司司长程行可和专员何九思三人赶赴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周至柔也派出了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编号分别为306和233，专门运送河南文物。运输机空间狭小，没有办法装下所有69箱珍宝，而形势逼人，空军既不可能再派出更多的运输机，也不可能为运输文物在重庆台湾之间连飞两次。杭立武思来想去，觉得第一，我们已经把文物的精华，差不多95％都运到台湾了。第二，中共不像日本人。对日本人而言，一个国家不是他的文化，就算他任意摧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感受。而共产党毕竟是中国人，对待中国的文化应该不会像日本人那样。相信这些文物，中共也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任意地把它处理，也一定会保管它的。因此，河南博物馆从这69箱文物中只选出了38箱精品运往台湾，这38箱包括陶器17箱、铜器11箱、玉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5箱以及档案卷宗1箱。现在这些文物都完好的存放在河南博物馆里。
1949年月12月28日清晨，306和233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停在了白市驿机场。按原定计划，在这个清晨，文物应该已经装在飞机上，由重庆飞往台湾了。
但是文物还没运到。
当时的柏溪不通公路，班镇中、程行可和何九思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直到12月27日才到达柏溪，随后三人经过整整一个通宵，把38箱文物装上小船，28日中午时分运抵重庆成渝码头。此刻的重庆早已陷入了无序状态，“###”派出的三辆卡车堵在路上，运载文物的船只不敢靠岸。杭立武只得赶往空军第五军区司令部恳请延期起飞。司令部的回答是，最多只能等到29日，再晚，不是飞机等还是不等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走不了了。
1949年11月28日，已升任“###”部长的杭立武率领一班工作人员等候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的停机坪上。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终于，第一车文物13箱由张来福押运于下午4点半抵达机场，第二车12箱由一名陈姓工友押运于下午5点50分也赶到了机场，然而第三车，也就是最后一车，仍然未到。
夜晚降临了，一边是远处清晰可闻的解放军攻城的枪炮声，一边是空军飞行员的催促“再不飞，就来不及了”。就在大家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午夜12点，陶怀中押着第三辆车，载着13箱文物飞也似地驶抵白市驿机场，杭立武和在场所有的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可以装机了，杭立武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按规定，运送这批文物去台需要河南博物馆与杭立武等在现场清点文物并办理交接手续，然而河南博物馆的代表却迟迟未到。而且由于时间仓促，这批文物既没有清单，箱件上也没有封条，更糟糕的是，有两只箱子已经破损，里面的书籍隐约可见。如果在平时，这种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不能装机的。
情势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杭立武下令立即装机。于是，就在这一夜的凌晨3点钟，38箱河南博物馆的文物全部装上了飞机。
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两架军用运输机腾空而起。233号装载21箱文物，由由郭莲峰、易价、秦铭新三人押运，当日下午4时到达台北松山机场，文物暂存国立编译馆。306号飞机装载17箱文物，刚一升空就发生了机械故障，但当时机场形势已十分危险，无法降落，于是改飞昆明，第二天由昆明飞海口，12月1日下午由海口飞抵台北松山机场。12月2日中午，全部38箱文物存入了台中糖厂仓库。
在机场时运送这批文物，一个河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等文物到了台湾，不仅河南博物馆的人来了，连本来跟博物馆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河南人也来了，并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河南文物监护委员会”，要接管这批文物。运文物来台的###只好答应由他们推举一人来管理，因为当时在机场没有清点造册，现在要把这个工作补上。没想到由于日军入侵，文物从开封匆忙撤退，包装过于简单，加之十多年舟车辗转，根本没有机会清理，其中大部分的陶器和铜器都已经破损，图书档案也有不同程度的霉烂现象。最可惜的是，因为启运时太过慌乱，许多甲骨上的腊板没有取下，如今，腊板早已霉变，伤及了这部分甲骨。
