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的陷阱》第二講 中國文化中國人

作者簡介：端木賜香，原名李桂枝，網名三糊塗。1968年生人，1990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歷史系，現任河南安陽師範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中國傳統文化及中國近代史

第二講 中國文化中國人

（一）看不懂的中國人

日本學者松本一男在其著作《中國人與日本人》裡概括中國人的特性為：不可理解的國民。此話若說與西洋人，估計能引起他們的同感，因為凡是與中國人打過交道的洋人都多多少少的產生過這樣的疑惑：中國人，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老實說，想用簡單的語言把中國人概括全面，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普通人不行，學者也不一定行。從明清前來中國的傳教士，到中國學者，如嚴復、林語堂、魯迅、柏楊、金紫千等，都著文著書不同側面不同程度地剖析過中國人，先把書目列給大家：

　　松本一男《中國人與日本人》
　　明恩溥　《中國人的特性》
　　利瑪竇　《利馬竇中國劄記》
　　林語堂　《吾國吾民》
　　柏楊　　《醜陋的中國人》
　　金紫千《中華文化之魂－研究中國人》

另外告訴同學們，柏楊一本《醜陋的中國人》，曾經惹惱諸多愛國小青年。所以，另請大家看一下日本的地球物理學家高橋敷所著的《醜陋的日本人》，有學者認為，中日同文同種，不管此觀點對否，不妨把醜陋的日本人做咱一個參照系。

列完參考書，話題打回。外人認為中國人不可理解，我認為那是他們頭腦太簡單。或者說，他們的文化太簡單了。中國人所謂的不可理解，其實是中國文化的豐富複雜所決定的。李澤厚曰：人是文化的積澱！金紫千曰：人是文化的靈魂！我說，人是文化的載體！中國文化的複雜豐富，決定了中國人民的不簡單！
中國傳統文化的格局是“三教九流”，指三種宗教和九種學術流派。關於“三教”，據記載此說起於三國時代。吳國的孫權和尚書令闞澤談話中所提到的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

“九流”，指先秦的九個學術流派，見於《漢書‧藝文志》。這九個學派是指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不知道什麼時候起，三教九流成了貶義詞，泛指江湖上各種職業。九流也被人分作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再加上某些學術流派的失傳，所以現在學人把中國傳統文化的格局定位為三方五家。三方是儒、道、釋，五家為儒教、宗法傳統、道家、道教，佛。當然，還有用九流這個概念的，比如有些學者把中國傳統文化綜稱為十家九流，這十家是：中國儒家、中國道家、中國佛家、中國墨家、中國法家、中國名家、中國兵家、中國陰陽家、中國縱橫家、中國農家。總之啊，這麼一列舉，可看出，咱們家當還真不少。有這麼豐厚的文化家底，咱們的國人當然不簡單了，隨便一個中國老太太，哪怕她大字不識一個，但是她身上的文化色彩也是五光十色，老外看得五迷三道的晃眼兒。舉例證明，一個婦人嫁人嫁得不對了，老挨丈夫打，她誰也不埋怨，就怨自己命不好－我命苦啊！兒子沒養活，夭折了，她會自我安慰曰：天意啊！天命是誰的思想？孔家老二的。孔二的天命論大家可能都知道，高深莫測謂之天，無可奈何謂之命。這時候，你能看出這女人信儒。可是一旦兒子長大，娶了媳婦忘了娘，或者遊手好閒賭搏吸大煙什麼的，老太太會拍著膝蓋哭訴：報應啊，老天爺，我作了什麼孽了，給我這麼一個不孝子（或曰敗家子），這時候，老太太她好像又信佛了。可是你看她桌子上供的牌位，分明又是“太上老君在此”！太上老君是誰？道家創始人老子是也，因為跟唐家李氏王朝同姓，所以難免開後門之嫌疑，被李家封了個“玄元皇帝”，道教徒稱他為道德天尊（又稱太上老君）。周甯也說，中國人同時信三教：尊孔祭祖，煉丹修真，燒香拜佛。問題是，中國人不只信這麼三教，他跟吃火鍋似的，逮什麼都往裡頭煮，所以，她到底信仰什麼，她自己都說不清道不明呢，害得老外不得不跟著中國的歌星唱：借我借我一雙慧眼吧，讓我把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相形之下，還是中國學人能看個 *** 不離十。比如林語堂，他認為儒道是中國人靈魂的兩面。中國的士大夫一般是外儒內道，儒是入世的，積極的，道是出世的，消極的，奇怪的是，這麼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恰好完美無缺地和平共處於中國人身上，而且有時候還分段體現，比如當官時，他就是儒，貶官時，他就是道了，比如蘇東坡。以至於現在的人給自己定左右銘，還是儒道各半，叫作：以出世的態度幹入世的事業。也就是說，幹事的目的是儒，幹事時的態度則是道。或者說，成功了就是儒，失敗了就又變做道，總之，像變戲法似的，怪不得人家洋人眼花，卻原來是咱們心花，玩的手法也花。

