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今读

一直刻意避免接觸晚清歷史，因為讀了痛心，不過這二篇文章讓我收益頗多。

不知哪個環節出問題，篇一明顯的缺失有二。一是標點符號標示不清，讀的吃力；二是錯別字特多。以上二點若連結進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gc/005489.htm可以發現，我閱讀时已稍加校正，若尚有缺漏，尚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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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今读

作者：余英时 2008-5-18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gc/005489.htm

前言

《二十一世纪》决定在今年刊出戊戌百年的专号，邀我参与盛举，义不容辞；但因迫於时限写不出研究性的史学论文，只能从一个普通读史者的角度对戊戌维新这件大事进行一些零星的反思。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不幸以悲剧收場。今天中国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体制改革的始点，面对的困难则远比一年前复杂而深刻，这真是历史的恶作剧。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 ）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今天重温百年前戊戌的往史，无论怎样力求客观终不能完全不受当前经验的暗示。事实上读史者以亲身经历与历史上相近的事变互相印证往往可以对史事引发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已是史学上公认的常识。下面所论间有以今释昔之处，即取义於此，既非附会更无所谓影射，读者幸勿误会。又本文的重点在重新理解戊戌维新最后失败的一幕，并非对变法运动作全面的评论，所以题目中特标「政变」两字，这也是应该事先说明的。

一

戊戌维新百年来不断激动著读史者的遐想。辛亥革命以后，不满意中国乱象的人常常发出一种慨叹：「如果戊戌维新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地成功了，中国也许早就顺利进入了现代化的建设历程。」这种感慨是很自然的但也隐含著一个历史判断，即认为戊戌维新未尝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最近二十年来由於革命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退潮，渐进的改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我所知的史学界的情况言，1989年西方史学家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其基调与百年纪念时（1889）的热情赞扬已截然不同。法国革命所追求的理想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虽然仍值得肯定，但革命暴力则受到严重的质疑。沙码 (Simon Schama)著《公民∶法国革命编年史》(Citizens: A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一书更强调革命以前的法国贵族及官僚中的改革家对於法国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改革与革命不是互不相容而是延续不断的一系列的体制变动，革命中的暴力恐怖只有毁灭秩序的负面作用，决不应再受到我们的继续歌颂。不用说史学家之所以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主要也是因为受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历史经验的启示。

中国自然也参与了这一新的思潮，於是80年代以后改革的正面涵义又重新被发现了。在学术思想界，戊戌维新的评价因此也发生了变化。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录—— 《告别革命》——在这一方面是有典型意义的，无论各方面评论家对它作出怎样的解释，他们显然惋惜戊戌维新没有成功终於使中国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我不想在这里涉及革命与改革之间的争议，本文的主旨仅在於对戊戌维新为甚么失败这一点有所说明。但这并不是一篇有系统的论文而是就若干关键性的问题提出片断的观察，因此各节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玒。

二

照一般历史分期戊戌变法似乎自成一独立的阶段，其前是同治以来的自强运动（或称之为洋务运动），其后则是辛亥革命。我现在对这一分期发生了疑问。如果把变法局限於戊戌这一年之内，则所谓变法一共不过延续了三个多月（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而且除了无权的皇帝颁布了一些主张变法的诏书以外毫无实际成就可言，这不可能构成历史上一个发展的阶段。但若以甲午战败后康有为创办强学会（1895）等一系列的活动来概括戊戌变法，则戊戌变法事实上只是同、光新政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不过因时局的紧迫而突然尖锐化了。正因如此康有为变法的号召，才能立刻获得朝廷和地方大吏的热烈反响。不但北京的光绪帝与翁同飨、徐致靖等在中日和议后（1895）立即筹划大规模的变法，外省如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都热心赞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和办报的活动。其中陈宝箴且在 1895年任湖南巡抚后进行了全面的地方改革计划，并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当时辅助陈宝箴的地方官如黄遵宪、江标等人也都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因此湖南的变法成为全中国的模范，戊戌维新在理论上是由康有为领导的，但其实践的基础则是由湖南变法所提供的。

陈寅恪曾指出清末变法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不容混而为一。他的祖父陈宝箴因受郭嵩焘颂美西法的影响，基本上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这和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法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途径。历验世务云云即指同光以来的种种自强措施如立学堂讲西学、办实业、设工商局等等，这些技术层面的变法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逼出了体制方面的改革要求。换句说话，同光以来地方性的、局部的和技术性的长期改革在甲午战败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即如果没有涉及基本体制的全面改革，则自强运动已陷於停滞不进的困境。康有为适在此时提出统筹全局的变法自然受到自强派领袖人物的普遍支持。甚至李鸿章在政变后也表示：康有为关於全面变法的主张，正是他自己数十年来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所以陈寅恪指出，戊戌变法中有历验世务的一源是极其重要的，使我们认识到戊戌变法并不是完全出於康有为一派的提倡，而同时也是自强运动本身的必然发展。这样看来，我们与其把戊戌变法看作一单独的历史阶段，不如把它看作是自强运动的最后归宿，这样的解释比较更合乎当时的实况。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历史作用并不因此而有所减低，他们画龙点睛的功绩仍然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让我借用现代的经验来进一步阐明戊戌变法的历史曲折。

