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它樓塌了

杜拜債信危機 重燃金融未爆彈疑慮
來源：《鉅亨網》李家如 綜合外電 20091127 星期五

曾因銀行業興盛繁榮一時的冰島，在金融海嘯期間卻因過度舉債宣告破產，這個仍被視為「最幸福的國家」，一夕間從天堂掉入地獄。經過一年多重建後，冰島慢慢由深淵爬出，積極準備從傳統漁業小國重返昔日金融強國。就在此時，遠在中東，曾被視為全球房地產最耀眼的明珠─杜拜，卻驚爆債信危機，過去種種繁景恐化為泡影。

根據英國《衛報》報導，不像其他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其他酋長國蘊藏豐厚的石油資源，杜拜的統治者將觸角延伸到觀光、不動產與金融服務，將杜拜打造為沙漠中的富人遊樂場，吸引西方野心勃勃投資者前仆後繼到來。現在，隨著國營企業杜拜世界集團信用過度擴張，要求銀行展延償債期限，讓全球金融市場被迫大夢初醒，接受自己可能太早宣布金融風暴已遠離的錯誤。

2008 年底，華爾街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告破產，讓全球邁入 21 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大蕭條谷底。不過美股在今年 3 月觸底後，過去 8 個月來走勢逐步上揚，也讓投資人擺脫陰鬱，笑顏逐開。

不過，本週杜拜的這場災難，卻響起一陣刺耳的警鈴，提醒投資人在全球經濟體中可能還隱含許多未爆彈，包括希臘、烏克蘭與愛爾蘭等國，皆面臨沉重的債務問題。這些經濟體的問題是否會將全球經濟帶向另一波谷底，目前無人敢斷定。

雖然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陸續對冰島、匈牙利和巴基斯坦等國提供援助，不過杜拜的這波危機卻宣告，未來可能會在有新一輪的受害者陸續出現。

其次，經濟危機並沒有真正結束。雖然許多重要經濟體，包括美國、德國與日本已陸續走出衰退，但這些復甦跡象主要是動用納稅人緊急注入的現金拉抬所致。

隨著明年各國央行將陸續取消這些支持政策，並逐步調高基準利率，沒有人知道屆時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再來，如果杜拜倒債危機真的蔓延開來，將為全球大病初癒的金融體系帶來新一波衝擊，尤其聯合貸款給杜拜世界集團 55 億美元建造杜拜塔與室內滑雪場等設施的英國九家銀行，更是首當其衝。

目前杜拜的國營企業債信評等已淪為垃圾等級，信用違約交換成本同樣緊急飆升，投資人都希望臨國阿布達比能出手相救，讓這個「沙漠神話」暫時度過危機，不至於在短期內瞬間化為泡影。

無論杜拜是否為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中倒下的第一張骨牌，或是像某些分析人士所認為，這只是中東地區的一個事件，雖然有些外籍人士破產，建造摩天大樓的起重機可能需要停擺一陣子，但對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並無太大影響。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過去曾盛及一時的杜拜房地產市場，隨著去年金融海校爆發，全球熱錢陸續退出後，杜拜的房價正失控般下滑，一場悲劇勢必在此上演。

身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第二大國的杜拜，過去打著金碧輝煌的享樂名號，在外海填土造地的棕櫚島計畫，更曾吸引全球富人與貝克漢等超級明星到此購置別墅，以供度假。

從 21 世紀初起，全球各地蜂擁而至的建設熱潮，雖然讓杜拜的名聲水漲船高，成為全球投資市場最閃耀的一顆星，卻也讓杜拜的房地產步步朝向高不可攀的天價邁進。

幾年後，隨著美國次貸危機與金融海嘯陸續爆發，並逐步蔓延到其他世界各國後，儘管杜拜官員依舊強調沒有問題，但過去一年內杜拜房價已從 2007-2008 年高點下滑 40-50%，預計未來房價還會在滑落 20%。

雖然負責建造世界第一高樓─杜拜塔的建設公司 Nakheel (其母公司就是杜拜世界集團)，請來了一流的國際公關團隊，對外營造發布經濟基本面仍相對穩健，不受經濟衰退影響的形象，並強調仍在興建中的杜拜塔絕對會在明年啟用，但許多來此地建造其他摩天大樓的印度工人陸續失業，數萬人返鄉湧現，卻是個不爭的事實。

當地居民幾年前眼看杜拜房地產起高樓，現在卻看它樓塌了，除了內心感慨萬千，更擔心自己的家產可能會連代隨之遽貶。

隨著杜拜世界集團爆發償債危機，投資人士也擔心，旗下 Nakheel 根本無法完成棕櫚島計畫和其他建案，讓他們投資的心血與金錢瞬間血本無歸。

眾多投資人當中，更包含不少明星球員，除了貝克漢以外，曼聯隊球員Michael Owen與英國國家隊的首席門神 David James等人都在此購置房產。

此外，許多知名銀行在此皆有投資，根據阿聯酋銀行協會資料統計，匯豐銀行投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70 億美元，渣打投資 78 億美元，巴克萊 36 億美元，蘇格蘭皇家銀行投資 22 億美元，花旗集團投資 19億美元，法國巴黎銀行 17 億美元與勞埃德的16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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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市场信誉受损 必须设法恢复投资者信心

來源：《路透中文网》2009年伦敦11月26日电
撰稿 Neil Unmack（路透专栏撰稿人）

迪拜有无数举债过度的借贷者,他们面临某种债务重组的命运不可避免,但该酋长国决定不对地产开发商Nakheel提供支持,而寻求让控股公司迪拜世界推迟偿债,这样的举动已经破坏了其在金融市场中的声誉.