这批文物一直由后来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代为管理，1956年3月，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现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在台北成立。经在台的河南籍人士同意，这38箱精品文物移交该馆。可以说，如今的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38箱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七次迁移：最后的飞离
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国民党当局一批政府官员——“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以及“###”部长杭立武——即将从这里撤离大陆，前往台湾。
飞机还没起飞，一帮人等候在机场上。别人还好，唯独阎锡山表现奇怪。他随身携带着两口箱子，一口被他坐着，另一口放在手边，神情恍惚，身体微摇。杭立武一到机场便发现了阎锡山的反常，但他以为那是因为“行政院长”正陷入自己的去国情思之中，因而没作他想。直到朱家骅和陈立夫把他叫到一边，几句话一说，杭立武才知道，原来阎锡山的箱子里装的是黄金！而机场上的政府要员们，都正在为阎锡山的黄金犯愁——飞机小，人多，本身就已经超载了，如果阎锡山还要带上他的黄金，大家性命堪忧。但阎锡山此人，自辛亥革命组织太原起义，至1949年逃离大陆，长期统治晋绥一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称“山西土皇帝”，想要劝他在这关键时刻放弃黄金，实属痴心妄想。
杭立武与阎锡山关系一向亲厚，朱家骅和陈立夫便把劝说阎锡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杭立武想半天，想了个主意出来，由他、朱家骅、陈立夫三人共同签字给阎锡山写一封保证书，只要他肯放弃这两箱黄金，到台北后由他们恳请蒋介石照原数补给他。
这书生气十足的建议马上被朱家骅否决了。
三人商议半天，没有结果。一筹莫展之际，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张大千——突然来了，带来了新麻烦。
张大千乘坐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车子开得极快，风驰电掣冲进机场。车未停稳，张大千便跳下车来，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张大千的请求遭到朱家骅等人的拒绝，说飞机已经超载了，你那画又不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那么重，还要加上一个你，怎么可能？
但杭立武知道，这78幅敦煌临摹壁画虽非古物，其价值并不低于真正的古物。他想要带走这批画，但眼前这架飞机的确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民国末期，通货膨胀，纸币如废纸，政府官员的薪水都以黄金代替，阎锡山的金条也部分来源于此，想要让他丢下绝无可能。而且此去台湾，前路茫茫，谁也不知道将来的景况，非要让人丢下活命的保障，也属过分。
然而，杭立武毕竟非一般人可比，他转身从飞机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说：“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丢下来，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捐给政府。”
张大千满口答应。
杭立武又说：“口说无凭，你要立个字据。”
张大千从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当场在名片下写下了今后将画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凭证。
就这样，最后一班飞机载着5名党国要员，一名艺术大师、两箱黄金和78幅名画，一同飞抵了台北松山机场。