第一、戊戌变法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传统体制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其中如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已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上面已指出，这一全面体制改革的要求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从以前自强运动中的局部变法一步步逼出来的 。 这一点严复早在1896年 2 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问题时便已点破，即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可见基本体制的改革往往牵一髮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於平地不止。最近二十年中国又在经历著另一场牵动著全部体制的基本改革，其最后归趋如何，今天还未到明朗化的阶段。可以说的是这次改革的要求也起於严重的危机，不过与戊戌时代不同，危机的根源不在外来的侵略，而出於内在体制的恶化。不但如此，这次改革也是从地方的局部变法开始的。最初是农村经济的改革，继之则有城カ经济改革的发动；在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改革的浪潮已冲击到政治和法律的领域。这样一波接著一波，终於激成了80年代末期的全国大动荡。这一历程和晚清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的发展先后如出一辙。

第二、80年代中期政潮激化中也出现了两股来源不同的改革力量：一股是党政内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各级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大致很像清末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的自强派，从实际经验中，他们似乎已深切认识到无论是新科技的引进或局部的制度调整，最后都不免要触动现有体制的基矗，不过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然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尽管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幅度也许会导致现有体制的解构。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知识份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接受了许多刚刚引进的西方观念和价值，因此像康有为一样以激昂的姿态提出全变、速变的要求。但是他们的基调也仍然是变法而不是革命。因此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和平请愿、甚至下跪上书，这就和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之间更难划清界线了。

这两派也和戊戌变法的自强派和立宪派一样，在危机最深刻的关头曾一度有合流的倾向，但二者之间也始终存在著紧张。其共同的悲剧结局，尤其与戊戌政变相似或死、或囚、或走，总之是风流云散而所谓体制改革也从此陷入僵局。

具体的历史事件决不可能重复上演，但是在某些客观条件大体相近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否认历史的演变确有异代同型的可能。过去史学界一度曾流行过朝代循环说，其实中国史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朝代循环，不过在传统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异代同型则往往有之。现代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其结局之所以能照明百年前的戊戌往史，正是因为这两次改革运动之间的具体事象虽不能相提并论，但以整体结构而言，则相同之处终是无法掩饰的。关於这一点，80年代末改革运动的参与者便已隐约地有所察觉，下面再略举一二端以发其覆。

三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我个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1898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摺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可见在守旧派眼中，变法即使有利於中国也将不利於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总关键。

但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於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於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从此处著眼，我们便不难看出围绕著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於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并不排满的汉族知识份子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限於篇幅姑举1901年孙宝薇读魏源〈进呈元史新编序〉的按语为例。魏〈序〉说元朝之盛超过汉、唐，既无昏暴之君又无宦官之祸，仅仅因为最后一朝内北国而疏中国，内北人而外汉人、南人，便渔烂河溃而不可救。孙宝薇的案语说：本朝鉴元人之弊，满汉并重不稍偏视；故洪杨之乱犹恃汉人为之荡平。迨戊戌以后，渐渐向用满人摈抑汉人乃不旋踵祸起辇谷宗社几至为墟噫！

孙氏偏袒清王朝故满汉并重不稍偏视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认戊戌以后，清廷已躬采取了向用满人摈抑汉人的政策终於招来了八国联军的大祸。

这里必须从现代观点重新理解一下清王朝的统治结构。用传统的语言说，清王朝是所谓异族统治，日本史学界则称之为征服王朝。这种描写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但今天的读者则未必能一见即知其特征所在，尤其是与汉族王朝在结构上的区别。以中国大陆的流行语言表达之，我想应该称之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若转换为汤因比 (Arnold J. Toynbee) 的名词则可以说是外在普罗 (externalproletariats)的专政（按∶汤氏的“proletariat”用法与马克思不同取义较广）。这不只是名词之争而涉及胡汉王朝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个中国史上的中心大问题，这里自然不能详作讨论，姑且以明、清两朝为例稍稍说明我的意思。明朝的天下属於朱家，但朱家皇帝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统治集团作后援，朱元璋诛尽功臣登基后只有广封诸子以为屏藩，但仅仅皇帝一个家庭不能构成统治集团其理甚明（依传统的说法这是家天下）。后来的皇帝鉴於永乐篡位，对宗藩防范甚严，只好依赖宦官作爪牙即黄宗羲所谓宫奴，因此明代晚期形成宫奴与外廷士大夫对抗的局面。与此相对照，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不但如此，这个集团又是有严密的组织的，此即是八旗制度。这一制度虽从最初八固山共治演变为皇太极的南面独坐，并在雍正以后完全为皇帝所控制，但八旗制为满清一代的权力提供了结构上的根据则始终未变。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军政大权大体都在满人的手中。康、雍、乾诸帝也一再告诫满人必须保持原有的尚武精神勤习骑射不能效法汉人文士的诗酒风流，在满洲皇帝眼中，满人汉化对於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这是族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忧）。

