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我们这个家

來源：陈晔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见证中国60年”征文撰稿 2009-10-16

我生长在北京一个国家机关宿舍大院里。我们祖上不是北京土著居民，是共和国的诞生把我父母带到北京的。

最早来北京的是我父亲。195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尔宾一所高等技术学校，这所学校在东北解放后就被改造，专门为新中国培养工业管理干部。父亲品学兼优，是学生会主席，还入了党。51年他被指派为领队，带着30余名同学入京，加入了国家工业管理的最高机关，成为第一批国家自己培养的专业科技管理干部。据说，当年他们放下行李，就从领导手中接过一面国旗，高举着，沿西长安街一路向天安门跑去，喊着口号：“新中国我们来了，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个故事是2001年我听父亲的一个同学讲的。那天，这位叔叔特地跑到我母亲家，对我的母亲说：“今天呀，我一定要来看看你，你知道吗，50年前的今天，我们到了北京。你老伴举着国旗，带着我们去天安门宣誓，一路跑一路喊呀……叔叔和母亲忆旧时，父亲已辞世14载了。

我母亲是1952年进京的，她在老家和我父亲结的婚。说起来，父母的婚姻很有戏剧性，父母包办婚姻，母亲还大父亲2岁，做主的是我的爷爷和姥爷。

我爷爷家是一个东北望族，祖上为官，曾有很大的家业。应了那句老话，富不过三代，我曾爷爷不孝，酗酒赌博吸鸦片，到建国前夕，万贯家财已经荡尽。现在想来那是我们的幸运，否则，我爷爷铁定要被划做“官僚资本家兼地主”的。家败了，爷爷只被划了个中农。当然，瘦死的骡子比马大，1952年母亲嫁给父亲，到了爷爷家时，依然被那光彩夺目惊呆了：奶奶炕上铺着洋布床单，摆着绣花枕头；堂屋四壁挂着几十个式样各异的西洋钟，每到正点报时，锣鼓声、鸟鸣声、西洋乐声齐鸣。但就是这放不下的架子最终还是给爷爷带来了灾难，这是后话。

母亲家境富裕但不尚诗书。解放时，家有不少耕地还开着大车行。照说，姥姥家至少也该划个地主成份。幸运的是母亲的堂姐夫是共产党的区长，加上姥爷除了雇工，自己也参加劳动，所以就划为劳动人民了。我姥爷漆下无子，只两女，母亲是长女。那时东北的姑娘到十四五岁就找婆家嫁人，姥爷要找入门女婿继承产业，找来找去的，把我母亲拖成了大龄剩女。土改时，家里财产归了人民，姥爷才从此断了招入门女婿的念头。

我父母两家有一门共同的远亲，这样我的姥爷和爷爷就认识了。当时爷爷的日子很不好过，经常有人上门借粮借物，有借无还的，受欺负，我姥爷经常出手相助。爷爷无以回报，答应了母亲家的提亲。那年春节，爷爷带父亲去姥爷家拜年，母亲就此机会远远地见过我父亲，点头应允了婚事。当时父亲已经有了女友，为了逃避包办，他到北京就不回家了。我爷爷追到北京，对父亲晓知以礼，又找到父亲的上司动之以情。父亲的处长是位老红军，他马上批了婚假，安排我父亲回乡成亲。父亲是党员，服从组织的决定是不能打折扣的，于是父母结婚了，有了我们的家庭。婚后，姥爷立刻送我母亲入京安家，次年，又把他的另一个10岁的小女儿送进京城。我母亲和小姨从此由农民变成国家机关家眷。

我至今仍然佩服姥爷的眼光，那个封建闭塞的年代，他没有文化，又远在东北农村，怎么就那么有头脑有远见呢？！老爷的高瞻远瞩，改变了母亲和我小姨的一生，她们的命运被家乡的亲戚们羡慕至今。聪明的姥爷还改了户口本上的年龄，我母亲从此小我父亲1岁，而小姨变成了7岁适龄儿童，顺利进入小学。我姥爷孤身留在东北，参加人民公社的劳动，在公社的食堂入伙，有了钱，就20块、50块地悄悄寄给母亲。母亲和小姨来北京后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姥爷，他和我姥姥几年后在自然灾害中先后去世，饿死的。