到台北之后，杭立武便将那78幅画交给 “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保管。交接时进行清点，发现那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6幅是张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画。
从内心深处来讲，张大千对他那78幅画是万般不舍的，当初之所以答应杭立武的要求，不过是情急之下的权宜之计。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不能直接向杭立武索取，以免授人以出尔反尔的话柄。抵台几天后，索要壁画的借口就给他找到了，而且还非常之冠冕堂皇——送敦煌壁画去印度展出。
杭立武明白这是个借口，但送国外展览是好事，便没有阻拦，只是一再叮嘱张大千，一定要言而有信。
印度展览结束后，张大千又把这批画带到巴西，直到1969年才兑现承诺，托人送回台湾，重归台北故宫博物院。
至此，从1948年12月21日中鼎轮的起航算起，到1949年12月9日新津机场国民党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之时为止，从大陆到台湾，共运出多少文物呢？
海运：中鼎轮、海沪轮、昆仑舰在64天的时间里，从南京共运出分属六个机构的文物和档案552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筹备处852箱、中央图书馆644箱、中研院史语所976箱、北平图书馆18箱以及外交部60箱。数量虽远不及抗战期间南迁的文物，却占到了当时全国精华文物中的95%。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批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空运：白市驿机场运出河南博物馆文物38箱，新津机场运出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从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将其在中国境内疯狂掠夺的部分珍贵文物分装109箱，分7批陆续归还中国。第一批4箱已由昆仑舰运至台湾，其余105箱则从日本直接运往高雄港，再转运台中糖厂。
如此算来，除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外，直接间接运往台湾的珍贵文物一共有5606箱。这5606箱文物中，属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图书馆的，都相继归还，河南博物馆的文物送到了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后来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剩下的3879箱25万多件文物属中博筹备处和故宫所有。
1965年8月，中博筹备处和故宫合并，1965年12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历经颠沛流离的国宝们，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居所。
以前都說《美國》是老人及小孩的天堂，看這個令人心酸的標題，景況大不如前了。
- by Eve
DWNEWS.COM-- 2009年6月24日23:30:57(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林紫乔报导珍强森(Jean Johnson)是一名81岁、罹患糖尿病的老太太，现在的她无法享受退休生活，相反的，她最近开始了一份新工作。“我需要钱，我的社安福利不足以支付房租和煤气。”三月份在伊利诺州一处图书馆找到了差事，珍强森女士说，“我必须工作。”
经济不景气，退休帐户缩水，食品和药品的价格扶摇直上，现在即便是入门等级的工作也造成激烈的竞争。证据显示，拥有一个舒适的退休生活，这个梦想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已经死去。
在过去一年，排队寻找工作的老人大幅增加120%，人数到达180万。根据National Council on Aging的数据，在这支队伍裡面，年纪超过75岁以上者就有80%的增幅。
目前全美超过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当中，高达2千9百万人仍在就业或积极寻找工作，这个人数佔全美劳动力人口的18 %，估计数量还会持续增长。
National Council on Aging的劳动发展副主席桑德拉娜森(Sandra Nathan)说，“这波经济危机不仅对所有人都带来可怕的影响，对于老年人的衝击更是惨重。”她指出，她们的组织已经发现，前往寻求职业培训与就业援助的老人在人数方面创下纪录。
“往年人们到达退休年龄，就能享受退休后閒云野鹤的生活，现在却有许多人在75岁的高龄，还得于工作岗位上付出劳力赚钱。”桑德拉娜森说。目前全美失业率高达9.4%，创下25年来新高，让需要工作的老年人面临更大的就业挑战。
