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九」年的祝辭

論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與改革開放30年
轉載自：《海峽評論》217期-2009年1月號

今年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個逢「九」年，翻開二十世紀的中國大事紀，我們發現有下列的逢「九」年，對中國之命運影響深刻而鉅大。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政府敗退台灣。
一九六九年，中蘇「珍寶島事件」，蘇聯百萬雄兵壓境。
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開始，及美國與大陸建交而與台斷交。
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事件」。
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中國的土地不再有外國人的殖民統治。

這些事件都是中國的危機，也是轉機。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戰敗，雖清廷仍懵懂無知，因循苟且。但有識之士已開始意識到此乃「三千年未有之巨變」，而主張「師夷之所長以制夷」。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當是此一歷史背景下的產物。

至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失敗，孫中山才毅然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十一月二十四日），誓言：「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並宣言：

「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命，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

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割台，消息傳來，康有為遂率各省進京趕考的舉人，「不避斧鉞之誅」，在天安門前擋下滿清皇帝輦車上萬言書，即震動中國近代史之「公車上書」。除要求「誅奸相，絕和議」外，並言「乞下明詔，行大賞罰，遷都練兵，變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國命」。

「變通新法」即「變法」，故言「不變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馴至於亡，與變法而光祖宗之威靈，可以大強，孰輕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

「變通新法」的基礎在教育，因「今地球既闢，輪路四通，外侮交侵，閉關未得，則萬國所學，皆宜講求」，「嘗考泰西之所富強，不在砲械軍器，而在窮理勸學」，故「令各省州縣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分立學堂，而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選學童十五歲以上入堂學習」。

有「公車上書」之「變通新法」而有「康梁變法」。唯變法失敗，徒留譚嗣同「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浩歎。

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有二條路線，一為革命路線，自孫中山「興中會」始；一為憲政改革路線，自康有為「公車上書」始。故梁啟超在《戊戍政變記》中云：「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後始也。」

「甲午戰敗，割台灣」不但是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始，亦台灣人民抗日反殖民運動五十年之始也，即「公車上書」所言割台為「台灣臣民，不敢奉詔」。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推翻了二千多年之專制帝制。但民國成立，又是袁世凱竊國，又是軍閥割據內戰不已，正是孫中山所言：「環顧國內，賊氛正熾，杌隉之象，視清季有加。」（《黃花岡烈士事略序》，一九二一年）中國的上空仍然烏雲沉沉。

「康梁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創辦《新民叢報》，大量介紹歐西之學；一八九八年，張之洞上《勸學篇》奏摺，主張仿西方學制，設學校，教授歐西之學的「新學」。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任北大文科學長遂改名為《新青年》。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亦在北大成立「新潮社」。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撰文主張德先生、賽先生的「新文化」，又胡適投稿《新青年》倡「新文學」。

從「新法」到「新民」、「新學」，「新青年」、「新潮」、「新文化」、「新文學」，一言以蔽之，中國要救亡圖存，就要向西方學習，不僅僅是「砲械軍器」，更在於「窮理勸學」的「新學」和「新文化」。這一「新文化」運動，不但被保守人士視為「離經叛道」，並且，也僅限於在北京高等知識份子的圈子裡。

「五四」與新文化運動

一九一九年，因巴黎和會的山東問題，爆發北大學生發起的「五四運動」，除了「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外，《五四宣言》並誓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遂引起全國各地人民罷工、罷市、罷課之響應，世稱「五四運動」。這本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賣國政府的學生愛國運動，與從「新法」到「新文學」的新文化運動是兩個不同的事件，但孫中山說：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唱。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為創設英文雜誌印刷機關致海外同志書》，一九二○年）

《五四宣言》執筆人羅家倫亦言：「五四運動是一個學生愛國運動，但它所代表的意義並不止是單純的遊行示威，我們說它是受當時視為『洪水猛獸』的新文化新思潮孕育的結果，並不為過。自五四運動發生以後，社會觀念變得非常劇烈，新文化運動更趨澎湃。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性質雖不相同，精神卻是一貫。」（《對五四運動的一些感想》，見《逝者如斯集》）

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為什麼「性質雖不相同，精神卻是一貫」？因為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中國的救亡圖存，是為了「師夷之所長以制夷」。

「五四運動」之後，一向主張白色新文化的陳獨秀失望於巴黎和會，和威爾遜「民族自決」的偽善，而轉向於「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新青年》亦開始大量介紹馬列主義。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五四運動的「思想導師」陳獨秀遂成為中共創黨的領導人，學生領袖張國燾亦成為中共的創黨黨員。