迪拜的未来及其吸引急需外资的能力,将取决于它如何解决这场危机的遗留影响.

一个公司在宣布发债计划的同一天,却对一项主要业务的债权人表示可能出现债务违约,这还真少见.迪拜就是这麽干的,它要求其旗舰控股企业迪拜世界 [DBWLD.UL]及旗下地产集团Nakheel[NAKHD.UL]的债权人同意两家公司将偿还债务的时间推迟到明年5月,却在同一天宣布,计划为水电业务发债筹资.

这种杂乱无章的做法表明,迪拜没有充分意识到, 债务推迟偿还可能会损害国际市场对迪拜本身地位的看法.而就在昨天这一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传出之前,迪拜与国际市场之间几周来刚刚修复了关系,这种甜蜜关系以政府近期发行伊斯兰债券达到高潮.现在迪拜已经没有这样的信誉了.

地产商Nakheel也许感觉很不好,但恰恰赶在开斋节前夕公布这一消息,其他与政府相关的实体以及迪拜本身都大受打击.

巴克莱资本估计,迪拜及其相关企业约有900亿美元债务,其中200亿美元将于明年到期.迪拜的所有实体将遭受冲击.这也是港口运营商DP World立刻出来安抚债权人,称其不会推迟偿还债务的原因.

目前事况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放贷给迪拜及其各类公司的大银行如何回应.若他们停止放贷,并要求归还未偿债务,那麽整个杠杆结构都将崩塌.

迪拜可能会因其使用的金融工程而付出代价,金融工程在繁荣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因为模糊了普通企业和政府支持企业的界限,迪拜将会发现更加难以限制此类备受瞩目事件带来的冲击影响.

事情很大程度上要看迪拜如何在未来几个月内处理债务谈判.

同邻国阿布扎比相比,迪拜的自然资源有限,无法承担忽略国际投资者兴趣或将本地银行放在优先位置带来的後果.

重组过程将十分复杂,可能需要分离迪拜世界旗下不同公司和迪拜其他控股公司拥有的实体之间的交叉持股.

迪拜需谨慎而行.其可以暂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阿布扎比,但需要继续确保长期内能继续吸引外部资本.向债权人提供Nakheel和迪拜世界的合理提议将是个良好开端.(完)

编译 郑茵/沈璐璐　译文审校 孙茉莉

Randy Pausch Last Lecture《Achieving Your Childhood Dreams》

如果活在世上的目的是為了發揮最大的影響力，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is world and do the best with your life，那麼Randy Pausch教授無疑的完整的過了一生，雖然他才47歲。

如果你還沒看過他的Last Lecture的話，請把它當成像《The Dark Knight》一樣的非看不可。這場風靡全世界的演講，不但勵志，而且動人。

中國水危機：對策與出路

來源：《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五年九月號　總第42期
作者：馬軍

1999年底，我完成了《中國水危機》（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9）一書，書中分析了中國七大流域各自面臨的水問題，指出洪水、缺水都和生態退化直接相關，而水污染又大大惡化了水資源緊缺。我在書中提出中國的水資源問題不可能僅僅通過工程措施來解決，如果不從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變革治水思路，中國很多地區會在不久的將來面臨水危機。

今天，北方的持續旱情正使水危機從預言變成報刊的頭條新聞，而南方很多城市和鄉村則陷入守著河湖沒水喝的境地，水污染對公共健康的巨大危害開始顯現，人們漸漸意識到，水資源短缺將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之一。但僅僅認識到水危機的威脅是不夠的，要應對這樣的威脅，要避免陷入危機，必須認識其根源，進而有針對性地改革現有的水資源和環境管理體系。

一　七大流域面對三大難題

當今中國的水問題可以歸納為洪水、缺水和水污染三大問題。兩千年來，洪水泛濫的威脅一直被視為心腹之患，防洪是治水的主要動力，1998年長江和松花江的大水再次凸現了這一主題。但實際上，缺水矛盾自70年代起在中國多個地區蔓延發展，並在世紀之交爆發出來。繼1999和2000年發生嚴重旱災後，2001年再次發生特大乾旱，旱情波及全國二十三個省區。此時人們才猛然意識到，缺水已經上升為中國水資源的首要矛盾。目前在全國城市缺水嚴重，六百多個城市中，缺水城市達四百個，日缺水1,600萬噸，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2,300億元。1990年起，缺水每年造成農業減產1,000萬噸到5,000萬噸，至今尚有2,300萬農村人口飲水困難。

與此同時，水污染問題也伴隨工業化的高速推進而急劇惡化，每年工業和城市污水排放量達630億噸，理論上足以污染全國所有的地表水源。北方的海河、淮河和遼河變黑發臭，幾乎成了超級排污溝，而南方的太湖、巢湖和滇池由於接納了大量有機污染物，造成嚴重富營養化，時常因藻類爆發而失去使用價值。今天，水污染依然在惡化，並且從支流向幹流、從城市向農村、從地表向地下、從陸地向海洋蔓延發展。水污染和水短缺在很大程度上互為因果：一方面缺水造成污染物難以被稀釋，另一方面水污染又破壞了有限的水資源，極大地惡化了缺水問題。