中國人不可理解，還有一個原因。有學人認為，中國哲學是一種早熟的哲學。梁漱溟在其《東方學術概論》指出，人類學術無非研究三個問題：

　　第一、人對物的問題：人類征服自然，產生自然科學。
　　第二、人對人的問題：人與人相處，產生社會科學。
　　第三、人對己的問題：人與自己的較量，產生宗教。

梁認為中國學術早熟，不注重解決第一類學術問題，卻直奔第二類第三類學術。比如儒，便是中國最早的人際關係社會學，尼采那瘋子把中國的儒罵作中國把戲，罵作庸俗的世俗哲學，估計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因為歐美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注重人本身，關注的是個人自由，至於人與人關係卻被完全忽略，直到後工業化時代，美國才出現個卡耐基(譯者按：卡內基)，教人《如何推銷你自己》，咱看著就像幼稚園小朋友的入園手冊。如果說儒是第二類學術，那麼中國的道則是介於第二類與第三類的學術。既調節人際關係，又調節人本身，至於佛，則完全是第三類學術了。那麼學術早熟對中國人有什麼影響呢？第一，導致中國不重科技的傳統，第二，導致國人提前看透人生。莊子認為人生如夢，可尼采那瘋子說：人生既使是一場夢，也要做得有滋有味！相形之下，中國人視生如死，視死如歸，生不如死，死即是生，顛顛倒倒，令人哭笑不得。單說莊子，妻子死了他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這且不說他，等他自己要死了，弟子欲厚葬他，他說，不可，別葬我，隨便扔個地方吧。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壁，星晨為珠璣，萬物為葬品，多好！弟子曰：怕烏鳶吃屍。莊子回曰：在上烏鳶吃，在下螻蟻食，奪彼而與此，不太偏心了嗎？壯哉莊子，只可惜中國遠古時就出產這麼聰明絕頂的人，絕不是什麼幸事。

早熟的學術，帶出的是早熟的國人。一代比一代聰明，一代一代的把早熟進行到底，儒家的中庸，被玩成了抹稀泥的首鼠兩端的滑頭哲學，道家的超世，被玩成了明哲保身的縮頭烏龜哲學，老是老滑頭，小是小滑頭，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見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話到嘴邊留半句，事到臨頭讓三分；飽經世故少開口，看破人情但點頭。知識份子如此，當官的更如此，否則鴉片戰爭期間，中國也不會出現“不戰不和不降不逃不死”的兩廣總督葉名琛那樣的老不死的不字主義的官僚來。至於老百姓，雖然識字不多，可是卻不傻，也知道：吃飽點兒，穿破點兒，見了當官的走慢點兒，拐過彎去跑快點兒。中國人如此早熟，那晚熟的半生不熟的老外當然看不懂咱了，累死他們！

