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2009-02-20 中國時報 【胡晴舫】
美國奧斯卡頒獎在即,女星凱特溫絲蕾在電影《為愛朗讀》中表現突出,奪后呼聲極高,但猶太團體近來積極呼籲絕對不能讓她憑此角色獲獎。女演員的精湛演技與她那宛如羅馬女神的美貌,在他們眼裡,美化了否認猶太大屠殺的立場。
溫絲蕾所飾演的三十六歲德國電車查票員漢娜,與十五歲少年相戀。溫存之際,她總喜歡叫少年抽一段書本段落讀給她聽。消失十年之後,漢娜重新出現在而今就讀法律的青年面前,卻是以納粹戰犯的身分出庭受審。恥於當庭承認她是文盲,漢娜選擇以主謀身分認罪。經過漫漫牢中歲月,老年已至,面對情人椎心質問,她也不真正悔罪。她最終對人生的絕望仍不是因為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情,卻是來自情人的荒蕪眼神。
片中,漢娜最雷霆萬鈞的一句台詞,就在她一臉疑惑,反問主審法官,不然,「你會怎麼做?」法官怔住,無言。彷如她問進了千萬人的心坎裡。
當幾百萬猶太人天天被有計畫送往死亡之途,德國軍官只關心運輸技術問題,加速官僚效率,卻不問自己執行的內容如何駭人聽聞,就像漢娜在大火之時不願開門讓三百多名猶太囚犯逃生,以致他們全部活活燒死,卻堅持自己不過善盡獄卒職責。整塊大陸的歐洲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他們全都裝聾作啞。
換作是你,你會怎麼做。果然,人類的集體懦弱是邪惡的最佳友伴。
長期以來,德國納粹崛起一直當作經典的反民主教材。希特勒得到權力的過程證明了即使是健全開放的民主制度,資訊通曉的人民也會共同選出一位集權領袖。
漢娜的不識字,其實是最有意思的角色特徵。絕大部分所謂的「普通人」面對自己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都會主動招認自己的渺小,體認社會機制的巨大與不可抗拒性,因此,很多時候,他們堅持自己只是服從一個社會規範,扮演一個不起眼的社會角色,他們沒辦法為自己行為負責,無法預見社會後果也當然無能擔責。
漢娜如此孤獨,如此美麗又如此務實,她的不識字不是缺點,而是她必惹同情的理由,迫害者反成了被害者,她的文盲竟是比猶太人屠殺更值得憐憫的社會缺憾,猶太團體怎會不為此邏輯而捉狂。我倒覺得,猶太製作人薛尼波拉克生前一定完全明白這個角色的象徵意義。正因為漢娜的平凡,她的卑微,她那正統老百姓的身分,才凸顯普通人完全有能力犯下滔天罪行卻不自知的這項事實。溫柔的情婦、正直的女車掌與冷酷的獄卒,其實是同一個善良老百姓。
令人髮指的是政客鼓吹極端主張;更令人髮指的是整個社會的自願性追隨,無一人挺身質疑。愛爾蘭政治學者柏克的名句「邪惡勝利的唯一要件即是好人什麼也不做。」而「好人」往往參與了過程,卻自認無辜。
事實上,人們總是得到他們應得的社會。極權政府固然可惡,但,若沒有一個既得利益的社會階級(團體)撐腰,像是緬甸軍政府,幫助當權者壓迫其他人民,政權很難維持無虞。民主國家的公民更沒有藉口,政府是你選的,議員是你挑的,總統是你一票一票投出來的。
台灣現在最流行的話就是「一切都是阿扁的錯」。雖然阿扁已經下台快一年了,台灣的沉淪還是只跟他一人有關。彷彿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大家都不在場,國民黨也像是八年與台灣完全無關。故事版本是陳水扁一人隻手搞垮了台灣,因為「我們」都「被阿扁騙了」。
一個人,真的有這麼偉大嗎?
就像德國並不屬於希特勒一人,而是屬於許許多多個無名漢娜。陳水扁當總統時,我們其實都住在這塊島上;現在是馬英九當總統,別再束手旁觀了。因為台灣不是陳水扁的,也不是馬英九一人的,而是你我的。
如果台灣倒下了,我們一點都不無辜。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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