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失了一個民族的教養

摘自：DWNEWS.COM-- 2007年10月12日5:53:24(京港臺時間) --多維新聞網

季劍青／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在中山大學演講。當被問及對時下正在熱播的【百家講壇】有何看法時﹐他的回答頗為精彩﹕「學術通俗化﹐這是學術本身和社會大眾 的需要﹐不僅無可厚非而且應該大力表彰。問題是﹐現在受眾的水平就是這個樣子。多年前﹐朱自清寫《經典常談》﹐本意是寫給中學生看的﹐但這個通俗的小書現 在 本身也成為經典。當時的中學生﹐就有那樣的水平。電視必須考慮最大的受眾群體﹐【百家講壇】本意就是給初二水平的學生看的﹐超過這個水平的人可以不看﹐但 不要在那裡唧唧歪歪。要怪﹐就怪現在的學者沒法寫出分層次的高水平的通俗學術普及著作。」

陳平原尖銳的意見擊中了要害。問題在于﹐當時的中學生為何就有那樣的水平﹖現在的學者為什麼寫不出高水平的通俗學術普及著作﹖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聯系﹖

一 個顯著的事實是﹐馮友蘭的《新世訓》﹑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以及朱自清《經典常談》的部分章節﹐最初都是在葉聖陶主編的《中學生》雜誌上 發表的。這份以中學生為主要讀者群的雜誌﹐幾乎集中了當時學術界第一流人物的稿件。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則是﹐朱光潛﹑朱自清和錢穆﹐都是從中學老師 步入大學教授的行列﹐錢穆則是連小學也教過。不難理解﹐他們對于中學生和一般青年的需求﹐為何有著如此切近的了解和關懷。

錢穆高足嚴耕望 在為其師撰寫的《行誼述略》中﹐由錢穆幼年所受私塾及中小學教育﹐而感嘆于「清末民初之際﹐江南蘇常地區小學教師多能新舊兼學﹐造詣深厚﹐今日大學教授﹐ 當多愧不如」。在錢穆的中學老師中﹐就有著名的史學家呂思勉。而作為小學和中學老師的錢穆﹐其學術造詣之深厚﹐讀其早年著述便可知﹐今日大學教授怕也是難 以望其項背的吧﹖

當然﹐這樣的情形﹐在社會分化日益劇烈﹑學術分工越發細密的今天﹐是難以想象的。不過可資參考的是﹐曾經有一個時期﹐我 們的大學﹑中學乃至小學並未像今天 這般涇渭分明﹐學者與大眾之間﹐也沒有如此大的鴻溝。在一個社會各領域密切互動的格局中﹐學術與青年乃至一般讀者間﹐便會呈現出良性的循環﹐而文化傳統便 在這其中生生不息﹐滋養著一代人的心靈。

或許是出自我們自身缺陷的敏銳感知﹐學者葛兆光在為何兆武《上學記》所作的序言中﹐充滿敬意地談 起“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幸福和自由”。他特別由何兆武早 年所受的教育和精神滋養﹐提出“教養”的話題。盡管何兆武“很謙虛地說到﹐他這一代人國學的基礎都非常差﹐沒有背過四書五經﹐但是﹐他從中學起就讀‘開明 青年叢書’﹑讀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詩﹑讀顧頡剛和朱光潛﹑讀《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詮》﹐也看西洋電影和武俠小說﹐高中時還念 TalesFromShakespeare（《莎氏樂府本事》）。”

葛兆光把“教養”和“氣質”﹐歸結為家庭世代的熏陶和浸染。然而在變動不居的現代中國﹐或許不如說﹐正是一個不那麼凝固﹑僵化的學術和教育體制﹐為何兆武這一代人的“教養”奠定了基礎。

也正是這樣的文化教養﹐為顛沛流離艱難困苦的這一代人﹐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一個民族的文化得以再生﹐傳統得以延續。如果從一代人乃至一個民族的教養的角度﹐來理解學術與文化的普及工作﹐來看待青年的啟悟與教育﹐其間意義的重大﹐自然不容忽視。

