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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把讀書的樂趣融於人的歷史。在所謂人的歷史中，讀傳是條捷徑——傳記「濃縮人生精華」。你甚至只需幾個小時，就能把一個人看進了墳墓，想像他在墳墓中仰臥起坐，唉聲嘆氣。塋墓之外，我們在逝者的影子下完成對社會的回憶與改造，完成對往屆社會優良品質與智慧的追索與繼承。
坦率地說，是黃仁宇讓我重拾對歷史的興趣，我是說，我從學術上看出了歷史的樂趣。這位國民黨軍官在美國寫了《萬曆十五年》，用他的話來說，他研究的是大歷史（macro-history），這個詞很玄乎，我倒寧願把它想成「隨心所欲讀歷史」。雖偶有附會，但黃仁宇的學問的確是做得很深，也很中立，因此也給我們讀者一次換個角度讀歷史的機會（他的「換個角度看歷史」，差點換掉了我的工作）。黃仁宇和周恩來同是南開校友，遺憾的是，南開大學沒有把肄業生周恩來的禮遇分給肄業生黃仁宇一點，但這並不影響黃仁宇聲名遠播。
讀了黃仁宇的歷史書，我開始對海外的中國史家產生了興趣。作為旅美學者，唐德剛自然地成了我的書屋裡的貴賓了。雖然直到今天，唐德剛的書我只看了兩本，一本是《晚清七十年》（岳麓版），另一本即是我這裡要介紹的《胡適雜憶》（嚴格地說，還有《胡適口述評傳》，收錄在胡適全集中）。對於胡適的追尋，大概就是從這本書開始的。
唐德剛是胡適晚年的入室弟子，曾親自錄製並譯注《胡適口述自傳》，被公認為海外論胡允當者。唐之胡說，不辱大方，意創筆隨，明珠走盤，的確是些好書。唐德剛在《雜憶》書尾稱：「關於瞭解胡適 ----尤其是青年知識份子要瞭解胡適，我個人的看法，最可靠的兩部書，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適口述自傳》。」在筆者看來，《雜憶》是可以和上述兩本比肩的。在該書中，唐德剛對胡適沒有太多的隱諱，儘可能地做到客觀（當然，也有些看法和讀者大相逕庭）。
在雜憶胡適時，唐德剛並未因為是胡適的入室弟子而像羅爾綱寫《師門五年記》、《胡適瑣憶》時那樣畢恭畢敬，更多是尖刻、風趣與超脫。比如談到胡適與政治，唐德剛說，胡適是「不要兒子，兒子來了」；胡適容忍，是「愛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語）；搞政治胡適後天不足，「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與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作政論家的眼光」；胡適被杜威老師牽了一輩子鼻子，做了幾十年齊天大聖，最後發現自己不過是個癩和尚的保鏢；老頑童甚至向讀者回憶起胡老師擠公共汽車時的情景，「一個瘦骨嶙峋的脊椎動物」。
當然這些並不影響唐德剛對老師的正面評價，「（胡適是）近代中國惟一沒有槍桿子作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胡適的確是個聖人，在他身上，全然沒有兩千年來無數鄉願、學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僕們自閹精神的「繼往」，更沒有紅色革命時期極端的革命黨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閹他人的「開來」。
對於五四運動，唐德剛與胡適的觀點並不一樣。胡適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對政治，另一方面，卻又做了一輩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夭折，便是把五四運動政治化的結果。」唐德剛後來解釋道，「新文化運動這部列車，被這批小夥計扳錯了方向盤，就橫衝直撞起來，結果，目的熱，方向盲，列車出了軌、翻了車，弄得傷亡遍野。可憐的老胡適也被弄得教授當不成，新文化運動前功盡棄，而跑到紐約來落草。所以他反對五四運動。」
對於五四運動的是非褒貶由來已久，胡適的觀點是，「新文化運動才是那害了兩千年癱瘓病的中國固有文明的對症良藥，是當前救國救民的惟一道路」（《口述自傳 --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胡適的理想是在一個非政治化的環境下投身文化與科學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國的文藝復興。折騰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沒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僅靠幾個先知先進帶著群盲打打殺殺瓜田分地殺資本家，僅圖一時一勢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會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業，而不只是解放豬圈裡的牲口，讓它從張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廚房。
歷史車輪鬼打牆。轉到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到處知了般佯叫人文關懷。除了賣豬飼料的，甚麼樣的企業都開始將「以人為本」的招牌掛上了大街。當然，以人為本並非舶來品，甚至可以說是中國的國粹。中國從來就是以人為本的。只不過，中國的以人為本是以鉗制人為本，而西方的人本卻是以尊重人、解放人為本。關於這一點，胡適在一次出遊東北時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區別是前者是人力車文明（筆者稱之為牲畜式的文明），後者是摩托車文明。所以胡適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國，再造文明，要實用主義，要杜威哲學，要全盤西化（後措辭為充分世界化）；因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適說的容忍並不是菩薩說的容忍。菩薩說，人是最可寶貴的，沒有人，誰也不會抬著我這偶像上街了。
胡適一生奉行多研究些問題，少談點主義。唐弟子給胡老師的「輓聯」卻是，「多研究經濟，好研究問題」。
「胡先生告訴我，他在康乃爾讀大學本科時，對經濟學就沒有興趣，未嚐先修有關經濟學的科目，因而他一輩子對各種經濟學也很少涉獵。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談政治問題的致命傷」；「胡適之先生對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雖然生死以之，他卻始終沒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論來。不是他無此才華，而是他在社會科學上無此功力！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來對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國政治經濟的演變作一番通盤的瞭解，而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去搞一點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東來西又倒。」
