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怎樣看二戰？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加藤嘉一 【作者微博】

8月15日——“終戰紀念日”。這個日子對日本國民的意味特殊而復雜。中午，東京日本武道館，“全國戰死者追悼儀式”在炎熱中舉行，7200名二戰遺屬出席了儀式。天皇向310萬名“戰死者”表示哀悼，強調日本必須始終走和平道路。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向全國廣播了接受中美英三國聯合發表的《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的詔書。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

作為日本國民，我自然也為“戰死者”默哀了一分鐘。66年前，日本人從戰敗的廢墟中站起來，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制定了和平憲法，重建了國家社會。戰後，日本自衛隊沒有殺過一個人，沒有一個自衛隊員被殺。事實充分證明，日本戰後的發展路線是和平的。

此次，日本首相菅直人和執政黨閣僚都沒有參拜靖國神社，遵守了政治公約。至於52名在野黨等國會議員參拜靖國神社，當屬預料之內，情理之中。在信仰、言論自由且多元化的日本社會，讓國民在面對一場歷史事件時，採取統一的價值觀，永遠屬於不可能。何況，就執政黨和在野黨的政客們而言，歷史認識早就超越了個人信仰本身，而成為了奪取權力，迎合大眾的工具。從功利角度出發，把歷史認識和政治利益結合起來，掛鉤在一起，也是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政治家的普遍謀生法。

前一陣，橫濱市教育委員會為初中生採用了被部分中國媒體稱為“美化戰爭，陷入自我歷史觀的右翼教科書”。從2012年春季4月開始的4年內，橫濱市內149所市立初中學校均將使用育鵬社出版的歷史和公民科目教科書。這一消息不僅在中國國內，在日本國內也引起了大爭議。不少日本有識之士表示反對說，“使用此教科書對孩子們培養健康歷史觀不利”，支持方則主張說，“此教科書有利於培養孩子們的愛國主義精神。”

教科書問題是造成日中之間隔閡的老問題。教科書和普通書籍不一樣，普通圖書，由於出版自由，出版商出什麽都可以。在日本有很多類似於“我們要打敗中國”這樣的書，就像中國網絡上憤青之間也會流傳“中國打敗美國”的書籍一樣，可以自由出版。

我閱讀過飽受爭議的“右翼教科書”。其內容確實有“美化戰爭”的味道。這本教科書對於日本侵略亞洲國家的那段歷史寫得相對少一些，模糊一些。裡面說，作為東方國家，在日俄戰爭中第一次打敗西方強國的日本試圖解放亞洲。這本教科書也提到日本走向擴張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從盧溝橋事變起，那些對日本不利的負面因素或多或少被掩蓋了。

如果作為普通書籍，此類書的刺激性和煽動性應該說很低。在日本，“歪曲歷史的中國共產黨”；“對本國歷史一無所知的中國人”；“南京大屠殺存在嗎？”等挑釁性的書籍眾多。問題是，教科書需要通過文部科學省（等於中國教育部）審批的。所有學校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教科書，而2005年4月，由“新日本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支持的扶桑社出版了《新歷史教科書》，成為了在中國國內引起“反日游行“的重大起因。

由扶桑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之採用率不到0.1%。從這一數字能夠發現，日本的教育機構、學校以及老師們還是有良知的，尤其在歷史、語文、道德等對孩子人格影響重大的科目上，盡可能避免煽動性、情緒化的內容。當然，這絕不是採用率百分之多少的問題，把它審批通過本身損害國家形象，也給即將面向社會和未來的孩子們帶來不良影響。

我曾在初中、高中階段學習的教科書里有著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描寫，只是沒有像中國孩子閱讀的“抗日戰爭史”那麽突出。它寫著：“至於死亡人數多少，在兩國政府之間存在立場上的不同，有待進一步討論”，我的歷史老師也這麽告訴我們的。

有一點是難以避免，即每個歷史老師的價值觀五花八門，政府讓所有學校使用審查過的教科書是一回事，使用教科書的歷史教師怎麽講課，講得多深又是另一回事。因為，政府不可能統一所有歷史教師的教學方法。每一個老師都保持自己的風格和方式，教育才能豐富多彩。教育的核心目的絕不是簡單灌輸知識，而是以能吸引學生好奇心和註意力的方式去引導學生思考問題，否則歷史教育變成洗腦課了，陷入本末倒置的長期惡性循環。

