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對西藏地理的考察與記載

Google搜尋姚瑩的《康輶紀行》時，覓得此文，刊出分享！

註：
姚瑩（1785年－1853年）字石甫，一字明叔，號展和，晚號幸翁，中國安徽桐城人，清朝進士，官員，曾任台灣最高軍政首長台灣道，湖南按察使等官。他是鴉片戰爭中，少數打敗英國軍隊的清朝領將，與焚燒鴉片的名臣林則徐同為主戰派，後清朝廷主和派得勢，姚因斬殺英俘獲罪遭貶。

《康輶紀行》為姚瑩貶官四川後，為解決藏僧糾紛，二次奉使乍雅途中的札記彙編而成，以全面介绍藏族考及藏外印度、尼泊尔以及英、俄等国情况为基本内容，对西南地区边疆形势进行了考察，揭露了英、俄等国对西南边疆地区的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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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新聞網　　 作者﹕孫冬虎

清代對西藏地理的考察與記載﹐是國人認識邊疆狀況﹑實施行政管理﹑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重要基礎工作。本文將初步分析清代在西藏地圖測繪﹑野外考察和文獻記載三方面的學術實踐過程及其主要成就。

康熙年間全國範圍的經緯度測量雖未顧及西藏﹐但在多次派兵進藏時也曾注意測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佔巴﹑理藩院主事勝住等測繪西藏輿圖﹐從而發現並命名了世界最高峰─一珠穆朗瑪峰﹐繪入《皇輿全覽圖》後填補了西藏地圖的空缺﹐比英屬印度測量珠峰高度並擅自命名要早135至138年﹐這是地理髮現史與測繪史上的重大事件。乾隆時代以後﹐地圖測繪事業漸顯停滯之勢。西藏地圖數量缺乏且以山水畫形式居多﹐坊間地圖甚至不重視比例尺﹐製作水平大為衰退。

西藏地勢高峻﹑地形複雜﹑氣候寒冷的自然特點﹐決定了進藏路線和藏區交通線的極端重要性﹐對於從內地進藏從事行政管理或執行軍事任務的人員尤其是這樣。探索和記載西藏的交通站程﹐幾乎是所有涉及西藏地理的文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康熙年間﹐焦應旂《藏程紀略》記載了自西寧入藏的路線和沿途見聞﹐杜昌丁《藏行紀程》記載了自雲南入藏的道路。雍正時期王我師《藏爐總記》﹐則分別敘述了從四川﹑青海﹑雲南入藏的交通路線﹐奠定了全面記載進藏道路的文獻基礎。後來的進藏者如王世睿﹑松筠﹑林俊﹑徐瀛﹑姚瑩的著作中﹐同類的內容祗是局部更加詳細些。光緒十二年黃沛翹編撰《西藏圖考》﹐集清代有關西藏交通路線的文獻之大成。 清代關於西藏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記載﹐包含在地方誌﹑遊記等文獻中﹐除《大清一統志》卷 547《西藏》外﹐有從雍正年間的《藏紀概》到宣統三年的《西藏新志》將近20種方志。雖然數量較少﹑體例略嫌混雜﹐但留下了關於疆域﹑山川﹑交通程站﹑人口﹑民族分佈﹑災害等方面的記錄。由於體例的限制﹐地方誌對地理現象的描述遠不如遊記那樣生動形象。一些進藏者繼承了中國古代地理學長于描述的悠久傳統﹐無論是西藏的高山﹑河流﹑氣候﹑道路﹑物產﹐還是居民﹑建築﹑風俗﹑宗教﹑語言﹐都能夠在他們的遊記中躍然紙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自覺或不自覺地為西藏的地理考察和文獻記載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清代西藏地理考察與記載的進展﹐和不同時期的國內外局勢密切相關。國家強盛的康乾時期﹐為了實施旨在維護國家統一的行政管理和軍事行動﹐最高統治者積極倡導地圖測繪和地理（尤其是交通線﹑地名）的調查﹐奉命進藏的官員如松筠等人予以響應﹐表現了長遠的見識。清代後期﹐國力的衰微與外國侵略者對西藏的覬覦﹐激發了部分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對西藏問題的關注﹐推動了新一輪地理考察和文獻整理的熱潮。當時的地理著作在形式上與遊記﹑考證﹑方志並沒有顯著區別﹐其內容仍然屬於地理描述的範疇﹐但它們豐富了對祖國西南邊陲的地理研究﹐在中國地理學尤其是邊疆地理學的發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頁。