從全國的七大流域來看，水資源狀況都不容樂觀。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其「奔流到海不復回」的壯麗形象早已成為民族進取精神的寄託，可能再沒有甚麼比黃河斷流更能深刻地反映中國水資源短缺的嚴峻局面了。1972年黃河首次斷流，到1997年黃河斷流期長達226天，近700公里河床乾涸，給黃河下游兩岸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造成嚴重困難。如今保證黃河不斷流已成為政治任務，為此黃河常年維持小流量狀態。但這樣的流量無法把十億噸泥沙帶到河口，大量泥沙淤積在水庫和下游河道，造成嚴重的洪水隱患。水污染和黃河的斷流也有關係，它實際上涉及水資源的使用效率。由於污水不能得到有效處理和循環使用，由於黃河上中下游各個城市廠礦一味爭奪開採有限的清水資源，黃河的水資源短缺變得更加嚴峻。

長江是中國數億人賴以生活的基礎，它的洪水問題依然非常嚴重，而流域內旱災的發生也有加重的趨勢。幹流水量雖還未有明顯變化，但許多支流徑流量不斷減少，從50年代以來，長江上游的二十多條河流平均萎縮了37.1%。長江污染問題突出，每年排入長江的污水達220億噸，佔全國總排污量的三分之一。幾乎每個沿江城市下游，都可以看到長長的黑色污染帶，總長近600公里。隨著三峽水壩的建成，庫區流速減緩，自淨能力大大下降，污染問題變得更為棘手。

西北地區降水稀少，相對稀疏的河流湖泊，支撐著廣大地區的生態平衡。如今河流萎縮，湖泊水位下降，甚至乾涸，失去這些支點，一塊塊沙漠都開始了擴張。90年代末土地沙化速度上升到每年3,436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五十億噸，沙塵暴頻繁發生，受沙漠化影響的人口達四億人。

東北地區的松花江和遼河流域的水資源情況也在惡化。松花江枯水季節偏枯，造成嚴重旱災，而洪水季節則容易形成水災。遼河流域水資源短缺，污染極其嚴重。

華北地區的海河流域，大小三百條支流，幾乎是無河不臭，無水不乾。地下水嚴重超採，形成超過七萬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地下水漏斗區，造成地表沉降和海水入侵。地下水污染嚴重，進一步加劇危機。河北一些城市地下水資源將在十年內採空，如果不採取應急措施，可能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成為促成南水北調的重要因素。淮河流域生態破壞嚴重，水旱頻仍，加之上游鄉鎮企業的惡性排污，使得人口密集的下游城市常常陷入有水不能用的窘境，而沒有替代水源的農村地區出現了若干「癌症村」，環境災難開始造成公共健康危機。

東南地區降水豐富，河流眾多，但普遍面臨水質型缺水，其中尤以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最為嚴重。長江三角洲平均每300米就有一條河流，但許多城市有水而不能用，不得不大量超採地下水，造成地表沉降，惡化了洪水危害。珠江三角洲集中了全國13%的徑流量，但各大城市污水泛濫，飲用水水質堪憂。與此同時，中國近海海水水質嚴重惡化，很多海區赤潮泛濫，甚至面臨變成「藍色沙漠」的危險。

西南地區的水資源總量豐富，但也是危機四伏。中國的高速發展刺激了能源需求的高速增長，由於中國石油天然氣儲量先天不足，發展水電被當作解決能源短缺的重要出路，而中國西南地區的大江大河成為了水電開發的主要戰場，無序的建壩熱潮正在破壞雲貴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水環境，威脅到當地寶貴的生物多樣性和景觀資源，最為嚴重的是將在高山深谷的邊陲地區製造百萬移民，使得該地區在未來二十年中成為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二　工程平衡能否替代生態平衡？

要應對中國面臨的水資源危機，首先要破解危機的成因。水利界普遍認為，中國水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有限的水資源時空分布極其不均：從時間上看，降水高度集中於夏秋，而年際變化也很明顯，特別是在北方地區，歷史上多次出現連續枯水年。從空間上看，南方耕地少，礦產資源匱乏，卻擁有全國水資源總量的81%；北方耕地多，是中國的能源和重化工業基地，但水資源僅佔全國的19%。特別作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產區和重化工業基地的黃淮海平原，人口佔全國的34.8%，耕地佔全國的39.1%，水資源僅佔全國的7.7%。

根據這一判斷，過去五十年我們在全國主要江河上大規模建設水庫和引水渠道，希望用水利工程來平衡水資源分配。全國建設了多達86,000座水壩，其中包括22,000座大壩，意在通過人工調節，解決水資源在時間上的分布不均。隨著80年代水資源短缺日益惡化，三分之二的主要城市陷入缺水困境，我們修建了以引灤入津、引黃濟青、引黃入晉為代表的一批跨流域調水工程，試圖實現水資源的人工調度，解決空間分布不均的問題。

過去五十年我們在水利建設上可謂不遺餘力，但我們何以在今天卻一步步滑向水危機的邊緣呢？我認為一方面在於我們在治水對策中忽略了水資源分配不均背後的人為因素，沒能消除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這一根源；另一方面工程水利又刺激我們的經濟社會在擴張型的發展道路上愈走愈遠，加劇了對水資源的低效和不合理利用。

