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不是唯一

來源：《鉅亨網》鉅亨看世界 / 陳律安

遺落的毛髮、殘留的唾液、破碎的皮膚塊，一切線索都指向一個在暗處潛伏的殺機… DNA彷彿是正義之神的左右手，它的出現破解了多少懸案、洗刷了多少人的冤屈、救贖了無數困惑不解的家庭。

DNA 鑑識萬無一失的印象，更透過通俗文化及大眾媒體的渲染深埋在人們心中：比如說在熱門影集《 CSI犯罪現場》裡，幾乎每集都會出現 DNA協助破案的劇情。但是， DNA真的這麼神奇嗎？有沒有可能正義之神累了， DNA也出錯？

2004年時，一位紐澤西州的檢察官信誓旦旦地表示， DNA解開了36年前的疑雲，抓到了將八年級學童Jane Durrua 先姦後殺的兇手。檢察官 John Kaye表示：「透過 DNA比對，我們認為兇手是 Jerry Bellamy。」

但事實上，兇手另有其人。

Bellamy 被逮捕的兩年後，調查員發現， Bellamy的 DNA樣本因為先前一個不相關案子的檢驗而遭到污染。調查結果公佈後，他被釋放了，另外一個人則被逮捕，但在案子開庭前就過世了。

DNA 已被證實是最有效且最可靠的鑑識科學，在法庭以及大眾的印象裡， DNA作證的效力無庸置疑且牢不可破。然而，當眾人急於利用 DNA的威力時， DNA這位基因大偵探的一些先天破綻，也無可避免地顯示出來。

比如說，雖然 DNA以幫人洗刷冤著名，但現實生活中有時它也使人蒙冤。在實驗室裡， DNA可能會被貼錯標籤或是污染，甚至被掉包。在法庭，它的效力更被律師誇大，或被陪審團誤解。

而急就章建立的 DAN資料庫，使得調查員無法好好整理並處理證據。大量的 DNA樣本未能被及時處理，包括許多強暴犯的樣本。而這是相當要不得的，因為強暴犯再犯的機率很高。

此外， DNA資料庫建立的過程也備受爭議，因為採集樣本過程可能侵害他人人權及隱私。議論的焦點在於，對那些被逮捕但尚未被定罪的人、非法移民等採集 DNA是否合乎人權。

英國對 DNA鑑識科學所採取的態度最為激進，也引來歐洲人權法庭關注。歐洲人權法庭在本月做出判決，認為英國從那些只是被逮捕之人身上採集 DNA的舉動，已經侵害到他們的人權。因此，英國在 3月前要做出決定，看是要把已經採集到的樣本銷毀，或是嘗試說服歐洲人權法庭。

在美國，官員則紛紛投入 DNA資料庫的擴張。2004年時，加州通過了一項法案，使當局得以採集那些嫌疑重罪犯的 DNA，就算他們最後未被定罪亦無妨。因此，明年加州的 DNA資料庫規模將再增加30萬筆，總數來到 140萬筆。而聯邦調查局的 DNA資料數原已達 640萬筆，且單從被逮捕之人及非法移民中，每年資料會再增加 130萬筆。

但加州大學爾文分校犯罪學教授William Thompson表示，若考慮 DNA出錯的機率，他可不想自己的 DNA資料就處在資料庫中。透過加州公共檔案法案，《洛杉磯時報》取得過去 5年間自2007年底，一些犯罪鑑識實驗室出差錯的資料。

Thompson看過這份資料後表示，實驗員「定期地」出錯，使嫌犯被貼上錯誤的標籤。比如說，資料顯示自 2003-2007年間，加州聖塔克拉拉縣的犯罪鑑識實驗室，就發生了14起樣本被員工 DNA污染的情事，其中 3起為不知名人物所感染，另外 6起則是被其他案子的 DNA樣本所污染。

此外，還有一些 DNA樣本不小心被掉換，或是由於電腦出錯引發的錯誤。其實就 5年內3100起的案子總數來說，出錯的樣本數不多。且那些有回報錯誤的實驗室，其實都是運行狀況較為良好的實驗室。

Thompson表示：「 DNA比對出錯，最大的問題出在樣本間的交叉污染。」

舉例來說，一個在沙加緬度實驗室所發生的事情，最能夠刻劃出樣本有多容易受到感染。從香菸上採集到的 DNA，符合另一個性侵案被害人的 DNA。那麼那位被害人有抽那根香菸嗎？答案是否定的。只是因為香菸樣本處理時，與實驗室處理被害人陰道樣本過於接近，以致交叉污染的發生。

因此，就案件判定來說，必須確保犯人的定罪不能單單只靠 DNA一項證據。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教授Jonathan Jay Koehler的研究顯示，DNA比對大概每1000次就會錯誤 1次。