（二）農業經濟與中國人

中國的經濟基礎是深耕細作的小農經濟，它對國民性格的養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首先，一家一戶的個體經營方式，導致國人先天沒有合作意識，發展到現在，是中國人私德良好，公德沒有，有人寫文章概括為《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會》。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自家的小院裡那是經營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的，可是一到公眾場合，就不行了。在中國人家裡，對待客人那是熱情又大方，可是站站牌下等公共汽車，擠起座位來，同樣是熱情不客氣。看梁漱溟先生的回憶，有一個細節特別有趣，先生八歲時八國聯軍進北京，美國大兵進他家搜查，最後臨走時吵吵了一句：大門口太髒了，要天天打掃！看到這裡，不由得啞然失笑，中國人只掃自己的門前雪，看來不假矣。總之，小農式的你挑水來我澆園的男耕女織的經營方式，直接導致國人先天缺少合作意識，沒有利他主義，社會公德自然不怎麼樣了。延伸到現在，表現為，假冒偽劣盛行，整個社會普遍缺少誠信。商業中需要的遊戲規則，在小農意識面前沒有立足之地。前年我們的高考作文題是“呼喚誠信”，用意是良好的，但是中國孩子一個也不傻，一看就知道出題者的意圖，明白自己應該選擇什麼，結果，呼喚出來的仍然是假誠信。

其次，長期面朝皇土背朝天，兩眼向下，土裡刨食的耕作方式，又導致了國人的保守精神。小時候閒來無事的時候，我經常坐牆根兒觀看家裡的母雞是如何尋找食物的，牠在石榴樹底下刨啊刨啊，下面什麼都沒了，還刨，直刨得我替牠著急，一顆石子扔過去，驚得牠逃竄不已，十分鐘以後，你會發現胡漢三牠又回來了，還刨那個地方。長大後，我老是考慮，中國人的農業耕作是不是與雞的生存方式有著相通的方面？保守，則決定了國人先天缺少開發精神，缺少探險與浪漫。土裡刨食，衣食之來源，命之所系，又決定了中國人對土地的濃厚感情，背井離鄉不過是災荒年間無可奈何的選擇，安居樂業，葉落歸根才是國人的理想生活和最終宿命。如今，如果不是農業早已成了沒有剩餘的產業，老百姓也不會浩浩蕩蕩的出門打工的，因為心理頭，他們仍然恪守著“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農理想。

對比一下，你會發現。歐洲人善於探險，而中國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探險家。你會說，中國有個鄭和，不錯，可惜鄭和所經之路，中國的小海盜們早就經常走動了，鄭和只不過是規模大點。鄭和一次出動200艘大船，隨行人員2萬5千名，而哥倫布的探險隊伍，也就3只帆船，90名隨員；麥哲倫的環球，無非5只船，265名船員。大家覺得，西方人更像是探險呢？還是鄭和更像探險？在我看來，鄭和的行為，不是探險而是示威，從古到今，我從來沒聽說那個國家的探險隊伍能達到兩萬人馬呢！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開赴中國的遠征軍也就4,000千人而已。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不妨觀注一下中國八十年代興起的探險熱。1985年，四川樂山人堯茂書駕【龍的傳人】號漂流筏，搶先在美國人之前漂流長江，不幸遇難。堯的探險，一開始就講上了政治，成了事關民族尊嚴的大事，隨後，類似的民族英雄層出不窮。聽聽河南隊的隊歌：『漂流長江，堅定信念，我們是中華民族熱血漢......』聽了這樣的歌，你感受到的是飽滿的愛國熱情－大刀，向日本鬼子的頭上砍去！

也許，正因為我們骨子裡缺少探險精神，所以才把探險當作上戰場，甚至當作上刑場，像1986年、1987年的“首漂長江熱”、“首漂黃河熱”，漂流者是因為決不讓美國人肯沃倫拿走中國江河的首漂權才鋌而走險的，中國人自己被自己的愛國熱情感動不已，慷慨不已，直鬧得肯沃倫迷惑不解，說：「你們中國人如果到美國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會遭到反對的。」

美國人哪裡明白？中國人的探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探險，老實說，它就是一場中國人自己頭腦裡臆想出來的抗美戰爭（比如某大腕在春節聯歡會上演小品，與在美國留學打工的兒子通電話，這電話打著打著，就打成抗美戰爭了，老子悲憤的說與兒子，等以後咱們中國怎麼樣了，讓那老美來咱國家端碗洗盤子！中國觀眾把它當作愛國講演了，掌聲大起，美國觀眾看不明白了，說：如果開的工資高，我們願意去你們國家端碗洗盤子去！老美還是不明白中國人。第一，中國人認為端盤子是丟人的活；第二，中國人認為在美國上學打工就是遭受美帝國主義剝削，第三，一般中國人不知道中國留美學生通常是在華人餐館裡打工，而克扣留學生工資的，也就是咱華人老闆敢幹。總之，我們的人民情緒，有時候很滑稽的。）！歷史上，我們的探險不是出自人性利益的驅動；現在，它又不是出自隊員個人的內心的愛好，從古至今，它就是政治運動，也許，這就先天註定了中國探險的悲劇性。如今，中國探險不再與政治、愛國等親密接觸了，但政治作秀，道德作秀與商業炒作奇妙的混合到了一塊兒，令人反胃。勇士們說：沒有探險精神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這話沒錯。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的探險精神從何而來？

