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崩壞中重建價值

來源：2009-02-02 中國時報 【段樵：香港中文大學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系客座教授】

新春伊始，萬象更新，看到太平洋兩岸兩則新聞並列報端，一美一中，互不相干，卻不由得心頭一緊。美國的新聞是：伊利諾州參議院在該州州長賣官案未開審前，不分政黨，以五十九票對零票通過立即免除該民選州長的職務；中國的新聞是：總理溫家寶在瑞士「世界經濟論壇」大會，針對金融危機明白指出「政府必須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把問題抑制在萌芽狀態」。美國顯示了民主法治國家的道德勇氣；而中國明示了去年面對災難，社會動員力卓越的源頭。

面對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各國紛紛砸下以兆計的重金，但大家心知肚明，最後的決勝點恐怕並非金額的多少，而是政府執行力的強弱。但這恐怕也是馬政府「概括承受」前政府後最棘手的問題，更是台灣能否安然度過這史無前例的金融風暴最大的「罩門」！我且先由管理學的角度切入，談談二百三十年前的乾隆朝權臣和珅。

讀近代史，最令人扼腕是，康、雍、乾三朝盛世後，中國立即走下坡路。其實，從組織管理與發展的面向來觀察：乾隆的後二十年，一場禮壞樂崩的過程已經在悄然開展。這個過程的啟動人物就是和珅。他長期的全國性貪汙對清王朝造成的真正傷害是：官僚系統的操守與能力敗壞。

官僚系統賞罰不明，升遷惟銀是問，形成人才的反淘汰。大小官員既無誘因，「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便成為生存之道，當然不再有取法泰西，放眼天下的見識和抱負。軍隊則因對長官的才德與領導失去信心，上行下效，紀律渙散。和珅當權期間，苗亂加上白蓮教之亂能席捲半壁江山，全國性貪腐絕對難辭其咎。

更嚴重的是，長達一代人的大規模貪腐，不但官箴敗壞，腐及教育、司法與考試，亦導致社會價值觀錯亂、道德標準淪喪。政府官僚與軍隊排列在清初三帝蓄積的國力平台上，雖然維持外表的華麗，但制度與精神層面已經禮壞樂崩。面對西方（英國）自乾隆三十（一七六五）年起持續展開的工業革命，與隨之而來的堅船利炮，中國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起的受盡欺凌，遂不可避免。

蔣經國時代官員與企業家涇渭分明，台灣也創下經濟奇蹟廁身亞洲四小龍之列。二十年後台灣經濟指標排名日降，獻金、索賄卻馳名國際。社會上許多人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但撫昔視今，不能不說今天台灣面臨的種種社經問題，有許多是根源於社會價值觀的迷失與政府施政能力的弱化。

前者包括社會核心價值受政客操弄，後者包括軍公教人員對升遷賞罰的客觀性與潔淨度失去信心。當政客以為意識形態可以將貪汙合理化；官員以為一仍舊貫可以令瀆職合情化。當士兵懷疑將官非因軍功而升遷；老師耳聞校長市場有價；我們的社會大概已經悄然進入禮壞樂崩的邊緣。隨著官常體制的崩解，緊接而來便是政府施政能力的衰退，政策執行力低落。

於是政令難出「府門」「院門」成為常態，企業對政策觀望猶疑，人民也缺乏信心，逼得總統、院長代下司職，手持消費券到處採購來證明「拚經濟」的決心。只見救火隊長的慌亂，不見領導人高瞻遠矚的從容，與激勵下屬鬥志的魄力。

歐巴馬就職宣言說：「在艱困的時候，美國能箕裘相繼，不僅因為居高位者有能力或願景，也因為人民持續對先人的抱負有信心，也忠於創建我國的法統。」我們也一樣的需要領導人標舉方向，堅持信念，重拾固有的道德及核心價值，以雷霆手段再建官常體制，凝聚散佚的人心，方能找回台灣原本敏捷精實的執行力，共渡逼在眼前的世界經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