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多维新闻】2010-08-26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23日发生的菲前警官劫持21名中国香港游客事件，最终以8名人质遇难、劫持者被击毙的惨烈结局收场。香港特首曾荫权表示，要对人质事件追究到底。愤怒的公众更是对菲警方处理这一事件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质疑。这个恐怖流血事件震惊了世界，但事件带给我们的思考还远远没有终止。
菲律宾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绑架勒索事件频发，非法枪支泛滥，抢劫行骗时有发生，犯罪率居高不下，几乎具备了一个失败国家的所有特征。在贪污腐败、经济不景气、贫富悬殊的状态中，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多对政府和社会心怀不满，希望给予公平待遇，却又“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最终以报复社会、伤及无辜的极端行为走上了不归路。
在此次重大的国际危机面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表情怪异的冷笑和不止一次的道歉，让700万香港市民和13亿中国人深为震惊和悲痛。此事件对香港的冲击非常大，是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港府高度重视、快速反应，中国官方采取了审慎理性态度，充分信任港府处理这一事件，表现出中央政府和港府彼此的信任和默契。
无处伸冤 逼上梁山
劫持者被击毙后，被劫持香港游客8死7伤，被困在大车上的所有人质几乎无人全身而退。全球营救人质的谈判技巧，都以“人质大于一切”作为最高原则，人质性命是衡量解救行动成败与否的关键，而菲警方此次营救是完全失败的。舆论认为，菲警方的无能最终导致人质枉死。此外，更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并不复杂的谈判为何破裂？从被劫持的老人和孩子起初掀起车窗遮阳帘神情自若地向外张望，就可以看出劫匪门多萨（Rolando Mendoza）最初并未起杀心。为何他提出要求见媒体的要求之后，营救谈判的局面急转直下？
劫持者提出见媒体，这个看上去并非天方夜谭的要求，其中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最终导致谈判破裂。事后，菲警方并没有公开原因，也没有公开门多萨在谈判中究竟开出了怎样的致使警方不能答应的条件。
一名退休的菲律宾官员称，菲警方拥有足够的专业技术和设备处理此类事件，但在这次解救人质的事件中却未能用上。事故现场的许多警察蜷缩在车辆旁边时未穿防弹衣，看上去这些人并未受到特警应有的训练。有观察家称，“他们就是一群戴着头盔的平常人。”这不得不令人深思，菲警方是否如舆论所称的“不专业”。
“我将用一个巨大的错误，来更正一个巨大的错误决定。”这是门多萨开枪前的留言。26岁就入警队的门多萨，曾获得十大杰出警察称号。在其近30年的从警生涯里，他一直是“模范警官”的诠释者，同事公认他工作努力且心地善良。
2011年门多萨56岁，他原本可以光荣退休。但今年1月的一项裁决，让他晚节不保。他被取消了所有退休福利，原因是2008年门多萨被指敲诈勒索，可随后发生的事情变得扑朔迷离。门多萨一直坚称被冤枉，而菲律宾警察局发言人艾尔文马佳瑞约说：“他这一年来一直忙于指控他的敲诈勒索案，没有时间干其他事情了。”“菲律宾蜗牛爬似的司法申诉体制，逼着他最终铤而走险。”
国家预算 四成被贪
据菲律宾《商报》报道，菲律宾一家风险顾问公司报告称，2009年菲律宾全国绑架案件共发生138宗，涉及143人，华人是绑架目标的“重灾区”。此外，菲律宾国内恐怖组织、极端组织和反政府武装众多，各类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严重影响着菲律宾社会治安。
菲律宾不仅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而且政府贪污现象严重。在国际“贪污级别排名”中，菲律宾在被调查的162个国家中位列第121位，被视为亚洲贪污最严重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菲律宾每年国家预算的四成以上均因政府贪腐而流失。
在这样一个乌烟瘴气的国度，警匪一家的丑闻时有披露。据悉，各级政府和军警人员有不少暗中收受犯罪分子的贿赂，有的警察甚至直接参与犯罪，导致社会治安进一步恶化。就连曾为菲律宾国家警察总监、国防部长埃夫丹尼（Hermogenes E.EBDANE）都曾公开告诫百姓：“不要随便相信警察，而要去找可以相信的人”，因为“有穿警服的绑匪”。
正是这样的司法体系，造成菲律宾社会迷恋暴力。不相信司法会给普罗大众带来实惠，而是认为只有暴力才能解决问题。整个社会，不论强势或弱势群体，都出现了对常规法律、行政程序缺乏信任，只相信自己的“拳头”的怪现象。而这一切，都是滋生恶性犯罪、加剧社会动荡的基本因素。
毫无疑问，菲律宾警方低级无能的救援，最终导致事件以如此惨痛的流血局面收场。指责菲律宾政府和社会，使用多尖锐的语言都不为过。菲律宾的腐败 “举世闻名”，多任总统家族难以逃脱裙带贪污腐败的指控。当国家机器处在腐败的体制之下，怎能不效率低下、百病丛生？更加令人发指的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面对镜头，向全球回应该事件时竟然面露笑容道歉。
此外，通过此事，我们看到“美式民主”在菲律宾的失败。菲律宾几乎不具备美国民主制度所需的所有生存环境，如发达的经济、成熟的中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文化传统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却生搬硬套了美国现成的政治制度，这就造成了极大的问题。中央政府能力匮乏、社会腐败、贫富分化等等，根本不是完善系统的民主制度。正是由于国家制度存在缺陷，才产生了心理扭曲的被辞警察门多萨。走投无路的他，只能通过挟持人质的极端手段，争取自己的诉求。
港府速应 中央慎对
在被绑架人质的惊魂时刻，全球观察到菲律宾警察和政府无能的同时，也看到了香港政府快速反应、高度重视的积极态度。对于这次突发暴力事件，港府第一时间部署行动，而中国官方采取了审慎理性态度，充分信任港府处理整个事件，体现出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默契配合。而这一切，都体现了回归13年以来，香港和内地融合程度的加深。
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谨慎理性，对香港外事权力的尊重有目共睹。获悉此事后，中国外交部并未直接与菲方交涉，而是在第一时间与香港特区长官曾荫权通话。后才致电菲律宾外长，告知此事。最后外交部才通过例行记者招待会，公开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观点。这体现出中央政府充分尊重《基本法》授予香港的外事权力。基本法中有关香港对外事务主要基于第十三条为依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
因此，针对这一事件，中央政府、中联办、外交部驻香港办事处、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等部门均及时作出回馈和应对。所有举措并未喧宾夺主，而是给予了香港足够信任，让特区政府和安全部门灵活应对。
事件发生后，香港和内地民众对菲律宾警方和政府的行为非常气愤，并蔓延到对菲律宾民众的仇恨感，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两地蔓延。在这种非理性的民意状态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以及主管港澳事务的副主席习近平，均及时慰问了劫持事件中遇难的香港同胞亲属和受伤同胞，但并未像香港政府那样谈及“谴责或彻底调查”之类的强硬言语，体现出中国政府不愿因此事而影响中菲关系大局。尤其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有近20万菲籍工人，如果中菲双边关系受到影响，将对在港居住的菲律宾人产生极大消极作用。因此，中国政府的谨慎处理合情合理。
以往，港英政府对此类事件很难有当今如此之作为。而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紧跟中央政府的步伐，在处理对外事务，尤其在应对突发性事件时，香港特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程序和手法与中央政府如出一辙，表明香港特区政府对中央政府应对在外华人安全事件的处理方法予以接受和认同。
但不尽人意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在为菲律宾劫持人质事件中遇难者灵柩举行悼念仪式时，现场的礼仪人员穿着整齐的服饰，吹奏着凄凄哀哀的苏格兰风笛，令迎接灵柩的仪式充满了浓郁的英格兰风格，说明百年英属殖民地的历史依然以强大的惯性发挥着作用，也让人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以悲剧结尾的劫持人质事件，重创菲律宾旅游业和国际形象，不仅赶走了大量香港和大陆的“财神爷”，还打破了菲律宾苦心经营的虚伪“民主”牌子。也让外界看到，菲律宾政体运行机制的缺陷才是残害香港同胞的真正元凶。在这个国家，腐败渗透到整个政府机构和社会文化中，不根除体制上的顽疾，仍会产生第二、第三个“门多萨”。到那时，即使总统致歉、副总统登门拜访通报，仍无法唤回世人由此失去的安全感。
來源：【多维新闻】2010-08-20
作者：启麦
书上说，文革打倒刘少奇后，有人请毛泽东重登国家主席宝座。但是，毛泽东并不希罕那个礼仪性的虚位，便以其一贯“掉书袋”的口吻道：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子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泽被后世。这样的城府、明智、深沉传到今天，使我们能够冷静地面对“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达到世界第二”，这个华丽的陷井。
“GDP总量”这个东西很不经推敲。虽然无论怎么算，中国的GDP都是一个令人目眩的天文数字。但是人们都知道：它是竭泽而渔得来的，过分消耗了自然资源；它是寅吃卯粮得来的，卖地所得比重过大；与“国家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背道而驰；老百姓所受之益也很不成比例……。所以，这个“第二”不但不值得庆贺反而是个警钟。按这个方式走下去，只怕“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一”之日，就是国家民族跌入苦难深渊之时。
国家的经济发展、民族的文化提升有其历史的需要和试验、学习的过程。近一两百年，中华积弱，屡被灾难。为了提振国力，我们进行过多种试验，甚或痛苦的试验。体育救国不成、科学救国也不成；教育救国未成、实业救国又未成；最后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救中国”。那些年，我们取得过成绩，看到过希望，但付出的代价却使中华民族难以承受。于是，我们“改革开放”。在喜获立竿见影之效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祖宗“天人合一”的古训、误入了别人“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歧途。制造的地质、生态隐患如甘肃舟曲者，何止万千。
经过了进步与挫折，成功与灾难，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阈值（兴奋点）终于提高了。社会上的明白人多了起来，他们不再津津乐道于那些表面繁荣、面子工程。他们以各种方式提醒政府：靠世博、奥运这样的世界级项目和央视大楼、国家剧院这样的世界级工程，刺激民族精神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之世，证明我们民族智慧和活力的节点是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权益共享、道德建设；是如何在不毁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善用科学技术，让社会经济在高水准的道德观念下均衡、稳步地持续发展。
常言道：不为人妒是庸才。国际上，我们有些对手和夙敌，他们败坏中国的方式有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也有想用“G2”之类的说法挖坑让我们跳的。不久的过去，中华民族还被外人称作“东亚病夫”。在那个纯粹强权政治的国际环境中，确实需要我们整军备武、枕戈待旦。而今，国际道义崇尚和平，国家之间日重对话沟通。正好是我们发展经济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而那些想捧杀”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溢美之词，似乎证明了我们已经复兴、取得了大国地位。但也说明，他们对我们的了解还停留在中国人的“兴奋点”曾经偏低的年代。想让我们在自鸣得意中固步自封？想让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承担额外负担，从而分散我们的国力？想把我们拖进军备竞赛的深渊？总之，都会延宕中国的发展。而有着悠久智慧传统的中华民族，向来能在吸取教训时调整发展的方向和方法。因为我们知道：火上烤熟的肥羊，是别人盘中的美餐。
來源：《自由時報》2010/08/24
日本產經新聞二十三日發自台北的一篇專文指出，美國為了阻止中國把亞太周邊海域內海化，正積極與日、韓、東協及印度加強關係，形成對中包圍網，其實台灣才是成敗的關鍵，因為中國如果併吞台灣，將可自由出入太平洋，屆時美日將無力阻擋中國對外擴張，所以現在美日台韓加強合作相當重要。
無獨有偶的，日本時事通信社在同一天，也引述美國日前發表的中國軍力報告指出，中國為了阻止美國在台海出現情況時馳援台灣，正在開發B6轟炸機的改良型，這種長程轟炸機，將可攻擊美國的西太平洋據點關島基地。
此外，它所搭載的長程空對地巡弋飛彈，可把聯結日本小笠原群島和關島的「第二島鏈線」列入攻擊範圍。報導中還指出，中國也在逐步部署搭載核武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ＩＣＢＭ），可將美國本土列入射程。
台美日韓聯盟 面臨關鍵期
產經新聞的這篇專文是由台北支局長山本勳撰寫，文中指出，台灣正好位於亞太海岸線上的中點，如果中國併吞台灣，以台灣為據點，就可以自由進出太平洋，將黃海、東海及南海納為中國的內海，屆時美日將無法阻止中國對外擴張。所以要強化對中包圍網，台美日韓合作的再加強，現在正值關鍵時期。
台灣是美國想在亞太地區形成對中包圍網的成敗關鍵，但從專文的標題「台灣是鎖鍊最弱的一環嗎？」可以看出作者的憂慮。專文中指出，馬英九總統上台後，中國正加強對台灣的軟硬攻勢，六月底中台簽署ＥＣＦＡ前後，中國積極推動和台灣各界在政治軍事安保的交流對話。
但另一方面，中國卻持續部署飛彈，其中高達一四○○枚以上瞄準台灣。中國的軍力已明顯優於台灣，在中國的阻撓下台灣無法從國外軍購新型武器，台灣很可能成為防堵中國發展東亞霸權最弱的一個缺口。
這篇應該是文章中提及的二本書的書籍介紹吧！...