其三，農業是靠天吃飯，儒家提出“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也不變”。道家則從相反的方向提出“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樹大招風，人怕出名豬怕壯”等處世格言，導致國人重天命、輕人力、無創新、怕變動。中國的政治格局中，最難過的，下場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員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至於某些歷史人物對待自己的失敗，也完全忽略人事，推之於天意。比如西楚霸王被漢軍追殺得只剩28騎的時候，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
「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這裡看出，即將失敗的霸王，把自己的失敗推之於天意，那麼為了證明“非戰之罪”，霸王拉開架式，要給大家來一次最後的表演：「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霸王最後，「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即伏曰：『如大王言。』」

這裡我們看到，霸王一直提到天亡我也，絕對不是虛榮心所致，而是確確實實在聽天由命了，因為緊接著在烏江渡口，有逃生機會的霸王演出了最悲壯的一幕，他笑對撐船以待的烏江亭長說：「天之亡我，我何渡為！」

壯哉項王，只可惜，臨死還信天命！至於近代志士如譚嗣同，維新失敗了，也歸於天意，臨上刑場前，喊的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歷史英才如此，小民百姓更是走路跌個跟頭都認為是天意，所以，國人性格中最明顯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輕人力，聽天由命，逆來順受，不信，請參考余華的小說《活著》。

其四，中國農民穩重實在的一面，也是農業生產決定的。小農們都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所以，精心侍候那幾畝莊稼，會被鄰人視作最大的美德。但是農業生產要求四時更替，對時間的精確性不作要求，所以，中國人不講精確時間，不重效率。同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又導致國人炕頭時間比較長，沒有其他樂子可尋，便導致“農業副產品收入過多”，林語堂總結為“生殖力高”、“好色”，其實，老先生只看見了表面現象，忽略了其後的經濟背景。正因為農業生產不需要時間的精確，效率的高效，相對應的，中國政治體制裡才會出現官僚主義作風。一句話，小農與官僚是一對雙胞胎，有小農，就有官僚，有小農經濟，就有專制統治。這裡，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力生產方式與意識形態是互為作用的。所以某種程度上言，西哲的斷言是對的：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小農的理想就是溫飽問題，那麼民主了、自由了什麼的，就永遠不是小農們最切實的目標，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封建社會體制為什麼在中國可以根深堤固。

說到這裡，我可以給大家下個斷言：西方式的個人自由與民主政治，在未來的時間裡，將繼續與我們無緣。且不說中國文化的原因，單從當下中國的社會結構就能得出這個結論。這方面，我比較推崇何清漣的觀點。按何女士的劃分，中國現在的社會結構由三大類構成：精英層，中下層，邊緣化集團。何清漣統計了一個數字，中國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大約700萬人，占從業人口的1%；中下層的上層，也就是知識精英層，約2,930萬，占從業人口的4%；中下層的中底部，包括專業技術人員、科研人員、大中學教師等，約8,200萬，占從業人口的11.8%；中下層的下層，包括工人，城鄉兩栖農民，約4.8億，占從業人口的69%；最後是社會邊緣化群體，包括農村困難戶與城市下崗人員，約1億，占從業人口的14%。從這一組資料裡，我們可以發現，中下層的下層與社會邊緣化群體構成了83%的龐大的社會底層，老實說，這一社會底層的奮鬥目標就是溫飽與生存。這一點，我是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來分析的，總之，如果人的溫飽尚未解決，安全感沒有著落，那麼，其他的高層次需求，自我實現了，民主自由了，就只有靠邊站了。那麼這就給當下我們知識份子中的自由主義流派一個啟示：你們所呼籲的，也許離大眾太遠了，所以，你們聽到的，將只是自己的回音。悲劇啊，同學們，如果有興趣的話，可研究一下當下中國的知識份子，看他們在為哪個階層呼籲，很有意思的。

