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遇春散文风格评析

來源：姚东《电影文学》2007年第22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以极少的作品树立了自己的风格、确立自己地位的作家。现代诗歌界的戴望舒、散文界的梁遇春都可以说是这一类的代表。本文简单评析了梁遇春散文的三个方面的风格：一是融合了东方和西方的创作风格，二是恬淡、悲观的人生态度，三是思想的独特和自由。
　　
梁遇春(1906—1932)，福建闽侯人，1924年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1928年秋毕业后曾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翌年返回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后因染急性猩红热，猝然去世。

梁遇春的文学活动始于大学期间，主要是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和写作散文。1926年开始陆续在《语丝》、《奔流》、《骆驼草》、《现代文学》、《新月》等刊物上发表散文，作品大部分收入生前汇集出版的《春醪集》和逝世后友人收集其遗作结集出版的《泪与笑》中。另有20-30种翻译作品。

梁遇春的散文在现代散文中独树一帜。虽然早逝，但获得的评价极高。废名曾说过：“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稍纵即逝。”在上个世纪20、30十年代他被郁达夫称之为“中国的爱利亚。”（注：今译“伊利亚”，即英国19世纪初著名散文大师兰姆笔名）。本文主要谈梁遇春散文风格的几个方面，一是融合了东方和西方的创作风格，二是恬淡、悲观的人生态度，三是思想的独特和自由。
　　
一、融合了东方和西方的创作风格

由于梁遇春学习的是外文专业，并且具有五四青年那种追求新文化新思想的梦想，兼之他自己翻译了20-30种外国作品，尤其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梁遇春就对查理斯·兰姆的散文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兰姆那里学会了如何观察人生、如何表现人生，并且把兰姆那洒脱不群的人生态度和舒展自如的谈话体散文风格吸收过来为己所用。兰姆的谈话体散文写作模式就成了他最喜欢的一种写作样式。因此，将写作活动界定为谈话，是观察梁遇春散文的一个很好的角度，梁遇春的一些散文就是利用谈话的形式进行的。《演讲》一文，基本上就是写的两个人的谈话过程，《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醉中梦话（一）》、《谈流浪汉》、《文艺杂谈》单是从题目来看，也就可以知道是以谈话的形式进行的。以谈话这种形式进行散文创作，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写作方法。十分迥异于中国传统散文的，就是与现代散文的一般创作方法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却非常适合梁遇春。据梁遇春的朋友回忆，他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什么事一旦挑起他神奇的思想，他就会“鼓起如莲之舌，说的天花乱坠”。谈话式写作方式比较自由、平易，不像一般的散文与读者有一种“隔”的感觉。

梁遇春好借用外国文学家已成的题目来来讨论人生。《谈“流浪汉”》他声明是来自当代英国小品文作家杰罗姆·凯·杰罗姆的文集名称。《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引用威廉·詹姆斯的话说：“每门学问的天生仇敌是那门的教授。”但借用归借用，文章中的看法却是他自己的。借用的题目或言语可以说是他散文写作的一个“催化剂”。

梁遇春还很喜欢掉书袋，我们通常一说到“掉书袋”，就会想到国故，梁遇春则除此之外，时不时涉及到欧洲的一些文学家。这点上，他与董桥比较相像。当然梁遇春等最早接触西方思想和文学的人，其作品中提及异域文学家及其作品自然也是近水楼台。他自己就是一个书袋，北大英语系毕业，研读了中、英、俄等多国的名家著作，颇有些博采众家之长的意思。

西方的审美心理和幽默也对梁遇春的散文创作也有不小的影响。梁遇春的业师叶公超在1933年除夕为梁遇春的遗著《泪与笑》作跋语时就评价这位学生：“在这集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确实是受了Lamb与Hazlitt的影响，尤其Lamb那种悲剧的幽默。”

虽然梁遇春的散文有西方随笔的影响，但同时又有东方人的风格。废名在《泪与笑》的序言里说：“秋心（梁遇春的笔名）的散文是我们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我们所羡慕不来学不来的，在他写给朋友的书简里，或者更见他的特色，玲珑多态，繁华足媚，其芜杂亦相当，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做为知音的话，一句话就道出梁遇春散文在西化形式下那不可掩盖的东方传统文化神韵。尽管梁遇春不断地在西方文化中汲取养分，也并没有摆脱自己骨子里的中国传统思想成分。可以说，在新文学的散文里面，梁遇春拥有魏晋六朝文风的潇洒与飘逸、沉哀与无奈。梁遇春和六朝人都追求人生的闲适和恬淡，喜欢随遇而安。在文笔的美丽下,有一颗流乱而愁苦的心。