针对这种现象，政府或私人单位已扩大一系列新的培训计划，目的就是要重整就业市场。美国政府透过经济复甦法案，拨出资金协助年长者，帮助他们从私人企业取得收入，减少其对社安制度的依赖。现在即使是超过75岁高龄的长者，也被鼓励接受求职培训与协助。
劳工部老年人工作计划的负责人朱迪吉伯特(Judith Gilbert)说，“救市法案来的正是时候。”劳工部在全美50州投入努力，大量于政府单位或非牟利机构聘用55岁以上的长者，解决社区年长者的收入问题。这些做法的目的在于为老人提供立即的收入来源，降低取得工作的门槛。
59岁的劳林洛伊(Lorraine Loy)日前通过培训计划，在密苏里的雷蒙威尔找到工作。林务局的办事员强森女士也是经由政府的相关协助，得到了目前这份差事。劳林洛伊女士说，她现在的工作从6月8日正式开始，这笔收入不仅要支付生活费，还要扶养她65岁的残疾丈夫。她说，“退休的想法简直是个闹剧，我还没有看到自己有退休的选择。”
朱迪吉伯特指出，这些专门协助年长者求职的计划资金来源有二，包括2009年预算编列的571百万、和救市法案分派的1.2亿美元，这些钱可以支付参加计划的10万名老年人一整年的工资。符合资格者，年收入必须低于美国联邦规定的贫困水平的125%，即一年收入不可超过14000元。
“这笔钱对于直接刺激经济发挥了真正的意义。老年人拿到这笔钱的用途并不是存起来，他们得用在食品、房租和药品等各项支出。”朱迪吉伯特还补充，目前的计划只能帮到1%至2%需要工作的老人，庞大的需求还会促动更多类似的计划。
非盈利性组织--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以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服务对象，目前正向全国推广一支“雇主队伍”，其网站上也设有专区，指导中老年人如何淮备履历、因应面试，并且找到“在家工作”的就业机会。
一些私人的就业辅导机构如RetirementJobs.com，也正努力协助中老年人重返劳动力的行列。National Council on Aging亦不断向年长者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援助。
“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发挥更多创意。但是真正能让经济起色的办法，就是让人们得到工作！”桑德拉娜森说。
郭均伦 撰文/摄影
http://www.ctrip.com/community/itinerarywri/1007110.html
秋天又到了，秋意染黄了山，染红了树，染绿了蓝天。于是，秋天变成了一首诗，一首歌，一幅五彩的画卷。
秋天是多情的，他惹人心醉，扰人心绪，撩人激情，让人坠入对秋色苦苦眷恋的深渊。秋天未到，很多人便朝思暮盼，摄影家准备好了相机，画家调好了色板，诗人蓄满了激情，旅行家打点好了行装……
有人说，“北京的秋色最美，那秋色火红火红的”。
其实，北京的秋色也只不过是红叶如火，而大兴安岭秋天却是五彩斑斓，绚丽多彩，让人心醉如痴，情乱如迷！
秋的深情，秋的神韵，用浓烈的的色彩泼进绵延起伏的群山密林，这便是大兴安岭秋天恢泓的乐章。一进九月，大兴安岭的群山上便开始有了秋的讯号，先是由一棵棵甜杨和红瑞木吐出一片片红红的火焰。然后，一场霜下来，秋色便以漫山遍野之势，极尽绚烂地向远方铺陈，在群山峻岭中渲染，使兴安之秋成了多彩的世界，显现出一幅“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的动人画卷。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这是伟人毛泽东眼中的秋色，“白桦高挺，草原金黄，牛羊肥壮”这是俄罗斯天才作家屠格涅夫笔下的秋天。然而，这么好的秋色，在有些人眼里却是那样的肃杀凄凉，他们见秋霜而悲白发，见残花而泪红颜，见寒蝉而叹余生，见秋雨而闻断肠声。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见到大兴安岭的秋天这万山红遍的气势和层林尽染的雄伟，而在他们眼中见到的只是一支残花，一叶败荷。故而触景生情，于是悲悲切切，凄凄凉凉。
秋是美丽的，“我言秋色生春潮”一点不为过。如果把春日当作一首珠圆玉润的小诗，那么，大兴安岭的秋天便是一篇优美的童话，他虽不似春天那样明媚娇艳，但却有着“万美之中秋为最”的壮美意境和“长风万里送秋雁”的宏大气魄。金风拂来，秋光在山间跳跃，秋意在林间流淌，一片金，一片绿，一片紫色，一片嫣红，“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林在秋风、红叶的渲染中，酣畅淋漓地倾泻着五彩缤纷的诗章。
秋天是梦境，是人们平时难以企及到的美妙的梦幻仙境。特别一到傍晚，秋林映着落日，天边托着晚霞，草地飘着徐徐薄雾，水面泛着娟洁的月光，抬头远望，长烟一空，皓月千里，山峦驻留着那秋的神情，林中润泽着秋得神韵，置身其间，令人如梦似幻，如涉仙境一般。
