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铅”背后的选择

來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黄小伟 2009-09-01

环境污染事件正日益困扰中国公众的生活，并由此带来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也考验着中国地方官员的神经。最近最典型的莫过相继发生于陕西凤翔和湖南武冈的“血铅事件”。这两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相对陌生的地方，均有千人左右被检出“血铅”超标，绝大部分是孩子，其中一部分人因为血铅含量大大超过标准，被认定为重度铅中毒。

血铅超标对孩子的发育将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目前两个地方具体有多少人血铅超标，官方尚未有确切数字。因为接受身体检测的仅仅是14岁以下的孩子，14岁以上以及成人尚未被纳入检测范围。

湖南武冈“血铅事件”初步调查的原因是当地一家锰加工厂未经环保评估，违法生产所致。而凤翔的原因与之类似，陕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东岭集团在当地的金属铅锌冶炼和焦化项目是灾难制造者。

这仅仅是中国众多环境污染事件中的两例，从早些时候的松花江水污染、太湖蓝藻大爆发，到盐城断水事件、吉林市化工污染事件等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当前中国已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

“血铅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的产业发展方向之争。事实证明，环境污染与中国各地重化工业的迅猛发展不无关系。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继续选择未来经济增长以重化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特征，那么环境污染事件必将日益加剧。而选择产业结构转型，对于那些财政刚刚有所转机的的地方政府来说，又将是一个无比艰难的抉择。

一

中国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2004年末学界有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反双方的代表是吴敬琏和厉以宁。吴认为，“重型化”的快跑将使中国遭遇能源危机，中国应该通过技术创新等科学手段，走高附加值产业的道路。而厉认为，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绕开重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新技术阶段，动机虽好，但不切合中国国情。

这场大争论后来又有樊纲、林毅夫等数位学者加入，但是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值得注意的是，在赞同选择重化工业的阵营中，有很大部分是中国的地方官员。如时任内蒙古自主区主席的杨晶就明确表示，“重化工业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对地方经济发展带动力非常强。做强做大重化工业，是内蒙古在全国产业分工中争取有利位置的机会”。甚至以轻工业立身温州，也在在2005年年初通过了《温州市石油化工产业发展及总体布局规划》，提出建设“石化基地”的方案，试图使石化产业成为温州“重型化”的支柱产业。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重化工业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地方官员的口中，而且实实在在的出现各地的经济发展规划中。各省市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型的愿望和趋势，甚至像经营IT产业最成功的深圳，以及中小企业非常发达的浙江这样的省市也准备转向重型工业发展。中国社科院2005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显示，从1998年以来，重化工相关产业以年均18.5%的速度增长。与2005年相比，2008年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由47.7%上升到48.6%。从工业内部结构看，高耗能工业的增速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高技术产业的比重还下降了2.1个百分点。

就连中国新近批准的国家级经济区，也宣布将重化工业作为重中之重。在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里，石化、林浆纸等重化工业是主导产业之一。2008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由武钢和柳钢合力推进的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这个“西部大开发最大钢铁项目”三期项目完成后，累计投资将达到2049亿元。而在被孙中山誉为“南方第一大港”的钦州港，中石油打造的千万吨炼油项目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建设。此外，还有1000万亩速生林支撑的芬兰斯道拉恩索、印尼金光集团两大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等“一千万”项目和“一千亿”项目在建。

而辽宁沿海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江苏沿海经济区等，这些经济区的发展规划中，重化工业是耳熟能详的关键词。即使是广东这样的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大省，也试图借助“腾笼换鸟”政策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入重化工业的这只“大鸟”。

二

重化工业的拥趸者都会提到霍夫曼定理。霍夫曼在1931年通过对20个国家的工业内部结构演变规律进行经验研究，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在工业化进程中，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是不断下降的，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后期，资本品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显著上升，这个预言又被后人演绎为重化工业阶段。而中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5000美元的快速工业化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这个阶段重工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重型化程度加强，并以此推断重化工业是绕不过去的“坎”。

而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在其任内GDP高增速无疑是其最好的政绩体现，重化工业显然是有效的实现途径。这种诉求表现在招商引资方面，对外来资金不仅不严格把关，反而一概以优惠政策吸引投资。目前在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化工沿江布局、甚至在环境敏感区分布的现象。

