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迎接2010！

2009即將落幕，在這一年巨流中，我一葉扁舟，於浪濤間掙扎過渡，偶爾遇上驚險的激流，在親情與友情的支撐下，幸而都能化驚險為歡喜。倒數計時的此時，心存感激，我要特別感謝...

• 感謝我身邊的親人，在我困頓徬徨時，伸出無私的、不求回報的援手；在我得意歡愉時，分享我的輕狂與喜樂；在我糊塗犯錯時，不厭其煩的提出警告及忍受我的愚蠢；在我迷途知返時，給我不計前嫌的原諒與熱情的擁抱。
• 感謝我二個親愛的女兒，她們給我源源不絕天真、純潔的愛，讓我學習什麼是付出，也重新認識自己所獲得的是如何的無價。
• 感謝職場工作中、生活經歷上的所有朋友，雖然生活步調緊湊繁忙，在我需要時，仍給予支持、鼓勵、建言、安慰、幫忙與歡笑。（我們還有許多未履行的飯局喔！）
• 感謝遠方的D君，相隔千哩，卻時時傳遞暖暖的關心、與分享點滴心情，我珍惜您的隻字片語。
  

我微乎其微，是你們豐富了我的人生，讓我在一點一滴的親情與友情灌溉中，更加堅強與茁壯。2009近尾聲，僅以這篇文章表達我由衷的感激，希望將到來的2010年，仍能與你們保持緊密的聯繫，我會更努力表達我的關懷與愛！

親愛的親友們，新年快樂！

- by Eve

我這個迷糊的送禮人呀！

D君生日，我早早備了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當禮物；時間過了，書沒寄出，心想緩緩不急，心慈的D君不會介意。這一轉念，時間過的好快…

後來禮品多了一串「琉璃工坊」的手機吊飾，網上看見買下的。我喜歡它的提詞「快樂！快樂！不要走…」

鈴妹妹借我一本龍應台女士的『大江大海─1949』，據說這本書在中國列入禁書，D君該看看，還好禮物沒寄出，補上新書一冊。

望著逐漸累積著的禮物沒寄出，揪心，但它們依然靜靜躺我桌上…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兒？

幾天前在Luka官網上挑皮革側肩包，順道又幫D君order一本手工皮革封面的記事本，下訂到交貨得15天…@@ 我保證這是包裹裡最後添上的一樣禮品！

送禮，原本是表示善意、給予受禮者驚喜的意外舉動，然而耶誕節來了又走…新年漸又逼近…禮物卻一直沒寄出。仔細回想，這事兒居然從八月眼看即將拖到年後，真是可笑！

我真的很失禮呀！

令人嚮往的極至美景

懂得愛人與被愛、懂得分享，就擁有無限寬廣的世界！新的年度即將來臨，共勉之...（圖片bao大哥提供）

- by 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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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X'mas

For my good friends,

Lets welcome the year which is fresh and new,
Lets cherish each moment it beholds,
Lets celebrate this blissful New year！ ^_^

Merry X'mas ~~~

- by Eve

初老的徵兆

Alex來信分享！以下列出的50條徵兆，您中了幾則...^^

by 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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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老，這個詞，真是有趣，但也有很多感觸。年齡就是這麼一回事，20歲生日的時候，覺得自己老了；30歲生日的時候，也覺得自己老了；40歲生日的時候，當然就更老了。

所以30歲的人，回頭看那些20歲的人喊什麼青春不再，不免嘀咕，靠夭啥啦；而40歲的人，看到那些鬼叫啥30宣言的，也會在心裡幹譙，30歲是有啥好哀怨的啦！

要自己接受老的事實，其實是很殘酷的，但「老」的來勢洶洶，也應該有類似「轉大人」「轉骨」那樣的適應期。

不知不覺，初老的跡象一天一天滲透，外表，心態，生理，心理的，就好像古田敦也形容的，15年前看「東京愛情故事」的織田裕二，為何過了15年了，還是一樣年輕？好懷念啊，真希望自己也一樣。

初老，其實是有跡可尋的，譬如……

1. 身旁陸續出現有一堆人喊你「XX哥」「XX姐」，但其實很想叫他們閉嘴
2. 發現同事的年齡與自己的距離從**5**歲、擴大到**10**歲，**15**歲**……*
3. 開始懷疑比自己年齡大的人，是不是都跑到外星球去了
4. 以前可以唱KTV到天亮，現在只要熬夜一天，就會累一個禮拜
5. 只要坐下來，小腹就有一癱肉
6. 開始注意維骨力和維他命E的行情
7. 躺在沙發看八點檔連續劇會熟睡30分鐘以上
8. 覺得五分埔與路邊攤的T恤都是給紙片人穿的
9. 以前煩惱青春痘，現在煩惱小細紋
10. 除非參加清早晨運的甩手功或廟會朝山活動，否則很難找到比自己年齡大的聚會
11. 對於陌生網友的「我們可以交朋友嗎？」說法，覺得無比愚蠢而沒有耐心
12. 認識新朋友的速度與機率逐漸鈍化
13. 對於沒有結論的冗長會議充滿厭惡
14. 越來越覺得專家說法都是唬爛
15. 已經放棄「All YOU CAN EAT」這種吃到飽的把戲了
16. 如果一天沒有吃綠色蔬菜就會覺得身體怪怪的
17. 莫名其妙就會一大早醒過來
18. 逐漸沒有耐心替爛朋友收爛攤了
19. 越來越不喜歡改變「已經習慣的習慣」
20. 很討厭在外面過夜，因為要帶好多東西
21. 不知不覺，隨身攜帶溫水壺和牙線棒
22. 懶得交新朋友的原因，是因為懶得從頭交代自己的人生
23. 越久以前發生的事情越是記得，越近的事情反而容易忘記
24. 總是把「重要的東西」放在「重要的地方」，然後把那個「重要的地方」徹底忘記
25. 覺得自己快要被一堆密碼和一堆遙控器淹沒了
26. 每次看到某某歌手某某影星過世的消息，就要感嘆一次，我們的時代過去了
27. 60頻道以後的電影台播放的舊電影，會忍不住一口氣看完
28. 說你看過「東京愛情故事」，知道完治與莉香，周遭一片嘩然
29. 朋友們離婚的（數量/年度）開始超越結婚的（數量/年度）
30. 對於星座、運勢、紫微斗數、塔羅牌、兩性專家與勵志書，已經沒有感覺
31. 對於磁場不對的人，可以毫無牽掛的跟他說再見、再見、再見……
32. 參加告別式的機率比婚禮多，包白包的機會比包紅包的機會多
33. 再也不覺得年輕辣妹是一種天上掉下來的幸福
34. 以前糟蹋身體，現在被身體糟蹋
35. 開始注意醫藥新聞，譬如銀杏是不是可以預防老年痴呆
36. 對於年輕朋友不讓座這件事情會非常介意
37. 對於手機鈴聲開始感覺不耐煩
38. 逛超市買東西，會注意成分與製造商和賞味期限
39. 對超商的集點活動完全沒興趣
40. 對路邊的NuSkin問卷部隊非常有意見
41. 對詐騙集團開始產生周旋的戰鬥力
42. 逐漸喜歡到傳統市場買菜
43. 最討厭聽到「如果你不怎樣，就不能怎樣」這種威脅
44. 再也不相信政治人物「替鄉親服務」這種屁話
45. 對於百貨公司週年慶已經沒什麼衝刺的慾望了
46. 報紙影劇版報導的明星大部分都不認識
47. KTV熱門點播排行榜的歌曲完全不會唱
48. 當紅的偶像歌手大部分都不認識
49. 對於RAP一點好感都沒有
50. 枕頭旁邊，電腦鍵盤旁邊，出現一堆萬金油、白花油、綠油精等提神藥方

中日“破例”外交的意味

來源與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2009-12-16

一位日本外务省的官员向我透露了，日本民主党说服负责天皇事务的宫内厅，实现明仁天皇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内幕”。

“11月23日，日本放假的那天，中方终于通知习近平的访问日期确定为12月14日至16日。第二天，我们就向宫内厅请求能否实现天皇明仁会见中国副主席。26日，宫内厅跟我们回答说因‘提前一个月规定（One month rule）'而不能实现。与首相官邸协商后，30日向中方传达了不能实现的消息。后来，12月3日，中方外交副部长在北京再次向日方催促。后来，内阁官房长官以‘这是首相的指示'为理由，7日、9日连续给宫内厅打电话催促。结果，10日确定能在15日上午实现，11月正式向中国驻东京使馆通知。”

“我们就没面子了，首相官邸完全忽视，并跨越外务省与宫内厅之间的交涉过程，用政治权力施加压力，破坏了外国政要与天皇见面必须1个月前提出申请的惯例，违背了不管国家大小，采取平等应对的基本原则，开了相当恶劣的先例。对民主党来说，就像驻日美军的迁移问题一样，此案很有可能成为动摇鸠山内阁执政基础的不安要素。”

正在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破例”会见日本天皇明仁一事在中日两国舆论上引起着轩然大波。媒体的聚焦点不在于习近平与日本天皇、首相以及有关人士谈了什么，而在于这场“破例会见”对日本将来的“天皇外交”，刚实现政权交替的鸠山政权的生命力以及今后的中日关系会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就像习近平会见鸠山由纪夫时亲口表达的，“我此次访问就是要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同鸠山首相达成重要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习副主席的外交姿态显得相当低调，尊重胡温两位领导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双方之间只不过也是确认了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促进关系，加强交流，共创未来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经过曲折与风波，中日两国正迎来“外交密集期”。习副主席访日没什么新的内容可谈，本身就意味着中日关系越来越成熟化、机制化。

之所以日本媒体如此广泛、密切地关注此番访日，是因为习近平被视为中国“下一个领导人”，日方早就意识到有必要逐步，切实地了解这位胡锦涛的接班候选人。正因为中日两国间缺乏新的焦点，中日媒体才格外放大天皇外交“破例”案。这是习近平此番访日的趣味所在。

对于此场跨国轩然大波，我有三点观察和解读：　　

首先，对民主党夺取政权，在幕后起到关键作用的小泽一郎不惜外务省、宫内厅等各界的批评，以政治利用天皇，这一过程足以表明：日本民主党前所未有地重视中日关系。12月初，鸠山内阁最终说服宫内厅的原因是“因为中日关系很重要”。有消息说，刚率领143名国会议员访问中国，会见胡锦涛的小泽一郎在东京和北京动员各种人脉实现了中方“下一个领导人”与天皇明仁之间的会谈。在其背后，首相鸠山由纪夫、外相冈田克也等人物似乎也无所作为，只好“观望”着，其他内阁阁僚也清一色“尊重”小泽一郎的选择和做法。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担心，民主党内部正呈现出“双重权力”结构，即首相鸠山由纪夫和干事长小泽一郎双重而有差距的权力支柱有可能对政治运营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政乱。毋庸置疑，后者的权力和影响比前者大得多。此外，这段时间以来小泽的“亲华”言行也是不确定因素。他曾经表明“中美日等边三角形关系”；“中日关系是21世纪人类史上最重要的关系”等言论，引起了日本最大同盟国——美国——的怀疑和警惕。中国方面显然也不愿意看到美日关系的恶化。对于小泽言行，值得继续关注。

其次，从“破例会见”不难看出，中日关系中的“内政因素”明显暴露，不容忽视。我曾多次强调，中日之间的问题往往来自于内政的冲突。就“破例会见”而言，天皇接见外国政要需要一个月前申请，外务省与宫内厅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阁方面的参与、干涉等无疑是日方的内政。虽然战败后的日本始终实施“天皇象征制”，即天皇尽可能不参加国家政治，但实际上天皇每年接见100多个外国政要，有时还会出访，比如，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年之际天皇访问过中国。那么，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如何正确、有效地处理“天皇与外交”的关系，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从中国方面的内政看，习近平此次非要会见天皇不可，是因为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1998年4月刚刚就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访日，并与天皇明仁的会面。对于接班呼声很高的习近平来说，不能见到天皇显然会给外界留下落后于当年的胡锦涛的印象，乃至对其接班人地位的怀疑。但这是中国方面的政治规则和程序，本质上与日方无关，却切实影响着中日外交的细节与大局。我认为，中日双方必须对对方的内政及其运作逻辑加深理解，以免冲突。

最后，“破例会见”再次表明中国对外政策背后的国家实力和政治权力正在强化。如前所述，中方此次向日方通知确认习近平访日是在11月23日，离访问时间仅有20天左右。我不相信中国外交部不知道日本天皇外交中的“一个月规则”。中方被日方一次拒绝后，想方设法向日方提出要求，施加压力，最后使日本政治的一把手小泽一郎“动手”，实现了会见。

密切报道“破例”案的日本媒体批评的对象也基本上针对民主党、鸠山由纪夫以及小泽一郎等，而没有说中国不应该怎么样。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外交的一场胜利。习近平对天皇明仁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见“深表谢意”。根据我自己的多次亲历，在中国计划往往是跟不上变化的。此次习近平访日时间直到11月23日才定下来，充分显示中国人对时间观念不够严谨。中国人之间开会无所谓，可以“暂定”，但一旦利益关系牵涉到外国人，中方也应该尽量遵守国际准则，改变一点点“计划跟不上变化”的传统习惯。

作者簡介：
一个日本人，用中文为一个国际化的媒体写专栏，试图从“非中国人”的第三双眼的独特视角，解读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事件、现象和问题。 作者加藤嘉一，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在就读硕士研究生。自从2005月4月亲历“反日游行”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

也談國文課綱中的文白比例問題

來源：《海峽評論》228期-2009年12月號
作者：謝大寧（佛光大學文學系主任）

日前，由於監察院糾正了教育部有關高中九八課綱的政策，於是媒體也接續報導了九八課綱中保留的兩科，也就是國文與歷史這兩科課綱目前的修改狀況。由於新聞基本上聚焦在國文課綱中文言文所佔的比例問題，而且由於目前的國文課綱小組修正了杜正勝時期所通過的比例，將文言文的比例從百分之四十五修正為不做硬性規定，只規定百分之四十五到六十五的範圍，授權由書商自行決定，這一修正在觀感上是比杜正勝所作的百分之四十五要高，於是便引來了一些獨派人士的強烈抗議，並將此一修正視為是馬政府再度走回大中國主義的證據，從而將此事上綱到另一波的統獨論爭。為此，王曉波教授乃特別要我以國文課綱修訂小組成員的立場，來寫一篇澄清的文章，並為此事留下一份歷史紀錄。

為了這個交代，這幾天我真是躊躇良久。我猶豫的倒不是害怕捲入爭議，這些年來在這條戰線上，我大概還從未退卻過。我擔心的是畢竟我們現在的修正工作仍尚未完成，此時我的文章會不會給我參與的小組帶來困擾，而且這問題還真不容易講清楚。文白比例的問題就國文教學來說，其實根本是個假問題，這只是一個由政治干預教育所挑起來的煙霧彈，其本質根本是荒謬的，也是根本不尊重國文教學之專業的。但是這個假問題儼然已經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問題，是不是有可能在簡短的篇幅裡把它講清楚，我還真沒有把握。不過，更讓我為之思量再三的，則是另一件偶發的新聞。

報載，龍應台女士最近在一個場合裡講了一段話，大意是說她兒子的老師在課堂上給了他們一份住家附近的地圖，這份地圖引起了她兒子了解自家附近的興趣。而這份地圖卻勾起了龍女士的巨大感慨，她想起了自己當年上地理課時，從未拿到類似的地圖。當年的地理課教的都是她從未到過的中國的地理，而台灣的地理講得反而很少，更沒有自己家附近的介紹。對此，她以為這根本是殖民地式的教育，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根本就沒有關懷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卻只要人民去關懷一個他不曾參與的土地，這根本是一件荒唐的事。

龍女士這樣的講法有些朋友聽起來，恐怕會有些刺耳，但平心而論，也許殖民教育之類的說法容或措詞不當，可是她的批判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地理課的確不應該貴遠賤近，當年的確沒有必要把地理課也當成意識型態的工具。可是龍女士這樣的講法，很快就被人接過去（請見《自由時報》鄧鴻源的投書），聯繫上了國文課的文白比例問題，並且儼然認為提高文言文的比例也是一種殖民教育，這就讓我感到一種刺骨的涼意了。這當然不只是引喻失義的問題而已，在我看來這更是個文化教養上的重大問題，這問題不講清楚，中華民國就將國不成其國了，然則我該如何把這件事講清楚呢？