秋是含蓄慰籍的，他就像一片叶子饱历了春的繁盛，夏的热情之后，虽然在枝头已写尽了生命的灿烂，但它却像一串靓丽的音符，极尽吟唱着优美的旋律，将浩浩秋色铺满大地，铺满草原，铺满千山万壑。
淡淡的秋风拂面，浓浓的爽气袭人，秋阳下，大兴安岭每一片树叶，每一粒秋实，都透着秋天的清澈，散发着阵阵的秋香，那深深的秋情，绵绵的秋韵，正以酡红如醉的壮美意境洒向长空万里，以博大苍劲的宏大气魄涵盖着金黄四野。
这就是大兴安岭的秋天，一个如诗、如画、如歌、如梦的秋天。 大兴安岭的秋色，惊世绝伦！秋韵
作者：洪蘭 出處：天下雜誌 424期 2009/06
給你五分鐘自我介紹，你可以講滿五分鐘嗎？人生除了事業與工作，你有其他值得驕傲的回憶嗎？
一位朋友被總公司調回美國去受訓，回來後像換了一個人似的，臉上有笑容、生活有朝氣，跟他過去總是唉聲嘆氣、皺著眉頭的模樣真是判若兩人。他的改變引起了大家的好奇，於是羅漢請觀音，把他找出來吃飯，拷問他改變的原因。
他說到美國後，公司用巴士把他們載到一個山明水秀的深山旅館中，使他們除了吃喝拉撒睡，什麼地方也去不了，只能乖乖去上課。第一天，老師叫他們做五分鐘的自我介紹，他原以為很容易，想不到不到兩分鐘就把學經歷、名片上的頭銜，連家庭成員都講完了，剩下三分鐘無話可講。
老師厲聲問他，「你人生的經歷難道連五分鐘都填不滿？」他悚然而驚，對呀！活了快五十個年頭，怎麼連五分鐘都填不滿？但是卻真的想不起自己做了什麼值得拿出來講的大事。
他生活的重心一直是工作，但是這些人都是同一公司的高階主管，做的工作跟他都很相似，有什麼好講？除了工作，其他乏善可陳。所以他跟老師告饒說「真的沒有了」。老師反問他，「你小時候的志願是什麼？」，他想了一下說「籃球國手」，因為他父親有一本珍貴的剪貼本，上面全是民國四十幾年，四國五強籃球賽的剪報。看他父親對籃球神往的樣子，他曾立志做國手，為國爭光。當然，運動員是千中取一，他沒有做成，但是籃球一直是他的最愛，只是工作忙，很久不曾碰球了，兒子履次哀求他去打，都沒空。
老師叫他想他兒子從一出生，一路成長到現在的影像。他記得兒子剛出生時的樣子、剛入學一年級的樣子，但是很快就變成高中生的樣子了，中間的十年他怎麼也想不起來，好像一晃就過了。
最後老師說，「你難道願意死後墓碑上除了年月日什麼都沒有留下？」他再度震驚，因為他已經明瞭他人生是白走的了。
他開始了解他人生的優先順序放的不對，時間不能逆轉，他們這些穿西裝、打領帶、坐冷氣房的有錢人，表面上很有成就，但是名片一拿掉就什麼都不是了。人生的意義在心靈的富足，心靈的富足在對別人的關懷、照顧與奉獻，他在這方面太貧乏了，連自己的家人都沒有照顧好，遑論對社會、對他人。
所以他回國後，開始把白天做不完的工作帶回家，想辦法跟家人一起進晚餐，飯後還陪他太太散步一小時後再進書房去工作。週末一定陪兒子打籃球，星期天則全家去替他母親買菜、打掃，讓他的弟妹可以休息一下。他說他工作並沒有少做，但生活充實了、家人對他的態度也變好了，他的心情也不一樣了。說完，大家都一臉肅然，心中都在檢討自己的人生。
現在是畢業季節，一批批學生離開學校進入社會，但願他們能及早看到人生的目的，為自己和社會留下一些東西，充實的過一生。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作者：安石投资管理公司(Ashmore Investment Mgt.)公共投资咨询主管奥斯曼•曼登(Ousmune Mandeng)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9-06-19
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本周提醒了我们：最高官员们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认真的。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最近也强调称，这一改革是全球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更早些时候，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实质上以国际货币体制多元化为主旨的言论，令这一问题更加引人瞩目。
这场讨论围绕的是全球经济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同时寻求以更有效法的手段来管理全球流动性。因此，它对于美元和国际储备资产总体配置都意义重大。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的遗赠，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与黄金挂钩。当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而迄今为止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赋予了美元卓越的地位。然而，至少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政策制定者们便意识到，利用主权货币来管理全球经济存在问题。美联储(Fed)根据全球经济的需求调整本国政策的可能性很小。这使得各国央行管理国际流动性的能力从根本上陷入一种困境。因此，呼吁改革现有体制与减少全球经济对美元依赖的考虑是紧密相关的。