地理考察與研究﹐是認識區域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基礎工作。在邊疆地區﹐更是瞭解疆域狀況﹑維護領土完整﹑實施行政管理的必要條件。與祖國內地相比﹐西藏由於地處邊陲﹑地勢高峻﹑氣候寒冷﹑路途遙遠﹑語言不同﹑風俗迥異﹐長期被視為地理考察的畏途﹐甚至被涂上了某種神秘的色彩。清代是歷史上進行西藏地圖測繪﹑野外考察和文獻記載的一個重要時期﹐本文將對上述三方面的學術實踐過程及其主要成就進行初步分析。

一﹑西藏地圖測繪的進展

康熙年間全國範圍的經緯度測量﹐是中國測繪史上的重大事件。雖然傳教士並沒有親自到西藏開展這項工作﹐但這一時期在多次派兵進藏的同時﹐也測繪了一些地圖。據翁文灝先生考證﹐康熙四十八年（1709）曾派人進藏測圖﹐“在藏二年回京﹐于1711年將圖交雷孝思神父審閱﹐圖中並未定有經緯位置﹐雷氏以為與內地各圖不易連接﹐認為無用。帝乃再派曾在欽天監學習數學﹑測量之喇嘛二人﹐自西寧至拉薩﹐復自拉薩至恆河之源”。 1711年所繪的地圖﹐大約是最早見之于文獻記載的西藏地圖﹐儘管它並不精確。對於派喇嘛進藏測繪一事﹐《大清一統志》記載﹕“本朝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佔巴﹑理藩院主事勝住等﹐繪畫西海﹑西藏輿圖﹐測量地形。以此處為天下之脊﹐眾山之脈﹐皆由此起雲”。但是﹐由於策妄阿喇布坦叛亂﹐他們二人至岡底斯山而返﹐來不及測量﹑訂正經緯度﹐所繪地圖雖經實測﹐但也不乏取之于傳聞的材料。因此﹐傳教士在其後編製西藏地圖時﹐既利用了二人實測﹑採訪的資料﹐又以當時業已測定的西寧﹑打箭爐﹑麗江三處為起點﹐根據它們與拉薩的距離﹐將拉薩定位於西經26度﹑北緯29度6分。編成的西藏地圖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被繪入銅版的《皇輿全覽圖》中﹐從而填補了西藏在全國輿圖中的空缺。

清初西藏地圖測繪的不足﹐正如翁文灝所說﹕“康熙所用測圖喇嘛﹐雖曾略受訓練﹐但因阻于戰亂﹐亦僅親勘西寧﹑拉薩﹑恆河一段﹐其餘亦得之藏寺舊聞﹐加以編製。可見康熙時代西藏地圖﹐殊不及內地及滿蒙之詳密。而于藏地西部﹐尤未詳勘﹐故多錯誤。”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珠穆朗瑪峰的發現﹑定名及其載入地圖中。林超先生的研究證明﹐1717年入藏勘測的楚兒沁藏布蘭木佔巴和勝住﹐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的發現者。由於他們的工作﹐1719年的銅版《皇輿全覽圖》最早在地圖上正確地標誌了珠穆朗瑪峰的位置和滿文名稱﹐1721年的木版圖上又出現了其漢文譯名﹐這是地理髮現史與測繪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英屬印度測量局1852年測量珠峰高度﹑1855年以該局前任局長﹑英國人 George Everest之名命名此峰為Mt.Everest﹐則是遠在我國測繪珠峰135至138年之後的事情了。

