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九十周年

兼論中國近代新文化運動(上) / 王曉波（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
來源：《海峽評論》221期-2009年5月號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年，國家圖書館要出版《五四運動論著目錄初稿》，顧敏館長要我從思想史的角度作一歷史的回顧。不敢推卻，只好惶恐為之。

（一）「五四運動」與「五四事件」

「五四」運動，周策縱在其英文名著《五四運動史》將其界定為：

「本書所說的『五四運動』便是就這廣義而言。大體來說，這個運動的主要事件發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間；現在先把它的經過簡述如下。由於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1919年凡爾賽和會作出山東決議案，激起中國民眾高漲的愛國心和反抗列強的情緒，中國學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領袖們得到了這種群眾情緒的支持，發起一連串的抗日活動，和一項大規模的現代化運動，希望通過思想改革、社會改革來建設一個新中國。」〔註1〕

至於當年的學生愛國運動，周策縱則稱之為「五四事件」，並言：「1919年『五四事件』是風暴的中心，是整個『五四運動』的漩渦。」〔註2〕

周策縱之所以把「五四」運動的時期定在1917至1921年，他說：

「仔細研究『五四』的主流，我們會發現最重要的事件都發生在1917年年初到1921年年底的5年之間。在1917年，新起的思想界人物，以《新青年》雜誌和國立北京大學為中心，團結他們的力量，發起新思想和新文化改革。1921年以後，運動多已發展為直接政治行動，以後幾年裡，思想改革和社會改革多多少少遭受忽略。」〔註3〕

1919年參加「五四」示威遊行，並於當時出版《五四》一書的楊亮功，在1982年《五四》再版重印序中云：

「總之，此一小書為記載五四運動最早出版的一本書。書中所載，皆係第一手資料。讀者可以從這一本書，認清五四的真面目，體會五四的真意義。亦可瞭解到此一運動，與所謂新文化運動，或任何外在因素，完全無關。至於中共『近代史資料』編者，在按語中所說：『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完全不正確的。」〔註4〕

何以把「五四」時期起始於1917年，周策縱說是因為「胡適同意張熙若的看法，認為五四運動應包括1917年和1918年發展的新思想運動，也包括五四事件以後的那幾年。」〔註5〕並言：

「我們都知道，在這段期間對中國傳統倫理觀念、習俗和制度的最大挑戰，就是以自由主義、民主、科學等觀念的面目出現的西方思想。西方各國的、尤其是美國的、巨大影響是無可否認的。然而，由於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加以蘇聯迅速成長茁壯的例子，在後來那幾年裡，社會主義便趨於更有影響。西化重點在此時，從自由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註6〕

（二）自由主義西化與社會主義西化

何幹之把「五四」運動定為1915年9月至 1923年12月，是根據《新青年》創刊至「科學與玄學論戰」。〔註7〕但周策縱何以要始於1917年，他並沒說清楚，但我們查閱這段時期的大事年表，發現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正是發表於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及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

周策縱、何幹之，甚至於張熙若和胡適所界定的「五四運動」其實是以陳獨秀的新文化運動或胡適的新文學運動為起始的，但「奇怪」的把「五四運動」提早了2至4年。周策縱的新文化運動不僅以胡適新文學運動為始，而且以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年為終，因為「西化重點在此時，從自由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由此亦可知，周策縱的「西化」有二種，一是自由主義西化，一是社會主義西化。

楊亮功只是純粹的北大愛國學生參加了當年的五四愛國運動，並在當年紀錄了五四運動，並沒有自由主義西化和社會主義西化的意識型態，也無意在事後以意識型態爭奪五四運動的歷史解釋權，但也不滿於紅白二派對五四運動的爭奪。

誠然「五四」運動是不同於新文化運動的，但是卻有一定的關聯性。同為當年北大的「五四」青年，後來分別參加國共二黨的羅家倫和張國燾，也認為「五四」和新文化運動不同，但卻有密切關係。羅家倫（《五四宣言》撰稿人）說：

「五四運動是一個學生愛國運動，但它所代表的意義並不止是單純的遊行示威，我們說它是受當時視為「洪水猛獸」的新文化新思潮孕育的結果，並不為過。自五四運動發生以後，社會觀念變得非常劇烈，新文化運動更趨澎湃。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性質雖不相同，精神卻是一貫。」〔註8〕

張國燾（中共創黨人之一）說：

「如果我們更廣泛的理解到中國多年受屈辱的經歷和當時的處境，那末我們將更能認識五四運動的重要性。五四運動為歐戰和日本侵略所誘發，直接受著新文化運動的滋潤；在內政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國的意志，使舉世開始認識中國的民意不可輕侮。這一青年運動能夠擺脫過去中國政治惡習的束縛，以嶄新的姿態、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語言文字、有效的組織方法，發揮了它的巨大作用。這是時代的進步，也是中國覺醒的標誌。」〔註9〕