日本的教育平臺可能與中國有些差異。日本有一些老師特別“右”，有些特別“左”。我曾參與組織東京大學和北京大學學生之間互訪交流的京論壇（Jing Forum）。我專門安排讓兩校的學生參觀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和日本一所著名高中，並對老師和高中生進行採訪。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採訪日本高中老師和學生的中國大學生很驚訝，對我說，“日本每個歷史老師的觀念都不一樣。有一個女生跟我分享感想：“在這所高中，所有老師用的教科書都是一樣的，但每一位老師之間的教學方法卻截然不同。有的老師很重視教科書的作用，有的不怎麽用，完全以講故事的方式與學生聊歷史，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每一個歷史老師對歷史的觀念、理解和立場不同，就跟中國的關系而言，有的老師熱愛中國古代史，在講解世界歷史的時候絕大多數時間都在講中國史。有的老師喜歡中國，他們對當年侵華戰爭的態度甚至比中國人還激進。當然也有‘偏右'、‘極右'的老師，他們承認日本侵略了中國，但講到侵略時卻把侵略行為模糊化。

冷靜下來思考，每一個人對任何一段歷史的看法和立場不同，天經地義。我們不是死板的機器，而是會思考的人類。不同的思考肯定產生不同的觀念和立場。

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在認識歷史問題上存在較大差距，這再正常不過。生長環境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輿論處境不同。我不認為中國人要接受日本人的歷史觀，只是從相互理解，共同發展的角度，渴望中國人知道一點點日本人的歷史觀為什麽不簡單地符合中國人的標準和要求，日本人對二戰的認知為什麽如此復雜、微妙。

日本人對中國、美國、二戰、東京審判等認知錯綜復雜，至今為止沒有絲毫的定論。大家天天討論，“你不對，缺乏證據”；“你也不對，缺乏道德”；“你這個賣國賊，真丟臉”；“你這個缺乏國際視野的陳舊人物，滾出去”……，這種討論沒完沒了，至少在我生存的這個時代，應該不會結束，其實也不應該結束。歷史認識也需要實事求是，沒有一成不變的歷史認識。它是通過人類不斷的討論和探索，一步一步梳理、更新、深化的進程。這一面對歷史認識的基本立場應該成為全球公民的思想共識。

不言而喻，日本政府和老百姓普遍認為，日本投降是因為美國向廣島和長崎兩座城市投了原子彈。對於日本人來說，兩顆原子彈足以使得國民認識到“我們是受害者”。這里我說的是老百姓、國民，他們絕大多數也是無辜的，是被動捲入戰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敗給美國，日本人的挫敗感以及“受害者”意識特別濃厚。

然而，大部分日本人不認為自己敗給了中國，更不認為敗給了中國共產黨。此時此刻，我正好在日本東京，路過了位於東京九段下的靖國神社。我在街上隨機跟中學生們聊天，問及如何看待二戰，他們表達得基本一致：“我們主動發動戰爭是事實，也侵略過中國，傷害過中國人，但在整個二戰格局上打敗日本的是美國，從而，我們成為戰敗國。我們並不是敗給了中國。”據我所知，這一觀念代表了大部分日本國民的“二戰觀”。其中一名似乎對歷史有濃厚興趣的男生跟我說，“對了，我想問一下，加藤哥，在日中戰爭上，始終與我們打仗的是不是國民黨啊，其實共產黨在前線沒打幾仗？”

“日本侵略中國”與“日本敗給中國”是兩個概念。中國人說“我們打敗了日本”的時候，世界戰爭的局勢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日中戰爭不僅是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問題，也取決於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以及受此影響的兩國的綜合實力。

日本人的認識是：“中國是戰勝國之一，日本是戰敗國之一，但日本沒有直接敗給中國”。之所以迫不得已投降，是因為被美國投了原子彈。

中國人的立場不一樣：日本是侵略方，中國是被侵略方，中國為抗日戰爭付出了巨大犧牲。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壯大，在對國民黨“內戰”上占了優勢，最終奪取了國家政權。

日本人值得認真反思；我們為什麽總給中國人一種“不承認歷史”的錯覺？不可否定，對方國家政府的教育方式和媒體的宣傳方式始終在為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服務。以點蓋面，故意放大的政治宣傳比比皆是。但這也是對方國家政權維持其統治的需要，我們不可能，也沒有能力乾涉其內政。

既然歷史問題是日本在國際社會上健康生存下去的責任，日本人應該更謙卑地思考：在歷史認識這一點上，怎樣才能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目前日本政府的表態、媒體報道、教育方式、民間輿論等議題上存在著哪些問題和矛盾？

不要指望對方應該怎麽著，而必須從本國利益需求的角度出發，認真反思有什麽問題，能做什麽，該怎麽改。相對來說，這既是最有效的途徑，也是最公平的方式。

2011年8月16日 寫於東京靖國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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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一個日本人，用中文為一個國際化的媒體寫專欄，試圖從“非中國人”的第三雙眼的獨特視角，解讀與中國息息相關的事件、現象和問題。 作者加藤嘉一，1984年生於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時來到中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畢業，2010年獲得碩士學位，現任北京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自從2005月4月親歷“反日游行”開始，在海內外媒體發表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