（三）宇宙觀與中國人

宇宙觀方面，遠古中國人信奉的是蓋天說。所謂的“天員（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就是蓋天說的基本原理，其理論到春秋時已系統形成。漢朝時，又出現了渾天說和宣夜說。宣夜說認為天地沒有一定的形質，日、月、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等都飄浮在氣體中，不知什麼原因，這一學說在東漢後基本失傳，至於渾天說，戰國時的慎到（約西元前四世紀）就曾經說過：「天體如彈丸，其勢斜倚。」（《慎子》）這可能是現在能夠見到的古代文獻中最早的關於渾天思想的明確記載。慎到在這裡提出了一個天是球形的概念，這個天球沿著傾斜的極軸在不停旋轉。這就是說，早在戰國時代，我國已經有了初步的天球概念。到漢代，渾天家以為天形穹窿好像雞蛋的殼，地居天內好像蛋黃，這是已經接近知道天地的情形了。這裡之所以詳細的講解中國的宇宙觀念，因為它對中國的天下觀念，國際政治觀念影響太大了。因為不管是蓋天說，還是渾天說，中國人從上到下，一致認為，中國是這棋盤或雞蛋的正中心，周邊都是夷狄蠻，再遠處，就可能是鬼國了。十三世紀時，西方流行地圓學說，幾個世紀以後，西方傳教士把地圓學說介紹給中國，中國人覺得很可笑，康熙時主持天文工作的欽天監監正楊光先居然“噴飯滿案”，天文站的站長都這般水準，皇帝當然高明不到什麼地方，鴉片戰爭開始了，道光皇帝才慌慌張張的問手下：「英國地方在哪里？英國到新疆有無陸路可通？」真是大傻問小傻，問得小傻乾瞪眼兒，手下一群小傻誰能回答個一二三？高層如此，老百姓更遑論了，思維最遠的地方僅及爪哇國，爪哇國再往南，當然是鬼國了。荷蘭是鬼國，西班牙也是鬼國。由於荷蘭是低地國家，甚至有政府官員認為人家都是水鬼！

視周邊為夷狄，視遠邊為鬼邦，單從心理上講，倒也情有可原，問題是，它對近代中國國際政治的影響太大了。它最大的後果是：中國人沒有國家觀念！

張豈之認為：中國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陳獨秀認為：中華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顧炎武更是認為，亡國與亡天下是不一樣的：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戝，與有責焉而矣！

總之，中國百姓沒有國家觀念，那麼他們也就相應的沒有了愛國情感，至於朝廷天下，那是肉食者們考慮的；而肉食者們也相應的認為，天下就是他的家，百姓只是他家的◎◎，他的家，那是寧贈友邦，也不能給家奴的。16世紀，葡萄牙人佔據了我們的澳門，不是他們不想吃掉整個中國，而是實在吃不動，16世紀，整個漫長的東方海岸線上，葡萄牙人最多的時候也不過2萬人；西班牙佔領菲律賓，走不到中國跟前就累得大喘氣；荷蘭再厲害，也就是佔領一個小臺灣，一個中國海盜頭頭鄭成功，就能對付得了荷蘭殖民者。如今，我們的教科書上稱鄭成功為民族英雄，卻不知當初清政府為了剿滅臺灣的鄭家勢力曾試圖聯繫荷蘭殖民者以共同殲滅鄭家海上勢力，然後把臺灣作為獎品獎勵給荷蘭。周寧在其《中西最初的遭遇與衝突》中也說，當時的康熙認為：海賊乃疥癬之疾，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欲棄。施琅上書言：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由此，臺灣才得以留了下來，不過我們從中可以看出，施琅已經具備模模糊糊的地緣政治觀念了，可惜，沒有進一步向海洋發展。