身為革命家的孫中山更在第一時間，聯合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懌、陸榮廷、唐繼堯通電北京當局謂：「其中真相若何，當局自能明瞭，倘不求正本之法，但藉淫威以殺一二文弱無助之學生，以此立威，威於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註10〕又在6月12日，《復顏德基勗努力治川規模全國函》中謂：「月來國民怵於外患之烈，群起救國，民氣大張，是足證國民智識之進步，公理之足以戰勝強權也。」〔註11〕1920年1月29日，孫中山在《為創設英文雜誌印刷機關致海外同志書》又云：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唱。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註12〕

（三）五四運動的思想領導者

由此可知，「五四」之所以發生與新文化運動有關，「五四」發生之後，又影響了新文化運動向全國各界傳播。其中最典型的人物當為陳獨秀。他創立《新青年》，鼓吹新文化，首倡「德先生」、「賽先生」，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

巴黎和會一開始，陳獨秀在《每周評論》就有批評出現，並直指「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語。」〔註13〕

「五四」學生運動發生後，他又連續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對日本外交的根本罪惡》、《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山東問題與國民覺醒——對內對外兩種徹底的覺悟》、《我們究竟應不應當愛國？》，並發表《研究室與監獄》一文說：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註14〕

陳獨秀恐發表文章之宣傳不足，另擬《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親自上街散發，終至被捕。

在各方呼籲和營救下，北洋政府只好悄悄的把他放了，也未經審判。陳獨秀出獄後，北大學生熱烈歡迎他，在歡迎會上，主席張國燾熱情的說：「陳獨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五四運動的思想領導者、我們可敬的老師。」〔註15〕「五四」學生運動並不是沒有出現思想導師，但那是陳獨秀，而非胡適。

參加和聲援「五四」學生運動的人物，誠然有新文化運動者，但也有不認同新文化或不為新文化所認同的人物，當然，還有全國罷工、罷市、罷課的學生和工商界人士。這才是「五四」愛國運動的全貌，尤其是，連當年保皇黨的康有為還通電全國說：「則學生此舉，真可謂代表四萬萬之民意，代伸四萬萬之民權，以討國賊者。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者也。」〔註16〕

「五四」學生運動爆發時，胡適在上海陪其老師杜威旅行，惟其在北大講演《陳獨秀與文學革命》時，提到他和陳獨秀、高一涵一起上街發傳單，分手後陳獨秀被捕。但在高一涵的回憶裡發傳單的名單並沒有胡適，但提到陳獨秀寫好傳單《北京市民宣言》交給胡適譯成英文。所以，鄭學稼以為「究竟胡適有沒有參加發傳單？目前由於當事人都已逝世無法查證。」〔註17〕

（四）胡適思想與五四運動

「五四」學生運動源自山東問題，山東問題源自21條。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留美中國學生甚為激動而有「反21條」運動。惟胡適獨排眾議而反對「反21條」，在3月1日的日記中，他說：「自中日最近交涉之起，吾國學子紛紛建議，余無能逐諸少年之後，作駭人之壯語，但能駁斥一二不堪入耳之輿論。」〔註18〕並且，他還致函《中國留美學生月刊》斥責「反21條」是「這些在我看來簡直是不折不扣的瘋癲。我們都情感衝動，神經緊張——不是的，簡直是發了『愛國癲』！」〔註19〕

5月10日，袁世凱被迫接受賣國的二十一條，猶密函百僚自辯稱：「予但有一槍一彈，亦斷無所從之理」，「疾首痛心，憤慚交集。往者已矣，來日方長」。〔註20〕但胡適卻在日記中記著「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知有所不撓，能柔亦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所未見。吾國外交，其將有開明之望乎？」〔註21〕

這樣子的「反反21條」，或源自其「不抵抗主義」（或謂「不爭主義」），但卻與「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五四」學生運動的精神，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簡直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

更有甚者，「五四」學生運動要「外抗強權」，而胡適卻主張「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在《慈幼的問題》中，他說：

「我們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把我們從黑暗的迷夢裡驚醒起來。我們焚香頂禮感謝基督教的傳教士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叫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待小孩子是殘忍的、慘酷的、不人道的。我們十分感謝這班所謂『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會』、『不纏足會』，開設新學堂、開設醫院、開設婦嬰醫院。」〔註22〕