經典如何普及

在 文化的傳承中﹐歷代積累的經典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光潛在談到現代公民獲得常識的必讀書時說﹕“我以為一個人第一件應該明確的是他本國的文化演進﹑社 會變遷以及學術思想和文藝的成就。這並不一定是出于執古守舊的動機。要前進必從一個基點出發﹐而一個民族已往的成就即是它前進出發的基點。”然而經典由于 文字和時代的暌隔﹐往往不易為一般讀者所接受。為了使經典成為一般讀者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前輩學者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1938年﹐朱自清 受楊振聲的囑托﹐開始寫一部介紹中國古代文化精華的教科書。此後幾年﹐在昆明和成都以及來往于兩地的旅途中﹐朱自清一直沒有停下這本書 的寫作﹐1942年以《經典常談》為題終于出版﹐幾年間僅在文光書店就印了五次。季鎮淮稱贊它“言之有據﹐深入淺出﹐意無不達﹐雅俗共賞﹐運用現代語言﹐ 講述古史內容﹐令人讀之不厭”。

這本薄薄的談經典的小書﹐也已然成為經典。在缺少同類著作的今天﹐它更是被人反復提及﹐似乎已經成為一個 過去的時代的象征。晚年的金克木在《書讀完了》中 仍然懇切地呼吁﹕“我很希望有學者繼朱自清﹑葉聖陶先生以《經典常談》介紹古典文學之後﹐不惜動如椽大筆﹐撰寫萬言小文﹐為青少年著想﹐講一講古文和古書 以及外國文和外國書的讀法﹐立個指路牌。”如今金克木先生已仙逝﹐不知這樣的呼聲是否會成為絕響？

同樣致力于經典普及工作的還有錢穆。上 世紀50年代﹐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講學時﹐即有意寫一部通俗的《論語》注解﹐使初中以上學生人人能讀。錢穆早年就著 有《論語文解》﹑《論語要略》﹐對先秦諸子特別是《論語》浸淫日久﹐用力甚深﹐寫這樣一部書本來並不是難事。然而錢穆反復斟酌體例和文體﹐數易其稿﹐直到 1963年才最後寫定﹐題為《論語新解》。對于一部通俗著作如此用心經營﹐不能不讓人感慨于前輩學者的嚴謹與認真。

這樣一種嚴謹與認真的 態度﹐歸根結底﹐仍是出于對經典懷有的敬意。錢穆在《論語新解》的序言中謙遜地表示﹕“本書取名新解﹐非謂能自創新義﹐掩蓋前儒﹐實 亦備採眾說﹐折衷求是﹐而特以時代之語言﹑觀念加以申述而已。”而該書是否能成為“一部人人可讀之注”﹐是否能“折衷群言而歸于一是”﹐仍然有待于“讀者 之審正”。換句話說﹐錢穆並非要在《論語新解》中販賣一己的“心得”﹐而是備採前人的各家學說﹐加以申述﹐給讀者以最為通達簡要的知識﹐目的仍是讓讀者 “直明《論語》本義”。

在後來撰著的《孔子傳》中﹐錢穆更是明確地希望讀者借助此書﹐繼而“進讀《論語》以及其他先秦古籍”﹐不要認為讀 了此書﹐就以為“對孔子了解盡其能事”。 其實朱自清寫《經典常談》﹐也是同樣的用意﹐他希望讀者把這本書當做一條船﹐借它“航到經典的海裡去”﹐“如果讀者念了這部書﹐便以為已經受到了經典訓練 ﹐不再想去見識經典﹐那就是以筌為魚﹐未免孤負編撰者的本心了”。

錢穆和朱自清都認識到﹐經典普及工作並不能代替經典本身﹐它們的意義是 讓讀者親近經典﹐接觸經典。經典的普及不是把經典通俗化甚至庸俗化為當下實用的知識 ﹐而是充當燈塔和航船﹐把讀者的心靈引入到綿延不絕的文化傳統中去。這就是朱自清所說的﹕“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懷抱著如此莊嚴崇高的宗 旨﹐下筆臨文時自然不會苟且輕慢。

也正因為此﹐他們也就不會隨便遷就和迎合讀者的閱讀趣味﹐不會為了書的好賣而犧牲了經典的尊嚴。錢穆在 寫《論語新解》的時候﹐本來為了通俗﹐打算全部用白 話﹐然而寫了四分之一就後悔了﹐推倒重來。因為《論語》“難在義蘊﹐不在文字”﹐如果全用白話來闡釋宏深的義理﹐一味追求淺顯﹐就像“嚼飯哺人﹐滋味既失 ﹐營養亦減”﹐所以最終改成了淺易的文言﹐只是在每一章的結尾﹐用白話對全文做一個翻譯。

自然﹐這一切都要求作者本人對經典要了然于心﹐了然于手與口。有如此的熱忱﹐又有如此的學力﹐《經典常談》和《論語新解》才成了新的經典。只是如今﹐有心﹑也有能力做這樣工作的學者﹐已經很難見到了。