- by Eve
來源：商業周刊 第1186期
作者：傅建中
國人說英文，一開口就錯的，比比皆是，最常見的錯誤是he和she混淆不清，這大概是由於中文的「他」發音一樣，性別的差異只有在書寫上才顯現出來。另一常犯的錯誤是tense，現在式和過去式分不清，而第三人稱少數的動詞變化也困擾國人，這些都是小疵，無傷大雅，但另一常犯的錯誤是把yes和no誤用，這就較為茲事體大了，因為在重要問題上或關鍵時刻分不清yes和no，是挺嚴重的。（請參閱《深喉嚨與吹哨子的人》58 頁〈杯子半滿還是半空？〉）
至於寫英文，那問題就更大了，寫出來的東西，英美人士看了，常覺不對勁，被譏為是Chinglish（中式英文），像中國大陸有些旅館把掛在客房外「請勿打擾」的牌子寫成Don't Bother等是（正確的說法是Don't Disturb，請參閱《絞架幽默》128-129頁）。這還算好的，有時竟錯誤百出，讓人不忍卒睹。這不僅限於一般人，而是官府的對外行文，亦復如此，那就貽笑外邦了。1968年墨西哥世運，我奉派採訪，我們奧委會發給我的英文證明函件，就鬧過這樣的笑話。
其實連我們外交部駐外人員寫的英文，也不時有錯。記得丁懋時當駐美代表時，曾寫信（秘書代筆）給一位美國眾議員，說明我國對非洲國家的援助，後來該議員把這封信列入國會紀錄（Congressional Record），讓我有機會讀到，發現至少有三處錯誤，迄今仍記得信中把「伸以援手」寫成helping hands，雖非大錯，但嚴格說來，伸以援手的習慣用語是extend a helping hand，並非多數的helping hands。
我個人的經驗是，要提升自己的英文、並減少以上舛誤的不二法門是多看、多聽、多讀和多模仿（包括多說、多寫在內），久而久之，自會熟能生巧，邁入新的境界，擺脫前面所說的困境。拿我此時寫本文為例吧，我在8月1日《華盛頓郵報》的報導中看到好幾個非常有用的辭彙，巧的是這幾個辭彙已包含在我寫的《絞架幽默》和剛出版的《深喉嚨與吹哨子的人》兩本書內，茲再提出，以加深讀者的印象。
過去一個月來，華府地區的阿靈頓國家公墓（Arlington Cemetery）因管理不善，發生墓碑遭棄置河邊以及棺木暴露於外的情事，輿論為之大譁，遺屬尤感憤怒，他們的親人為國捐軀，想不到身後竟受到如此不堪的待遇，是可忍，孰不可忍？國防部立即展開調查，並把公墓管理處長和副處長解職（勒令退休），國會同時召開聽證會，召副處長去參院作證，豈知副處長竟以沒有公職的理由拒絕作答，主持聽證的參議員們為之氣結。郵報報導此一新聞所做的大標題是“Ex-cemetery official takes Fifth”，意即管理公墓的前官員引用憲法第五修正案（invoking the Fifth Amendment）拒絕作答。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在保護涉案人可拒絕做不利於己（self-incrimination）的供證。
我在念大學時已知take Fifth or invoke Fifth的意思和用途，但那時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當年台灣有所謂中國小姐的選舉，有一年劉秀嫚當選，要代表我國到美國參加環球小姐的競選，行前劉秀嫚表示，萬一在國外及選美會上遇到一些難以作答的問題，如何應付而又不失禮貌和尊嚴，當時大概有美國人給她建議可答說：“I invoke the Fifth.”我是在這種情況下學會了invoke Fifth的用法，但那時只是囫圇吞棗，不知為什麼要這樣說的原由。大家看了我寫的〈法定程序〉一文（請參閱《深喉嚨與吹哨子的人》201頁），就懂得為什麼要這樣說了。
近日熱門的新聞是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女兒雀兒喜的婚禮，8月1日全美的報紙都刊登了雀兒喜和相戀多年的男友締結鴛盟的喜訊。《華盛頓郵報》說，7月31日“Chelsea Clinton tied the knot with her longtime boyfriend…in upstate New York.”
Tie the knot（結為連理）一詞亦收在《深喉嚨與吹哨子的人》書內，其反義語是untie the knot，但可不是「離婚」，而是「解鈴」（見第100-101頁）。當然tie the knot讓我們聯想到gay or same-sex marriage（同性婚姻）and walk down the aisle（走過教堂座位之間的走道，結婚之意。見同書86-87頁）。這就是我常說的，在學習英語過程中，聯想（association）能產生舉一反三的效應，如能善加運用，可以擴大學習效果。
同一天，郵報的「瞭望版」（Outlook）有篇書評，評論兩本專談人會犯錯的書，其標題是“To err, and err, and err is human.”這裡err重複了兩次在加重語氣，真正的意思是To err is human （人皆有過），這個詞也收在《深喉嚨與吹哨子的人》書內（114-115頁）。此外，「旅遊版」（Travel）登了篇讀者去葡萄牙首府里斯本旅遊的經驗談，老編在文前加了個按語，說是歡迎這類來稿。至於如何投稿，編輯說：“To file your own trip report, see the fine print below.”Fine print（細微末節）一詞亦見於《深喉嚨與吹哨子的人》168-169頁。編輯的意思是要投稿，得先把稿約（fine print）弄清楚。
一天的一份報紙即可讀到至少4個已涵蓋在我兩本書內的習語（idioms），這還沒把最近華府地區大停電的新聞用語blackout（或稱power outage）包括在內（請參閱《深喉嚨與吹哨子的人》128頁），看來這兩本小書確有其實用性，但願能幫助讀者提升使用美式英文living speech（劉紹銘教授用語）的能力。希望《深喉嚨與吹哨子的人》和《絞架幽默》兩書所蒐集的習慣用語與英美人士的living speech相互印證，會帶給讀者「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的樂趣！
來源：《商業周刊》第1187期
撰文：楊少強
儘管全球暖化論已是時代主流， 但近來卻有研究顯示，太陽黑子數目遠低於預期，太陽活動力也是自19世紀來最低的。未來地表氣溫可能下降，甚至出現「小冰河時期」，因此確保糧食供給，成了目前最該深思的問題。
外電這兩天頻頻報導，今年一到六月全球平均溫度達攝氏十二．二度，刷新所有時期紀錄。「地球在發燒」變成最近的流行詞。
但儘管「全球暖化論」已是時代主流，但近來卻有科學研究顯示，世人該擔心的並非溫度步步高升，而是未來幾年氣溫可能急速下降。
新的研究預言：地表可能將冷卻、甚至可能出現新一波「小冰河時期」，而其主要依據，則是太陽活動異常的趨緩。
今年六月十四日，《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雜誌的一篇長文「太陽怎麼了？」（What's wrong with the sun ?），就分析太陽活動趨緩的成因及造成的影響。
太陽黑子的多寡是太陽活動力的指標，有的太陽黑子存在時間甚至可長達近百年，但過去兩年來，這些太陽黑子大體上都消失了。這種太陽黑子不分新舊，集體「大退潮」的現象，讓研究太陽的科學家們大感意外。
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Marshall Space Flight Center）科學家海瑟威（David Hathaway）就說：「太陽這種行為是我們有記憶以來從沒見過的。」
太陽黑子活動期間，會伴隨太陽劇烈的噴發，產生太陽風暴，其能量相當於十億顆原子彈。而太陽黑子活動以十一年為週期，在十一年週期結束之際，太陽黑子數量減少，此時太陽風暴逐漸消失，一切變得更平靜，但這個「太陽活動最小值」（solar minimum）時期不會持續太久，通常一年內新的太陽黑子與太陽風暴就會捲土重來，開啟另一個新週期，此時太陽活動也開始步入最高點。
太陽黑子週期反常！
數量少又慢半拍，活動力太冷靜
太陽黑子來來去去，大體上都按照這個固定模式。不過最近一次太陽黑子週期結束時卻有點反常：上一次太陽黑子週期結束是在二○○七年底，海瑟威收到的電腦預測報告是「更多太陽黑子、更多能量爆炸。」甚至有科學家預言，下一個太陽黑子週期將創下太陽活動最劇烈的紀錄。
但如今太陽實際上的表現卻比科學家預期的還要「冷靜」，第一個跡象就是二○○八年，當年有七三％的時間完全沒有任何太陽黑子，這即使在史上有跡可考的「太陽活動最小值」時期，也是非常低的紀錄，近代唯有一九一三年、當年有八五％時間無太陽黑子可比擬。
隨著二○○九年降臨，太陽仍未如科學家預期重啟活力，一直到二○○九年十二月中，一群可持續數年的太陽黑子群總算出現了，但這卻未必意味著太陽活動就此步上正軌。
太陽可能越來越小！
輸出能量減少，內部也產生變化
同時，太空船觀測結果亦顯示，太陽輸出的能量似乎有些微減少：紀錄顯示在最近一次「太陽活動最小值」期間，太陽輸出能量比上一時期減少了○．○○一五％，看似微不足道，但卻足以令科學家認為事關重大，因為這顯示太陽有可能在收縮－－也就是未來太陽可能越來越小。
這些線索都暗示著太陽內部出現變化，但至今科學家仍搞不清楚，太陽內部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不過，幾乎可確定的是：太陽活動的改變，對地球氣候將有重大影響。
據 英國雷丁大學（University of Reading）科學家洛克伍德（Mike Lockwood），在《環境研究快報》（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所公布的研究，他分析三百五十多年來太陽黑子數目，與歐洲相關地區氣溫的資料，結果發現，當太陽活動趨緩時，歐洲冬天的平均溫度也跟著下 降，而二○○九年及今年初，歐洲冬天異常嚴寒，也和這個原因脫不了關係。
地表氣候跟著異常！
噴射氣流往赤道移，冬天變更冷
為 何太陽活動的變化會影響地球氣候？這和地球在中、高緯度高空的「噴射氣流」（jet streams）有關。「噴射氣流」是在地表高空七到十二公里處、由西向東吹的強勁氣流，其時速可達數百公里，人們搭飛機時常碰到亂流就是來自於此。 這種氣流常見於地球的中高緯度，它就像一道「萬里長城」，阻擋了極地冷空氣向溫帶及熱帶流動，因此這些地方才不致像極地一樣天寒地凍。
洛克伍德的研究認為，當太陽活動進入低潮期，地球上的噴射氣流也會改變位置，一方面使西風帶的風無法再進入歐洲－－這種來自大西洋上的空氣，其作用是使歐洲變得較暖；另一方面，原本在極地與歐洲間充當「萬里長城」的噴射氣流，也會從原本所處位置的中、高緯度，被推得更接近赤道，此時北冰洋及西伯利亞的冷空氣就再無阻礙，開始往歐洲方向吹，寒冷天氣隨之而來。
這種太陽活動趨緩導致地球變冷的情況並非沒有先例，例如所謂的「蒙德最小期」（Maunder minimum），這指的是一六四五年至一七一五年期間，太陽黑子消失而太陽活動進入低潮的時期，當時的歐洲大陸及北美，天氣變得極度酷寒，因此當時也被稱為「小冰河時期」。
這一切的根源來自於太陽活動的趨緩，雖然大部分科學家都認為，太陽仍會按其週期活動，但其活動力仍將是十九世紀以來最低的。
此外太陽也可能正在失去製造太陽黑子的能力：無太陽黑子日在二○○七年有一百八十三天，二○○八年是二百六十六天，二○○九年二百五十九天。
美太陽觀測室預測：
太陽黑子五年後可能全消失
最驚人的預測則來自美國國家太陽觀測室（National Solar Observatory）科學家潘恩（Matthew Penn），他用模型預測，「到二○一五年，太陽黑子可能完全消失，」屆時如《新科學家》雜誌所言，「可能給人類帶來一個新的『小冰河時期』。」
太陽活動的變化，使地球氣候跟著改變，地表上所有生物無疑也會受到影響。對萬物之靈的人類來說，或許在科技保護下不致受到太大傷害，但人們賴以維生且「看天吃飯」的糧食，仍可能因此遭到巨大衝擊。如何確保糧食供應，或許是人們面臨太陽活動變化時，最應該思考的問題。
來源：http://blog.dwnews.com/?p=122925
Fangbin按：余英时先生的此篇文章是应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所邀，为纪念戊戌维新变法百年而写的，时间是2008年，于今已过去两年。谈戊戌变法，谁也不能无视陈寅恪老先生曾经对后人的昭示，余先生更不会例外。他写道，“陈寅恪曾指出，清末变法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不容混而为一。”而接下去，余先生认为，陈宝箴一派所主张的“历验事物”下的自强运动因“甲午战败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即如果没有涉及基本体制的全面改革，则自强运动已陷于停滞不进的困境。”进而认为“康有为适在此时提出‘统筹全局’的变法”，结论是“使我们认识到戊戌变法并不是完全出于康有为一派的提倡，而同时也是自强运动本身的必然发展。这样看来，我们与其把戊戌变法看作一单独的历史阶段，不如把它看作是自强运动的最后归宿。”实际上是认为，戊戌变法的源头有二，两流归一。即把两源归一流，这是我所不能苟同的，虽然是源头有二，结果归一，这个归一是指即无论主张激进还是渐进的这两源都遭到了相同的镇压。但两源仍为两流，亦即：两源虽有共同的终点，但流经并不相同。渐进改革的思路，不仅是陈寅恪直接继承于祖父陈宝箴，更为他治史的凝练而坚定。这在我的《陈寅恪与顾准的交集》一文有较为详细的陈述。