我爷爷也并没有因为姥爷的帮助和送儿子参加革命工作而顺利起来，他没有逃过后来的政治运动，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在家乡被监督劳动。爷爷毅然声明和我父亲划清阶级界限，再也不和我们联系了。之后，父亲在北京为党和国家工作，爷爷在老家接受改造。我没有见过姥爷，但是见过我的爷爷。1964年冬天，爷爷患上了肝癌，他自知留世不久了，于是告别家人，悄悄来到北京。我第一次见到爷爷，竟是一个西服革履，披着狐皮大氅的老人，好帅气！爷爷带来一个法国挂钟，钟座是个小木楼，钟下挂着两条长长的黑铁锤，钟里住着一只小木鸟，一到正点，那鸟就跳出来“布谷，布谷”地叫。爷爷因为还戴着右派帽子，没有医院收治他。父亲的同事们悄悄送来药物，家里还来过一个老中医，是父亲老处长介绍来的。其实我想爷爷是来告别的，他被诬陷欺负多年，但一直以自己的儿子是国家的有用之才而骄傲，他想死在北京。不记得爷爷有痛苦的表情，也没有听过他的哼叫。母亲回忆说，爷爷只是经常静静地面壁而卧。癌症晚期，不用药物止疼，那是需要怎样的毅力呀。我也还记得爷爷的死，那是一个晚上，我们兄妹刚从幼儿园回家，突然被邻居家阿姨拉走。原来是爷爷不行了。爷爷示意让孩子都出去，告诉我父母最后的话是：“我很知足，在北京，想看的都看了，想吃的都吃了。我死后烧掉，什么也不要留”，然后就不说话了，走了。那是个冬天，父亲流着泪推开窗子，送走爷爷的亡灵。我们住的是院子是那种苏式小楼，大冬天晚上开窗，住在对面楼里的叔叔阿姨们，立刻明白了。他们涌来我家，众人很快就悄悄地送走了爷爷，那是1964年年末。

因为两位深明大义的爷爷，我们在北京有了一个安稳的家。母亲很要强，一双手总是忙碌着，可惜她一直固守她的骄傲，不肯学文化。这导致了她在大都市里发展的艰辛。母亲做了多年家庭妇女，后来才找到一个售货员的工作。我父亲是一个充满情趣的人，在那个物质匮乏，政治动荡不断的年代，无论什么样的处境，他都乐观豁达。他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礼物，甚至不落下给哥哥带孩子的小阿姨礼物。他能用很简单的材料给我们烹饪出美味，能把家里几件简单的家具常变常新地组合起来，让我们有新鲜感。父亲像块磁石，我家总是宾客不断。南来北往的客人们高谈阔论，我们兄妹两人像听故事一样，知晓了不少天下大事。父母的文化差异很大，他们交流有限但相敬如宾，他们之间没有两情相悦的浪漫和两心默契的温存，但是有共守道义的责任和艰辛中的相濡以沫，父母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父亲的过早辞世，让我痛心多年不能释怀，我有时傻想，如果母亲有文化，能在精神上分担父亲一些，父亲会不会多活些年呢？

我父亲终生坚持他的信仰，无怨无悔地为党和国家工作了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87年，他粹然倒在他主持的国家行业会议上，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父亲的猝死曾经很轰动，多年来，他一直工作在国家工业管理的第一线，参与国家工业计划的规划和大纲的制定、行业宏观管理，组织国家工业项目的科研攻关，和他的同志们一起为党把握着工业发展的方向和脉搏，由于工作出色，获得过国家的最高的褒奖。谁也没有想到，年富力强的父亲会突然倒下，大家都说父亲是累坏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想挽留住他的生命。那个阵势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的父亲：他不仅是我们的慈父，母亲的依靠，亲人的脊梁，朋友的核心，还是党的好干部，行业的功臣，国家的良将。父亲的葬礼很隆重，组织和领导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来自各地的数百人为父亲送行。父亲安眠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骨灰盒上覆盖着他心爱的党旗。

