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三十年今昔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0年07月07日
作者：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朝鲜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蓬勃发展，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我们相信，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必将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指明更加辉煌的前景，必将激励朝鲜人民在新的征途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1980年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华国锋主席在给朝鲜劳动党“六大”的贺电中这样说到。在这封贺电发出的时候，朝鲜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国最相似的国家，并刚刚在一场尴尬的战争中成为中国唯一的声援者。

朝鲜劳动党也是中共名副其实的“兄弟党”，《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金日成主席”日常活动的报道，而且“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永远只说好事。当然，分歧也是存在的，中共正在走上“非主流”的道路——改革开放，而朝鲜则在这次大会上选举了主席的儿子金正日为五名常委之一，确立了家族继承制。不过，双方还是抱着“绝不像他们那样干”的警惕，“互不干涉内政”地走过了三十年。

三十年后，我站在图们江最窄处的北岸向南望去。与中国这边相比，朝鲜那边明显落后得多，随处都能看到拿着枪的军人，偶尔听到孩子的声音，看到母女在江边上洗衣服的情景。到了晚上，对岸上很少看到灯光，曾有图们的朝鲜族朋友向我抱怨说，“以前，天黑了之后，那边的军人经常偷渡过来偷东西，然后回去，我很害怕，天天睡不着”。

据朝鲜朋友介绍，他们那里电厂运行得很不好，很多时候电压和频率都不稳定，工厂里的机器不能正常运转，这时候干脆就把电送到居民区点亮电灯。但朝鲜最大的水力发电厂——鸭绿江上中朝合营的水丰水电站，其电力却几乎完全输入中国电网，极度缺电的朝鲜宁可选择电费收入，“电”成了出口中国的商品之一。同时出口的还有铁矿石、无烟煤、有色金属等资源，买主不用说全是中国企业。这些出口每年为朝鲜带来宝贵的外汇，从中国换取粮食和化肥，维持社会的运转。

说到煤，世界杯期间曾有“朝鲜球员输球后会被送去挖煤”的传言，直到新华社记者在平壤采访了回国的球员后才被否定。但对于熟悉朝鲜经济的人来说，这个传言没有可信度。“朝鲜的煤矿绝不是惩罚人的地方，矿工是非常热门的职业，其收入和福利是一般人的3到5倍”。

据日本“朝总联”出版的《朝鲜新报》报道，在朝鲜实施了货币改革后，拿着新发的朝元到商店抢购电视机等电器的人主要是矿工，其他人则以购买一般生活用品为主。这样的情景，也许会让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感到熟悉，但是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不住问题：依赖于中国需求而就业的矿工成为了精英，搞制造业的工人不行了。在边贸市场上看的话，从随处可见的“中国制造”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三十年来，朝鲜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成为了中国的资源库和市场。再考虑到朝鲜接受援助的80%来自中国，可以说朝鲜已经“上了中国的船”。

今天，经济上依附于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从蒙古到澳大利亚，从欧洲到我们日本，都有许多人一直都在吃“中国饭”。然而，朝鲜是既要依赖中国，又要在中国边境附近进行核试验的唯一国家。华国锋贺电发出后整整26年后的2006年10月9日，朝鲜在距中国137公里的咸镜北道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这一次，中国发给朝鲜的不是贺电，而是“坚决反对”的声明。据说，自从那次试验之后，边境附近中国军队加强了戒备，朝鲜军队则开始认真研究如何对付来自北方，而非南方的攻击，中朝关系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并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这恐怕是华国锋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这两三年来，我多次到中朝边境考察，靠双腿亲自走过了几百公里。经过与当地朋友多方面沟通发现，所谓中朝关系越恶劣，最典型的是朝鲜单方面强行核试验，“两岸”之间人力、物力上的正常往来越减少。在此情况下，“脱北者”就很难逃跑到中国这边来，但已经成功跑到中国领土的人就可以稍微放心了，因为，朝鲜那边不听话，中国这边就没有理由为给朝方面子而把脱北者强制性地遣送回去。据我视察，这几年以来朝鲜那边的粮食危机一年比一年，一天比一天严重，绝大多数逃跑过来的人，其动机就是“没东西吃，饿死了，再也不能忍受了”。听他们说，失败了的货币改革也似乎加剧了朝鲜内部的体制危机。

不过，有一件事倒是符合1980年的预言。那就是劳动党“六大”上走进常委会的金正日迄今为止仍然牢牢地抓住劳动党的最高权力，把握着朝鲜这个国家前进或者倒退的方向。事实上，目前朝鲜与众不同的政治体制、特立独行的对外政策、乃至于经济的滑坡和崩溃，并不能说是金正日总书记的选择，而是“六大”改变劳动党合法性来源时命中注定了的。

