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丰碑”到墓碑

《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辩》评介

來源：2009年8月31日 --多维新闻网
作者：寒山，文章来源：RFA(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2008年是中国大跃进50周年，美国中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和西东大学、中华学人联谊会合作，于10月间在新泽西和纽约召开了名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型国际研讨会，邀请了60多名学者参加。

在大跃进这个历史问题基本上仍然是中国大陆的政治禁忌的时候，由海外学人发起在海外召开的这次研讨会一方面说明大跃进在中国、大跃进研究却在海外这个由政治权力造成的荒谬局面五十年后仍然如旧，但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充分体现了全球化时代思想和学术超越被政治权力控制的国界的强大生命力，它不但对于保存历史记忆、交流学术观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鼓舞了海内外有良知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向世界显示了当代中国研究的活力。

会后，由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宋永毅和美国诺曼学院丁抒两位学者将与会学者递交的论文和其他一些和大跃进有关的文章共一百多万字汇集成书，最近由香港田园书屋分上下两册出版。我们在这个书评栏目里分两次将这两册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讨论向听众介绍。书评的题目“从‘丰碑’到墓碑”，指的是中共原来把大跃进说成是在它领导下中国人民“改天换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丰功伟绩，但结果却造成了千里白骨，万户萧疏的人间地狱。

说起大跃进，今天在中国大陆，除了极少数左派人士，几乎没有人--包括中共自己——会对它有积极正面的评价。很多人都知道由大跃进所导致的大饥荒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饿死了至少两千万、甚至有可能三千万以上中国人的历史。更多的人虽然对具体数字并没有这么清楚，但也知道当时有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事。

那么，这个数字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宋永毅先生在书的前言中用两次世界大战中参战者死亡人数来对比：一次大战大约一千万，二次大战大约三千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饥荒死亡的人数，其保守的估计也占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的一半。因此，宋永毅认为这场“人祸”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人道悲剧”。

我们还可以拿抗日战争中死亡的中国人的数字来作个对比。根据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的说明，抗战中中国军队阵亡大约四百万人，平民死亡大约八百万人。由于当时的统计条件，这个数字是保守的。但即使把它放大一倍，也至多达到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死亡人数的底线。

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八年侵略战争，连南京大屠杀在内，造成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的死亡也大大低于三年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难怪日本右翼一直对历史上在华犯下的战争罪行满不在乎：中国在国家统一的和平时期的三年中饿死的人都比死于八年残酷的战争中的人要多得多，作为日本人我们有什么可内疚的？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这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在人类历史上其罕见的程度，只有假设和想像中的核战争才能相比。

一个国家为什么在和平时期发生这么惨重的平民死亡呢？今天探讨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人道悲剧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们下次节目再接著介绍。

我们上周开始介绍《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辩》一书。这本书分上下两册，每册又分为不同专题。上册首先介绍和分析所谓“自然灾害” 和人口损失。由杨继绳和丁抒等7人撰写的文章指出，在1958-1961年间，中国并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整个自然条件对农业并不是不利。

通过对国家人口统计和很多地县地方统计的分析和归纳，这个专题得出一个数字：在四年中中国非常死亡人数最多达到3600万。对这个数字提供有力证据的是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数十年来的材料收集和研究。

应该指出，即使是杨继绳的研究，为了确保数据的可靠，最后提出的数据都还是保守的。例如四川前政协主席廖伯康在回忆录中曾说四川饿死1200万人，但杨继绳根据可以得到的数据缩小到787万人。

上册的第二个专题分析荒谬绝伦的大跃进为什么会发动并在全国展开。由宋永毅和李若建等7位学者的文章指出，领导集团的好大喜功是根源，而通过前几年全国性的镇反和反右，中共已经在全国造成了一种政治恐怖，人人都不但不敢对任何重大方针发表不同看法，而且对浮夸风推波助澜，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上册也重点分析了毛泽东的责任。陈奎德和金和辉等5人的文章指出，毛泽东的绝对权力和乌托邦幻想是大饥荒的最高层原因。毛本人虽然有时也对大跃进在细节上是否有浮夸有怀疑，有时也作一些调整，但总体上把这个运动视为由他领导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此外很多作者也对中共其他领导人和地方大员的责任作了探讨，指出即使向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相对现实的领导人，在打饥荒之前也是大跃进的吹鼓手。上册最后从大跃进的一些具体政策出发探讨大饥荒的形成，主要是公共食堂和政府的粮食控制和粮食分配。这些政策一方面打乱了正常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另一方面使得灾民在饥荒中得不到救济，从而导致了大量死亡。

下册的第一个专题把大饥荒放在历史和比较视野下考查。杨继绳和李明珠等7位学者的文章指出大跃进是极权主义的产物，斯大林时期就发生过，虽然在规模上还不能和中国的相比。在中国历史上，天灾人祸发生后，帝王还要下罪己诏，但毛泽东最多是在内部敷衍了事地承认犯了错误，但很快又在政治上变本加厉地推行他的路线，导致了文革。

下册的另一个重要专题是大跃进和后来中国的重大事件之间的关系。高华和丁抒等7人的文章指出，60年代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大跃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延续，因此大跃进不但造成了大饥荒和数千万人的死亡，而且促使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尖锐化。

除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史料综合，这两册书也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集中在下册最后一个专题“灾难实录”中。在这个专题中，金辉和梁志远等12位作者介绍和分析了发生在安徽凤阳、亳县，甘肃通渭、西礼，贵州湄潭，四川华阳、河南信阳、安徽肥东、淮阳和福建很多县乡的饥荒和死亡情况。最令人震惊的是发生在四川荥经县的武装抢粮案。当时任公社武装部长的李文中在乡亲们面临饿死、政府却不开粮仓救济灾民的绝境下毅然带领乡亲持枪打开粮仓，避免了更多的人被饿死，但他自己却因此被判了20年，至今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辩》是两册沉甸甸的厚书，把它们叠在一起放在书架和书桌上，很多其他书籍立即会相形见拙，失去份量。这并不奇怪，因为凝聚在这两册书里的不但是一百多万汉字，而且是几千万条中国人的命。每个字的下面就是几十条命，还有什么书会比它更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