重化工业又天然要求其项目布局靠近沿海和沿江地带，因为便利的运输条件和水资源是重化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种布局使得重化工业的“恶”得以大面积的释放——那些建在大江大河附近的企业一个出事就有可能是一条河流的灾难。太湖蓝藻大爆发、松花江水污染、广东北江镉污染事件等等，都是因为重化工企业的无限制排放或者发生突发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

而且中国目前的项目审批体制很不利于对重化工业布局的控制。在此之前，中国缺少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具体法律条文，尽管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对规划环评做了规定，但其法律条文均未细化，极易造成规划环评成了走过场的一种形式。另外GDP的考核体制下，地方官员是支持上重化工项目的，很多类似的项目都是“先上车再买票”甚至“上车后也不买票”，这样“生态灾难”的隐患就由此埋下。

如“血铅事件”发生前的7月29日，宝鸡市市长戴征社在长青工业园区视察时，则“代表市政府感谢东岭公司对全市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而在武冈，当地的环保部门根本就没有检测铅超标的仪器。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引起公众担忧。比如有人担心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会成为 “一个重化工业北部湾的兴起和一个环境北部湾的迷失”。此前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污染相对较轻，北部湾近岸大部分海域保持了一类水质，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洁海”。污染带来的汹涌民意也让中央政府的政策有所改变。

相对于地方政府争抢重化工项目的招商举措，中央政府开始约束重化工业带来的污染和高能耗。中共“十六大”就对新型工业化的解释是：“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刚刚出台并于10月1实施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是中国首次出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全局性的考虑环保问题和解决的途径。这意味着以后地方政府的规划必须经过环境风险评价才能得以审批，而且还要召开公众听证会。

三

正如中国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所言：规划环评所注重的长期利益、全局利益，与“重审批轻规划”的部门利益和“短平快出业绩”的地方利益相冲突。对于地方政府而言，GDP的增长和财政的富足是其当下追求的目标，只要目标不变，重化工业就是最好的实现工具，尤其在当下经济不景气，外贸出口疲软的背景下。

相对于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西部不发达地区更需要重化工业的支撑。“血铅事件”的发生地之一的陕西凤翔县，本来是一个农业大县，以泥塑而出名，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是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当地的一位官员说，凤翔经济的快速与凤翔快速工业化、抓大企业是招商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东岭集团在当地的金属铅锌冶炼和焦化项目就是这样的大企业，据新华社报道，2008年，这家冶炼企业共上交税收1.23亿元，其中为地方财政收入贡献2400万元，约占凤翔县地方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1995年之前，“血铅事件“的发生地长青镇是县上最穷的镇。当宝鸡市第二电厂和东岭集团冶炼公司两家企业进驻后，这几年长青镇成了全县最富的镇。

在湖南武冈，和凤翔没什么区别，当地的重化工业每个镇都能找到好几家，虽然当初遭受到当地村民的极力反对，但工厂高高的烟囱还是在政府的支持下，被强行地竖了起来。

据笔者对近十年各地发生“血铅事件”的不完全统计，“血铅”的走向是从东部沿海逐步蔓延到西部地区，比如早些时候的浙江、广东贵屿等地因为重金属冶炼造地当地人血铅超标，而现在，“血铅事件”多发于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想要又好又快地发展，简直是不可能的。”凤翔的一位官员说，先进的、无污染的企业是不会到西部来的。西部要吃饭、要发展，但是又没有办法吸引高科技，只好冒着风险发展从东部转移过来的重化工和重污染企业，这是西部发展中的一个矛盾。

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无疑今后将会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困扰中国的民众。即使在凤翔，虽然造成“血铅事件”的企业已经被关闭，但当地的经济发展规划是，2009年，凤翔将全力突破五大项目：总投资64亿元的甲醇、总投资46亿元的国电宝二电二期扩建、总投资30亿元的东岭30万吨焦炭、总投资22.6亿元的西凤酒扩建技改、总投资15亿元的冀东水泥。

在另一个地方武冈，当地官员对于“血铅事件”的教训总结是，中国正处于发展时期，多少都会出现点问题，这是阶段性产物，任何地方都会存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