中國水危機看起來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但實際上人類活動帶來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卻大大加劇了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惡化了水旱災害。以黃河流域為例，黃土地之所以成為華夏文明的搖籃，是因為那裏曾經溫暖濕潤，草木繁茂，土地肥沃，利於耕種。然而，黃土土質疏鬆，一旦失去地表植被保護，極易發生水土流失。秦漢、唐宋和明清三次屯墾移民對黃土地植被造成嚴重破壞，大量泥沙湧入黃河，造成黃河「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次大改道」，母親河終於成了「中華之憂患」。

再看長江，長江本非害河，自古有河患而無江患，因為長江源頭有巨大的高山冰川，上游山地到處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下游平原地帶湖泊濕地廣布，雨季吸納洪水，旱季釋放清流。清朝初年起圍湖造田，其後湖區災民大量湧入山區，刀耕火種，嚴重破壞了水源林。過去五十年我們更加肆意破壞長江生態，有組織地把那片最寶貴的水源涵養林砍伐了。雖然如此，據估計當地殘存森林的含蓄量還有一千億立方米，而三峽水庫修起來也不過三百多億的庫容。上游砍樹，中下游地區又有組織地對湖泊進行圍墾，長江中下游五十年間共失去湖泊面積12,000平方公里，超過目前五大淡水湖面積的總和。1998年洪水水量未創紀錄而水位屢創新高，正是長江流域生態惡化的結果。

黃河和長江的例子說明，洪水和缺水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生態退化。洪水與缺水既對立又統一，而二者矛盾的調和依賴於良好的植被。中國面臨世界最大大洋，背靠世界最大大陸，季風氣候顯著，降水月季和年季分配極其不均衡。在植被覆蓋良好的情況下，降水得以涵養，進而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得到緩慢的釋放，這樣就平衡了自然的不平衡。土壤同樣具有涵養水分的作用，被稱為黃色水庫。中國山地丘陵面積廣闊，一旦失去植被保護，極易造成土壤大量隨水流失，不但進一步降低了涵養能力，而且使得植被無立足生長之本，造成難以逆轉的生態破壞，進而使環境長期陷於洪水和缺水的惡性循環中。當我們破壞了與涵養水源密切相關的森林、草原、湖泊、濕地，中國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的情況就變得更加嚴重。

要改變這種情況，我們本應該去恢復這些天然調節器，但我們卻一味指望通過工程方式去征服江河，改造江河。過去五十年來，我們在全國七大流域的江河上築起了八萬多座水壩，很多江河幾乎是無峽不壩了。然而在我們認為已馴服了江河，正可盡收防洪、發電、灌溉、航運、養殖諸方之利的時候，黃河斷流了，遼河斷流了，海河斷流了，黑河斷流了，塔里木河也斷流了，給流域內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對生態環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水污染的問題更是直接由人類不適當的生產生活方式造成的。它其實也是一種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體現：在有限的公共牧場上，每個家庭都希望增加放牧量，因為每增加一頭牲畜受益的只是自己，而超載放牧造成的草場退化卻由整個社區分擔。污染問題顛倒過來，它不是從公地中獲取，而是向公地中排放，我在《中國水危機》一書中稱之為上游心理，即每個社區都把自己當作上游，把污水一排了之，把危害轉嫁到下游社區。

西方國家的經驗表明，公地悲劇可以通過有效的環境管理來防治。中國龐大的環保系統之所以不起作用，原因在於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中國的環保局表面上接受國家環保局和地方政府的雙重領導，實際上在官員任免、工資福利、退休待遇等方面完全仰仗地方政府。而作為執法對象的污染大戶，恰恰又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也可以說是環保部門的衣食父母。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能指望地方環保局向本地污染企業開刀呢？在西方國家，環保部門不作為可能面臨公民訴訟，而在中國，環境訴訟困難重重，主管水污染治理的部門根本感覺不到這樣的壓力。

由於體制性的缺陷，中國深陷水污染的泥潭而難以自拔。2000年中國工業污水和城市生活廢水排放總量達630億噸，其中70%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江河湖庫。經對十一萬公里河道進行評價，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河段達到41%，其中很多河道失去了使用價值。大量廢水、污水不但嚴重破壞了環境，甚至直接威脅到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水污染的蔓延惡化，又促使人們加大對尚未破壞的水資源的開發力度，進而進一步惡化了生態平衡。

三　增加供給臨近極限

1998年洪水之後，中國改變以往一味依賴水利工程的防洪策略，實施了天然林禁伐、退耕還林、退田還湖等生態措施。這些都是數百年來有識之士想做但無力去做的治本之策。在更加難纏的水資源短缺上升為主要矛盾的今天，我們也必須反思幾十年來一味強調增加供水的策略，轉而從需求管理上尋找出路。

過去五十年我們在開源上可謂不遺餘力，修建了大量的蓄水、引水、提水工程，但在許多地區我們的用水量已經大大超過了自然承載力。國際上通常認為一條河流的取水最高不應超過40%，而中國北方的黃河、淮河和遼河早超過了這個標準，海河更是高達95%。河流斷流、湖泊乾涸、地下水枯竭，甚至沙塵暴和水污染，都和過度取水有著緊密聯繫。