文言白話不是兩種語言

我想有一個基本的知識，恐怕得先講清楚。首先，我們得了解，文言文與白話文並不是兩種語言，它只是同一種來源的書面語在兩個不同的時空裡的發展而已。獨派人士把文言與白話對立起來，認為提高文言比例就是搞中國的復辟，這本身就是個荒謬透頂的想法。難道白話文就不是中國的東西嗎？胡適之先生等這些白話文的先驅，哪個不是他們所謂的中國豬呢？當然，我以為獨派人士也不至於這麼邏輯不清，他們之所以明知白話文也是中國的，卻還要儼然以捍衛白話文自居，這根本就是一種所謂的統戰伎倆，也就是先求打倒主要敵人，再來處理次要敵人的策略而已。對他們來說，文言文不只是白話文的前身，而且它承載著整個中華文化的重量，所以基於他們要與整個中華文化為敵，乃有必要優先把它列為打擊的目標。至於暫時還得接受白話文，乃是因為基於現實上還無法完全廢棄中國的語文，而且他們所認為足以表現台灣精神的文學作品，多數也還是以白話文寫作的，所以為了將這些東西放進教科書中，以進一步傳播所謂的台灣意識，乃不得不勉強妥協，只求先打倒文言文就可以了；就算文言文暫時也打不倒，至少也要把它的分量壓抑得越低越好。在我看來，這就是他們的整個策略思考，就戰略言，主要的目標是在廢掉中華文化，只要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就可以容忍白話文，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居然會讚揚大陸的國文教科書文言比例不高的原因。其實，這些人平常不是最反對大陸的人嗎？怎麼在白話文的戰線上，他們會和大陸聯合戰線呢？大陸的教科書文言比例不高，當然有其原因，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基本上仍陷在反傳統的情結中所致，可是這幾年來，大陸已然越來越認識到傳統的重要性，他們現在正在大力提倡國學，也有越來越多人在加強文言的訓練，更有為數以百萬計的學生參加了經典背誦的行列，然則這現象獨派人士又當如何說呢？

搞懂了這些獨派人士的想法以後，就可以很肯定地說，他們真是只從政治的角度來看語文教育的。而我們也可以很肯定地說，這十幾年來，正是這樣的一種狂潮，把中華民國的語文教育搞得是狼煙四起，一塌糊塗。我們很多人已經越來越搞不清楚國語文教育是要幹甚麼的了，一個最清楚的現象就是去爭執文白比例的問題，這樣的爭執不是恰好落入了人家設定的戰場裡去了嗎？人家拿了一個假問題給你，你為什麼要把它當真，還爭得煞有介事呢？難道你也真的以為文言和白話該對立起來嗎？要捍衛文言的人就該壓抑白話嗎？試問我們今天還有誰真能以文言做為我們的語文表達工具？我們能夠不用白話嗎？但我們都已經改用白話之後，就意味著我們該把文言丟棄了嗎？語文使用與語文教育究竟是不是一回事，這問題不是更本質嗎？其實我可以說，正是因為誰也不肯好好想清楚這些問題，才讓這個問題惡化成這個樣子的。所以我們也都是這個問題的共犯，不是嗎？因此，底下我就想好好講清楚，文言與白話究竟應該是個甚麼關係？

文言白話都是「書面語」

前面我已經提到了，文言與白話都是中國語言，但必須注意的是，我也說它們都是「書面語」，換言之，它們都不是我們口頭使用的語言。這點特別值得我們留意，因為我們常常被誤導，以為說白話文就是把我們的口語寫出來的語文；其實這兩者之間並不是必然相關的，只是白話文與口語比較接近而已。這也就是說我們不要以為，只要有本事說話，就一定意味著會寫白話文。它們其實是兩碼子事。所以，白話文跟文言文一樣，都是需要學的。但問題是我們在學習白話文時，究竟要學些甚麼呢？

一百年前，我們的前輩們開始提倡白話文，是因為他們清楚感受到巨大的變局，這個變局必須讓我們的語言做一些根本的擴充，否則便無法應付時代之需要了。這也就是說，文言文是很難再擴充的了。但是，這需要擴充的地方在哪裡？我們很可以如此想，在新時代裡，一定有許多新事物，新事物便需要新詞彙，而且這個時代是一個知識普及的時代，所以我們也需要一種比較簡單易學，也容易容納新事物、新詞彙的語言形式，這些當然都是白話文應運而生的原因。我們只要想一想，在古文或唐詩裡加上飛機、大砲、熱褲、皮鞋，那感覺會有多怪，也許就可以了解這點了。

可是在我看來，上面這個原因可能還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果只為了增加新事物，則也許只要把古文的規範放寬就好了，未必需要那麼大的變革。而我以為，當初提倡白話文的前輩主要是因為他們朦朧地感覺到了，為了迎接西方的知識，我們實在不得不改變我們的語言表達了。對比於西方知識的語言，我們的確看到了古文的巨大缺陷，那就是它無法精確地轉換為概念的語言。這話當然說來話長，也牽涉到許多專業知識，在這裡我實在無法做詳細的說明，但簡單說，我們如果不能創造一種新的表達形式，那除非我們全部改用英文或德文法文，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去學習西方的新知識了。而這裡面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就在於，傳統的語言裡沒有詞類變化，因此我們傳統的語言無法表達出準確的邏輯推理。為了補救這一點，所以我們只好在白話文裡借助一些語法上的安排，比如說我們用嚴格區分「的、地、底」之類的語助詞，來人為地做出詞類區分。像一個詞後面加上「的」就成了形容詞，加上「地」就成了副詞，加上「底」就成了所有格，這種人為的規定，的確是有部分用處的，所以白話文就讓我們可以比較方便地引進了西方的現代知識。

這麼說來，白話文當然是有巨大作用的，但是這麼說是不是說我們就該只學白話文就好了呢？如果我們這樣想的話，那又把問題給搞亂了。我們的確必須認識到，在表達現代知識與容納新事物上，白話文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而也因此，我們在專業知識，特別是由西方傳來的現代知識的學習上，就一定要用白話文，甚至我們在學習科學時，還得進一步使用數學語言。要知道，學習白話文並不一定要在國文課來進行的，我們今天知識類的教科書，哪一本不是用白話文寫的呢？難道這就不是語言的學習嗎？今天我們在物理課本、社會課本中，學到的不只是物理的知識、法律的知識、經濟的知識，同時也學到了白話文這種語言，只是我們往往忽略了這其中屬於語言這個層面的東西而已。

白話文要與傳統語言表達聯繫起來

然而如此說來，那是不是說國文課就也沒有必要教白話文了呢？這當然也不是，但國文課要教的白話文顯然就必須要和其他知識課程中的白話文有所區隔。在我看來，國文課教白話文應該要有幾類目的，第一、讓我們可以更純熟洗鍊地運用此一語言，也更能精確地掌握其意義。第二、人生中並不是只有知識而已，我們也要會運用這種語言來表達除了知識以外的人生世界，包括我們的感情、懷抱、道德與歷史感等等。第三、在知識的世界裡，還有一類人文的知識，它是靠著對傳統的理解才能進行的，我們的理解當然還是要借助白話文，如此才能和我們的現代生活相連結，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一定必須在白話文與傳統的語言表達間取得聯繫，否則我們就無法取得這種人文知識。基於這樣的幾個目的，我們就應該認識一件事，那就是無論如何，白話文都是從文言文發展而來的這個事實，我們知道白話文的基本詞彙與語法，都和文言文相去不遠，語言也絕對是個積累的產物，要想取得更豐富的語言資源，捨文言文哪裡還有呢？當代最重要的白話文作家，比如說楊牧、余光中等先生，哪一位不曾希望大家到文言文裡去找尋我們的語文訓練？所以說，國文課裡當然要教白話文，但也絕對不能偏廢文言文，而且我們還得注意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從文言轉向白話的過程中，事實上已經丟失了一些傳統裡寶貴的語言表達形式，這種丟失有的是無可奈何，因為語言結構發生了一些改變所致，也有的是因為白話文實在還有些粗糙，有待發展成熟所致，而這些都有待於我們能從文言的學習中去彌補。因此，在國文課中加強文言文的訓練，就語言教育言，不只有其必要，而且我們就算說白話文教育的成敗就奠基在文言教育的成敗上，這其實都不算是誇張的說法。

權力毀不掉語言的規律

我之如此說，純只是基於我作為一個語文教育者的專業良知，唯其是基於良知，所以走到哪裡我也都是這樣一個講法。在國文課裡應該教文言文，是個跟政治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事情。如果要說有那麼一點關係，那就是如果獨派人士有本事建立台灣國，然後宣布廢掉一切和中國傳統有關的東西，連中國話與中國文字都廢掉，那就另當別論。甚至我們退一百萬步說，就算台灣國成立了，只要它還保留了中國語言與文字，而它又想提升自己的文化，那作為文化教育之根本的語言教育，恐怕就還是得借助文言文。政治有再大的力量，也毀不掉語言的規律，我不知道這些獨派人士何以如此大膽，居然想挑戰語言的規律，這除了狂妄與無知能解釋之外，你還能說甚麼呢？

以此而言，各位當可以理解我為什麼說文白比例乃是個假問題的道理了吧？其實以現在學生對傳統語言認識的貧乏，我們如果再加重文言的比例也不為過，這是一個調整的問題，也是一個語言的問題，而不是個意識型態的問題，我其實根本主張在課綱中把這個比例拿掉，但如今新的國文課綱小組把它定成一個範圍，這其實是一個比較能尊重語言教育的做法，所以我也可以接受這樣的妥協方案。然而有心人卻總還是要把它往政治上扯，說提高文言比例乃是殖民教育，對這些無知的評論，我真的只能說夫復何言了。

而在本文的最後，我更要說的一點是，中華民國的教育部有義務要捍衛那傳承自中華文化的語言傳統，並按照語言本身的規律來規劃我們的語言教育，如果我們仍然看重我國法統的文化意義，則做為文化教養最基礎的語文教育，就該是無論如何都要堅守的一塊地方，否則我們就真的自喪國格了！這幾年的統獨爭議已經滲入到太多的專業領域，如今我們要捍衛的不是意識型態，而是我們的專業尊嚴。那些獨派人士，你們愛數典忘祖，那是你們的事，你們要拋卻自家的無盡藏，不在乎讓台灣文化只成為一張薄薄的紙，那也是你們的高興，但你們沒有權利妨礙我們想過一個豐富優雅文化生活的想望！我於文白比例的問題作如是觀。

春蠶到死絲方盡

敬悼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

來源：《海峽評論》228期-2009年12月號
作者：江才健（資深媒體工作者）

不愛講話，喜獨處、愛思考

二十世紀科學的進展給國家發展帶來巨大影響的，原子彈和後來的核武，可說居其首功，而投射核武的導彈，以及發射衛星的相關科技，則是如虎添翼。中國大陸建政後，由一窮二白起步，在六○年代便趕上美、俄、歐和日強權，擁有「兩彈一星」，其中「一星」雖是七○年才「東方大白」，其實導彈技術是由六○年代逐步成熟的。毫無疑問的，甫去世的錢學森，對於中國火箭、導彈以及衛星的「航天科技」，是貢獻厥偉的關鍵人物。

錢學森的一生，可說是傳奇戲劇的。對於他的出生，中國大陸多數正式的資料，都說錢學森出生在上海，但是花了好幾年時間訪問並蒐集研究資料，寫了《錢學森傳》（The Thread of The Silkworm）的張純如，(張純如後以《南京大屠殺》一書享譽國際，但不幸在二○○四年自殺身亡)在錢傳中的描述，卻使人認為錢學森應該是出生在杭州。因為他出生的一九一一年，父親錢家治在杭州良知師範學校任校長，他的母親章蘭娟出身絲綢世家，雖自幼學習詩書繪畫，但因纏過小腳，不利遠行，以他父母之情形，一九一一年他的母親會到上海去生下錢學森，有悖常情。

一九一四年錢家治舉家遷往北京，開始錢學森在北京的一段成長和求學歷程。任職教育部的父親，對於錢學森的教育自是十分看重，他七歲進的北京第二實驗小學，就是特別為資優兒童設立的學校。錢學森由第二實小學到第一實小，以及一九二三年進的北京師大附中，都是當時北京最好的學校。

由《錢學森傳》對錢學森學習的描述，他無疑是一個有天分，十分努力，也力求表現的好學生。他的人格特質，是「沈默寡言」的思考型人物、在美術和音樂方面，也有相當天分和興趣。

一九二九年錢學森進大學，他考進有全國最好工學院的上海交通大學，是機械系的第三名，但入學後決定主修鐵道工程。後來許多同學回憶起來，那個「北京來老考第一名的小個子」錢學森，是一個不愛講話，喜獨處和思考的學生，這也是他一生給人的印象。

有了離開中國的打算

一九三○年錢學森感染了傷寒，休學一年在杭州老家養病，這期間他閱讀許多書籍，開始意識到政治的影響，有些大陸的資料說他閱讀了社會主義的書，受到啟發。事實上，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新知迸發，求知若渴的年代，各種思想風行，加上政治的混亂，也造成青年學生對政府的不滿，常有大規模示威遊行。錢學森不是積極參與行動的學生，但毫無疑問這些外在的動盪，政治暗殺鬥爭，對他有很大的影響。他一方面在西方音樂裏找到情緒慰藉，一方面對自己的未來有了籌劃。如果以他在交大的成績，畢業後很容易可在交通部找到一份好差事，足夠舒適過日，但是他卻有了離開中國的打算。

一九三四年八月錢學森參加了庚款留考，兩個月後他成為二十名考上的學生之一。錢學森原習交通，加上受到兩年前日本侵襲上海「一二八」事變，中國空軍受到重創的衝擊，因此選擇進修航空工程。當時庚款留學，考上後必須有一名指導顧問，並且以一年時間訪問中國各地，考察國家的需要。錢學森在麻省理工畢業的航空學教授王士倬指導下，看了中國方起步的航空工業，也見到同是麻省理工畢業，中國當時最重要的航空工程專才錢昌祚上校。一年後錢學森啟程赴美，也就進入了麻省理工學院。

麻省理工學院確是美國當時最好的工學院，不過教育方針著重的是培養一畢業就能投入工業生產的工程師，錢學森感興趣的是理論探究，加上航空工程不是麻省理工的發展主力，錢學森雖然學習成績很好，也做出很好的邊界流層理論工作，但工廠就業實習不順利，還受到種族歧視，使他感到失望。

馮卡門最得意的弟子

錢學森無法也不願意留在麻省理工學院，於是轉到美國西岸加州，一個雖然小但朝氣蓬勃的學校，那就是加州理工學院。這個學校在上世紀二○年代開始航空工程學程，並且在三○年代請來有猶太血統的匈牙利裔航空動力學專才馮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大力發展航空工程。錢學森知聞其事，一九三六年他往訪馮卡門，馮卡門對這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中國科學家的科學才分和思路，印象深刻，便建議錢學森到加州理工學院來讀博士。錢學森喜出望外，立即接受馮卡門的建議，也成為後來被認為是世界空氣動力學權威馮卡門最得意的弟子。

馮卡門處理航空工程難題，是用德國的方法，要求嚴謹的應用數學和物理基本法則，對錢學森來說，這是「深獲我心」，他的表現也令人驚訝不置。

馮卡門在他的回憶錄《御風而行》（The Wind and Beyond）中有一整章談論他的這位傑出門生，說一次他和物理系的猶裔物理教授艾普斯坦（Paul Epstein）談起錢學森，艾普斯坦半開玩笑地說，錢學森是不是有猶太血統，流露出猶太血裔人士對自己的自信，和對錢學森的激賞。

馮卡門對問題的深刻洞察力，在空氣動力學方面有新的構想，數學能力超凡的錢學森便能以數學方程建構理論的實際應用，而且他工作勤奮，常不眠不休，他和馮卡門的合作，解決了飛行器超越音障的一些重大問題，成為航空工程學領域有名的「馮卡門—錢學森公式」，錢學森以這方面四篇論文為內容的博士論著，也成為他的經典貢獻。

