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读书梦

來源：博士生 杨小燕 为英国《金融时报》 中文网“见证中国60年”征文撰稿 2009-10-13

2009年9月13日是我博士入学的日子，我为这一天筹划了四年。

如果说我的这次机会承载了整个家族的期望，这太自诩了。但在过去18年的学业生涯中，每每在人生选择关口，我总能感到家人的期许所带来的压力和动力。而我的外祖父、母亲，在读书禀赋远远高于我的情况下，一位终生一字不识，一位小学毕业，反映了历史境遇的不同和个人命运的无奈。

我的外祖父，生云先生，生于1916年，卒于1996年，享年八十岁。外祖父终生未得一天教育，而他的兄长，却是一位读书人。我常常想“庄公寤生”这个故事，是不是外祖父也寤生，导致其父亲看不惯这个小儿子，让大儿子读书，小儿子放牛？这样的不公平让外祖父终生气不能平。母亲反复和我说的一件事是，姥爷扛了三年长工，才攒够了给父亲买一捆冥纸的钱。而他的兄长，用车拉纸钱。两位兄弟的境遇差别也反映在他们的后代上。外祖父兄弟一支的后代，读书的香火一直没断，在母亲那一辈和我这一辈，都有几位在教育口做事，没在教育口做事的，也多受条件好的兄弟提携，有一个比较安适的位置。其中一位在我高考时已经坐上了教育局长的位置，还想“干涉”一下我的人生。我记得那天站在这位大表哥办公桌前面，他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后，犹犹豫豫地把学籍档案给我，问我为什么报这样一个学校？为什么报考时不通知他？在他看，我满可以读一所医科或者师范学校，将来有一个稳妥的前途。我以少年的负气心态闷头不答话，心里想：我用得着找你么？

外祖父用自己的命运反抗父亲。但他的目标不是供出一个光耀门楣的后代，而是所有子女一律读到同样年级。这样的方式反映了外祖父内心对他父亲的追问——即便他父亲听不到他的声音。而这样的选择，让我的舅舅和母亲命运纠结。

大舅是长子，生于解放前，到了小学五年左右，家中便供不起了。写得一手好字，次次考试都第一名的大舅失学了，内心的不甘不会亚于他父亲。又是一种不平之气，在几年之后，让他残酷地旁观他二弟，也就是我的二舅失学的命运。母亲长二舅两岁，在母亲小学毕业面临失学的时候，是她的小学校长拿出了五元钱的学费，并劝说外祖父让母亲读下去。劝说几次，母亲终于多了一年初中的经历。而当她小弟要失学的时候，她站出来，让小弟读书，自己承诺多做工，晚结婚（两位姐姐19岁便结婚，母亲24岁结婚）。二舅在恢复高考不久，考上了一所师范类大专学校，工作后便开始供自己的弟弟继续读书，三舅最终考上了一所石油专科学校，就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在大庆落地生根。从此再未向家中索要任何经济上的支持。母亲那一代人读书的故事到此就成为定局了，留下的只是前半生未曾实现的梦想的余绪，以及对后代的期望。

母亲常常会将她在学校读书的梦境讲给她的三个女儿听。我上高中是在离家几十里外的县城。高二的秋天，母亲用农忙时睡觉前的间隙，看完了《珍妮姑娘》，并同我讲那个漂亮女子跌宕起伏的命运。母亲和二舅一样，对大舅耿耿于怀。大舅在自己小孩长大后，不惜代价地供其读书，但那位表哥只继承了大舅的一手好字，读书的脑子，一点都没有。大舅若是对自己的弟弟妹妹有一点关切，家族的命运就会改变很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农村，大舅期望儿子读书，哪怕是以钱开路的读书，终究没有成功，表哥最终回到土里刨食。二舅虽然读了大专，但仍有壮志未酬的感觉，思及自己饭吃不饱，只有一件衣服的高中生活，常常哀叹。二舅仍旧记得当年的高考试题，在每一个合适的场合总是要提及那些试题，自己如何饿得头昏眼花，自己的某位同学如何当上了教授。不过，二舅的儿子很出色，中考时是县城状元，有免费的市重点高中读，给二舅挣足了面子。如今，小弟在北京的一所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二舅释然了很多，对人生的谅解慢慢达成。

