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左勿右”宝刀未老

來源：《BBC中文網》中国人谈中国
作者：任海勇 / 中國上海

近日，我聽到的幾則新聞，讓我的心情很壓抑。

一則新聞，是說著名導演賈樟柯本來決定參賽澳大利亞電影節的，由於該電影節要放一部有關熱比婭的片子，他就退出了電影節；第二則新聞也和熱比婭有關，說在國內的熱比婭的兒女和弟弟，公開譴責熱比婭的行為；第三則新聞看似和這兩條新聞關係不大，說的是廣東海事局監督官楊慶文，40歲的時候殉職了，他的妻子陳朝華說：「丈夫有很多未了的心願，最沉甸甸的就是成為一名共產黨員」。雖然我這裏只說到了這三條新聞，但是，類似這樣的新聞，我可以舉出許多許多來。

新中國已經走過60年了，以1978年為界，前後都大約是30年的時間；這期間，中國老百姓都能明顯感到「一黨兩制」現象的存在，前一制是火藥味兒十足的政治掛帥時期，後一制則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務實的新時期。

可是，不知道有關宣傳部門對國家發展方向的把握存在著膚淺而幼稚的認識呢，還是他們覺得寧左勿右的寶刀還未老。總之，他們在求穩心態驅使下，60年間一味地在高唱左調。結果，讓老百姓感到，天空中總有大團讓人壓抑的政治濃雲固執地飄蕩著，久久不肯散去。

我非常不理解，作為電影人的賈樟柯，為何要退出澳大利亞電影節？每個國家都有它的主導思想和意識形態，也都有對在世界範圍內發生的政治事件，獨特的認識和理解；就像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敵視朝鮮，我們卻更看重用鮮血和生命凝結成的中朝友誼的道理一樣。我認為，對於政治觀點，重要的是我們要堅持什麼，而不是別人說什麼和做什麼。

我們一方面在政治上顯得很高傲，覺得我們的一切都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另一方面，我們又在政治上顯得很自卑，對於很多早有定論的事情，我們還要反反覆複地讓外國人承認，比如台灣問題和西藏問題等等。我覺得政治上的兩極都是不自信的表現。

任何一個國家和任何一個政黨，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否則得話，這個國家和這個黨的發展餘地在哪兒呢？既然一切都已經很好了，還怎麼做得更好呢？另外，有關台灣是中國區域的論斷，完全沒有必要反覆讓外國人來確認。

任何國家的任何人對我們國家主權的事情說了什麼，我們都不應該有任何的得意或是氣憤。就像手和腳本身就長在我的身上一樣，我們並不需要別人說那是我的手和腳，我才意識到就是如此的道理一樣；本該如此的，不需要任何外在因素的確認。

明白了這個道理，就會更客觀地來看待賈樟柯的罷影事件。任何分裂祖國的行為，中國政府和中國百姓都不可能坐視；這和電影人是不是參加國際電影節沒有太多的關係。

澳大利亞電影節是世界上非常著名、非常有影響的一個電影節；作為一名導演，片子能夠入圍競賽單元，就可能在國際影壇爭取到更大的榮譽，這是許多電影導演夢寐以求的事情，而退出電影節，將會為自己的作品失去一個非常難得的國際展示的機會。

另一方面，退出或是不退出，對熱比婭的行為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政治問題，是不是更多地留給政治家們去解決？電影人更重要的關注，是不是應該是電影作品本身？

我們的電影人，不是對政治關注的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我們太多的電影人，比如著名導演謝晉，就是因為這一生太多地關注了政治，才使得他的每部作品都成了一個政治符號，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等等；喧賓奪主的結果，使謝晉作品的藝術性和人文性大大地降低了，以至於他走後，我們遺憾地看到：他一生執導，卻沒有留下一部經典的藝術影片。

我希望賈樟柯或是別的電影人明白：中國的藝術作品在國際上的地位還不高，我們每個中國人還是力所能及地做一些自己更擅長、也能做得更好的事情吧。

拿熱比婭的親屬來說事的宣傳，讓我似曾相識。我很早就聽我父親說過，在1960年代末的一天，我們廠又揪斗由於出身不好而被認為政治上有污點的廠醫—錢醫生了，批斗大會進行的中間，在廠裏的職工們山呼海嘯般的打倒聲中，她那還在上初中的女兒，也就是我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的我可愛可親的小學班主任錢老師，衝上台去，搧了父親兩記耳光。然後，她指著父親咬牙切齒地說：「你不是我的父親！」多麼熟悉的聲音呀！

我們國家的極左表現之一，就是親情政治化；其中最經典的語言，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張嘴就能來：在世界上只有兩家，那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在這荒誕而冷酷的思想導向下，十年內亂時期，很多家庭眾叛親離，甚至是自相殘殺。

我不認為一個人犯了罪，他的全家人，包括他最親的愛人和孩子，需要立場鮮明地站出來表示反對；我們的法律評判和處罰，也不需要犯罪者家屬的配合。另一方面，任何罪人也都是人，也都需要也必然會有親情的一面，有沒有必要把罪犯的親情撕碎了、打破了，以示對罪犯的極度懲罰呢？人性和人情的東西，和政治並沒有必然的聯係；民主社會的特點之一，是給罪犯應有的人性空間。

我在新聞裏聽到的那位英年早逝的專家讓人感到很惋惜；可是，他去世後，他妻子說的話讓我十分驚訝！逝者最牽掛什麼？一個40歲的男人，作為一個中年妻子深感驕傲的丈夫，作為一個未成年孩子深深眷戀的父親，作為耄耋老人的出息兒子，他的去世，讓妻子面臨中年喪夫，讓孩子面臨未成年喪父，讓父母面臨老年喪子，這將會給全家人帶來多麼沉重的打擊和多麼深重的悲傷呀！

如果楊慶文生前有知即將離世，他最牽掛的事情，決不可能是入黨；因為入黨對他走後全家人的生活，並沒有太大的影響。他更多地會牽掛還沒有成年的孩子，脆弱的心該如何承受失父之痛；牽掛年邁的父母，該怎樣經受這沉重的親情打擊；牽掛才到中年的妻子，如何形單影隻地走過漫漫人生路。這才是一個中年男人、一個父親和丈夫最會考慮到的事情。

寫這樣報導的人，可能會覺得把楊慶文拔得很高，就會很感人吧；然而，作者自己是不是相信，一個正常的人，會認為入黨比親情更重要嗎？他是一個政治標本還是一個鮮活的人呢？

有關部門不知道是否知道，老百姓現在對官方的政治宣傳有多麼地恐懼和反感！原因很簡單：假大空的東西說得太多了，離人們的實際想法太遠了，時間久了，每個人都會有所體驗、有所感悟的；老是編出那些為了完成政治任務而製作的典型事件，編者自己不可能相信，別人看了也不可能感動，到頭來，只有一個結果，那就是老百姓對官方的政治宣傳越來越冷漠、越來越懷疑。狼來了喊得多了，狼卻沒有來，人們也就不再相信喊的人的話了；狼真正來了，又該怎麼讓人相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