在加州理工學院期間，他和幾個美國火箭發展的先驅人物，組成一個火箭試驗小組，由於這種計劃危險性極高，因此後來被人稱之為「自殺小組」。這個小組的核心人物是馬里納（Frank Malina），不過理論要角就是錢學森。一九三九年錢學森得博士學位，也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得教職，一年後已和日本正式作戰三年的中國，要求錢學森履行義務，返國報效，錢學森頗感質疑，因為他正處高峰，火箭的發展也頗有眉目，回到戰時的中國，將不可能繼續這一切。

於是他請馮卡門替他寫信，希望讓他在美國多留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更加需要科學人才，於是把錢學森的居留身分由學生改為訪問學者，並在一九四二年由馮卡門出面安排他通過安全審核，參加了加州理工的軍事計劃。

麻省理工學院最年輕的終身正教授

錢學森獲得安全核可身分後，陸續接到戰爭部、空軍和兵工單位一連串合約，發展火箭推進技術，他也給一些軍方進修人員上課。許多資料說他參加了美國的「曼哈頓計劃」，其實那個計劃主要是為著造原子彈，錢學森參與的是發展能反擊德國的飛彈發展計劃，不是「曼哈頓計劃」。

錢學森參與的軍事計劃，不但讓美國火箭飛彈技術快速進展，也奠定了錢學森在世界噴射推進領域中的前衛專家地位，那時候有林家翹、郭永懷、錢偉長等一些中國科學家來加州理工學院，也加入過錢學森的計劃。錢學森一般不大與人來往，只和也來加州理工研究航空動力學的張捷遷比較熟悉，他雖然曾替袁家騮、吳健雄一九四二年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婚禮拍了一部八釐米電影，但也一直沒有什麼往來。

一九四五年錢學森應馮卡門要求，到華府加入美國科學顧問小組成員，後來並被派往歐洲，準備探查德國火箭的發展。錢學森那時持中華民國護照，害怕離境後不能再入境，於是要軍方要求移民局給予入境特許證明，回美國後可恢復原有身分，那時他不但是美國軍事專家顧問，也有美國空軍上校軍銜。

錢學森等人訪問了德國的火箭專家馮布朗（Wernher von Braun）和另外一位空氣動力學家赫曼（Rudolph Hermann），赫曼知道錢學森的空氣動力理論，也對他印象特別深刻。錢學森只在德國待了兩個月就回到美國，他重回加州理工學院研究教書，那年十一月升任副教授。他戰時的技術專著，後來刊在《推測推進》《迎向新視野》和《超空氣動力學》三本專著中，奠定他在世界航空動力學僅次於馮卡門的地位。

一九四六年麻省理工學院以終身職副教授禮聘錢學森回任母校，錢學森接受了，被認為也是馮卡門得意門生的林家翹以為，錢學森的決定有其遠見，因為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各有所專，錢學森可吸取雙方所長。那時錢學森研究識見成熟，迭有創意，第二年就升為正教授，年僅三十五歲，是麻省理工學院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正教授。

一九四七年錢學森得到一個中國教職工作邀聘，甚至提到要請他做交通大學校長，他準備回去看看有什麼機會，也考慮長居美國，於是提出永久居留申請，為了取得新簽證，他必須離境再入境，他飛去加拿大，由紐約州再入境，然後在七月啟程回中國。

找到人生的伴侶－－蔣英

那次的中國之行，錢學森不但見到久未謀面的父親，也在多地講學，引起轟動，那次回國他還與錢家世交的中國軍事戰略家蔣百里的女兒蔣英結婚。蔣英早年就認識錢學森，不過二戰時在歐洲習聲樂，兩人並未來往，有中日血統的蔣英，是姿容出色的美女，她一九四六年回到中國公開演唱，立使社會驚艷，錢學森回國後與蔣英再次見面，不諳求愛之道的錢學森很快單刀直入提出求婚，蔣英拒絕了一次，但錢學森鍥而不捨，蔣英在九月同意與錢學森結婚，同時只好放棄自己歐洲的演唱邀約，到美國與錢學森生活。

相對於中國當時國共戰爭的戰亂困頓，錢學森在美國的生活是優渥舒適的，尤其又有了美麗的人生伴侶，一年後生下大兒子錢永剛，研究也更上層樓。一九四八年錢學森再回到加州理工學院，擔任噴射動力中心主任，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失去大陸江山，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政權，錢學森意識到自己的未來在美國，因此在那年申請美國公民權。

錢學森重回加州理工學院，生活重心雖仍是研究教學，他提出的火箭飛機構想，也引起轟動，但因為有了美麗動人，個性外向可親的太太蔣英，不再如往昔的孤僻，他們的家成為許多好友聚會的場所，錢學森有些不適應，太太也調侃他過於古板，不過兩人都愛好音樂，鶼鰈情深，一切似皆美好。

遭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兩個聯邦調查局探員走進錢學森辦公室，調查他是否是共產黨員，因為當時美國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正興，錢學森三○年代在加州理工的好友魏恩邦（Sidney Weinbaum ）被認為是共產黨員，因此將錢學森牽連進去，雖然沒有被定罪，卻取消了他參加軍方機密計劃的權利。錢學森雖然曾遭受過其他的種族歧視，但沒有如此大的傷害，兩周後他公開聲明，將自加州理工學院辭職，回到中國去。

錢學森這個負氣的決定，影響了他的往後命運。雖然加州理工學院支持他，也一再挽留他繼續任教，但是感受到當時美國高漲反共氣氛中對他的敵意，他的好友羅沛霖已打算回國，加上生病的父親也一再來信催促他帶兩個孫子回鄉，都使他決心回中國去，而他打包的行李似乎代表他準備一去不回，因此後來雖在加州理工學院校長敦促下，到華府去見當時的海軍部副部長金貝爾（Paul Kimball），金貝爾勸錢學森用心面對聽證會，但錢學森似去意甚堅。後來有許多資料都說，金貝爾告訴人，他寧願槍斃錢學森，也不會讓他回到中國，因為他太有價值，抵得上五個師的軍力。

那次錢學森一回到加州，聯邦探員便交給他禁止離開美國的文件，錢學森只好取消他已訂好由溫哥華飛往香港的機票，同時他的行李文件也被查扣，九月七日錢學森遭到逮捕，關進洛杉磯海灣邊的一個小島，隔絕孤立了十五天，最後在加州理工學院奔走下，才獲得高釋金交保，但不到一個月，錢學森居然遭到美國移民局驅逐出境的裁定，理由是他曾經是共產黨員。

往後的五年，錢學森替自己的聽證會努力，他可以教書研究，但形同被限制住居行動，聯邦探員整天跟監他和家人，甚至精神騷擾，生活倍感壓力，他的一些同學和好友，則有更悲慘的下場。一九五五年錢學森想辦法擺脫跟監，偷偷寄出一封信給蔣英在比利時的妹妹，請她轉交一位中國世交陳叔通，這封信成功交到陳叔通手中，並轉給中國政府，於是中國政府在日內瓦的中美會談中，提出要求讓錢學森回到中國，一般認為是中國以釋放美國空軍戰俘作為交換，最後是艾森豪總統親自決定放回錢學森。

未再踏上美國的土地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錢學森一家人搭上「克里夫蘭總統號」航向香港，他明白表示無意再回美國，準備盡其所能協助中國人民建設國家。他一直沒有再回來，雖然後來加州理工學院邀請他回來，要頒授傑出校友獎給他，他也沒有接受。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錢學森船抵香港，開始往後半個多世紀為中國航天科技發展的努力。

當時中國不比美國的優渥經濟，歷經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百廢待舉，航天科技也非一人可以成就，但是錢學森的經驗和知識，給中國帶來發展的信心，他回國頭一年告訴軍事工程學院院長陳賡大將：「外國人能幹的，中國人為什麼不能幹。」這正是開啟中國航天科技發展的必要保證。

錢學森回到中國，先出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聚集多位科學家，譬如當年也在加州理工學院工作的郭永懷就是他的副手，第二年他出任發展導彈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在克難環境中，戮力以赴，訓練人才，發展技術，另外也買來蘇聯的飛彈，複製研究，情形仿如一九三○年代錢學森在加州理工開始的美國火箭計劃，但是士氣高昂，到一九六○年在甘肅酒泉發射場，就成功發射第一枚中國自製的飛彈。

但是飛彈發射並不都是成功的，這在美國也是如此。一九六二年在酒泉發射的東風二號，就在六十九秒後失去平衡墜地爆炸。錢學森領導團隊研究問題出在哪裏，加以改善，同時他們也進一步發展液態氧和煤油燃料，射程可達一萬公里的中程飛彈。

錢學森是一個嚴厲的老師和領導，在加州理工學院便以對學生嚴厲出名，在中國領導航天發展，同樣是恩威並濟，他運用工程管理計劃，減少官僚主義和混亂，逐步發展從東風二號到東風五號的中國自製火箭。

「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進行的「東風二A號」試射，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它不但是中國第一枚能自動導航的飛彈，還可以負載接近中國原子彈一千五百公斤的重量，一九六六年中國更大膽的將已成功製造的原子彈裝上「東風二A號」導彈，由酒泉射向八百公里外的新疆大戈壁，取得一次冒險的成功。這次成功引起西方媒體大幅報導，錢學森的角色以及他在美國的經歷，也再次成為議論的焦點。

導彈的發展，事實上也就是替人造衛星發展鋪路，一九五八年開始的「五八一」計劃，便是進行衛星技術的發展。這個計劃到一九七○年獲得成功，那年四月二十四日用二段液態燃料的推進火箭將「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升空，成功進入地球軌道，並傳回「東方紅」的歌聲，使得中國成為繼蘇聯、美國、法國、日本之後，第五個將人造衛星送入太空的國家。錢學森再次成為中國的英雄以及國際矚目的焦點。

在中國這些年的航空科研生涯中，錢學森一貫地保持隱密低調的生活，他幾乎不接受訪問，很少寫文章，但是錢學森還是不免捲入中國大陸的一些政治風暴，許多人提到他一九五八年在《科學大眾》上寫的文章，鼓吹一種農業可以利用科學，無限生產的想法，後來毛澤東的農業「大躍進」，造成大災害和飢荒，有人就將之歸咎於錢學森的為文幫襯。

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時已改名為七機部的五院，也曾經有一個要扳倒錢學森的革命行動，錢學森受到高層力保，保住了副部長位置，但還是衝擊到他的生活。兩個兒子永剛、永真為免於下放勞改，中斷學業加入解放軍，蔣英任教的中央音樂學院也關了門，她還差一點到鄉下勞改。

無論如何，錢學森對中國航天科技的巨大貢獻是無可置疑的。許多人談到他晚年鼓吹特異功能，其實他所倡議的人體科學，還是希望用科學方法，了解和開發人體潛能力。張純如寫的《錢學森傳》裏，引述一些來源說，錢學森晚期因政治立場影響，受到輕忽冷遇，不過錢學森卻一直受到禮遇，也有中將軍銜。他得到國家科學最高榮銜的國家傑出貢獻獎，以及中國航天事業五十年最高榮譽獎。

錢學森在十月三十一日的去世，不只是他自己人生九十八年歲月的終結，也代表一個時代的結束。錢學森生在一個中國動盪的年代，他本身資質出眾，也因幸運而得良好教育，但如同歷史大潮中的個人，終不免國際冷戰和國內政治帶來的傷害。他的貢獻已是歷史定論，張純如寫的傳記，書名本意「蠶絲」，原指的是他所發展的「蠶式飛彈」，而《春蠶到死絲方盡》也可以是他一生很恰當的寫照。

淺析鳩山的東亞共同體

來源：《海峽評論》228期-2009年12月號
作者：蔡增家（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日本民主黨在這次眾議院大選當中，為了有別於自民黨過去對美一邊倒的政策，在競選公約上提出「東亞共同體」的構想，這是戰後以來日本的歷任首相從未提出的戰略構想，鳩山由紀夫在今年五月當選民主黨代表之後，便不斷在各個演講場合、記者會及發表文章上，推銷他這項「新」的戰略思維，在民主黨執政之後的首次日中韓高峰會上，鳩山更是大力鼓吹以日、中、韓東北亞三國為核心的東亞共同體，由此可見，鳩山對「東亞共同體」這項構想的極度重視。

一、「東亞共同體」概念的緣起
首先對日本來說，「東亞共同體」真的是一項新的概念嗎？其實在1930年代，當時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蠟山政道便曾經提出「東亞協同體」的構想，當時蠟山認為東亞地區應該要組成一個以日本、中國為主體的開放性區域經濟體，但是最後因為蠟山支持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以及日美關係的持續惡化，在日本同時面臨與中國、美國交惡的腹背受敵下，而讓「東亞協同體」這項概念銷聲匿跡。

從這項歷史的軌跡可以發現，日本所提出的「東亞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實現必須要滿足以下兩項條件：日中必須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夥伴關係、東亞共同體成員不能排除美國。換句話說，「東亞共同體」的這項主張要能夠實現的要件，便是日本要在中國及美國兩大勢力之間採取平衡的角色，而且必須要是等距的三角關係，只要日本倒向美國或是傾向中國，都會造成美國勢力干預以及日中關係緊張，而讓「東亞共同體」的構想破局。

二次戰敗之後，日本在美國的核子傘下，選擇全力發展經濟的道路，在自民黨保守政權的長期執政下，日本從來就沒有自己的外交政策，日本的外交政策便是美國的東亞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東亞共同體」便成為日本的一項外交禁忌，特別是一個沒有美國參與的「東亞共同體」，君不見在1998年，當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提出一個以日本為主導，屬於東亞區域的經濟共同體時，當時的首相小淵惠三有如受傷孤鳥般地噤若寒蟬，這間接促成了2010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的成形，日本也喪失成為東亞經濟主導者的大好時機。

之後隨著內外環境的改變，讓日本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在沉寂八十年之後，又再度死灰復燃了。首先是由美國次級房貸所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機，造成全球區域主義的盛行，其次是泡沫經濟破滅後所引發的長期性經濟衰退，讓日本國民寄望新體制的形成。這與1930年代全球性經濟大蕭條，以及當時日本近衛文麿政權的成立，間接催生蠟山政道的「東亞協同體」構想的歷史背景，似乎是如出一轍的。只是這次日本民主黨緊緊抓住這項契機，在中國及美國的平衡桿緩緩漸行，而不願再重蹈八十年前的覆轍。

二、「東亞共同體」的意涵
這次民主黨的「東亞共同體」概念，源自於有「鳩山大腦」之稱的寺島實郎所提出的「親美入亞」主張，所謂「親美」，日本必須要放棄過去對美一邊倒的政策，而要在美日同盟的架構下，追求與美國相互對等的信賴關係，因此，日本有權利選擇性的採納美國的東亞政策，這種選擇性便是來自日本的國家利益，在這種意識型態下，民主黨主張日本自衛隊終止支援在印度洋美軍的後勤補給，而改採協助阿富汗重建的方式，來為反恐行動貢獻心力；其次民主黨也主張必須要尊重當地的住民自決，遷移已經延宕爭議64年的沖繩美軍基地。

所謂「入亞」，日本必須要積極改善與中國及亞洲鄰國的外交關係，民主黨認為從小泉以來追隨美國的東亞政策，讓日本陷入「經濟困境」、「外交困境」以及「政治困境」等三大困境，過去日中關係的衝突，讓日本企業錯失進入中國市場的大好時機，而讓日本經濟遲遲無法復甦；過去與中、韓等鄰國在開發東海油田及竹島主權爭議，讓日本成為東亞地區最為孤立的國家，而在六方會談上孤立無援；過去日本政府過度顧及美國的態度，遲遲無法加入東協加三自由貿易協定，讓日本失去成為東亞區域經濟主導者的地位。因此，日本必須要重新再回到亞洲。

那麼鳩山所提出「東亞共同體」的具體為何呢？坦白說，在這次日本眾議院大選中，外交政策並非主軸，經濟議題才是正道，這可以從民主黨所提出的政權公約當中，有六十條是屬於經濟及福利政策議題，只有五條是屬於外交政策範疇，由此可見外交議題的邊緣性；其次民主黨過去長期在野，它並沒有自己專屬的智庫，它的政策主張完全來自於民主黨五巨頭（小澤一郎、鳩山由紀夫、菅直人、岡田克也、前原誠司）個人間的學者人脈所拼湊而成，例如鳩山極度倚重的多摩大學前校長寺島實郎、小澤極度信賴的北海道大學教授山口二郎。