我常常思及为什么整个家族对读书这样耿耿于怀。我母亲有三个女儿，分别生于1982年，1985年，1987年，我是长女——无论谁看到这里，都不必奇怪，就是在计划生育实行得这么好的中国，我仍接触过很多像我家状况一样的家庭。这是事实。我曾经因此被很多人嘲笑，但实际上我更应该被羡慕的。这样生在农村的多子女家庭，义务教育基本不成问题，但若接受高等教育，就非常难。母亲培养我们对读书的热望，而父亲告诫我们在读书上要做一个强悍的人。父亲说，只要能通过考试，想读书，砸锅卖铁都供。但若想花钱读书，那不可能。父亲把读书作为一种能力，这其实关乎尊严的。

我们三姐妹都非常努力读书。但一个二十几万人口的县城，每年仅有三百多个学生的普通高中名额，实在有限，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从乡下来的孩子。我1998年上高中的录取比例是14：1左右，这个比例比高考的选拔更残酷。我和小妹都有幸通过了选拔，并且在三年后都考上了足够好的重点大学。而大妹妹，只能接受一种农民的命运。（我很奇怪，我们家中没有一个去做农民工的，非耕即读，似乎没有其它方面的价值认同 ）。到此都是非常理想的一面。但求学之路布满艰辛。2001年我上大学，读书缴费，毕业不分配。这对农村人有心理压力，更有现实的经济压力。我靠着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做家教老师和偶尔的奖助学金过了大学。我深觉幸运，我依赖着国家的助学体制，实现了读书理想并且没有过分拖累家人。不过，这也和我读的大学是重点学校有关。我也看到很多一般院校享受着低的助学贷款和奖助学金覆盖率。

故事到此似乎要结束了。因为我完成了从农村户口到城市户口的转变，从无教育经历到受过高等教育的转变。这一过程成功了，我可以找一个技术性或者操作性的职业，寻得一个城市中的位置，结婚、生子、尽人生的责任。这更像是一种正常意义上的选择。但个人宿命感让人不会甘于某些状况。我一直探寻着自己内心的真正需要，自己是否喜欢学术事业——这意味着更操劳的人生，并且不会有什么财富前途。我内心渴望接受最好的教育，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健全理性和健康心灵的人，也就是除了改变自己人生经济面貌外的自由的选择。

2005年大学毕业我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我知道自己无法一鼓作气读完博士，便做好了中断学业，经济条件稍好后再回学校的准备。那个时候的人生计划，如今一一实现。在低潮时候，我常常想，经济学出身的我在上海这个地方，更应当选择当一个会计或者金融从业者，但我选择了我喜欢的经济史作为我的博士专业，我爱她所涉及的一切领域的知识。而我的小妹，在大连那座海滨城市，选择了油画专业，而不是一个别人看来更现实的实用性的专业。

知识改变命运，这是普遍的事实，也是普遍的真理。我曾经的困惑是，对一个人不能抹杀的心灵感觉中，一种受教育的经历，是为培训一种生存的工具，还是生命价值实现的本身？我看到那些有各种选择权的年轻人最后从事了各种赚钱的行业，而我的学位和知识为我带来财富时，受教育只是一种工具。但从内在讲，我感到这是我的一种命运，弥补几代人内心的缺憾。如果说，外祖父是一棵没有成长机会的树，母亲是一朵没有开放的花，我则努力让自己的人生绽放，并结出丰硕的有价值的果实。

还有一件事情要交代：为什么我认定外公和母亲有更高的读书天赋呢？外祖父曾经是一位说书唱戏艺人，一字不识，但戏文听过过耳不忘，戏本只需要别人念一二遍就行。我就是在听他的戏中长到读小学的。而母亲，粗糙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磨损她的记忆力和感知力，几十年前看过的《青春之歌》依然能向我讲述，人名一字不落。我的读书命运，受着他们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