当然除了这一点，在肯定了历史的不可逆转性后，余先生还是主张今日应取渐进改革的，这既有他的确定无疑的直接肯定，“革命中的暴力恐怖只有毁灭秩序的负面作用，决不应再受到我们的继续歌颂。”更有辅以李泽厚和刘再复《告别革命》的佐证。但无论如何，“重点在重新理解戊戌维新最后失败的一幕”方面，像余先生这样能够给我们展示出如此丰富的历史场景，在今日华人世界恐怕是庶几无人的。历经了六四的血腥，又终于读懂了陈寅恪之后，渐进改革这一流，正在从涓涓小溪逐渐汇集成河，但远未成为洪流，准确地说，渐进改革的思路即使在知识精英界也还是属于少数人，这从《告别革命》发表十几年来至今还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讦可以为证，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沉溺于暴力更迭王朝的思维模式，同时还有至今没有例外的中国历史上的“铁证”的怂恿。
刘亚洲和胡星斗最近分别发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但在操作面上，前者不但几乎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框架，对绝大多数民众的思维取向也没有顾及，这将隐含者许多危险。后者指出了刘晓波《零八宪章》的不可操作性，在操作面上也提出了相当有意义的构想，最有意义的是他涉及了提倡宪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矛盾，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迄今为止，在讨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唯一一个在宪政纲领性文件中，对中国文化的基础会对民主的框架形成威胁的提示。总体上讲，胡的文章是符合陈寅恪所昭示的方向的。但回避了宪政与执政党的许多矛盾之处，这是来自体制内的呼唤，我们能够理解胡星斗的为难之处，他不可能直接挑战执政党，那么需要的将是未来技术层面的讨价还价。因此余先生两年前的这篇文章或许能够在操作层面与技术层面给我们提供更多有益的思考与启示。这也是余先生引述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意义。“我们今天重温百年前戊戌的往史，无论怎样力求客观，终不能完全不受当前经验的暗示。事实上，读史者以亲身经历与历史上相近的事变互相印证，往往可以对史事引发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已是史学上公认的常识。下面所论间有以今释昔之处，即取义于此，既非附会，更无所谓影射。读者幸勿误会。”既道出了余先生的匠心之处，更显示出余先生力图尽量还原历史的原始风貌，不以个人好恶评判历史的学者风范。以下是余先生的原文。
前言
《二十一世纪》决定在今年刊出“戊戌百年”的专号，邀我参与盛举，义不容辞；但因迫于时限写不出研究性的史学论文，只能从一个普通读史者的角度对戊戌维新这件大事进行一些零星的反思。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不幸以悲剧收场。今天中国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体制改革的始点，面对的困难则远比一百年前复杂而深刻。这真是历史的恶作剧。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今天重温百年前戊戌的往史，无论怎样力求客观，终不能完全不受当前经验的暗示。事实上，读史者以亲身经历与历史上相近的事变互相印证，往往可以对史事引发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已是史学上公认的常识。下面所论间有以今释昔之处，即取义于此，既非附会，更无所谓影射。读者幸勿误会。又本文的重点在重新理解戊戌维新最后失败的一幕，并非对变法运动作全面的评论，所以题目中特标“政变”两字。这也是应该事先说明的
一
戊戌维新百年来不断激动着读史者的遐想。辛亥革命以后，不满意中国乱象的人常常发出一种慨叹：如果戊戌维新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地成功了，中国也许早就顺利进入了现代化的建设历程。这种感慨是很自然的，但也隐含着一个历史判断，即认为戊戌维新未尝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最近二十年来，由于“革命”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退潮，渐进的“改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我所知的史学界的情况言，1989年西方史学家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其基调与百年纪念时（1889）的热情赞扬已截然不同。法国革命所追求的理想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虽然仍值得肯定，但革命暴力则受到严重的质疑。沙码（Simon Schama）著《公民：法国革命编年史》（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更强调革命以前的法国贵族及官僚中的改革家对于法国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改革”与“革命”不是互不兼容，而是延续不断的一系列的体制变动。革命中的暴力恐怖只有毁灭秩序的负面作用，决不应再受到我们的继续歌颂。不用说，史学家之所以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主要也是因为受到了 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历史经验的启示。
中国自然也参与了这一新的思潮，于是80年代以后“改革”的正面涵义又重新被发现了。在学术思想界，戊戌维新的评价因此也发生了变化。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在这一方面是有典型意义的，无论各方面评论家对它作出怎样的解释。他们显然惋惜戊戌维新没有成功，终于使中国走上了暴力革命模式。
我不想在这里涉及“革命”与“改革”之间的争议，本文的主旨仅在于对戊戌维新为什么失败这一点有所说明。但这并不是一篇有系统的论文，而是就若干关键性的问题提出片断的观察，因此各节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二
照一般历史分期，戊戌变法似乎自成一独立的阶段，其前是同治以来的自强运动（或称之为洋务运动），其后则是辛亥革命。我现在对这一分期发生了疑问。如果把变法局限于戊戌这一年之内，则所谓变法一共不过延续了三个多月（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而且除了无权的皇帝颁布了一些主张变法的诏书以外，毫无实际成就可言。这不可能构成历史上一个发展的阶段。但若以甲午战败后康有为创办强学会（1895）等一系列的活动来概括戊戌变法，则戊戌变法事实上只是同、光“新政”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不过因时局的紧迫而突然尖锐化了。正因如此，康有为变法的号召才能立刻获得朝廷和地方大吏的热烈反响。不但北京的光绪帝与翁同飨、徐致靖等在中日和议后（1895）立即筹划大规模的变法，外省如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都热心赞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和办报的活动。其中陈宝箴且在1895年任湖南巡抚后进行了全面的地方改革计划并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当时辅助陈宝箴的地方官如黄遵宪、江标等人也都“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因此湖南的变法成为全中国的模范，戊戌维新在理论上是由康有为领导的，但其实践的基础则是由湖南变法所提供的。
陈寅恪曾指出，清末变法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不容混而为一。他的祖父陈宝箴因受郭嵩焘“颂美西法”的影响，基本上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这和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法”，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途径。“历验世务”云云，即指同光以来的种种“自强”措施，如立学堂讲西学、办实业、设工商局等等。这些技术层面的变法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逼出了体制方面的改革要求。换句说话，同光以来地方性的、局部的和技术性的长期改革在甲午战败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即如果没有涉及基本体制的全面改革，则自强运动已陷于停滞不进的困境。康有为适在此时提出“统筹全局”的变法，自然受到自强派领袖人物的普遍支持。甚至李鸿章在政变后也表示：康有为关于全面变法的主张正是他自己数十年来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所以陈寅恪指出戊戌变法中有“历验世务”的一源是极其重要的，使我们认识到戊戌变法并不是完全出于康有为一派的提倡，而同时也是自强运动本身的必然发展。这样看来，我们与其把戊戌变法看作一单独的历史阶段，不如把它看作是自强运动的最后归宿。这样的解释比较更合乎当时的实况。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历史作用并不因此而有所减低，他们“画龙点睛”的功绩仍然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让我借用现代的经验来进一步阐明戊戌变法的历史曲折。第一、戊戌变法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传统体制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其中如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已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上面已指出，这一全面体制改革的要求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从以前自强运动中的局部变法一步步逼出来的。这一点严复早在 1896年2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问题时便已点破，即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可见基本体制的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最近二十年中国又在经历着另一场牵动着全部体制的基本改革，其最后归趋如何，今天还未到明朗化的阶段。可以说的是：这次改革的要求也起于严重的危机，不过与戊戌时代不同，危机的根源不在外来的侵略，而出于内在体制的恶化。不但如此，这次改革也是从地方的局部“变法”开始的。最初是农村经济的改革，继之则有城市经济改革的发动；在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改革的浪潮已冲击到政治和法律的领域。这样一波接着一波，终于激成了80年代末期的全国大动荡。这一历程和晚清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的发展，先后如出一辙。第二，80年代中期，政潮激化中也出现了两股来源不同的改革力量：一股是党政内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各级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大致很像清末“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的自强派。从实际经验中，他们似乎已深切认识到，无论是新科技的引进或局部的制度调整最后都不免要触动现有体制的基础。不过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然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尽管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幅度也许会导致现有体制的解构。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接受了许多刚刚引进的西方观念和价值，因此像康有为一样，以激昂的姿态提出“全变”、“速变”的要求。但是他们的基调也仍然是“变法”而不是“革命”。因此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和平请愿”、甚至“下跪上书”，这就和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之间更难划清界线了。
