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们的牟利爱国还能搞多久？

轉載自http://blog.dwnews.com/?p=42212 颜昌海

前不久，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作者为刘美远和邓肯•休伊特的文章，题为《“海归”的崛起》。最近，这篇文章受到了海内外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文章叙说一个主题，即：似乎越西化的中国人反而越不喜欢西方。

文章说，21世纪的中国青年时尚潮流的代表，张朝阳实际上是一个。这位爱炫耀的、曾在麻省理工大学留学的企业家，创办和管理着中国两大互联网门户网站之一的搜狐网站。

张朝阳说，今年春天在中国爆发的反西方的浪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作为一个总体，在全世界面前站了起来”，“这件事证明，当中国感到不安时，他们会发出他们的声音。”

文章说，这种情绪在中国大陆司空见惯，但是，发生在张朝阳身上，就有些稀罕了。在一般人看来，张朝阳本来不应当会有这种反应：他属于中国人所说的所谓“海归”，他在西方国家呆过的。如今中国的“海归”们的数量越来越多，每年新增数以万计。作为中华精英，他们一旦回到中国，就带回外部世界的影响。在西方国家，长时间以来，人们有一种假设：这个队伍将把西方的价值观带回国；他们将作为一座桥梁，促使中国走向一个更开放、更自由，对西方友好的未来。

但是，这些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生的行动表明，比起从未出过国的中国学生，留学生甚至可能表现出更为过激的民族主义。在杜克大学，一名来自青岛的大一学生王千源，试图缓解在校园内举行亲西藏示威者和亲北京的中国学生群体之间的对抗，结果麻烦上身。她被称为“民族叛徒”和“妓女”，她父母的家门口被人放置粪便。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的研究成果显示，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生民族主义情绪反应程度“不不逊于那些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人”，他们认为“不管做得对或错，中国都是我的国家”；而且，“有相当比例的人相信，以用武力来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可以接受的”。

《新闻周刊》的这篇文章认为，对一些“海归”而言，与西方的亲密接触只是加剧了他们的戒备心理。经常与“海归”打交道的作家兼商务顾问吉姆麦格雷戈说：“在这里最富有的人，是最反西方的。”尽管他们在星巴克里品着意大利式的泡沫咖啡，或在炫耀自己的美国产新别克轿车。

《新闻周刊》的这篇文章指出，前几代的“海归”们爱国主义的表现方式不同于当今，那时中国留学生被派出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然后带着使命感返回中国；而对现在的“海归”来说，如今中国大陆则是可以抓住的商机。

笔者以为，《新闻周刊》这篇文章，在这里抓住了“海归”爱国主义者们的一个很致命的罩门：对于现在的“海归”爱国主义者们来说，爱国，已经不是象前几代老“海归”那样，是一种目的；现在的爱国，却是一种可以牟利的手段。

为了吸引“海归”们，国家上到中央下到各级地方政府，都层层设立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让他们成为不同于大陆其他老百姓的特殊阶层。比如贷款、项目审批乃至福利住房等各个方面，普通老百姓不能享受的优待，他们都有。利用这些优惠政策，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得以短兵突击的大捞特捞。

如果在经济上不能得以短兵突击的大捞特捞，那么走升官而发财的路，也比大陆其他老百姓有捷径。根据规定，在海外获得硕士以上文凭的，进入公务员队伍可以直接给予处级（县长级）待遇或任命。根据崔大伟的统计，中国政府中，有两个部长是在国外获得他们的博士学位，大约100名副省长或更高级别的官员，也至少在海外进修过一年。有海外学历的背景，在官场上是很有利的。

崔大伟说，中国人出国和留学的更多了，他们的思想也随之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国际化；“同时他们也够聪明”。

聪明在于，知道在中国的当官，从1949年以后一直是越左越安全——除文革中的有些左派因为跟错人而倒霉外。所以，激进的爱国主义表现，纵有与中央不合拍的地方，也能不断地证明他们的政治上的正确，从而令政府将他们视为可靠与忠诚的人。——当然，如果能在经济上短兵突击而大捞特捞，这种“可靠与忠诚”的表现，就更加使他们可以蒙蔽视听、浑水摸鱼。