胡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入室弟子這樣給他蓋棺定論，定會氣得從棺材裡坐起來。生死以之，忙了一輩子竟然被弟子說成了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江湖郎中。
胡適生前建樹頗多，也因此被「我的學生毛澤東」組織大陸學界搞了數百萬字的批判。
胡適膝下有二子，長子胡祖望，得名於胡母馮順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適親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達了他對老師的敬重之情，更含著他一生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1949年後，胡適去了美國，祖望繼續留在美國，思杜卻留在了大陸，並於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改造。
「不要兒子，兒子來了」。胡適曾說，「思杜是我創造的。」大意是說中國該選擇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的兒子竟會朝他飛來投槍，稱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1951年，胡思杜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了《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他對反對派的赤膽忠心，終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敵的頹運，全國勝利來臨時，他離開了北京，離開了中國……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進步性的……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惡和他的有限的（動機在於在中國開闢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封建的進步作用相比，後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
1930年4月，胡適曾寫信給楊杏佛，稱「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說，「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說這話時，他大概不會料到，1957年，胡思杜被劃為右派，後自殺身亡。胡適痛失骨肉，「思杜」化作一縷輕煙。歷史以其特有的殘忍將胡適的自由主義大旗扔進了雖前仆而無後繼的悲觀處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適房間裡給死人的地方多（胡適愛藏書），給活人的地方少」，事實上，胡適彼時，淒涼晚境，已經無人願為他挺血肉之軀，更不會如他改寫的《西遊記》第八十一難「觀音點簿添一難，唐僧割肉度群魔」般割肉餵了小鬼，一切苦難只由得他自己去擔當了。
筆者花了半年時間苦讀《胡適全集》，時長痛短痛，噓聲振壁。以下胡適諸多理論，幾十年後當年曾經敵視他的政府，無論台灣當局還是中國大陸都在悄悄地實踐著：
-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胡適的真理觀：後見於中共結束兩個凡是）；
- 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胡適的摸著石頭過河：幾十年後見於中共經濟體制改革）；
-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的實用主義：見於鄧小平的貓論）；
- 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胡適的多元論：見於2001年中共七一講話，對意識形態之爭的放鬆，社會 主義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
- 充分西方化（中國改革開放，充分世界化）；
- 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仍是教育（再窮也不能窮教育）；
- 把國民黨分成兩半或成立一個新的政黨實行民主政治（胡適的兩黨制設想，已經在中國台灣實現）；
- 中國需要醫治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大革命半個世紀過去，五毒俱全）；
- 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幾十年後中國台灣國民黨放棄黨政與訓政走向憲政，新中國成立近四十年後中國農村出現了海選）；
-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台灣解開報禁）；
- 中國應該搞邦聯制（…… ……）；
關於胡適與他的思想，唐德剛有一段精彩的點評，摘錄如下：
一次在背後看他打麻將，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雜牌，連呼「不成氣候，不成氣候！」，可是「好張子」卻不斷地來，他東拼西湊，手忙腳亂，結果還是和不了牌。原來胡適之這位啟蒙大師就是這樣東拼西湊，手忙腳亂。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條斯理，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張子，壞張子」，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
其實「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又豈只胡家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裡，各黨派、各學派、各宗師……哪一個不是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呢？！胸有成竹，取捨分明，所以他們沒有胡適之那樣博學多才，他們也就沒有胡適之那樣手忙腳亂了！
讀後大笑，我笑出了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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