康熙時代的測繪事業在乾隆年間得到了延續﹐但由於傳統思維方式的慣性﹐在推廣應用科學知識和培養人才方面固步自封﹐當時已漸顯停滯之勢。“其工作已漸中國工作化﹐重於考據而忽于測量﹐過於鋪張而實遜精密。其後私家著述﹐有《西藏圖識》﹑《西招圖略》﹑《衛藏圖識》﹑《西藏圖考》等﹐皆有圖。然皆不著經緯﹐不甚明比例﹐但略記山川地名而已”。清中期以後﹐地圖製作水平大為衰退﹐往往在《皇輿全覽圖》或《乾隆內府輿圖》基礎上增刪摹繪。坊間常用的“計裡畫方”法﹐較之經緯度繪圖法已是倒退﹐甚至還有以山水畫形式繪製的﹐連比例尺也不很重視了。乾嘉之際的駐藏大臣松筠（1754－1835）﹐嘉慶三年（1798）撰《西招圖略》﹐附圖15幅﹐已是既無經緯度也無計裡畫方﹐同時沒有比例尺﹐與山水畫無異﹐且地圖的方向是上南下北﹐異于常例。即使如此﹐到光緒十二年（1886）黃沛翹撰《西藏圖考》時﹐鑒於“內府《西藏全圖》外間未見臨本﹐推松文清公《圖略》與盛氏繩祖《圖識》刊行于蜀”﹐選摹了松筠附圖中的12幅﹐因為“自來西藏專圖天有逾於此者”。卷一的《西藏全圖》﹐是他的朋友臨摹節取同治年間刊行的《皇朝中外一統輿圖》即《大清一統輿圖》而成﹐仿原圖採用計裡畫方與經緯度並用的方法。黃沛翹稱﹕“生平所見藏圖﹐未有以萬里計者﹐此殆其權輿耳”“權輿﹐意為草木的萌芽狀態。他認為這幅地圖“計裡開方﹐發前所未備”“其評價之高﹐恰恰表明了當時西藏地圖數量缺乏且以山水畫形式居多的狀況。 據鄧衍林先生記載﹐清代關於西藏的地理圖籍﹐除上述幾種之外﹐比較重要的還有20余種﹐如《西藏全圖》﹑《西藏地方圖》﹑《三藏分界圖》﹑《四川西藏等處圖》﹑《前後藏圖》﹑《三藏卡倫圖》﹑《前藏地圖》﹑《西藏番族圖》﹑《雅魯藏布江圖》﹑《西藏帕克里附近道裡圖》﹑《西寧至達賴喇嘛地方圖》﹑《藏南及所屬哲孟雄布魯克巴部落地方形勢圖說》﹑《西藏至塔兒寺圖》各1幅﹐這些地圖與《班禪額爾德尼入覲西藏至塔爾寺路程圖》2幅﹐均不注繪者姓氏﹐有的甚至不注比例尺。有繪者可查的﹐有嵇志文《全藏全圖》l冊﹑湖北官書局《西藏全圖》l幅﹑蕭紹榮《衛藏全圖》l幅﹑程繼昌《西藏全境道裡圖》11幅﹑安成《自打箭爐至前後藏途程圖》l長卷﹐以及法國竇脫勒依《西藏全圖》l幅附《西藏印度通道圖》的譯本等。不論其精確程度如何﹐都顯示著人們對西藏的地理認識在逐漸開闊。

二﹑西藏交通路線的探索與記載

西藏地勢高峻﹑地形複雜﹑氣候寒冷的自然特點﹐決定了進藏路線和藏區交通線的極端重要性。對於從內地進藏從事行政管理或執行軍事任務的人來說﹐尤其是這樣。因此﹐探索和記載西藏的交通站程﹐幾乎是所有關於西藏地理的文獻中必備的內容。例如﹐焦應旂《藏程紀略》﹐記康熙五十三年至六十年（1714一1721）自西寧入藏的路線及沿途所見地理風物。光緒年間﹐江蘇清河縣人王錫祺（1885－1913）輯刻《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匯集了清代中外600余位作者的1436種地理文獻。該叢書正編第三帙﹑再補編第三帙與西藏有關的約35篇（包括編輯者自同一書中析出的不同篇章）﹐其中近20篇記載了進藏或藏區之內的交通線﹐代表了這方面的基本狀況﹐茲擇要舉例說明。在不同文獻中﹐同一藏語地名的漢字澤法﹑同一地名古今所指的位置並不完全一致。為簡潔起見﹐這裡遵從原文的寫法﹐只括注個別今地名。