这两派也和戊戌变法的自强派和立宪派一样，在危机最深刻的关头，曾一度有合流的倾向。但二者之间也始终存在着紧张。其共同的悲剧结局尤其与戊戌政变相似，或死、或囚、或走，总之是风流云散，而所谓体制改革也从此陷入僵局。
具体的历史事件决不可能重复上演。但是在某些客观条件大体相近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否认历史的演变确有异代同型的可能。过去史学界一度曾流行过“朝代循环”说。其实，中国史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朝代循环”，不过在传统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异代同型则往往有之。现代“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其结局之所以能照明百年前的戊戌往史，正是因为这两次改革运动之间的具体事象虽不能相提并论，但以整体结构而言则相同之处终是无法掩饰的。关于这一点，80年代末改革运动的参与者便已隐约地有所察觉。下面再略举一二端以发其覆。
三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我个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1898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可见在守旧派眼中，变法即使有利于中国也将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总关键。但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于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从此处着眼，我们便不难看出，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并不排满的汉族知识分子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限于篇幅，姑举1901年孙宝薇读魏源〈进呈元史新编序〉的按语为例。魏〈序〉说元朝之盛超过汉、唐，既无昏暴之君，又无宦官之祸，仅仅因为最后一朝“内北国而疏中国，内北人而外汉人、南人”便“渔烂河溃而不可救”。孙宝薇的案语说：
本朝鉴元人之弊，满汉并重，不稍偏视；故洪杨之乱，犹恃汉人为之荡平。迨戊戌以后，渐渐向用满人，摈抑汉人，乃不旋踵祸起辇谷，宗社几至为墟，噫！
孙氏偏袒清王朝，故“满汉并重，不稍偏视”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认戊戌以后清廷已公开采取了“向用满人，摈抑汉人”的政策，终于招来了八国联军的大祸。
这里必须从现代观点重新理解一下清王朝的统治结构。用传统的语言说，清王朝是所谓“异族统治”，日本史学界则称之为“征服王朝”。这种描写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但今天的读者则未必能一见即知其特征所在，尤其是与汉族王朝在结构上的区别。以中国大陆的流行语言表达之，我想应该称之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若转换为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名词，则可以说是“外在普罗（external proletariats）的专政”。（按：汤氏的“proletariat”用法与马克思不同，取义较广。）这不只是名词之争，而涉及胡汉王朝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个中国史上的中心大问题，这里自然不能详作讨论，姑且以明、清两朝为例稍稍说明我的意思。明朝的天下属于朱家，但朱家皇帝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统治集团作后援。朱元璋诛尽功臣，登基后只有广封诸子以为屏藩。但仅仅皇帝一个家庭不能构成统治集团，其理甚明。（依传统的说法，这是“家天下”。）后来的皇帝鉴于永乐篡位，对宗藩防范甚严，只好依赖宦官作爪牙，即黄宗羲所谓“宫奴”。因此明代晚期形成“宫奴”与外廷士大夫对抗的局面。与此相对照，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不但如此，这个集团又是有严密的组织的，此即是八旗制度。这一制度虽从最初八固山共治演变为皇太极的“南面独坐”，并在雍正以后完全为皇帝所控制，但八旗制为满清一代的权力提供了结构上的根据则始终未变。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军政大权大体都在满人的手中。康、雍、乾诸帝也一再告诫满人必须保持原有的尚武精神，勤习骑射，不能效法汉人文士的诗酒风流。在满洲皇帝眼中，满人汉化对于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这是“族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忧。）
前引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跪请慈禧禁止光绪帝变法，是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满洲大臣自然是以前八旗首领的后代，内务府则是由皇帝亲自率领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人员组成的。内务府大臣派满洲将军驻防各省，有权干预地方政治。清代之所以没有宦官之祸正是因为明代宦官的许多职务都由内务府的人员取代了（最著名的如江宁、杭州、苏州三地的“织造”）。外在普罗的“一族专政”为清王朝提供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统治集团和统治结构，皇帝自然不必再名不正、言不顺地使用“宫奴”了。
光绪帝当然知道清王朝的权源在满族，所以也曾下诏书改善“八旗生计”。这是一种安抚的策略，然而已远水救不了近火。总而言之，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洲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四
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也可以从权力分配和个人作用等方面得到更进一层的理解。但这里只能极其简略地谈一谈当时两个主角——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
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反之，则是所谓“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便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改革，所以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光绪帝的身上。这也是他们最初能得到自强派领袖如陈宝箴、刘坤一、甚至张之洞等人的支持的主要原因。“戊戌六君子” 中杨锐与刘光第两人便是陈宝箴推荐的。这种变法的方式在儒家的政治传统中叫做“得君行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宋代的王安石。但“得君行道”的理想事实上在王安石以后已趋于幻灭。明儒自王阳明以下大致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改变方向，以讲学和其它方式开拓社会空间。他们说教的对象不再是朝廷，而是民间。在明代君主专制的高压时代，“得君行道”不仅已不可能，而且还会招杀身之祸。明末东林党人忍耐不住，挺身而出，其结局便是黄宗羲所谓“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清代“一族专政”，对于汉族士大夫更发展出双重的猜忌，故章炳麟有“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的论断。康有为等在甲午战败、外患严重之际，以为有可乘之机，因此发生了变法运动。但他们似乎对“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缺乏深刻的认识，终于重演了“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 的悲剧。
当时“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大体如下：光绪虽是亲政的皇帝（自光绪十五年起，即1891），但却毫无实权，事无大小几乎完全听命于慈禧太后。另一方面，慈禧虽已撤帘归政，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名义，但王朝的全部权力系统却仍然紧紧地握在她的手中。清代政治权力的泉源在满人的一族专政，慈禧则从1861年起便夺到了满族的领导权。咸丰帝死时，她才25岁，但已在丈夫卧病期间学到了处理政务的本领。她以母后的身分，联合了恭亲王奕忻，居然能在咸丰死后两个月翦除了族内最大的政敌肃顺，她的政治手腕已可想而知。紧接着她又在清朝史上开创了于祖制无据的“垂帘听政”，这样一来，她便取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正式地位。后世读史者因为对慈禧十分厌恶，往往忽略了她的政治能力。王垲运曾依肃顺门下，颇得信任，可以说是慈禧的反对派。但他在民国初年写《祺祥故事》时也承认“恭王、孝钦，皆有过人之敏知”。这当然是根据他当年亲见慈禧和奕忻夺权成功的一幕而得到的判断。
但慈禧之所以能夺权成功，也不能全归之于个人才能。八旗制度的演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皇太极至雍正，八旗制度已逐步收入皇帝一人之手。上三旗固不必说，下五旗也没有与朝廷对抗的力量。而且旗主对旗下人员的控制力更是一天天地减弱。最重要的是雍正利用儒家的名教纲常驾驭满人，极为成功：所以终有清一代，严守礼法的是满人而不是汉人。慈禧以母后之尊，又垂帘听政，族权与政权都在她的掌握之中。这一点与戊戌政变有重大的关系，不可不知。
慈禧不仅后来对光绪控制自如，早期对亲生子同治也同样以“家法”处之。王国维〈颐和园词〉有云：
嗣皇上寿称臣子，本朝家法严无比。问膳曾无赐坐时，从□罕讲家人礼。
关于这四句诗，边敷文曾注释如下：
按：嗣皇指穆宗。皇帝对太后自称臣子。太后御膳，皇帝皇后等侍立于侧，不赐坐。撤膳，则命帝后等立而食之。即在宫内□幸时，亦常如此。此清代家法，古所无也。
试想在这样的“母后”的严威之下，少年皇帝尚有何自由意志可说？这种从古未有的清代“家法”，其实便是“一族专政”的“族纪”，是与外在普罗的统治体制相配合的。
慈禧在戊戌旧历八月发动政变，如纯从政治名分言，是毫无凭借的。但她的根据是满清的“家法”，也就是“族纪”。所以她随时可以“垂帘听政”。梁启超说：
光绪十六年下归政之诏，布告天下。然皇上虽有亲栽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按：归政在十五年二月，梁氏误记。）
撤帘后仍然继续执政，视在位皇帝如无物，这也是根据“家法”，没有人指责这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也不是从慈禧开始的。嘉庆元年（1796）朝鲜使臣李秉模答朝鲜国王关于清朝“新皇帝”（嘉庆）之问云：
（新皇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目。侍坐太上皇（按：乾隆），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
.他又报告在圆明园见乾隆的情形说：
太上皇使阁老和鲜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