前引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跪请慈禧禁止光绪帝变法是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满洲大臣自然是以前八旗首领的后代，内务府则是由皇帝亲自率领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人员组成的。内务府大臣派满洲将军驻防各蔄有权干预地方政治，清代之所以没有宦官之祸正是因为明代宦官的许多职务都由内务府的人员取代了（最著名的如江宁、杭州、苏州三地的织造），外在普罗的一族专政为清王朝提供了一个完壬以信赖的统治集团和统治结构，皇帝自然不必再名不正、言不顺地使用宫奴了。

光绪帝当然知道清王朝的权源在满族，所以也曾下诏书改善八旗生计，这是一种安抚的策略然而已远水救不了近火。总而言之，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洲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四

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也可以从权力分配和个人作用等方面得到更进一层的理解，但这里只能极其简略地谈一谈当时两个主角——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玒。

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反之，则是所谓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便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改革，所以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癠在光绪帝的身上。这也是他们最初能得到自强派领袖如陈宝箴、刘坤一、甚至张之洞等人的支持的主要原因。戊戌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两人便是陈宝箴推荐的。这种变法的方式在儒家的政治传统中叫做「得君行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宋代的王安石。但得君行道的理想事实上在王安石以后已趋於幻灭，明儒自王阳明以下，大致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改变方向以讲学和其他方式开拓社会空间，他们说教的对象不再是朝廷而是民间。在明代君主专制的高畃时代，得君行道不仅已不可能而且还会招杀身之祸。明末东林党人忍耐不譇、挺身而出，其结局便是黄宗羲所谓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清代一族专政对於汉族士大夫更发展出双重的猜忌，故章炳麟有家有智慧大凑於说经亦以纾死的论断。康有为等在甲午战败、外患严重之际以为有可乘之机，因此发生了变法运动。但他们似乎对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缺乏深刻的认识，终於重演了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悲剧。

当时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大体如下：光绪虽是亲政的皇帝（自光绪十五年起即1891），但却毫无实权，事无大小几乎完全听命於慈禧太后。另一方面慈禧虽已撤帘归政，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名义，但王朝的全部权力系统却仍然紧紧地握在她的手中。清代政治权力的泉源在满人的一族专政，慈禧则从1861年起便夺到了满族的领导权。咸丰帝死时她才25岁，但已在丈夫卧病期间学到了处理政务的本领。她以母后的身分联合了恭亲王奕砢，居然能在咸丰死后两个月翦除了族内最大的政敌─肃顺，她的政治手腕已可想而知。紧接著，她又在清朝史上开创了於祖制无据的垂帘听政，这样一来她便取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正式地位。后世读史者因为对慈禧十分厌恶往往忽略了她的政治能力，王駇运曾依肃顺门下颇得信任，可以说是慈禧的反对派，但他在民国初年写《祺祥故事》时也承认恭王、孝钦皆有过人之敏知，这当然是根据他当年亲见慈禧和奕砢夺权成功的一幕而得到的判断。

但慈禧之所以能夺权成功也不能全归之於个人才能，八旗制度的演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皇太极至雍正，八旗制度已逐步收入皇帝一人之手。上三旗固不必说，下五旗也没有与朝廷对抗的力量，而且旗主对旗下人员的控制力更是一天天地减弱。最重要的是雍正利用儒家的名教纲常驾驭满人极为成功，所以终有清一代严守礼法的是满人而不是汉人。慈禧以母后之尊又垂帘听政，族权与政权都在她的掌握之中，这一点与戊戌政变有重大的关玒不可不知。

慈禧不仅后来对光绪控制自如，早期对亲生子同治也同样以家法处之。王国维〈颐和园词〉有云：嗣皇上寿称臣子，本朝家法严无比。问膳曾无赐坐时，从笴罕讲家人礼。

关於这四句诗，边敷文曾注释如下。按：嗣皇指穆宗；皇帝对太后自称臣子；太后御膳，皇帝皇后等侍立於侧不赐坐；撤膳，则命帝后等立而食之，即在宫内笴幸时亦常如此，此清代家法古所无也。试想在这样的母后的严威之下，少年皇帝尚有何自由意志可说？这种从古未有的清代家法其实便是一族专政的族纪，是与外在普罗的统治体制相配合的。

慈禧在戊戌旧历八月发动政变，如纯从政治名分言是毫无凭藉的，但她的根据是满清的家法也就是族纪，所以她随时可以垂帘听政。梁启超说：光绪十六年下，归政之诏布告天下，然皇上虽有亲栽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按：归政在十五年二月梁氏误记）。撤帘后仍然继续执政视在位皇帝如无物这也是根据家法，没有人指责这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也不是从慈禧开始的。嘉庆元年（1796），朝鲜使臣李秉模答朝鲜国王关於清朝新皇帝（嘉庆）之问，云：「（新皇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笴目，侍坐太上皇（按∶乾隆），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於此亦有可知者矣。」他又报告，在圆明园见乾隆的情形说：「太上皇使阁老和鲜，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这是《朝鲜实录》中的史料，绝对可信，可证慈禧所行的正是满清皇族历代相传的家法。朝鲜使臣记乾聈「大事还是我办」这句话最为传神，今天中国的读者中一定有人会忍不住笑起来的。这和宋高宗内禅后立刻退居德寿宫，政事全付与孝宗处理适成鲜明的对比。清朝一族专政的特色於此显露无遗。

