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眾議院在日前以二一九票對二一二票通過歐巴馬所提的健保改革案，算是民主黨與歐氏的一大勝利。許多評論人均指出，歐巴馬能夠推動一項百餘年 來民主黨推不成的法案，其改革意義更甚於一九六○年代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殊為不易。歐巴馬總統在協商過程中做出了若干妥協，才將若干原本游移的執政黨議員穩住，雖然有些代價，但瑕不掩瑜，終究還是守住了全民健 保的大原則，外界也都給予肯定。
就政府收支而言，為了要納保原先未獲健保的三千多萬社會邊緣人，美國政府將來要對年收入逾廿萬美金的個人、或年收入逾廿五萬的夫妻課稅，以補貼新增的政 府支出。由此可見，美國政府的健保方案既是生病者與健康者之間互相扶持的「保險」，也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所得移轉，有相當抑強扶弱的救助意義。坦白說，美 國這次能順利通過健保改革，可能也與過去兩年席捲全球的經濟蕭條有關。唯有在這極端衰退的年代，驟然失業者才能體會自己其實處於朝不保夕的不確定狀態、社 會才比較能夠體認弱勢者與失業者的孤立無援，進而支持更進一步的社會保險制度。
就在美國健保表決幾乎同一時間，台灣的六大工商團體也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降低企業主負擔健保費的比例。企業主想減輕負擔卻又不敢把保費轉嫁給廣大員 工，當然就想欺負台灣社會最著名的軟腳蝦：政府。原本，吳內閣之所以提出此次健保費調漲方案，就是著眼於健保財務缺口終究要由政府負責填平。如果工商團體 與大老闆莫名其妙地將一成的負擔重新推給政府，則國家又會出現新增財務缺口，舊的去了新的又來，完全沒有彌平健保財務赤字的功用。但是，政府財政似乎不是 民間財團的考量，而工商大老闆一向要求降稅降費、威脅出走，似乎也從不在乎社會形象。台美兩國相比，我們不得不對台灣社會公義觀念的淡薄感到汗顏。
健康保險是社會安全制度的一環，但究竟什麼是「社會安全」，恐怕是台灣企業家不太能掌握的觀念。社會安全理念追根究柢，就是源自於經濟社會常有種種災變 與不幸的衝擊，很容易就使一群原本平順快樂的人民，面臨悲慘與困頓。雖然社會上的強者與順利者總將自己的幸運際遇視為當然，但長遠而言、平均而言，人人都 難以迴避旦夕禍福的衝擊，也都需要保險制度的保護。正是在這樣的相互扶持理念下，全世界民主國家才會設計出常見的失業保險、健康保險、助學貸款等安全保障 制度。就理念而言，社會安全制度就是要適度的劫富濟貧、助弱扶傾；平時繳費繳稅是每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富有者、順遂者的社會責任。
賺錢的、成功的企業家是社會上順利的一群人，他們正是健保等社會安全制度的重要贊助者。企業家其實不需要整天捐款、做善事、贊助公益活動，口頭上以種種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活動名義，搏取急公好義的社會美名。企業家只要踏踏實實地繳稅、不要以大老闆的名義為己利抗拒付出、更不要動輒以「不如此這般，我們就遷走營運 總部」要脅政府，就是盡到了ＣＳＲ最樸實的本分。
資本主義與社會安全都是源自於西方社會的觀念，但台灣企業家似乎是對資本主義體驗深刻，但對社會安全卻缺少理解。西方社會在基督教新教倫理的道德規範 下，有非常普遍的奉獻精神，也習慣於對社會安全制度納稅繳費，但台灣在這一方面卻似乎有些欠缺。我們不少企業家都不吝對政治人物捐款送禮、結交逢迎，卻對 區區健保保費錙銖必較。美國人的健保改革只是在制度面補足了原本闕漏的一塊，但台灣的社會安全制度所缺少的，倒不是制度面的扶助對象，而是人心面的投入與 付出。歐巴馬對全美高所得者增稅挹注健保，但台灣的大企業家每次出來講話，卻都是與企業社會責任相牴觸的內容。台美兩則健保新聞相比，也真令人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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