我们的家是典型的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家庭。在我们居住的机关大院中，有几百户这样的家庭。他们和我的父亲一样，被新中国从各地召唤而来，肩负起振兴国家工业的重任。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是国家的知识精英；他们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也没有在政治运动的磨难中丧失理想；他们衷心耿耿，任劳认怨，鞠躬尽瘁，始终把国家的责任和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国家和党的工业建设奋斗了一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做出过成绩，在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业绩。

我和哥哥出生于50年代。我们这些50后60后们，儿时随长辈们享受过优越的生活环境，也随他们在风口浪尖上翻滚磨难过；做过祖国的花朵，也做过臭老九的崽子。很多人做过工务过农，也搭上了大学重新招生的直达车，变成国家“人才”。这些生活经历，让我们复杂。一方面我们从长辈那里继承了对国家的责任感使命感，继承了正值诚实善良勤劳；一方面缺失了长辈的政治热情，信仰空白，价值观迷茫。

八十年代初，当我们步入社会时，祖国已经逃离出多年的政治动乱，开始发展经济科技追赶发达国家。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国门打开了，各种经济体并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多样，有喜剧有悲剧。有个故事，现在说起来依然滑稽。

记得大概是1983年吧，一个周日，邻居阿姨大惊失色地跑来，说她丈夫正要打断女儿的腿，要我爸妈去劝。什么原因呢？阿姨的回答竟是一句电影台词：“鬼子要进门了！”这让我们啼笑皆非。原来阿姨的小女儿结交了一个瑞士男友，那天瑞士人要上门求婚。女孩大学还没毕业，上学交男友，还是个外国人，她父亲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认为是不可饶恕的大错误。再者，一个鲜活活的老外要来家里拜访，在那个年代也着实轰动些。我父亲相对开明，建议那叔叔冷处理先看看再做决定。瑞士人上门时，邻居们出于礼貌没有围观，但他的金发碧眼还是很吸引眼球的。后来那个勇敢的邻居女孩成就了我们大院的第一桩异国姻缘。1993年我出差去欧洲的时候，还拜访过他们，他们生活得很幸福。

我家也不平静。

90年代初，在研究所工作的哥哥突然宣布下海了，辞职做了个体户。原因很简单，为了多挣钱挽回他的婚姻和男人的面子。哥哥的婚姻是介绍的，不能算是真正的自由恋爱。结婚前，哥哥的条件还不错，工作体面，有学历，单位还分配住房，他的妻子务实，在当时那个财富平均的社会，嫁给哥哥是好姻缘。但10年的时间社会大变了，收入早已经不仅仅是国家给的数百十元工资，做生意的都“先富”起来了。哥哥的研究所工资很低，收入还不及当时一个卖西瓜的多。眼看着别人在大把地挣钱，而自己的丈夫只是个小小的室主任，位卑薪低，哥哥的前妻脾气越来越坏。后来失望的她自己辞职做起推销员来，他们的婚姻也亮起红灯。哥哥下海，是个无奈之举，也是个不明智之举。他人死板，做研究可以，经商不是强项。商海中的他起起伏伏，几度失手，最后赔了个底掉。他妻子极度失望后终于提出离婚，跟别人跑到东欧淘金去了。数年后，我哥哥辗转着又回到他的研究所，那里早已经是物是人非，只能从头开始。哥哥的失意可想而知。

我还算顺利，大学毕业后一直工作平稳，虽然也被动地跟着经济改革上下求索着，但幸运的是没有被经济大浪打向低谷。我和一起长大的发小同学们，经常聚会叙旧。我们命运各异，职业和家庭已经非常的多样化了；有做专家教授的，有私营老板，有定居海外的，也有普通职员，下岗工人。有趣的是，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对自己不甚满意和肯定，没有父辈那种坚实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当彼此恭维时，都无奈地笑回：“哪里，就那么回事吧。”富有的在怀疑，钱多就代表自己的人生有价值吗？位高的也在怀疑，职位和收入哪个能体现人的价值呢？没有答案，所以呀，谁也别和谁客气了，大家都是“就那么回事吧”。

我们的子女如今也都大了。他们可不迷茫，用钱来度量一切价值。商品好坏看价格，工作优劣看薪酬，人的贵贱看收入，家境好坏看财产，生活水准看消费……他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长辈完全不同但一样的坚定，很难被动摇。

在找不到北的时候，我真有些羡慕这一上一下的两代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