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从政」的千古悲剧DNA

轉載自：DWNEWS.COM-- 2008年6月15日5:17:54(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苹果日报》陶杰／特区政府聘请政治助理，香港年轻一代的学者应聘，虽然公众指摘薪酬与年龄资历不合比例，但政府开辟「书生从政」的机会，比殖民地政府和前董政府都更为大胆。本地的文人「知识分子」，反应却未见友善，或落井下石，或同根相煎，据说连特区政府也大感意外。

书生可以「论政」，却不适合「从政」，因为所谓知识分子，以浪漫的有色眼镜看这个世界，梦想和现实往往分不清。二十世纪「书生从政」而沦为悲剧收场的人物，数不胜数，中国的汪精衞与俄国的托洛斯基，是中外两大典型，其性格有相似，其归宿也一样凄惨。

文人从政的最大缺陷，是所谓「自我」。书读得一知半解，没有悟通世情险恶之道，往往又头巾气满胸，一旦遇到挫折，由於性格柔弱，又牢骚满腹。汪精衞与托洛斯基相同之处，不仅是处於同代，而且一个是孙中山逝世时在病榻边起草遗嘱的继承者，一个是列宁临终时属意的接班人。两人的权业都一度如日中天，两人都有缔造历史的千载机会，但正如所谓彼得定律：「每个人都会升迁到他能力不逮的职位」，时势变化太快，潮流掀卷太急，这两位知识分子忽然好梦成真，发现自己与君王的宝座仅有一步之遥，心理调适困难，性格转型无路，本来最多是屈原和诸葛亮的材料，命运却指定他们当楚怀王或刘备。这就是文人从政悲剧的开始。

汪精衞多愁善感，一生为浪漫的情绪支配，读得刺客列传多了，年纪轻轻就想刺杀摄政王。参加革命，出於浪漫的狂想（Fantasy），而缺乏从政必须的谋略。汪精衞是把毛泽东拉进国民党的介绍人，可以想像，狡诈说谎而脸不红的毛泽东，在汪精衞面前滔滔抒发强国抱负的时候，汪精衞一定在这个后进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文人缺乏深沉的政治判断，对人情世故也没有江湖历练，理论第一，理想先行，偏偏一定会遇上一个不学无术，无才缺德的流氓对手。汪精衞遇到蒋介石，托洛斯基遇上史达林，在权谋面前，要掷骰子下重注的时候，不是踟蹰寡断，就是押错了宝，一子走错满局输。

列宁弥留时，属意托洛斯基接班，那知道在列宁的丧礼上，托洛斯基却跑到黑海去养病。独裁者的丧礼，是下面一干野心家争权的戏场，托洛斯基缺席，史达林正好主持大局。

托洛斯基为甚麽缺席呢？原来是头巾气作祟。他热情奔放，不喜欢官僚的开会；他热爱文学，目空一切，喜欢钻研生活，对俄国革命衍生的许多问题并无解决的兴趣。更要命的是也太介意别人对他的观感，他本来有上位的正当理由，但他怕引起众议，说他有野心、出风头，尤其因为他是犹太人，内心有自卑情绪，相反史达林一旦认定目标，就专心经营。后来，托洛斯基眼看受排挤，也马上提出自己的「政纲」：苏联要急促工业化、输出世界革命，但为时已晚，史达林把托洛斯基的一套抄过来据为己有，派杀手去墨西哥把流亡的托洛斯基杀掉。

汪精衞情感澎湃，大开大合，当他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而不事先知会自己，嚎啕大哭，以头撞墙。两个人都有书生的一切弱点：自负而自我中心，空想而情绪化，怎会不自寻死路？

这两个差一线就攀上了权力宝座，次一等的，和中共早期的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国府后期的胡适、外交部长叶公超，不是莫名其妙做了替死鬼，就是壮志难伸，苦头吃足。他们缺乏的是流氓气，也就是不够「马其艾维里」。文人要有流氓强盗气质的增值。才会在政治上成功，中国两千年来，做到这一点，只有曹操和曾国藩两人。

因为书生的DNA实在太深远，在一个不民主、压制自由的制度下，书生由进私塾一起就梦想爱国报国，往往到「学而优则仕」之后才发觉中国政治之污秽残酷，其时脱身已晚，后悔太迟。哈姆雷特的名言：「进与退，是个大问题。」文人不搞政治，像徐志摩之流，尚且在甚麽陆小曼、张幼仪、林徽音几个女人之间纠缠出洋相，何况「从政」？

台湾国民党领袖马英九，是现代华人社会书生民主从政的先例，也难免展示了此一遗传基因的弱点。日本自衞队在钓鱼台海域擒捕台湾渔船船长，扣押三日，马英九最初反应懦弱，民间骂急了，马上说「对日不惜一战」，这种话说得太早、说得太满，也充满汪精衞各走极端的风格。然而可庆幸者，是马总统毕竟没有亲自驾一艘快艇到钓鱼台，赤膊下水，像香港的保钓烈士陈毓祥先生（事隔十多年，失忆的香港下一代，恐亦记不得这个名字了）一样，在蓝天碧海中高喊口号，宣示主权，毕竟令人安慰。对於马英九的转型问题，还是可以再观察，在替他一把冷汗之馀，抱有一点点希望。