上層統治者沒有國家觀念，後世出現寧贈友邦勿給家賊的慈禧，出現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中正同志，也就不足為奇了。上層與下層互不相愛，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這一點外國殖民者也看到了，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在菲律賓寫給國內的信上稱：中國人是一群卑賤、無恥而且可惡的人，中國的國王與官吏虐待窮人，以聞所未聞的暴政對待他們的人民，而他們的人民也沒有一個人會對他們的國王效忠。這是殖民者觀察出的結果，後來發生的事實更引證了他們的結論。1603年，由於誤會中國政府要派兵攻打菲律賓，西班人提前動手，屠殺華人僑民2萬，過後他們又擔心，明政府會興兵問罪的，因為按照他們的常識，政府沒有理由不保護他的人民，於是西班牙人修書福建撫臣道歉。一年以後，皇帝才降下招書來，讓福建撫臣殺掉引起誤會的中國風水先生，再移檄呂宋問罪，又過了一年，福建守臣的檄文才發出，先譴責西班牙人無故傷害中國商民，要求他們釋放華人，退還財物，同時一再表明政府的態度：商賈是戝民，華僑多無賴，皇恩浩蕩，大國仁義，決不會為一些戝民興兵動革…如此的體貼安慰，西班牙人終於如釋重負，原來政府真的不愛其人民。37年後，1639年，西班牙人再次屠殺僑民2萬人。政府不愛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談不上愛政府。麥天樞在其《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裡是這樣說的：如果以為沿海和長江的炮聲與白旗，已經在國民中掀起了多麼巨大的精神波瀾和情緒風濤，那便是屬於今人想當然的自作多情，事實上，英國殖民者也發現了這一點，1841年的鴉片戰爭中，英國艦隊突破虎門要塞，沿江北上開向烏湧的時候，江兩岸聚集了數以萬計的當地居民，平靜地觀看著自己的朝廷與外夷的戰事，好似在觀看兩個不相看的別人爭鬥。同學們會說，三元里人民不是抗英了嗎？是的，三元里人民抗英了，但是三元里的抗英在於，祖墳被英夷挖了，妻，女，母，被英夷強姦了，它的直接起因，乃是基於一個民族的倫理自覺與倫理本能。而且，這麼一種本能的反抗，最後還是被清政府自己給瓦解了。

如果說中國的執政者只愛自己的龍墩的話，那麼老百姓也不含糊，只愛自己家的門檻。陳獨秀在其《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中說：國家不過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解人民紛爭的機關，善人利用它可以抵抗外族壓迫，惡人利用它可以外而壓迫異族，內而壓迫人民，我們中國是貧弱受人壓迫的國家，對內固然造了許多罪惡，“愛國”兩字往往可以用作搜刮民財壓迫個人的利器。陳獨秀說了這麼多，無非是一個意思：警惕惡政下的愛國主義。說白了，愛國本是一件簡單的事，但那是對於現代意義上的公民而言，對於奴隸，愛國就複雜化了。真正的愛國英雄袁崇煥被政府當作賣國賊淩遲處死，北京城的老百姓自發形成的愛國義舉則是瘋狂地一人一片肉把袁的肉塊生吃了；嶽飛死了，真正的賣國賊端坐龍礅依舊當他的萬民之父皇，賣國賊的經濟人秦檜則在死後被百姓弄得長跪不起；秋瑾等愛國志士喋血菜市口，貧農劉老栓則用烈士的鮮血沾成人血饅頭給他兒子治肺結核！阿Q更是踮著腳後根喊：殺頭？好看！我對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的龔自珍，如果知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領路的恰是他的親生兒子龔孝拱的話，他老先生一定會害羞的。
血於火的洗禮中，中國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運動，但是文化啟蒙並沒有完成，奴隸也沒有變成公民，偉人尚且沒有完全接收現代文化的洗禮，沒有擁有現代國家觀念，更遑論一般的民眾？瞭解了這一點，對於抗日戰爭中中國漢奸之多（光偽軍就280萬），我們就不會感到吃驚了。