慈禧自1861年取得恭亲王奕砢的拥戴以后，即以母后的身分独揽满族的最高领导权（当然包括军权在内），并在一族专政的基础上掌握了清王朝的政权。依满洲的家法，先后两个少年皇帝（同治与光绪）对她这位母后都是自称臣子的，垂帘听政只有在翦除肃顺等族内政敌，和初期统治的几年之内是有必要的。在她的绝对的权威建立起来以后，恭亲王对她也只有唯命是从，无论是垂帘还是撤帘，反正她和太上皇乾隆一样大事还是我办。到1898年，她在权力的巅畃上已坐稳了37年，光绪名义上虽是皇帝，对她的权力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但光绪擢用康有为实行变法撼动了一族专政的基礎，政局便立刻发生了大动荡。据梁启超的描述经过大致如下：皇上久欲召见康有为而为恭亲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亲王薨，翁同飨谋於上，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於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预备召见，二十八日遂召见颐和园之仁寿殿…康所陈奏甚多，皇上曰：「国事全误於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康曰：「诸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摺奏事足矣。」……上然其言，此为康有为始觐皇上之事实改革之起点。而西后与荣禄已早定密谋於前一日下诏定天津阅兵之举，驱逐翁同飨而命荣禄为北洋大臣总统三军，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摺诣后前谢恩，政变之事亦伏於是矣，此节事大体可信，但须略加分析而后其意义始显。
第一、恭亲王是满族的外朝执政首领，对一族专政的原则持之甚坚，故阻止光绪召见康有为。他既逝世，翁同飨、康有为等认为有机可乘，所以立即发动了变法。
第二、光绪承认自己无权，可见他虽然亲政已八、九年，一切大事仍然一直是皇太后办。
第三、光绪与康有为所讨论的旧大臣其实都是满族亲贵，因此康有为的建议中又有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按∶即贵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的构想。
第四、康有为主张将变法实权给予新擢小臣与才俊志士，这当然是指那些追求变法的汉人如谭嗣同、梁启超之流。康有为大概是效王安石故智，以祠禄奉养反对新法的大臣，另外进用赞成新法的新人。但宋神宗是拥有全权的皇帝，当时反新法的人既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特殊统治集团，更不是宋王朝的唯一权力基矗，宋神宗不过是在两派士大夫之间作出了选择而已。现在康有为以此期之於毫无实权的光绪帝，他的希望早已注定是必将落空的。

满族亲贵作为一个特殊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本能地懂得权力的无上重要性，他们是不可能被个别击破的。前引御史文悌曾以保中国不保大清责康有为，他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言论决不仅仅代表个人而应看作是一族专政的共同意识。所以在政变以后他得到慈禧的特别赏识。

现在让我们再谈一谈光绪帝及其与慈禧的个人关玒。他是咸丰的子，入继大统时不过三岁，慈禧特别选中他当然是为了便於自己长期垂帘听政的缘故。入宫以后他是在慈禧的积威之下成长起来的，据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口么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梁启超所引的这一段资料是否可靠不敢断定。但据另一宫廷唐冠卿述他亲见光绪选后事可与此相印证。光绪十三年（1887），慈禧为帝选后，本属意她的女那拉氏（即隆裕后） ，所以与选五人将那拉氏排在第一位。慈禧手指诸女对光绪说：皇帝谁堪中袮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光绪说
此大事当由皇爸爸（指慈禧）主之，子臣不能自主。但慈禧故示大方，坚持要光绪自袮，也许是要测验他是不是能先意承志吧。等到光绪快要将玉如意授给另一人时，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女焉。

另有孟森〈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一文描写1903年，光绪在火车上侍慈禧进膳的情形抄摘如下：太后在车中停车进膳，皇上同桌侍食於下，后妃立侍於后。…太后下箸皇上亦下箸…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机械之相应想宫中无日不然难乎其为日用饮食矣。这是当时目击者的证言绝对可信。

合以上几条，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光绪个人的意志早已为慈禧的积威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深刻的畏惧已使他处处不敢违背慈禧的意旨。但是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在这种积威下长大的人，明处不敢反抗，潜意识终不免要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寻找反抗的出口，变法便恰好为光绪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光绪变法还有其他光明的动机，例如他不愿做崇祯皇帝那样的亡国之君和他不愿看到中国长期受外国势力的欺压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戊戌时27岁）是很容易为理想主义所激动的。我只是要指出，以光绪对慈禧的畏惧，最后居然敢在关系一族专政这样重大问题上背叛皇太后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不惜舍身一试，这就使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他那长期被压抑的反抗意识了。

