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7日 星期二

温家宝亲民形象的思考

來源:【多维新闻】2010-08-31
作者:孙霁

“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在海外出版,虽然印数不多,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书的作序者鲍彤先生指出,本书不单是指温家宝个人。有海外媒体提出,这本书如能引起后续的思考是有益的。下面,将我思考所得写出来与大家商榷。

一、

作者批评国家领导人的勇气,值得肯定。如果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政治民主进程;如果,正如作者自己的表述,是在学习批评。那么,政治批评的原则,什么样的批评是有益的?就值得讨论了。

首先,对温家宝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应有一个客观全面的基本评价。网上读者对本书的评论径渭分明(尚不足以反映国内大多数民众的看法)。支持者多对社会现状和政府工作不满,把这种不满归结到温身上。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温总理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反对者多数较理性、客观。认为温的基本面、主流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在当前官场还不清明的情况下,更是难得的清官、好官。在处理国家重大事件,如严重的自然灾害、金融危机中都有很好的表现,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称赞。在他执政期间确实为人民作了大量的好事、实事,在百姓中有良好的口碑等。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温家宝亲民现象还是一种民意的表达。当今百姓对横行于世的贪官恶吏有太多的不满,有太多的民生问题需要解决。期盼着出现像周总理那样清明严正的领导人,这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呼唤。当温的亲民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百姓感到亲切,媒体感到新鲜,加以宣传与放大。温用大量的实际行动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我本人也有深切的体会。当我看到温与本市一个小学的学生几封通信后,几乎感动得老泪纵横。我认为这种感情是真诚的、难能可贵的。在温家宝、胡锦涛等领导人亲民行动的带动下,各级领导在第一时间出现在重大公共事件和自然灾害现场的情况比过去多了。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对包括温在内的所有领导的亲民行为正面鼓励才是正确的立场。否则,就站在了民意的对立面。

对温家宝这样一位基本面和主流是正面的,有广泛民意基础的领导人,站在爱护的立场,进行善意的批评(不排除尖锐地批评)是可以接受的,有益的。作者站在否定的立场,以未经求证的媒体材料(媒体报道失实的情况不少),揭露温“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真面目”,批评温大量的亲民行为是“作秀”、“演戏”,甚至讥讽温是“中国影帝”,这就不是善意的批评了,不仅伤害了温家宝,也伤害了拥护温家宝的老百姓,意味着拥护温的老百姓都上当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歪曲,也是对民意的极不尊重。孙霁怎能百分之百確定本書作者引用的資料失實?就一句「媒体报道失实的情况不少」? -by Eve)一香港读者连用几个胡:“胡编乱造,胡言乱语,……”来批评作者,并将此书视为调讽影视人物的“八卦”杂志。还有网民批评作者的认知水平停留在“六四”青年学生的水平上。缺乏一个严肃作家应有的认识深度。

本书的出现是当前改革复杂性、艰巨性、斗争白热化的反映。在江泽民时期,以很大的政治魄力和勇气,全面推出了多项改革措施。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在社会改革方面, 如关系民生的医疗、教育、福利等方面,改革基本不成功,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推脱了政府的责任,搞得怨声载道。胡、温执政以来,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其基本点大都是对前一段改革问题的调整,调整的大方向是使改革与发展更加适合人民的需要,给人们带来真正的福祉。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调整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者,当阻力来自垄断利益集团(以央企为代表),权力利益集团(部分部门和地方政府)时,改革变得更加复杂,斗争更加尖锐。胡、温执政风格较为温和,这就使得很多政策措施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一方面是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另一方面是百姓很高的期望值得不到满足的不满。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这种抱怨与不满,成了作者及所代表的政治派别批评、挑战胡、温的社会基础。

一位朋友听到这本书后的第一反映是震惊和失望。温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已接近周总理,他感叹道,如果温真的是如作者“揭露”的那样,中共还有希望吗?中国还有希望吗?这也许就是作者要的社会影响。还有,经鲍彤父子的炒作,本书已经在国际社会传播,对国家形象的影响与危害可想而知。作者批温的目的可见一斑。

前不久有报载,“六四”学生运动领导人柴进愿捐一笔款来补偿受害者家属。台湾一位老先生撰文表示肯定。他说,学生领袖在为国家、人民谋大事,就更应理性和谨慎。批评应考虑政府可接受程度。如果置政府于不义,不幸的是大批遭迫害的无辜学生。政府的不义行为是错误的,过激行为也有责任,道理十分中肯。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任何极端的政治主张,极端的政治行为,对国家、社会、人民,对自己都是有害的。据说作者是民运代表人物,台湾老先生的话值得深思。

二、

其实,本书并不可怕。要相信信息时代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政治识别力。由于当局采取封杀,实际上也封杀了温家宝的回应。关于老婆、儿子的那些事,可能成为永远不解之谜。假如情况不实,温家宝不就成了全世界的“冤大头”了?谣传还有批评其他领导人的书也要出笼,真是暗流涌动。如果政治民主环境不改善,领导人的情况不透明,都变成神秘的“小道消息”,必然会影响到民众对领导人的信任度。也难以保证以后新的领导人不会再有遭到温的“待遇”。由此,我想到,政治民主不仅是人民的需要,国家治理的需要,也是领导人保护自己、锻炼成长的需要。

把对政治民主、体制建设的讨论设为禁区,弊大于利。各国国情不同,实现政治民主的方式应当是多样的,但目的是共同的,就是国家领导人(包括地方)的产生,应更符合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他们的管理行为应得到有效的监督。美国的民主制度在美国条件下是成功的,搬到菲律宾、伊拉克就不行。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民主模式及实施步骤,各种政治主张应允许充分表达(或先在学术范围),进行讨论与辩论,最终让人民去判断,作选择,这是有益的。如对国家、地方领导人的产生,如何让民众更认同是自己的选择?这就值得研究。一方面,执政党对自己推出的政治主张,在没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没有广大民意的充分表达,就断然认定是“人民的选择”,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对不符合自己口味的政治主张,不考虑他代表多少民众的意愿,轻易动用公权力进行打压,这就失去了更多的民意。我们注意到,胡、温对政治民主制度建设的态度是正面的,做了很多积极的努力,如能更加尊重民众的意愿,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推动,可能步伐会更快、成效会更显著。应适度地开放,不宜关门改革。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不争论的“封口政策”,在新形势下还是不是最好的政治选择?邓小平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总设计时,对重大历史和政治理论问题不争论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明智的、正确的。卅年后的今天,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改革争论的问题,改革的阻力都有所不同,而且还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考虑到邓小平提出的“封口政策”应是阶段性的,不会是永不改变的,现在是否应作适度地改变或调整,值得讨论。现实的情况是,对一些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争论“封口”,而执政党自己提出的一套理论,民众的认同度又不高,甚至给人一种感觉:往往不能自圆其说,于是才有“天问”一类质疑文章的出现。以后还可能会有批温同类著作出现。如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分歧大,思想认识问题必然就乱;思想认识问题乱,当局就更不敢开放政治民主。如此不良循环下去,积累的问题会更多。一些政治主张国内不能正当表达,在海外找出口,这使“中共不民主,一党专政”形象客观成立,一旦给中共贴上“一党专政”的标签,无论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做多大的努力,都很难改变已经形成的形象。接着就引发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如在国际社会中,认为中国是不可信任的“另类”,成为“中国威胁论”最主要的借口;同时,还带来未来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导致部分富人的外逃等等。当然,要作新的选择,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可能只有寄望于以后的领导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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