这是《朝鲜实录》中的史料，绝对可信。可证慈禧所行的正是满清皇族历代相传的“家法”。朝鲜使臣记乾隆“大事还是我办”这句话最为传神，今天中国的读者中一定有人会忍不住笑起来的。这和宋高宗内禅后，立刻退居德寿宫，政事全付与孝宗处理，适成鲜明的对比。清朝“一族专政”的特色于此显露无遗。
慈禧自1861年取得恭亲王奕忻的拥戴以后，即以母后的身分独揽满族的最高领导权（当然包括军权在内），并在“一族专政”的基础上，掌握了清王朝的政权。依满洲的“家法”，先后两个少年皇帝（同治与光绪）对她这位母后都是“自称臣子”的。“垂帘听政”只有在翦除肃顺等族内政敌和初期统治的几年之内是有必要的。在她的绝对的权威建立起来以后，恭亲王对她也只有唯命是从，无论是“垂帘”还是“撤帘”，反正她和太上皇乾隆一样，“大事还是我办”。到 1898年她在权力的巅峰上已坐稳了37年，光绪名义上虽是皇帝，对她的权力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但光绪擢用康有为实行变法，撼动了“一族专政”的基础，政局便立刻发生了大动荡。据梁启超的叙述，经过大致如下：
皇上久欲召见康有为，而为恭亲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亲王薨，翁同飨谋于上，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预备召见，二十八日遂召见颐和园之仁寿殿……康所陈奏甚多。皇上曰：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康曰：诸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上然其言。此为康有为始觐皇上之事，实改革之起点。而西后与荣禄已早定密谋，于前一日下诏，定天津阅兵之举，驱逐翁同飨，而命荣禄为北洋大臣，总统三军，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折诣后前谢恩。政变之事，亦伏于是矣。
此节叙事大体可信，但须略加分析而后其意义始显。第一、恭亲王是满族的外朝执政首领，对“一族专政”的原则持之甚坚，故阻止光绪召见康有为。他既逝世，翁同飨、康有为等认为有机可乘，所以立即发动了变法。第二、光绪承认自己无权，可见他虽然“亲政”已八九年，一切“大事”仍然一直是皇太后“办”。第三、光绪与康有为所讨论的“旧大臣”其实都是满族亲贵，因此康有为的建议中又有“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按：即贵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的构想。第四、康有为主张将变法实权给予新擢“小臣”与“才俊志士”，这当然是指那些追求变法的汉人如谭嗣同、梁启超之流。康有为大概是效王安石故智，以祠禄奉养反对新法的大臣，另外进用赞成新法的新人。但宋神宗是拥有全权的皇帝，当时反新法的人既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特殊统治集团，更不是宋王朝的唯一权力基础。宋神宗不过是在两派士大夫之间作出了选择而已。现在康有为以此期之于毫无实权的光绪帝，他的希望早已注定是必将落空的。满族亲贵作为一个特殊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本能地懂得权力的无上重要性，他们是不可能被个别击破的。前引御史文悌曾以“保中国不保大清”责康有为。他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言论决不仅仅代表个人，而应看作是“一族专政”的共同意识。所以在政变以后，他得到慈禧的特别赏识。
现在让我们再谈一谈光绪帝及其与慈禧的个人关系。他是咸丰的□子，入继大统时不过三岁。慈禧特别选中他，当然是为了便于自己长期“垂帘听政”的缘故。入宫以后，他是在慈禧的积威之下成长起来的。据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梁启超所引的这一段资料是否可靠，不敢断定。但据另一宫廷唐冠卿述他亲见光绪选后事，可与此相印证。光绪十三年（1887）慈禧为帝选后，本属意她的□女那拉氏（即隆裕后），所以与选五人将那拉氏排在第一位。慈禧手指诸女对光绪说：“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光绪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指慈禧）主之，子臣不能自主。”但慈禧故示大方，坚持要光绪自选，也许是要测验他是不是能“先意承志”吧。等到光绪快要将玉如意授给另一人时，“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女焉”。
另有孟森〈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一文，描写1903年光绪在火车上侍慈禧进膳的情形，抄摘如下：
太后在车中，停车进膳，皇上同桌，侍食于下，后妃立侍于后。……太后下箸，皇上亦下箸……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机械之相应，想宫中无日不然，难乎其为日用饮食矣。
这是当时目击者的证言，绝对可信。
合以上几条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光绪个人的意志早已为慈禧的积威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深刻的畏惧已使他处处不敢违背慈禧的意旨。但是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在这种积威下长大的人，明处不敢反抗，潜意识终不免要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寻找反抗的出口。变法便恰好为光绪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光绪变法还有其它光明的动机，例如他不愿做崇祯皇帝那样的“亡国之君”，和他不愿看到中国长期受外国势力的欺压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戊戌时27岁）是很容易为理想主义所激动的。我只是要指出，以光绪对慈禧的畏惧，最后居然敢在关系“一族专政”这样重大问题上背叛皇太后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不惜舍身一试，这就使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他那长期被压抑的反抗意识了。
但是他的反抗隐约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是不能直接、公开露面的。只有在关于变法的公共问题上，他才敢站在和慈禧相反的立场。因为这是“化私为公”的间接反抗，不是个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一落到个人的层面，在慈禧的积威前面，在满洲皇室的“家法”或“族纪”高压之下，他仍然只能说：“子臣不能自主。”何况他即使具有与慈禧相同的坚强性格和意志（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判断）也于事无济，因为他在满洲统治集团之内已完全陷于孤立。当时国家机器仍然操纵在满洲权贵之手，汉人变法派的拥护和一般社会舆论的同情都对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向发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慈禧则是掌握着这个巨大机器的总工程师。据光绪在戊戌旧历七月二十八日交杨锐带出的“朱笔密谕”说，他主张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试想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须乞援于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全面政治改革？他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份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此所以戊戌变法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的喜剧色彩的悲剧。
结语
以上是我关于戊戌变法二、三关键问题的解读。我虽然偶而参照现代的改革经验，但主旨仅在了解戊戌变法为什么终于失败。对于现代的改革，本文则无所论断。这不是一篇有系统的史学论文，其中更不存在任何新奇的创见。充其量，我不过是用今天的语言重述百年前几个片断的史实而已。“外在普罗专政”或“一族专政”虽近于杜撰，所指涉的事实则早已是当时排满的学人所揭破了的。让我引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我的论点：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监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夫所谓圣明之主者（按：此指光绪帝），亦非远于人情者也。……藉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独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按：亦指光绪帝）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
章太炎在此已将“一族专政”的情势及戊戌变法必然失败的关键分析得十分透彻。本文不过是对太炎的话作了一番现代诠释而已。
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的两三天，王国维写信给友人说：
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
这是说在变法失败之后，浙江知识分子立刻痛骂康有为和梁启超。王国维在当时也是热心支持政治改革的人，虽然他并不赞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所持以变法的哲学与思想。所以他听到许多人一夜之间态度剧变，视康、梁为罪魁祸首，深感气愤难平。中国所谓人心、所谓舆论，往往随形势而转，其不可恃如此。三百年前，明遗民反抗满清政权失败之后，人心也很快地便归顺新朝了。故黄宗羲慨叹道：“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三百年后戊戌变法失败，我们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的重演。今天上距戊戌又已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心似乎依然如故。我写此文既竟，忍不住要套用陈寅恪的语调说：“呜呼！通识古今世变之君子，傥亦有所感悟欤！”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2010年07月23日
紧缩还是不紧缩——在这个问题上，政策制定者已开始了改变自己的答案。他们这么做是否正确？这是英国《金融时报》本周探讨的议题，就像是上世纪30年代激烈讨论的重演。如果支持紧缩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不实行紧缩，就会给一些全球最重要的国家带来财政和金融冲击。如果支持紧缩的论点是错误的，那么决定紧缩就会危及复苏，可能还会触发进一步的财政危机。
政策制定者怎么想？20国集团(G20)多伦多峰会闭幕后发表的宣言称：“在多个主要经济体中同步的财政调整可能对复苏造成负面影响。在必要时未能加固复苏可能会破坏信心且阻碍增长。考虑到这一平衡，发达经济体已承诺在2013年之前将赤字减半，并在2016年之前降低政府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
上述辞令明显比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的宣言更谨慎。匹兹堡宣言大胆地宣称：“我们今天承诺，在经济实现持久复苏之前，将维持有力的政策应对措施。我们将采取行动，确保在恢复增长的同时，就业也能恢复增长。我们将避免过早退出刺激政策。与此同时，我们将着手准备退出策略，在时机合适的时候，以协调合作的方式，撤回我们异乎寻常的政策支持，信守我们对财政责任的承诺。”
那么，哪些情况发生了改变？