杜昌丁《藏行紀程》﹐是他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月從昆明出發﹐沿怒江兩岸護送其戴罪立功的上司進藏的記錄。入藏後在分左貢﹑八宿﹑洛隆3縣境內﹐經必兔（碧土）──札乙滾──崩達──瓦河（瓦合）－－落龍宗﹐次年七月十一日始由此獨自折回。這是清代較早記錄從雲南入藏途徑的文獻。王我師雍正四年（1726）參與藏爐分界事務﹐所撰《藏爐總記》記載了從四川﹑青海﹑雲南入藏的三條路線﹕“自康熙五十八年安設塘站﹐以爐始﹐總計裡塘﹑巴塘﹑乍丫﹑昌都﹑洛隆宗﹑說板多﹑拉里﹐前抵西藏﹐此官兵倉儲地共計八十七站。從爐右出﹐自霍爾之甘孜﹑疊爾格（德格）至納奪﹐抵昌都﹐盡屬草地﹔再由恩達至類五齊﹐亦大道也﹕過江達橋﹐由銅項至墨竹工卡合路進藏。至如西寧進藏之路﹐由青海至瑣裡麻﹑白燕哈利﹐左折兒郎嗟﹑玉樹過河﹐由畢利當阿以至寧城南成﹐可至察水多。若由白燕哈利過拉布其圖河﹑木魯烏蘇河﹐盡屬黑帳房草地﹐至黨術熱貢﹑八個塔﹑羊八景是抵藏。再考松潘﹐自黃勝關出口﹐由郭羅克﹑阿樹﹑雜竹卡至竹浪過河﹐亦會瑣裡麻﹐與西寧路同。雲南進藏者﹐由塔城過溜通江﹐由大小雪山直至察木多。至於後藏之遼闊﹐由札什倫布通阿里﹑白布﹑布魯克巴﹐即與生番喇丹接准噶界。再過初布寺﹑剛吉拉﹐愈荒渺矣”。

王我師的上述記載﹐奠定了關於進藏道路的文獻基礎。後來的進藏者所述﹐大致祗是局部更加詳細些。比如﹐王世睿敘述雍正十年（ 1732）由打箭爐（康定）至拉薩見聞的《進藏紀程》﹐林俊記載乾隆五十八年（ 1793）自德慶返回打箭爐行程的《由藏歸程記》﹐徐瀛關於道光四年（1824）自成都至拉里﹑次年自拉里至拉薩經歷的《西征日記》與《晉藏小錄》﹐姚瑩記錄道光二十五年（ 1845）自成都往乍丫﹑蔡木多處理兩呼圖克圖相爭之事的《康輶紀行》﹐都屬於這一類。松筠由於職責所在﹐多次巡行于西藏南部雅魯藏布江兩岸地區﹐其《西招圖略》﹑《衛藏通志》等文獻﹐所記西藏交通線更為豐富。至於沒有進藏經歷的學者﹐他們關於西藏交通的敘述與考證﹐顯然要依賴他人的資料。例如﹐乾隆年間盛繩祖輯錄《入藏程站》﹐記自成都入藏的站名﹑里程﹔姚鼐《前後藏考》﹐簡記入藏的南北兩條通道。道光時期﹐魏源《撫綏西藏記》提到了三條入藏之路﹐並在其《西藏後記》中予以詳述。到光緒十二年（1886）黃沛翹編撰《西藏圖考》時﹐廣泛吸收前人的遊記﹑方志資料﹐在卷二的《續審隘篇》敘寫西藏險要﹑《內地程站附考》記載沿成都──打箭爐一一江卡一線進藏的程站﹐卷三《西藏程站考》記江卡──察木多──拉里──拉薩──札什倫布－－脅噶爾一一聶拉木一線7226裡﹑69站的詳細情況﹐卷四《諸路程站附考》﹐記打箭爐──察木多﹐察木多──類伍齊──墨竹工卡﹐撻魯──札什倫布﹐札什倫布一一聶拉木﹐札什倫布──咱黨──拉薩﹐松潘黃勝關－一古爾分索羅木﹐羊八井－一噶爾藏骨岔﹐以及拉薩分別至西寧﹑騰格那爾口﹑玉樹﹑納克產﹑奔卡立馬爾﹑生根物角﹑布魯克巴的交通線﹐共計14條。《西藏圖考》對西藏境內及其與周圍地區的通道﹑程站言之惟恐不周﹐是《衛藏通志》之後的又一部重要文獻。