但是他的反抗隐约地存在於潜意识之中是不能直接躬露面的，只有在关於变法的公共问题上他才敢站在和慈禧相反的立場，因为这是化私为公的间接反抗，不是个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一落到个人的层面，在慈禧的积威前面，在满洲皇室的家法或族纪高压之下，他仍然只能说：子臣不能自主。何况他即使具有与慈禧相同的坚强性格和意志（关於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判断）也於事无济，因为他在满洲统治集团之内已完全陷於孤立。当时国家机器仍然操纵在满洲权贵之手，汉人变法派的拥护和一般社会舆论的同情都对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向发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慈禧则是掌握著这个巨大机器的总工程师。据光绪在戊戌旧历七月二十八日交杨锐带出的朱笔密谕说他主张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试想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须乞援於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全面政治改革？他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份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此所以戊戌变法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的喜剧色彩的悲剧。

结语

以上是我关於戊戌变法二、三关键问题的解读。我虽然偶而参照现代的改革经验，但主旨仅在了解戊戌变法为甚么终於失败，对於现代的改革本文则无所论断。这不是一篇有系统的史学论文，其中更不存在任何新奇的创见。充其量我不过是用今天的语言重述百年前几个片断的史实而已。外在普罗专政或一族专政虽近於杜撰，所指涉的事实则早已是当时排满的学人所揭破了的。让我引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我的论点：「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夫所谓圣明之主者（按∶此指光绪帝）亦非远於人情者也。…藉日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步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察。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细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章太炎在此已将一族专政的情势及戊戌变法必然失败的关键分析得十分透彻，本文不过是对太炎的话作了一番现代诠释而已。

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的两三天，王国维写信给友人说：「今日出，聞吾邑士人論時事者蔽罪亡人不遺餘力，實堪氣殺。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並仇視醫者，慾不死得乎？」这是说在变法失败之后，浙江知识份子立刻痛骂康有为和梁启超。王国维在当时也是热心支持政治改革的人，虽然他并不赞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所持以变法的哲学与思想。所以他听到许多人一夜之间态度剧变，视康、梁为罪魁祸首，深感气愤难平。中国所谓人心、所谓舆论往往随形势而转，其不可恃如此。三百年前明遗民反抗满清政权失败之后，人心也很快地便归顺新朝了。故黄宗羲慨叹道：「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三百年后，戊戌变法失败，我们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的重演。今天上距戊戌又已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心似乎依然如故。我写此文既竟忍不住要套用陈寅恪的语调说：「呜呼！通识古今世变之君子傥亦有所感悟欤」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2月号，页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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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天下”与“族天下”之辨——评余英时前辈《戊戌政变今读》
轉载自：http://www.peacehall.com/forum/200811/ludi/1222.shtml

近读余英时前辈的《戊戌政变今读》一文，受益良多，然对主要论点不敢苟同。。

如我理解不错，该文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是满清王朝的特殊性使然。清廷实行的是“外在普罗（external proletariats）的专政”，“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于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洲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这种“族天下”不可能发生在汉人皇朝中，却与今日的“党天下”类似，显示了所谓“历史演变的异代同型”。

余先生此论，钱穆先生早就说过了，只是他用的术语是“部族专制”而非“外在普罗专政”：

“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后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不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支持。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去。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钱穆：《清代政治浅析》）。

这就是说，在“部族专政”之下，没有改良可能，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革命。

可惜这与事实不符。

如所周知，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改革并未失败。清廷后来推行的新政，无论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中国社会的转型基本上是在这短短的十年功夫完成的。如此大幅度的全面的社会改造堪称空前绝后。民初不过是萧规曹随，把晚清奠定的政治格局沿袭下来罢了，并未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后来孙中山、蒋介石辈更实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民国改为党国，首创“党天下”，逆转了已有的良性改造。毛共上台更造成社会全面倒退，使得中国彻底丧失根本性改革的可能。

因此，与故钱大师的说法相反，革命非但没有达到改良的目的，反倒腰斩了本来前途无量的改革。

愚以为，此说之所以完全无法解释历史，是因为论者有“刻舟求剑”与“倒放电影”之嫌。所谓“刻舟求剑”，是指将清初与清末的政治格局混为一谈；所谓“倒放电影 ”，则是用后世的“党天下”去类比完全不同的“族天下”。前一个错误其实是从后一个衍生而来的。若能辨明“党天下”与“族天下”之别，即可看出晚清与清初政局的显著差别从何而来。

“党天下”与“族天下”的第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有无外在标志（apparent mark）。广义说来，这就是种族政权与共党所谓“阶级独裁”的区别。凡是种族政权，都有无法改变的明显外在标志。例如在前南非，生为黑人即不可能变为白人，从而获得与白人同等的政治权利。旗人与汉人之间也有着无法改变的外在标记——是否关外移民后代。凡是自东北入关者的子孙，不管实际上是哪一族，都是“ 旗人”，都是 “长征老干部”，都是“自己人”，都是政权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凡是关内的人，不管实际上是哪一族，都是必须时刻警惕的“汉人”。

这个特征确定了“部族政权”的封闭性（exclusiveness），由此又决定了它易遭攻击的先天缺陷（vulnerability）以及人才库（elite pool）的有限容量，最终决定了它难乎为继，必然要被汉族稀释，最后变成空头政权，而这就是从清初到晚清发生的实际演变。