使用主权货币，还意味着储备资产的可获得性受到已发行合格证券储量的限制。各国央行的国际储备资产约合7万亿美元，其中估计65%至75%为美元资产。已发行的美国长期可流通政府债券中，至少一半为各国政府持有。关键证券高度集中于政府部门，可能对这些市场的运转造成损害。一旦各国央行大举抛售储备资产，就会导致市场严重混乱。美元资产不足以满足国际储备的需求。美国政府加大国债供给的举动，也引发了其他国家央行的信贷担忧。支持以美元作为全球经济名义锚定的论据，从未如此薄弱。
然而，眼下没有哪种单一工具能够取代美元。要想在创建真正国际货币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可能还存在一些困难。由于现存制度上的局限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不太可能成为重要的储备资产。黄金和其它大宗商品的供应很不稳定。因此，主权货币可能将继续在管理全球流动性中发挥主导作用。考虑到使用少数几种主权货币的限制，使用更多主权货币似乎是明智之选。当我们努力改革全球货币体系时，不应试图寻找美元的替代品，而应提高其它货币的地位作为补充，从而形成一种宽泛的多元货币机制。许多国家的央行目前正尝试接受一些条件，以确保能够有序地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以当前的市价计算，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总产出中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且在未来10年内，这一比例可能提高到二分之一，然而在各国央行的国际储备资产组合中，几乎看不到这些国家的货币。一方面，国际商业交易中货币多元化程度很高，另一方面，国际货币交易则特别集中，这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奇怪现象。任何形式的国际货币体制改革，都可能以恢复经济与货币领域的对称性为目标。这将增加对新兴市场货币的需求，也就意味着美元和其它发达经济体货币的相对重要性将有所下降。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这将完全改变具有代表性的全球资产组合这一概念。
译者/管婧
本文作者是安石投资管理公司(Ashmore Investment Mgt.)公共投资咨询主管，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地区副处长。
來源：http://blog.dwnews.com/?p=54306
茉莉
六四20周年纪念日那天，我把美国人卡玛的记录片《天安门》又细细地重看了一遍。在欧洲生活了15年，我已经有了多元的观念和视角，因此更能够认识卡玛：一个有理想、有正义感和历史感的制片人。虽然卡玛难免有自己的局限，但在制作这个记录片时，她力求客观、公正和全面，不为任何人护短。这样的态度，使《天安门》成为记录片中一个不可多得的优秀经典。
此时正是网上讨论柴玲起诉卡玛的官司很热火的时候。2007年，原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尖子班（注：美国一商业软件公司 Jenzabar）现任总裁柴玲，与她的丈夫 Robert Maginn， 在美国麻州波士顿以损害名誉和商标侵权两项罪名，对卡玛的长弓制作组——一个非盈利性的纪录片制作公司提出了控告。
美国法院已经决定不予受理有关“损害名誉”的起诉。但是，对“商标侵权”的指控，法院认为：虽然由于两家公司业务不同，尖子班胜诉的可能性极小，但仍决定给予尖子班一次为其指控提供证据的机会。官司一打两年，长弓作为一个独立制片和历史档案机构的基本生存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2009年4月15日，长弓纪录片制作组发出了题为《纪念六四 兼论言论自由及其倡导者》的呼吁 书，获得了几百名西方教授、学者和中国作家学者的签名支持。
我和网友讨论此案，谈到柴玲起诉的那个商标侵权官司，我认为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曾是柴玲支持者的网友大脚说：“以商标侵权告卡玛，完全驴唇不对马嘴，我看属于恶意诉讼，报私仇。”这句话启发了我，于是我便去查有关“恶意诉讼”的有关资料。本人对美国法律一窍不通，愿以此文与各位对此案有兴趣的网友探讨。