三﹑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考察與描述

清代關於西藏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記載﹐比較集中地包含在地方誌﹑遊記等類型的文獻中。依據前朝資料和本朝見聞編纂的西藏地方誌﹐除《大清一統志》卷547《西藏》外﹐據吳豐培先生在《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中著錄﹐從雍正年間李鳳採纂《藏紀概》﹐到宣統三年（191l）許光世﹑蔡晉成纂《西藏新志》計17種。以“志”或“識”名篇的﹐有乾隆《西藏志》﹑《衛藏圖識》﹐嘉慶《衛藏通志》﹐道光《拉薩廳志》﹐宣統《西藏新志》﹑《巴塘鹽井鄉土志》6種﹐其餘數種有“記”﹑“紀述”﹑“見聞錄”﹑“紀聞”﹑“圖說”﹑“圖考”﹑“遺聞”等名目。雖然這並不影響它們的地方誌內容﹐但也表明其數量較少﹑體例略嫌混雜的狀況。體例比較完備的地方誌﹐以《衛藏通志》為例﹐16卷名目依次為考證﹑疆域﹑山川﹑程站﹑喇嘛﹑寺廟﹑番目﹑兵制﹑鎮撫﹑錢法﹑貿易﹑條例﹑紀略﹑撫恤﹑部落﹑經典。從地理學的角度衡量﹐卷二《疆域》記其周邊界線﹔卷三《山川》記山嶺的位置﹑地勢與河流的支干分合﹔卷四《程站》記成都──打箭爐──裡塘──巴塘──察木多──拉里──拉薩──札什倫布──聶拉木等多條交通線﹔卷六《寺廟》說明宗教建築的位置﹑形制與相關事件﹔卷十四《撫恤》留下了一些牧業與災害記錄﹔卷十五《部落》記載歷史上的民族和人口分佈。上述六卷都具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意義。地方誌包羅廣泛﹑條理分明﹐但由於體例的限制﹐對地理現象的描述遠不如遊記一類文獻生動形象。 用優美的文筆對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作出形象的描述﹐是我國古代地理學家酈道元﹑徐霞客等人所開創的悠久傳統。綜觀具有地理內容的西藏遊記﹐作者大多繼承了這一風格。不論是西藏的高山﹑河流﹑氣候﹑道路﹑物產﹐還是那裡的居民﹑建築﹑風俗﹑宗教﹑語言﹐都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的著述﹐成為區域地理描述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清代西藏遊記的地理內容比較豐富﹐以下諸例﹐示其一斑。 進藏者遇到的困難﹐首先是必須與高山和嚴寒氣候抗衡。杜昌丁在康熙六十年（1721）閏六月廿八日觀察﹐崩達以西六十里﹐“其寒盛夏如隆冬﹐不毛之地名雪壩﹐山凹間有黑帳房﹐以牛羊為生﹐數萬成群﹐驅放曠野”。而王世睿在雍正十年（1732）的經歷更為艱苦﹕乍丫西行三十里“至雨撤﹐過雪山。山之高不過裡許﹐東則山腰委折﹐自頂以西﹐雪路編窄﹐寬僅尺許﹐深不計尺。由山半直行而西﹐則下臨無地。由西轉南﹐層層折下﹐雪路多坎﹐陷馬蹶不能行。即徒步﹐時防躓跌焉”。類似的描述﹐成為大多數遊記中普遍的內容。