今天，當許多城市水源枯竭，面臨供水危機的時候，一個全國性的調水時代正在到來。除引灤入津、引黃濟青、引黃入晉外，陝西西安的黑河調水，新疆的引額（額爾齊斯河）濟烏（烏魯木齊），吉林的引松（松花江）入長（長春），遼寧的引英（英那河）入連（大連），河北的引岳（岳城水庫）濟澱（白洋澱），寧夏的沙坡頭等調水工程都在建設中。調水不僅僅限於北方，南方許多地區也加入其中，比如江蘇的引江（長江）濟太（太湖）和雲南的滇中調水工程。這兩項工程的共同特點是希望通過引入大量潔淨水源，稀釋本地污染物，達到拯救太湖和滇池等水體的目的。

中國調水工程中最為雄心勃勃的當屬南水北調工程，計劃分東、中、西三條線，從長江的上中下游分別將水調往黃淮海平原和山東半島。如今這項工程的東線和中線已經在北方水危機的刺激下開工了，而西線也在積極籌備中。整個工程預計要到2050年完工，耗資4,860億元。國人多把中國水問題的解決寄託於南水北調，但實際上它只能部分緩解北方主要城市和部分重點工業企業的用水緊缺，對解決北方廣大農村的缺水問題則無能為力。大型調水工程往往給環境和社會帶來負面影響，南水北調也不例外，僅丹江口水庫擴容一項就將涉及移民三十萬人。

南水北調是五十年前不合理規劃的產物，現在不得已加以實施，是為避免一些城市十年後發生無水可用的社會災難。我們首先應該懷著對自然的愧疚，反思幾十年來不合理的用水方式，而絕不應該為創造了又一項水利工程的世界紀錄而沾沾自喜。不改變現行的供水體制和用水方式，大調水只能帶來大浪費、大污染，只會刺激乾旱地區用水需求的進一步上升，為發生更大水荒埋下隱患，甚至有可能把調出水地區拖入水危機。

過去五十年北京的發展過程，清楚地顯示了工程治水是如何刺激我們加劇對水資源的低效利用，最終使得我們陷入供水危機之中。歷史上北京受水資源總量的限制，城區的人口一直到解放時也不過百萬。新中國成立後，北京開始走上大建水庫的道路。五十年來，國家在北京的水利設施建設中投下了巨資，建成了大中小水庫八十多座，農用機井四萬多眼，加上城市自來水和大型工礦企業提取地下水的設施，構成了年均四十億立方米的供水能力，比1949年增加近五十倍。但工程的大躍進引發了工業規模和城市人口的大躍進，進而引發了用水的大躍進。70年代北京發生供水危機，靠到處打井才勉強度過。過量開採地下水的結果，導致北京五十年來地下水位下降五十米，很多地區已經打到了基岩上。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張，1981年北京再次陷入供水危機，密雲水庫和官廳水庫只能抽取死庫容維持。當時中央決策，兩大水庫只保北京供水，不再為天津、河北供水。北京暫時度過了危機，卻把周邊地區拖入了危機中。

今天城區人口已近千萬，而且還在快速增長。當北京陷入連續第五個乾旱年，密雲水庫無力滿足城市用水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實施應急方案，開採後備地下水水源，同時向飽受乾旱之苦的河北、山西要水，2006年從太行山調水，2007年從黃河調水，直至2010年長江水流進北京。如果我們不改變用水方式，大調水會不會導致新的大浪費和大污染呢？北京低效擴張型的用水方式已經把華北周邊地區拖入危機邊緣，南水北調的實施，會不會導致漢江流域甚至整個長江流域的用水危機呢？丹江口的水用光了，北京再到哪裏去找水呢？我們應該記取以往的教訓，努力推進節約用水、循環用水。

中國節約用水是有潛力的。由於長期輕視節水，造成工業、農業和生活用水效率低下，浪費嚴重。一立方米的水平均產糧一公斤，而發達國家一般為兩公斤。中國工業萬元產值取水量為91立方米，是發達國家的五至十倍。發達國家煉一噸鋼用水三到五噸，中國要七十噸以上；國外煉油廠每噸油耗水0.5噸，而中國平均為2.43噸。很多城市缺水嚴重，但市政生活用水浪費現象比比皆是。浪費巨大，恰恰說明節水潛力巨大。

變調水為節水帶來的好處遠不只節省了供水投資。一般說來，每多用一噸水就意味著多排放至少0.7噸的污水，而這些污水可以污染幾十倍於自身的淨水。達標排放治理費用高昂，為了完成2010年水污染防治目標，全國需要建設二千座污水處理廠，僅此一項費用就高達四千億元。末端治理必然消耗大量的財力和能源，對於我們這樣一個能源短缺、資金匱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有必要在減少污水排放上下足工夫。

很多人認為中國現在談環境問題為時過早，中國只有等到人均GDP達到若干千美元後再提環境。我不贊同這種觀點，首先中國的悠久歷史，既是燦爛的文明史，也是慘痛的生態環境破壞史，後者在《中國水危機》一書中多有描述；其次新中國前三十年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達到空前的程度，但卻沒有積累起多少財富。因此中國在真正進入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時候，只剩下少得可憐的資源和幾乎經不起更多破壞的殘山剩水。這就是中國的現實，一種和歐美日情況完全不同的現實，它決定了中國不能重複別人先污染後治理的老套路，而必須背負起歷史的包袱，在現代化起步的階段就同步地治理污染，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四　推進民主管理，引入公益訴訟