这发生机制显而易见：因为满汉有明显的区分标志，所以，满人若想全面把持政权，就必然要招来绝大多数国民的反感，要如元人一般，绝无可能长治久安。满人正是吸取了元人的教训，在入关之初便标榜“满汉并重，不稍偏视”，朝廷官吏满汉各占一半，只敢偷偷摸摸搞实质上的以寡御众，绝不敢彰明较著地宣布“党领导一切 ”。在基层更是只能依靠汉族士绅集团维持统治，这点马士早就指出过了：

“十七世纪勃兴的清朝皇朝，主要是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的；但即使在他们赖以完成征服事业的军队里，由汉人组成的队伍，同那由常胜的满人弓箭手所组成的队伍，在数量上也是相等的，只不过汉人的队伍是由满洲军官统率并且受着满洲军队的督策。在民政方面，清朝皇帝和他的满洲大臣们也深知他们的本族人民，既然没有文化，一向又没有统治本领的训练，要他们来筹设一个本身能够站得住的行政体系，是不能胜任的；所以在一开始，在标志着他们军事进展的兵火余烬还没有冷熄之前，就不但承袭了前朝所使用的制度和方法，而且笼络了中国臣民中的士大夫阶级来和他们一同进行行政工作；至于一般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却仍旧保持不变。清廷在若干军略要点上都驻防了军队来保持他们的征服事业，在中央政府又保留若干官职专门位置满洲的贵族和领袖人物，并且还设置了若干‘聚敛’的官职以便搜刮各省的财富，宫廷、满洲贵族以及在北京和其他各地的满洲驻防军就都靠那从各省征到的貢赋来维持。除此之外，国家的行政权落在中国人手里的就比较在征服者手里的要多，并且文官一向是‘选贤任能’的。统治势力对于他们的本族人必然要加以偏袒，在选官授职的时候，满洲人多少总有一些优先权，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从这部历史所记载的最初时代起，即自一八三四年以来，就可以看到许多奉派去约束外国人的高级官吏都是满族人；但是由于满洲人在思想上和教养上已经越来与同化于中国人，这种任用官职的偏袒现在已较过去少见了，并且近年以来，各省膺受钦命的满洲人所占比例，一般都没有超过五分之一，就是许多因近代情势需要而增设的额外重要官制，也很少由满洲人担任。”（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3-4页）。

马士准确地观察到了这个“部族政权”被汉人大量稀释的过程。它主要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清初所有高级将领，除了岳钟琪一人外，全都是旗人（“入满洲抬旗”的安徽人年羹尧不计）。但到了慈禧当国、恭亲王“议政”后，政局就完全改观了：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统领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官员悉归节制；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此外还任命了大量汉人作各省的布政使。南中国各省军政大权悉入汉人特别是湘人之手。同治二年，全国总督共八人，湘军将领任总督者三人；全国巡抚十五缺，湘军将领得任其七，“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若当时汉人联合起来发动“种族革命”，则清政权早就给推翻了，也用不着等到辛亥。

之所以发生这个变化，原因很简单：“族天下”不是“党天下”，它具有地域赋予的封闭性，族人的总数限制了它的人才库。当清廷处于危急存亡之秋，靠本族人才再也无法应付，便不能不开放官僚机器，从汉族人才库中大量汲取才俊来救命。这头乃是肃顺开的，他的名言是：

“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恇知要钱耳。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枝笔厉害得很！”（《清朝野史大观》卷七，47-48页）

这虽然是野史记载，但确实符合肃顺的施政方针。正是他打破了咸丰对汉人特别是对曾国藩的猜忌，说服了咸丰以曾国藩督两江；也是他救了左宗棠之命，使其得以脱颖而出（薛福成：《庸盦笔记》，14-15页）。慈禧虽然是肃顺的政敌，在重用汉人的政策上却与他毫无分歧，这才造就了“同光中兴”。

汉人占据要津，大量稀释“部落政权”的趋势，越到后来越甚。到了辛亥前夕，所谓“部族政权”基本只剩下帝室，不但军政大权基本由汉人掌控，就连财权也被汉人为主的资政院控制了，1911年的国家预算就是资政院审核通过的，与西方民主国家并无两样。这不可阻挡的趋势触发了载沣的恐惧心理，他抛出个所谓“皇族内阁”来试图补救，然而那内阁从来也就没能掌握实际权力，其唯一功能就是为排满分子提供借口。未几资政院就颠覆了它，选出了袁世凯为总理的责任内阁。资政院更废除了政府禁令，开放了党禁，通过了中国唯一可行的第一部民主宪法《十九信条》，这些都是在“党天下”根本不敢梦想的。

一言以蔽之，辛亥前的中国在实质上已经成了汉族政权，所谓“排满革命”只不过赶走了一个鞑子皇帝。如果真是从中央到地方政权都牢牢控制在满人手中，革命哪能那么容易成功？有限的几个战役都是汉人与汉人打的，哪有满人什么事？整个北洋六镇都是汉人领导指挥的武装，这算是什么“族天下”？