在這種情況下，也難怪鳩山首相認為「東亞共同體」的概念是有包含美國，而外相岡田卻認為「東亞共同體」的構想是排除美國的，由此可見，民主黨對於「東亞共同體」並無一個完整的論述，因此，想要了解民主黨對「東亞共同體」的具體主張，只能夠從鳩山由紀夫近期的演講及論述來加以拼湊。

根據鳩山在今年九月號Voice周刊所發表的文章來看，民主黨所主張的「東亞共同體」，是以韓國、中國、日本為核心的東北亞國家，以東協加三自由貿易協定為藍本，以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為手段，形成一個東亞的共同經濟體，最後希望能夠達成統一貨幣的最終目的，同時鳩山希望以十年為目標，努力建立東亞集體安全機制。由此可見，鳩山的「東亞共同體」是一項先經濟、後政治的統合概念。其次在對美關係上，鳩山主張為了要維護東亞地區的穩定，美國的軍事力量應得到有效發揮，但同時也要限制美國在政治及經濟上的影響力，這也顯示日本承認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實力，但是卻不能任由美國掌控東亞地區的秩序。由此可見，鳩山的「東亞共同體」是嘗試在美國及中國之間採取平衡的政策。

三、「東亞共同體」的挑戰
由以上分析，民主黨現今對於「東亞共同體」並未有一個完整的主張與論述，鳩山政權只能隨著國際環境與國內政治氛圍的改變而隨之調整，這是一項「摸著石頭過河」的政策，但是國際政治卻是相當殘酷的，鳩山的這項主張很快的就要面臨以下兩大挑戰：

首先是民主黨的「東亞共同體」概念到底是否包含美國？隨著執政時間的延長，再加上美國對此議題的高度重視，雖然民主黨一直以鳩山唱白臉，外相岡田唱黑臉的方式來掩飾，但鳩山已經逐漸無法在這項議題打迷糊戰了，美國政府也一再地從美軍基地問題來試探民主黨對美政策的底線，從最近美日兩國決定暫時擱置爭議性的基地問題，以及美國歐巴馬訪日強調美日同盟的重要性看來，未來鳩山的「東亞共同體」將是一個無法擺脫美國勢力的共同體。

其次是民主黨如何在「東亞共同體」的框架下與中國合作？雖然鳩山一再強調日中關係的重要性，以及日本願意擱置歷史爭議問題，來強化日中合作關係的高度善意，但是橫陳在日中兩國面前的東海油田經濟爭議，以及西南海域的軍事爭霸，這兩項議題都是日中兩國必須面對的，從最近日本不顧中國抗議逕自在沖之鳥礁上興建軍事基地，可以看到日中兩國在合作的表徵下仍然暗潮洶湧，而沒有中國的參與，「東亞共同體」將是難以成形的。

由此可見，雖然鳩山小心翼翼地走在中國、美國兩大勢力所架起的平衡索上，來建構「東亞共同體」的主張，日本雖然刻意在美、中之間兩面討好，但是稍一失神，便有可能重蹈1930年代同時面臨與中國、美國兩面交惡的覆轍。「東亞共同體」就像是一柄兩面刃，它可以讓日本重拾政治大國的地位，但也可能讓日本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

日本願做東方王道的干城乎？

來源：《海峽評論》228期-2009年12月號
論鳩山由紀夫的「東亞共同體」

今年八月初，日本民主黨黨魁鳩山由紀夫在日本媒體投書指出，為形成東亞地區穩定的經濟合作與安全框架，他主張應建立「東亞共同體」，包括要設立「亞洲共同貨幣」；鳩山表示，這次的全球金融風暴，加深了人們對美元貨幣體系的擔憂，為維護經濟活動的秩序，有必要考慮區域經濟體。（《中廣新聞》 09-08-08）

八月二十七日，鳩山由紀夫又在美國《紐約時報》刊出《日本的新道路》一文。文章中說：

「我們不能忘記自己的身份：我們是位於亞洲的國家。我認為，正在日益顯現活力的東亞地區必須被確認為日本的基本生存範圍。所以，我們必須持續建立覆蓋整個地區穩定的經濟合作和安全框架。」

「當前的事態明確表明，中國將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之一，同時也將持續地擴張它的軍事力量。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經濟的規模將超過日本。一旦，日本身陷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霸權爭奪，應如何保持自己政治和經濟的獨立，並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不僅是日本，亞洲其他的中小型國家也關注這個議題。它們希望美國的軍事力量有效地維護區域穩定，但是也希望約束美國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過激行為；同樣的，它們希望降低來自中國這個鄰國的武力威脅，但同時確保中國有秩序地擴張經濟。這是加速區域一體化的主要因素。」

「東盟、日本、中國（包括香港）、南韓和台灣的國內生產總值目前佔世界的四分之一。東亞地區的經濟實力和該地區內部相互依賴的關係不斷擴大和深化。因此，成立區域性經濟集團所需要的架構已經存在。另一方面，由於各國的安全利益互相衝突以及存在著歷史和文化衝突，我們必須承認存在著許多政治難題，例如，在日中之間，日韓之間無法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日益尖銳化的軍事衝突和領土糾紛，雙方對這些問題討論得越多，情緒越被激發、民族主義加劇的風險也就越大。」

「所以我認為，只要邁向更大程度的一體化，則阻礙區域一體化的問題才能真正得到解決。歐盟的經驗告訴我們，區域一體化能夠化解領土爭端。我認為，區域一體化和集體安全是我們在現實日本憲法主張的和平主義和多邊合作原則方面應該遵循的道路。這也是為確保日本的政治和經濟獨立，以及置身在美中之間的夾縫中，追求我們自身利益應該遵循的道路。」（《兩岸犇報》09-10號譯文）

八月三十日，日本眾議院大選揭曉，民主黨大獲全勝，執政半個多世紀的自民黨一敗塗地，完成了歷史性的政黨輪替。鳩山由紀夫遂成為日本的新首相。

選前，鳩山的主張或可視之為「選舉語言」，但勝選後就不能不為各方矚目了。美國除了憂慮鳩山「入亞疏美」的「日本新的道路」外，具體的問題還有二個，一是選前鳩山所提的，明年一月《新反恐特別措施法》到期之日，日本即停止在印度洋為美艦供油支援伊拉克作戰。二是民主黨選前已決定執政後要向美國提議修改《日美地位協定》，增加駐日美軍基地對環境污染的條款，和要求削減美軍駐日基地，及撤出駐琉球美軍，也反對美軍核武進入日本，是為反對「加入美國人的戰爭」。

除了美國總統歐巴馬向鳩山通電祝賀外，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的研討會中即言鳩山的訴求「毫無疑問構成了新的挑戰」，唯「幾十年來，兩國關係經歷過許多挑戰，最終都克服了」，所以，兩國「會繼續朝向非常強固的關係前進」。國務院日本處長凱文‧馬爾也說，關於普天間機場，美日早已達成協議將於二○一四年前移防關島，「並非現在」，「這是國與國之間的協議不是政黨間的協議」；有關核武，馬爾說，「美國的立場從來就是，不論飛機或軍艦，是否攜有核武，美國既不證實，也不否認」。（《中國時報》09-09-05）「不證實」，日本如何要求美國核武不進入日本？

九月十五日，《產經新聞》報導，鳩山將於九月下旬參加聯合國大會時與胡錦濤會談，「鳩山將在會談上提出他的東亞共同體的構想要求胡錦濤合作，中方已對鳩山的構想表示理解，胡錦濤可望在會談上表明積極的回應，就共同研討東亞共同體的架構達成共識」。（《中央社》09-09-15）

九月十六日，鳩山舉行擔任首相後的首次記者會，再度談到「東亞共同體」的理念。隔天，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即在記者招待會上回應：「建立東亞共同體，促進東亞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持久和平，是東亞合作的長遠目標，也是東南亞國協國家與中、日、韓各方的共識。」並且，北京《環球網》發表網民民調，有百分之六十三網民支持「東亞共同體」。（《中央社》09-09-19）

九月二十一日，胡錦濤與鳩山在紐約會談。胡錦濤表示，歷史問題和台灣問題事關中日關係政治基礎，慎重妥善處理這二大問題，是兩國關係健康穩健發展的基本前提和關鍵所在。中國始終以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和發展中日關係，將繼續奉行中日友好政策，致力於實現兩國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大目標。但胡錦濤並沒對「東亞共同體」作出回應。鳩山則回應表示，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將堅持「村山談話」精神，在台灣問題上將繼續恪守日中聯合聲明。（《中央社》09-09-22）

九月二十八日，中日韓三國在上海舉行外長會，中共外長楊潔箎向日外相岡田克也表示，中國是最早倡導和支持東亞共同體建設的國家之一，並積極參與了東亞合作和一體化進程，將繼續以開放的態度同各方一道推進東亞合作。（《中評社》09-10-10）

十月十日，鳩山在「第二屆中日韓領導人峰會」上，力推「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三國並發表聯合聲明稱：「三國致力於在開放、透明、包容原則基礎上建設東亞共同體的目標，致力於區域合作，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上的溝通與協調日益加強。」（《經濟日報》09-10-10）

十月二十四日，東盟高峰會在泰國華欣揭幕，溫家寶二十三日在下榻酒店接受聯合採訪稱，十加一（東盟加中國）機制，十加三（東盟加中日韓）機制，以至東亞峰會，都在為「東亞共同體」創造條件，「只要把各國與東盟的現有合作關係搞好，那麼，將來就有可能實現東亞共同體」。中共外長助理胡正躍也表示，「中國對成立東亞共同體持肯定與開放態度，願與各方商討如何成立東亞共同體。成立東亞共同體是促進東亞合作的未來方向」。（《旺報》 09-10-25）

雖然，在紐約胡錦濤沒有回應鳩山的「東亞共同體」，但是，在北京的中日韓聯合聲明和溫家寶在泰國都已明確的回應和肯定了「東亞共同體」。

在中日韓首腦峰會聯合聲明中力推「東亞共同體」後，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首次公開表態稱，目前亞洲地區的主導機制並不明確，但任何涉及到安全、經濟、商業的重要機制都不應該將美國拋棄在外，「美國是一個活躍份子，我們會參與其中」。（《中評社》09-10-24，社評）

除了坎貝爾的表態外，美國范德堡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美日研究與合作中心主任詹姆斯‧奧爾也在日本《產經新聞》「正論」專欄發表專文指出，日本新內閣對美國有四大誤解如下：

「第一是，戰後美國並未強迫日本走和美國相同的道路，與美國結盟是日本自己的選擇，甚至有美國議員認為日美同盟對美國來說是不公平的，他認為，『日本隨時都可以離開美國』，但是日本並沒有這樣做，這並非美國的命令，『而是日本自己的決定』。第二個誤解是，鳩山首相認為『日美關係影響日本與亞洲各國的關係』，詹姆斯指出，到冷戰結束為止的二十年間，日本隨時處在舊蘇聯一百艘以上的潛艦包圍之下，冷戰後日本也隨時要面對北韓的威脅，『今後中國的動向也令日本相當不安』。詹姆斯的專文又說，戰後日本拚命地向朝鮮、中國謝罪，但是中國還是照樣進行反日教育，也認為日本的謝罪還是不夠，甚至於被中國拿來做為內部腐敗的焦點移轉工具，假設日本可以不依靠美國而擁有自己的國防，日本的國防政策勢必遭受亞洲各國的批判，日本如認為離開美國就可接受亞洲各國的好意看待，『這是很膚淺的認識』。第三個誤解是，美國重視中國，但是不必擔心會有『日本無用論』，因為日美同盟關係，而使日本可以避免周邊核武國的攻擊，日本的海上航路安全也獲得保證。

第四個誤解是，日本如強硬要求駐日美軍撤離，美國雖然不願意，但是最後還是只好同意，可是在這種情形下，『北韓和中國也不可能會因此而縮減軍備』。日本本身並非處於安全地帶，但可以享受和平和繁榮，『是因為有日美安保體制』，但詹姆斯說，日本與美國的分合完全是日本的自由，但是他希望鳩山內閣在此之前『應該要仔細考慮日本的國家利益在那裡』。」（《自由時報》09-10-24）

鳩山的「東亞共同體」或「入亞疏美」的構想，其實是其來有自的。

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維新」。一八七一年，中日天津續約談判中，就有一條準軍事同盟條款，註明一方受到第三國之軍事威脅時，經其要求，另一方有支援之義務。談判內容外洩，時駐日美國公使迪龍即致函國務卿費雪指稱，一旦中日同盟，日本將「與美為敵，深為可懼的國家」，這是美國的「不幸」，並建議「日本與中國有所不同，我們應該歡迎日本成為一個盟友，當與中國有衝突時，文明諸國應視日本為一夥伴」。費雪則在覆函中指示：「在你意圖轉變日本政府在她和中國交往所行辦法的任何談話中，最好能因勢利導，使日本方面盡量背棄中國人的排外政策，而爭取與列強自由通商、自由交往的進步政策。」爾後，中日準軍事同盟亦遭破壞。故有一八七四年美國以「牡丹社事件」為由，慫恿日本進攻台灣。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美國不但在戰爭期間軍售支援日本，並且在和議期間，美駐華公使田貝與駐日公使譚恩在兩頭牽線，並且，前國務卿福士德在美國政府同意下受聘為李鴻章的談判顧問，他們在背後串通一氣，與日本勾結，迫使李鴻章割台。這是十九世紀美國「以日制華」的遠東戰略，直到一九四一年的「珍珠港事變」。

被譽為日本近代思想啟蒙導師的福澤諭吉（一八三五～一九○一），終身大力鼓吹西學，並於一八八二年創刊《時事新報》，發表「脫亞論」。他以「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的名言，被視為開明思想家。

一八九五年，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軍征台時，他在八月十一日《時事新報》發表社論說：「該地（台灣）的處理方法，應該效倣盎格魯撒克遜人種開發美洲大陸的辦法，把無智蒙昧的蠻民盡予驅逐境外，由日本人掌管一切殖產權力，以確定舉島使之日本化的方針，逐漸付諸實行，以期永遠的大利，是為我所希望。」

在台民武裝抗日期間，一八九六年一月八日，他又發表文章說：「這次騷動正是絕好的機會，應以軍隊徹底掃蕩，斬草斷根殲滅醜類，將土地盡行沒收，以舉全島為官有地之決意，實行英斷。」這種自居「文明」，而視其他亞洲人為「蒙昧」、「蠻民」、「醜類」，就是福澤諭吉的「脫亞論」！

相對著「脫亞論」，「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也潛在著一股「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入亞論」。除了天津續約的準軍事同盟的思維外，明治元老板垣退助就是其中之一，他認為將來東亞的和平，非以日中兩民族的同盟不足以維持。在馬關割台後，日中的同盟可以台灣的漢民族為橋樑，故必須善待台灣的漢民族，而創立「同化會」，給予台灣人和日本人一樣的待遇，取消民族差別待遇。

一九一四年，板垣退助來台，三月十九日在歡迎會上致答辭說，「余想在亞洲究竟不能以日本一國來擔負全盤之國防責任，是故陸上軍備可委託支那，海面軍備可由日本來擔當，然後始能期其堅實。是以有和支那人締結親交之必要。而要開其端緒，捨本島（台灣）實無他法可想。」

後，板垣又南下考察，發表演講云：

「世界為人類之共有物，將人口由過多之地移向稀薄之地，此乃自然之法則。美國人之暴論任誰亦不能與之相容。因此日本人作為亞細亞的一份子，非與支那提攜共同抵禦白人不可。我台灣最接近支那，適於與其親善融和。故在台內地人實有尊重人種，充分保護本島人生命財產之必要。余此次之行，乃視察台灣之治績。仔細調查土人與內地人之關係，以促成充分同化為目標。」

「同化會」不到二個月就被台灣總督府取締，且板垣的「同化論」已時移境遷，但他留下「有和支那人締結親交之必要」的主張，對今天的日本仍應有彌足珍貴之處。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孫中山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說：

「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這個地步，究竟是甚麼問題呢？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砲來壓迫。」「諸君聽到這裡，當然可知東西文化的優劣了。我們現在處於這個新世界，要造成我們的大亞洲主義，應該用甚麼做基礎呢？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我們有這種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不過我們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來學歐洲，並不是學歐洲來消滅別的國家，壓迫別的民族的，我們是學來自衛的。」

孫中山在演講中最後呼籲：「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但，日本沒能接受孫中山的勸告，自北伐起便不斷干擾中國的統一，又發動「七七事變」全面侵華，發動太平洋戰爭，妄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終導致無條件投降。