第一个答案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比预期更为强劲。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召开之际，人们普遍预测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1.9%。到去年9月，这一数字已上调至2.6%，到今年6月则为3.5%。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速，去年4月、去年9月和今年6月的普遍预测分别为1.8%、2.4%和 3.3%。即便是对欧元区，普遍预测数据也略有上调，从去年4月的0.3%，至去年9月的1%，再到今年6月的1.1%。
第二个答案取决于希腊及其它欧元区外围成员国的财政危机，英国联合政府的当选又加剧了危机。投资者避险情绪高涨：今年5月，希腊10年期债券收益率达到逾12%的峰值。这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其它欧元区成员国政府联手出台了一项救助方案，并创建了一项7500亿欧元的IMF/欧元区联合稳定机制。
紧缩的力度也不能过分夸大。经合组织(OECD)在5月份的《经济展望》(Economic Outlook)中预测，2011年，整个组织经周期性调整后的财政赤字将从2010年的6.4%降至5.8%。美国的相应数据分别为9%和7.9%，欧元区为4.1%和3.6%。但目前各国都在计划进一步紧缩，尤其是英国。此外，许多人认为，拟议中财政紧缩的力度还不够。
那么，各方都有何理由呢？
反对赤字的一派认为，财政赤字对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它们会导致私人做出抵消性的行为。因此，如果政府实行赤字财政，私人就会储蓄，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税负最终会上涨。截然相反的一派认为，深度衰退将清除以往的过剩，由此让经济和社会更健康。尽管那些想法如此极端的人影响着广泛的政治领域，但他们对政策制定者的直接影响却有限。那么，政策制定者辩论的焦点是什么？
主张削减赤字的人辩称，发达大国（尤其是美国）在和平时期从未出现过的如此庞大的财政赤字，威胁着长期财政信誉，并抑制了私人部门的信心及支出。尽管在2008年至2009年初的恐慌时期，在“内在稳定器”之外出台大量财政刺激措施是合理之举，但现在已经到迅速整固的时候了，否则很快就会出现借债成本激增的局面，并带来可怕的后果。危机带来的永久性产出和收入损失，加之人口老龄化，让这一行动不可避免且十分急迫。
最后，如果在财政紧缩后经济有所衰落，放松银根会非常有效。通过鼓励投资和降低汇率（因此也包括促进出口），就能让后者发挥作用。许多主张削减赤字的人还表示，最好的应对措施是削减支出。他们称，这是从以往的财政紧缩中汲取的教训。
主张推迟紧缩的人同意，必须果断放缓长期支出的增长。但他们强调，复苏仍然非常脆弱，尤其是私人部门仍拥有庞大的财务盈余。他们坚持认为，这种私人部门的节俭造成了财政赤字，而不是反过来。从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主张推迟者补充表示，我们还看到了投资者的大规模避险：对于恐慌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逃向高评级政府的债券，尤其是全球安全港货币发行国——美国的债券。由于欧元区危机，美元的这一地位已变得更加牢固。此外，主要国家的长期利率在不断下降，而非上升：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3%。那么，对信心的威胁在哪里呢？
此外，主张推迟者还会说，由于利率接近于零，除了能支持财政放松，货币政策没有什么效果。幸运的是，拥有央行的国家能直接为财政赤字提供融资。欧元区成员国就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实际上使用的是一种外币。只要产能过剩情况仍然如此严重，正常的银行放贷仍然如此疲弱，这种对央行“印钞机”的依赖就不会带来通胀风险。相反，毋宁说危险在于过早实行财政紧缩会导致经济急剧减速，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样，由此将重要的经济体拖入通缩。
他们指出，高负债与通缩相互作用，会造成螺旋式下降。日本式“失落的十年”威胁着整个发达世界。如果每个人都勒紧腰带，这种情况就尤其可能发生。如果是这样，那就有必要进一步实行财政放松：今年一季度，七国集团(G7)所有成员国的GDP仍低于危机前的最高水平。
对于本周辩论各方论点的是非曲直，读者们必须自己拿主意。我本人强烈支持推迟紧缩。但有一点是所有人都认可的，即这场辩论很重要。我们无法确定谁是对的，但我们可以确定，如果政策制定者走错了路，结果可能会很严重。医生们必须做好准备，要对自己所偏爱疗法的不良反应迅速拿出应对措施。
來源：《华尔街日报 中文网》2010/08/04
作者：刘罡（《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
《唐山大地震》最近的热映，又把许多中国人的记忆勾回到毛泽东时代。虽然现在距毛泽东去世也已三十多年，但很多中国人回忆和评论起这段历史时心中仍然是五味杂陈，很难把自己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单纯归类为苦、辣、酸、甜、咸。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才最值得回味。据说目前市场上最抢手的中国邮品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邮票，我想当藏家把玩这些邮票时，心中感受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喜”或“恨”可以概括的。
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痛苦，从文革刚结束时的“伤痕小说”到近年来的各种回忆性文章，都有着深刻而详尽的叙述，乔海燕先生在《随记光阴》中述说的1975年石漫滩水库垮坝事件，读后便让人有惊心动魄的感觉。文章说，包括石漫滩水库垮坝在内的“七五·八垮坝事件”，导致超过26万人死亡，而官方公布的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也不过242,769人。另外，记得我上大学时一位同学曾向我讲过一件真事，说文革时他们县搞忆苦思甜，找一位老贫农上去 “忆苦”，老头儿上台第一句话是，民国某某年县里遭灾饿死多少多少人，领导们听后频频点头，但老人的第二句话却石破天惊──可62年那死的人才叫多呢！此言一出，领导们大惊失色，慌忙把老头儿赶下了台。
那么，毛泽东时代有没有幸福呢？本人虽然赶上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尾巴，可惜(或可幸)那时候太小，几乎没留下什么有关那个时代的记忆。但成年后我却发现，中国许多人其实对毛时代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幸福记忆。比如，这些年我接触过的一些农民，他们说到乡和村两级政府时，都依然爱用“公社”和“大队”这些毛泽东时代的遗称，仍喜欢称村民为“社员”。从1958年中国全面普及人民公社制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恢复乡村建制，这其间不过20多年，到现在又20多年过去了，为何在农民们嘴里，中国沿用了上千年的乡村建制却始终冲不掉仅仅是中国历史特例的人民公社呢？如果说是因为叫习惯了一时难改，可你现在还听哪位工人“习惯性”地把厂长叫革委会主任？或许，作为身处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社员”这个称谓更能带给他们尊严感。
对于许多经历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乱和民族屈辱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总有其积极的一面，甚至张爱玲女士也不否认。张爱玲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大陆出走香港，她的政治立场是毋庸置疑的，其《赤地之恋》和《秧歌》两部作品甚至可以称之为“反共小说”。但她在散文《忆胡适之》中述说的一个场景却颇令人玩味。文章说她五十年代到美国后去纽约看望胡适，“适之先生讲起大陆，说‘纯粹是军事征服’我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年代。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个话题。”张爱玲在这里用委婉的曲笔暗示了毛泽东时代在她心目中的另一面。
对当今中国人来说，毛泽东时代也许像一位曾带给我们痛苦记忆的至亲，他逝去的越久，出现在我们梦境中的形象反而越亲切，虽然在我们的理智中那些痛苦记忆永远也无法磨灭。
來源：《海峽評論》236期-2010年8月號
作者：蔡增家（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所長）
一、鳩山辭職的原因
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於今（2010）年6月2日宣佈辭職下台，其下台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首先是對於美軍普天間基地遷移問題的態度反覆無常：民主黨上台楬櫫的外交政策是「脫美入亞」，希望與美國建立對等的信賴關係，以在美國及中國之間採取平衡的政策，而民主黨在政權公約上認為沖繩美軍基地應該要尊重住民自決遷離沖繩本島，這是民主黨與過去自民黨在對美政策最大的異同，但是鳩山上台之後，卻在美國壓力下接連將普天間基地遷移位置一變再變，最後竟然臣服於美國政府，將美軍基地繼續留在沖繩本島，這不但違背民主黨政權公約的承諾，也失去日本人民對於民主黨的信賴。
其次是經濟福利政策一再跳票：民主黨在去年眾議院大選當中，針對日本低迷的經濟提出相當吸引人的福利政策，例如國民年金最低保障七萬日圓，育兒津貼每月兩萬六千日圓，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費等政策，但是執政之後卻因為政府財政赤字高築，無法找到足夠財源，而將這些福利政策大打折扣，例如國民年金今年先打五折，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費只限在東北及北海道等車輛稀少地區，這讓日本選民質疑民主黨的執政能力。
最後則是民主黨檯面上政治人物陷入政治獻金醜聞：當初日本選民願意將票投給民主黨，主要是厭惡自民黨長期以來的金權政治，而希望民主黨執政能夠帶來新的政治氣象，但是民主黨執政之後，卻接連爆發鳩山首相利用死人來當政治獻金的人頭，民主黨幹事長小澤一郎也發生收受不當的政治獻金，這些醜聞使得日本人民覺得民主黨好像也和自民黨沒有太大的差異，使得日本選民對民主黨相當失望。
這三項因素使得鳩山內閣從去年九月執政之初72%高民意支持度，在不到九個月的期間接連下滑到今年五月底的17%，在面臨今年7月11日的參議院選舉，為了民主黨的選情考量，鳩山便不得不辭職下台，由財務大臣菅直人接任總理大臣，值得注意的是鳩山下台時也一併勸服同樣深陷政治醜聞的小澤一郎辭去幹事長一職，讓民主黨能夠重新出發。
二、菅直人新內閣的特色
菅直人是民主黨內五大派閥的領袖之一，但是他與鳩山由紀夫和小澤一郎最大的不同是鳩山及小澤皆出身於政治世家，而菅直人則是搞社會運動出身，本身並沒有雄厚的家產支撐，也從未出現過政治獻金方面的問題，這是菅直人能夠在這次總裁選舉當中出現的最主要原因。另外菅直人在經濟及外交政策上，也與鳩山、小澤路線具有相當大的差異，在經濟政策上，菅直人主張強大經濟、強大財政與強大社會保障的理念，同時認為在提出社會福利政策之前，應該要考慮政府財政是否充足無虞，因此他認為經濟復甦應該優先於福利政策；其次在外交政策上，菅直人反對「脫美入亞」的概念，他認為應該要在美日同盟的基礎上，強化日本與美國及中國之間的外交關係。
從菅直人上台之後的內閣佈局，我們可以發現在十七位閣員當中，菅直人只有更替六位，其餘十一位前鳩山閣員皆被留任，而且更替的六位大多集中在經濟及財政方面的大臣，例如財務大臣野田佳彥、農林水產大臣山田正彥、行政刷新大臣蓮舫、消費者－經濟財政大臣荒井聰、公務員制度改革－少子化大臣玄葉光一郎等人，而軍事外交方面的大臣皆未更動，由此可見，菅直人內閣的最主要目的應該是要振興日本經濟來贏得今年七月的參議院選舉。
從菅直人內閣我們可以看出以下三點意涵：
首先是小澤力量的弱化，形成民主黨經濟與外交政策的轉向：菅直人與小澤一郎在經濟政策與外交政策上的理念都不大相同，在經濟政策上，菅直人希望健全財政再來實施社會福利政策，而小澤一郎則是擴大社會福利支出來兌現選舉支票，以鞏固民主黨的執政權；在外交政策上，小澤認為日本應該要擴大與中國之間的全面交往，而菅直人則認為日中關係不能一步到位，應該要先解決當前日中關係的東海油田爭議，同時也要兼顧美日同盟的走向。從這次的內閣改組當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屬於小澤人馬的大臣紛紛被撤換，而換上與菅直人理念較為符合的政治人物，例如野田佳彥及荒井聰等人，今後菅直人的政治理念與路線將會逐步貫徹，形成民主黨政策的轉向。
