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

▀ 再談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

來源：《華爾街日報中文網》作者：王志浩

在筆者之前撰寫的《中國收入不平等有多嚴重？》一文中﹐我們介紹了對中國收入不平等問題的部分國際研究﹐他們的研究認為﹐城鄉收入差距可能有所夸大﹐並且﹐農村內部和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比城鄉差距更為嚴重。在這一部分中﹐我們將向大家介紹對這些修正主義觀點的反對意見﹐以及中國所採取的相應扶貧政策。

部分學者仍然認為﹐城鄉收入差距令人憂慮

世界銀行（在一份未公開的研究報告中）指出﹐2003年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佔總收入差距的40%。城鄉收入差距仍然十分嚴重。同時城鄉之間生活水準的差距也很大。.

美國密西根大學的Albert Park對《中國收入不平等有多嚴重？》中介紹的觀點所使用的數據提出質疑。他舉例說明﹐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並不比城鎮居民低出很多。他以2005年收入調查數據為例﹐証明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是城鎮居民工資水平的80%（而不是Sicular和其同事所採用的60%）。因此﹐城鎮工資收入數據被高估的程度並沒有那麼Sichular所認為的那麼大。 Park認為﹐農民工工資水平不那麼低的原因在於﹐農民工工作時間更長﹐需要負擔的家庭成員數量較少﹐而且﹐失業的可能性較低。

對此觀點我們持有疑義。收入水平是決定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如果農民工必須通過長時間工作獲取報酬﹐那麼他們的工資水平或許真有什麼地方是不平等的。而且 ﹐一般情況下﹐農村家庭人口數量一般都多於城鎮家庭﹐因此不知“需要負擔的家庭成員數量較少”的判斷從何而來。並且Park所引用的收入調研數據認為﹐農民工只將其工資的6%匯回﹐這一比例之低令人感到難以置信。其他研究發現﹐農民工匯回其收入的30%或者更多。

更有分量的批評在於﹐報告第一部分提及的觀點未能對城鎮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務和養老金價值進行調整。這一問題Sicular等人承認存在﹐但由於沒有相關數據﹐他們未能找到解決辦法。據Park估算, 城鎮居民享受的這類福利相當於增加30% 的工資﹐比重很大（參見‘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hina’ in ‘China urbanises: consequences, strategies, policies’, 世界銀行﹐2008）。此外﹐農村家庭的醫療保障負擔更大﹐教育質量也不能與城鎮相比。這一點在某種方式上比較隱諱﹐在調整後的收入數據中體現不出來。

總之﹐以數種方式衡量﹐農村家庭的收入水平要低於城鎮家庭﹐但二者的收入差距不像官方數據揭示的那麼大。主要的差距可能體現在享受的服務方面（而不是工資收入）﹐這些服務顯然構成了生活質量的重要內容。以上我們介紹了國外學者就中國收入不平等問題所作的一些研究﹐但在很大程度上﹐爭論雙方對於中國所採取的縮小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政策措施均持認同態度。

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

擴大農村投入
當前﹐真正的貧困主要集中在農村。這一點沒有異議。但是﹐如果假定農村的貧困是普遍的（這是城鄉差距是最大的收入不平等觀點的簡單推導結論）﹐那麼解決辦法很簡單﹐就是增加農村地區的資金投入。事實上﹐近幾年政府在這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氣。

對農村加大投入的措施分幾個領域進行。這裡我們看看世界銀行的相關報告所做的總結（‘Mid-term evaluation of China’s 11th Five Year Plan’﹐2009年3月）：

1.農村合作醫療保險。 關於這一題目我們曾經撰文提及﹐新農村合作醫療已在全國農村大面積舖開﹐但資金投入仍顯不足。目前平均住院費用可報銷比例在15%-30%之間﹐其余花費仍需農民自己承擔。

2.增加農業補貼。2009 年﹐中央政府在上年較大幅度增加農業補貼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加大良種補貼標準﹐擴大農作物種植補貼范圍﹐大規模增加農機具購置補貼﹐加大農資綜合補貼力度。我們在圖1 中比較了2004年和2008年的農業補貼力度。同時﹐國家糧食收購規模自2004年以來呈5倍增長。

3.逐步改革農村土地機制。最近四五年來﹐農村家庭可以合法出租耕地。2007年世界銀行進行的一項調研顯示﹐耕地準予出租後﹐土地收益提高了60%。新增收益中的三分之二為受租人所有（主要進行商業化耕種）﹐三分之一由出租土地的農民獲得（農民自己通常進城務工）。2008年10月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沸騰的輿論顯示中央準備簡化相關手續﹐加速農村土地流轉進程﹐增加農民的土地權益保護。但是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卻只字未提農村土地流轉問題。不清楚會後是否發生了較大轉變。