今天，節約用水、循環用水的口號雖然喊得很響，投入卻少得可憐，而環境社會影響巨大的調水工程，卻動輒獲得數十億元的投資。這種不合理的選擇，和我們的決策機制是有關係的。現在我們常常說要做到科學決策，但實際上要做到科學決策，就必須有民主決策。水利工程投資巨大，利益巨大，而當前的決策過程中往往只有政府官員、投資公司和專家的參與，這顯然是不完整的。暗箱操作、關門決策的結果，政府官員、開發商代表和非獨立的專家常常很容易達成妥協，決策效率奇高，結果某些團體和個人在投資建設過程中輕易獲利，在運營中也可能獲利，而環境和社會危害造成的巨額成本統統被外部化，讓移民去承受，讓社會去承受，讓國家財政去承受，讓生態環境去承受。正因為如此，中國水利部門在決策中很少去認真研究通過節水和循環用水進行需求管理的替代方案，而是一味傾向於建設大型工程。

要避免這些問題，建立一個產權明晰、價格合理的水權水價機制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必須利用市場手段，促進水資源的高效利用，促進有限的資源在產業間更加公平、合理的流動。加強流域觀念，實現水環境和水生態在流域內的統一、協調的管理和水資源的統一調度也是必要的。這些措施現在已經得到了高度重視，但僅有這些措施是不夠的，沒有各個利益相關方的廣泛參與，不從外部引入監督制衡力量，私營水產業和公有水產業一樣會出現問題，流域統一管理甚至會進一步惡化不公平、不合理的水資源分配。

必須建立一個公開透明的決策程序，把各類水利工程的利弊和利益都放到陽光下，讓各個利益相關方看清楚。應該放鬆對媒體報導的重重束縛，讓它們可以充分施展監督職能，揭露問題，分析每個決策對環境和人民健康的影響，這既有利於防止腐敗，又可以充分保障公眾的環境知情權，讓他們在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參與到決策程序中。要切實保障公眾參與，還應該鼓勵、支持發展民間環保組織，讓它們起到聯繫公眾、制約權力機構的作用。

在水污染防治中引入公眾參與也是必不可少的。由於地方政府和污染企業的利益關係，在治理污水和發展經濟產生矛盾的時候，地方政府總是要力保發展，環保局又豈敢不大開方便之門？結果排污費總是定到企業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內，這樣企業省了治污投入，環保局也有了穩定的進項，只是犧牲了環境，苦了百姓一方。讓公眾參與監督，讓公眾通過媒體發出聲音，引入公益訴訟機制，讓公眾真正獲得起訴污染企業甚至起訴執法不力的環保部門的權利，是改變目前肆意排污局面的有效途徑。

有人擔心公眾參與會引發對抗，影響穩定，阻礙經濟發展，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公眾參與的要義是在於信息溝通，平等對話，尋求妥協，探索最優方案。參與的過程中社會壓力會得到釋放，妥協的結果是避免留下嚴重隱患，最優方案減少了全社會的發展成本，這樣恰恰有利於維護社會的穩定，也有利於經濟持續發展。從長遠來看，改變目前自上而下的水資源管理體制，代之以建立在公開、透明、民主參與的自下而上的管理體制，讓水資源的管理權真正體現依賴它生存的公眾的利益和意志，應該是解決中國水危機的最終途徑。如果不在水資源管理體制中引入民主與法制，不引入制衡機制，一味重視開源而忽視節流的痼疾就難以根治，中國的水問題就難以得到有效解決，最終受損害的是龐大的弱勢群體，是脆弱的生態環境，是子孫後代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資源。

馬 軍　國際新聞專業畢業；2004年初入選耶魯大學世界學者。

正面我赢，反面你输

來源：经济学人　时间：2009-10-29

以廉价获得股权的时机已经错失。在这种情况下，暴利税比平常更容易行得通——可是目前华盛顿不太愿意征收这样的税，而且这些税可能无法估计地，起反作用地扭曲银行的行为。

政治上更倾向的选择——监管奖金并遏制华尔街的冒险行为——也可能会使情况更糟。上周，花旗银行被迫以荒唐的低价出售能源贸易部门Phibro,主要是因为该部门高管安德鲁·霍尔1亿美元的巨额分红引发政治风暴。这无论是对花旗的共有人还是对纳税人而言都不是个好结果。

但是，如若公众的愤怒持续高涨，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们有可能对金融公司实施更沉重的监管。如果高盛和其他金融公司明智的话，就应当有所作为尽量平复公众的愤怒情绪。

尽管这对纳税人没什么帮助，经常讨论的高盛和其他投行将一些利润捐给慈善机构的主意也许是个不错的开始。这么做也极其符合高盛一贯的乐善好施的传统。高盛最近资助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万千女性”活动，计划将发展中国家的女企业家送往商业学院进修。然而要想让大家认为投行真正努力将其收益回报慈善事业的话，应当投入大量资金：应是数十亿美元而不是区区几千万美元。

股东明智的话就应当在管理层提出捐赠计划时，表示支持。股东也可以通过更好地要求管理层，确保红利得到更好的分配，理想的分配形式是期限较短的限制股票，从而对转变大众的态度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作为建立新的“社会影响”的一部分（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认为这是急需去做的），华尔街公司也应当停止游说反对被提议的消费者保护机构，而应支持该保护机构的运行。正如萨默斯先生指出的，考虑到华尔街公司已经受到来自纳税人的帮助，他们近来的一些行为“有些过头了”。