他說：「如果一家航空公司每飛1000次就會掉 1次飛機，這家航空公司應該沒人想搭吧。」

其他專家則持相反意見，認為實驗室錯誤很少見，且能夠透過事前預警措施來預防。鑑識數學家 Charles Brenner表示：「若錯誤很少發生，我們應該冷血地將那些錯誤當成個別事件來處理。」

錯誤 DNA資料引致的錯誤定罪，已經撕破了科學完美無缺的假面。當一位喪女的澳洲父親 Alan Nelson得知，殺害他女兒的兇手另有其人，之前被抓的人因為樣本污染坐冤獄時感到十分震驚。他說：「我以為 DNA是百分之百正確的。」

雖然 DNA會出錯，但是 DNA在陪審團間的效力依舊無比強大。 DNA專家 Dan Krane在75個案子中出庭作證過，但它卻因為密西根州人Gary Leiterman因為一樁40年的舊案而被判無期徒刑的案子，而對 DNA的效力動搖。

他說：「這對我來說就像是晴天霹靂，這樣的事情怎麼可能會發生？」

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Leiterman 乃一位護士，被密西根州犯罪實驗室在被害人的襪子上找到他的 DNA。而被害人手上血滴的 DNA則與另一個人相符，但那人那時才四歲大。

事實是，那時 Leiterman與其他人的樣本正為不同的案件，一同在犯罪實驗室中審理。而當時 Leiterman的 DNA是因為詐欺案出現在實驗室中，而那時幫 Leiterman辯護的 Krane表示， DNA比對會符合完全是因為污染故。

但檢察官對案件則有不同的解釋，即學生真的為 Leiterman所殺。 Leiterman與案件的關聯由其他物證串起，包括筆跡以及一把它所擁有的，與謀殺武器很像的手槍。

這一切證據聽來都相當薄弱，但更誇張的是，檢察官還以為，那時四歲大的另一個嫌疑犯根本不可能殺人，但可能到過案發現場，在被害人手上滴了滴鼻血。於是陪審團以一級謀殺罪將 Leiterman定罪。 Leiterman不服，對判決上訴。

誤指錯誤的嫌犯，正是實驗室越來越不精確的預兆。

沙加緬度犯罪實驗室的一位分析師在 2年前被迫辭職，原因是其主管發現他在一宗強暴案中，用了不合標準的 DNA樣本來製造出一個無辜之人 DNA符合的假象。爾後實驗室更發現，這位分析師在其他幾個案子，也都有出現瀆職的情形。

然而，即便是最小心翼翼的分析師，也難免會在處理「複雜」 DNA樣本時出紕漏。複雜 DNA樣本意指樣本理含有多人的 DNA，而當儀器越來越敏感先進時，複雜 DNA樣本出現的次數也越多。英國鑑識專家Peter Gill表示：「若給10個分析師一個複雜 DNA樣本，可能會出現10種不同的答案。」

有很多疏失是來自於 DNA被錯誤檢驗，但有些 DNA樣本則根本沒被檢驗過，如此一來，屬於被害人的正義要如何獲得伸張？根據人權組織觀察，美國實驗室囤積了達40萬筆待檢驗的強暴及其他暴力犯罪樣本。

同時間，那些消遙法外的罪犯在樣本未被檢驗期間，便得以逍遙法外繼續興風作浪。在俄亥俄州，一位強暴犯在他的樣本尚未被檢驗的兩年間，犯下了多達13起的強暴案。

2008年稍早時，洛城警局也承認有7000個罪犯樣本尚未處理。執法人員將原因歸咎給資金及人力的不足，但是聯邦政府認為，洛城警局並未完全將預算用於降低未檢驗樣本數上，因此將洛城警局的預算砍辦。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強暴治療中心負責人Gail Abarbanel表示：「我們有科學、有技術、有能力來防止強暴，但我們卻沒有用盡每一分能力來這麼做。」

此外，就算犯罪現場被鑑識過，且嫌疑犯被指證出，執法人員卻不一定會將其定罪。就整個美國而言，聯邦調查局報告共有 77191個樣本數協助辦案，但最後被定罪的案子有多少則不可考。

2004年 6月時， DNA指證出一位孩童猥褻者的犯行，但是警局卻在 6個月後才連絡罪犯，那時又有另一名孩童慘遭毒手。加州法院 DNA顧問 Rockne Harmon表示：「我認為應該要多多善用 DNA資料庫，現在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

而其他人權運動家及評論家則認為， DNA資料庫的建立會危害到無辜之人的人權。他們害怕 DNA資料庫的建立，可能會不只被拿來做犯罪鑑識的用途，最後被移作他用。

此外，有許多人因為有嫌疑，使得 DNA樣本出現在資料庫裡，但最後卻未被定罪，但是紀錄依然留在資料庫中一再被檢驗。

曾經大力提倡 DNA的基因學家Even Alec Jeffreys表示：「我曾以為 DNA是對抗犯罪最後的神兵利器，但現在我覺得我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