我們欣聞鳩山又重新呼喚：「我們不能忘記自己的身份：我們是位於亞洲的國家」和「東亞共同體」。「東亞共同體」雖仍困難重重，但今日的亞洲已非昔日的亞洲，比起當年有了一更堅實的物質基礎了。只要各國真心誠意，有困難亦當可克服。

但「東亞共同體」最大的問題，恐怕還不在其他亞洲國家，而是在日本本身，仍然還是孫中山當年的問題，「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了。

歐盟的夢

來源：《中國時報》2009-11-30【陸以正專欄】

明天是十二月一日，歐洲人夢想已六十餘年的統一大業，將跨出一大步。因為兩年前簽署的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經過一波三折，要正式生效了。

與此同時，由歐州議會選出的前比利時總理范榮配（Herman van Rompuy）將就任歐盟新理事會主席，相當於歐洲第一位總統；而英國上議院女議長阿希頓（Baroness Catherine Margaret Ashton）則將出任歐盟外交與安全部長。這些變遷說來似乎全不費力，實際卻經過多少年的交涉折中，才能實現。

歐洲人的夢想，是把歐盟會員國整合起來，與美國和中國分庭抗禮，鼎足而三。這廿七個歐洲國家，總面積四百三十二萬餘平方公里，比美、中都小；總人口五億，只比美國多，比中國則望塵莫及。但如就經濟力而言，國民總生產額達一百五十二兆美元，個人年平均所得逾三萬六千美元，都超過美國；更別提中國了。

兩次世界大戰都從歐洲開始；痛定思痛，歐洲人開始覺悟了。因此在五○年代，有識之士如法國Jean Monnet與Robert Schuman（與十九世紀音樂家Schumann不可混為一談，後者姓末有兩個n）、比利時的Paul Henri Spaak與義大利的Alcide de Gaspari等人提議，從煤、鐵兩樣最重要的工業原料著手，成立「歐洲經濟體（European Ecocomic Community，簡稱ＥＥＣ）；由此衍生「歐洲關稅聯盟」與「歐洲原子能組織（Euratom）」；奠立了聯合歐洲各國的基礎。

ＥＥＣ創立時，會員國只有比利時、法國、義大利、廬森堡、荷蘭與西德六國。十八年後即一九七三年，丹麥、愛爾蘭和英國才加入。挪威本想加入，卻在公民投票時被否決。已加入的九國並不氣餒，各自選出「歐州議會」議員，在法國Strasburg開會。

一九八一年，希臘加入。又過了五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入會。一九九○年鐵幕瓦解，兩德統一，西德原為會員，發言權因而更大。三年後歐盟通過的Maastricht條約生效。又過了兩年，奧地利、瑞典、和芬蘭才加入。歐元（Euro）是五○年代末才有的名詞，原只指存在歐洲的美元，現已成為歐洲統一的通貨，採用者有十六國，幣值比美元高。英國起初還不肯放棄英鎊，後來才改變主意。如此一步步走向統一，辛苦可想而知。

二○○四年，從馬爾他到賽普拉斯，從捷克到匈牙利，有十個國家整批加入歐盟。剩餘的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三年後跟進，歐盟才達到今天廿七個會員國的規模。入會最久的原始會員國為推動全歐統合，歷盡辛酸。二○○一年首次提出的「歐洲憲法」，被法國和荷蘭公民投票否決；過了七年才提出的「里斯本條約」去年七月也曾被愛爾蘭人民否決。

歐盟改變制度之難，在於廿七個成員都是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朝向歐洲統一的步驟，必須獲得所有各國依照憲法程序的正式批准，然後把換文送交歐盟總部「存放（deposit，外交專用名詞）」。各國人民對遠在比京的歐盟官僚有不信任感。原因之一說來好笑，因為歐盟所有文件必須翻譯成廿七種文字，人員中最多的是翻譯。其餘的歐洲公務員坐在比京，要拿出全歐俱可適用的法律規章，本非易事。要贏得廿七國人民的信賴，更加困難。

因為這些原因，歐洲憲法一直拖到最近，才峰迴路轉。今年十月二日，愛爾蘭為里斯本條約再度舉行公投，上次有百分之五十八民眾反對，這次卻有百分之六十七贊同，扭轉局面。四周前的十一月三日，捷克總統克勞斯（Vaclav Klaus）依照該國憲法賦予的職權，批准該條約，使批准國家超過半數，前文所稱「跨出一大步」終於實現。

歐洲如真統一，如何融合廿七個歷史、文化、傳統、信仰各異的國家，比過去六十幾年裏遭遇的困難，還要加上幾倍。歐洲議會早已開始將各國不同的民法、商法、甚至刑法，研究怎樣統一修改，但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在全歐適用。

歐洲雖已成為單一市場，各國人民、貨物、服務與資金可以隨意流通，不受限制。但要變成一個國家，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現在雖有總統和外交兼安全部長，離中央政府還遠得很。歐盟現有機構包括歐洲上議院（European Council）和眾議院（European Parliament，簡稱Europarl或EP）、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歐洲法庭和歐洲中央銀行。但要與美、中分庭抗禮，恐怕還要等一、二十年。

眼看它樓塌了

杜拜債信危機 重燃金融未爆彈疑慮
來源：《鉅亨網》李家如 綜合外電 20091127 星期五

曾因銀行業興盛繁榮一時的冰島，在金融海嘯期間卻因過度舉債宣告破產，這個仍被視為「最幸福的國家」，一夕間從天堂掉入地獄。經過一年多重建後，冰島慢慢由深淵爬出，積極準備從傳統漁業小國重返昔日金融強國。就在此時，遠在中東，曾被視為全球房地產最耀眼的明珠─杜拜，卻驚爆債信危機，過去種種繁景恐化為泡影。

根據英國《衛報》報導，不像其他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其他酋長國蘊藏豐厚的石油資源，杜拜的統治者將觸角延伸到觀光、不動產與金融服務，將杜拜打造為沙漠中的富人遊樂場，吸引西方野心勃勃投資者前仆後繼到來。現在，隨著國營企業杜拜世界集團信用過度擴張，要求銀行展延償債期限，讓全球金融市場被迫大夢初醒，接受自己可能太早宣布金融風暴已遠離的錯誤。

2008 年底，華爾街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告破產，讓全球邁入 21 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大蕭條谷底。不過美股在今年 3 月觸底後，過去 8 個月來走勢逐步上揚，也讓投資人擺脫陰鬱，笑顏逐開。

不過，本週杜拜的這場災難，卻響起一陣刺耳的警鈴，提醒投資人在全球經濟體中可能還隱含許多未爆彈，包括希臘、烏克蘭與愛爾蘭等國，皆面臨沉重的債務問題。這些經濟體的問題是否會將全球經濟帶向另一波谷底，目前無人敢斷定。

雖然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陸續對冰島、匈牙利和巴基斯坦等國提供援助，不過杜拜的這波危機卻宣告，未來可能會在有新一輪的受害者陸續出現。

其次，經濟危機並沒有真正結束。雖然許多重要經濟體，包括美國、德國與日本已陸續走出衰退，但這些復甦跡象主要是動用納稅人緊急注入的現金拉抬所致。

隨著明年各國央行將陸續取消這些支持政策，並逐步調高基準利率，沒有人知道屆時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再來，如果杜拜倒債危機真的蔓延開來，將為全球大病初癒的金融體系帶來新一波衝擊，尤其聯合貸款給杜拜世界集團 55 億美元建造杜拜塔與室內滑雪場等設施的英國九家銀行，更是首當其衝。

目前杜拜的國營企業債信評等已淪為垃圾等級，信用違約交換成本同樣緊急飆升，投資人都希望臨國阿布達比能出手相救，讓這個「沙漠神話」暫時度過危機，不至於在短期內瞬間化為泡影。

無論杜拜是否為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中倒下的第一張骨牌，或是像某些分析人士所認為，這只是中東地區的一個事件，雖然有些外籍人士破產，建造摩天大樓的起重機可能需要停擺一陣子，但對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並無太大影響。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過去曾盛及一時的杜拜房地產市場，隨著去年金融海校爆發，全球熱錢陸續退出後，杜拜的房價正失控般下滑，一場悲劇勢必在此上演。

身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第二大國的杜拜，過去打著金碧輝煌的享樂名號，在外海填土造地的棕櫚島計畫，更曾吸引全球富人與貝克漢等超級明星到此購置別墅，以供度假。

從 21 世紀初起，全球各地蜂擁而至的建設熱潮，雖然讓杜拜的名聲水漲船高，成為全球投資市場最閃耀的一顆星，卻也讓杜拜的房地產步步朝向高不可攀的天價邁進。

幾年後，隨著美國次貸危機與金融海嘯陸續爆發，並逐步蔓延到其他世界各國後，儘管杜拜官員依舊強調沒有問題，但過去一年內杜拜房價已從 2007-2008 年高點下滑 40-50%，預計未來房價還會在滑落 20%。

雖然負責建造世界第一高樓─杜拜塔的建設公司 Nakheel (其母公司就是杜拜世界集團)，請來了一流的國際公關團隊，對外營造發布經濟基本面仍相對穩健，不受經濟衰退影響的形象，並強調仍在興建中的杜拜塔絕對會在明年啟用，但許多來此地建造其他摩天大樓的印度工人陸續失業，數萬人返鄉湧現，卻是個不爭的事實。

當地居民幾年前眼看杜拜房地產起高樓，現在卻看它樓塌了，除了內心感慨萬千，更擔心自己的家產可能會連代隨之遽貶。

隨著杜拜世界集團爆發償債危機，投資人士也擔心，旗下 Nakheel 根本無法完成棕櫚島計畫和其他建案，讓他們投資的心血與金錢瞬間血本無歸。

眾多投資人當中，更包含不少明星球員，除了貝克漢以外，曼聯隊球員Michael Owen與英國國家隊的首席門神 David James等人都在此購置房產。

此外，許多知名銀行在此皆有投資，根據阿聯酋銀行協會資料統計，匯豐銀行投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70 億美元，渣打投資 78 億美元，巴克萊 36 億美元，蘇格蘭皇家銀行投資 22 億美元，花旗集團投資 19億美元，法國巴黎銀行 17 億美元與勞埃德的16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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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市场信誉受损 必须设法恢复投资者信心

來源：《路透中文网》2009年伦敦11月26日电
撰稿 Neil Unmack（路透专栏撰稿人）

迪拜有无数举债过度的借贷者,他们面临某种债务重组的命运不可避免,但该酋长国决定不对地产开发商Nakheel提供支持,而寻求让控股公司迪拜世界推迟偿债,这样的举动已经破坏了其在金融市场中的声誉.

迪拜的未来及其吸引急需外资的能力,将取决于它如何解决这场危机的遗留影响.

一个公司在宣布发债计划的同一天,却对一项主要业务的债权人表示可能出现债务违约,这还真少见.迪拜就是这麽干的,它要求其旗舰控股企业迪拜世界 [DBWLD.UL]及旗下地产集团Nakheel[NAKHD.UL]的债权人同意两家公司将偿还债务的时间推迟到明年5月,却在同一天宣布,计划为水电业务发债筹资.

这种杂乱无章的做法表明,迪拜没有充分意识到, 债务推迟偿还可能会损害国际市场对迪拜本身地位的看法.而就在昨天这一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传出之前,迪拜与国际市场之间几周来刚刚修复了关系,这种甜蜜关系以政府近期发行伊斯兰债券达到高潮.现在迪拜已经没有这样的信誉了.

地产商Nakheel也许感觉很不好,但恰恰赶在开斋节前夕公布这一消息,其他与政府相关的实体以及迪拜本身都大受打击.

巴克莱资本估计,迪拜及其相关企业约有900亿美元债务,其中200亿美元将于明年到期.迪拜的所有实体将遭受冲击.这也是港口运营商DP World立刻出来安抚债权人,称其不会推迟偿还债务的原因.

目前事况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放贷给迪拜及其各类公司的大银行如何回应.若他们停止放贷,并要求归还未偿债务,那麽整个杠杆结构都将崩塌.

迪拜可能会因其使用的金融工程而付出代价,金融工程在繁荣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因为模糊了普通企业和政府支持企业的界限,迪拜将会发现更加难以限制此类备受瞩目事件带来的冲击影响.

事情很大程度上要看迪拜如何在未来几个月内处理债务谈判.

同邻国阿布扎比相比,迪拜的自然资源有限,无法承担忽略国际投资者兴趣或将本地银行放在优先位置带来的後果.

重组过程将十分复杂,可能需要分离迪拜世界旗下不同公司和迪拜其他控股公司拥有的实体之间的交叉持股.

迪拜需谨慎而行.其可以暂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阿布扎比,但需要继续确保长期内能继续吸引外部资本.向债权人提供Nakheel和迪拜世界的合理提议将是个良好开端.(完)

编译 郑茵/沈璐璐　译文审校 孙茉莉

Randy Pausch Last Lecture《Achieving Your Childhood Dreams》

如果活在世上的目的是為了發揮最大的影響力，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is world and do the best with your life，那麼Randy Pausch教授無疑的完整的過了一生，雖然他才47歲。

如果你還沒看過他的Last Lecture的話，請把它當成像《The Dark Knight》一樣的非看不可。這場風靡全世界的演講，不但勵志，而且動人。

中國水危機：對策與出路

來源：《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五年九月號　總第42期
作者：馬軍

1999年底，我完成了《中國水危機》（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9）一書，書中分析了中國七大流域各自面臨的水問題，指出洪水、缺水都和生態退化直接相關，而水污染又大大惡化了水資源緊缺。我在書中提出中國的水資源問題不可能僅僅通過工程措施來解決，如果不從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變革治水思路，中國很多地區會在不久的將來面臨水危機。

今天，北方的持續旱情正使水危機從預言變成報刊的頭條新聞，而南方很多城市和鄉村則陷入守著河湖沒水喝的境地，水污染對公共健康的巨大危害開始顯現，人們漸漸意識到，水資源短缺將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之一。但僅僅認識到水危機的威脅是不夠的，要應對這樣的威脅，要避免陷入危機，必須認識其根源，進而有針對性地改革現有的水資源和環境管理體系。

一　七大流域面對三大難題

當今中國的水問題可以歸納為洪水、缺水和水污染三大問題。兩千年來，洪水泛濫的威脅一直被視為心腹之患，防洪是治水的主要動力，1998年長江和松花江的大水再次凸現了這一主題。但實際上，缺水矛盾自70年代起在中國多個地區蔓延發展，並在世紀之交爆發出來。繼1999和2000年發生嚴重旱災後，2001年再次發生特大乾旱，旱情波及全國二十三個省區。此時人們才猛然意識到，缺水已經上升為中國水資源的首要矛盾。目前在全國城市缺水嚴重，六百多個城市中，缺水城市達四百個，日缺水1,600萬噸，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2,300億元。1990年起，缺水每年造成農業減產1,000萬噸到5,000萬噸，至今尚有2,300萬農村人口飲水困難。

與此同時，水污染問題也伴隨工業化的高速推進而急劇惡化，每年工業和城市污水排放量達630億噸，理論上足以污染全國所有的地表水源。北方的海河、淮河和遼河變黑發臭，幾乎成了超級排污溝，而南方的太湖、巢湖和滇池由於接納了大量有機污染物，造成嚴重富營養化，時常因藻類爆發而失去使用價值。今天，水污染依然在惡化，並且從支流向幹流、從城市向農村、從地表向地下、從陸地向海洋蔓延發展。水污染和水短缺在很大程度上互為因果：一方面缺水造成污染物難以被稀釋，另一方面水污染又破壞了有限的水資源，極大地惡化了缺水問題。

從全國的七大流域來看，水資源狀況都不容樂觀。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其「奔流到海不復回」的壯麗形象早已成為民族進取精神的寄託，可能再沒有甚麼比黃河斷流更能深刻地反映中國水資源短缺的嚴峻局面了。1972年黃河首次斷流，到1997年黃河斷流期長達226天，近700公里河床乾涸，給黃河下游兩岸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造成嚴重困難。如今保證黃河不斷流已成為政治任務，為此黃河常年維持小流量狀態。但這樣的流量無法把十億噸泥沙帶到河口，大量泥沙淤積在水庫和下游河道，造成嚴重的洪水隱患。水污染和黃河的斷流也有關係，它實際上涉及水資源的使用效率。由於污水不能得到有效處理和循環使用，由於黃河上中下游各個城市廠礦一味爭奪開採有限的清水資源，黃河的水資源短缺變得更加嚴峻。