1930年7月29日，胡適在覆梁漱溟的信中又提及帝國主義問題：

「鴉片固是從外國進來，然吸鴉片者究竟是什麼人？何以世界的有長進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獨鍾於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滿田滿地的罌粟，難道都是外國的帝國主義者強迫我們種下的嗎？

帝國主義三叩日本之關門，而日本在60年之中便一躍而為世界三大強國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叩不振如此？此中『癥結』究竟在什麼地方？豈是把全副責任都推到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

我的主張只是責己而不責人，便要自覺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註23〕

（五）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

胡適不但要「深深的感謝帝國主義者」，還要人「只是責己而不責人」，不可「把全副責任都推到洋鬼子身上」。我們無意厚誣古人，但也禁不住想要質問胡適之先生，難道中國傳統中，連一點社會救濟的人道主義都沒有嗎？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中國民間的「義塾」、「義倉」又是什麼？只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經濟崩潰，什麼社會救濟措施都做不到了。又難道胡適不知道，林則徐禁煙，而有鴉片戰爭，戰敗，才有中國遍地罌粟嗎？

自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巨變」後，中國有識之士，那一代不在「責己」反省，為中國之救亡圖存殫精竭慮。近代中國之衰弱總有內因和外因罷。外因難道不是船堅炮利和不平等條約嗎？強盜殺人，難道只能被害人「責己」，為什麼遭殺；而不能「責人」，為什麼強盜殺人？

胡適的「反反帝國主義」思想，其實在他留美期間就出現了。他對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就提出質疑。他說：

「『若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不能成立，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亦不能成立。然此前提究竟可成立乎？此一問題未可一概而論也。此前提之要點在一『終』字。終也者，今雖未必然也，終久必然也。如此定論，駁無可駁，此無窮之遁辭也。

若以袁世凱與威爾遜令人擇之，則人必擇威爾遜，其以威爾遜為異族而擇袁世凱者，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註24〕

鄭學稼質疑胡適是否參加和陳獨秀一起散發傳單，除了高一涵的回憶外，應該還有理由。因為1920年胡適與蔣夢麟即聯名發表文章《我們對學生運動的希望》（《新教育》，2卷5期，1920年9月5日），指責學生運動說：

(1)「養成依賴群眾的惡心理」、「養成逃學的惡習慣」、「養成無意識的行為的惡習慣」。

(2)「現在的學生天天談『二十一條』，究竟二十一條是什麼東西，有幾個人說得出嗎？天天談『高徐濟順』，究竟有幾個人指得出這條路在什麼地方嗎？這種不注重事實的習慣，是不可不打破的。」

(3)「現在哪些『同胞快醒，國要亡了』，『殺賣國賊』，『愛國是人生的義務』等等空話的講演，是不能持久的，說了兩三遍就沒有了。」〔註25〕

1925年，胡適又發表《愛國運動與求學》，雖肯定「民國八年的五四事件與今年的五卅事件為最有價值」，但仍指責群眾運動是「虎頭蛇尾」、「五分鐘的熱度」。〔註26〕

1928年，北伐成功後，胡適在上海光華大學演講《五四運動紀念》，才引述孫中山對「五四」學生運動的肯定，但仍認為學生愛國運動是「干預政治」，而不以為然的說：

「英美二國的青年，他們之所以發生興趣，只是足球、籃球、棍球等等，比賽時候，各人興高采烈，狂呼歌曲；再不然，他們就是尋找幾個女朋友，往外面去跳舞去看戲，享盡少年幸福。若有人和他們談政治問題，他們必定不生興趣，他們所做的，只是少年人的事。」〔註27〕

（六）新文化運動與全盤西化

1935年5月3日，胡適在《獨立評論》發表《紀念「五四」》，再次引述孫中山之言，開始「追敘這個運動的起源」，而將之導向新文化運動，而言「當年若沒有思想的變化，決不會有『五四運動』」。〔註28〕

1947年5月4日，胡適又在《大公報》發表《「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除了三度引述孫中山之言外，不但「追敘這個運動的起源」，並且也追敘了這個運動的以後，他說：

「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長領導之下的北京大學教授與學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所提倡的文學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運動。五四之後，有全國知識青年熱烈參與的新文藝運動，和各種新的政治活動。」〔註29〕

胡適的「文學革命」也在「五四」的歷史解釋中被突出了。並且，他把新文化運動界定為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和他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起始的自由主義西化，其他則在排除之列。

1949年，大陸赤化，胡適赴美，接受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終於把他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脫鉤，並且以兩者之間是互為矛盾的。他說：

「從我們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註30〕

胡適的「政治干擾」說，顯然與羅家倫的「精神一貫」說是不同的。「五四」運動的口號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羅家倫執筆的《五四宣言》云：「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這也應該是羅家倫理解的新文化運動精神。