中國知識份子的新文化運動遂分裂為紅白二色，除了德先生、賽先生外，新文化運動又加入了一個馬（克思）先生。新文化亦從「新法」、「新民」、「新學」、「新青年」、「新潮」、「新文學」轉向了馬列主義的「新階級」（無產階級）。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伐統一。北伐成功後，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黨，開啟了國共內戰。中共經「二萬五千里長征」被困於延安一隅。國共內戰促進了日本侵華的野心，終於有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為了民族的救亡圖存，又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在慘烈的抗戰初期，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出版英文《中國農民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序文中說：

「無論如何，我深信透過人民堅定的努力，縱使有過去的錯誤和現在的噩運，中國終將再度呈現為一個偉大的國家。現在的一切不會是一個消失的歷史紀錄，而是新一頁世界史的序幕；但這歷史不是用墨水寫成的，而是用千萬人的鮮血寫成的。」

果然，中國犧牲了三千五百萬人，一九四五年，終於獲得了偉大的抗戰勝利，廢除了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從帝國主義的束縛中取得了初步的解放。然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又起，而有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上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

新文化運動要學習外國文化，來改造和充實中國文化，即康有為「閉關未得，則萬國所學，皆宜講求」之義。但是，西方文化(West culture)並不是西化(westernization)。西方文化是指自古至今，西方所積累的物質、精神、知識的經驗傳承。學習了中國文化所沒有的經驗傳承當然是可以充實中國文化的。

西化則不同，原是殖民地化之義，是以殖民地母國的文化來同化殖民地文化。但西化也不能不學習西方文化。因此，有「西學」和「西化」之別。前者當為非西方地區主動學習西方文化，是具有主體性的；後者當為非西方地區被迫接受西方文化，是被動的，是不具主體性的。「師夷之所長以制夷」的新文化應屬「西學」，而非「西化」。

上個世紀新文化運動的前輩們，或救國心切，或知識不足，多未能區別「西學」與「西化」。三○年代，就有胡適，繼之以陳序徑等人倡言「全盤西化」。故，一九四九年，國民黨的敗退台灣，當象徵以胡適為首的白色西化派在中國的失敗。

中共取得大陸政權後，在韓戰、麥克瑪洪線之戰、越戰都取得一定的成就，捍衛了中國主權領土的安全，並在一九六四年試爆原子彈，突破了國際霸權對核武技術的壟斷。但卻大肆「中國文化馬列化」，亦即「紅色西化派」，「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三反、五反、大躍進、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破四舊……。中國的「文革」甚至影響了西方國家七○年代的學生左傾運動，但是這場「震撼人類心靈深處的大革命」帶給了中國什麼？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北京群眾悼念周恩來而集結於天安門廣場，在滿佈的大字報上，有著這麼一首詩：「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灑血祭雄桀／揚眉劍出鞘／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四五」天安門事件被鎮壓了，且接著毛澤東逝世，又粉碎了「四人幫」；一九七七年，鄧小平恢復工作。十年「文革」結束了，但仍存在著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一九七八年冬，天安門廣場又湧現了大字報運動，並且全國各地還出現團體以刊物名稱命名，並流傳著油印手抄的小字報刊物。接著又有大量的「傷痕文學」。

一位全國串連後回到北京的「文革」女青年，在接受香港記者採訪時說：

「當我坐下來靜靜思考的時候，我又發現了新的問題。我想，如果讓我掌權，我應該實行什麼樣的制度呢？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於是，我開始看書，希望能從書中找到答案。我看過《資本論》，也看過《民約論》；我看過凱恩斯，也看過存在主義，……

「我沒有找到現成的答案，但也吸取了不少營養。書裡的那一切，似乎不能照搬到我們的國家中來，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古老而特殊的國家，有太多的人口，又有廣闊的地盤。我們所繼承的，有孔夫子的禮教，也有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更有毛澤東思想及其實踐所造成的一切，我們是要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開始我們的改革。」

「要發展生產力，要搞民主化。總之，我們的國家要強大，我們的人民應該幸福，中國人受的苦太多啦！這種狀況絕對不能繼續下去了，……」

摸著石頭過河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改革開放」，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現實基礎是什麼？正是「有孔夫子的禮教，也有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更有毛澤東思想及其實踐所造成的一切」。

要「改革開放」，「要發展生產力」，都須要有和平的國際環境，一九六九年「珍寶島事件」後，蘇聯百萬雄兵壓境；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後，中美關係雖有改善但因台灣問題遲遲不能正式建交。在這個歷史背景下，中共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正式建交之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和平統一」取代「解放台灣」的大政方針。

改革開放是對「文革」和毛澤東思想的揚棄，但「文革」和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型態來自馬列主義。終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理論與實踐》，公開承認「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著作解決我們當前所有的問題」，後又提出「實踐檢驗真理」。