長江是中國數億人賴以生活的基礎，它的洪水問題依然非常嚴重，而流域內旱災的發生也有加重的趨勢。幹流水量雖還未有明顯變化，但許多支流徑流量不斷減少，從50年代以來，長江上游的二十多條河流平均萎縮了37.1%。長江污染問題突出，每年排入長江的污水達220億噸，佔全國總排污量的三分之一。幾乎每個沿江城市下游，都可以看到長長的黑色污染帶，總長近600公里。隨著三峽水壩的建成，庫區流速減緩，自淨能力大大下降，污染問題變得更為棘手。

西北地區降水稀少，相對稀疏的河流湖泊，支撐著廣大地區的生態平衡。如今河流萎縮，湖泊水位下降，甚至乾涸，失去這些支點，一塊塊沙漠都開始了擴張。90年代末土地沙化速度上升到每年3,436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五十億噸，沙塵暴頻繁發生，受沙漠化影響的人口達四億人。

東北地區的松花江和遼河流域的水資源情況也在惡化。松花江枯水季節偏枯，造成嚴重旱災，而洪水季節則容易形成水災。遼河流域水資源短缺，污染極其嚴重。

華北地區的海河流域，大小三百條支流，幾乎是無河不臭，無水不乾。地下水嚴重超採，形成超過七萬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地下水漏斗區，造成地表沉降和海水入侵。地下水污染嚴重，進一步加劇危機。河北一些城市地下水資源將在十年內採空，如果不採取應急措施，可能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成為促成南水北調的重要因素。淮河流域生態破壞嚴重，水旱頻仍，加之上游鄉鎮企業的惡性排污，使得人口密集的下游城市常常陷入有水不能用的窘境，而沒有替代水源的農村地區出現了若干「癌症村」，環境災難開始造成公共健康危機。

東南地區降水豐富，河流眾多，但普遍面臨水質型缺水，其中尤以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最為嚴重。長江三角洲平均每300米就有一條河流，但許多城市有水而不能用，不得不大量超採地下水，造成地表沉降，惡化了洪水危害。珠江三角洲集中了全國13%的徑流量，但各大城市污水泛濫，飲用水水質堪憂。與此同時，中國近海海水水質嚴重惡化，很多海區赤潮泛濫，甚至面臨變成「藍色沙漠」的危險。

西南地區的水資源總量豐富，但也是危機四伏。中國的高速發展刺激了能源需求的高速增長，由於中國石油天然氣儲量先天不足，發展水電被當作解決能源短缺的重要出路，而中國西南地區的大江大河成為了水電開發的主要戰場，無序的建壩熱潮正在破壞雲貴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水環境，威脅到當地寶貴的生物多樣性和景觀資源，最為嚴重的是將在高山深谷的邊陲地區製造百萬移民，使得該地區在未來二十年中成為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二　工程平衡能否替代生態平衡？

要應對中國面臨的水資源危機，首先要破解危機的成因。水利界普遍認為，中國水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有限的水資源時空分布極其不均：從時間上看，降水高度集中於夏秋，而年際變化也很明顯，特別是在北方地區，歷史上多次出現連續枯水年。從空間上看，南方耕地少，礦產資源匱乏，卻擁有全國水資源總量的81%；北方耕地多，是中國的能源和重化工業基地，但水資源僅佔全國的19%。特別作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產區和重化工業基地的黃淮海平原，人口佔全國的34.8%，耕地佔全國的39.1%，水資源僅佔全國的7.7%。

根據這一判斷，過去五十年我們在全國主要江河上大規模建設水庫和引水渠道，希望用水利工程來平衡水資源分配。全國建設了多達86,000座水壩，其中包括22,000座大壩，意在通過人工調節，解決水資源在時間上的分布不均。隨著80年代水資源短缺日益惡化，三分之二的主要城市陷入缺水困境，我們修建了以引灤入津、引黃濟青、引黃入晉為代表的一批跨流域調水工程，試圖實現水資源的人工調度，解決空間分布不均的問題。

過去五十年我們在水利建設上可謂不遺餘力，但我們何以在今天卻一步步滑向水危機的邊緣呢？我認為一方面在於我們在治水對策中忽略了水資源分配不均背後的人為因素，沒能消除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這一根源；另一方面工程水利又刺激我們的經濟社會在擴張型的發展道路上愈走愈遠，加劇了對水資源的低效和不合理利用。

中國水危機看起來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但實際上人類活動帶來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卻大大加劇了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惡化了水旱災害。以黃河流域為例，黃土地之所以成為華夏文明的搖籃，是因為那裏曾經溫暖濕潤，草木繁茂，土地肥沃，利於耕種。然而，黃土土質疏鬆，一旦失去地表植被保護，極易發生水土流失。秦漢、唐宋和明清三次屯墾移民對黃土地植被造成嚴重破壞，大量泥沙湧入黃河，造成黃河「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次大改道」，母親河終於成了「中華之憂患」。

再看長江，長江本非害河，自古有河患而無江患，因為長江源頭有巨大的高山冰川，上游山地到處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下游平原地帶湖泊濕地廣布，雨季吸納洪水，旱季釋放清流。清朝初年起圍湖造田，其後湖區災民大量湧入山區，刀耕火種，嚴重破壞了水源林。過去五十年我們更加肆意破壞長江生態，有組織地把那片最寶貴的水源涵養林砍伐了。雖然如此，據估計當地殘存森林的含蓄量還有一千億立方米，而三峽水庫修起來也不過三百多億的庫容。上游砍樹，中下游地區又有組織地對湖泊進行圍墾，長江中下游五十年間共失去湖泊面積12,000平方公里，超過目前五大淡水湖面積的總和。1998年洪水水量未創紀錄而水位屢創新高，正是長江流域生態惡化的結果。

黃河和長江的例子說明，洪水和缺水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生態退化。洪水與缺水既對立又統一，而二者矛盾的調和依賴於良好的植被。中國面臨世界最大大洋，背靠世界最大大陸，季風氣候顯著，降水月季和年季分配極其不均衡。在植被覆蓋良好的情況下，降水得以涵養，進而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得到緩慢的釋放，這樣就平衡了自然的不平衡。土壤同樣具有涵養水分的作用，被稱為黃色水庫。中國山地丘陵面積廣闊，一旦失去植被保護，極易造成土壤大量隨水流失，不但進一步降低了涵養能力，而且使得植被無立足生長之本，造成難以逆轉的生態破壞，進而使環境長期陷於洪水和缺水的惡性循環中。當我們破壞了與涵養水源密切相關的森林、草原、湖泊、濕地，中國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的情況就變得更加嚴重。

要改變這種情況，我們本應該去恢復這些天然調節器，但我們卻一味指望通過工程方式去征服江河，改造江河。過去五十年來，我們在全國七大流域的江河上築起了八萬多座水壩，很多江河幾乎是無峽不壩了。然而在我們認為已馴服了江河，正可盡收防洪、發電、灌溉、航運、養殖諸方之利的時候，黃河斷流了，遼河斷流了，海河斷流了，黑河斷流了，塔里木河也斷流了，給流域內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對生態環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水污染的問題更是直接由人類不適當的生產生活方式造成的。它其實也是一種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體現：在有限的公共牧場上，每個家庭都希望增加放牧量，因為每增加一頭牲畜受益的只是自己，而超載放牧造成的草場退化卻由整個社區分擔。污染問題顛倒過來，它不是從公地中獲取，而是向公地中排放，我在《中國水危機》一書中稱之為上游心理，即每個社區都把自己當作上游，把污水一排了之，把危害轉嫁到下游社區。

西方國家的經驗表明，公地悲劇可以通過有效的環境管理來防治。中國龐大的環保系統之所以不起作用，原因在於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中國的環保局表面上接受國家環保局和地方政府的雙重領導，實際上在官員任免、工資福利、退休待遇等方面完全仰仗地方政府。而作為執法對象的污染大戶，恰恰又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也可以說是環保部門的衣食父母。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能指望地方環保局向本地污染企業開刀呢？在西方國家，環保部門不作為可能面臨公民訴訟，而在中國，環境訴訟困難重重，主管水污染治理的部門根本感覺不到這樣的壓力。

由於體制性的缺陷，中國深陷水污染的泥潭而難以自拔。2000年中國工業污水和城市生活廢水排放總量達630億噸，其中70%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江河湖庫。經對十一萬公里河道進行評價，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河段達到41%，其中很多河道失去了使用價值。大量廢水、污水不但嚴重破壞了環境，甚至直接威脅到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水污染的蔓延惡化，又促使人們加大對尚未破壞的水資源的開發力度，進而進一步惡化了生態平衡。

三　增加供給臨近極限

1998年洪水之後，中國改變以往一味依賴水利工程的防洪策略，實施了天然林禁伐、退耕還林、退田還湖等生態措施。這些都是數百年來有識之士想做但無力去做的治本之策。在更加難纏的水資源短缺上升為主要矛盾的今天，我們也必須反思幾十年來一味強調增加供水的策略，轉而從需求管理上尋找出路。

過去五十年我們在開源上可謂不遺餘力，修建了大量的蓄水、引水、提水工程，但在許多地區我們的用水量已經大大超過了自然承載力。國際上通常認為一條河流的取水最高不應超過40%，而中國北方的黃河、淮河和遼河早超過了這個標準，海河更是高達95%。河流斷流、湖泊乾涸、地下水枯竭，甚至沙塵暴和水污染，都和過度取水有著緊密聯繫。

今天，當許多城市水源枯竭，面臨供水危機的時候，一個全國性的調水時代正在到來。除引灤入津、引黃濟青、引黃入晉外，陝西西安的黑河調水，新疆的引額（額爾齊斯河）濟烏（烏魯木齊），吉林的引松（松花江）入長（長春），遼寧的引英（英那河）入連（大連），河北的引岳（岳城水庫）濟澱（白洋澱），寧夏的沙坡頭等調水工程都在建設中。調水不僅僅限於北方，南方許多地區也加入其中，比如江蘇的引江（長江）濟太（太湖）和雲南的滇中調水工程。這兩項工程的共同特點是希望通過引入大量潔淨水源，稀釋本地污染物，達到拯救太湖和滇池等水體的目的。

中國調水工程中最為雄心勃勃的當屬南水北調工程，計劃分東、中、西三條線，從長江的上中下游分別將水調往黃淮海平原和山東半島。如今這項工程的東線和中線已經在北方水危機的刺激下開工了，而西線也在積極籌備中。整個工程預計要到2050年完工，耗資4,860億元。國人多把中國水問題的解決寄託於南水北調，但實際上它只能部分緩解北方主要城市和部分重點工業企業的用水緊缺，對解決北方廣大農村的缺水問題則無能為力。大型調水工程往往給環境和社會帶來負面影響，南水北調也不例外，僅丹江口水庫擴容一項就將涉及移民三十萬人。

南水北調是五十年前不合理規劃的產物，現在不得已加以實施，是為避免一些城市十年後發生無水可用的社會災難。我們首先應該懷著對自然的愧疚，反思幾十年來不合理的用水方式，而絕不應該為創造了又一項水利工程的世界紀錄而沾沾自喜。不改變現行的供水體制和用水方式，大調水只能帶來大浪費、大污染，只會刺激乾旱地區用水需求的進一步上升，為發生更大水荒埋下隱患，甚至有可能把調出水地區拖入水危機。

過去五十年北京的發展過程，清楚地顯示了工程治水是如何刺激我們加劇對水資源的低效利用，最終使得我們陷入供水危機之中。歷史上北京受水資源總量的限制，城區的人口一直到解放時也不過百萬。新中國成立後，北京開始走上大建水庫的道路。五十年來，國家在北京的水利設施建設中投下了巨資，建成了大中小水庫八十多座，農用機井四萬多眼，加上城市自來水和大型工礦企業提取地下水的設施，構成了年均四十億立方米的供水能力，比1949年增加近五十倍。但工程的大躍進引發了工業規模和城市人口的大躍進，進而引發了用水的大躍進。70年代北京發生供水危機，靠到處打井才勉強度過。過量開採地下水的結果，導致北京五十年來地下水位下降五十米，很多地區已經打到了基岩上。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張，1981年北京再次陷入供水危機，密雲水庫和官廳水庫只能抽取死庫容維持。當時中央決策，兩大水庫只保北京供水，不再為天津、河北供水。北京暫時度過了危機，卻把周邊地區拖入了危機中。

今天城區人口已近千萬，而且還在快速增長。當北京陷入連續第五個乾旱年，密雲水庫無力滿足城市用水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實施應急方案，開採後備地下水水源，同時向飽受乾旱之苦的河北、山西要水，2006年從太行山調水，2007年從黃河調水，直至2010年長江水流進北京。如果我們不改變用水方式，大調水會不會導致新的大浪費和大污染呢？北京低效擴張型的用水方式已經把華北周邊地區拖入危機邊緣，南水北調的實施，會不會導致漢江流域甚至整個長江流域的用水危機呢？丹江口的水用光了，北京再到哪裏去找水呢？我們應該記取以往的教訓，努力推進節約用水、循環用水。

中國節約用水是有潛力的。由於長期輕視節水，造成工業、農業和生活用水效率低下，浪費嚴重。一立方米的水平均產糧一公斤，而發達國家一般為兩公斤。中國工業萬元產值取水量為91立方米，是發達國家的五至十倍。發達國家煉一噸鋼用水三到五噸，中國要七十噸以上；國外煉油廠每噸油耗水0.5噸，而中國平均為2.43噸。很多城市缺水嚴重，但市政生活用水浪費現象比比皆是。浪費巨大，恰恰說明節水潛力巨大。

變調水為節水帶來的好處遠不只節省了供水投資。一般說來，每多用一噸水就意味著多排放至少0.7噸的污水，而這些污水可以污染幾十倍於自身的淨水。達標排放治理費用高昂，為了完成2010年水污染防治目標，全國需要建設二千座污水處理廠，僅此一項費用就高達四千億元。末端治理必然消耗大量的財力和能源，對於我們這樣一個能源短缺、資金匱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有必要在減少污水排放上下足工夫。

很多人認為中國現在談環境問題為時過早，中國只有等到人均GDP達到若干千美元後再提環境。我不贊同這種觀點，首先中國的悠久歷史，既是燦爛的文明史，也是慘痛的生態環境破壞史，後者在《中國水危機》一書中多有描述；其次新中國前三十年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達到空前的程度，但卻沒有積累起多少財富。因此中國在真正進入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時候，只剩下少得可憐的資源和幾乎經不起更多破壞的殘山剩水。這就是中國的現實，一種和歐美日情況完全不同的現實，它決定了中國不能重複別人先污染後治理的老套路，而必須背負起歷史的包袱，在現代化起步的階段就同步地治理污染，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四　推進民主管理，引入公益訴訟

今天，節約用水、循環用水的口號雖然喊得很響，投入卻少得可憐，而環境社會影響巨大的調水工程，卻動輒獲得數十億元的投資。這種不合理的選擇，和我們的決策機制是有關係的。現在我們常常說要做到科學決策，但實際上要做到科學決策，就必須有民主決策。水利工程投資巨大，利益巨大，而當前的決策過程中往往只有政府官員、投資公司和專家的參與，這顯然是不完整的。暗箱操作、關門決策的結果，政府官員、開發商代表和非獨立的專家常常很容易達成妥協，決策效率奇高，結果某些團體和個人在投資建設過程中輕易獲利，在運營中也可能獲利，而環境和社會危害造成的巨額成本統統被外部化，讓移民去承受，讓社會去承受，讓國家財政去承受，讓生態環境去承受。正因為如此，中國水利部門在決策中很少去認真研究通過節水和循環用水進行需求管理的替代方案，而是一味傾向於建設大型工程。

要避免這些問題，建立一個產權明晰、價格合理的水權水價機制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必須利用市場手段，促進水資源的高效利用，促進有限的資源在產業間更加公平、合理的流動。加強流域觀念，實現水環境和水生態在流域內的統一、協調的管理和水資源的統一調度也是必要的。這些措施現在已經得到了高度重視，但僅有這些措施是不夠的，沒有各個利益相關方的廣泛參與，不從外部引入監督制衡力量，私營水產業和公有水產業一樣會出現問題，流域統一管理甚至會進一步惡化不公平、不合理的水資源分配。