其次是重經濟財政、輕軍事外交，內政議題將會是今後民主黨的施政焦點。鳩山內閣的垮台，除了普天間基地遷移問題之外，最重要的還是民主黨去年所宣布的政權公約無法落實，特別是在福利政策因為財政赤字過高而屢屢被打折扣，這使得日本人民對民主黨政治誠信與落實政見的能力產生相當大的質疑，而從這次菅直人上台之後的內閣佈局中，我們可以發現所有新任的閣員大多屬於經濟與財政方面的業務，例如財務大臣野田佳彥、經濟財政大臣荒井聰等人，由此可見，今後菅直人內閣的施政方向，將會以如何提升日本經濟為主體，而在軍事外交方面則會加以微調，將不再強調日美關係的平衡，而以解決日中關係與日美關係的實質問題為主要目標。
最後是以全新的人事佈局，來贏得七月份參議院選舉為目標：這次鳩山的辭職，比較引起外界注意的一點是，他也勸服身陷政治獻金醜聞的小澤一郎辭去民主黨幹事長一職，其主要目的便是希望能夠以全新的民主黨，來迎戰今年七月的參議院選舉，同時也希望菅直人內閣的施政，能夠不被黨內最有勢力的小澤一郎所左右，因為如果民主黨無法贏得今年七月的參議院選舉，民主黨的政策在國會當中將會面臨相當大的阻力，這將會影響菅直人內閣的穩定性。
三、日本新內閣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雖然菅直人內閣定位為「選舉內閣」，同時主要是解決經濟的問題，但是從小澤一郎辭去幹事長以及具有小澤色彩的閣員紛紛被換掉，仍然可以看出菅直人不論在經濟政策或是外交政策上都是想要脫離小澤路線，民主黨脫離小澤外交路線意味著今後日本將不再「脫美入亞」，美日同盟仍然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其次民主黨脫離小澤外交路線也意味著日本「親中政策」的結束，今後中日關係的經濟議題將會遠遠重要於政治議題。
而菅直人新內閣對於日中關係及日台關係會產生何種影響呢？
首先在日中關係方面，菅直人就任之後發佈伊藤忠商事最高顧問丹羽宇一郎接任日本駐中國大使，這是1972年中日建交以來第一位非職業外交官出身的駐中國大使，這意味著菅直人想要貫徹「脫官僚體制」的理念，同時也意味著中日關係的轉向，從過去政治議題主導轉為經濟議題主導，日本政府希望借重丹羽宇一郎在中國豐沛的企業人脈，來拓展日本企業在中國大陸的市場，這也代表日本開始正視中國經濟崛起的事實，同時也開始想要利用中國市場來振興日本國內經濟。但是日中關係仍然無法逃避政治安全議題，菅直人上台之後，首要面對日中關係的挑戰便是東海油氣田共同開發議題，以及解決日中兩國在日本西南海域的軍事競合，這兩個事件將會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的潛在不穩定因子。
其次在日台關係方面，這次菅直人內閣當中出現第一位的台裔大臣－－行政刷新大臣蓮舫，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台日關係會因此而出現結構性的改變，台日關係仍然會維持在經濟文化交流的層次，今年4月30日台灣與日本簽署15項的交流備忘錄，這些交流項目包括共同防災、氣候變遷等人類安全議題，代表著台日關係的更上一層樓，但是最近日本在未告知我國的情況下，片面宣布將與那國島的航空管制區西移，這個事件如果處理不當將會影響到台日關係的穩定。
由此可見，菅直人上台後，雖然擺脫了美軍普天間基地遷移的政治包袱，穩固了美日關係，但公開支持達賴「西藏高度自治」的枝野幸男擔任民主黨幹事長，以及經常批評中國人權的安住淳擔任國會對策委員長之後，中日關係似乎將成為菅直人的另一個頭痛的問題。
來源：《海峽評論》236期-2010年8月號
作者：許劍虹（淡江大學戰略所研究生）
抗戰勝利65週年的感想：兩岸人民對歷史該有的正確認識
今年是抗戰勝利65週年，對於海峽兩岸能夠逐漸以越來越客觀理性的態度看待對日抗戰的歷史，作為一名七年級世代的抗日老兵後人，我深感驕傲。然而由於兩岸過去有著60年的分裂歷史，再加上台灣內部長期處於藍綠撕裂的環境內，因此兩岸人民在對待這段中華民族可歌可泣的歷史時，仍存在著許多不可取的盲點需要改進，以下就由筆者來一一介紹。
中國大陸應公開承認蔣中正為抗戰領袖
自從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建立政權之後，為了維持其政權的正當性，因而抹煞了國民政府領導對日抗戰的民族貢獻。
在過去大陸的教科書裡，不但將抗日的貢獻完全歸功到了毛澤東領導的八路軍與新四軍頭上，而且還在其所拍攝的電影與指導的話劇，如《沙家濱》中，對在敵後抗日的忠義救國軍官兵進行百般醜化，將他們描述為配合日軍打擊抗日軍民的漢奸隊伍，讓人看了非常汗顏。
明明根據當年國共合作的協議，中共軍隊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與新編第四軍後，工農紅軍就變成了國民革命軍的作戰單位，可是直到今天為止，我們在很多大陸所拍攝的抗日戲劇中，卻發現他們仍不肯承認中共軍隊在抗戰時使用青天白日帽徽與軍旗的歷史，讓人看了真是覺得一點大國的胸襟都沒有。
雖然說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於2005年承認了國軍在「正面戰場」上的功勞，但這看在許多國軍抗日老兵還有我這個後人眼裡，實在還是太小家子氣了，因為就連毛澤東都不敢否認蔣中正當時就是全國領導抗戰的領袖與中心所在，因此在1945年前往重慶談判時，便高呼了「蔣委員長萬歲」的口號。
如今張學良將軍已經親口證實所謂的「不抵抗命令」並非由蔣中正，而是由他本人所下，而且無論是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抗戰」與1933 年華北的「長城抗戰」，也都被證實了有中央軍的部隊參戰，直到今天若我們仍用過時的觀點去看待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所做的努力，是否過於偏激呢？
無論如何，蔣中正曾經因為領導中國單獨抵抗日本侵略者4年之久，而獲得了美英兩國的推崇，被任命為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因而得以代表中華民國參加開羅會議，促成了台灣與澎湖在戰後的光復。
除此之外，蔣中正也曾經積極支援過朝鮮、越南與印度的民族運動，在抗戰期間曾經被弱小的東方民族視為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代表，這些都足以證明蔣中正夠格成為1842年以來全體中國人的民族英雄。
近年來，就連過去反蔣的費正清學派，也經由陶涵（Jay Taylor）的帶領下，展開了一系列平反蔣中正的風氣，中國大陸也有楊天石還有楊奎松等歷史學者站出來為當年的國民政府講了公道話，相信日後這股翻案的風潮會在大陸越演越烈，中共當局必須順應這股潮流，才能展現出自己做為大國的自信心，進而才有讓台灣人民接受的可能性。
台灣也不能否認中共的抗日貢獻
過去出於冷戰意識型態抹煞敵對勢力抗日貢獻者，並不是只有中國共產黨而已，在台灣的國民黨也曾經基於反共教育的需要，而在教科書中形容八路軍與新四軍在戰場上面對日軍時，採取「遊而不擊」的態度，這種說法或許也缺乏歷史的根據。
縱然中共絕對不是什麼抗戰的「中流砥柱」，在軍事上也並非抵禦日軍的主要力量，然而他們所從事的敵後游擊戰，在一定的程度上仍帶給了侵華日軍打擊，尤其是抗戰初期由林彪所指揮的「平行關戰役」與彭德懷所領導的「百團大戰」，也曾為全國低迷的抗戰士氣帶來了希望（但也因此遭到毛澤東的批評，認為他們是在救蔣介石的國）。
儘管後來國共兩黨曾因「新四軍事件」而走向對立，但我們不可否認中共在抗戰初期仍採取了與國民政府密切合作的態度，他們不但創造了《義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以及《游擊隊之歌》等膾炙人口的歌曲（身為空軍老兵的外公，在我母親小時候都會唱《義勇軍進行曲》叫他們起床），也演出了很多鼓舞民眾參加抗戰的話劇，任何瞭解這段歷史的人，相信都會為當年國共兩黨緊密聯合的短暫時光感動。
更重要的是，許多當時中國的知識青年，也都紛紛前往了位於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接受教育，因而在戰後成為了領導「新中國」的骨幹份子，為戰後中國大陸的現代化貢獻了一己之力，當中也有不少的台灣籍菁英參加了中共領導的抗日活動。
另外，中國共產黨的游擊隊也透過援助遭到擊落的盟軍飛行員，還有設置情報站與監聽站的方法，為同盟國戰勝日本的事業盡到了屬於自己的貢獻，這些歷史資料直到今天都還是受到歐美學者所肯定的。
非常不錯的是，國民黨從2005年開始，已經在黨史館透過展示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親筆文件，慢慢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參加過抗戰的貢獻。
在國民黨黨史館中，還展示了一份國民政府任命董必武先生參加中國代表團前往舊金山參加聯合國籌備大會的委任狀，由此可見馬英九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已經慢慢走出了內戰的陰霾，恢復了自信。
就如同大韓民國今日也承認了金日成與金元鳳等共產黨人士的抗日功勳一樣，我們台灣也沒有必要死抱過去反共意識型態不放，畢竟那一切都已經是歷史了；藉由國共兩黨這種相互承認對方歷史地位的和解，相信能為日後兩岸更緊密的合作關係鋪平道路。
台灣人應該肯定抗日戰爭的歷史地位
在台灣有許多獨派人士，為了在歷史上將台灣與中國分裂，故意以台灣在抗戰時代不屬於中華民國領土的原因，來抹煞甚至是否定對日抗戰的歷史地位，而這個觀點在過去也為相當部分沒有經歷過抗日戰爭的台灣年輕人所接受。
更有甚者，會以台灣當年作為日本殖民地的理由，以皇民的歷史觀點肯定日本當年對中國還有亞洲所發動的戰爭，將之肯定為從歐美白人帝國主義者手中解放黃種人的「大東亞戰爭」，讓人覺得實在是荒唐可笑。
若不是在蔣中正的領導下，中華民國的居民同胞前仆後繼，犧牲了320萬國軍弟兄，台灣直到今日都還在日本人手裡，試問這些一天到晚強調「台灣人尊嚴」的獨派人士，若要是台灣今天仍是日本殖民地，台灣人民能夠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選出李登輝以及陳水扁等國家領導人嗎？
固然日本曾經建設台灣是事實，但是任誰也知道其目的並非造福台灣人民，而是為其「南進」的侵略政策做準備，而日本在太平洋與歐美國家的戰爭，也絕對稱不上什麼「正義之戰」，對於遠東的弱後民族而言，這充其量不過是趕走一個主子換來一個主子罷了。
就算是對於當前台灣的主要盟友美國而言，日本當時所發動的戰爭也已經被定位為「侵略」，台獨親日人士一方面讚揚當時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的功勞，另一方面又渴望獲得美國的保護大搞台獨，豈非自相矛盾？
當年中華民國的政府與軍隊曾經作為同盟國的一員，為抗拒法西斯侵略者出了力，因而獲得了美國人民的友誼與尊重，實在是今天在台灣的國軍之光榮，而台灣的親日人士居然為了達成自己的政治主張，不惜詆毀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實在是太看不起台灣人民的智慧了。
難道只因為發現美國人不願意為台獨而戰，自己又沒有捍衛台灣領土安全的決心，就開始出書譴責美國轟炸台灣跟將原子彈空投到日本的歷史嗎？這樣的行為也實在不會為國家主流所接受。
應肯定台灣同胞對抗日的貢獻
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因為台灣人接受日本殖民統治半個世界，而在心態上將本省同胞視為親日漢奸看待。
直到今天，許多外省人甚至是大陸人士，也還藉由這種刻板印象醜化與歧視過去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同胞，指責他們沒有中華民族的愛國意識。
然而這種思想其實並不可取，因為事實上在日本殖民台灣50年的歷史裡，也發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
筆者作為來自台中的知識份子，就知道在日本殖民台灣初期，台中溝背庄的居民曾經對日本侵略者進行了英勇的反擊，雖然最後這場抵抗運動以日軍的勝利作為結束，但卻足以證明本省同胞的愛國熱情絲毫不輸給大陸民眾。
即便是在非武裝抗日運動的年代裡，台中也曾經是台灣文化學會主要的活動地點，早年有林獻堂先生組織台中一中的歷史，到了後來也有謝雪紅等左派人士領導的台灣農民組合運動，都再再證明台灣人沒有停止對台灣總督府的反抗。
當祖國的抗日戰爭爆發後，更有許多台灣人如連震東、謝東閔、謝南光、謝文達、何非光、李純青以及李友邦等台灣人活躍於中國的抗日戰場上，而其中何非光與謝文達也是不折不扣的台中人。
然而當時國民政府並沒有善待這些愛國的台籍志士，許多台灣抗日份子如謝文達，在抵達中國大陸後甚至還曾經遭到國民黨方面懷疑為日本間諜，遭到了政治迫害，在後來白色恐怖時代，台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先生也被以「匪諜」的罪名遭到槍斃。