实际上，满人在辛亥中扮演的角色，不是拼命捍卫“族天下”的困兽，而是延颈以待屠宰的羔羊。据李提摩太说：

“1911 年10月11日，革命先在武昌爆发，随后蔓延到其它政治中心。满族官员端方，刚被任命为四川总督，被残酷地杀死。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15，000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被屠杀。在太原府，满族人居住的满城的大门洞开，以为那些想逃跑的人提供方便。在福州、杭州、南京还有其他一些城市，都有很多满族人被屠杀。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中国的上空都飘上了共和的旗帜。”（李提摩太：《亲历晚清45年》）

其实早在发匪暴乱时，满人便已落魄至此可怜地步了。马士认为，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彻底摧毁了旗军，“从那个时候以后，他们就再不成为一个战斗力量，只是听说他们被太平军从躲藏的地方搜索出来并加以屠杀”（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25页）。我并不同意马士的解释，认为八旗丧失战斗力主要是被汉人烂污生活方式腐蚀的结果，但他观察到的现象确实是事实。连军队那最重要的专政工具都没有，谈何“部族专政”？

遗憾的是，钱先生无视后来发生的重大变化，用清初的情势来论证“部族专制”，并进一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犯了有倾向地选择史料的错误，不足为法。余先生墨守师说，未能细察，良足惋惜。

熟知“党天下”的大陆人应该不至于犯此错误，毛共实行反动的“阶级路线”时倒确实有点像“族天下”，但现代中共并无此类自限性外在门槛。因此，它和满清不同，可以公开搞“四个坚持”，并不会因此招来大众不满，用不着装模作样地搞“满汉平分秋色”的联合政府，官员清一色是党员。更重要的是，它能放手将才俊吸纳入既得利益集团中，pre-empt了潜在的反叛精英 。这就一石二鸟，同时取消了改良与革命的可能，于是国家就只会一天天烂下去。

“ 党天下”与“族天下”的第二个重大区别，是前者组成了一张无所不在的网络。它自上而下，从宏观到微观，延伸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了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而“族天下”只是点“漂汤油”。旗人入关后因为人数太少，始终生活在“变天”的巨大恐惧中，因此历来实行与汉族的种族隔离，集中居住在比较安全的“满城”或“旗营”中，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皇室可以藉以提纲挈领地操控全民的组织网络，实质上是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寄居蟹”，哪像我党的支部建在全国每个工厂车间、农村乡镇、军队的连队上，构成了全社会唯一的神经网络，操控了每个社会细胞？

在这点上，国民党的“党天下”倒还有三分像满清式的“族天下”。两者都缺乏草根性，因而也就缺乏对全民的如臂使手般的如意操控。货真价实的“党天下”是苏联老大哥发明的，历史上并无先例。国民党历史包袱太重，没学到家，所以其组织虽然远比满清“族天下”严密有效，与共产党相比仍有天壤之别。正因为此，以后辈愚见，共党只可能因内讧垮台，绝无可能以暴力革命推翻之。

“党天下”与“族天下”的第三个重大区别，乃是后者经过孔教彻底改造，因此君王享有绝对权威。皇帝既是神圣的天子，又是族长，族人只能绝对臣服。无论皇帝怎么胡来，族人都毫无办法。例如慈禧尊重现实，把东南半壁河山全部委托汉人掌管，在当时也曾引起满族亲贵的极大惊恐，纷纷上奏提醒慈禧提防曾国藩，建议裁其军而削其权，但慈禧并没有听从，他们也无可奈何。又如慈禧后来被载泽说服，毅然推行新政，预备行宪，同样有满族亲贵反对，但改革照样推行不误。

相比之下，党皇就根本没有这种宗教式权威，绝无可能一意孤行推行触犯官僚集团利益的改革。哪怕是毛泽东那样权势熏天的创业之主，也斗不过官僚集团。他尸骨未寒，官僚集团就发动政变，全面废除了他一系列反动的社会改革措施，甚至把他的爱妻和侄子以及所有亲信全部抓起来。这种事在传统社会根本就无法想象。

传统皇帝与党皇的另一个区别是，传统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可以发动损害后者但有益于自己的改革，这点载泽早就向慈禧说清楚了：

“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以荧惑圣听者。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比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扰于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自之私利而已。”

“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74页）。”

慈禧之所以最终同意立宪，正是因为她终于明白了其中关窍。

这种好事在党天下就再也没有了，盖党皇乃是全靠官僚集团拥戴的利益总代表，既无心发动损害官僚集团利益的改革，也不具备足够权威去一意孤行。这结果就是党天下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只会满足“黄宗羲定律”，具有秦晖教授所说的“尺蠖效应”。

因此，钱先生完全说反了，所谓“族天下”，恰恰具有主动推行实质性政治经济改革可能，而革命造出来的“党天下”则消除了这种可能。

以上所说，当然不是想否认满清因入主具有庞大人口的中原造成的不安全感，而这种恐惧确实起到了多次阻碍满清改革的作用。据李提摩太披露，俄国公使曾问恭亲王奕是否看过李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恭亲王答曰，他读过那书，对中国来说那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公使竟说，他觉得恭亲王没有抓住该书的实质，“它宣传以民主对抗权威。如果书中那些观点在中国被广泛接受，那么4万万中国人就会通过投票对600万满洲人取得压倒性胜利。你们就只好回老家了”（李提摩太：《亲历晚清45年》）。