必須建立一個公開透明的決策程序，把各類水利工程的利弊和利益都放到陽光下，讓各個利益相關方看清楚。應該放鬆對媒體報導的重重束縛，讓它們可以充分施展監督職能，揭露問題，分析每個決策對環境和人民健康的影響，這既有利於防止腐敗，又可以充分保障公眾的環境知情權，讓他們在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參與到決策程序中。要切實保障公眾參與，還應該鼓勵、支持發展民間環保組織，讓它們起到聯繫公眾、制約權力機構的作用。

在水污染防治中引入公眾參與也是必不可少的。由於地方政府和污染企業的利益關係，在治理污水和發展經濟產生矛盾的時候，地方政府總是要力保發展，環保局又豈敢不大開方便之門？結果排污費總是定到企業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內，這樣企業省了治污投入，環保局也有了穩定的進項，只是犧牲了環境，苦了百姓一方。讓公眾參與監督，讓公眾通過媒體發出聲音，引入公益訴訟機制，讓公眾真正獲得起訴污染企業甚至起訴執法不力的環保部門的權利，是改變目前肆意排污局面的有效途徑。

有人擔心公眾參與會引發對抗，影響穩定，阻礙經濟發展，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公眾參與的要義是在於信息溝通，平等對話，尋求妥協，探索最優方案。參與的過程中社會壓力會得到釋放，妥協的結果是避免留下嚴重隱患，最優方案減少了全社會的發展成本，這樣恰恰有利於維護社會的穩定，也有利於經濟持續發展。從長遠來看，改變目前自上而下的水資源管理體制，代之以建立在公開、透明、民主參與的自下而上的管理體制，讓水資源的管理權真正體現依賴它生存的公眾的利益和意志，應該是解決中國水危機的最終途徑。如果不在水資源管理體制中引入民主與法制，不引入制衡機制，一味重視開源而忽視節流的痼疾就難以根治，中國的水問題就難以得到有效解決，最終受損害的是龐大的弱勢群體，是脆弱的生態環境，是子孫後代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資源。

馬 軍　國際新聞專業畢業；2004年初入選耶魯大學世界學者。

正面我赢，反面你输

來源：经济学人　时间：2009-10-29

以廉价获得股权的时机已经错失。在这种情况下，暴利税比平常更容易行得通——可是目前华盛顿不太愿意征收这样的税，而且这些税可能无法估计地，起反作用地扭曲银行的行为。

政治上更倾向的选择——监管奖金并遏制华尔街的冒险行为——也可能会使情况更糟。上周，花旗银行被迫以荒唐的低价出售能源贸易部门Phibro,主要是因为该部门高管安德鲁·霍尔1亿美元的巨额分红引发政治风暴。这无论是对花旗的共有人还是对纳税人而言都不是个好结果。

但是，如若公众的愤怒持续高涨，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们有可能对金融公司实施更沉重的监管。如果高盛和其他金融公司明智的话，就应当有所作为尽量平复公众的愤怒情绪。

尽管这对纳税人没什么帮助，经常讨论的高盛和其他投行将一些利润捐给慈善机构的主意也许是个不错的开始。这么做也极其符合高盛一贯的乐善好施的传统。高盛最近资助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万千女性”活动，计划将发展中国家的女企业家送往商业学院进修。然而要想让大家认为投行真正努力将其收益回报慈善事业的话，应当投入大量资金：应是数十亿美元而不是区区几千万美元。

股东明智的话就应当在管理层提出捐赠计划时，表示支持。股东也可以通过更好地要求管理层，确保红利得到更好的分配，理想的分配形式是期限较短的限制股票，从而对转变大众的态度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作为建立新的“社会影响”的一部分（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认为这是急需去做的），华尔街公司也应当停止游说反对被提议的消费者保护机构，而应支持该保护机构的运行。正如萨默斯先生指出的，考虑到华尔街公司已经受到来自纳税人的帮助，他们近来的一些行为“有些过头了”。

为何华尔街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自从《滚石》杂志7月份将高盛形容为“包裹在人类面部上的吸血乌贼，无情地将其吸血管插向任何带有钱味的物体”以来，这家投行对于任何希望给华尔街有力一击的人而言已然成了深受喜爱的皮纳塔玩具。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也许是对的。他最近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称，确实存在于海底深处的吸血乌贼“小而无害”。然而他的公司以及整个行业都存在形象问题，它们需要提早应对，以免形象变得更令人憎恶。

投行业界面临的强烈指责之一就是导演迈克尔·摩尔在其新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称华尔街精心密谋使得7000亿美元的巨款落入接受财政部救助的银行手中（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摩尔先生的电影包括一个引人注目的噱头，他试图以这项“罪名”逮捕布兰克费恩先生。

高盛（在最近一季度实现利润32亿美元）及其他一些金融巨头公布了丰厚的收益。自从去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后，许多观察家纷纷恐慌，这个消息足以使他们欣喜。但讽刺的是，投资银行业的形象却因此进一步毁损了。这些收益非但没有被看作是金融体系复苏的迹象，反而激起了广泛的谴责。

由于雷曼的倒闭，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美林证券与美国银行各自合并，现在的市场竞争没那么激烈了（至少暂时是这样），这也不是高盛的错。高盛的部分利润反映了其更大的市场份额所获得的收益也更高。

同样，许多对于奖金的愤怒也是不公正的。创造财富的人有权因为他们的付出而收到回报。当然，奖金机制也应当重新规划以反省旧体制刺激了过多的短期冒险行为 ——这些显然是为了股东的利益。然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杰弗里·戈登指出，高盛留出其50%的利润作为奖金，这与其以往的做法并无二致。他说， “没有证据表明高盛管理层是越过股东做出这项决定的，而根据他们的契约或其他期望，债权人也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

但是，自纳税人去年救助了包括高盛（尽管其牵强地辩驳没有政府干涉也能生存下来）在内的金融体系之后，许多事情都变了。正如戈登先生说的，“从真正意义上讲，高盛的利润得益于政府的许多行动，也就是纳税人对于整个金融部门的投资尤其是对高盛的投资。”

即使高盛偿还了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获得的100亿美元（加上了薪酬及红利）——高盛称其从一开始就不愿接受这笔救助金——它也继续受益于其他一些政府举措，如政府持续不断的贷款（不管它接受与否）以及由于政府决定注资金融体系而复苏的资本市场。

那些在去年金融危机中生存下来的金融公司的股东及债券持有人成了政府救助计划最大的受益者——甚至比这些公司的员工收益还多。比如说，高盛的股价比去年11 月份高出3倍多。他们才应该是纳税人泄愤的首要对象（即使这样，由于有些机构拥有股票以为退休金筹措资金，这些纳税人和股东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同一帮人）。

对于政府而言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当去年救助金融体系时，在其帮助的每个金融公司都拥有一些股本或与股本相关的利益。与红利以及和问题资产救援计划相关的担保相比，这样就会使纳税人更清楚地了解到救助的情况，而现在也一定会缓解一些公愤。

财政部不愿被认为在任何银行拥有股权，除非是实在别无选择——花旗银行就是如此，财政部拥有其30%的股份。很显然这是因为当时的财政部长同时也是高盛前总裁汉克·保尔森不愿被看作是国有主义者。结果，这位纳税人停止国有化其救助的银行的最糟糕的部门，也没有国有化一些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同时也失去了从那些被救助的效益较好的公司的股权获得大量利润的机会。

沃伦·巴菲特会怎么做?

沃伦· 巴菲特可不会犯这样的错，他在政府之后不久也投资高盛就表明了这点——协商其50亿美元的优先股享有10%的红利，还要保证他有权以现在看来是很廉价的每股115美元再次购买高盛50亿美元的股票。当然，保尔森先生要是谈判的话，可以获得比巴菲特先生更优惠的条件。难怪公众会觉得华尔街现在的命运如同丢硬币一样，正面我赢，反面你输。问题是，对此可以做些什么？

《Out of Africa》

原來，愛情的回憶可以沉重如許，亦美麗如許......改編自丹麥女作家以撒‧丹森的同名自傳小說【遠離非洲 Out of Africa】。


導演：Sydney Pollack（薛尼波拉克）
演員：Meryl Streep（梅莉史翠普）、Robert Redford（勞勃瑞福）、Klaus Maria Brandauer（克勞斯瑪麗亞布蘭道）、Michael Kitchen、Joseph Thiaka

聽聲音 ─ 陶晶瑩『太委屈』

作詞/作曲：鄭華娟　主唱：陶晶瑩

＠當她橫刀奪愛的時候　你忘了所有的誓言
　她揚起愛情勝利的旗幟　你要我選擇繼續愛你的方式

＃你曾經說要保護我　只給我溫柔沒挫折
　可是現在你總是對我迴避　不再為我有心事而著急

☆人說戀愛就像放風箏　如果太計較就有悔恨
　只是你們都忘了告訴我　放縱的愛也會讓天空劃滿傷痕

★太委屈　連分手也是讓我最後得到消息
　不哭泣　因為我對情對愛全都不曾虧欠你
　太委屈　還愛著你你卻把別人擁在懷裡
　不能再這樣下去　穿過愛的暴風雨
　寧願清醒忍痛地放棄你　也不在愛的夢中委屈自己
（重複＃、☆、★、★）

柏林墙倒塌廿年后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 伯特兰•贝努瓦 柏林报道 2009-11-05

德国统一是世界上最大胆、耗资巨大的经济实验之一。然而，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之后，问题依然存在：这项实验成功了吗？

1989年和平革命后，虽然东欧许多地区拥抱了市场，但是，把苏联集团管制最严的经济体之一嫁接到西方最大、最成功的开放市场之一，是一项无与伦比的艰巨任务。

这是一项宏大的努力。据估算，用在统一上的花费介于1.2万亿欧元（合1.78万亿美元）至1.6万亿欧元之间。这包括对企业的直接补贴，重建该国基础设施和建立一个新政治机构，以及向大量东德居民发放福利津贴。1989年，东德有1670万居民。

去年世界各国政府推出了庞大的财政刺激方案，以对抗全球衰退，在此之际，许多专家把眼光转向德国，探寻大规模政府干预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

但人们的兴趣远不止于此。在“统一课业”上最用心的学生是韩国官员，他们急于学习经验教训，以备该国万一需要接管共产党统治的朝鲜。

“当韩国朋友问我有关经济统一的事情时，我告诉他们，要研究德国的案例，确保他们不要像我们当初那样行事。”位于德国东部Halle的哈雷经济研究所(IWH economic institute)研究员乌多•路德维希(Udo Ludwig)表示。

乍看之下，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键统计数字似乎与路德维希教授的悲观说法矛盾。1991年，原东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西德的43%，如今这一比例是71%。同期内，东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西德之比从60%升至80%，尽管失业迅速增加。

虽然西德的生活标准仍高出许多，但东德六州的生活质量也已显著提高，平均寿命提高了6年。从宽带光缆到崭新的公路，东德的公共基础设施往往更好。昔日沿着两德边境的“死亡地带”如今是一个自然保护区，栖息着大量珍稀野生动植物。

平均而言，自2002年以来，东德企业的发展速度快于西德，效益也更好，部分原因是，东德的单位劳动成本比西德低了近20%。而且，在去年的经济衰退中，东德遭受的打击较轻。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德国的经济统一事业却远远称不上绝对成功。事实上，随着统一的德国跨入第三个十年，专家们担心，东、西差距可能会很快再次拉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差距已在扩大。自2005年以来，由于东德经济增长率回落到与西德一致的水平，按绝对值计算，东、西德在人均GDP上的差距持续增大。即使按相对值计算，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德的追赶进程就一直近乎陷于停滞。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从一开始，德国就犯下了三个重大错误。首先，作为两德统一的第一块基石，1990年7月的货币联盟确定了不切实际的汇率水平：一德国马克兑两东德马克（个人可以按一比一的汇率兑换部分存款）。相比之下，在1989年，黑市汇率高达一比10。

虽然这在开始时刺激了消费，但也使得东德的工业一夜之间失去竞争力。其次，西德的工会力图把东德地区的工资提高到与西德一样的水准，结果导致数百万人失业。最后，由政府指定的信托机构Treuhand一手运作的私有化，未能利用本地资金，而是吸引了西德的投资者，而他们最终往往将资产作剥离或清算处理。

虽然企业补贴鼓励了西德大公司前来东德开拓业务，但地方官员表示，大部分重建援助款都没有达到目标，要么助长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房地产及建筑泡沫，要么就资助了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政界人士依然在没有实际询问企业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决定企业需要些什么，结果就是配置不当。”柏林州政府经济开发署副署长沃尔夫冈•胡梅尔(Wolfgang Hummel)表示。“我们有大量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道路、净水厂、运河、学校、游泳池、商业园、居住区和发电厂。”

在东德长大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上周发表讲话时，坦承20年前制定的全面经济融合目标似乎无法实现。“人们有一种感觉，失业率为西德两倍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她表示。

就连东德表面良好的统计数字也常常掩盖着严重的缺陷。譬如，相对较高的可支配收入，是受到了高额福利津贴的夸大。同样，在近期衰退中受到的影响较小，可以从东德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无足轻重这一事实来解释。

“东德经济的自立程度有多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Ifo研究所德累斯顿分所主任约阿希姆•拉格尼茨(Joachim Ragnitz)表示。“许多公司不光依赖于补贴，也依赖于内需，而内需受到福利津贴的人为夸大。”他表示：“令人担心的一个地方是，经济融合的根本引擎或许正在消失。”

专家担心，逐步撤消政府支持，可能暴露出东德经济迄今一直隐藏着的缺陷。对东德的第二个联邦援助计划于2004年启动，规模在1565亿欧元，将于2019年到期，届时地方政府将陷入财政严重紧缩的局面。与此同时，人口急剧萎缩意味着，需求和税收都将减少。自1990年以来，东德流失了近200万人口。

“我越是关注来申请破产的企业，就越是意识到，许多公司的业务模式都是围绕补贴构建起来的，”一位地方政府官员表示。“一旦取消补贴，这一模式就会崩溃。”

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还抱怨，德国的联邦制，以及联邦共和国的法律框架，将始终阻碍东德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包括较低的劳动成本。

过去20年使人们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全面经济融合不会发生。新政府面临的真正挑战，将是防止东、西德差距进一步扩大。

译者/岱嵩

戈尔巴乔夫的败笔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劳埃德 2009-11-17

上周一，作为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仪式的主要参与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跨过了柏林墙旧址的标示线，在他身边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默克尔赞颂戈尔巴乔夫是“让这成为可能”的那个人——“你勇敢地放手，让一切自然发生，那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期盼的。”

戈尔巴乔夫放手所造成的，不仅仅是一座墙的倒塌，还有一个国家的灭亡，而在那之前他被选定来领导这个国家，并重振其意识形态。当年乃至现在，西方为此对他赞许有加。但在俄罗斯人的眼里，苏联解体的意义一直大相径庭。

他放手让苏联解体。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以后也不会存在。他在苏联的防御系统中制造了一个缺口，而一旦出现缺口，这些防御系统便不堪一击。

此前这个凶残专横的政权一直实行严厉的威权统治。其经济实力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以及其他西方机构严重高估，而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日益显著。它的统治者怀疑一切，而它的国民性格阴郁。但尽管如此，这个国家究其根本是建立在信仰与理想之上的。

这些信仰和理想的内容是：只要苏共及其领导者坚定履行列宁主义的职责，推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同时守卫苏维埃祖国，那么终有一天，其社会制度能将这个国家转变为一个富足互助的社会。这是存在的理由：既光辉绚烂、又属于强制的希望，让糟糕的现实值得忍受。

戈尔巴乔夫抛弃了这一切。在1988年发表的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声明与讲话中，他摈弃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列宁(Lenin)以及斯大林(Stalin)的理论遗产。阶级斗争、为推翻资本主义而进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对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实行国家所有制——这一切都让位于他在1988年12月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精彩讲话中所提出的“共同创造与共同发展”。他表示，新的世界秩序将受到“自由选择原则这一无可辩驳的必要性”的推动。

正如他的亲密助手安德烈•格拉契夫(Andrei Grachev)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以其习惯性（和必要）的自信心理，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放手的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变革，能够从最高层加以控制。

从相对较年轻的时候开始，戈尔巴乔夫就被苏共高官享有的特权与仪式所包围，脱离现实：他39岁便在重要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出任党委第一书记。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未能认识到自己的话会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普通人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苏联集团国家。