提到漢奸，我們不妨作一下介紹。最開初的漢奸，意為一切為外國人做事的人。你給外國人當廚師，漢奸!你教外國人的孩子學中文，漢奸！你賣東西送貨到外國人門前，漢奸！按當時的觀念，現在的外交部長應算頭號漢奸了，但是當初的漢奸只是道德歧視物件而非政治仇視物件，也就是說，並無人身安全之慮，可到義和團時代就不行了，洋人被稱作長毛，漢奸被稱作二毛，格殺勿論。當時義和團眼裡，嚴複是他們要殺的第一個特大漢奸，《國聞報》都被義和團砸了，最後這漢奸還是在大刀王五的掩護下才逃出天津奔向上海的。文化啟蒙大師成為義和團英雄眼裡的頭號漢奸，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諷刺，這種諷刺鬧劇，在今天的中國大地，依然上演著。詳情容我不說，否則我也成漢奸了！現在文化界最大的一樁漢奸公案是有關周作人的，日本人進北京，當時文化人士大都南下了，只有周作人選擇留了下來，有人說，周之所以選擇留下乃是想保護北大的圖書館。不管怎麼說，時人不容他。當時南下中的郭沫若就以惋惜的口吻說，願以幾百個腦袋換周作人。這裡，我更看不起的是郭，有種自殺，否則別犯酸，那種酸溜溜，讓人想起了醜女人對付漂亮女人的絕招：漂亮倒是漂亮，可惜作風不好！人常說，中國文人不如妓，此中可看出點苗頭。其實，周作人平時的人品，才華，哪樣也不差。單舉一個例子：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被張作霖絞死後，極大地刺激了周作人。他一邊悲憤地寫下《偶感》，捍衛李大釗的名譽，一邊把李大釗的大兒子李葆華藏在八道灣，轉送日本留學。周作人這樣作，是冒著極大的生命風險的。但這樣一個勇敢的人，在政府和同仁紛紛南逃（中國人忌諱這個逃字，八國聯軍進中國，慈禧和光緒把自己的逃跑叫西巡，小日本來了，中國政府與中國文人就“南下”了）之時，為什麼不勇敢地選擇南逃呢？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倪墨炎也認為周作人不是膽小之人：「周作人當漢奸絕不是偶然的。別人捉進去了，嚴刑拷打，吃不消了，當漢奸了。他不是這樣的，他思想上本來就消極了。」周作人研究專家，華東師範大學的教授陳子善是這樣解釋的：「他認為日本文化也好，中國文化也好，都是東方文化，他淡化了一個民族觀念，淡化了一個國家觀念，而強調了一個文化觀念。」我覺得陳教授解釋得比較合理，作為一個文化巨人，周作人缺少的是民族觀念，國家觀念。這一點我信，因為中國的另一位文化巨人，堪稱五四啟蒙運動之旗手的陳獨秀在其1904年的一篇文章中說：十年前，我...那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到了甲午年，才聽見有人說，有個什麼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麼...八國聯軍，把中國打敗了，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作一國一國的...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

這裡，本人無意為周作人翻案，因為文化漢奸這帽子，是蔣中正同志給他扣上的，要翻，還得給蔣同志燒香，問人家同意不同意，沒的自找麻煩。只是想說明，由於中國人先天缺少國家觀念，其後果是嚴重的。何兆武說：「近代一交戰，天下一家的中國人立馬兒變成了兩個方向：一是崇洋媚外，二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何先生說得對，家奴也就只有這種選擇了。如今，中國的義和團後代們更是把國家，民族，黨，政府等概念混作一團，叫人哭笑不得，中國，什麼時候才有政治意義上的真正的公民？

（四） 中央集權與中國人

現在好多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一開始就選擇了集權的政治統治，在於中國這樣的一個大農業國家，需要統一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集中治水。我個人覺得，這種說法很玄。按我自己的意思，我覺得中國的帝王之所以選擇集權，乃是由於中國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把權、勢、術融合為帝王專制術，導致中國封建帝王先天就有了集權的意識與專制的基本功，農 *** 動推翻舊帝王，中國文化馬上造就一個新帝王，新的還永遠比舊的更專制，中國就這樣讓他們給專制完了。

咱們說過了，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其實這話反過來也成立，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臣民，嚴格講來，集權政治下，中國出現不了公民。按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說法，現代意義上的公民概念有三種互相區別的含義，而其最根本的含義則是指政治意義上的公民概念，它是指一個城市國家中有特定政治權力的成員，韋伯認為，公民這個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產物。這老東西，居然暗示東方文化蘊育不出現代意義上的公民。

一句話，集權體制下，百姓也就只有做奴隸的份了。魯迅概括中國奴隸有兩種生存狀態：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先生說：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看到這裡由得佩服先生，真是一語點透機鋒啊，可惜奴隸們聽不懂！