青年之困惑與時代的命題

剛滿20歲的吳訥孫開始了他第二年的大學生活。苦悶攫住了他﹐年輕而敏感的心靈一時間感到生命的空虛和無意義。吳訥孫萌發了自殺的念頭。

在 1939年的這個關頭﹐作為西南聯大學生﹐他忽然想起了馮友蘭。馮先生給聯大一年級新生講過他的《新世訓》﹐聽聽他的人生見解也許會有些啟發吧。吳訥孫 于是生出活下去的勇氣。如果不是馮友蘭的勸導﹐我們不僅會失去一位卓有成就的藝術史家﹐而且也無緣得見那部最美的校園小說《未央歌》了。多年以後﹐吳訥孫 的同窗好友李賦寧仍然記得這段往事﹐並由此感慨于“馮先生的人生哲學對青年人所起的巨大感化和教育作用”。

同樣受益于馮友蘭人生哲學的還有詩人鄭敏。1949~1955年間﹐留學美國的鄭敏正是靠著馮友蘭“關于人生宇宙的哲學教育”﹐在麥卡錫主義的高壓政策下﹐艱難地完成了自己的學業﹐並保持了尊嚴。

1940 年﹐馮友蘭的《新世訓》由開明書店出版。這是一部面向一般青年讀者的談論“生活方法”的書﹐提倡“真正底天真活潑底人生”。朱自清稱贊作者“能夠見到那些 顛扑不破的道理﹐將它們分析清楚﹐加以引申補充﹐教讀者豁然開朗”。作為“貞元六書”之一﹐馮友蘭日後對它的評價並不高﹐然而學者陳來卻認為﹐這部書對于 指導當代青年的人生行為﹐仍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

大約與此同時﹐在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有感于大學日益成為販賣知識的場所﹐忽視整個人生的修養﹐以及抗戰中重塑民族精神生命的迫切需要﹐每周對學生做“新人生觀”的演講。

在 敵機轟炸的威脅之下﹐在四周熊熊火光的燃燒中﹐羅家倫以拿破侖戰爭中對德意志民族演講的德國大哲費希特為楷模﹐向青年學生倡導“道德的勇氣”﹑“知識的 責任”和“文化的修養”。1942年﹐這些演講以《新人生觀》為題修訂結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短短的五年中即再版了27次。羅家倫的好友毛子水甚至認為 ﹕“可能他這本書對社會的貢獻比他別的工作要大﹗”

龍應臺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不知道有多少當時的知識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觀》來作饋贈情人的生日禮物的。書寫在倉皇狼狽的1940年初﹐卻極為篤定地對70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關 注青年的人生問題﹐給他們以切實而不膚淺的啟示與指導﹐是現代學者的優秀傳統。不獨抗戰時如此﹐上世紀20年代馮友蘭就曾出版過《人生哲學》﹐並被列為 高中教科書。朱光潛留學英國的時候﹐即以《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給青年的第十三封信》而在青年學生享有盛譽。這兩部書﹐給當時還在中學讀書的何 兆武﹐“打開了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又一扇窗口”。幾十年後﹐它們仍然沒有失去對青年人的吸引力。1956年﹐後來成為著名語文教育專家的商友敬在一家舊書鋪 裡與它們邂逅﹐站著一口氣讀完﹐“從那時起﹐我就自以為懂得了一點什麼﹐敢于在同學中間侃侃而談了”。

在那個戰亂頻仍﹑干戈擾攘的時代﹐從鐵屋子中覺醒而又苦悶于前進道路的青年﹐他們並不缺少精神食糧。而這些試圖為青年的人生問題尋找安頓之處的書籍﹐也沒有隨著那個時代的過去而速朽﹐沒有像我們今天市面上隨處可見的“人生哲學”﹑“心靈雞湯”般很快地成為明日黃花。

這或許是因為﹐它們的作者﹐並不是如今日這般“心理專家”。作為那一代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即使是在這些面向一般青年讀者的著作中﹐同樣凝聚了他們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切身的人生體驗。惟其深厚而不淺薄﹐惟其切身而不空泛﹐它們的生命力才如此持久。

更 重要的或許還在于﹐在對青年的關切和祈盼中﹐包含著對整個民族的關懷。對青年的指示和引導﹐同時也意味著民族的復興與重建﹐意味著文化的傳承和精神的塑 造。這正如羅家倫所熱切呼吁的﹕“我們對于青年﹐現在最不可使他們失望﹐使他們喪失民族的自信心。”出于這樣的責任感﹐中國現代學者為一個時代的青年的教 養﹐打下了堅實的底色。

如今這個時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