這些政策上的失誤，不但傷害了台灣人民對祖國的認同感，也為台獨人士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實在是早年國民黨政權所犯下的最大錯誤。
無論未來兩岸在政治上的走向為何，以中華民族主義為自居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人，都必須要以尊重的心態來看待台灣人民的抗日歷史，因為台灣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苦難長達50年，而大陸則只有14年，無論怎麼看台灣人民都應該獲得更多的同情與肯定。
如果未來中國大陸仍以國民黨這種「二鬼子」的心態看待台灣人民，那麼也就不要提什麼兩岸統一的問題了，畢竟這將導致雙方人民的互信基礎徹底崩潰，台灣也就只會更往獨立的道路上前進。
來源：《海峽評論》236期-2010年8月號
作者：史威（旅美評論家）
今年3月，韓國海軍的「天安」艦神秘爆炸沉沒。過了兩個月，韓國宣佈 「天安」艦係「遭到朝鮮突襲而沉沒」。消息一出，朝鮮半島立即籠罩在一片戰爭烏雲之中。朝鮮堅持聲稱，「天安」艦事件與自己毫無關係。美日尤其是美國，則站在韓國一邊，對朝鮮嚴詞譴責。韓朝兩國從「口水戰」發展到「外交戰」。在美國等的支持下，韓國把「官司」打到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安理會發表了一個主席聲明，譴責了對「天安」號的襲擊，但這個聲明也沒有肯定誰是「兇手」。
誰是「兇手」？事實真相究竟如何？令人一時難辨。筆者僅將從公開傳媒上看到的一些資料集納如下，供關心東亞局勢、希望它能保持和平穩定的人們參考。
首先，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作為「原告」「被告」的韓朝雙方的「說詞」。紐約當地時間6月14日，雙方就天安艦事件到聯合國安理會作報告。在韓國舉行了一系列證明天安艦事件係朝鮮所為的說明會之後，朝鮮在同一地點予以駁斥。朝鮮駐聯合國大使申善虎說，天安艦事件與朝鮮無關。韓方的調查缺乏科學依據和有力證據，是「美韓出於政治需要的捏造」。他說，韓國政府選擇在5月20日公佈調查結果，正好與開始地方選舉的日期相吻合，目的是刺激保守派勢力「因受到朝鮮的安全威脅」而展示團結，但事實是韓國執政黨在地方選舉中慘敗。韓國政府堅稱天安艦沉沒是遭到朝鮮小型魚雷攻擊，目的是為了「避免一直以來所採取的強硬對朝政策導致朝韓關係日益惡化承擔責任」。同時，韓國軍方也需要通過捏造這一理由以求自保，因為無論是「自身擱淺」說，還是「故障」說，都需要軍方承擔全部責任並受嚴懲。不寧唯是。申善虎還表示，美國是天安艦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他說，美國在天安艦事件後大肆鼓吹所謂「朝鮮威脅」，並使得堅持要求普天間軍事基地搬遷的日本民主黨政府不得不屈服於美方壓力，最終導致時任日本首相的鳩山由紀夫被迫辭職。美國的做法可謂一石二鳥：一方面使得日本和韓國緊密地與其形成三方同盟；另一方面，有利於美國政府在11月國會中期選舉前塑造強硬形象。在報告期間，他還多次強調要派調查團前往韓國核實物證，但韓國方面拒絕朝鮮調查團入境調查。
除了需要瞭解「原告」「被告」的說詞，更需要瞭解除一邊倒地支持韓國官方說詞的美國官方等以外的第三方的評論或見解－－這也許對我們判斷事情的真偽是非曲直更有參考價值。俄羅斯媒體報導，俄海軍派往韓國的專家查看了天安艦和被指為擊中該艦的魚雷碎片；但因種種原因未能前往天安艦沉沒現場。俄專家向韓國軍方提出了很多問題。一位俄海軍潛艇專家稱，魚雷碎片不足以當作有效證據。至於一艘專職從事反潛的護衛艦，竟然被潛艇發射的魚雷擊沉，他更認為是「笑話」。他說，「如果反潛護衛艦都能被潛艇擊沉，那只能說艦上的人不是海軍而是飯桶。反潛護衛艦有各種水聲和無線電偵查工具，不會讓潛艇接近自己。因此，這次事件非常詭異，除政治投機之外，我找不出其它解釋。」
除了上述來自俄羅斯方面的「評論」，美聯社6月初的一篇報導也許更有意思。該報導稱，從3月25日晚10時到3月26日晚，美國兩艘驅逐艦正與一艘韓國潛艇展開反潛訓練。駐韓美軍發言人克里奇頓（Jane Chrichton）中校稱，當天安艦爆炸發生時，此次反潛演習暫停。並且，美國政府一位官員透露，沉艦事件也許根本不是一次國際攻擊，可能只是現場指揮官的莽撞決定，一次偶然事故，甚至演習自擺烏龍都有可能。美聯社的分析稱，朝鮮海軍有70艘潛艇，其中50艘可攜帶魚雷。如潛艇在水面，美韓軍方應能監控朝軍潛艇的一舉一動。如在水下探測和跟蹤潛艇，則需借助聲納。事發時，天安艦的聲納處於工作狀態，並未發現有潛艇存在。該艦爆炸後，韓國海軍立即派巡邏艇在附近搜索朝鮮潛艇。也一無所獲。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1898年，正是美國和西班牙劍拔弩張的時候，9月25日，美國停泊在古巴哈瓦那港的「緬因號」軍艦突然發生爆炸，軍艦當場被炸成兩截沉沒。事發後，美國多數媒體認為是西班牙幹的，不久，勘察人員從沉在海裡的殘骸中找到被西班牙水雷擊沉的「證據」，美國不由分說，向西班牙開戰，不久就從西班牙手裡奪取了菲律賓。當然，也有人認為不是西班牙人幹的。為了平息這些人的懷疑，美國人1911年又組織了一次調查，結果還是證明是西班牙人幹的。事情到此應該結束了，可總有人不放心，到了1975年，美國的科學家又組織了一次調查，這次通過當代科技和大量模擬，結果石破天驚，「緬因號」是因為鍋爐發熱導致彈藥庫爆炸才分成兩截而沉沒的。
綜上所述，可以給我們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
1.面對各執一詞、爭執不下的雙方，我們應該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按照事情本身的真偽、是非、曲直來決定我們的態度，而不偏袒任何一方。在沒有充分的可靠的證據之前，不要匆忙地、草率地做決定。尤其是事關涉及到千萬人身家性命的戰爭與和平的關口，更要慎之又慎。例如，韓方口口聲聲說，掌握了朝方魚雷襲擊的確鑿證據。所謂「證據」，就是俄羅斯專家所說的「魚雷碎片」。而俄專家說，「魚雷碎片不足以當作有效證據。」再說，既然「證據」如此「確鑿」，為什麼不讓對方入境，把「證據」擺在其面前，讓其「指認」或「辯解」呢？更何況連應其邀請前往參與調查的俄羅斯專家也「因種種原因未能前往天安艦沉沒現場」呢。人家「因種種原因未能前往天安艦沉沒現場」進行調查，卻要人家認同你的現成「結論」，這豈不是把人家當成自己的橡皮圖章?!如果有一個「法官」，口口聲聲說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確鑿的物證，卻不把物證拿到犯罪嫌疑人面前，讓其「指認」或「辯解」，就「宣判」犯罪嫌疑人有「罪」；請問，這樣的法官是公正的嗎？其「判決」有多少可信度?!再說，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一些事情，如緬因號沉沒的原因，甚至好幾十年以內都難以水落石出。所以，切切不可草率從事，由於一時之誤，落得千萬人頭落地！值得慶幸的是，中國政府在對待「天安號」事件上，採取的正是這樣一種態度。正是由於中國政府頂住了超級大國的壓力，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才避免了由於「天安號事件」可能引發的一場戰火。
2.我們面對任何一個案例，不管學術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都應該採取的一個基本態度，就是從實際出發，而不能從「推理（不管多麼自以為有『理』，不管是左的『理』還是右的『理』）」出發。有人說，朝鮮「前科」累累，別的不談，當年「韓戰」就是金日成「發動」的。所以說這件事是朝鮮幹的，我信。至少有七八成可能性。如果這樣 「推理」下去，美國自己的「紀錄」比朝鮮有過之而無不及。遠的「緬因號」事件且不談，也不談美國大規模介入「越戰」是否如其所言，是由於遭到越南魚雷艇的襲擊（這個問題，當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在其回憶錄中也不能肯定）；即如入侵伊拉克戰爭而言，小布希政府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告，因為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又和恐怖組織基地有勾結：所以，為了「反恐」，我們要對其進行討伐，這是「正義之師」，「師出有名」！結果呢？事實證明，以上兩條理由全是子虛烏有！可是，一場造成生靈塗炭的戰爭卻在這種子虛烏有的「理由」下發生了。這種事情，在歷史上，美國幹的何止一件、兩件？
如何堅持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推理」出發，中國已故周恩來總理為我們做出了榜樣。我指的是他對中國遠洋貨輪躍進號沉沒事件的處理。 1963年5月3日夜，中國第一艘遠洋貨輪根據中日民間貿易協定滿載貨物駛向日本途中，於濟州島東南80海浬處突然沉沒。消息傳來，舉國震驚。中南海當然更加關注。從船上傳回來的消息說，是美國潛艇魚雷攻擊所致。周總理親自主持處理此一事件。圍繞這一事件，美國、蘇聯、台灣蔣介石集團、南朝鮮當局紛紛聲明此事與其無關。但帝修反的話怎麼能信呢。特別是當中國的打撈船隊到出事海域作業時，美國軍機還飛臨上空，甚至低空拍照。因此，當時不少參與處理其事者，起初都認為這是美帝國主義的陰謀破壞。在事情沒有調查清楚之前，當然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當時海空軍都出動了，如果證明是美帝國主義的破壞陰謀，是準備大幹一場的。但周總理自始至終堅持「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的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大力組織縝密而深入的調查，包括現場勘查。結果證明是「觸礁沉沒」而非外因所致。這次調查，可以說是一個實事求是的範例。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消化，並身體力行。周總理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3.「緬因號」事件所給我們的啟示，更為深刻之處是不但要注意事件本身的起因，更要關注對事件所做的「借題發揮」。因為，事件本身的起因，因為主客觀種種因素、條件所限，可能一時甚至好長時間都弄不清楚；而有人「借題發揮」所做的文章卻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而且往往弄清後者比前者意義遠為重大。拿「緬因號」來說，它的沉沒原因，在好幾十年時間內，都是一個「謎」。可是，美國當政者借此「由頭」發動一場擴張主義的戰爭，把老牌殖民主義西班牙趕走，奪取其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殖民地，卻是證據確鑿、歷歷在目的。明辨這個是非遠比解開「緬因號」沉船之謎意義更為重大，更有現實意義。要而言之，當時資本主義後起之秀的美國向外擴張是必然的，「緬因號」的突然沉沒則是一個「偶然因素」。必然通過偶然表現出來。沒有「緬因號」事件它就不擴張了嗎？它還會抓住別的「由頭」來進行擴張的。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如果我們總是圍繞著一個偶然因素兜圈子，而忘記了或者放過了從歷史的必然性中透視、把握事物的本質，這是哲學的貧困呢，還是貧困的哲學？再拿此次「天安號」事件來說，我認為，至今為止，如上述資料所列舉的各種可能性都難以排除，但都難以定論。也就是說，至今它仍然是一個沒有解開的謎。雖然如此，美國政府藉這個題目所做的文章，它所要達到的戰略目標，至少有一部分已經是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首先，通過「天安號」而造成的東北亞緊張局勢，至少有助於它達到兩個戰略目標。其一是「使得堅持要求普天間軍事基地搬遷的日本民主黨政府不得不屈服於美方壓力」。還有，南韓政權鑑於「天安號」事件後的「緊張局勢」，把本來應該收回的對自己軍隊的「指揮權」又交回給美軍。說是「為期三年」，誰知道三年期滿，又是什麼樣一種情況呢。總之，美國在東北亞的軍事存在，不但延續了，而且強化了。不寧唯是。美國還借此由頭，放言要派華盛頓號核動力航空母艦到黃海去搞什麼「軍演」。誰都知道，「天安號」事件和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想像力再豐富的人也沒有辦法把它和中國聯繫起來。為什麼它要以此為「由頭」派華盛頓號到中國家門口耀武揚威呢？據西方傳媒報導，一旦華盛頓號開進黃海，它對中國的政治心臟地－－京津－－就「瞭如指掌」了。難道五角大樓不清楚嗎？難道白宮不知道嗎？明知如此，還要這樣幹，是何居心？它究竟要幹什麼？－－這個問題，說起來話就長了，需要另文專述，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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