为何华尔街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自从《滚石》杂志7月份将高盛形容为“包裹在人类面部上的吸血乌贼，无情地将其吸血管插向任何带有钱味的物体”以来，这家投行对于任何希望给华尔街有力一击的人而言已然成了深受喜爱的皮纳塔玩具。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也许是对的。他最近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称，确实存在于海底深处的吸血乌贼“小而无害”。然而他的公司以及整个行业都存在形象问题，它们需要提早应对，以免形象变得更令人憎恶。

投行业界面临的强烈指责之一就是导演迈克尔·摩尔在其新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称华尔街精心密谋使得7000亿美元的巨款落入接受财政部救助的银行手中（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摩尔先生的电影包括一个引人注目的噱头，他试图以这项“罪名”逮捕布兰克费恩先生。

高盛（在最近一季度实现利润32亿美元）及其他一些金融巨头公布了丰厚的收益。自从去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后，许多观察家纷纷恐慌，这个消息足以使他们欣喜。但讽刺的是，投资银行业的形象却因此进一步毁损了。这些收益非但没有被看作是金融体系复苏的迹象，反而激起了广泛的谴责。

由于雷曼的倒闭，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美林证券与美国银行各自合并，现在的市场竞争没那么激烈了（至少暂时是这样），这也不是高盛的错。高盛的部分利润反映了其更大的市场份额所获得的收益也更高。

同样，许多对于奖金的愤怒也是不公正的。创造财富的人有权因为他们的付出而收到回报。当然，奖金机制也应当重新规划以反省旧体制刺激了过多的短期冒险行为 ——这些显然是为了股东的利益。然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杰弗里·戈登指出，高盛留出其50%的利润作为奖金，这与其以往的做法并无二致。他说， “没有证据表明高盛管理层是越过股东做出这项决定的，而根据他们的契约或其他期望，债权人也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

但是，自纳税人去年救助了包括高盛（尽管其牵强地辩驳没有政府干涉也能生存下来）在内的金融体系之后，许多事情都变了。正如戈登先生说的，“从真正意义上讲，高盛的利润得益于政府的许多行动，也就是纳税人对于整个金融部门的投资尤其是对高盛的投资。”

即使高盛偿还了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获得的100亿美元（加上了薪酬及红利）——高盛称其从一开始就不愿接受这笔救助金——它也继续受益于其他一些政府举措，如政府持续不断的贷款（不管它接受与否）以及由于政府决定注资金融体系而复苏的资本市场。

那些在去年金融危机中生存下来的金融公司的股东及债券持有人成了政府救助计划最大的受益者——甚至比这些公司的员工收益还多。比如说，高盛的股价比去年11 月份高出3倍多。他们才应该是纳税人泄愤的首要对象（即使这样，由于有些机构拥有股票以为退休金筹措资金，这些纳税人和股东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同一帮人）。

对于政府而言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当去年救助金融体系时，在其帮助的每个金融公司都拥有一些股本或与股本相关的利益。与红利以及和问题资产救援计划相关的担保相比，这样就会使纳税人更清楚地了解到救助的情况，而现在也一定会缓解一些公愤。

财政部不愿被认为在任何银行拥有股权，除非是实在别无选择——花旗银行就是如此，财政部拥有其30%的股份。很显然这是因为当时的财政部长同时也是高盛前总裁汉克·保尔森不愿被看作是国有主义者。结果，这位纳税人停止国有化其救助的银行的最糟糕的部门，也没有国有化一些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同时也失去了从那些被救助的效益较好的公司的股权获得大量利润的机会。

沃伦·巴菲特会怎么做?

沃伦· 巴菲特可不会犯这样的错，他在政府之后不久也投资高盛就表明了这点——协商其50亿美元的优先股享有10%的红利，还要保证他有权以现在看来是很廉价的每股115美元再次购买高盛50亿美元的股票。当然，保尔森先生要是谈判的话，可以获得比巴菲特先生更优惠的条件。难怪公众会觉得华尔街现在的命运如同丢硬币一样，正面我赢，反面你输。问题是，对此可以做些什么？

《Out of Africa》

原來，愛情的回憶可以沉重如許，亦美麗如許......改編自丹麥女作家以撒‧丹森的同名自傳小說【遠離非洲 Out of Africa】。


導演：Sydney Pollack（薛尼波拉克）
演員：Meryl Streep（梅莉史翠普）、Robert Redford（勞勃瑞福）、Klaus Maria Brandauer（克勞斯瑪麗亞布蘭道）、Michael Kitchen、Joseph Thiaka

聽聲音 ─ 陶晶瑩『太委屈』

作詞/作曲：鄭華娟　主唱：陶晶瑩

＠當她橫刀奪愛的時候　你忘了所有的誓言
　她揚起愛情勝利的旗幟　你要我選擇繼續愛你的方式

＃你曾經說要保護我　只給我溫柔沒挫折
　可是現在你總是對我迴避　不再為我有心事而著急

☆人說戀愛就像放風箏　如果太計較就有悔恨
　只是你們都忘了告訴我　放縱的愛也會讓天空劃滿傷痕

★太委屈　連分手也是讓我最後得到消息
　不哭泣　因為我對情對愛全都不曾虧欠你
　太委屈　還愛著你你卻把別人擁在懷裡
　不能再這樣下去　穿過愛的暴風雨
　寧願清醒忍痛地放棄你　也不在愛的夢中委屈自己
（重複＃、☆、★、★）