按我的分法，奴隸分三種，一曰愚奴，二曰順奴，三曰猾奴。第一、中國文化充當集權政治的幫兇，在愚民方面起了決定性作用。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譯過來就是：小民百姓可以隨便使喚，但是不能讓他們知道原因。老子也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常德不離，複歸於嬰兒；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聲，常使民無智無欲。總而言之一句話，對統治者來講，牧民就是養群傻，越傻越好，老百姓也還真爭氣，叫傻就傻，集體犯傻，不傻也要裝瘋賣傻，難得糊塗。《還珠格格》裡的一句歌詞：你是風兒我是沙，我最喜歡唱了，把它改為：你是瘋子我是傻子，越唱越樂，越樂越傻。

執政者不傻，知道民愚才能順服，不順也要把你打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老百姓乖乖的閉上嘴巴，玩“道路以目”的花招；武帝手下的張湯獨創“腹誹”罪－我看你骨子裡反我，於是這“道路以目”也不行了，沉默權都沒有了，大家只好學祥林嫂，眼珠間或一輪，表示還算活物就行了。相聲大師候寶林臨死前對記者說：真的，我一輩子是個順民，對社會沒有什麼要求，我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運動，安居樂業，安居樂業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溫飽。依我看來，候大師的要求，特別是那個溫飽也太微卑了，可我的朋友一看他的要求，馬上說了一句：忽忽，他的要求也太高了。是否打仗，中國老百姓哪有發言權？不要運動，中國什麼時候能不運動？我聽了笑，說，所謂的群眾運動，現在被人背地裡作運動群眾。再舉一個例子，馮鞏主演《沒事偷著樂》，得了金雞獎，娛記問他小子幸福不幸福，沒想到老是演幸福生活給人製造樂子的馮鞏回答的是：我媽說過，床上沒病人，獄裡沒親人，這就是幸福！不知道什麼原因，聽了兩位相聲大師對於幸福的定義，我心裡老是辛酸得不得了。
第三、小民也沒有傻到骨子裡，也知道當主子比當◎◎好，心裡也有不順的，可表面上不順又不行，就成了猾奴。西方學者概括中國的封建社會為：皇帝裝模作樣的統治，百姓裝模作樣的順從！馬基雅維利也有類似的話：為君者不必真信教，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裝篤信；百姓，為奴者不必真順，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裝順從。此話對極，其實真傻真順的沒有幾個，連悟空那小猴子都知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呢，相形之下，小日本那才叫傻呢，又是革命又是運動，皇室血統都沒個變化，哪像我們？一會兒姓劉，一會兒姓朱，一會兒又姓趙的，熱鬧極了。始皇出巡，百姓皆撅臀俯地，可是在這撅臀俯地的民眾當中，我們分明聽到了項籍的心聲－彼可取而代也！也聽到了劉家劉四小（劉邦名劉季，古代按伯，仲，叔，季排兄弟大小，估計就是四小了）的嘀咕－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也許，正是由於大量的猾奴存在，統治者才有了根本性恐懼－王朝的安危與自己龍墩的穩當才是天下第一要務！

總之，封建的專制體制導致中國民眾的〔愚、順、猾〕這些東西，如果只在自己內部圈子裡運作的話，我們看到的便是封建王朝的一輪一輪的迴圈，一但遭遇全新的敵人－西方殖民者，中國上層與下層，便一起措手不及，在上者，不知國為何物，在下者，更不知國為何物。至於夷族統治，歷史上就不是沒有經歷過，不管誰坐龍墩，還不是照樣當◎◎？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反正燒的是皇帝那小兒的後花園，與百姓何干？反正百姓也不知道那裡面到底都是什麼玩藝兒，所以，我懷疑龔孝拱給英法軍領路時，那小子也是理直氣壯揚眉吐氣的，要麼以為自己是學雷鋒做好事，要麼自以為自己正在點奧運火種呢！

有集權，就沒有公民。如何判斷公民？盧梭在其《社會契約論》裡說：公民關注個人自由，臣民關注整體的和諧。此話在今天仍對我們有啟發意義，我們呼喚公民，呼喚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