所以，笔者是很怀疑这些“海归”爱国主义者们的“爱国”用心的：就是把既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正义、公正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至于爱国么，尤其在某些“海归”谈到在中国推行民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时，那种嘲笑和抵制的态度，就实在不好说。

日前看到杨恒均一篇评论“来自番邦的高手张五常”的文字，杨恒均说张五常在攻击了一番《劳动合同法》之后，在表扬了中国的经济制度天下第一之后，突然对政府现在要搞一些福利、政府试图保护民工权益的做法都非常不以为然。但据说对中国有权威影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在说到民工每周加班超过36个小时就违反劳动合同法时，这位西域来的高手竟然喊：“民工有那么金贵吗？难道比我儿子还金贵，比我张五常还金贵？我儿子在美国常常加班，我张五常每天都超时工作！”

同目下时尚的大陆“海归”一样，这就是从西方回到香港的典型“海归”的表演。

杨恒均说，按照张五常的说法，整个西方都应该向我们取经，都应该向我们学习；张五常的讨厌之处是，他在说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后，不是感到羞耻和愤怒，而是继续喊道：啊，那个皇帝的屁股真他妈的是天下第一好看呀！

杨恒均质问，“你怎么送你儿子到美国去而不送到我们北京来？你怎么一直住香港，就是不肯移民广州？”

不过，杨恒均的质问，很没有意义。因为按照中国的现行规定，对“海归”们的政策是来去自由。“海归”们拥有外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即使来到北京或广州，也可以随时走人。所以，越西化的中国人反而越不喜欢西方，是假的；但用不喜欢西方的手段来讨好中国某些执政者，以图更多的利益，才是真的。

所以，他们不但要一个劲地唱赞歌，还要拼命诋毁中国政府的各项利民政策和措施，更要唱衰“科学、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人权”等等在内的普世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利用非民主的、威权的环境来大捞特捞；等将国家掏空了，人民不堪忍受了，火药桶快爆炸了，他们还可以摇摇摆摆、从从容容地拖着鼓囊囊的钱箱再回到西域去。那时，中国的痛苦、百姓的死活，与他们何干！

所以，现在的“海归”们，是最爱中国的，也是最爱中国共产党的。

但是，现在的“海归”们和上世纪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他们那种脱离西方、义无返顾的回到中国、建设中国的爱国，就根本不是一回事。

至于海外留学生的激进爱国，原因则是多样的。《新闻周刊》的这篇文章说，一个方面是，他们无法忍受西方人对中国的无知，“老实说，我们在国外时，我们确实碰到有人老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问中国有没有现代的建筑或汽车”；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对西方发怒的好处是有助于他们缓解乡愁，“他们需要一种和祖国的联系，他们通过反西方，会感觉到与自己的国家联在一起了”。此外，几十年的严格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使他们成为“小皇帝”，“觉得他们有权利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这一代人不希望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讯息，不管它是来自共产党，还是来自美国之音。”

笔者要补充的是，和成熟的“海归”们的投机爱国、牟利爱国相比，这些海外留学生也不乏处于青春期的冲动，而冲动的原因既源于西方的傲慢、偏见和侮辱、打击中国的言行，也源于西方对非我族类的实行霸权强权而让人寒心。

笔者理解并体谅他们：当年自己上大学、海外留学时，也有过他们类似的冲动。

一位不知名的网友给笔者留言：在博客中不断看到西方政客或媒体无端攻击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文章，这时我们愤怒了，我们抗议了。我们为什么不愤怒，为什么不抗议？但有人却给我们戴帽子：“愤青”。我一看，拿帽子的竟是中国人。我迷惘了，天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要民主，但爱国也不犯错。因为，我们始终记着诗人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但中央发话了：“干好自己的事情就是爱国”。

如果觉得不够，还要有更多的爱国表现，那就为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政制而加把劲吧。

笔者倒要看看：现时“海归”们的牟利爱国，究竟还能搞多久？！

当然，笔者最后要声明：时下的“海归”们不都是笔者所描述的这样，大部分“海归”的心以及他们的贡献都是爱国利民的。但笔者所描述的这部分“海归”，却不断地在玷污历代“海归”们的品德和形象，也不能不引起包括笔者在内的人们去警觉、去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