◎ 柴玲有诉讼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在《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中，恶意诉讼是一种侵权行为，被称之为“无正当理由的诉讼”，规定为三种形式，其中有民事诉讼程序的非法利用民事诉讼程序，以及滥用诉讼程序。
柴玲诉卡玛一案，比较接近恶意诉讼的第三种情况：行为人有诉权，但是故意利用这种诉权提起刑事或民事诉讼程序控诉他人，目的是为了达成该诉讼程序的目的以外的其他非法目的，给被诉人造成损害的行为。
就中文网上的议论来看，几乎所有批评柴玲的人，都认定柴玲有诉讼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人们普遍认为，柴玲诉卡玛的真正目的不是商标而是报复，原因是，卡玛的长弓公司于1995年发行的纪录片“天安门”中引用了美国记者康宁汉对柴玲的一段采访。
柴玲在采访中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柴玲这些话被人解读为“让他人流血，自己逃生”，起很多批评和非议。
人心有杆秤，很多人都看得很清楚，卡玛的记录片只是如实地纪录当时的情况，包括柴玲后来又改变主意留在了广场这一事实。但柴玲却怀恨在心，欲借助诉讼的合法形式掩盖报复的目的，企图让制片人卡玛遭受巨大的精神（时间和精力）和经济（律师代理费及其诉讼费等）的损失。
著名作家王力雄在《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一文中说：“今日有了钱的柴玲，开始着手打击破坏了她神化形象的长弓，这才显示出真正问题。……但是当损害名誉告不成，还要用商标侵权的诉讼耗尽长弓的有限资财使之垮掉，就透露出整人和报复的用意。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能用金钱扼杀言论自由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会不会用权力去做同样的事？”
海外著名网络作家芦笛说：“我认为电影《天安门》并无严重失实之处，是一部相当难得的好电影。柴玲因为该片没有美化她，反而为世人如实留下了她的历史性证言，向读者揭示了她阴暗的内心世界，就此恼羞成怒，动用自己公司的雄厚财力，对非盈利组织长弓纪录片摄制组恶意兴讼缠讼，搞到人家快破产的地步。”
旅居丹麦的女作家贝苏尼说：“卡玛的片子不好，你柴玲有的是钱再拍一部嘛，写文章批卡玛嘛。反正我不能认同这种试图搞垮对方的做法。”
不但是网友公论认定柴玲另有恶意的企图，就是柴玲的前夫封从德以及六四学运的哥儿们，也一个个出面帮柴玲倒忙，指出柴玲有诉讼程序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由封从德执笔、郑义等十几个人签名的“致记录片《天安门》制片人卡玛・韩丁和理查德・戈登的公开信”，再次敦促卡玛纠正电影《天安门》中的史实错误（网上已有评论说明该“史实错误”子虚乌有，完全不能成立）。
封从德和柴玲之间曾有过婚姻关系，现在柴玲捐给民主运动的一百万美金，据说也由封从德参与具体管理。由于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封从德的态度就是柴玲的态度。由封从德执笔的对《天安门》影片发难的公开信，清楚地表明了，柴玲诉讼之外的真正目的不是商标，而是这个影片。
封从德还曾经向记者透露，早在10年前，他就建议柴玲把纪录片《天安门》中歪曲的内容放到法律的平台上来解决。所以在封从德看来，柴玲以商标侵权提起诉讼，以报复卡玛的记录片，这种侵权行为没有什么不对。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的“学生领袖”既不懂法律，也不懂言论自由。
◎ 该官司具备“骚扰诉讼”的各项特征
骚扰诉讼是恶意诉讼中的一种。这种诉讼是指原告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基础上向被告提起诉讼，以求给被告造成诉讼烦累，或带来名誉上的损伤的诉讼。这种诉讼更多的是以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为目的。
根据网上一篇题为《以民事诉讼为视角浅析当事人不良诉讼心理》的民法论文，骚扰诉讼有四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到，柴玲诉卡玛的诉讼基本上具备这些特征。
一，原告不以胜诉为目的。其主要目的在于给被告带来诉讼中的麻烦，使被告被无谓地卷入诉讼之中空耗时间、精力与金钱，或者使被告在充当被告的过程中受到名誉上或商誉上的损害。
而柴玲的官司正是如此。美国法院已经告知原告柴玲：由于两家公司业务不同，她的尖子班胜诉的可能性极小。但柴玲仍然一意孤行要打下去。这就表明了她真正的兴趣所在，是要依仗财势，用大笔金钱来玩卡玛，要把卡玛的公司玩到倾家荡产。