從一九七九年實施改革開放始，亦標誌著紅色西化派在中國失敗而轉型。歷史證明，來自書中的紅白西化派在中國的實踐都失敗了。正是那位文革女青年在文革後反省所警惕的──「書裡的那一切，似乎不能搬到我們的國家中來。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古老而特殊的國家，有太多的人口，又有廣闊的地盤」。書裡的那一些只能作為「營養」。

「少年的中國沒有老師」，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沒有老師，只能靠「摸著石頭過河」，以「白貓黑貓捉到老鼠才是好貓」來「實踐檢驗真理」。

好貓難免抓到「毒老鼠」，「摸著石頭過河」也難免一個不小心而落水。鄧小平在揚棄紅色西化派之餘，竟忽略了白色西化派的死灰復燃。《河殤》就是吃了白色西化派的「毒老鼠」，終於在一九八九年爆發「六四事件」，改革開放也「落水」了。

「六四事件」平息後，鄧小平提出「穩定壓倒一切」，以經濟發展為中心點，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又重新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一九九七年香港順利回歸；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在中國的土地上再沒有了外國人的殖民地了。

白色西方文化，是工業革命後，歐洲第三階級（市民階級）根據自己的價值和意識型態，經法國大革命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和文化。中國沒有工業革命，沒有強大的第三階級，而只有絕大多數的農民，又如何能實現白色西方文化的價值和制度？沒有強大的第三階級就沒有強大的第四階級（無產階級工人），故亦無法建立西方第四階級社會主義的價值和制度。所以，紅白西化派在中國的失敗，其實是有其歷史邏輯的必然性，也有其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結構的必然性。

「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著作解決我們當前所有問題」，同樣的我們也不能要求資本主義的著作能解決我們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只能靠參考西方和各國的經驗，而根據中國現實的條件和經驗「摸著石頭過河」，走出一條中國人自己的道路來。

三十年的「摸著石頭過河」、「穩定壓倒一切」的經濟發展，中國的經濟總生產力已躍居世界第三，馬上即將躍昇為第二；中國的外匯存底從不足五十億美元已躍昇為一兆八千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並超過日本，成為擁有美國國債最多的國家；中國的高速公路已從零，而成為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中國手機的產銷量，也從零成為世界第一。此外，三峽大壩、青藏鐵路、磁浮列車、神州七號、農民免稅、義務教育……。中國真的是「敢叫日月換新天」了，真的是中國崛起了。但我們也要清醒的看到，隨著經濟發展、社會繁榮，而帶來的貪污腐敗、貧富不均、環境破壞、道德敗壞，又成了新的矛盾和挑戰。

○八京奧，中國除了從「東亞病夫」躍昇為金牌第一外，來自各國的貴賓亦莫不驚艷於中國的建設和中國文化的燦爛，中國已經步上了復興之途。接著，國際「金融海嘯」，各國竟莫不寄望於中國的協力。

三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走的，不再是紅色西化派路線，也不是白色西化派路線，而是摸著中國自己「石頭」過河的路線，這是「實事求是」的路線，而不是虛偽的靠意識型態辦事的路線。

在全球領袖力抗「金融海嘯」之際，《中國時報》（2008-12-12）有報導說：

「世事難料，美國過去一直是指手畫腳地教導中國應該如何處理經濟問題，把計畫經濟那一套拋棄，走上自由民主的經濟之路。中國呢？則拋掉一半計畫經濟，在自由經濟的路上仍摸著石頭過河。」

「自由經濟出了毛病，而半吊子的自由經濟卻獲得成功，當國際貨幣基金估計明年全球的經濟成長為百分之○點九時，中國卻在進行其『保八』的大計畫，要保證明年經濟成長不低於百分之八，中國政府有沒有這種力量？西方半信半疑，國際貨幣基金則估為百分之七點五，但依過去中國政府完全能兌現其承諾來看，似乎真有點把握。」

「西方最不是味道的是：如果中國式的經濟是成功法門的話，全球許多國家尤其開發中國家會不會紛紛效尤？果然，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豈不破產？」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以中美建交和《告台灣同胞書》的「和平統一」為中國爭取到了三十年和平建設的國際和平環境，雖經李登輝、陳水扁台獨之亂二十年，但終於在二○○五年，結束了國共內戰；二○○八年，更是旋乾轉坤，民進黨台獨路線在台灣下台。並且，十二月十五日，實現了兩岸三通直航，以中國人的和解突破了韓戰以來美國劃下的海峽軍事中線，一掃兩岸的戰爭陰霾。○九年之後，將是一個兩岸新時代的來臨。

自「鴉片戰爭」始，中國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巨變」，為救亡圖存，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殫精竭慮，拋頭顱、灑熱血，在黑暗中摸索，在血泊中前進，於今已一六九年矣，終於掃除了黑沉沉的天，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迎來了東方日出的曦光。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也必將以解決台灣問題終。孫中山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在此新年伊始，我們願與兩岸同胞和全球炎黃子孫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