令人惊讶的是，格拉契夫如此写道：“在11月9日事件（柏林墙倒塌）之后至少两个月的时间里，德国东、西两部分出人意料的家庭大团圆所造成的全新困境，一直未能引起戈尔巴乔夫的注意。”

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意识到，整个苏联对消费乐趣的巨大渴望。他认为，自己刚刚启动的经济改革，能够推动产出和生产率达到一个新高度，但这只是一种妄想。随着合作私营农场和企业有限自我管理机制的引入，一个困境中的经济体变成了一个混乱的经济体。

除了三个面积极小的波罗的海共和国，没有一个前苏联国家经历过市场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它们从农奴制演变至独裁统治，进而进入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期。而与此同时，西方在战后数十年经历了一连串的消费者革命。获取日用商品、奢侈品、以及服务的欲求触手可及、无处不在。前东柏林市民、缺乏浪漫细胞的默克尔上周透露，自己第一次越过柏林墙是为了去卡迪威百货大楼(KaDeWe)购物。

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成为俄罗斯总统前曾经访问美国，当他看到休斯敦的一家超级市场时，感觉眼花缭乱。他在回忆录《格格不入》(Against the Grain)中写道：“当我看到那些货架上摆满了成百上千的罐头、纸盒和各式各样的商品时，我生平第一次为苏联人民感到绝望，坦率地说我相当沮丧。像我们这样本来有可能成为超级富国的国家，竟陷入如此贫困的境地！”

在戈尔巴乔夫主政的最后几年里，这种贫困状况进一步加剧。工资和养老金遭到拖欠，家禽因缺乏饲料而死亡，乞丐在城市街道上出现——她们多为年迈的妇女，站在冰冷的地铁入口，面带羞怯，但乞讨起来十分急迫。

西方——尤其是起初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终于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所言当真——他确实希望建立实现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世界新秩序。但同时，仍然身处戈尔巴乔夫统治之下的人民，对他及苏共的信任与（更严重的）敬畏已经消失。

在欢庆解放的同时，人们提出了有关疏于职守的指责。美国学者玛丽•埃莉斯•萨洛特(Mary Elise Sarotte)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努力争取获得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帮助实现向新经济制度的过渡。

她写道：“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没有理解他们面前出现的机遇，以及迅速行动抓住这个机遇的必要性。”

他的继任者以及俄罗斯人民对他更为严苛。在他的祖国，他仍非常不受欢迎。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将柏林墙倒塌两年之后的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苏联话题、电视节目与历史叙述都重新出现，与复兴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对俄罗斯特殊论的强调融为一体。

戈尔巴乔夫个人生活的悲剧，是挚爱的妻子赖莎先于他离开人世。而他政治生活的悲剧，在于他的重叠视野：他明白上周庆祝活动的缘由，同时他也明白，自己以仍未实现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名义，对俄罗斯人的灵魂造成了严重伤害。

本文作者作为英国《金融时报》驻中东欧记者见证了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
译者/管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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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特约记者 杨政 2006年05月31日

编者按：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2006年第五期刊登了《戈尔巴乔夫后悔了》一文。戈尔巴乔夫向本文作者披露了他对苏联改革往事的反思，指出“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向中国记者披露自己的肺腑之言。全文如下：

3月2日的75岁生日, 使戈尔巴乔夫再一次成为近期的国际热点人物。2月28日晚, 为祝贺他生日而举行的音乐会在莫斯科国际音乐大厦开场。在鲜花、掌声和祝福中,戈尔巴乔夫精神焕发, 格外高兴。然而记者知道, 也许晚会一结束, 他又会陷入深深的忧伤之中。

为接受《环球人物》的采访, 戈尔巴乔夫特意中断休假

作为苏联第一位同时也是最后一位总统, 戈尔巴乔夫的晚年生活可谓丰富多彩: 著书立传, 上电视拍广告, 接受媒体采访, 评论内外时政, 热心公益与慈善事业。可以说, 自从离职后, 他始终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过。

戈尔巴乔夫的日子真的如表面上那么风光? 不久前, 记者通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得到了专访他的机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位于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大街39号。采访约在下午2点, 记者驱车准时赶到。基金会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戈尔巴乔夫正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休假,为接受记者的采访, 他特意中断休假, 赶回了莫斯科。当一名工作人员把记者请进戈尔巴乔夫办公室旁的接待室的时候, 他已经端坐在那里, 身着西装,没有扎领带。寒暄之后, 他紧握着记者的手说:“我们好像见过面, 是吗?”记者告诉他:“我先后在莫斯科工作了10年。 其间, 我多次见过您, 但面对面地和您交谈, 这还是第一次。”他回应说, 很愿意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

搞“民主化”是惨痛失误

戈尔巴乔夫虽然年事已高, 但精神矍铄, 谈锋甚健。采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戈尔巴乔夫对记者强调, 他所谈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 是多年来对往事的严肃思考。

戈尔巴乔夫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 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 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 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 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 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 就会出现混乱, 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 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 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在这个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决策完全正确。”

高度评价邓小平

在采访中,戈尔巴乔夫畅快淋漓地回忆起了当年他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1989年5月, 邓小平与到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会晤, 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在其所著的《外交十记》中写道:“作为历史人物, 戈尔巴乔夫的功过, 自有后人去评价, 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 在中苏关系史上, 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谈起那次他与邓小平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会晤, 戈尔巴乔夫兴奋不已, 每一个细节都记忆犹新:“苏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见是一次罕见的事件! 在我们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 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我们一起使两国回到友谊和伙伴关系的轨道上。我和邓小平同志互相伸出友谊之手。会见时,我被他吸引住了, 喜欢上了他, 他是一位极富魅力的人。记得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时, 邓小平同志拉着我和赖莎的手,我们感到非常温暖。我想, 他已经85岁了, 还那么富有激情、思路清晰、反应敏捷, 能自由流畅地就许多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至今难忘的是邓小平所说的:‘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戈尔巴乔夫对记者说, 对中国、对世界来说, 邓小平都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是20世纪的一位伟人, 一位世界级的政治——“中国文革后, 邓小平把中国带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让人们创造性地工作, 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改革者将名垂青史, 他所创造的经济改革经验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学习和借鉴意义。”戈尔巴乔夫还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他说:“这主要包括: 反对任何国家称霸, 反对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知道,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也强调这些观点, 这说明邓小平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连续性。”

人未走, 茶已凉

采访在不知不觉中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告别时, 记者将一盒茉莉花茶赠给了戈尔巴乔夫。他表示感谢后, 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赖莎· 马克西玛芙娜( 戈尔巴乔夫已故的妻子) 喜欢喝茉莉花茶。”记者注意到, 此时, 戈尔巴乔夫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掠过了一丝忧伤。那种表情令人难以忘却。记者知道,这忧伤, 不完全是丧妻之痛。

可以说, 戈尔巴乔夫的忧伤自1991年就开始了。那年12月, 叶利钦在权力斗争中获胜, 戈氏下台已成定局。一天,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三人坐在戈氏的办公室里讨论苏联总统下台的条件。他们最后商定:1992年1月7日至8日，戈尔巴乔夫腾出办公室、公用住宅和别墅。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叶利钦答应给戈尔巴乔夫发放退休金, 并提供一辆吉尔牌轿车等。戈尔巴乔夫请求叶利钦保证免除他对所发生一切的法律责任。叶利钦不解地问:“您什么坏事也没做, 为什么要求免除法律责任呢?”后来,戈尔巴乔夫就在辞职书上签了字。

人未走, 茶已凉。几天后, 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整理资料, 清理保险柜。这时, 他接到了夫人赖莎从别墅打来的电话,说叶利钦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带领一帮人, 要求立即打开房门, 清点物品, 并在24小时内搬出公用别墅。1991年12月26日, 即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第二天, 按原计划, 他作为总统, 还有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早晨8点50分,戈尔巴乔夫乘车去克里姆林宫。途中,他在车里接到助手打来的电话, 说叶利钦等三人正坐在总统办公室里喝酒, 建议他最好不要到克里姆林宫来。戈尔巴乔夫请助手再给他找一个房间, 以便如约同日本客人会见。最后, 戈尔巴乔夫在三楼工作人员的房间里会见了日本客人, 然后永远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至今得不到多数国民的谅解

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立即着手筹建“戈尔巴乔夫国际社会经济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不知是出于对老领导的“怜悯”, 还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 叶利钦把原莫斯科财政学院的一幢楼房划给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使用。其实, 基金会是按市场价格租用此房的, 并没有受到照顾。当年国家给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是4000 卢布, 后来卢布大幅贬值, 最后4000卢布已不足1美元。

1998年, 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戈尔巴乔夫存款的银行倒闭, 他彻底破了产。为了解决基金会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连续接拍了包括“必胜客”比萨饼连锁店、美国苹果电脑在内的一系列电视广告片。此外, 他还不得不经常到世界各地演讲, 每次酬劳都在数万美元以上。著书立传是戈尔巴乔夫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从下台至今, 他已经出版了十余本书籍, 其中包括反思苏联解体的《八月事变的原因与后果》、《不幸的改革者》等。如今, 他的基金会有了一些积蓄, 从旧址搬到了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大街39号, 这是一幢5层楼房, 设计现代, 十分惹眼。

但是, 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的处境仍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尽管他在西方受到赞扬和欢迎, 却至今得不到多数俄罗斯国民的谅解, 俄罗斯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不绝于耳。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把他视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罪魁祸首。1996年,他参选俄罗斯总统,只获得不足1% 的选票。在一次竞选活动中, 他被一名愤怒的选民重重地扇了一记耳光。

2005年10月的一天, 他在莫斯科参加一个圆桌会议时, 被一名与会者泼了一脸水。今年2月底, 俄罗斯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50% 的俄民众认为,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过大于功”; 持相反观点的受访者不过11%; 仅有14% 的人对他表示好感,反感者则为28%。

“赖莎的死是我的过错”

戈尔巴乔夫的伤感还与他已故的妻子有关。1999 年9 月20 日, 他的夫人赖莎因患血癌在德国曼斯特的医院逝世, 享年67 岁。赖莎曾是一个时代苏联妇女的偶像。她仪态高贵、谈吐典雅、性格温柔、学识渊博, 曾令许多人为之倾倒。

上世纪50 年代初, 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赖莎是一位非常引人注目的美女。她那楚楚动人的大眼睛、宛如柳枝般轻盈的体态和温柔晶莹的面颊吸引着无数男生爱慕的目光。然而, 小伙子们在惊叹这位来自阿尔泰边疆区少女罕见魅力的同时, 更敬畏她那高傲深邃的眼神。众多的追求者退缩了。对他们来说, 赖莎是高不可攀的公主。

第一次见到赖莎, 戈尔巴乔夫便“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迷上了她。多年之后, 他回忆说:“痛苦和幸福的日子开始了。当时我认为, 第一次见面并没有唤起赖莎任何感觉, 她对我平静而又冷漠。我在寻找新的见面机会，我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坦率地说, 在那几周时间里, 我连学业都放弃了, 尽管我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和测验, 我越来越频繁地光顾赖莎的宿舍。”他的坚韧和赤诚最终感动了骄傲的公主。1953年9月, 大学四年级的戈尔巴乔夫和赖莎喜结良缘。在此后46年的婚姻生活中, 赖莎始终如一地呵护和关爱着她的丈夫。无论戈尔巴乔夫走到哪里, 赖莎的爱就相伴到哪里。

赖莎因病住进德国曼斯特综合治疗中心后, 戈尔巴乔夫仿佛变了一个人。他那悲伤而绝望的神情、低沉而嘶哑的嗓音、焦灼而急促的步履无一不在诉说着他对赖莎无尽的依恋和挚爱。他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说:“ 我无法想象, 赖莎不在了, 我将如何生活。”在赖莎住院期间, 戈尔巴乔夫一直奔波在病房和旅馆之间, 他尽最大可能守护在妻子的病榻旁, 为她读报纸, 鼓励她与病魔抗争。他们共同幻想着, 等赖莎出院后, 一定在海边买所房子, 在海鸥的歌舞与海浪的轻抚中重温初恋的时光。但最终, 赖莎还是离他而去了。

戈尔巴乔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赖莎过世之后, 我的生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她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妻子去世后, 戈尔巴乔夫尽量安排许多会见、出访和工作, 但仍无法排解对妻子的思念。他说:“这种痛苦是永远摆脱不掉的。赖莎很幸运, 先于我走了。她活着的时候, 我们经常争论, 我们俩到底谁更幸运。我说, 她嫁给了我才幸运, 而她总是坚持说, 我娶了她才幸运。我和她还会重逢, 到那时, 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谈话。”戈尔巴乔夫透露, 直到现在, 他只要一进他和赖莎的卧室, 悲伤就会立即涌上心头。“赖莎走后, 卧室的陈设一点也没变, 我也不想改变, 不忍心改变。赖莎的梳妆小桌原来放在哪里,现在还放在哪里。”谈到这里, 戈尔巴乔夫显得痛心疾首——“那天, 她睡着了,我出去了一会儿。午饭后, 我回到病房时, 她己经不行了。赖莎的死是我的过错, 是我害死了她。我对政治太投入了, 而她对一切又太在意。”

采访中, 记者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种假设:“您能想象另外一个女人替代赖莎· 马克西玛芙娜在您生活中的位置吗?”戈尔巴乔夫立即答道:“不能!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绝不可能! 我和赖莎将这样生活下去, 我和赖莎的对话还将继续下去。今年1 月, 我因病住院时, 把赖莎的日记也带了过去。她生前特别想自己写一本书, 现在我决定替她把这本书写完。实际上, 我十分不愿意写关于我和赖莎生活的书, 但我还是决定写, 我己经开始口述了。”

如今, 戈尔巴乔夫唯一的女儿伊丽娜成了他的依靠。伊丽娜卖掉了位于莫斯科闹市区的房子, 在郊外又买一座,就是为了离父亲近一些。但是, 伊丽娜经常发现, 父亲只要一回到母亲生前住的那个房间, 就会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 那双老眼里满是哀伤。

四十以後需明白

George來信分享！

- by 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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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好朋友是應該相互欣賞，而不是相互利用。好朋友只能在同一階層中產生，而窮人和富人，百姓與達官，草根與明星，白丁與學者則永遠也成不了真正意義上的朋友。因為不在同一階層，便永遠也不會有對方對本階層的深刻體會與感悟。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飯應該一口一口的吃，事要一點一點的做。沒有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就不應該疲於奔命。中年，應該活得從容自在。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任何事物都是有雙重性質的，有時候甚至沒有對錯，你以為錯的，在別人看來或許是對的。而你竭盡全力為之奮鬥的目標，卻很有可能正是別人想擺脫和拋棄的贅物。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生活品質的優劣，完全取決於自己的慾望。修饈美味，觥籌交錯間如果掩飾的是爾虞我詐，則遠不如“三五知己坐，淡茶話家常”來得可心。如果高官厚褥卻窮于心智，惶于任途，就遠不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活的逍遙。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我們的伴侶看似平淡無奇，有些時候甚至難以忍受，其實歲月的年輪早已將彼此交融在一起了，即使惡習劣性，也已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撕毀這不堪的婚姻，就會發現每撕一片都會連著自己的皮肉和筋骨。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我們對孩子溺愛就像高脂高糖一樣危害著他們的健康，我們害怕他們走歪路。我們擔心他們吃苦受罪，我們憂慮他們經風雨。我們全家人為他們搭起了大廈，然後癡傻呆呆地望著他們柔弱的發育。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對待父母再不可做薄養厚葬的傻事了，他們那一輩子受的磨礪太多了，善待他們就是善待我們的良心。說起善待，父母都很心疼錢的，但要動動腦筋事情就會圓滿的完成；比如，可以去酒店訂一份極品燕窩湯，端回家告訴父母說是在小攤上買的2元一碗的銀耳湯，然後看著他們幸福的享用，其實大多的時間他們根本就不需要你的榮華，每週問他們一個年輕時候的故事，然後聽著他們講完就很知足了。

四十以後一定要明白：職位只不過是一個杯子，而你的修養和品性才是杯中的尤物，夜光杯中盛的未必就是葡萄美酒，也可能是一杯濁水，粗瓷盞裏不見得就是白開水，很可能是泡的一盞極品龍井。個中的品質全在自己的心境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