清代遊記中﹐描述了特點突出的若干自然地理現象。杜昌丁在必兔（碧土）觀察到﹐“怒江之水﹐晝夜溫濕﹐不聞言語。緣江萬丈﹐俯視江流如錢﹐間有奇勝﹐中心惴惴﹐無暇領略也”。河流強烈切割造成的河谷地貌的巨大落差﹐給進藏者以深刻的印象。 地形的巨大起伏﹐往往造成山地在不同高度帶上氣候與景觀的垂直差異﹐同一山嶺兩側的地理風物也會截然不同。乾隆五十八年（ 1793）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林俊在今工布江達縣西部﹐就深刻體會了這種變化。二十八日在鹿馬嶺（今作“羅馬嶺”）西側﹐“曉抵維達﹐童山濯濯﹐風景荒涼﹐僅有敗屋數椽﹐塘兵及番婦數人而已﹐此外別無寨落。”寓目景象極其蕭索。二十九日“上鹿馬嶺。末及數裡﹐四望重陰﹐雪山重疊﹐寒風刺骨﹐手足俱僵﹐五月按不啻三冬。下至半山﹐氣候少暖﹐草木叢生。漸行﹐漸入佳境。凝芳積翠﹐山色頓覺改觀﹐為西藏以來所未有。”一日之內﹐從山頂到山腳﹐寒暖不齊﹐所見迥異。過了鹿馬嶺之後﹐三十日“至順達﹐沿途山色頗佳﹐茂林深密﹐百鳥爭鳴﹐如一路笙篁﹐嚦嚦可聽。晚登碉摟遠眺﹐見夕陽芳草﹐牧馬成群﹐嫩綠豐肥﹐足資芻秣”。與二十八日在鹿馬嶺西側的維達所見所聞相比﹐嚴然兩個世界。清人不自覺地意識到了地理景觀的垂直差異與區域差異﹐在著作中留下了生動的記錄。

在天氣晴好﹑旅途順利的時候﹐西藏獨具特色的生物現象﹐也會引起某些進藏者的興趣﹐在他們的遊記中予以描述。道光四年（1824）十月徐瀛注意到﹐“昂地山高雪深﹐產雪蓮花頗多。案﹕花生積雪中﹐獨莖無葉﹐其瓣作淡紅色。”姚瑩在道光二十五年 （1845）八月十八日看到﹕“察木多楊樹告已脫葉﹐而干下自抽青枝且放新葉。蓋高處風寒﹐下得地氣故也。蕃地每七八月間多雨﹐山上雪已封嶺﹐人且重裘矣。”九月二十六日又述說﹕“察木多河魚不甚大而味殊佳﹐刺麻及著漢民皆食糌粑﹑牛羊肉而已﹐不解鮮食﹐故少賣魚者”。除了生物現象外﹐後者實際上還記錄了一種宗教特點影響下的飲食習慣。