西方散文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直截了当地谈论人情事况，自然而又真切，但是它的一个致命伤是：有可能因为太想靠近人生，反而因为太实而失之单薄。关于这一点，深谙西方散文的梁遇春曾有过解释：“……太迷醉于人生里面的人们看不清自然，因此也不懂得人生了。中国诗人常把人生的意思寄之于风景，随便看过去好像无非几句恬适的描写，其实包括了半生的领悟……外国人天天谈人生，却常讲到题外了。”(注：此段话摘自新浪网,原出处不祥)

他吸取了外国优秀散文的营养，且又继承中国历史悠久的散文传统，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国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比较完美的结合。甚至就是在同一篇文章里，东西方文化也相得益彰。《谈“流浪汉”》一文，作者从自己后悔写《人死观》谈起，思及Gentleman之难翻译，再扯出“流浪汉”的英文名字一路扯将下去，从耶稣直谈到在什刹海路旁打扮成叫花子进行乞讨的清末王公贝勒，到最后，兴致来了，不禁吟起古诗来，以苏东坡的一首《西江月》词做结，可谓痛快淋漓。

有评论者指出：梁遇春的散文是中国化的随笔（essay），是传统的小品文所追求的“短而隽”和西方崇高精神以及浸染着现代意识的美学观，凭借汹涌流转的想象相融合而成的一个矛盾体,这些都是很客观的评论。
　　
二、恬淡、悲观的人生态度
　　
梁遇春病逝的时候不到27岁，他的散文创作可以说是一种率性而为的青春写作，青春写作一词不仅仅是指写作者的年轻，更是指创作过程中特有的风格不成熟，思想尚且庞杂混乱的探索阶段。迷茫和感伤是大多数青春写作所带有的色彩，而梁遇春散文中的那种悲剧感却是与生俱来的，那种看待生命的独特视角和对宇宙万物的质疑、感慨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情绪宣泄，这一点从他的《人死观》、《泪与笑》、《破晓》、《黑暗》、《春雨》等文章中可以明确感知，梁遇春的两个集子的悲伤情绪是渐进的。可以说，梁遇春的幽默，正是基于一种骨子里的忧伤。在《梦中醉话（一）》中，他写道：“在我们这个空气沉闷的国度里，触目都是贫乏同困痛。”即使像公园这样的游乐场所，都听不到一点痛快的笑声，别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在《猫狗》一文里，他把上海比作一条狗，一条无端咬人的疯狗；而把北平比作一只猫，一只随时蚕食你的灵魂的猫。

充满生气活力的春历来是文人墨客歌颂赞美的对象，然而在梁遇春这里，“春”却充满了感伤，他对“春”的描写总是包含了一种“盛景易亡”的忧虑，这跟他性格中沉积的忧郁不无关系。在《又是一年春草绿》中，他开篇便说：“一年四季，我最怕的却是春天。” 接着又说：“一看到阶前草绿，窗外花红，我就感到宇宙的不调和，好像在弥留病人的榻旁听到少女的清脆的笑声，不，简直好像参加婚礼时候听到凄楚的丧钟。” 把春天和丧钟联系起来实属少见。他说自己“是个常带笑脸的人，虽然心绪凄其的时候居多”。

在《泪与笑》中，他说“泪是人生肯定的表示”，“我每回看到人们的流泪，不管是失恋的刺痛，或者丧亲的悲哀，我总觉得人世真是值得一活的。 ”把“流泪”这种源于悲痛的反应作为对人生进行肯定的一种标志，足可见梁遇春性格里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感。这种悲观还源于他虚无的人生态度，“在这本无目的的人生里，若使我们一定要找一个目的来折磨自己，那么最好的目的是制作‘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的心境。”“人生路上长亭更短亭,我们一时停足,一时迈步,望苍茫的黄昏里走去,眼也花了，头也晕了，脚也酸了……路有尽头吗，干吗要个尽头呢？走这条路有意义吗？什么叫做意义？人生的意义若在人生之中，那么这是人生，不足以解释人生；人生的意义若在人生之外，那么又何必走此一程呢？”和五四时的许多人生派作家不同，梁遇春人生的底色是灰色的，沉郁的，也是他真实心照的抒写。