柏林墙倒塌廿年后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 伯特兰•贝努瓦 柏林报道 2009-11-05

德国统一是世界上最大胆、耗资巨大的经济实验之一。然而，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之后，问题依然存在：这项实验成功了吗？

1989年和平革命后，虽然东欧许多地区拥抱了市场，但是，把苏联集团管制最严的经济体之一嫁接到西方最大、最成功的开放市场之一，是一项无与伦比的艰巨任务。

这是一项宏大的努力。据估算，用在统一上的花费介于1.2万亿欧元（合1.78万亿美元）至1.6万亿欧元之间。这包括对企业的直接补贴，重建该国基础设施和建立一个新政治机构，以及向大量东德居民发放福利津贴。1989年，东德有1670万居民。

去年世界各国政府推出了庞大的财政刺激方案，以对抗全球衰退，在此之际，许多专家把眼光转向德国，探寻大规模政府干预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

但人们的兴趣远不止于此。在“统一课业”上最用心的学生是韩国官员，他们急于学习经验教训，以备该国万一需要接管共产党统治的朝鲜。

“当韩国朋友问我有关经济统一的事情时，我告诉他们，要研究德国的案例，确保他们不要像我们当初那样行事。”位于德国东部Halle的哈雷经济研究所(IWH economic institute)研究员乌多•路德维希(Udo Ludwig)表示。

乍看之下，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键统计数字似乎与路德维希教授的悲观说法矛盾。1991年，原东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西德的43%，如今这一比例是71%。同期内，东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西德之比从60%升至80%，尽管失业迅速增加。

虽然西德的生活标准仍高出许多，但东德六州的生活质量也已显著提高，平均寿命提高了6年。从宽带光缆到崭新的公路，东德的公共基础设施往往更好。昔日沿着两德边境的“死亡地带”如今是一个自然保护区，栖息着大量珍稀野生动植物。

平均而言，自2002年以来，东德企业的发展速度快于西德，效益也更好，部分原因是，东德的单位劳动成本比西德低了近20%。而且，在去年的经济衰退中，东德遭受的打击较轻。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德国的经济统一事业却远远称不上绝对成功。事实上，随着统一的德国跨入第三个十年，专家们担心，东、西差距可能会很快再次拉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差距已在扩大。自2005年以来，由于东德经济增长率回落到与西德一致的水平，按绝对值计算，东、西德在人均GDP上的差距持续增大。即使按相对值计算，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德的追赶进程就一直近乎陷于停滞。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从一开始，德国就犯下了三个重大错误。首先，作为两德统一的第一块基石，1990年7月的货币联盟确定了不切实际的汇率水平：一德国马克兑两东德马克（个人可以按一比一的汇率兑换部分存款）。相比之下，在1989年，黑市汇率高达一比10。

虽然这在开始时刺激了消费，但也使得东德的工业一夜之间失去竞争力。其次，西德的工会力图把东德地区的工资提高到与西德一样的水准，结果导致数百万人失业。最后，由政府指定的信托机构Treuhand一手运作的私有化，未能利用本地资金，而是吸引了西德的投资者，而他们最终往往将资产作剥离或清算处理。

虽然企业补贴鼓励了西德大公司前来东德开拓业务，但地方官员表示，大部分重建援助款都没有达到目标，要么助长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房地产及建筑泡沫，要么就资助了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政界人士依然在没有实际询问企业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决定企业需要些什么，结果就是配置不当。”柏林州政府经济开发署副署长沃尔夫冈•胡梅尔(Wolfgang Hummel)表示。“我们有大量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道路、净水厂、运河、学校、游泳池、商业园、居住区和发电厂。”

在东德长大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上周发表讲话时，坦承20年前制定的全面经济融合目标似乎无法实现。“人们有一种感觉，失业率为西德两倍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她表示。

就连东德表面良好的统计数字也常常掩盖着严重的缺陷。譬如，相对较高的可支配收入，是受到了高额福利津贴的夸大。同样，在近期衰退中受到的影响较小，可以从东德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无足轻重这一事实来解释。

“东德经济的自立程度有多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Ifo研究所德累斯顿分所主任约阿希姆•拉格尼茨(Joachim Ragnitz)表示。“许多公司不光依赖于补贴，也依赖于内需，而内需受到福利津贴的人为夸大。”他表示：“令人担心的一个地方是，经济融合的根本引擎或许正在消失。”

专家担心，逐步撤消政府支持，可能暴露出东德经济迄今一直隐藏着的缺陷。对东德的第二个联邦援助计划于2004年启动，规模在1565亿欧元，将于2019年到期，届时地方政府将陷入财政严重紧缩的局面。与此同时，人口急剧萎缩意味着，需求和税收都将减少。自1990年以来，东德流失了近200万人口。

“我越是关注来申请破产的企业，就越是意识到，许多公司的业务模式都是围绕补贴构建起来的，”一位地方政府官员表示。“一旦取消补贴，这一模式就会崩溃。”

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还抱怨，德国的联邦制，以及联邦共和国的法律框架，将始终阻碍东德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包括较低的劳动成本。

过去20年使人们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全面经济融合不会发生。新政府面临的真正挑战，将是防止东、西德差距进一步扩大。

译者/岱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