城鎮﹑村落的地理全貌﹐在進藏者的遊記中不乏精彩描述。王世睿《進藏紀程》﹐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如﹐“察木多又名昌都﹐為三藏之頭藏。國王號呼圖兔﹐衣服類喇嘛而須髮猶是番人。所居背倚南山﹐碉房深邃﹐洞宇紆回﹐下臨土埠﹐番民環集于其上。三面河壩﹐中隆起而頂平﹐幅員約計數裡。石樓蕭寺﹐高可凌雲﹐彩能耀日。夜靜鐘鳴﹐雞唱犬吠﹐喧闐似一都會也。于坡下建營壘﹑列市肆﹐為西蜀﹑南滇大兵駐防之所。東望則江流如帶﹐湍急而環抱﹔南望則山岫如屏﹐幽峻而列峙。加以群峰羅列﹐若遠若近﹐殆居然西域形勝﹐非荒殘寥落者所可埒也。”地理位置﹑地形特點﹑建築格局﹑居民分佈﹑宗教色彩躍然紙上﹐仿佛一幅城鎮鳥瞰圖。對較小的聚落雖著墨不多﹐所勾勒的地理風貌也頗為形象。例如﹐“墨竹工卡疆域褊小而陵谷開敞﹐兩山列峙﹐屈曲隨人。蠻寨蠻寺﹐若繪若畫﹐其淡遠浮動之勢渾如仙島﹐且人勤耕稼﹐稻畦繡錯﹐一如內地。溪流清淺﹐中之鼓而浮潛上下者﹐殊有游泳自得之樂。”作者以愉悅的心情作了細緻的觀察﹐展現了西藏壯麗河山的優美畫卷。 在履行職責辦理公務的同時﹐進藏官員記錄了一些社會情況﹐對於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大有益處。例如﹐徐瀛《西征日記》﹕“丁亥夏﹐余調任西藏糧臺兼攝夷務章京﹐徵收貢馬銀兩﹐三十九族土官絡繹來謁﹐因就其現官之名記於此。”據他記錄﹐道光七年（1827）﹐“三十九族番民共四千八百八十九戶﹐每年按戶額征銀八分﹐共應徵貢馬銀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保存了夥爾族等三十九族的戶數﹐是寶貴的歷史人口資料。

四﹑西藏地理考察與記載的相關背景和評價

清代西藏地理考察與記載的進展﹐是關心這一問題的各類人物在不同時期國家局勢﹑職責要求﹑個人努力三方面共同促成下取得的。

在國家強盛的康乾時期﹐為了實施旨在維護統一的行政管理和軍事行動﹐最高統治者積極倡導地圖測繪和地理（尤其是交通線﹑地名）的調查。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已（1720年12月17日）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朕于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洋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侖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于後。……爾等將山川地名詳細考明具奏”。由於康熙帝的推動﹐才有了楚兒沁藏布蘭木佔巴﹑勝住在西藏的地圖測繪以及珠穆朗瑪峰的發現與命名。更為重要的是﹐康熙帝開創了清代重視西藏測繪與地理考察的風氣﹐對整個社會尤其是與西藏事務有關的官員發生了深刻的影響。進藏官員如松筠等人予以響應﹐表現了長遠的見識。

清代官員奉命入藏﹐利用履行職責的方便條件觀察地理風物﹐是他們得以留下生動記錄的基礎。比如﹐王我師在雍正四年參與藏爐分界﹔王世睿雍正十年奉檄進藏﹔蕭騰麟乾隆二年至七年統川兵駐鎮察木多﹐十一年始撰成頗有價值的地方誌──《西藏見聞錄》二卷﹔林俊乾隆五十八年在征討廓爾喀叛亂的軍隊中督辦糧餉。松筠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充駐藏大臣﹐撫番多惠政。……久留邊地﹐在藏凡五年”。所撰《西招圖略》﹑《衛藏通志》等﹐顯然是他在這期間勤於筆耕的成果。徐瀛在道光四年赴拉里就任﹐姚瑩在道光二十五年進至察木多。杜昌丁作為原雲貴總督的幕僚進藏﹐起因與上述諸位略有不同。官方提供的物質保證﹐使他們得以進行地理考察。儘管這種考察不是他們進藏的主要目的﹐但著作中的許多內容﹐客觀上卻成了先驅者在西藏進行地理考察的記錄。其中有些人雖遭仕途波折而不輟﹐例如﹐屢次被劾降調的姚瑩﹐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又因處理兩呼圖克圖相爭之事不力而被摘去蓬州知州頂戴﹐僅作為寧遠知府的隨員入乍丫重新查辦此事。十二月二十六日返成都後﹐“上《乍雅地形勢》及《左貢入藏二道圖》﹐以備異日之用”。其後又撰成《康輶紀行》一書﹐詳細記載西藏自然和人文狀況﹐表現了百折不撓的精神。