除了君主国之外，没有“因为合法执政所以执政合法”的国家。一个共和国的政府要上台，就必须履行一套完整的法律程序来体现民意，保障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多党制国家和共产党执政国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西方国家的法律程序一般是定期普选，而共产党国家采取列宁的方式，分成两步走，首先通过议会选举（比如苏联的苏维埃，中国的人大，朝鲜的最高人民会议）来不断确认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然后由执政党内召开代表大会，确定政治方向，选举中央委员会。党代会承担着实现党内民主、体现人民意志、选举和监督执政机关的任务，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大会”，必须定期召开。

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就是如此。经过过去多年的“折腾”，中共在六七十年代最终确立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虽然几十年来的路线方针一直有变化，但通过定期召开的全国党代会和逐级选举，中共逐步实现了党内民主，并最终推动国家成为具有完全合法性的共和国。

劳动党的体制本来也是如此。根据其《党章》规定，劳动党每5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每次代开会时选举中央委员会，然后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常委会和总书记。1980年“六大”之后，应该还有85年的“七大”，90年的“八大”，而当金日成主席于1994年去世之后，95年的“九大”将选出后金日成时代的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将选出新的总书记，继承金主席的遗志，继续领导朝鲜的党和国家向前走。

但68岁的金主席却对列宁的体制感到恐慌。他无法预测自己的寿命是多少，但毕竟知道自己总有离开人世的一天。这位从三十多岁起就成为劳动党“一把手”的资深政治家，曾经历过无数的政治风波，他“清洗”过威望很高的南朝鲜劳动党元老、亲中国的延安派干部、亲苏联的莫斯科派，以及无数独立或有组织的异议者。

劳动党前三次代表大会的71名中央委员，到1961年的“四大”上，仅剩下28名了。被打倒的人中有一部分人遭到了“肉体消灭”，但由于朝鲜毕竟是“老大哥”指导下的小国，不能乱搞“大肃反”，所以许多被打倒者在1980年仍然活着。金主席不得不考虑的是：如果自己有一天不在了，由全体党员投票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会选举谁为新的总书记？会如何评价自己？会如何对待金正日和他的兄弟？在朝鲜充满了阴谋和风险的残酷政治环境中，金主席面临着党性和“人性”的抉择。

金日成主席在“六大”上果断做出了决断。“六大”修改了党章，在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中率先删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规定，以他自己创造的“主体思想”作为劳动党的“唯一思想体系”。主席的儿子金正日一步登天，直接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并成为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明确了自己作为“太子”的身份。为了确保以上两点有保障，“六大”选举了空前庞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145名中央委员和103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这些幸运的入选者看到了自己“辉煌的前途”：“七大”不会开了，只要你们“六大”委员保证选出姓金的总书记，你们就可以把中央委员当到底，永远不退休。最后，给每个中央委员配了一辆德国“奔驰”牌汽车作为“纪念品”。

这个计谋获得了“完美”的成功。身体相当不错的金主席在“六大”后又领导着朝鲜，平静地走过了十四年，到1994年才逝世。金正日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马上掌握住了局面，作为模范孝子，他“守孝”隐居三年后才出任总书记，还把“主席”这个职务永远地留给了父亲。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也一直没有增补过，以至于形成了“五人政治局，一人常委会”的局面。至于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始终支持着金正日的领导，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在职的有中央委员68名，候补委员67名。必须指出的是，对于这些注定要享一辈子福的人来说，三十年的时间一点都不长——中国国民党1948年在南京选出的“国大代表”，在蒋经国的支持下一直任职到1991年，他们八次选出“中华民国总统”，本身则一次都没有被改选过。

这就是为什么朝鲜在经济命脉完全被中国掌握的情况下，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搞核武器，进行讹诈，也不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原因。一旦真的选择改革开放，统管全局的总书记倒不会受什么影响，可中央委员们却担任着部长、道委书记、国企经理等事务性官职。如果搞了改革开放，无数新的理念和制度将一下子从外国涌进来，这些已经身居高位三十年的老人们是不可能适应的，一定会丢掉现有的职务。到那时，即使权力强大如金正日，也难以获取他们的忠诚。

今年，金正日也迎来了他的68岁生日，与他的父亲 “永远的主席”一样，金总书记也面临着身后事的安排。6月26日，劳动党宣布将在9月份召开“代表会议”——这是金主席在“六大”上专门发明出的一种制度，只用来改选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央委员会本身不动——以此解决接班人问题。若不出意外的话，1980年产生的劳动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将再一次履行它的神圣职责，为朝鲜的党和国家“选”出一个“流淌着领袖血液”的接班人，“选”出一个“更加辉煌的前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作者刚刚出版的著作是《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