需要注意的是：梁遇春的恬淡、悲观中也不乏激越，那种即使付之一炬也要忘情燃烧的理想主义，所以“火”成了他散文中常出现的一个意象。《观火》中说：“我们的生活也该像火焰这样无拘无束，顺着自己的意志狂奔，才会有生气，有趣味。我们的精神真该如火焰一般地飘忽莫定，只受里面的热力的指挥，冲倒习俗、成见、道德种种的藩篱，一直恣意下去，任情飞舞，才会迸出火花，幻出五色的美焰。”在《救火夫》里，他赞美救火夫，认为“天下最大的快乐无过于无顾忌地尽量使用己身隐藏的力量，”并宣称“我们都是上帝指派的救火夫，凡是生到人世来都具有旧人的责任”。然而这种理想主义落实到现实中，却是更深的无奈和绝望“我相信生命是一块顽铁，除非在同情的熔炉里烧得通红的，用人间世的灾难做锤子来使他迸出火花来，他总是那么冷冰冰的，死沉沉的，惘怅地徘徊于人生路上的我们天天都是在极剧烈的麻木里过去——一种甚至于不能得自己同情的苦痛。”
　　
三、思想的独特和自由
　　
梁遇春散文中的少年锐气、勇于思考以及热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打破了传统散文的谦冲平淡的模式。我想这与他并不着意写散文有关（其创作主要在翻译上），既不着意去写，自然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又加之年轻，容易做到言从己出。《“春朝”一刻值千金》里先是肯定“诗人画家为着要追求自己的幻梦，实现自己的痴愿，宁可牺牲一切物质的快乐……他们从艺术里能够得到无穷的安慰”，接下来却率性地说自己喜欢迟起，“迟起不仅是能够给我们这甜蜜的空气，它还能够打破我们结结实实的苦闷。”即使因迟起而手忙脚乱到他笔下也成了“我常常在办公时间五分钟以前起床，那时候洗脸拭牙进早餐，都要限最快的速度完成，全变做最浪漫的举动，当牙膏四溅，脸水横飞，一手拿着头梳，对着镜子，一面吃面包时节，谁会说人生是没有趣味呢？而且当时只怕过了时间，心中充满了冒险的情绪。”

在《“还我头来”及其他》一文中，他敏锐地指出了人云亦云的现状：“他们的态度，观察点总是大同小异———简直是全同无异”。他主张要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思考，推翻所谓“正宗”而不应迷信权威。他甚至揶揄了当时的导师梁启超，“梁启超先生开个书单，那种办法完全是青天白日当街杀人的刽子手行为，” 他又意犹未尽地嘲讽了胡适的自以为是：“胡适先生在《现代评论》曾说他治哲学史的方法是推一无二的路，凡同他不同的都会失败……（我）打算舍胡先生的大道而不由，另找个羊肠小径来。”其语气措辞可谓率真直白，一派天真而无城府之气。但这种天真又不同于不知世事的“无知的天真”他认为小孩子的天真不足称道，是“无知的天真”，和桌子的天真没什么区别，人们追求的应该是“超然物外的天真”。他说“经验陶冶后的天真是见花不采，看到美丽的女人，不动枕席之念的天真。”（《天真与经验》），他甚至赞美妓女“所以天下最贞洁高尚的女性是娼妓。她们受尽人们的揶揄，历遍人间凄凉的情境，尝到一切辛酸的味道，若使她们的心还卓然自立，那么这颗心一定是满着同情和怜悯。”（《黑暗》）

周国平也曾在《泪与笑》再版的序里对他的这种独创性作出过评价：“他不受任何前辈先生的意见支配，他苦讨冥搜，他自己就是‘象罔’。”在梁遇春的散文里，我们的确能感受到他在《谈“流浪汉”》中所提到的那种“无人无我，不失火气，也不失活气”的气质。

对于创作，梁遇春觉得胡适之所说的“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未免太正而不邪了，费力气如果是为了矫饰堆砌以迎合读者，还不如随手记下的随笔日记来得真实自然。“可见有时冲口出来的比苦心构造的还高一筹。”他欣赏的是把握技巧后的游刃有余，“卖力气的理想目的是使人家看不出卖力气的痕迹。”似乎可以说梁遇春的散文看重的不是一种苦心经营，而是“妙手偶得之”的真意。梁遇春的散文，兴趣总在探讨人生的各种景况和可能性，尽可能摒弃一切表面程式化人生的叙述话语，而着意于谈哭、谈笑，谈流浪汉、谈自己的睡懒觉心得等等真实的日常人生体味。和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离开人生谈人生，终究多了一点人生的真意。
　　
四、结语
　　
梁遇春一生短促，在世不到27年，除翻译作品外，给后人留下的只有《春醪集》和《泪与笑》两本薄薄的散文集子，约37篇散文作品。作品虽少，却已经有了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他的散文糅合中英两国文化精华，在“五四”名家众多的散文中，以“快谈、纵谈、放谈”而有别于他者，自成一家，被视为一个 “文体家”而存在，载入中国现代散文的演进史。虽然说成就还并不足以傲世，“成绩不大看得见，只有几个相知的朋友知道他酝酿了一个好气势而已”，但也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了。他在不经意之中，为现代散文展示了一种独特的、矛盾的，既融合了西方文学又承袭了东方文学的风格。这也是梁遇春虽然散文作品不多，创作时间颇为短暂，却占有一席之地的魅力所在。
　　
[作者简介]姚东（1970— ），女，湖北襄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大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