清代有關西藏地理考察和記載的文獻﹐充溢著對邊疆局勢﹑領土完整和民族權益的極大關注。清代後期﹐國力的衰微引起外國侵略者對西藏的覬覦。1875年中英《煙臺條約》之《另議專條》稱﹕“現因英國酌議﹐約在明年派員﹐由中國京師啟行前往﹐遍歷甘肅﹑青海一帶地方﹐或由內地四川等處入藏﹐以抵印度﹐為探訪路程之意﹐所有應發護照﹐並知會各處地方大吏暨駐藏大臣公文﹐屆時當由總理衙門察酌情形﹐妥為辦給。倘若所派之員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與西藏交界地方派員前往﹐俟中國接准英國大臣知會後﹐即行文駐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員要為照料﹐並由總理衙門發給護照﹐以免阻礙”。在這前後﹐俄﹑英﹑美等國家均派出大規模的考察隊到西藏。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三帙﹐收錄有英國戴樂爾《亞東論略》一文﹐評述光緒十九年中英通商後西藏亞東的地理﹑建築﹑人員情況﹐即可見其一斑。外患的日趨嚴重﹐激發了部分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對西藏問題的關注﹐推動了新一輪地理考察和文獻整理的熱潮。1877年初﹐英人吉為哩和貝德祿分別由重慶和成都前往西藏﹑雲南遊歷﹐四川總督丁寶楨識破其欲開通西路的目的﹐遂派精于輿地學的黃杼林赴印度各方遊歷﹐藉以周知邊疆形勢。黃杼林著《遊歷芻言》等書﹐在考察了西藏與印度交界地區的地理和英國在此修築鐵路等情形後指出﹕“從前濟隴﹑聶拉木﹑絨轄﹑喀達四隘口﹐皆所以防廓夷。其他鄰部未嘗滋事﹐故疏於設備。今時異事殊﹐彼為輕而此為重。防履霜之漸﹐思未雨之謀﹐似宜于江孜﹑定日﹑帕克里等處整頓邊防﹐其可忽乎﹖”在地理考察的基礎上提出了真知灼見。與此相呼應﹐為應付英國的侵略﹐《西藏置行省論》一文的作者認為﹕“自雍乾以來﹐中國轄以駐藏大臣﹐不改其俗。英人據有印度﹐垂涎于藏﹐構釁割阿里以西邊境﹐今鐵路已達布魯克巴之大吉嶺。土酋降附于英﹐英設領事及領兵副帥。自嶺東北三程至塔西蘇登﹐又三程至藏地帕克里。議者以英人日逼﹐藏地遼廓﹐非設州縣﹑改行省不能遞相維繫﹐誠謀國之遠猷”。在清人研究西藏的文獻中﹐這是帶有普遍性的動機。黃沛翹在談到編撰《西藏圖考》的初衷時說﹕“昔之衛藏只滇蜀之藩籬﹐今則西南攘印緬﹐西北御俄羅斯﹐正北又為新疆之後障。坤維大局﹐斯其咽喉。未雨之謀﹐履霜之戒﹐其可忽耶”。這些都說明﹐愛國主義﹑經世致用﹐是他們研究西藏地理問題﹑整理相關文獻的基本出發點。

西藏的自然條件限制了地理考察的規模﹔清代到西藏作地理考察的人員﹐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地理學家﹐大多是具有良好文史修養﹑關心國事的行政官員﹐地理祗是他們著作中的一部分內容﹕我國傳統的地理學﹐歷來以描述﹑考證見長﹐清代有關西藏的地理著作還在延續著這個傳統。上述三點﹐是我們給清代的西藏地理考察與記載以客觀評價的基點。從單純的學術角度衡量﹐當時的地理著作在形式上與遊記﹑考證﹑方志並沒有明顯的區別﹐其內容仍然屬於地理描述的範疇﹐但它們豐富了國人對祖國西南邊陲的認識﹐成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主權的有力弼助﹐在中國地理學尤其是邊疆地理學發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