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比赢利更重要

來源：《金融时报》2009-03-20
作者：南非财政部长特雷弗•曼纽尔(Trevor Manuel)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在长时间屈从于女妖的诱惑之后，尤利塞斯(Ulysses)还能再把自己绑在甲板上吗？

全球增长速度骤降，其融资陷入混乱。制度理性的局限再一次不证自明。我们并非没有受到警告。历史记录不断重复：信心让位于狂热，恐慌紧随着下跌，精简先行于重建。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捍卫经济利己主义面前的道德情操，到德布勒(Debreu)用代数方式表述福利最大化均衡的信息化需求，经济学家一直很清楚，市场是不完善的，不能让它们自己来解决问题。

自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亚当•斯密以下，所有政治经济学家都明白，资本主义凭借国家权力对贪婪和滥用影响力施行有益的核查。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有识之士的评论中，对全球宏观经济趋势可持续性的担忧一直是一个不变的主题。他们一直不断地提醒人们，要当心人类理性及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然而长久以来，我们听任对市场激励举措未经调查的信心导致社会监管责任流于形式。对财务收益的算计，压倒了公共目标和责任的约束。对于企业利益的追逐，超越了竞争公平性的提升。

这种狂妄的程度令人惊愕。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观点：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产生的储蓄，应该继续为最富有国家的过度消费提供融资；我们已习惯了这样的事实：由于制度和外交上的僵化，全球无法采取一致行动；我们还习惯于看到：在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

我们现在是否能够形成有关一种不同的全球经济秩序——一种基于市场力量的驱动力，同时压制了权力和利己主义影响的模式——的共同愿景呢？我们能否让自由企业与良好的治理一致起来？我们能否创建一种平衡创新与责任的模式呢？

建立这样的秩序将需要认识到：不解决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就无法化解这场金融危机。中国要提高对资源的吸收利用，而西方国家必须节制其消费增长。同时，由于贸易政策与全球薪资结构密切相关，提高中国生活水平和缩小美国收入差距小的希望，肯定要高于扩大银行信贷规模。我们需要共同承诺抵制保护主义，并采取必要行动，以建立更为均衡的贸易关系和收入模式。

建立这样的秩序还需要面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挑战，这进而将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收入稳定和制度弹性。例如，中国不得不应对未富先老的前景。一些国家的储蓄和社保体系的制度性改革既带来了不应当的复杂性，还使穷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建立这样的秩序肯定会牵涉到对于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界限的重新审核。我们已经见证了按照私人企业构建的公共利益组织的巨大失败：在公共服务的谎言背后，自己中饱私囊有着成千上万种形式。通过那些打着金融合作幌子的安全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投资者所寻求的回报率即便以企业的风险承受水平来衡量都甚为寒酸。穷国一直受到被包装成援助的昂贵服务出口的欺骗。补贴给了那些有影响力的行业，关税则保护了强者。

解决办法不会是简单易行的。更多地从成败的事例中学习，将很好地服务于应有的关心与勤勉：如何安排制度与激励措施，以服务于既定的公共目标——从儿童营养到监管银行。这方面有着充足的事例，但我们的理解远远不够全面。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担任主席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发表的报告正确地认同邓小平的建议：我们必须愿意“摸着石头过河”。

建立一种全球新秩序，还必须为国际合作构建更强大的机制，认识到全球合作不仅包括主权国家之间的协定，还包括日益强大的商业网络与非政府网络之间的协定。劳工标准、医疗保健、产品监管、统一税收体系、运输网络的协调以及气候变化——我们都清楚，我们之间的相互联接需要有效的多边行动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是否有勇气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寻求解决结构性及社会协作问题上的行动迟缓，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金融协作的严重失败呢？

如果我们能请求全球领导人面对这个问题，或许能在找到适当的治理工具方面取得更大进展——通过这些工具来利用现代金融的牵引力，服务于发展议程。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增长和社会进步仍将是被金融资本束缚的奴仆。但这并非仅仅是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当务之急，金融机构也必须履行社会责任。毕竟，做出选择的正是尤利塞斯本人：“你们必须紧紧地绑住我……如果我乞求你们放了我，你们必须把我绑得更紧。”

本文作者为南非财政部长。

译者/君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