胡適的「不抵抗主義」、「反反21條」、「反反帝國主義」，顯然是與「五四」學生運動的精神不符，這是「五四」90周年，我們應該廓清和還原歷史真相的。

什麼是胡適的不同於「五四」學生運動的新文化運動。胡適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1935-6-22）一文中說，他在1929年，曾為《中國基督教年鑑》寫了一篇英文文章，題為《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

「我指出中國人對這個問題，曾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說，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過去，沒有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裡只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全盤西化，一心一意走向世界化的路。」

但有潘光旦指出，「胡適所用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譯為『全盤西化』；whole hearted modernization則可譯為『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並表示可接受後者，不能贊成前者。故：

「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數量上即是『儘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註31〕

所以，胡適所主張的新文化運動就是「全盤西化」，只是為了避免無謂的爭議不用「全盤西化」這個名詞而已。

（七）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北伐成功後，又有蔣介石的清黨剿共，如何建國的問題遂提上了日程表，而有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幹、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傭、樊仲雲、薩孟武等10大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宣言中說：

「這時的當前問題在建設國家。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建設既已開始，文化建設工作亦當著手，而且更為迫切。但將如何建設中國的文化，卻是一急待討論的問題。有人以為中國該復古：但古代的中國已成歷史；歷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為中國應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長，但地非英美的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型態；並且中國現在是在農業的封建的社會和工業的社會交嬗的時期，和已完全進到工業時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們決不能贊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卻主張模仿英美的以外，還有兩派：一派主張模仿蘇俄；一派主張模仿意德。但其錯誤和主張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輕視了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

「不守舊，是淘汰舊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開拓出新的道路。不盲從，是取長捨短，擇善而從，在從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認識。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的態度，應用科學的方法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是要清算從前的錯誤，供給目前的需要，確定將來的方針，用文化的手段產生有光有熱的中國，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佔著重要的位置，成為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勁最強的生力軍。」〔註32〕

胡適不同意，而在4月6日的《獨立評論》發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說：

「我的愚見是這樣的：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裏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份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輝光大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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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1960年哈佛大學出版部初版。譯文見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頁17，1979，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台北。
〔註2〕同〔註1〕，頁82。
〔註3〕同〔註1〕，頁23。
〔註4〕楊亮功、蔡曉舟同編，《五四──第一本五四運動史料》，頁4，1982年，傳記文學出版社，台北。
〔註5〕同〔註1〕，頁23。
〔註6〕同〔註1〕，頁38。
〔註7〕同〔註1〕，頁38。
〔註8〕羅家倫，《逝者如斯集》，頁1，1967年，傳記文學出版社，台北。
〔註9〕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頁58，1971年，明報月刊出版社，香港。
〔註10〕同〔註4〕，頁131～132。
〔註11〕孫中山，《國父全集》，第三冊，頁玖─422，1974年再版，中央文物供應社，台北。
〔註12〕同〔註11〕，頁玖─453。
〔註13〕陳獨秀，《獨秀文存》卷二，頁29，1922年亞東版，台景印發行。這當也是陳獨秀從白色自由主義西化轉向紅色社會主義西化的思想端倪。
〔註14〕轉引自鄭學稼，《陳獨秀傳》上，頁323，1989年，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台北。
〔註15〕同〔註9〕，頁63。
〔註16〕同〔註4〕，頁130。
〔註17〕同〔註14〕，頁326。
〔註18〕胡適，《胡適留學日記》，頁344，1952年台版，商務印書館，台北。
〔註19〕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頁60，1981年，傳記文學出版社，台北。
〔註20〕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頁143，1962年台版，文星書店景印，台北。
〔註21〕同〔註18〕，頁636。
〔註22〕胡適，《胡適文存》第三集，頁741，1971年，遠東圖書公司，台北。
〔註23〕胡適，《胡適書簡》，頁186～187，1962年，時報文化出版社，台北。
〔註24〕同〔註18〕，頁1103～1105。
〔註25〕胡適，《胡適選集》第三冊雜文，頁3～4，1981年，西南書局，台北。
〔註26〕同〔註22〕第三集，頁720～721。
〔註27〕同〔註25〕第一冊演說，頁55。
〔註28〕同〔註25〕第四冊歷史，頁56。
〔註29〕同〔註25〕第四冊歷史，頁126。
〔註30〕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頁189，1981年，傳記文學出版社，台北。
〔註31〕 《胡適與中西文化》，頁139～140，1967年，水牛出版社，台北。
〔註32〕同〔註31〕，頁129，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