因此，恭亲王反对戊戌变法的谣传即使是真，我看那也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他厌憎翁同龢的人品（翁确实不是什么好鸟，没法不让人讨厌）；二是他听进去了俄国公使不怀好意的挑拨，对彻底西化产生了戒心。而慈禧之所以先同意光绪变法，后又变卦，我看原因不外以下几条：

1）废除科举、改革官制、裁撤冗缺的大手术，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鼓噪，特别是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让慈禧觉得光绪浮躁轻进，势必引起政局动荡，不能不出手制止。此前她就注销过同治罢免恭亲王和其他军机大臣的上谕。不过同治既是她亲子，又不是她一手立起来的，自然处理分寸也就不同。

2）恭亲王临死遗言说翁同龢是小人，不可信任，而翁又成了变法中枢人物。这大概就是她罢免翁的直接原因。

3）康有为小人得志，器浅易盈，过份张狂，开罪了大批大佬特别是慈禧深为仰重的荣禄，又一心想贪天功为己有，一手包办改革，把重臣一概屏诸门外，实行“关门主义”，使得改革成了马士说的“倒置的金字塔”。

4）康提出的聘请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作改革顾问、开懋勤殿等主张，不但引起死硬派的强烈反弹，也触发了慈禧内心深处对满人亡国、“匹马不得出关”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在我看来，这些就是她决定“恢复训政”的基本原因。在她三度垂帘后，康有为发动兵变杀害她的密谋被袁世凯举发，使得她极度愤怒，不但因此处死了所谓六君子，还囚禁了皇帝。此后她完全由感情支配，彻底倒向保守派，甚至为废帝纵容拳匪祸国，引来八国联军入侵，几乎亡国之余才痛定思痛，最终同意实行远比戊戌变法更彻底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

总而言之，我觉得法国历史学家高第的论述最中肯：

“维新派的最大错误就是要在太短的一个时期内使中国全然改观，要同时把所有的政府机构都抓在手里，要一举而肃清所有的弊端。……在日本，虽然有封建制度需要打破，但是没有若干世纪的传统要推翻。”（高第：《中国与列强关系史》，413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三，164页）。

戊戌变法与晚清新政不同的结局，证明了激进与稳健确实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同样是废除科举，在光绪操作下与在老袁操作下的反应就完全不同。

“ 族天下”的悲剧还不止此。中国历史上唯一愿意实行还政于民的政权，恰好是一个所谓“部族政权”，此乃中华民族的大不幸。它成了皇室和满族亲贵的心病，而这心病又不断被革命乱党刺激起来，形成恶性互动，导致皇室亲贵出于恐惧而对改革三心两意，甚至想开倒车，所谓“皇族内阁”出台就是这种恶性互动的结果。

更致命的是，它为日本人欺骗玩弄中国“精英”（等于或小于“知青”），唆使支持孙黄等革命乱党进行所谓“排满革命”提供了绝佳借口。孙文所谓“驱逐鞑虏”其实来自于日本人发动甲午战争的号召。中国“精英”们天生就是让异族愚弄利用的祸国炮灰，先让日本人牵着鼻子“排满”，后让俄国人牵着鼻子“反帝”。所以，为全民面子计，这“排满革命”的蠢事最好还是别当成光荣事迹。限于篇幅，我只能在此略提一下，以后再专文介绍中国人民被日、俄帝国主义尽情玩弄的百年史。

最后想指出，余前辈使用的梁启超对戊戌政变的介绍很靠不住。近年研究已经表明，所谓慈禧欲借天津阅兵之际废黜或甚至杀害光绪，乃是康梁的弥天大谎；余先生引用的所谓“朱笔密谕”更是康氏的无耻捏造。袁世凯在《戊戌日记》里讲的基本是真话，梁启超已经在袁回乡“养足疾”时给乃师的密函中交代了：

“ 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盖投鼠忌器，今两宫皆殂，前事非复嗣统者所忍言，非伤德宗，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写信入都，皆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贼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则可以开脱孝钦，而事易办。师为何如？望此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为叩！”（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台北版，860-861页。转引自杨天石：《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载《寻求历史的谜底》，46页），

这通密扎坦承了梁启超篡改乃师《上摄政王书》的考虑。由此可知，康氏在得知袁世凯被黜后，以为可以乘机落井下石，向摄政王举报袁当初曾向慈禧举报康梁“围园杀后”密谋。梁启超却知道摄政王决不能接受“光绪弑母”这种不可思议的大罪，因此劝告乃师“必当隐讳”他们的“戊戌密谋”， “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袁）贼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则可以开脱孝钦（慈禧），而事易办”，他还要康氏以后和他保持统一口径，“以免异同”。据此，梁氏写的一切有关戊戌政变的文字，都蒙上了“隐讳”反诬之嫌，起码不足以据之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