4.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近幾年國家發改委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詳情見圖2）。根據官方統計﹐半數農村家庭用上自來水。農村電網建設和道路建設投入力度加大。官方數據顯示﹐當前4萬億政府投資計劃中﹐15%將安排用於農村地區基礎設施投資。

農業和農村地區總投入從2005年的34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61億元﹐接近翻倍增長。但是﹐在政府總支出中所佔的比重卻仍為9%未變。



加大對貧困群體的扶持力度
目前﹐以上措施中的大部分取得成效﹐尤其是有助於改善城鄉居民享受公共服務不平等的局面。但“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可能導致財力的浪費。如果城市和農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於城鄉之間不平等程度的觀點成立﹐則需要精心策劃資金投入的領域和方式。首先要找出貧困者﹐需要深入調研每一個家庭﹐找出經濟條件欠佳者 ﹐實施目標明確的補助。即便是發達國家的政府也不能成功地做好這項工作。但中國在這方面取得了良好進展。

中國的扶貧項目的具體落實程度有所改善。1999年最低社會保障制度覆蓋了所有城鎮地區﹐並從2007年開始覆蓋農村地區。這是一項很大的成就。低保機制通過一定的程序確定低收入家庭﹐ 向其定期發放一定金額（不同地區標準有差異）的生活補助。截至2007年底﹐如表1所示﹐農村地區共有3,450萬人獲得低保保障﹐每月獲得70元現金補貼。另有30萬超低收入群體﹐可以獲得特困家庭保障。而且﹐補助金額在逐步提高。



但低保制度並非盡善盡美。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都陽幾年前進行了一項調研﹐他發現﹐現有享受低保補助的家庭中有42%其實不具備資格﹐ 而符合低保條件但未獲得保障的家庭佔所有符合條件家庭的49%。其他國家的類似保障機制也存在著類似問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另一個問題是未能滿足低保要求的低收入者不會收到任何補助﹐而獲得低保者不論其貧困程度﹐均獲得相等金額的補助。此外﹐還有人擔心﹐低保機制缺乏激勵受助者重新就業的機制。還有人提醒中國吸取美英等發達國家福利制度的教訓﹐以防形成福利養懶漢行為。但是﹐鑒於目前大部分情況下低保是對收入水平有限的家庭的補助﹐而且金額也不高﹐因此對中國來說﹐目前擔憂社會救濟“養懶漢”尚且過早。不過﹐到未來某一個時點﹐需要留意這個問題。
教育是改善貧困的關鍵

低保及類似救濟機制只是權宜之計﹐而不是解決貧困的根本辦法﹐消除貧困的根本是勞動者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其中﹐教育是關鍵。世界銀行Luo Xubei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學Zhu Nong所作的研究（‘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 race to the top’, 2008)）發現﹐受教育程度是決定收入水平的一個關鍵因素。他們發現﹐中國擁有初中以上學歷的人口中﹐只有2%生活在官方貧困線以下﹐而全國平均的貧困線以下人口比例為10%。

中央政府計劃於2010年前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目前尚未看到關於該項目進展狀況的獨立研究報告。官方報告顯示免費義務教育取得巨大進展﹐但一些來自民間渠道的消息則喜憂參半：部分地區免費義務教育普及成效顯著﹐但在一些地區﹐家庭仍須承擔一定的教育費用。官方數據顯示全國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9.5%﹐但部分農村地區仍存在著輟學情況﹐使兒童得以完成初中教育也是一項艱巨任務。某些地區已開始探討將免費義務教育延伸到高中階段。

（或許）可以重新設定貧困線標準

根據官方數據﹐2007年中國共有4,32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1,480萬人屬於“絕對貧困”人口。但官方數據或許低估了貧困問題。由於早期制定的貧困線標準非常低﹐而且貧困線的調整嚴重滯後於收入增長速度﹐使得中國的貧困人口規模看上去較小。如果以國際貧困線為準﹐中國貧困人口將達到8,000萬人。

據報道﹐國務院正在考慮將貧困線標準調整為國際通行的日收入低於1美元（其中美元為以 1993年美元匯率為基準的美元‘購買力’）﹐ 按年收入計算的話﹐貧困線將由1,067元上調到1,300元。當然﹐貧困人口翻倍多少有些尷尬﹐但此舉清楚地表明﹐北京將正視貧困問題。而且也會使扶貧減困工作的目標更為明確﹐是應該前進的方向。

（作者王志浩博士(Stephen Green)是渣打銀行中國區研究主管。本文所述僅代表他個人觀點。渣打銀行保留該報告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