早在2007年2月，柴玲就发出一封律师信威胁卡玛，说卡玛诽谤，其大致内容是：2003年《波士顿邮报》报道柴玲公司的一个被解雇的职员告状，指控柴玲有不法行为，但该名告柴玲的职员现在撤诉了，卡玛的网站就应该撤下这条消息。于是，卡玛把有关更正的消息贴上自己的网站。她做了柴玲所要求做的事情，但柴玲仍然在2007年五月（三个月后）提起诉讼。
二，不积极追求诉讼的效率。在这类诉讼中原告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一般来说骚扰诉讼的进行过程就是诉讼目的的实现过程，因此当事人并不将诉讼的重点放在结果上，而将中心放在如何拖延诉讼，延长双方的诉争过程。
2008年8月，法庭做出裁决，卡玛方不存在诽谤，只给柴玲的商标诉讼一个“提供证据的机会”。但是，从08年8月到09年3月底，七、八个月时间里，柴玲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拖延时间的意图非常明显。
直到09年3月柴玲方才又开始动作。他们提出要取证，卡玛方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了资料。但卡玛方也要柴玲方提供证据，其中包括：柴玲指控卡玛“为中共效劳”的依据在哪里？她和她的公司遭到了怎样的损失？这些证据，柴玲方一直拒不交出。
到09年5月29日，此时卡玛方已经公开发表了呼吁信，柴玲方却突然给法庭提出一个“紧急提案”，说他们只能在保密的情况下才提供证据，而且要求法庭将提供证据的时间延长三个月。可见，柴玲的重点还是放在延长诉讼时间上。
6月2日法庭再次开庭，听取双方律师的辩论。6月4日法官作出裁决，柴玲方的提案被法官驳回。法官同意卡玛方的意见，只有商业机密和不公开的客户才可以保密，其他的内容不需要保密。法官要求柴玲方在两个星期之内把证据拿出来，即6月23日，柴玲方必须提出有关卡玛“为中共效劳”的证据。
三，原告并不实施伪造证据的行为。这是骚扰诉讼和欺诈诉讼最大的区别。
至今为止，尚未发现柴玲伪造证据，所以此案只能视为骚扰诉讼，而不是欺诈诉讼。
四，被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较困难。在骚扰诉讼中，原告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被告很难证明原告是恶意诉讼。另外，如果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追究侵权责任，那恰恰符合了原告的目的，得不偿失。
这就是卡玛的困境。她被柴玲拖下官司的陷阱，却很难维护自己的权益。柴玲作为原告，可以随时在情形不妙时主动撤诉，那么，卡玛耗费的大笔金钱就无法获得赔偿。如果卡玛就柴玲的恶意诉讼提出新的诉讼，这将会陷入一场新的官司，面对财大气粗的柴玲，卡玛的新官司又要花费大量金钱和精神，这是一般人奉陪不起的。
◎ 机关算尽，往往会砸了自己的脚
综上所述，柴玲诉卡玛，具备“恶意骚扰诉讼”的所有特征。尽管卡玛已经没有精力和财力去起诉柴玲的侵权行为，但我们可以从法理和道义上认识这种做法的恶劣性质。西方的法律多如牛毛，当有钱人图谋报复，任意兴讼，致使他人倾家荡产时，自由社会就必须运用公众舆论施压，制约有钱人的任意妄为。最近，柴玲整人的恶意诉讼引起广泛的指责。
苏晓康先生在《六四解套说》一文中谈到：“直到今天，谁看到那群‘广场领袖’们，有意愿为这场悲剧承担他们自身的责任？他们被营救到西方之后，大多在长春藤名校受过最好的教育，可是教育是教不出伦理和信仰来的，所以他们二十年后还躺在指责对方的摇篮里晃悠，甚至，他们至今仍不肯说出真相来。”
在那么多人血染长安街头之后，逃出来的“广场领袖”柴玲被捧为英雄，靠着美国人的资助念了名牌大学，却在发了大财之后，以金钱去报复一个不为谋利、只为真实纪录天安门事件的美国制片人，从而威胁了我们视为珍贵的言论自由。
机关算尽的人，往往会砸了自己的脚，即使卡玛的公司被柴玲搞得破产了，她的《天安门》仍然是著名的历史经典，她给中国民主运动所做的贡献仍然会被人铭记。而柴玲，她在记录片中的那些令人恶心的言论，会因为她这个恶意的官司更加为人不耻。
为了声援卡玛，笔者在长弓公司网站的呼吁书上签了名（http://www.tsquare.tv/chinese/film/Appeal-Chinese.html），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关注这一案件。（卡玛公司的联络邮箱：info@longbo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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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所引用的一些诉讼事实，来自长弓公司的网站，有原始法律文件为证。
2009年6月10日于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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